我与红楼梦(散文)

◎ 欧阳小戎   

要是你问我读过几遍《红楼梦》，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一百二十回通读的话，大概有三、四遍；光算前八十回，有将近二十遍吧？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概从十三岁到十七岁，我最喜欢干的事之一，就是翻开《红楼梦》，专挑有宝玉和黛玉的章节看，尤其是黛玉。当然，我这一点小打小闹，在很多红学家眼里不过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不过，我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一生泡在《红楼梦》一本书上，又不能靠它哄饱肚皮，更不能靠它赢得什么“学者”或是“XX家”的美誉。

但无论如何，《红楼梦》是我最心爱的一本书。可是，我只有一本《红楼梦》，列宁格勒本，硬皮、单本，字很小，封面上宝黛正共读《西厢》。那是初三时花七块两毛钱买的，初二时候我就想买下，当时只要六块四，但不好意思和妈妈要钱，只好硬熬了一年。

我已经忘了，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红楼，印象里似乎从谢晋导演的电视剧开始。因为饰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是家门，所以特别神往。在儿时的生活里，“欧阳”这两个字是很稀奇的东西。

我忘了究竟是哪一年，姨姐带着外甥女红玲前来，住在父母宿舍里。虽然辈份差了一辈，红玲却和我们是同龄人。于是晚间大发人来疯，我们隔着板壁，一边在床上蹦一边喊：

“你是贾宝玉！”

“你是林黛玉！”

“你是薛宝钗！”

“你是王熙凤！”

……

大人们都在她那边的屋里，她没词了就去问大人，将我和哥哥彻底打败，我们俩只好钻进被窝睡大觉，而她还在隔壁跳着喊个不停。

电视剧《红楼梦》刚开始播放时，大人们兴致很高，几乎整个学校的老师们都涌到会议室里全校唯一一台电视机前，附近很多农民也赶来凑热闹，会议室水泄不通。他们嫌小孩吵闹，往往电视一开始，就将小孩全部赶走，所以我也没捞到几个镜头看，只记得宝黛初逢时，那种气息似乎在哪里嗅到过。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前世吧？那时候那么小，怎么可能曾经嗅到过那种气息呢？

不能看电视，我十分失落，到了后来大人们说：“不好看！林黛玉只会哭。”我想，既然如此，不看也罢。但每当回想起已变得模糊不清的那场相逢，我觉得大人们肯定没看明白。

我喜欢黛玉，无论是电视上还是画上，各种各样的画。那时我见过的画不多，大部分图上她总是提个小花篮，我更喜欢她转身掩面哭泣的样子。

兄弟俩渐渐长大，可以自己下城了。实际上是哥哥带着我下城，我自己肯定不敢一个人去坐长途车。我们在十里长亭下车，然后手挽手踏着布满铁矿石的乡间小路，步行十里，到外婆家去。我们还会沿途拣些铁矿石，拿去给表兄当打鸟的弹弓子，但是我们拣的都不合格。

有一次，我在表兄的屋里发现一个大纸箱，纸箱中全是连环画，于是如获珍宝，趁他不在时坐在纸箱旁地上偷看，里面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竟然还有十好几本《红楼梦》。尽管那些连环画连接不起来，还是将我醉倒在那里。斗败的老鼠从报纸糊的天花上摔落在我头顶，都惶然不知。哥哥的外号叫“书迷”，我敢打赌，他从未这样着迷过。

到了小学四年级，母亲决定培养我的多种兴趣，于是给我借来了这辈子的第一个大部头：《红楼梦》。三册装脂本，还是第一次简化字。但母亲觉得有前八十回就够了，所以只借来了两册。每天做完作业，小伙伴们再约我去打仗，已经不可能。我在煤油灯下读书，煤油灯父亲亲手制作，无论设计思维还是制作工艺，都堪称天才。他用罐头瓶、牙膏皮和纱布做原材料，既亮且省油，还能调节亮度，不会生烟。许多女老师都来请他制作油灯，弄得单身男老师们很不服气，决心将他比下去，但他们作出来的灯，还不如市面上买来的气死风灯好使。

