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的虫豸五分的魂儿

——记日本纪录片导演池谷薰

◎ 依  茕   

历史追踪纪录影片《蚂蚁兵团》是我看的日本导演池谷薰的第二部作品。

《蚂蚁兵团》通过现年逾八十岁的原日本老兵奥村和一，于2005年与池谷导演在中国纵横3300公里寻找当年杀人现场的过程，讲述这么一段鲜味为世人所知的历史：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约，无条件地投降。驻扎在山西省的日军北支那派遣军第1军的5万9000名日军向国民党军阀阎锡山投降。但是阎锡山要同共产党争夺地盘，8月31日阎锡山秘密走访投降的日军第1军司令官澄田来（“贝”字旁）四郎中将，要求第1军全部留下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军同共产党作战。澄田中将经过思考，回答阎锡山，全部留下不可能，可以考虑部分留下。双方的秘密交易中，2600名日本兵在1945年8月以后继续留在中国作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编入国民党的正规军。胆敢违背波茨坦公约公然买卖军队的澄田中将原本是一名国民政府指定的战犯，软禁中的澄田立即成为阎锡山的军事总顾问，亲自指挥太原防卫战。1949年2月太原陷落前夕，由阎锡山一纸手书放行令只身乘坐飞机逃回日本，回到日本后被免除战犯责任，终老其死。而被澄田出卖与抛弃的2600名日本兵在国共两党激烈的内战中，约550人战死，其中不少阵亡前还高呼“天皇万岁”的口号，殊不知这时天皇陛下正在与麦克阿瑟合影留念、高谈阔论。活着的日本俘虏被转送到矿山或农场劳改，最后于1953年－1954年全部回到日本。而幸存回到日本的2000名士兵，早在1946年被以“现地除队”为名，取消了军籍。他们与别的原日本兵不一样，活着的没有领取日本政府颁发的“军人抚恤金”的资格，战死的家属没有领取“遗族抚恤金”的资格。正如一位老兵说的：“我们像蚂蚁那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

奥村和一于1944年从早稻田大学专门学校被征兵。日语中“一般征兵”与“学徒出阵”的意义不一样，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保存国家栋梁，所有文理科大学生，一些地方甚至包括专门学校的学生，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将学生送上战场。1944年以后，败仗的空气日渐浓厚，才不得已向校学生征兵。1946年奥村在山西，在军队人事处的干部劝说和命令下，留在中国战场。1948年负伤，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以后在中国度过6年的战俘劳改生活。1954年回国以后，等待他的是早已于1946年被“解除军籍”的通知，换而言之，早在1946年“奥村和一”这个名字已经从军籍、户籍上消失了，他成为一个“黑户口”。而且由于在红色中国6年的经历，背后被贴上“亲共，赤色”的标签，很长的一段时间被日本公安盯为“要注意的人物”。

2000名幸存的日本老兵中，以奥村为主的13名老兵终于在2001年，也就是战后半个多世纪后勇敢地站出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残留阵亡者作为公务牺牲，取消“现地除队”措施，承认至1953－1954年回国前夕的军籍，补偿军人和遗族抚恤金，究明山西日本残留军的真相。2004年败诉。不久，13名老兵中病死、中风多名，剩下的5名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起诉，2006年9月，全部败诉。法院的理由是：2600名蚂蚁兵团是根据“自由的个人意志”留下的的“自愿军”，并非由军部命令留在中国作战的雇佣兵。

天啊，天！纪录片中一位老兵老泪纵横，捶手跺脚，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弥天大谎吗？战争结束后，谁不想立即回家呢？谁还会想留在异国他乡为不认识的双方卖打仗命呢？事实上，他们被军部告知的是，日本战败给了美国，而非中国，因此他们作为潜伏的先头部队留在中国，等待与日本本土再次送来大部队会合，图谋东山再起。

