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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女儿 (散文) ――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林昭 ◎ 黄 翔
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的系主任恰克·铿德(CHUCK KINDER)，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参加一个小型派对，这是为他的夫人退休而举行的。因为正值盛夏，许多人度假去了，所以来的人不多，但食物却异常丰盛。极大的桌子上摆满了菜肴，其中有一个特大的盘子，里面盛满了水果，有葡萄、草莓、菠萝、切开的苹果、香瓜和哈密瓜，水淋淋的特别诱人。 一旁壁架上撂满恰克家族的照片，其中有恰克小孩时的，他母亲年青时代的，还有一张是他父亲和母亲穿着泳裤和泳衣躺在沙滩上的照片，背后是一片木栅，阳光很好，却看不见海水。我突然发现恰克母亲美丽的仪容极象一个人，一个东方女人。谁呢？啊林昭！ 我手持着杯盘，注视着这个照片，刹那间，竟忘了身边喧哗的人声，也忘了室内温馨的气氛。刹那间，竟不知自己此时此刻置身何处，也无心与别人再谈些什，眼里突然感觉似乎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泪水。因为我想起的林昭，当然不是仅仅与恰克母亲容貌酷似的林昭，而是藏匿在这张漂亮的脸孔背后的黑暗中的林昭。是在狱中被狱警故意纵容，被一群女犯又打、又抓，把衣服、裤子撕破的那个林昭！是被折磨得头发一夜变白、被人大把抓落、头上留下光秃秃的头皮的那个林昭！是害怕在狱中被人奸污，无奈把衣服、裤子缝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撕开后又重新缝上的那个林昭！ 我发现我在如此欢乐、美好的时刻早已禁不住泪流满面，只差点哭出声来。人家一定会惊讶，这个来自中国的诗人今天怎么啦？为什么突然之间举止这么奇怪和反常？天呀，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仿佛火光一闪的刹那，在我面前竟同时出现“两个林昭”：一个林昭没有死，她还很年青，正活在这个世界上，度过自己青春时代的大学生活。属于她的是课堂、是图书馆、草地、球场或游泳池。或享有理应属于她自己的爱情、事业、阳光和沙滩。她也可能象恰克的母亲一样，大学毕业以后走向社会，而过着有丈夫、有孩子的安宁的家庭生活。 然而她却死了，象那个时代许多死去的无辜者一样，她是被暴力枪杀、强行踹出这个令人眷恋的世界、踹出我们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的。 另一个林昭却是先前的那个林昭，她无端失去自由、被人监禁。她在狱中因不堪虐待而叫喊、而绝食、而自杀未遂，而整夜擂动监狱的牢门！她因书写血书和蔑视暴虐而被人反铐、双铐，胃痛时不解开、月经来临时也不解开、甚至大小便时也不解开她身上的镣铐！ 这同一个林昭，在狱中以愤怒之火书写她的诗句、以鲜血书写“自由万岁”的绝命书，书写她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控诉和诅咒！ 这是一个伟大的圣徒般高洁的精神殉难者！是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女儿！她自己也被暴力和强权钉上了十字架！ 自由精神在当代的承传和继续 林昭是不该死的，然而她却死了！这样的“死亡”还照样在世界上蔓延！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蔓延！ 在这样的死亡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而我们冷漠纵容、不能制止或未能阻止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我们每一个活着的生者都应有内疚并为此深感不安！ 然而，我们就这样木然，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如果一个新的“林昭”出现并经历同样的命运，我们仍然看着她从我们身边离开，眼睁睁地“就地蒸发”乃至被一颗子弹结束生命！ 林昭的存在，是我们中国女性精神生命存在的奇迹。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绝迹，我从当代许多后来者中看到林昭的自由精神的承传。这些人与林昭一样同样是女性，她们是一些良心犯、民间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们的妻子，她们的名字足以连成一条闪闪发光的珠串：贾建英、陈明先、傅湘、蒋美丽、路坤、曾金燕、袁伟静、芳草和吴玉琴……其中，芳草是数度入狱的我的朋友张林的夫人，我曾是她的“日记体”文稿的读者，使我深为感动的，与其说是她的文笔，不如说是文字中的那份真实。