我花了三天将它们看完，母亲说：“看完了我拿去还吧。”她还掉书后，我就决心要自己买一部《红楼梦》，买一百二十回的。我想有一本《红楼梦》，也许是因为我想要证明给小外看，我和别的人不一样。

小外是个黄头发的女孩，不知是基因变异还是怎么回事，四年级才转学到了我们班上。她挤走了一位农村女孩，坐到了第二排。第二排是教室里的黄金位置，所以我想她也许真的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小外是班里最洋气的同学，在我们这群土包子里，俨然是个贵族。她苗条雅致，坐立谈吐平静而端正，衣着既整洁又漂亮，头发一尺左右，批在肩上。我从未见过留披肩发的女生，更没有见过披肩金发。当那金发随着步伐轻轻波动，我觉得她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她比地质队的孩子们还要洋气很多，地质队已经搬走，孩子们随大人而去。我们班上先后有过八个地质队的孩子，我最喜欢胖胖的，不太说话，学习成绩也不如其他同伴的许建勇。因为力气大，没人敢欺负他。听说地质队要搬迁，我第一次向妈妈要钱，买了一块黑白双色橡皮，套上个红纸条糊的圈儿送他。直到小学毕业，我也从未用过能擦掉钢笔字的黑白双色橡皮。他送我的礼物是一个小红笔记本，封面上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字样。

小外基本上不和同学们来往，只是偶尔轻声说上一两句。她的同桌，我的挚友二呆子想要亲近她，遭到冷遇之后恼羞成怒搞恶作剧坑她。于是小外向老师告发二呆子，从此和同学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坐在第五排，印象里从未和她说过话，即便是说话，也是发作业时，趁机叫她的名字，博她一次回眸。我们发作业，都是在座位上叫唤一声，然后将作业本旋转着飞过去。

一天下午，我和一个小孩打架。他比我年纪大，打架的经验更要丰富许多，所以我根本不是他对手。于是我取下眼镜牢牢护在胸前，任凭他拳打脚踢。他终于打得没劲了，指着我鼻子说：“你给我记着点！”转身要走，我使劲歪昂着头，瞪着他冷笑。他恼了，又捶我一顿。然后又要走，我接着冷笑不止，如此反复四、五次，他终于彻底厌烦，走了。我仍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保持护住眼镜的姿态僵立。我想起小外，但我觉得，她要是知道我打架而且被打了还不还手，只会更加对我不屑一顾。但如果是黛玉的话，绝不会这样对待一个单纯地思念着自己的人。于是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从大惊“仿佛在哪里见过”，直到焚毁诗稿，我有些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我只隐隐觉得，这世上有聊聊几样未知的大幸福，为了那“仿佛在哪里见过”的人，生命和诗篇一同化作尘埃，便是其一。

副校长看见我呆立在积了寸许灰尘的角落，大声训斥：“你！怎么回事？”我清醒过来，便戴上眼镜，昂首从他胸前走过，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甚至没有喊他一声。等我回到教室，副校长尾随而至，将我拎走，罚站在洗菜池旁的水沟里。那里早已站了几位不知犯了什么事的山里孩子。校长路过，说：“你们倒是自在得很啊！”于是让我们相互往脸上抹污泥。我不让别人来抹，自己捞了一捧污泥扣在脸上，校长说：“你倒是自觉。”别的孩子相互抹了泥污之后，又相互怨恨起来，纷纷朝别人脸上摔污泥浆子，顿时他们全都变成了黑脸包公。校长冷笑：“你！想偷工减料！”命令一个孩子使劲往我脸上涂。那孩子顿时疑惑起来，我说：“来嘛，反正我们都是泥做的骨肉。”

这当口，班主任老师赶来，将我救走。她对校长说：“这个是好学生，偶尔犯一次错误，原谅他吧。”后来得知，她进到教室，见我不在，同学们都十分担忧地说：“被副校长很生气地叫走了，快去找回来吧！”唯有小外说：“干了坏事，活该！”

