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文论)

◎ 张远山   

弁言、战国纪年，错讹无穷

   研究战国诸子思想，必先了解诸子共处的战国时代，诸子母邦、个人生平及思想源流，乃至诸子之师友、论敌的母邦、生平及思想源流。

   由于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纪事错讹无穷。司马迁在排比魏、齐、赵、韩、燕五国纪年时，有时改了《魏世家》，却忘了改《赵世家》、《韩世家》的相关纪年，导致五国《世家》互相矛盾。有时统一了《齐世家》、《燕世家》，却忘了与《六国表》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与《六国表》成为错进错出、不可兼容的两个系统。由于牵一发必动全局，司马迁甚至根据错误排定的五国纪年，把周、秦、楚的正确纪事改成错误纪事。

   这一窘况本该于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很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战国史至今一团乱麻。虽经诸多学者殚精竭虑考订勘误，至今颇多异说，连主流意见也未必得其正。比如《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综合了学界的主流意见，参考吸收了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但《辞海》1979版与1999版所附《战国纪年表》却不同，后者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却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战国纪年的错讹，使系于战国纪年的诸子生平也扑朔迷离，进而导致诸子思想的研究也陷入困境。许多庄学家（研究其他诸子者亦然）都用错误的纪年纪事证明其臆测，由于年代错讹，因果颠倒，其所阐释的庄学义理离庄学奥义甚远。而大多数庄学家则回避了纪年错讹、纪事淆乱的莫大难题，在不了解庄子生平及其思想背景的情况下，望文生义地妄解臆说，使庄学与其时代完全脱钩，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学。

我为了研究《庄子》而研究战国史和诸子学二十多年，对任何疑难都不敢回避，稍欠把握就不敢动笔。在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理顺了战国时代十九国的纪年，尤其是理顺了不属“战国七雄”但研究《庄子》无法回避的宋国史和中山国史。我考定的许多纪年，与主流观点相异。

在阐释庄学奥义之前，必先了解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只有先明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才能领悟庄子为何要这么写，究竟在说什么。

一、庄子宋人，宋王暴君

西元前369年（下略“西元”二字），宋辟公（前380-前340在位）十二年，庄周生于宋国蒙城，今安徽蒙城。

前340年，庄子三十岁，宋辟公卒，谥桓侯。其子剔成（前340-前338在位）继位，同年改元。

前338年，庄子三十二岁，宋君剔成之弟逐兄篡位，剔成奔齐，无谥。剔成之弟名偃，篡位翌年改元。钱穆先生业已考定无误，宋君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史记·宋世家》误为四十七年（前332-前286），《史记·六国表》误为四十三年（前328-前286）。

前328年，庄子四十二岁，宋君偃继齐、魏之后，成为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称王前在位十年，称王后在位四十二年。死后谥康王。

宋康王是中华历史屈指可数的暴君，《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记录了他的凶暴：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何，宋君杀唐鞅。

《史记·宋世家》如此记载宋康王：

君偃十一年（按：误后一年。当为十年称王，翌年改元），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按：误少五年），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宋康王向齐、魏两雄挑战，由盛转衰的魏国已无力惩戒，魏在齐、秦两强东西夹击下，自保不暇，而且未能保住其属国中山（前296年为赵所灭）。齐国却不肯坐视，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宋康王出奔魏，卒于魏之温城（《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十年）。齐之灭宋，得魏、楚出兵相助，故魏、楚得以瓜分宋地。庄子于宋灭之年去世，死后故邑蒙城归楚，因此后世有异说，误传庄子为楚人。

从三十二岁到八十四岁去世，庄子在宋康王暴政阴影之下生活了五十二年。宋康王是宋国史唯一之王。《庄子》中的“宋王”（庄子不可能预知君偃死后谥康），乃至一切古籍所称“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均指这个暴君。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宋康王及其凶暴。

庄子著书，既要避免生前己身被宋康王诛杀以及己书被宋康王剿灭，又要预防其书在身后被后世君主剿灭，因此庄子不得不支离其言，隐晦其旨。

二、宋君称王，战国第三

宋康王是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仅次于齐、魏两雄，而早于秦、赵、韩、燕四雄。

东周诸侯称王，楚、吴、越最早，都在春秋时代，不过均非中原诸侯。入春秋（前770-前482）后，周室渐衰，中原诸侯仍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仅限争霸，不敢称王。霸主皆率领附从诸侯“尊王攘夷”。以田齐篡姜齐（前481）为标志，历史进入战国（前481-前221）。[1]

春秋末期，魏、赵、韩三家分晋；前403年，周威烈王（前435-前402在位）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册封魏、赵、韩为诸侯。战国首年，田齐篡姜齐；前380年，周安王（前401-前376在位）又不得不承认田齐篡姜齐的既成事实，册封田齐为诸侯。其后周室益衰，中原诸侯才先后称王，打破了“王天下”格局。

战国之初，魏文侯（前446-前397在位）最先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并任用鲁人吴起、中山人乐羊为将拓展疆土，前408年至前406年灭白狄族支族鲜虞族的前中山国后，国威大振，史称“强魏”。魏虽在战国初期称霸中原，但未敢称王。

稍后楚悼王（前401-前381在位）任用魏文侯死后遭魏武侯排斥、自魏至楚的吴起为相实行变法，称霸南蛮，史称“强楚”。楚自春秋以来，继续称王中原之南。

稍后秦孝公（前361-前338在位）任用未被魏惠王重视而自魏至秦的卫人公孙鞅为相实行变法，称霸西戎，史称“强秦”。秦虽称霸中原之西，但未敢称王。

魏惠王（前370-前319在位）继其祖魏文侯、其父魏武侯（前396-前371在位）之后，继续为中原最强，格于“王天下”的中原固有格局，仍未敢称王。

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齐初胜魏，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遂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称王。其后齐、魏形成均势，继续争霸中原。前341年马陵之战，齐再胜魏，从此齐强于魏，成为秦与诸侯共谋弱之的中原最强国。前340年，秦相公孙鞅领秦兵攻魏，因功封于商丘，史称“商鞅”。

