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母亲散记(随笔)

◎ 鹿居邦    

      死亡只有两种形式：   

猝死或慢慢地死。衰老、衰老……    

——题记     

    赡养母亲的过程中，一，有一些感受想表述。这也许是因为自己也在走向、或已经步入老年。今年51岁，若像我父母般结婚早，我孙子早应该“打得酱油”了；二，我相信，因独生子女政策、人的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赡养，必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三，若仔细研究、认真对待，政府、社会可以较好地处理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四，三年前，我在《新华文摘》读过报告文学《老年悲歌》。该文实际上已经提出：在步入“老年型社会”社会后，老年人的赡养，将日渐成为突出的问题，社会需要思考怎样妥善应对。该文虽描述了不少“个案”，却没有一个个案是全面而详细的。拙文或许可成为讨论老年人问题的个案的参证。

老虎没牙了

父亲90年去世。母亲曾与无小孩的弟弟、弟媳一起住，处不好，弟弟、弟媳搬走了；后又与哥嫂侄女一起住，也处不好，哥嫂、侄女也搬走了。98年后，除读中学的侄女偶尔与她奶奶一起住外，我母亲大多是一个人吃住。当然，老人家并非特别寂寞，因为，在长沙市的四个子女，几乎天天都有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回母亲家，过年节，则百分之百会在母亲家团聚。

2004年春节前，很快即满八十岁的母亲对我们说，老虎没牙了。我已经自己做不吃了，你们商量着办吧。

因种种原因，五个兄弟姐妹中，没有一家适合、或同意回母亲家一起住的，虽然母亲有三室一厅的住房。于是，商量的结果是给母亲请一个保姆。妻子经熟人介绍，找了一个保姆。可保姆干了不到两个月，母亲高低要赶她走，说懒，不诚实，还偷吃了“四个土鸡蛋”。我和妻子、我妹妹都认为保姆还可以，给老人家做工作，请她随和些，但根本做不通。母亲甚至还对我说：“你要保姆，还是要我这个娘”？了解情况的，知道这是人老了的糊涂话，一笑了之。不了解情况的，说不定怀疑我与保姆有“暧昧关系”呢。

我们子女只好重新商量。考虑到母亲是文盲，有些耳背，南腔北调的山东话使她难以与保姆沟通，而找个勤快、细心、善良的保姆也很难，加之我们并非很富裕（我与妹妹家经济条件尚可，我哥嫂与弟弟、弟媳，均为“下岗工人”，在益阳的姐姐、姐夫都是退休工人，已有孙子），我们决定：将母亲的住房出租，接母亲到长沙市的四个子女家轮流住，每家三个月。母亲是老干遗孀，每月有28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归母亲自己支配。而每月750元的房租，将500元用于母亲的生活，另外的250元用于母亲的药费及出行费。征得母亲同意后，就这么办了。

没牙的老虎也威风

2004年4月1日，母亲首先入住我家。当天，母亲便耍了一次“威风”。

事情源于“一床草席”。因母亲入住我们家，故母亲独住时的一些旧家具、日常用品，旧家电之类，有的送人，有的丢弃了。母亲一床质量较好的草席，妻子考虑我们家有，而东西太多又占地方，故将草席给了她嫂子。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说是“'我'的草席，未经'我'的允许，你就送人？你好大的胆！今天你非给'我'要回来不可！去，给'我'要回来！坐鸡（的）士，'我'给你出钱！”当时，在益阳的60岁大姐也来了，妹妹也来了，姐妹俩、我，三人一起劝，怎么劝，也不通。当晚，妻子花了近40元的出租车费，将草席从嫂子处讨回，这才平息一场风波。

母亲从来不是一个很不讲道理的人。此事怎么解释，才比较更接近事情的真相？简单的解释是，不讲道理，老糊涂了。但未必这么简单。我琢磨，母亲会不会这样想：以前，我住自己的家，我与媳妇你关系虽不好，但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现在，我住你的家，你不要以为我会怕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我先来个下马威叫你看看，我不是好欺负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赡养母亲不容易

虽然母亲尚能基本自理，但我已从实践中，感觉到照料老人家不容易。

孔子说过，仅给父母饭吃、衣穿，那和养马、养牛也差不多，只有不仅给饭吃、衣穿，还能“色养”，用今天的话说，还能给父母以“精神上的慰藉”，才是真正的孝顺父母。

或许是我的信息资源不足？没有看到其它动物孝顺它们的父母的（“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仁”是否是对母亲的报恩，科学上没有证实）。假设果真如此，那么，孝顺父母，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为什么会孝顺自己的父母？这大概既因为人比其它动物更注重“亲情”，也还由于人比动物更具“远见”吧。