后来有一次，我乘车下城，在车上遇上了小外。她穿条蓝色裙子，配上绿上衣，金发更加显得漂亮。见我上车，便扭了头。中途，她下了车，一个和她穿着同样洋气的女孩在等她，两人手挽手一路跳着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这辈子永远看你的背影好了，我要找一个比你更漂亮的女孩，她会和我面对面说话。此后，我再发她的作业，便未叫过她，只是让同学给她传过去。

一年后，我跳了级，再也没有见过小外，等到考上初中，回想起小学时的女孩，最喜欢的人竟是与我同桌过一年的地质队女孩游兰兰。她也是后来才随父母来到这里，地质队的孩子们喜欢欺负她，因为她傻乎乎的。别人欺负了她，她却不知道该怎么还击，也不知道告状，无论告到老师那还是告到大人那。但是，那时候我竟然也和那些孩子一起欺负过她，而她直到离开都从未生过我的气，当我对她不好的时候，她甚至近乎哀求地想要与我和解。我记得，一次我们斗将军草，我被她斩了首，便怒气冲冲将她的草头拧下。那一刻她异常伤心，整整一年从未见她如此伤心过。我想起斗草的香菱，曾经因为一根草头儿哭泣，兰兰也许也哭过。我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见到兰兰，直到现在，我仍依稀记得她憨憨的神态。有一个理论，说小时候漂亮的女孩，长大一般都丑；而小时候憨憨的女孩，长大往往都漂亮。兰兰一定早已出落成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子。

十二岁，我到了城里，住在教师宿舍里。我所留恋的一切，都在蓦然间离我而去。再没有田野可以奔跑；没有山林可以长歌；没有溪流可以濯足；没有了啄木官和沙坝鹅；穿按钮衣服会被当作趣事；连老母鸡，都只能呆在笼子里。我每日都在叹息：“难扎（难以驻扎）～”

除了有了一个新华书店，城里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到新华书店去，除了文学柜，我只在围棋书附近徘徊。那时有一套连环画大小的围棋书，名叫《只此一手》，写得精彩之至，下棋就象是在读一本无字的小说。日本人写的，其中不乏林海峰一类的世界级名家。新华书店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虽然这里的书我几个月便看完了。刚开始，店员们发现我一蹲就是几个钟头，从不买书，赶我。但过几天我换身衣服又来了，她们赶了几次，也就不愿再理睬我，因为我从未弄脏弄坏过一页纸，而且看完总是规规矩矩把书送回原位。

这里的小说数量实在有限，人们最喜欢光顾《三言.二拍》，《复活》却无人问津。我决定，把书架最高处那四部红学著作取下来看。一看不得了，原来《红楼梦》竟有如此无穷无尽的奥妙。不知不觉四部读完，心满意足地拍着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肚皮，挖空心思想要多总结出点《红》的“历史局限性”，从那四部书起，我当了七年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当时，同学们的谈吐中，常常出现一些令我一头雾水的字眼。我坐在第四排，身后是两位高个子女孩，盛江和阿娜。盛江经常被男生欺负，而阿娜却从不受欺。每次遭到男生取笑，盛江便很生气站起来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男生们其实不是想取笑她，是想看看她被取笑后又急又气的表情，观看这种表情，对他们是一种更大的乐趣。我觉得我有点喜欢她，一次趁她不在悄悄问阿娜，盛江的外号之一“毛东珠”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在骂毛泽东是猪。她偷偷告诉我，那是《鹿鼎记》上一个假扮成太后的女特务。我又问：“《鹿鼎记》是什么东西？”她说是金庸小说。于是我开始讨厌金庸，直到现在。

时间渐渐久了，我觉得有必要欺负欺负平日里没人敢碰的阿娜。经常给她东找点不耐烦，西找点不客气。但她从不生我的气，我有些恼火，一次，我把她自行车气门芯拔了。一众男生皆惊：“你居然敢拔李自娜的气门芯，死定了！”我有些受惊，准备着她劈头盖脸把我骂一顿。