魏惠王被齐、秦两强夹攻而无力反击，马陵之战后任用主张与齐和解的宋人惠施为相，并于前335年继齐之后称王，翌年（前334）改元。魏惠王与齐威王在齐地徐州会盟，互相承认称王事实，史称“徐州相王”。周天子的象征性权威，至此已荡然无存。

宋君偃称王之年（前328），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任用魏人张仪为相，第四年（前325）称王，翌年（前324）更元。秦惠王称王后二年（前323），曾与张仪在秦国争事秦惠王失利的韩人公孙衍（字犀首，以字行。时人称“犀首”，如称“仲尼”而不名），游说魏惠王建立中原诸侯“合纵”联盟，与齐、秦两强抗衡，得到魏相惠施赞成。魏惠王遂主持了韩、赵、燕、中山四国称王。魏与四国相互承认称王事实，史称“五国相王”。因此《史记·鲁世家》说：“景公二十九年（前323）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

前353年齐率先在中原称王之年，庄子十七岁；前323年六国皆称王之年，庄子四十七岁。三十年中，庄子亲历“王天下”分崩离析的全过程，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庄子母邦，摊到了极其凶暴又在位甚久的宋康王；庄子本人，抽到了毕生与其共始终的下下签。所以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

三、中山称王，灭于赵国

战国诸侯称王，有两国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中山与宋。因此汉人刘向编定《战国策》时，除了为“战国七雄”各开专章，另有《中山策》、《宋卫策》两章。

齐威王对老牌霸主魏国继齐之后称王尚能容忍，但对宋继齐、魏之后称王却大为不满，而对中山在“五国相王”中称王更为愤怒：

“中山与燕、赵为王，齐比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战国策·中山策》）

中山为魏之属国。前406年，魏文侯伐灭古之中山国，但中山与魏国南部本土中隔赵国，无法并入版图，遂封幼子魏挚于中山，成为魏的北部殖民地。魏属中山国，从未被周室册封为诸侯，却凭借与魏同宗，在魏组建“合纵”联盟的“五国相王”中直升为“王”。魏国一宗两王，引起强齐愤怒，齐威王不能忍受魏国风头盖过齐国，故欲伐中山。不过与齐威王欲伐中山仅为象征性的敲山震虎不同，赵武灵王对中山却不仅仅是惩戒性的讨伐，而是必欲灭之。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在位）尽管参与“五国相王”，但他对中山称王的愤怒更甚于齐威王，因为中山横亘在赵国南部本土与北部殖民地代郡（前475年，赵襄子伐灭古之代国）之间，赵武灵王久耻于国土被中山两分。因此“五国相王，赵（武灵王）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实行变法“胡服骑射”。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又禅位年仅12岁的嫡长子赵惠文王赵何（前298-前296在位），自号“主父”，亲自领兵于赵惠文王三年（前296）伐灭中山，国威大振，继战国初期之强魏、战国中期之强齐之后，成为战国后期中原最强国，史称“强赵”。

中山史唯一之王，其名未详，为魏挚（魏文侯之子、魏武侯之弟）之子、魏惠王堂弟。

战国后期的道家魏牟（前320-前240），是中山王之子，魏挚之孙、魏武侯族孙、魏文侯曾孙、魏惠王堂侄、魏襄王族弟，《庄子·杂篇·让王》称其为“中山公子牟”，又因中山曾一度称王而称其为“万乘之公子”（“千乘”指诸侯，“万乘”指王）。《汉书·艺文志》列《公子牟》四篇于道家，久佚。魏牟是庄子学派重要人物，《荀子·非十二子》抨击六组十二位诸子，魏牟与今已不详学说的它嚣同列第一组。

伪《列子》多存先秦史料部分之真，《列子·仲尼》记载了中山公子魏牟在中山被赵所灭前对赵人公孙龙的热烈崇信。《庄子·外篇·秋水》和《庄子·杂篇·让王》，记载了前中山公子魏牟被赵所灭后对赵人公孙龙的猛烈诋毁。

赵灭中山之年（前296），庄子六十八岁。比庄子小四十九岁的魏牟，很可能在中山被赵所灭后，成了庄子的晚年弟子。《外篇·秋水》是有助于理解《内篇·齐物论》的“外杂篇”最重要篇什，所以诸多选本和译本，若在“外杂篇”中仅选一篇，必为《秋水》。而《秋水》很可能为魏牟所撰。

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魏牟，也不能不了解与魏牟密切相关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

四、宋国称王，灭于齐国 

前481年田齐篡姜齐，在格于“王天下”旧格局的中原，因名不正言不顺而遭到中原诸侯鄙视。直到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取代强魏，成为战国中期中原最强国，才令诸侯不得不仰视。痛恨“乱臣贼子”的大儒孟子、荀子都先后游齐，成为稷下学宫的客卿。孟子任“列大夫”，荀子三为“祭酒”。但庄子终生未履齐地，痛诋田齐为窃国“大盗”。