作为传统美德的孝敬父母，我相信永远不会过时，除非人倒退为动物。西方有个说法，说子女是上帝寄放在父母处的，意思是父母对子女必须“无私”，这极为正确。但“养儿防老”会错么？如果说“善待每一个生命”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在强调父母无私地抚养、教育子女的同时，也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当更符合上帝的本意吧？

我说的赡养母亲“不容易”，主要是指“色养”。在物质生活不成问题的前提下，如何让老母亲舒心、愉快，即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其中包含诸多复杂因素。当然，首先是子女要有感恩、报恩之心，要有责任感，也要有远见。另外，对老年人心态、心理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同样重要。

照料母亲的日常流程：早晨，我通常在6点半至7点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倒尿盆。接着，母亲与我洗漱完毕后，我给母亲备药。母亲常用药有“卡托普利、心血康、脉通、降脂灵、尼莫地平、阿司匹林、欣康片??均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用”、钙片。待母亲服完药（降压药要饭前服用），我又给她备好中午的药。然后是做或买早餐。早餐母亲必吃的有牛奶、土鸡蛋、蜂蜜。其它的，用母亲的话说，叫“有什么、吃什么”，馒头、包子、饼、饺子、面条、米饭等都行。说是“吃什么都行”，可为了母亲吃得高兴、舒服，总应该换点花样吧？

吃完早餐，收拾好碗筷，便是陪母亲去散步。散步一般是沿着学校的运动场走一圈，因腿脚乏力，中途必定要休息。整个距离约为一华里，而时间通常是一个小时左右。只要天热，回家后，我都要打点热水给老人家擦擦。至此，一天中，我照料母亲的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午饭晚饭均由妻子负责。此外，还有晚饭前的备药、打洗脸、洗脚、或洗澡水，陪老人家说说话。整个白天，母亲会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偶尔还做点针线活，洗洗自己的袜子、手绢、内衣等。晚间9点左右，母亲就寝。

母亲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会打麻将、玩扑克，年轻时就极少串门，老后就更少串门。但她喜欢“看光景”。这样一来，就需要带她出去走走。公园啦、风光带啦、特殊的展览啦、或大马路上（去马路上“看人”??母亲语）啦，十天半月的，总要去一次。大致算来，一天中，我照料、陪伴母亲的时间，约2、3个小时。

没有理由不孝顺母亲

母亲这辈子很辛苦，不容易。

母亲缠过脚，后又放了，脚背很高，不是三寸金莲，但比正常的，大约短一寸。1942年，母亲18岁、父亲16岁成婚。1944年，有了我大姐。大姐还在母亲肚里，因忧虑祖宗留下的20多亩地要“归公”，我爷爷自杀。46年，又有了二姐。我老奶奶很伤心，哭着骂着说她的孙子我父亲命苦，爹死得早，媳妇又“尽养些赔钱货”。老奶奶的痛苦给我母亲造成很大压力，故刚出生的二姐，因几乎“完全不照看”，夭折了。1946年底，父亲到东北“找出路”，留下我母亲、我姐姐、我奶奶、我老奶奶四个女人、四代人守家，颇为艰难。父亲48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成了“南下干部”。1952年，母亲带着姐姐，从山东老家来长沙与父亲会合。1954年至1957年，罕见的“一年一个”，我母亲又生下我哥、我、我妹、我弟四个孩子。据母亲说，因她从小“捧药罐子”长大，身体不怎么好，生我后，曾想结扎，可当时学苏联，政府要求妇女做“英雄的母亲”，医院不同意结扎。直到生下我弟弟后，是父亲主动作了结扎手术。

青壮年时的父亲，在家从不做家务，连洗脸洗脚洗澡水都是母亲或子女打好。饭菜不准备好，他是不会上桌的，属于典型的“甩手掌柜”。这样，我母亲的辛劳可想而知。

1956年，父亲已是“副处级”干部，行政16级。1964年，行政15级，月工资约115元。（当时工厂的8级工人，月收入为90多元，与一个“正科级行政17级差不多。）以父亲的工资养7口人，加上在老家的奶奶，还负担部分生活费，我家生活只能说“温饱”水平。我的记忆中，我家的生活比不少我的同学家的都差。1970年，我与哥哥同时初中毕业，因我们都学习不错，加之出生“革命干部家庭”（父亲当时在长沙市某机床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学校希望我们升入高中读书。那时，高中每学期学费大约是“7、8元”，可我父母也拿不出，曾写信给经济条件较好的我伯伯借钱。