中午放学，我躲在远处偷看她，只见她十分平静地推着气门芯不知所踪的自行车，和女友一边说着什么高兴事，一边慢慢回家吃饭，我觉得她不会骂我了，但我害怕她再不理我。

阿娜依旧和我交往如故，只是有时笑着说：“我记得的，你等着，敢拔我气门芯！哼！”不久，盛江换了座位，新来我身后的是被阿娜称为“老胡其”的胡其辉，我误听为“老蝴蝶”，便这样称呼新“后盾”。她们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有时我望着已经坐到别处的盛江，有些难过，她虽然也和阿娜很要好，但我想要是她能得到“老蝴蝶”的待遇，该多好！

后来我知道，“老蝴蝶”的妈妈在新华书店卖书，两人会同去新华书店逛。那时我已经渐渐厌烦了新华书店，但还是三天两头往那里跑，端起那些红学著作之类，装模作样等在那里，想看看阿娜，也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开始研究红学。但当她俩真的出现，又不敢打招呼，只好低着头假装看书，又偷偷从纸头上看她。

初三了，我想要到地区一中去，经常在她耳畔说地区一中如何如何好，生活又自由，简直是个天堂。我幻想着说服她一同去考地区一中，然后再找机会说服她一同去考同一所大学。但是她考了中专，她得尽快工作挣钱。

当我走进地区一中，看看身边几个曾经的初中女同学，心中怅然。阿娜没有来，虽然她根本不比她们差。

我已经读了一年半的高中，一次放假回家，又跑到新华书店，正酣读之际，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着什么，抬头，原来是阿娜。我颤抖起来，想站起来向她跑去，但是我没有，我黝黑的面孔和瘦小的身躯，在她面前，仿佛是个卡西莫多。她看了我几眼，似乎在想什么，但没有前来相认便转身离去。之所以不来相认，大概是因为我先发现了她而不去认她，她只好走了。

大学时，妈妈对我说：“你那初中同学李自娜，在县医院当护士呢，经常骑车从巷口过，我看见过好几次。”我问：“你还记得李自娜？”她说：“是呀，眼睛大大的那个。”

至今，我每次走到巷口，都忍不住张望，想等待阿娜骑着自行车从眼前路过，但我从未遇上过她。我曾经拔过她的气门芯，不知她是否还记得？

在地区一中里，我有好几个伙伴，我们一起做坏事，一起饿肚皮，一起分享劣质烟草，一起打球，一起去买米或其它日用品，然后一起快活。但我还是隐隐忧伤，我想在身边找一个黛玉的化身，但没有发现谁有这潜质。于是，我向一位同学借来了《红楼》，当孤独来临之际，我便读《红楼》度日，专挑宝黛的情节看。那时候，我同时沉迷于李白的诗，只要是李白写的，我就视为珍宝，到处寻找那些不知名的李白诗，或是其他诗人写的涉及李白的诗歌。新华书店里只有杜甫的集子，一次，在一位邻班邻县同学床上，发现一本李白的集子，于是借了过来，一借一年有余。

当时，我有两个最好的硬皮笔记本，一本抄满了李白的诗，一本抄满了《红楼》中的诗词歌赋。我怕别人要我还书，便将他们抄了下来。按古代的书写习惯，竖行，从右至左，无标点，倒着翻开。可惜，我不会写多少繁体字。

我渐渐厌恶了那些红学家们，起因很简单，一次忽然想起有位红学家“考证”出来过：雍正皇帝系曹雪芹所谋杀。我心中大呼：“上当！”从此，再不相信任何红学家。二十六岁那年，读到一本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上面说：“在俄国，陀氏的作品，就象中国的《红楼梦》。中国有无数吃《红楼梦》饭的人，俄国也有无数吃陀斯妥耶夫斯基饭的人。”人们拿曹雪芹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赢取名利地位，学者的头衔，而非要追求与大师形成心灵上的共鸣，这是对大师最大的侮辱。这些人，还不如根本记不得谁是“蕉下客”或“树皮擦”的最普通读者。