齐威王死后四年（前316），燕王哙（前320-前316在位）因崇信儒家长期宣扬的尧舜禅让传说，禅位燕相子之（前315-前314在位）。三年后燕国大乱，当时在齐的孟子怂恿齐宣王（前319-前301在位）趁机伐燕。齐之伐燕，导致燕王哙死，子之逃亡，燕国两年（前313-前312）无君，几乎灭国。由于“合纵”诸侯共谋伐齐救燕，齐乃撤兵。赵武灵王派赵将乐池领兵，把在韩国做质子的燕公子职护送回燕继位，是为燕昭王（前311-前279在位）。燕昭王为复齐仇，准备了整整二十八年，筑黄金台召贤，魏人乐毅、周人苏秦、齐人邹衍等各国士人纷纷往燕担任客卿。苏秦为燕出使齐国，向齐湣王（前300-前284在位）保证燕无反齐之意，骗得信任并获重用，留齐为客卿，竭力怂恿齐湣王伐宋，使燕有机会复仇。

宋康王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军，拓地三百里，久与齐、魏、楚为敌。齐国伐宋，魏、楚出兵相助。秦国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原最强的齐国，因伐宋而师劳国疲。前286年齐灭宋后，秦立刻改变战略，其余诸国也不欲齐坐大而危及自身，遂共谋弱齐。齐灭宋两年后的前284年，燕将乐毅率六国联军攻齐。六国兵至，齐湣王始悟苏秦为燕死间谋齐，乃车裂苏秦，随后齐湣王逃亡被杀于莒。乐毅占领齐大半国土长达六年，导致齐六年（前283-前278）无君，几乎灭国。前279年燕昭王卒，继位的燕惠王（前278-前272在位）不信任乐毅，命骑劫代替乐毅为将，乐毅逃亡至赵。前278年，齐将田单据孤城即墨以火牛阵反攻，使齐襄王（前279-前265实际在位）复国。但强齐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与暴秦抗衡，强赵遂被历史推上了抗秦最前线。

前269年秦、赵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败秦军。前258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孝成王误用赵相平原君之策，以“纸上谈兵”的赵奢之子赵括代替老将廉颇，导致赵军断粮并战败投降。四十余万赵军降卒，被秦将白起全部坑杀，赵国男子为之一空，再也无力阻止秦兵东进。此后秦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再无悬念。

长平之战次年（前257），秦兵进围赵都邯郸。齐人鲁仲连当时正在“围城”之中，阻止了赵、魏等国情急之下想尊秦为“帝”使之撤兵的计划。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前256年，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领兵救赵，邯郸围解。平原君欲接受赵孝成王增赏封地，被他长期供养的公孙龙谏阻。此事大大得罪了平原君。不久魏牟从秦至赵，邹衍从齐至赵，都对平原君猛烈诋毁公孙龙，平原君终于黜退了公孙龙。前252年平原君卒，公孙龙也于稍后去世。

战国中期，诸侯纷纷僭称“王”号，导致了四大结果：

一、非诸侯的封君或卿相，在战国中后期也水涨船高地僭称“公”。

二、不愿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秦昭王和齐湣王，于前288年在秦相魏冉（楚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力主之下，一度僭称“西帝”、“东帝”，月余即迫于列国压力，各自撤销“帝”号。这一年庄子八十二岁，亲见以前仅用于天神的“帝”号被人间君主僭用。这对理解“内七篇”末篇《应帝王》及篇末“浑沌”寓言中“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奥义，至关重要。

三、诸侯称“王”后，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更趋白热化。交战双方兵力，合计常近百万，死伤常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同时期（直至近两千年后冷兵器时代结束）全球视野内，罕有其匹。这对理解“内七篇”尤其是《德充符》中充满刑余、肢残之人，极为重要。

四、曾经称王的东周诸侯共计十一国：楚、吴、越、齐、魏、宋、秦、赵、韩、燕、中山。越灭吴，楚灭越，赵灭中山，齐灭宋。六国称王百余年后的前221年，秦灭曾经称“王”的剩余六国而一统天下；卫国因未曾称“王”，直到前209年才最后被灭。秦王嬴政既不满足于像商、周那样称“王”，也不满足于曾被秦昭王、齐湣王用过的“帝”号，因而号曰“皇帝”，开启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庄子对专制制度的惊人预见和超前批判，也因而长期有效。

五、宋王篡位，庄子弃职

简述庄子时代天下大势之后，再略叙庄子生平及相关诸子重要史迹。

宋康王逐兄篡位之年（前338），庄子三十二岁。此前，庄子一度在其本邑蒙城，短暂担任漆园吏。这是庄子近距离了解专制制度运作方式及其悖道本质的重要经历。

有一天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异鹊从南方飞来，翼展七尺，眼大一寸，翅膀扫过庄子额头，停息在栗树林里。

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不能飞远，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提起衣角快步跟去，手持弹弓留意其举动。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荫蔽下纳凉而忘了真身。一头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有所得而忘了真形。而那只异鹊正准备捕杀螳螂，因为将获其利而忘了真性。

庄子惊叹说：“唉！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物类都会招致更强物类的捕杀。”于是扔掉弹弓转身就跑，结果招来了怀疑庄子偷摘栗子的守园人追赶斥骂。

庄子回到家里，三天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

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之中认知肉身，在清泉之中看见真身反而感到迷惑。况且我早已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会盲从俗世命令。’如今我在雕陵游玩就忘了真身，那只异鹊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令我惊醒。我在栗林里游玩又忘了真性，栗林守园人还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我心情不好。”（《外篇·山木》）

故事中的“异鹊”，似为《逍遥游》大鹏之原型。据此概括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异鹊”改为“黄雀”，导致异鹊与大鹏的关系隐而不显。故事中还有唯一确知的庄子弟子蔺且。《山木》当为蔺且所撰，故自书其名，与庄子在“内七篇”中自书其名相同。这是古人著书的署名方式。