战后几十年过去了，奥村终于开口向79岁的老妻开始讲述一个人的战争。《蚂蚁兵团》的镜头下的是历史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呈现的瞬间。被历史、政治、国家、组织等权力愚弄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早年，我还看过池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电视纪录片《延安的女儿》。讲述的是文革负遗产的故事。延安农民的女儿王海霞，是当年北京下乡知识青年的被抛弃的副产品。父母回城后28年，音讯渺然。海霞决志上京寻亲，勾起的是一代人拒绝面对这段历史之伤痛。下乡的生父早就遁回北京去，却苟且偷生活得像窝囊废，生母已嫁作人妇，连见亲生女儿也拒绝了。由此淡淡地白描出当年知青面对心结的忐忑和个人如何面对历史的真相的表情。历史戏弄和蹂躏了个人，个人也彻底背叛了自己。为小姑娘四处奔走寻父的老知青，深宵对著镜头说：“我所做的，是要证明我是人，不是禽兽！”一矢中的，人祸误尽苍生，但局中人追寻的，或许就是遗落了许久的尊严。

导演池谷薰，一副憨厚而狡计的中国农民老脸。话不多。嘿嘿地笑。从1989年起拍摄和导演过多部中日纪录片，如《达赖喇嘛叙述流亡30年》、《告白·迷路者》、《独生子女》、《唐人街》、《印巴巡礼·检证日本的战争》、《西方的黄金梦》、《黄土高原农民的今日》、《广州青春的涂画－中国12人的改革》、《从福建出发到纽约》、《中国巨大市场的浪潮》等等。由于拍摄达赖喇嘛，有几年不允许进入中国。《延安的女儿》由于描写文革，《蚂蚁兵团》描写了国共内战，目前都未被允许进入中国。

当问及导演为何将目光始终投向中国，导演缓缓的说：缘于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他说：“1989年5月－6月之间，我在中国，本来6月3日我预定要去天安门，但是因为别的事儿给耽误了，没有去成。不久，在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使我感到极为震撼的是，当坦克和战车压境，一个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居然站在战车前面，试图阻挡战车前进。战车转向哪儿，他就跟着跑到战车的前面，站立，挥舞，叫喊。看到这个镜头，我狠狠地咒骂自己，畜生！作为一个传媒人，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不在现场，是一种重大失职。我从这个镜头上看到了中国民众底层蕴涵的巨大力量。中国有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下有对策’里面蕴藏的就是中国底层的能源。历史和政治妄自尊大地对于底层的奴役，精神的戕害，尊严的摧毁，但是卑贱的人，自有卑贱的人的节操。历史，绝非无意义的循环。我的作品，就是个人对于遗忘的抵抗。不久的将来，我要拍一部六·四的纪录片，绝非知识精英的“六·四”，而是普通底层民众的“六·四”。

日本的电影分作几类，大而言之，一类由松竹等大电影公司出资的商业片，他们也有“自主规范”，比如不允许拍摄影响青少年道德伦理或者触犯历史政治忌讳的影片。他们是电影市场的金融寡头。

另一类就是池谷导演们的“志向电影”。他们必须到处奔波筹资，靠有志者捐款。比如《蚂蚁兵团》在拍摄前筹资的宣传单甚至到了我这里，个人从一万日元（650元人民币）开始。他们需要3000万日币，最后筹款到预定的一部分，摄制组几乎都是义工，边筹资边拍摄，导演至今还全身欠帐累累。这样的电影，只能在小电影院上演，还要非黄金段时间。

比如，最近小剧场上演的《太阳》，直接以昭和天皇为主人公电影，就是俄国导演拍的。描写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纪录片是加拿大人拍摄的。纯艺术片也属于小剧场的范畴内。当然，还有连小电影院都不能进去的电影。比如，包括中国劳工、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电影。只能由有志者自己组织极小规模的放演会。

当问及是否拍摄故事片，娱乐片的计划的时候，池谷导演说，我的纪录片就是人性与命运故事片。日本有句俗话，一寸的虫豸还有五分的魂儿，何况一个人呢。


其实，我早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流亡者的口述历史用纪录片的语言保存下来。继今年刘宾雁去世之后，又有几位相继病逝活在并重。这个荒唐的世界，正在遗忘这些因思想而受难，因文学而受难流亡者。一个中国导演不能做？不去做？不想做？不屑做？的事情，或许一个日本人能行？这么思忖着。

2006年11月15日 寒流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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