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走到靠文字吃饭的路上，我儿时的梦想是当个宇航员。到了高中，同学们喜欢读科幻小说，宿舍里经常出现《科幻世界》之类的杂志，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堪入目，那不是科幻，而是意淫。但我仍旧想要飞到天上去，不知道天上究竟有什么在吸引我。我不可能飞上天，我是个深度弱视。所以我决心去造能飞上天的东西，我报考了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但是考上了北航，却没有考上飞行器设计专业。后来进入北航，才得知，在人们眼里，飞行器设计系是最差的，因为这个系的学生不好找工作，往往得到清贫的岗位上去苦熬青春。我大悲，飞天之梦于世人来说，不如到办公室里享受喝茶看报的一生；对于当权者来说，那是对付敌对势力的强力武器。

我无法上天，只能想别的法子，让灵魂飞到天上去。于是煎熬了二十七年之后，终于走上自由写作之路，这是一条充满坎坷与磨难的不归之路，无数人倒毙在半途。不过，这条路的诱惑不可阻挡，曹雪芹已经靠着他的《红楼梦》到达了宇宙深处，我想去追逐他。

大学四年，阅读基本中断，我读了些武侠小说，学校图书馆里没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只有些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读物，拉普制造的文字垃圾。比如讲某个锻工甘作螺丝钉，然后赢得女技术员的芳心，过上幸福生活。倒是一次替同学租武侠小说时，发现一套《静静的顿河》，借回来翻开便不敢释手。因为穷，只能一本一本租，所以跑了四趟租书铺。租书处的女孩问：“好看吧？”我说：“好！真是好书啊！”她点头称许，说：“现在还喜欢看这种书的人不多了……”言语间微微惆怅。我问：“有没有《红楼梦》？”她笑：“连《红楼梦》都没看过吗？”我犹豫了一会，说：“是啊！”她说铺子里没有，只有武侠或言情，但她自己有一部，愿意借给我，条件是不许弄脏弄皱，外加一顿消夜。我欣然允诺，但当我下一次再去租书铺，她已经不见。我问老板，老板说，她准备好《红楼梦》，等了我好几天，但没有等到，现在她已经找到更好的工作，走了。

刚入大学不久，我们宿舍便和一个女生宿舍好上了，互相录了音送对方。我还没有见过那些女孩子，只是磁带里有个女孩在唱《葬花吟》。我不知道，后来的日子，对她究竟是什么感情，我时常用她来做诗歌的倾诉对象，但却又不愿和她在一起。有一年回家，在从昆明开往老家的夜班车里，无法入睡，只是心头想着什么。夜很深，冬天的山岭一片漆黑，玻璃窗上结了厚厚水雾。旅客们大多睡去，车内光线仅能供人摸索下到地面的楼梯。

忽然，我渴望有一个爱人，于是我把手指放在雾蒙蒙的玻璃窗上，写下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望着那字发了一会呆，透过那字我看见了夜空中模模糊糊的半月。我想要到天上去，浓密夜色中的高天，那里有一个人在等我。于是我摇摇头，将那个字擦掉。月亮更加亮了，但仍旧只有一半，不知道，若是真能上到高天，能否做她的另一半。月盈，月缺；月盈，月缺。这仿佛无休止的轮回不会是永恒，我们都将被膨胀的太阳吞没，然后和它一起走向孤寂的毁灭。

我没有留在北京，夹着尾巴逃回云南。开始能挣点钱了，我开始买书，阅读。五年间，我拼命找书来读，却不好好工作，有的一遍一遍反复读来读去，每一遍都能得到新的收获。别人都在努力学习业务，读各种各样的业务书籍，或者参加这种培训、那种讲座，而我，却在削尖脑袋找无关紧要的“闲书”来读。这五年来，几乎都在读西方的东西。从维吉尔到耶利内克；从希罗多德到哈维尔。我渐渐忘记了《红楼梦》。