《外篇·山木》的“材与不材”故事，也与《内篇·人间世》主旨吻合。因此这一故事很可能为蔺且亲见亲闻，而非寓言。庄子一方面有感于“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另一方面适逢母邦发生宋康王逐兄篡位的宫廷政变，因此不愿再依附专制庙堂。《人间世》篇末曰：“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显然与他曾供职漆园有关。因不愿像漆树一样听任宰割，庄子遂弃漆园之职。

据弟子后学所撰“外杂篇”，庄子娶过妻，生过子，其妻先他而死，子嗣无考。庄子弃职以后，曾经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广泛的游历见闻，使他对天下专制制度有了无人能及的深刻认识。庄子居于陋巷，傲立江湖；编织草鞋，钓鱼授徒。

庄子漫长的一生中，与下层民众水乳交融，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一部先秦子书，如此广泛涉及鸟兽虫鱼；没有一位先秦巨子，如此谙熟洞悉百工技艺；这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司马迁赞扬他“于学无所不窥”。

六、寓言讽世，痛诋专制

寓言是“内七篇”的最大特色，但寓言并非庄子苦心构思才可能有。庄子在生活中，面对猝然遭遇的人事纷扰，总能不假思索地立刻用寓言予以嘲谑反讽，口才便捷，张嘴即来。

庄子在宋康王篡位后辞去漆园吏，安贫乐道，滑稽放言；寓言讽世，痛诋专制。从“外杂篇”记录的庄子言论来看，庄子撰“内七篇”时尽管极其慎言，但生活中却极为敢言。

庄门弟子记录了庄子对宋康王的评论：

有人游说宋康王，得到十乘马车的赏赐，以此向庄子炫耀。庄子说：“河边有人家贫，靠编织苇席维生。儿子潜入深潭，采得千金宝珠。其父对儿子说：‘拿石头把宝珠砸了！那千金宝珠，必定是在九重深渊，而且含在黑龙嘴里。你能采到宝珠，必定恰逢黑龙打瞌睡。假使黑龙醒着，你怎能侥幸得手？’如今宋国的水深火热，不是九重深渊可比；宋王的凶猛暴虐，也非黑龙可比。你能得到马车，必定恰逢宋王打瞌睡。假使宋王醒着，你就粉身碎骨了。”（《杂篇·列御寇》）

庄子深知，宋康王一旦明白庄学奥义，自己必定粉身碎骨。庄子又预知，后世“宋康王”一旦明白庄学奥义，其书必定片简无存。

或许有人会想：庄子生不逢时，母邦君主恰为暴君。倘若宋君是儒家赞扬的仁义明君，或许庄子也会出仕？战国时代的无数士人确实都“有奶便是娘”地游仕异国，但庄子没有“楚材晋用”地游仕异国。庄门弟子记录的另一则故事，足以证明庄子轻视世俗功名、粪土庙堂富贵，与所遇君主是“明君”还是暴君无关。

宋国有人叫曹商，宋康王派他出使秦国。赴秦之前，宋康王给他几乘马车。到秦之后，他博得秦王欢心，加赐马车百乘。返宋之后，曹商嘲讽庄子：“住在偏远狭窄的巷子，窘困地编织草鞋，脖子枯槁如树枝，耳朵蜡黄像死人，曹商我不擅长。见一次万乘大国的君主，随从马车就变成百乘，曹商我很擅长。”庄子说：“秦王得了痔疮请医生，能挤破痔疮消除脓肿的，赏车一乘。肯用舌头舔食痔疮让他杀痒舒服的，赏车五乘。治疗的方式越下贱，赏赐的马车越多。你大概替秦王狂舔痔疮了吧？否则怎会赏车如此之多？去你的吧！”（《杂篇·列御寇》）

   庄子与专制制度强硬不合作，既不出仕母邦，也不游仕异国，而且对取富贵于母邦或异国者，均予猛烈批判和无畏嘲笑。庄子认为，无论母邦、异国，当时的整个天下都是专制制度，既不能为专制君主服务，更不能对专制制度屈服。

   生活中的庄子，无所顾忌地批判宋国庙堂为“九重之渊”，无所畏惧地抨击宋康王“猛过骊龙”，因此庄子在“内七篇”中隐晦批判专制制度，决非出于胆怯。“内七篇”支离其言而隐晦其旨，是为了使其崇尚自由、批判专制的不朽思想传之久远。

七、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庄子同国同时声名最著的宋人，是生卒年都先于庄子十岁左右的墨徒兼辩者惠施，以宋人出任魏相，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

庄子弃职后不久，便西游魏都大梁，往访同国大贤惠施。惠施或许早已听说母邦宋国出了一位奇人庄周，其左右又说：“庄子来大梁，恐怕是欲谋魏国相位。”

惠施担心起来，派人在大梁城里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到大梁后，似乎没急着去见惠施，而是四处游历，做社会调查，听说惠施正在搜捕他，就直接去见他，又即兴开讲寓言：“南方有一只鸟，名叫鹓雏，你听说过吗？鹓雏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就不停，不是竹子的果实就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就不喝。有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正好鹓雏从它头上飞过，就仰头向天大喊一声：吓！莫非你也想用你的魏国相位来吓我吗？”（《外篇·秋水》）[2]

魏惠王也已听说庄子大名，主动约见庄子，结果庄子把魏惠王和惠施都骂了进去，面斥为“昏上乱相”。（《外篇·山木》）

庄子是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都记载了庄子峻拒楚王聘相的史实，综述如下。

楚威王听说了庄子大名，派两位大夫持千金去聘他为相。庄子不在家，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大夫找到庄子钓鱼处，说：“吾王想请先生为相。”