年轻时，我母亲除操劳繁杂的家务、照料孩子外，还做过给人送煤（一担煤送上三楼，才“1角5分”钱）、选猪毛、包别人的衣服洗（一个人一个月1元5角，还自备肥皂）、“贴衬壳（将旧布刷上浆糊粘到一起，做布鞋底用）”、剥冬瓜子仁卖、给人带孩子等（前后带过三个）。母亲曾说，60年代，她几乎没有一个月不找人借钱的，还曾因借钱遭人嘲讽。一次，我们正吃饭，邻居兰外婆来我家，见到桌上的菜，连连摇摇头说，一个“处长太太家”，竟吃这样的饭菜！三年“苦日子”，我最深的印象是，吃过“喂猪的糠饼”，而我母亲，不仅害过“水肿病”，还梦见“吃屎、并好吃”。我大舅回老家山东，曾对亲戚们说，你们都以为我妹妹到了大城市享福，实际她是遭罪呢。

我不记得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有什么特别值得赞赏的地方，但我从不怀疑母亲对我们子女的爱。

我妹妹出生时，是“罗圈腿”，而且“罗”得厉害。在经济不富裕、必须举债、父亲不可思议地反对的情况下，母亲坚持送女儿去医院手术治疗，这才使得我妹妹有了正常的人生。

1966年夏天，一次，我与邻居家的孩子闹矛盾，我用弹弓将他家的鸽子打伤。“造反派”的他父亲，捧着受伤的鸽子，来我家，当着我“走资派”的父亲面，恶狠狠地对我说：如果不看你父亲的面子，老子要你的命！恼怒的父亲劈头盖脸将我痛打，直到打得我仓惶出逃。因闹“武斗”，当时整个城市四处响枪。担心我被流弹击中的母亲，拖着一双小脚，一路哭着、喊着，找我整整一夜！凌晨时，我躺在一个脚手架上，又饿又困，是母亲爱的呼唤，使得倔犟的我，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爬下脚手架，冒着被暴躁父亲再次暴打的风险，随母亲返家。

1978年，23岁的我考大学。为不耽误我复习功课，还为省“8分钱”车费，已50多岁的母亲，来回两公里，背回50斤大米！

母亲这辈子的辛劳，母亲对我们子女的关爱，使我深信：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爱自己的母亲，没有任何理由不尽我所能，使年迈的母亲有一个舒心、愉快的晚年！

哥嫂不要母亲去他们家住

在我家住满三个月后，2004年7月至2004年9月，母亲在我哥嫂家住。尽管母亲与我嫂子关系最差（三个媳妇关系都不怎么好），而且，在私下里，母亲也不止一次地与我、我妹妹、弟弟说过，不愿去哥嫂家住。但哥嫂接老人家去住，她又还是去了。我“猜想”（因我没有问她）：老人家大概是感到，虽然自己不愿去，但如果真不去，那对其他子女不公平吧？所以，尽管自己不情愿，也还不能不去住。

实际在哥嫂家住的三个月，我母亲基本满意。至少我没有从母亲处听到什么“很埋怨的话”。但2005年初，哥哥来我家，说，你嫂子不要娘老子去住了，她怕娘老子；我也不想娘老子去住了，我也怕她。就让她在你们弟妹家住。说完，哥问我，你什么意见？我说，什么意见？赞同？还是反对？然后我沉默了。我心里想说的是，赞同？除非我同你一样“不清白”；反对，没有意义??第一，这话，你不是随口说的，至少是经过一定时间思考的结果；第二，你不会因我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你都已经过了“50周岁”、所谓“知天命”之年呢。

事后，我与妹妹、妹夫说，哥哥“坏也坏得没水平”。因为，假如他以嫂子有病为由，不接娘老子去住，我能理解，因为嫂子确实有病。我怎么可能与病人计较？即使我有意见，我也无话可说。但哥哥自己怎么能讲这个话？！母亲为我哥哥付出最多！哥哥小时体弱多病，医院就住过几次，参加工作后，还因“风湿性心肌炎”，住过一、两年医院，都是母亲照顾他。成家生孩子后，母亲又给他们带孩子，带到十多岁，他都忘了么？他怎么能讲这话？他这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打算给孩子树什么榜样？

再后来，我发现自己对哥哥有误解。因为，一，母亲住我、弟、妹家时，他还是常来看望，也买一点礼品。如果因故不能来，会有电话问候；二，2005年大年初四，母亲摔伤住院时，接到电话后，很快，哥哥一家三口都来医院了。而且，当天，哥哥就在医院照看了一夜；三，去年母亲过生日时，哥哥亲口跟我说，这几年，归你们照看娘，等我退休，我来专门照看更老更衰的娘（原话为，“我来收拾'烂摊子'”）。这些说明，哥哥并非要遗弃母亲。