吴玉琴是偏远贵州的友人廖双元的妻子，廖双元是上个世纪最早投身民主运动者之一，曾数次失去人生自由。而与他相依为命的吴玉琴，却患有乳腺癌，医疗费高达十万元人民币，一介平民这笔钱哪里去找？因无钱医治而拖延，只好听天由命。医生说如果治疗还可活四年；如果不治只可活一年。她就想在走前的有限时间中，放下生死，尽力在生前安排好老母和丈夫的生活。她也并没有由此放弃对民主中国的追求、而退出中国民主运动。她的勤奋写作人们有目共睹，我们常在海外《民主论坛》上看到她的身影。发表点东西，也同时为补贴家用。袁伟静是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太太，她始终与一双追求精神之光的“盲目”同在，仅凭这一点，就倍加令人尊重和感动。何德普和杨建利都是早年相识，在此向他们的夫人贾建英和傅湘致意。其他令人尊敬的女士们的同样优秀的先生们，就不在这里一一提及了。 为大地上所有的受难者赎罪 最早接触林昭的事迹，是看北京“独立制片人”胡杰采访、拍摄的关于林昭的电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民间拍摄的纪录片，在当时的纽约还几乎绝无仅有，是一位朋友特别邀约去他的家里看到的。 后来不多久我与秋潇雨兰就离开了新泽西去了匹兹堡。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记得在赴匹兹堡的长途火车上，我整个白天沿途看大地、看风景，秋潇雨兰一个人一直独自看圣经。天早已黑尽，碰巧火车中途停车，灯光突然熄了。人地生疏、夜空漆黑、前方站仿佛是个未知数，心中一片渺茫。人在黑暗中，有一种失去支撑的感觉。秋潇雨兰安详地坐我身旁，手捧圣经，在心中默默祈祷。那个夜晚，黑暗中生命瞬间遭遇奇迹，这是雨兰也是我今生的一次感动。她对我说，我徘徊已久，我找到主了。生命在基督里生长，我的心被主的光充满。这时候，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消失了的我的“姐妹”林昭。 我“认识”林昭、包括对林昭背后的基督第一次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感性精神认识，是经由秋潇雨兰，也是因为有了秋潇雨兰。这份微妙的感觉是别人无从感受、也无法领略的。虽然我读圣经年代很早，但那仅仅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真正从生命中“读懂”它，却是瞬间通过秋潇雨兰对圣经的心灵领悟。 林昭是我的姐妹。秋潇雨兰说得很轻，却使我深心震动。她是赎罪的羔羊，她为这个世界赎罪，为大地上的受难者赎罪！林昭是基督的女儿、是主的女儿。她来自上帝的身边，现在已经回到了上帝那儿。在地球上最黑暗的一片大陆、在东方，她出现、她牺牲、她流血、她献祭，为使人拯救、使好人、坏人同时受拯救。 上帝赦免每一个人，我们也要赦免所有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的心境在赦免中豁达。 人若是信了神，就不再拒绝耶和华，就会深化对神的认识。世界是神所设计，人若违拗了神的意志，耶和华必给这样的人以惩罚。 秋潇雨兰总是给我以灵感、以激发、以启迪。那一年，在奔赴匹兹堡的长途火车上，她手持圣经同我谈话，谈东方的黑暗、谈林昭，并把林昭引入我们共同的心灵世界。那个夜晚，在列车奔驰的黑夜茫茫的星空下，我经受了一次感性的基督教人文精神的洗礼。 也许，正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我就没有终止并持续发出追问：“是谁害死了林昭”、“是谁还在继续杀害林昭们？”、“杀死林昭的仅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人性‘恶’的本身”？ 我们要揪出或制止的，不仅是那只罪恶之手；那只血手和黑手背后的满脸粉刺的极权制度，撕下它脸上的伪装、冲去它满脸涂抹的脂粉，还它嗜血成性的本来面目！我们要审视的是人性本身、包括我们自己。为世界赎罪也是为我们自己赎罪。拯救这个世界，也是拯救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从相异于佛经的圣经中所读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什么，这其中似乎有一种东西方人文精神之间的微妙的差异。 而我们从林昭身上分明感受到的，却不是这两者之间的各别，而是“差异”的消失。 迟到三十八个年头的祭奠 林昭是被一颗子弹杀死的，是被一个制度杀死的！她作为一个“人”首先就是被“人”杀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必须重新阐释和剖析什么是“‘人’杀‘人’”的世界？为什么人类屠杀人类、就象我们由来已久、习以为常地屠宰牲畜和家禽？！ 我们经历了一个贴着“红太阳毛泽东”的标签的时代，它曾使一个世代的生命在暴力的鞭笞下持续痉挛。