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听说楚有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把神龟的骸骨精心保存，供在庙堂之上。这头神龟，究竟愿意死了留下骸骨，被当做宝贝呢？还是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呢？”

楚大夫说：“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

庄子笑了：“千金，固是重利；卿相，固是尊位。但你们没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吗？被豢养几年后，就披上五彩绣衣，牵到庙堂宰杀献祭。到那时，再想做普通的牛还可能吗？你们走吧，不要污辱我。我宁愿在污泥之中快活游戏，也不愿为君主服役。我将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濮水在蒙城附近，一称沙水。《水经·淮水注》：“濮水即沙水之兼称。”沙水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涡阳是蒙城旧名。今另有涡阳。

   《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没提楚王是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言“楚威王”，还提及“游戏”一词，为汉语史上首见，可能正是庄子首创。此词不见于郭象版“外杂篇”，或为郭象所删。《秋水》只说“神龟”，没说“牺牛”。《列御寇》和《史记》只说“牺牛”，没说“神龟”。上文综合了三种异说，庄子之言意思较为完整，但稍显累赘啰嗦。

楚威王熊商，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正当庄子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因此庄子拒楚聘相之时，年仅三十余岁。以刚过而立的一介布衣，却峻拒强楚千金聘相，庄子遂名闻天下。蔺且、詹何、魏牟等弟子后学，遂慕其风而广之。

八、晚年挚友，大知惠施

   宋人惠施，长庄子十一岁。未及庄子成年，惠施已离开母邦游仕魏国。魏将庞涓在桂陵之战（前353）、马陵之战（前341）中被齐将田忌、孙膑两度重创。马陵之战中，魏太子申还亲自领兵，结果与庞涓一起被杀。魏惠王无力复仇，不得不接受客卿惠施的偃兵主张，任其为相，与齐和解。惠施于前335年辅佐魏惠王成功称王，并得到齐国承认，因此被魏惠王长期倚重。由于孟子（前372-前289，与庄子完全同时）等儒生长期鼓吹尧舜禅让传说，为了博取声名、自比尧舜，魏惠王甚至假惺惺地欲禅位给惠施，惠施识相地拒绝了。[3]

   宋人惠施担任魏相长达十九年（前340-前322），堵塞了魏国士人的仕途，于是魏人张仪游仕秦国，于前328年担任秦相，并于前325年辅佐秦惠王成功称王。前322年，张仪向秦惠王请缨出使魏国，游说魏惠王联秦攻齐。魏惠王刚于去年（前323）“五国相王”中组建抗齐联盟，今又得秦相张仪许诺强秦助魏攻齐，遂将反对张仪主张的惠施罢相，转拜张仪为相。在魏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惠施，如同在楚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屈原。

   惠施不仅失去相位，甚至险些被魏惠王诛杀，凭借化装才逃离魏国，投奔楚国[4]。由于惠施是兼相秦魏、权倾天下的张仪之政敌，楚怀王不愿得罪张仪，更不愿进而得罪秦惠王、魏惠王，于是对惠施赠以车马，把他送归母邦宋国。[5]

   惠施由楚归宋途中，庄子正在宋泽孟诸钓鱼。庄子看见惠施从车百乘，竟把多钓的鱼也扔进湖里，对依附庙堂谋取多余之财的惠施表示不屑[6]。庄子时年四十七岁。此前多年，庄子曾往魏都大梁拜访惠施，结果大失所望。当时庄、施初识，尚未订交。

   宋康王对担任魏相的本国大贤惠施也曾十分仰慕[7]，但现在惠施已老，兼已失势，况且墨徒惠施主张偃兵，不对宋康王胃口。因此罢相归宋的惠施，并未得到宋康王重用。惠施在母邦没机会重新出仕，蜇伏了三年，其间与庄子日夕盘桓，从针锋相对的论敌，逐渐变成惺惺相惜的畏友。

    惠施归宋三年之后的前319年，魏惠王卒。业已六十二岁的惠施立刻离宋赴魏，图谋复相。继位的魏襄王果然不信任张仪，罢了张仪相位，但也没让惠施复相，而拜田需为相（前318-前310在位）。[8]惠施继续流连大梁，逐渐淡出政治而转向学术。大约前305年左右，惠施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招致天下辩士群集大梁与之进行大辩论，其中就有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公孙龙与桓团等辩者前辈在大辩论中提出“二十一事”等新辩题，合力击败了惠施。惠施在政治失败之后，继以学术失败，再次返归母邦宋国，与庄子日夕盘桓，终老于宋。

   惠施在漫长的宦海生涯中获得了罕有其比的政治阅历，在其晚年与庄子日夕盘桓、频频斗嘴的过程中，也成为庄子深入了解天下专制制度不可或缺的间接经验。惠施八十一岁去世时，庄子已七十岁。惠施葬于宋，庄子曾过惠施之墓，对弟子感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言之矣。”（《杂篇·徐无鬼》）惠施死后，庄子尚有十四年寿命。在这十四年中，庄子完成了千锤百炼、打磨一生的“内七篇”。

九、隐攻公孙，暗讽孟轲

名家巨子惠施，是“内七篇”明确提及并与庄子直接对话的唯一同时代大家。有学者（如王孝鱼）据此认为，“内七篇”专为驳斥惠施名学而撰，极度削弱了“内七篇”的普遍意义。其实《齐物论》还隐晦提及另一位名家巨子公孙龙的独家辩题“指非指”、“（白）马非马”。《大宗师》有一位道家至人“孟子反”，其名隐晦嘲笑了与庄子完全同时的大儒孟子，尽管“内七篇”和“外杂篇”均未提及孟子。