去年六月，上海长宁区图书馆里已经剩不下几本对我胃口的书，市图书馆则更加如此。长宁区图书馆在上海小有名气，据说先前居然能找到刘晓波老师的一些著作。我真的在他们电脑里查到晓波老师名字，虽然明知已经不可能，我还是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反复寻找。当然，不可能找到晓波老师的东西，余杰倒是有几本：《火与冰》、《暧昧的邻居》和《香草山》。这几本在书店里皆已下架，而这里还堂而皇之摆在上面。余杰并不是一个写小说的好手，《香草山》象个玩意儿，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小说的力量，所以也就没有试图去领悟小说的精神。尽管《香草山》从笔法上来说不错，但算不上真正的小说，里面没有“小说气”。

长宁区图书馆果然不凡，至少比上海市图书馆要强，虽然规模很小。这里往往能找到一些好书，譬如史铁生、李银河。我读了他们，觉得还是平平，于是又找王安忆之类来读，更不堪入目。中国文学，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红楼梦》，哪怕王小波也不能。

我对长宁区图书馆失望了，揣着借书证，骑上自行车满上海寻找，但整个上海再也找不到比长宁区图书馆更好的地方。于是悻悻回到长宁，借了一套《红楼梦》。那时正值五一长假，我从早晨起来，便靠在房东太太留下的旧沙发上读书，肚子饿则起来熬锅煳粥，直到夜深。除了大学时第一次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我记不得还有哪本书读得如此畅快过。那是程甲本，里面尤三姐的淫乱情节被删改掉，她成了贞洁烈妇。于是我惆怅万分，决心找回真正的尤三姐。读完后回到图书馆，见有脂本，十二册毛笔手书影印版，竖排、繁体。但是不全，只有七本，而尤三姐的段落正好缺失。我只好对着书架摇摇头，看来三姐去了别处。我喜欢淫乱叛逆的三姐，这是她的美不可割裂的一部分，篡改了这一部分，就变成了虚假，假的，自然也就谈不上美。等待真爱的人，往往只能等到一个悲剧的收场，这大概是真爱最好的归宿。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能用来骗小孩子。

我依旧不能明白，《红楼梦》究竟在说什么？到了九月，诗人周熙请客吃饭，我赶到时，网友戒之携夫人千金早已和诗人在桌上等我多时。我见过戒之兄几次，他谈吐十分柔和，无论音调还是观点，态度谦恭平静。别人问他如何称呼，他只是微微前倾，低声轻笑着说出“戒之”二字，别人没有听说过，一会便不再理睬他。我留心听他的谈吐，觉得他对各种问题有很深的见解，但从不发表什么高论，只是言谈中隐隐透露出某种博大深厚的爱。其中最深刻一次，我又一次坐在他身边，那是2004年清明前，我们前往苏州祭奠林昭。人太多，分成几桌就坐，我们这一桌，基本互不相识，因为皆是无名之辈。他低声与人交谈，淡淡喜悦。

诗人有些惆怅，我说：“二十世纪文学，手法方面创新层出不穷，但始终没有超越十九世纪，要想超越托尔斯泰他们那一辈人，必先在精神与情感双重高度上超越。”他苦笑：“这任务留给你吧，我老了，没情感了。现在写诗完全是在玩文字游戏，诗先穷而后工。”

我们扔下诗歌这一无奈话题，转向宗教，于是戒之兄说起宗教来。我越听越入迷，很久才得知他是位基督徒。戒之兄说了很多，几个小时匆匆流走，他夫人在一旁插话：“我也觉得奇怪，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说这么多话，今天有什么不对劲吧？”

宗教方面，我基本一片空白，除了文学作品中涉及宗教的内容，我基本没有接触过，即便读过《圣经》，也将其当作一本普通书来读。听了戒之兄的一番长谈，我决定，随他一同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

我被基督迷住了，但却不肯受洗，甚至不肯呼求他的名。不是不能接受他，而是害怕信仰了他以后，又会背叛他。我哪能容忍这种背叛，我已经背叛了共产主义，也许还会背叛自由主义，再不能背叛基督。否则，只有落得和魏文长同样的下场。