它曾以一颗子弹中止了一个美丽女人的青春、也终止了一个人的今生。它同时击碎了她眼中的梦幻、脸上的微笑和头顶灿烂的云空！我们首先要追究的是这颗子弹和抠动枪枝扳机的手，然后要追究的是这个“人杀人”的罪恶体制，最后要追究的是主宰人和体制命运的那个人或那一群人！今天我们为林昭发出呼喊，这呼喊也就是对历史的清算和罪恶的清算的开始！面对林昭的冤魂，我们要追问杀死林昭和屠戮千百万生命者的是谁？！这呼喊早就应该开始，却已经迟到了三十八个年头！纵使如此，我们至今仍然不被允许呼喊！今天我们为林昭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伟大先行者所承受的惨烈苦难震惊不已和感动莫名，而我们感动的眼泪却是迟至三十八个年头后才涌出我们的眼眶！因为我们过去甚至失去了对追求自由者公开表达精神认同的的勇气、对其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同情和悲愤的权利！ 三四十年后，人们才得以聚集在一个死者的墓前，为她而悼念、而举行葬礼。才找回死者生前的“一缕头发”、“一撮骨灰”和一条生命青春年代系过的“丝巾”。 这座监狱叫“中国”也叫“极权主义” 林昭是北京大学高才生。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许多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者，都被指为“思想反动”、被先后打成右派。而这些“自由言论”却一度使年青的林昭两眼放光、兴奋、激动乃至失眠，当它们受到抵毁、打压和围攻时，她情不自禁地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是这样的吗”的质疑，并且果断地自我肯定：“不！决不是！”。于是一个右派同情者自己也被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以后言行被受到监控并多次失去自由。 头上戴上了紧箍咒，却并未终止林昭的独立思考，依然书生意气、同一帮朋友谈政治，并共同编印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在这一未获批准公开散发的刊物中，林昭发表了她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诗歌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极罕见的生命自由精神，也显示出林昭作为一个女诗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露的气质和才华。然而，厄运也随之而降，林昭同她的朋友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1960年10月，林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在苏州被捕。 入狱后的林昭，面对迫害却不改天生性情。别人“低头认罪”，她却视自己清白无罪；别人“坦白交待”，她却引吭高歌，为此引发全监狱犯人附和，使监狱几近沸腾状态。狱方见她“毫无悔改”、“不堪改造”，只好将她单独监禁。为进一步制服她，甚至把她押上公审台、在全监对她组织批判、斗争。但当全监狱久闻大名的林昭在众囚犯面前终于亮相时，全体犯人见到的竟是一个“黄毛丫头”、全都几乎傻了眼、被震慑住了。狱方要他们呼喊口号时，整个会场竟寂然无声！这种从未有过的事，使狱警也不禁惊疑，感到似有一股冷气穿胸而过，他们甚至不敢与弱女子林昭那双喷出怒火的眼晴对视。 公审会后，林昭仍被押回单独监禁的囚室，为的是避免她在狱中继续煽动和引发可能的骚乱。母亲和妹妹来探监时，需要跨过一道又一道的门，最后才发现林昭竟被关押于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母亲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婉言劝说女儿不要让自己死在别人手中，害家人也害自己。不意女儿决心已定、执意同狱方之间坚持“制服”与“反制服”抗争，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毋亲的劝阻。 林昭囚禁于狱中小屋，但她在单独囚禁中却清楚地看见还另有一间更大的囚室！它占据了九万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它她的名字就叫“中国”或叫“极权主义”！所有囚禁其中的人，同她一样都是“极权制度”的精神奴仆和囚徒！ 以血为自己也为同时代人书写 数十年前，在那个被共产意识形态“滴水不漏”全面封锁的时代，林昭是早期捅穿它的人！不仅她的思想、包括她的勇气及其所受到的践踏和蹂躏都为某些后来者所不及！相比于她的同时代人，她是个超前的、彻底的思想者和觉悟者。她不仅社会政治人文意识超前、而且宗教意识也超前。这个在囚禁中失去身体自由的“囚徒”，却在狱中拥有在当时极为罕见的精神自由意识。