隐名不提思想对手，是诸子惯技。比如荀况在其著作《荀子》中多处激烈诋毁名家之学，但说来说去都是“惠施邓析”，从未提及名家巨子公孙龙。邓析（前545-前501）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末期郑国人，死后一百二十年惠施（前380-前300）才出生。荀况却将“邓析”列名惠施之后，何故？因为“邓析”是“公孙龙”的代词，而惠施比公孙龙年长五十五岁。

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比赵人荀况（前313-前238）年长十余岁，因前305年左右与宋人惠施在魏都大梁辩论并击败之而少年成名。荀况不可能不知道这位同国同时且名震天下的当时第一辩者，因此《荀子》所谓“惠施邓析”，实为“惠施公孙”。

荀况为何要用代词？因为长期担任赵相的平原君赵胜（前308-前252）服膺名家之学，崇信公孙龙并供养他长达半个世纪，导致大儒荀况在本国难以得到重用，只能时而东游齐国稷下，时而西游秦国，闲得无聊又授徒韩非、李斯，好不容易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那里谋得兰陵县令之职，很快又被撤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春申君列传》）。荀况不愿断绝母邦仕途，因而不愿得罪本国权相平原君，所以不敢明攻公孙龙，而用“邓析”做代词。

这一代词，导致邓析被误认为名家始祖，后人还据此伪造出一部《邓析子》。有学者认为《邓析子》原有，后亡佚，再伪造。也有学者认为，前后两部《邓析子》均属伪书。

《齐物论》隐攻公孙龙，仅提辩题，未及其名，是因为“内七篇”已明攻名家巨子惠施。作为前辈，庄子不愿再明攻比自己小四十四岁的名家新进公孙龙。《大宗师》暗讽孟子，用“孟子反”来反“孟子”，是因为“内七篇”已明攻孔子，兼及儒门圣王尧舜，对儒学评价甚低的庄子，不屑再提同时代大儒孟子。

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之师则是孔子晚年弟子曾参。曾参字子舆，孟子仰慕师祖曾参，也字子舆。《大宗师》另一位道家至人“子舆”，应该暗指曾参，而非暗指孟子。“内七篇”仅及孔子早期弟子颜回、子贡，未曾提及晚年弟子曾参。但“外杂篇”赞扬曾参“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杂篇·让王》，撰者若非魏牟，当为詹何）。

十、公子魏牟，失国改宗

撰写“外杂篇”的弟子后学蔺且、詹何、魏牟等人，慕效其师文风，也没有明攻大儒孟子和荀子，而是明攻孔子，兼及尧舜，但在总论先秦学术源流的《杂篇·天下》中，孔、孟、荀均未提及。

“外杂篇”的撰者还慕效其师文风，明攻惠施，但把乃师仅提辩题、未及其名的公孙龙亮了出来。《杂篇·徐无鬼》提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指惠施）为五”。公孙龙字子秉，“秉”即公孙龙。《杂篇·天下》则明确提及公孙龙：“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外杂篇”最重要篇什《外篇·秋水》，又明确记载了前中山公子、庄子信徒魏牟对公孙龙的当面诋毁。

中山为魏之属国，前296年为赵所灭。中山为赵所灭之前（约前305年），宋人惠施在魏都大梁与天下辩者论辩，年仅二十岁的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在论辩中击败惠施而名震天下。“不恤国事”的中山公子魏牟（前320-前240）优游宗主国首都大梁而恭逢其盛，遂成仅仅长其五岁的赵人公孙龙信徒。

《列子·仲尼》记载了魏牟与乐正子舆（又一位仰慕曾参的儒生）的辩论。乐正子舆攻击公孙龙“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韩檀（按：即桓团）等肆之。”

魏牟则为公孙龙详尽辩护，并斥乐正子舆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

然而中山为赵所灭后，前中山公子魏牟性情大变，转而迁怒于一度崇信的赵人公孙龙。魏牟失国后流落天下，“身处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杂篇·让王》，《吕氏春秋·审应览·审为》所采略同），向庄子本人或庄门弟子詹何求学问道。魏牟还曾西游秦国，做过出任秦相、主张“远交近攻”的魏人范雎（前267－前255任秦相，封应侯）的门客。

前256年邯郸围解后，当时在秦的魏牟，预知范雎因掣肘白起导致秦围邯郸失败，即将失去秦昭王信任，于是辞别范雎，行前忠告曰：“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战国策·赵策三》）稍后齐人蔡泽游秦，也规劝范雎激流勇退，于是范雎主动向秦昭王辞去相位，免除了后患。蔡泽游说得逞，遂代范雎而任秦相。（《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魏牟离秦之后，转往赵都邯郸拜见平原君，又再次见到平原君的著名门客、魏牟年轻时的偶像公孙龙。但亡国丧家后的魏牟，业已从公孙信徒转为庄子信徒，于是当面诋毁公孙龙，斥为“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井底之蛙，赞扬“内七篇”是“极妙之言”，讥讽公孙龙“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外篇·秋水》）

根据撰者自书其名的著书惯例，《秋水》的作者应该就是魏牟。

十一、庄子著书，支离其言

除了郭象的增删篡改和系统曲注对理解“内七篇”造成重大障碍外，阅读《庄子》的另一大障碍是：庄子故意写得极其隐晦，无比难懂。

   庄子既然著书，为何不肯让读者懂呢？因为庄子崇尚自由，反对专制，然而在专制制度下批判专制极其危险。避免当世君主诛杀其身、剿灭其书还难度较低，庄子可以像哥白尼临死之前才公布“日心说”那样，生前不流布其书；避免后世君主剿灭其书，才是难以成功的莫大难题。庄子必须做到：既让被后世君主压迫的未来读者读懂，又不让后世君主及其拥护者读懂，甚至读懂了也无法剿灭其书。为此庄子采用了密码式写法：寓言和卮言。