然而，我认为，哥哥仍没有道理说不要母亲去他家住。因为，尽管他有很多困难，赡养母亲依然是他的一份责任，原则上不能推脱。作为“长子”，不要说多尽责任，至少自己那一份要承担，这才公平吧？他之所以说这话，仍与他缺乏责任感有关。此外，我估计哥哥把赡养母亲的问题，“简单化”了。在他看来，母亲并不缺钱，因此赡养母亲，经济上不是问题，加上母亲近些年与你们弟妹关系要融洽些，那就干脆让你们赡养好了。但他大概低估了照料母亲的“艰难”。

事实上，只要母亲乐意，我和妻子、妹妹和妹夫宁可每月再拿出几百元，让母亲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哥嫂家、或弟弟家长住。曾经与弟媳（他们家，她说了算）谈过这个意思，弟媳坚决不干，并表示轮住也是“无法”。

哥嫂不接母亲住，这样，母亲就在我、弟弟、妹妹三家轮住，每家照料母亲的时间，便由原来的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还好，我妻子、弟、弟媳、妹、妹夫，没有因为哥嫂而推脱自己的一份责任。倘若我们坚持“事先商量的、承担三个月的赡养”，我母亲便会有三个月“无着落”；倘若我们坚持“既然连你老兄也不承担责任，那我也可以不承担”，我母亲便只能去养老院或流落街头了。

我这是流浪呢

2004年4月——2005年3月，一年之中，母亲因在子女家轮住而搬了四次家。虽然，搬家对母亲而言，几乎完全不需付出体力，因为她只需整理一点个人用品、一点换洗衣服，出门就坐出租车，很少的物品也都由子女或孙子、孙女们搬。而且，依很多人的理解，去子女家轮住，就像“周游列国”，应当是十分愉快的事，因为子女都还算孝顺嘛。但搬家??准确地说，只能称为“转移住处”时，我至少两次听母亲不无伤感地、细细地说，“我这是流浪呢”。而且，在与母亲的闲聊中，母亲还数次提到我岳父的一句话：“自己盖了一辈子的房，老了还住儿子的房”。我岳父在八十年代，共有私房七、八间。后来大儿、小儿均要在岳父房子的地基上建新房，于是将岳父的房子按三份给三个儿子分了。大儿、小儿将分得的房子拆掉，在旧房的地基上，盖了新楼房；二儿因在长沙工作，并有住房，无须在当地盖房，故他分得的旧住房留给父母住。这便是岳父话的背景。母亲也就去铜官镇的我岳父母家玩过一次，住了一晚，怎么岳父的这句话，会让她铭记在心呢？

研究表明，很多动物都有“领土或地盘意识”，我母亲是不是因为“领土、地盘”的丧失而伤感呢？毕竟，没有了自己的领土、地盘，你也就不是“主人”了啊。

五条腿

2004年，母亲尚可独自一人行走，当然是拄手杖。只是路要平坦、人不能多。在我家住时，通常，我会陪老人家一起走走。有时，我只送她到教学区的林荫道上，然后我就回家干自己的事、或去上课，让她一人拄杖慢慢走一走，歇一歇，到时候我再来接她回家。去年起，不敢让老人家独自一人走了。看她一人拄杖，步履愈来愈缓慢，步伐愈来愈细碎，颤颤悠悠地走，随时都可能摔倒的模样，我实在不放心。于是，从去年起，如果没有课，我就“牵”她走走；如果需要上课，我就让她在家呆着。

散步时的闲聊中，母亲曾数次提到父亲说的“外国故事”：一种动物，在生命的早晨，是四条腿；生命的中午是两条腿；生命的黄昏，是三条腿。紧接着就会评价：说得真好！（人）老了就成三条腿了。

一旁牵着她的我心想，您现在是“五条腿”呢！

“爬”楼梯

父亲生前的锻炼方式之一，便是爬楼梯。在照料母亲的这两年中，我才明白什么是标准的“爬楼梯”。准确地说，父亲是“走”楼梯、或“登”楼梯，因为，他只用腿。母亲才是正宗的“爬”楼梯??“四肢并用”。我注意到，母亲上楼梯是：左右手攀住楼梯扶栏，左手在前有朝后拽的力，右手则先拉后撑，接着上一只腿，再上另一只腿。一定是两条腿在一个台阶上并立站稳后，再上另一级。我家住三楼，约40级台阶，我有意计算了一下时间，母亲一般需“2、3分钟”，才能爬完。

我还注意到，母亲常常会爬上第一级台阶后，说，“只要上了这一级，就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仔细一看，原来第一级台阶，比其它的，高大约“5、6公分”。