她是个最早的共产主义的叛逆，也是最早的极权制度的死敌，同时是一个在狱中自觉选择皈依上帝的当代最早的基督徒之一。 当全体中国人普遍离上帝尚远的时候，她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靠近上帝的身边。 当整个中国对基督教人文精神还感到陌生的时候，她却投以了全生命的信赖与热诚。 无论就其信仰还是她的独立精神，她在自己的年代无疑是孤独的，然而她的力量正源于她的信仰和对上帝的敬畏。正因为这样，她才会自己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狱中以血在纸上书写；以血在一条一条撕破的衣服和白被单上留下文字，并且以血在监狱的墙壁恣肆汪洋地涂抹。这个无罪的思想者、寂寞的信仰者，同时也是一个尼采所说的“以血成书”的诗人！ 在她以血书写的文字中，不仅有她的血，也渗透和浸满了我们的血并留下一个时代血的笔触和迹印。她为自己书写，也代替我们书写。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读出了“思想”、也发现了“诗”！
生前“不准说话”死前“堵住嘴巴” 一颗罪恶的子弹，击毁了林昭的生命、击碎了一个青春女性头顶的云天；在林昭倒下的同时，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终将在她的身后随之倒下！它不是被子弹击倒、而是被自已击倒、被时间击倒！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早已预言：“历史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这个时刻已经来临！因为林昭身体倒下的地方，她的灵魂却展开了翅膀并从未收拢；她头顶的云空一度破碎，而自由却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从升腾的至高点上陨落！ 有目击者曾亲眼看到，林昭死前被人反手绑架，口中塞着橡皮塞，脖子上勒着塑料绳。她被人从腰部一脚踢倒，并被逼迫跪下。两个武装警察执刑，其中一人从背后先朝她开枪，她倒在地上挣扎着，又强行爬了起来。刽子手又朝她补了两枪，林昭终于躺下，不再动弹。 目击者如今尚在人世，但言及此事时却神情呆滞、欲言又止。仿佛仍然未从昔日的惊惧和恐怖中清醒过来。记忆中仍是那个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时代；全社会惊惶不安、面无人色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个时代曾生活过怎样的一代人？！ 林昭死了，身后留下的是孤苦无告的母亲和她的眼泪。还有刽子手登门追索的五分钱子弹费！在这个意义上，在施暴者的眼中，五分钱竟也意味着或等同于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活着的生者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卑微？！ 林昭躺在那儿，这是个生前不准说话，死前被堵住嘴巴的人。这是个被那个社会视为“危险”的美丽的女人！她口中塞有橡皮塞子，是为了怕她死前喊口号。但这橡皮塞子绷住的不仅是林昭的嘴，而是要堵住整整一代人的喉咙，使无数生命濒于精神窒息！她的脖子上套有塑料绳，但这“绞索”式的绳子要封杀的不仅是林昭个人的声音，而是要扼杀和勒断一个时代的精神呼吸！林昭的身上流着血，留下了永远不会愈合的一个世代的伤口，而这个伤口至今仍然敞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血还在持续地流！流！流！直到它卷起汹涌的血涛，直到它浩如翻滚的汪洋，将一个绝灭人性的制度连同它的冥顽不化的执政者颠覆其中！！！ 不容忍“女儿”也不容忍“母亲” 林昭被处决后，她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昏了过去，从此再没有从“晕眩”中清醒。 这个世界也许对她从此只能是一种永久的旋转状态，她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得以安宁和喘息的立足点。监狱里通知家属去收拾林昭遗物，她母亲昏昏沉沉地去了，与其去“收拾”什么，不如说是去“寻觅”什么，因为一颗“母亲”的心灵，怎么样也不能接受“女儿”在这个人世上从此消失了的这一事实。 她恍恍惚惚、颤巍巍地立于监狱的大门口，立于曾关押她死去的女儿的地方，孤单而无言。她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也说不出什么。或者说她从来只是听别人怎么说、自己却什么也没有说过，纯属“哑默无声”、“洗耳恭听”的人群中的大多数。 她回到家里，又从家中出走。仿佛总有什么在驱逐着她，她在哪里都呆不住。唯一的寄托就是徘徊在这个世界上，寻觅一种已经不复存的事物。家里长时间失去她的信息，以为她早已在人间失踪；等到她重新出现的时候，传来的却是她的死讯。她已经死了、死在街头，死在围观的人群中！