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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亡不是一种遭遇

——纪念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随笔)

阿  海   

 

当死亡从形而上学中剥离出来,真实地坐在你的对面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遭遇,有时候不是。平等地看待生命的个体,所有的猪被拉到屠宰场宰杀掉,是猪生的必然,而不是遭遇,相反,如果有一头猪得以寿终正寝,那是遭遇。如果是人生,正好相反。

上海的陆幼青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他平淡而幽默地用一本书记录了他的这种遭遇。在这本称为《死亡日记》的书中,他轻松地给死亡下了各种有趣的定义,甚至给死亡起了不少绰号。他称死亡为:“没有演出完毕的谢幕动作”,“死亡是收获的同义词,也是任何变化的终结”,还有一句是“在人生的盛宴中退席”。

这是遭遇。正如一头猪遭遇了一个不吃肉的城市,一个人遭遇到了无可救药的疾病。遭遇是一种事先无法预知的邂逅,一队士兵突然遭遇到了大队敌军。

但是,如果死亡的降临并不是一种遭遇,而是一种可以预见的阴谋,甚至变成一种寿终正寝的必然,那就是英雄出没的地方。同样的故事,当死亡并不是一种遭遇的时候,一定具有更加宏大的叙事背景。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有一道近乎迷信的篱笆。因为遭遇而死亡的在左边,都是男人。因为不是遭遇而死亡的在右边,都是女人。这就好比天上有一条银河,银河的左边是星星,银河的右边也是星星。但是,我宁愿武断而蛮不讲理地进行区分,银河左边是男人的星空,右边是女人的星空。

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篱笆,它和男女之间因为性别差异而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在篱笆的左边,有那么多女人,并不是因为遭遇而死亡,而是因为知道死亡正等待在路途的当中,而勇敢地走向死亡。那些女性扑向死亡的姿势,像极了她们扑向爱情时的义无反顾。
在篱笆的这边,我知道不少女人的名字。贞德、卢森堡、赵一曼、张志新、林昭、范熊熊。还有许多我不知道名字的女性。她们在篱笆的这一边,成群结队,每个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浓缩在短暂一生中的漫长故事。正如天上银河的右边,群星格外闪亮。

 

二零零六年十月七日,莫斯科一个公寓里的电梯旁几声枪响,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倒在血泊当中。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一个看上去文雅,很有品味的俄罗斯知识女性。

她不是遭遇死亡,而是明明知道死亡的脚步声正在向她靠近。

她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丈夫和两个孩子。她和女儿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东游西逛,整整买了一个下午。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需要不断地埋怨女儿,又不断满足女儿的一些额外的要求。一直到死亡的脚步踏到她的身上,她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她把买好的食品放回到公寓,手拿着汽车钥匙,准备前去编辑部加班。

子弹尽管来得猝不及防,但是对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来说,死亡一点也不是一种突然的遭遇。

她被威胁过无数次,被关押,被威胁轮奸。有好几次,彪形大汉挥舞着枪对着她说:“要是由着我,老子早就毙了你!”。她知道车臣强人公开号召别人杀掉她,她在死亡降临的十个月之前说:“人们有时为了大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几个月之前,她又镇定地告诉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么就让它发生好了。”

她知道一切。她甚至知道,寿终正寝对她来说倒是一种遭遇,像一头猪。

 

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是一个坏脾气的女人。

曾经和她多次打过交道的人这样告诉我。她骄傲,任性,从不关心别人是否麻烦。在欧洲得了奖项,邀请出席颁奖晚会的机票送到莫斯科的一个公司;她拒绝去领取。别人必须把机票亲自送到她手里。她虽然在美国出生,在纽约接受过基础教育,但是她从不用英语和人交流,生怕被人误解。她把所有的欧罗斯新闻工作者斥为小丑,也怀疑每一杯喝下去的饮料都是谋害她的毒药。

但是,在篱笆的右边,我见不到好脾气的女人。

当死亡不是一种遭遇,而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结局,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坚持她的好脾气。如果说,对于因为遭遇而死亡的陆幼青来说,人生是一次盛宴的话,对于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来说,人生是一个屠宰场而已。

在这样的一个人生中,她必须要注意每一杯喝下去的饮料,让儿子隔几天就检查一次汽车,车底下是否已经装上了炸弹;每一个旅行的终点都可能有绑架者和谋杀者等待着。我相信,也许只有女人的坏脾气,才能抵挡得住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才能向着死亡迎面而去。

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前进!

我坚持相信,在篱笆右边的英雄们,都是女人。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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