为避免意外，下楼时，我总是走在母亲前面，我担心老人家万一朝前倒；上楼时，我总是跟在后面，怕万一她朝后仰。

耳背的麻烦

也记不清是哪年，母亲开始出现耳背的情况。老人家一人住时，曾有多次，熟人朋友来看望她，怎么也“擂”不开门，可她明明在家。

耳背就有麻烦，比如，我问她，吃药了吗？她会回答：不洗澡，昨天不是刚刚洗过？我再提高声调：我问你吃药了吗？她又回答：什么？你妹妹来啦？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为避免“出岔”，有时我就大声在她耳边说，倘若此时正值老人家不高兴、心情不好时，她就会拉长着脸说，我听见了！或，我听得见！不要那么大的声音，让别人以为吵架似的！

我将这总结为：声音小了，听不明；声音大了，是态度不好。

据我观察，有时，耳背的母亲，实际上是估摸别人说什么，而不是真正清楚听到别人说什么，来作回应、回答的。因此，与母亲有过矛盾的人，在她面前说话，需要特别小心。

也曾想过给母亲买助听器，但听妹夫说，他父亲用过，且质量较好的，基本不管用，也就罢了。

唠叨

人老话多，树老根多。老人能将已说过一百次的事，又一百零一次地当作“新鲜事”，兴致勃勃地讲给你听。这当然可用思维力或脑功能下降，加以解释，但或许还可以从“人有语言欲需要满足”（一个朋友的观点）来说明。几天前，一位十多年未见的同学、朋友，突然造访，我们从中午12点多，一直聊到深夜12点多，足足聊了12个小时！中间吃了晚饭、喝了啤酒，但聊天的唯一“长时间中断”，是点菜的几分钟。80％以上的时间是他在说，我听。我曾好几次想提问而打断他，均未能如愿。他的话语，仿佛是滔滔洪水，我的提问，则像被洪水冲击而翻滚、消失的漂浮物。这位可敬的同学大我二、三岁，大约54岁左右。50多岁的尚且像“话痨”，何况已80多岁的？

常听母亲唠叨。所谓“陪母亲说说话”，实际主要是听老人家唠叨。唠叨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对话，更不是宣讲，而且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忽儿南，一忽儿北，毫无逻辑性、一贯性可言。比如，母亲说到“如今小菜真贵，过去，才1、2分钱的，现在1、2块”。我没有回应。停顿了一会，母亲接着又说，“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男人陪伴，嫁个男人，男人跑了，又嫁个男人，男人又很快死了，守一辈子寡”。谁呀？“你后奶奶呀”！哦。又突然说“人呀，还是要会保（养）。中国人有的病，他都有，这不，现在他还活着”。谁呀？“你孟叔叔呀”。哦。再接着说的是，“52年，我与你姐姐来湖南，瘦得人家叫他猴子的高石成说，鸿宾（我父亲），你媳妇蛮俊呢”。真的吗？我故意问。“你看看，这还能假？”。等等。

然而，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发现母亲独自一人在自说自话的情况，这或许证明我这“忠实的听众”，有其存在的实际价值。

老了不怕丑

母亲原本是很传统的。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三点式”，老人家往往会冲口而出：打倒羞耻。然后发出“啧啧”声。无论多么热，只要有外人，无论多熟的外人，她都一定穿长裤，穿短袖衫，而不会只穿汗衫、短裤。可近些年，开始不怕丑了。那还是大前年，有天，我去看她，她在卫生间洗澡。不多会，她仅穿个短裤，便出来了。见我笑，她也笑着说，有什么关系！自己儿子怕什么！

天热我带母亲散步回家后，我都会弄点热水，先给她擦擦背，然后，要她自己擦擦。常常是，我还没有离开，她就无所顾忌地撩起汗衫，露出胸脯，擦起来。同样的一幕，来我家做客的刘奶奶也“表演”过。一次，我开玩笑说，也不怕丑。老人家淡淡地说，有什么关系。

明白与糊涂

赡养母亲的过程中，我发现，老年人逐渐变得像“醉汉”、像“小孩”。所谓“老小老小”，是不是包含“老人像小孩”的意思？这大概是生命走向衰落的必然过程。

酒桌上，一个满脸通红的醉汉，指着上级的鼻子，愤愤地说，我知道，你是领导，水平比我高，我应该也必须尊重你！可你也同我一样，也是用鸡巴撒尿、捅逼，用肛门排泄大便的！请你务必记住这一点！??他是真醉（糊涂）还是假醉（明白）？

当有大人逗一个不到2岁的小男孩：来，让我摸摸你的小鸡鸡。小男孩伸手指向大人的裤裆，让我也摸摸你的小鸡鸡！——这小孩是明白还是糊涂？

母亲的明白：每年春节，在长沙的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个外孙女，及一个干外孙女的压岁钱，母亲是必给的，尽管有看重孙子的传统，却并没有丝毫的偏心——一律200元。今年春节，母亲宣布，因孙女已大学毕业，要参加工作了，不能再给压岁钱。仍在读大学的孙子、外孙女、干外孙女的“压岁钱涨价”，每人300元。后果然兑现。