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是一具衰老、枯竭的人体，和一个死者在世间仅有的一点“财产”：一根被踩断了的竹杖、一个乞食的竹篮和一只死前失落一边的鞋！ 她是被人活活打死的，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名义！打死她的原因是出于“革命”的义愤，因为她生下了一个“孽种”，因为她是一个“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母亲！毛主席的“红卫兵”们不能让这种人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在“红彤彤”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活下去！ 而先于她死去的女儿却是被枪杀的，以“人民”的名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女儿在生前的最后日子，物质上也象母亲一样赤贫，遗留于世的，唯有一件被人在狱中反复检查过的破烂棉袄，一床血迹斑斑的白色被单，一堆被撕成条状的写满血字和溅满血泪的布条！ 女儿是被刽子手“秘密”处决的，在那个“无寿无疆”之声不绝于耳、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普照人间的年代，女儿死了母亲甚至连遗体也不得一见？！ 一个不能容忍“女儿”的社会，也是一个同样不能容忍“母亲”的社会！ 这事远远发生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前、发生在“天安门母亲”群体出现之前；也发生在法轮功“儿女”和“母亲”遭受惨绝人寰的迫害之前。后者只是前者的承传和更大规模发生的杀戮；而前者也是在这个政权建立前、早就开始了的血腥年代“镇压”的继续。 如果说“女儿”林昭仅为对这个社会“说过些什么”就必死无疑；那么她的母亲却是“什么也没有说”也难逃一死！女儿和母亲之死，犯罪者都是同样“以人民的名义”、假“人民”之手实施；而“人民”却不仅默许、也从未表示过异议。“人民”事实以“木然”纵容了谋杀、以羸弱和沉默“参与”了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对生命的公开屠宰！ 体制内“混混”是专制之基石 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人民”，那么，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正如象今天的中国大陆的情况一样。在那个社会的“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这一广大“群体”的某一阶层中，有一种类似某种植物的“知识菁英”，他们在任何性质、任何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都不择土壤地照样萌发、破土而出、旺盛生长。包括以往的历届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都同样如此。因为这类带有毒性的“植物”，具有政治上“寄生”、“依附”、“攀缘”、“恭顺”等诸多令人鄙夷的生长特性。它们在中国已经构成了一部自古至今专事“繁衍丑恶”和蔓延“精神病毒”的另类历史，当代有必要把他们从他们的老祖宗到现当代都有名有姓列举出来、公诸于世，填补这一领域的史料性空白，这事有待于专人着手和专文论述。 正是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社会族群的存在和精神延续，这类人对统治者的公然效劳和对自身“特殊利益”的维护，才成为今天中国“独裁”和“专制”社会“长治久安”和“持续稳定”的悲剧性基础和前提！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个“言论自由”受禁的社会中，奇迹般地竟然会“浑身发光”、“大红大紫”，是否正因为自身先天性“耳朵失聪”和“双目失明”？！是否正因为“该看见的看不见”、“该听见的听不见”的那份“聪明和机智”？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现实和历史”的“双料混混”？！对当代人不负责、对后人不负责、对海内外不负责，只对自己“一己功利”负责、对“现实社会”负责！面对世界，只拥有别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而彻底丢失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自由与尊严？！
(“文化”女性“精神肖象”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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