庄子死后，一位弟子（当为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杂篇·寓言》，其中提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穷年”。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杂篇·天下》，其中提到“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并且点题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奥义是：庄学是专制天敌，一旦直言，专制庙堂必将剿灭《庄子》，就像剿灭杨朱之书一样。

“重言”牵涉甚繁，暂且略过不提。

“寓言”二字人人能懂：寓有深意的故事。“寓言”一词，正是这位庄子弟子发明——必得自庄子真传。

“卮言”二字也非常难懂，至少有三义。

一、“卮”借为“至”，卮言就是至言。言之四境是：无言→小言→大言→至言。卮言是最重要的至言，但其奥义极其隐晦。

二、“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喻庄子借用寓言、卮言述道，其意述满后，又自己倾空之。读者亦当如此，借助庄子卮言，理解庄子寓言；理解以后，还须忘掉。这就是庄学奥秘“得意忘言”。为何得其意之后，还须忘其言？因为若不忘言，就会招致专制庙堂诛杀；若挑明奥义，还会殃及《庄子》被剿灭。

三、“卮”借为“支”，意为支离。寓言是圆的，人人理解不同。因此西方寓言家伊索、拉封丹讲完寓言，必点明寓意。但庄子受困于“语境”，不能讲完寓言就点明寓意，只能“卮言日出”：让点明寓意的卮言，天女散花地“蔓衍”各处，与寓言“支离”分开。“支离”二字，“内七篇”六见，如“支离其形”、“支离其德”，还有寓言人名“支离疏”、“闉跂支离无唇”等。“外杂篇”二见，均为寓言人名。

“内七篇”的内容核心是卮言，形式特点是支离其言。若不明白“卮言”的隐晦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深刻寓意。

《寓言》如此形容“内七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奥义是：倘若吾师庄周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支离其言，其书必被专制庙堂剿灭，怎能传之久远？

《天下》如此形容“内七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奥义是：庄子寓言极其有趣，而庄子卮言极为难懂。

十二、朝三暮四，千古哑谜

上文略述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得出两条主要立论：

一、庄子为了己身免遭当世君主诛杀，以及己书免遭后世君主剿灭，不得不采用密码式写法：寓言和卮言。庄子寓言极其有趣，而庄子卮言极为难懂，因此庄学奥义隐晦深藏，千古未明。

二、庄子必须创造几乎不可能的奇迹：既让被后世君主压迫的未来读者读懂，又不让后世君主及其拥护者读懂，即便嗅出异味也难以证明甚至不敢证明自己读懂，因而无法剿灭其书。

然而仅用庄子之书果然没被剿灭来反证我的“立论”，显然缺乏说服力，因此必须至少举一个例子——更多例子详见“内七篇”单篇奥义。

《齐物论》有一则著名寓言：“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寓言有趣至极，然而寓意不明，因为庄子在打哑谜。猜破哑谜的人并非没有，只不过道破谜底的方式，依然只能打哑谜。

晋人张湛，在其伪造的古书《列子》中，改编了庄子哑谜：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按：张湛知道庄子是宋人，故加“宋”字。）

张湛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庙堂君主与江湖民众。然而张湛认为：庄子站在狙公即君主一边，拥护专制。

张湛如此阐释：狙公深爱众狙，养育天下众狙。狙公不惜让家人过苦日子，也要满足众狙的贪欲。但众狙生养日多，狙公粮仓将空，不得不限制众狙口粮：早饭三颗橡子，晚饭四颗橡子。贪心不足的众狙发怒了。爱狙如子的狙公，就顺天应人地改口说：早饭四颗，晚饭三颗。感沐圣恩的众狙高兴了，伏在地上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明人刘基，在其寓言专著《郁离子》中，也改编了庄子哑谜：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按：刘基误信庄子为楚人之异说，故改“宋”为“楚”。）

刘基也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庙堂君主与江湖民众。然而刘基认为：庄子站在众狙即民众一边，反对专制。

刘基如此阐释：并非狙公养活众狙，而是狙公“养狙以为生”。狙公每天让老狙带着众狙到山里劳动，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赋什一以自奉”，隐晦挑明了庄子原文“狙公赋芧”之“赋”的奥义：庙堂与江湖的本质关系是抽什一税。江湖众狙对庙堂狙公“皆畏苦之，弗敢违也”。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小孩那样，一只小狙道破了真相，于是众狙奋起反抗，狙公饿死了。

针锋相对的张湛、刘基，起码对狙公、众狙隐喻君主、民众并无分歧，这说明二人都明白庄学奥义。只不过儒家士子张湛反对庄学奥义，因而予以逆向歪曲；而道家异人刘基赞成庄学奥义，因而予以隐晦挑明。但无论反庄者张湛还是赞庄者刘基，都受困于专制语境而不敢直言，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

儒家士子张湛，急于依附专制庙堂，渴望分享民脂民膏，所以他要在其伪造的《列子》中抄袭庄子，然后用逆向歪曲来反击庄子。张湛把伪造的《列子》加注后公诸儒林而一举成名，得到专制庙堂奖赏，官至光禄勋。——张湛并非孤例，比如还有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

道家异人刘基，助朱元璋一统天下，按其功劳足以像徐达、常遇春等人那样封王封公，但他不肯依附专制庙堂，不愿分享民脂民膏，仅仅为了避免被疑有二心而遭诛杀，才不得已逊受“诚意伯”，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风水始祖刘伯温。——刘基也非孤例，比如还有越人范蠡和汉人张良。范蠡助勾践灭吴，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富可敌国而三散巨财的陶朱公。张良助刘邦灭楚，也不愿封王封公而不得已逊受“留侯”，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追随赤松子游仙去了。