当得知孙子明年还要考研究生后，母亲说，若考上，奶奶我奖励1000元。母亲还叮嘱我，你这当爸爸的，儿子考研究生，你要帮他呀，该请老师就得请老师，该花钱的，你得花，不能抠呢。

因母亲行走不便，在老人家卧室内，夜间安放了可拆卸的坐便器。今年来我家轮住后，气候刚刚转暖，母亲便不再使用坐便器，摸着上卫生间。我问她为什么？母亲说，见你（倒便盆）很麻烦，气味也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还在心疼、体贴儿子！

母亲的糊涂：除前面提到的怀疑保姆“偷吃四个土鸡蛋、你要保姆，还是要老娘”外，母亲的糊涂，还有许多表现。比如，去年在我妹妹家住，她非要自己倒便盆，结果将塑料便盆摔破，尿液撒一地。换了一个后，没几天又被她摔破。孝顺也大方的妹妹，根本没有数落母亲，甚至连数落的意愿也没有，但母亲总认为女儿在数落自己。不仅如此，老人家竟然还脱口而出：我知错了还不行吗？我给你“下跪”吧！直把女儿吓得不行，急得哭。好在事情很快过去??我告诉妹妹，你给她解释解释，然后随她，她很快就会忘掉。果真如此。

一个月前的一天，我牵母亲去理发店理完发后，老人家一定要去看望胡叔叔（父亲的同事、朋友，也是邻居，两年前患上“帕金森”症）。来到胡叔叔家，母亲便连连问，老胡你还好吧，你还好吧？又连着说了两句：你这实际是小中风呢！你这实际是小中风呢！一旁的我，很是尴尬、无奈，看着胡叔叔的夫人苦笑。出门后，我靠近老娘的耳朵说，别人病后，要说他恢复得好、气色好，别人才高兴，不要说什么中风、中风的，别人不舒服。母亲用早已不再明亮的眼，迷茫地看着我，问，不能说么？

不久前，我刚给母亲200元钱没几天，还一分未花，妹妹来看她，她又问女儿要了100元。我问她，您老怎么又跟女儿要钱，我不是刚给过您钱？没钱用吗？母亲先是一笑，说，这家伙还告状啊？又“义正词严地”说，怎么，我给她要钱还不应该？我哑口无言。

母亲与我妻子的隔膜，由来已久。一天，老人家突然对我说，媳妇不让看电视！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无论我、我妻子、我妹妹、怎么解释，劝说，一点用都没有。母亲坚持不看电视已有两个月。我妻子当然不会叫婆婆不看电视，即使是一时“气话”，我相信也不会说。但解释劝说无用啊。能怎么办？也许唯一的办法是等老人家遗忘。

对老人家的糊涂，在作了必要的解释、劝说后，只能不计较、由她去吧？若以她的“明白”而否认她的“糊涂”，进而计较，使因她而起的矛盾升级，有意义吗？能解决问题吗？

说笑

母亲是不怎么有幽默感的人，可有时也会说笑。一天散步时，她忽然说到：年轻的在一起，讲?讲?，年老的在一起，说粮说草。是那么回事呢！我笑着问，谁说的，她说，候玉珍呵。那个人，最喜欢说笑了。

母亲说，我跟你刘叔叔讲，我现在是又聋又瞎。你刘叔叔说，好，好，眼不见，嘴不馋；耳不听，心不烦。我说，我鼻子又“尖”得很。刘叔叔说，那就没法子了啊。

母亲说，你三老姑姑讲的，老了不要照镜子，自己看了（自己）都怕。老了，脸上就“开菊花、跑火车道”。

一次，我带母亲在湘江风光带散步，见来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老人家猛然笑着说，也怪啊，就那么“一点点水”，就会有个孩子！我不能不跟着老人家一道悄悄笑起来。

老了遭罪

母亲时常会说：老了遭罪呢！太多的事例在佐证母亲的说法。

母亲有个未出五服的本家兄长在上海工作，也是南下干部，他夫人是我母亲年轻时的伙伴，关系很不错。87年，我哥哥去上海出差，曾住这位大伯家。这位大伯尚有90多岁的老母。一次吃饭时，吃完一碗的90多岁的老太太又抖抖地递碗，示意还要。我哥见状，立即接过碗，要给老人家盛饭。此时，这位大伯赶紧拦住，果断地说，不给！吃得多，拉得多！兄长返家后，将此事叙述给父母亲听，父母唏嘘不已。后来，这位大伯在来信中，对我父亲诉说：鸿宾弟，你不知道，大哥我70岁了，还在给老娘洗屎呢！如今，这一幕常被母亲提起，以证实“老了遭罪”。