二十七岁，我终于看见了夜空中的月亮，我要向她奔去，无论这路上有多少阻隔。于是收拾行囊，怀中揣着仅有几个小钱，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去了宜宾。我已决心再不回头，要我回头，我宁肯自尽。

人生不相见，相见泪如雨。在宜宾，没有人认识我，我独自一人操着普通话，在长宁县街头买菜和水果，买拖鞋和锅碗瓢盆。没有爱过的人，不知爱情为何物。在这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我守着孤灯写作到次日凌晨，梦中的人儿就在不远处，我渐渐明白三千弱水与一瓢之饮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生活象风暴，象海洋，象世界尽头处的蜗牛角。但是我得离开，远方有更剧烈的风暴在吸引我。2006年2月5日，几经折腾之后，我到了成都火车站，我要到遂宁去，那里有一位我素未谋面的同姓兄长在等我。

成都的残冬，比宜宾要冷一些。我穿着单毛衣，坐在火车站广场上过夜。因为我不敢再浪费钱财住店。春运正值高峰，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我有些冷，不敢睡觉，而且还担心睡着之后会有盗匪将我的电脑抢走。是以我一直在黑夜里发呆，未来的漫漫前路充满迷惘和希望，那路上到处是陷阱和苦难，却又盛开着金合欢花。我想象着看守所或是牢房，以为那里一定是个暗无天日的地狱。后来，才知道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就是那里，因为犯人们无事，就靠打扫卫生消磨时光。

我所爱的人似乎一生也不可能走到一起，于是我开始忌妒贾宝玉，他至少能和爱人在一起度过美好的短暂青春。天快要亮了，越发寒冷，人们开始排着长队准备买票，队伍折来折去犹如迷宫一般。我疲倦万分，待到登上前往遂宁的火车，便抱着电脑睡去。迷迷糊糊中似乎做了无数梦，梦见她已经变成绛株，而我正在游那太虚幻境。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看见所有的一切，都饱含着忧伤。有时在迷迷糊糊中醒来，我想要向耶稣祷告，却祷告不出口。

火车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再次将我惊醒。身边一位十三四的肮脏少年在一边抽烟一边伺候另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吃东西。他十分细心体贴，举手投足充满无限疼爱。他给小女孩吃了饼干，喝了开水，又剥了仅有的一个桔子，一瓣一瓣喂那小姑娘，自己却舍不得尝一尝。我忽然意识到《红楼梦》究竟在讲什么：这部书其实很简单，是一个关于寻找的传说。林黛玉象征世界的本源，而贾宝玉是一个世界本源的探索者。世界的本源被从人世间抽去之后，探索者踏上不归之路。

人们往往过分强调东西方在表象上的差别，并将这差别作为对抗的借口，却看不见背后的共同理想，看不见在背后推动一切追求者和探索者不断向前的根源力量。曹雪芹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雨果这些西方大师们，他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个事物：那个无穷无尽的，至真、至美、至爱的造物主。

后来，我无数次在夜间对着月亮发呆，无论新月或是满月。月亮是一个迷，人活一生，能千百次见证她的盈缺，但人总要死，而她却游秦走汉。一个七岁小女孩的诗中说：

当我望着月亮的时候，
你也在望着她，
于是，
我望见了你。

早春的昆明一切音讯皆已断绝，我唯一的乐趣，便是和一位隐匿于警察队伍中的思想者交谈，谈到《红楼梦》，他说：“全中国能把这部书读成这样，估计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毛泽东。”我知道他在真心诚意地抬举我，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的青春即将散去，我见过无数青春早已散尽的人们，孑然一身在动荡中做无根的漂泊。我要走了，离开曾经恋恋不舍的人们，然后怀着无限眷恋到路上去。那路上的金合欢花已化作地底燃烧的硫火，要么在硫火中化为尘灰，要么在硫火中继续永世煎熬。不过，在化为尘灰之前，一切煎熬，都无法毁掉无边的眷恋。

有人在看着我，只要她仍旧在看我，便不会化作尘灰。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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