或问：既然刘基像庄子一样反对“狙公”，为何要助朱元璋打天下呢？其实刘基隐晦挑明庄子哑谜，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疑问：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历史格局下，与其听任众多狙公竞争者旷日持久地厮杀不休，不如尽快确定“一统天下”的庙堂狙公，这样对江湖民众稍稍有利。

在专制制度下，赞成庄子并反对专制的刘基，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这容易理解。因为刘基像一切读懂《庄子》的人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不得不像庄子一样主动打哑谜。倘若直言，即便你“逍遥”山林，海捕文书一下，也跑不了。庄子早有卮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

那么在专制制度下，反对庄子并拥护专制的张湛，为何也要打哑谜呢？因为像一切嗅出庄学异味的儒生一样，张湛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也不得不被迫打哑谜。

张湛与刘基，智力难分伯仲。然而刘基选择了“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退出庙堂，挺立江湖。张湛选择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钻进庙堂，跪于丹墀。跪下的张湛，人格固然低了，但智力不会因跪下而变低。

嗅出庄学异味的儒生，比不懂庄子的儒生远为痛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取向被庄学彻底否定了，于是陷入人格分裂。另一方面，他不敢向皇帝告密而邀功请赏，他原本天生聪明难自弃，才自售于庙堂，然而这份足以嗅出庄学异味的绝顶聪明，居然不能折合为现金，于是沉入痛苦深渊。张湛明白，绝不能向皇帝告密说《庄子》是专制天敌。即便告密的同时发誓反对庄子、拥护陛下，也难逃诛杀。

聪明绝顶的张湛必能预见，愚蠢透顶的皇帝必会这么想：别人都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偏你看出庄子有这意思。朕看来看去，还是看不出庄子有这意思，莫非是你自己这么想？

即便张湛竭力辩解：陛下圣明！庄子反动至极又狡猾至极，他的恶毒攻击，轻易看不出来。支离其言、隐晦其旨的“内七篇”充满隐语，是用密码写的。

皇帝还是将信将疑：那你又从何得知密码？除非你与庄子一般肚肠！

由此可见，一方面正解难以证明，难以置信；另一方面正解涉入了专制语境的绝对禁区，即使批判也必触犯禁忌，就像敬献宝刀却误入白虎节堂的林冲一样，难逃杀身之祸。张湛们绝不敢拿自己聪明绝顶的脑袋，愚蠢透顶地到皇帝那里冒险。

结语、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不仅庄学拥护者为了避免惹祸招杀并殃及《庄子》，不敢直言庄学正解。而且庄学反对者为了避免因批判“毒草”而反噬自身，同样不敢直言庄学正解。就这样，庄子创造了人类写作史上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他的大部分敌人读不懂《庄子》，极少数聪明绝顶的敌人虽能读懂，也难以证明乃至不敢证明自己真懂。因此，所有的庄学敌人都无法剿灭《庄子》，只能歪曲《庄子》。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无数追随者，正是这么做的。

庄子深藏奥义的支离其言，被郭象的篡改、误断进一步弄得支离破碎，因此成语“朝三暮四”，就被离题万里地用于形容花心男人的见异思迁，与形容美貌女人的“水性杨花”意思相近了。庄子的美妙寓言感染了无数人，却常常背离其卮言奥义而被歪用，由此可见一斑。庄子屠龙宝刀，居然仅供杀鸡。

旧庄学把篡改庄子卮言、曲注庄子寓言、遮蔽庄学奥义的郭象义理奉为最大权威，其实也被庄子那双穿透历史迷雾的无蔽慧眼预见到了：“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外篇·天地》）

留下“朝三暮四”的千古哑谜之后，“反动”至极又“狡猾”至极的庄子，还在《齐物论》下文预言了其不朽著作的理解命运：“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2005年7月7-9日初稿

2006年8月19-20日二稿

2006年10月2-13日定稿

[1]史家多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为春秋时代之终年，而以周元王元年（前476）为战国时代之首年。我认为不当，应以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田齐篡姜齐为战国首年。理由有二：一、东周史前期（即春秋时代）虽有弑君，继代之君均非异姓。故东周史后期（即战国时代），当以田齐篡姜齐为开端。二、孔子撰《春秋》，“绝笔获麟”。《史记·孔子世家》曰：“及西狩见麟，（孔子）曰：‘吾道穷矣！’”获麟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即田齐篡姜齐之年。《春秋》鲁哀公十五年以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为后儒所补。

[2]《太平御览》卷四六四《庄子》逸文：“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可与《外篇·秋水》印证，证明这是庄、惠二人初见。“鹓雏”正是“凤凰”的别名。所谓“庄子逸文”，当在郭象所删篇目之中。

[3]《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

[4]《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

[5]《战国策·楚策三》：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冯赫谓楚王曰：“逐惠子者，张仪也。而王亲与约，是欺仪也。臣为王弗取也。惠子为仪者来，而恶王之交于张仪，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今之不善张仪也，天下莫不知也。今为事之故，弃所贵于仇人，臣以为大王轻矣。且为事耶？王不如举惠子而纳之宋，而谓张仪曰：‘请为子勿纳也。’仪必德王。而惠子穷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为仪之实，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纳之宋。

[6]《淮南子·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许滇注：“孟诸，宋泽。”

[7]已见注[5]：“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

[8]《史记·魏世家》：“哀王（按：魏无哀王，史公误增，实为襄王）九年，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参见《战国策·魏策二》“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田需死”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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