母亲还经常提到的两个老太太，一位是我父亲最好朋友的亲家母。老太太中风后，在一个特制的床或躺椅上，整整躺了八年。老太太虽不能说话，但意识还清楚，比如，八个子女中的任何一个，若有较长时间不回家，只要见到，老太太就会眼红流泪；早餐时，吃完牛奶鸡蛋，若不够，她就会盯住老头子喝牛奶的杯子；要大小便，她会用放在床前的手杖敲床沿。为方便接屎接尿，她整整八年没有穿裤子！说到这，母亲都会用手指做个标准的“八”字，而平时，母亲极少用手势语言。

另一位老太太是我父亲的同事、朋友的妻子，也曾经是邻居，活到91岁。死前因摔断股骨而瘫在床上半年多，同时，还患有老年痴呆症。有天母亲去看望她，她儿子正给她收拾床上的污秽。儿子边收拾边骂：怎么一拨尿接得住，一拨屎就接不住！还在老太太的屁股上打得劈啪响！为防止意识混乱的老太太将污秽弄得到处是，儿子还将老太太的两只手捆住。老太太一张脸瘦得只有猫脸大！久病无孝子，这是真的呢！

一天，母亲的干女儿、快人快语的小红姐来看我母亲。说起她的父亲（与我父亲一道南下的老同事、老朋友，与我母亲同岁）：冬天，经常将尿拉在裤上。有什么办法？穿得又多，左一条裤，右一条裤，而“那东西”又缩了，老人又夹不住尿，到时候却又扯不出来，你说急不急死人？这样的事，只有我妈妈来做，才比较合适，可我妈妈（已77岁、患糖尿病）有时也懒得管我爸爸。一次我给爸爸洗脚，足足洗下一层泥，洗了三盆水！

去年，我的忘年交刘叔叔的妻子、74岁的梁姨，10个月内，竟有三个弟弟相继去世！一个71岁，死于癌症，一个64岁，死于心肌梗塞，一个55岁，死于脑溢血。而就在前年，梁姨的大儿媳已因白血病去世。在听梁姨诉说时，我想象不出任何语言、道理，可以安慰老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倾听。

刘奶奶是母亲独自一人散步时结识的。她与母亲有许多共同点：同是北方人、同姓、同岁，同样有五个子女，且同样是三男二女。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下面一段是刘奶奶来我家做客时的自诉：

我怎么这么命苦？我母亲命苦，我也命苦。年轻时，我像日本女人一样，背上背着孩子干活（除操劳家务，还曾同时兼做两份保姆工作??像如今的钟点工。括号内内容，据我知道的情况补充，下同）。夜间从未在12点前睡觉，早晨从未在5点之后起床。老头子从来不抱孩子，而且，一不高兴就打。我都82了，还要照顾他（李大爷与刘奶奶同岁，工人退休。因脑萎缩、肌无力已在床上躺了7、8年。基本不会正常说话，基本没有正常思维）。我搬不动他。他撒尿都要我接。他自个连个裤子也不能提。我给他提裤子都得出汗。一晚他尿3、4次，都得我伺候他，一晚甭睡！大儿子（已60岁，退休教师，离异）住我家做饭买菜，也不交伙食费。吃饺子我问他要不要醋，他说，要我不会自己拿？我要他多穿点，别着凉，他说我难道自己不会照顾自己？看，这都怎么说话的？孙子也住我家，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整天玩电脑，一屋还照两个灯，多费！吃饭还要他爸盛饭，吃完也不涮碗，怎么受的教育？有天，我闷得慌，自个对着电视说话，孙子说，你有病啊？看看，怎么说话的！连我这文盲也不如！我现在眼也看不清，白内障厉害着呢，眼前都是雾，人要走到跟前，才马马虎虎看个大概。唉！我这是欠他的，还是该他的？都80多了，怎么就熬不出呢！我怎么就熬不出呢！

今年4月19日，我带母亲看刘奶奶，走到她家门口，碰见她大儿子刚出门，说李大爷在医院抢救，刘奶奶在医院照看。回家路上我不由自主地想：就让李大爷见上帝吧，也让辛苦一辈子的刘奶奶轻松轻松！??我这样想，是罪过吗？2个月后，我去看刘奶奶，得知李大爷又抢救过来了。

“老了遭罪”，这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母亲处听来的道理或经验：能照料别人，这是“好事”，等到要别人照料自己，就“麻烦”了呢。

“老了遭罪”，也使我对“老年人猝死，是前世'修来的福'”，有了更多的理解，也使我因父亲猝死而引发的不尽悲哀，有了些许释然。父亲90年10月2日凌晨，突发脑溢血，挣扎、抢救了不到24小时，便永远离开了人世。期间，不谙世事的我，除了找医生、求医生，竟然没有对病床上的父亲说哪怕一句安慰老人家的话！而我清楚记得，父亲被送进医院抢救时，医生要他张嘴，他仍然有正确的回应。我真是愧对我深爱的父亲！这是我一生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我还会想，倘若父亲因抢救及时、抢救得法，而保存生命，但却“意识模糊或意识清晰地瘫痪在床”，从珍爱生命、保存亲情的角度看，当然是幸事，但从“急性子”的父亲的角度看呢？恐怕未必。

“老了遭罪”，这使我对 “安乐死”、或“生命本身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母亲处听来的：曾是我们家的邻居的蒋老太太，在患癌症或是中风后，在病床上“绝食绝药”，直至生命终结。对此，母亲的评价是：上哪找这样的人？真是有志气！还有一个是书上读到的：在德国，一位开朗、身体状况良好的老人，在高高兴兴过完70岁生日后，当夜在卧房内开枪自杀。其遗书上说，趁自己头脑清晰、性格坚强时“了断”自己，以免将来过“自己无尊严，也拖累别人”的日子。

这两位中外的老人，我钦佩，亦想学习。人应当既珍惜生命，又不惧怕死亡不是？

近些年，周围陆续有几个比我大几岁或小几岁的朋友、同学、熟人，因脑溢血或脑血栓去世或瘫痪。每当看到中风者的“狼狈状”，在充满同情的同时，我还会联想，假如，万一我像父亲一般突发脑溢血或脑血栓，我宁可不抢救。我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着”，至少目前我这样想。

噩耗要不要瞒着

倘若接近天黑，你与几个同伴一道在不尽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跋涉，走着走着，突然你发现有一个同伴不见了。事实上，他已坠入深渊，永远消失了。你将免不了惊讶、惊恐。你也必然向同伴打听：某某呢？同伴们怎么办？或者告诉你真像，但这样很可能吓着你，使你更容易坠入深渊（当然，这是早晚的事）；或者瞒着你，编一个善意的谎言，以便你有信心多走一程，享受活着、存在的幸福。

对于年迈的老年人，要不要将噩耗告知他们？

前年，母亲交往最密切的老朋友霍奶奶因癌症去世，而两个月前，我还带母亲去看望过她；去年，母亲干女儿的婆婆俞奶奶，在母亲过生日之前去世，她也是母亲交往较多的老年朋友；今年春节前，我校老教师段老师去世。段老师是我母亲散步时认识的熟人，与母亲同岁。段老师像我母亲一样，天天由保姆挽着散步。只要见着，两位老人都会热情地互相打招呼、闲聊几句。今年刚过完春节，霍奶奶的儿子也因心力衰竭去世。母亲交往较密切的人，在“一个个消失”，要不要告诉她？我有些犯难。小红姐说，瞒一天，算一天。还说，她婆婆俞奶奶正是在得知几位熟悉的老年人去世后，不久便去世的。我接受了小红姐的意见，瞒。事实上，随着老年人的思维力逐渐衰退，比较容易瞒。母亲迄今相信已去世两年多的霍奶奶仍然在世，只不过没有在儿子处住，而是去了女儿家。

但万一不能瞒住或没有瞒住，刺激不是更大吗？这一直是我困惑与担忧的问题。

校园内的“名人”

因常陪母亲散步，常牵母亲散步，在校园内，了无声誉的我，也成了“名人”——孝子。一些老头、老太太常常会老远就朝我竖大拇指，称我“大孝子”、“学校内第一孝子”，称我母亲“好福气”。我还注意到，有几个虽认识，却原本不打招呼的中年妇女，现在忽然笑容满面、热情主动与我打起招呼来。我估计，她们不过是从我对我母亲的孝顺中，看出我是“心地善良”之人吧？或许，这也是当今真正孝顺父母的人不太多的缘故？但我不敢认为自己做得多么好。

一天，教语文的、退休的某女教师，见我牵母亲散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某老师，你可以写一首诗，大意是，以前母亲牵你散步，现在是你牵母亲散步，写得好的话，蛮感人呢。我不会写诗，顺她的思路，我突然想，为什么年轻妈妈牵年幼子女走路、陪他们玩耍，或爷爷奶奶牵孙子女走路、陪他们玩耍，人们并不会特别夸奖，而我牵母亲散步，却获得不少的赞赏呢？

从老人、妇女对我的称赞与友善，使我进一步确信，尊敬、孝顺父母、老人，不仅是传统的、当今的美德，也必定是“永远的美德”——毕竟，何人吃了唐僧肉，能永远不老？又有何人不想得到他人的尊敬、不会乐意子女的孝顺？

2006/9/15三稿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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