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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书：今天，我为什么写诗？(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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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浩
写诗经年，我从未认真想过我为何写诗，像我从未想过我为何是一个人而不是其它。我知道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诗歌却又似乎连一个暧昧不明的源头也难以发现。我知道我现在还在写，将来也会写，只是节奏的快慢和数量的多寡。这些年，我也偶尔会去想诗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竟然真的相信了诗是文明的一部分，是不可中断的历史。这种突然了悟到的清晰力量让我满怀道德和激情，勤于舍我其谁地乔装打扮，有了下地狱的勇气和决心。但现实却是，我仿佛是要去参加一个类似开幕式的酒会，在推杯换盏的觥酢交错间隙，那种个人主义的眩晕和集体主义的喧哗带来的深深的厌倦，却又让我惴惴不安起来。我的坚定清晰的历史观渐变成越来越强烈的怀疑和虚无主义，势必要让我开始不合时宜地回头来看我是如何写诗写到今天的。我知道，常常是自己才可以骗自己。
早年习诗写诗，会多半因了那么一点点可怜的阅读就开始望文生义地憧憬诗人虚荣的生活。我生在一个很小的浅丘陵围凹的村子里，那时天天开门见山的憧憬常常是翻越和飞翔的式样，仿佛不允许我要用各种手段去试探生活的曲折和奥秘。我很小就渴望长大，像古人一样廉廉有须。我觉得，诗是一条天然的捷径，它从看不见的古代的乡村外可以轻易地连通到家门口。我很早就决意要做一个诗人，不仅仅是文字带给我的节奏、图象和捉摸不定的字词组合转换的游戏魅力，我更轻信了我一时的智力和愿望，把诗行等同于我离开此时此地的一对伊卡洛斯的翅膀。我终于如许离开了那里，可离开得那么晚，我对亲人和家乡的感情因此而难以有更峭拔的尖锐感，至少现在的混沌得以让我忍受苟且于虚妄未来的些许乐趣。因此，我决定要拿着自己的文字不是去世界赶路，而是去云游：所到之处有酒喝，有床睡，有山水看，有城市玩，更有朋友陪……我感受到这可能是一种诗人最应该获得的尊严。诗歌像是青春期的投名状。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我竟然真的上路了，那时写的诗的第一行往往也像是捂着胸口、竖起脚跟写下的，有着迷茫的眺望色彩。混进学院后，才知道这样的想法固然浪漫风雅，但所谓的诗歌事业从来不是那么妙手偶得之，我因此爱上了阅读。好东西总是启发我跃跃欲试，好的模仿才是硬道理。
既然是早年的突围式的要漫游，我不知道是什么围住我，让我不相信生活，以至于我从不考虑建立在生活中的破立背反。我那时把事物简单地划分为表皮和核心。词语是两色。诗直取核心。我这样粗浅地删繁就简，因避免为文的错误而规训自己为人的言行，自我和自恋的游戏到极至俨然是贫穷的宗教。一段时期，很有轮廓的大精神救了我脆弱的方向感。但那不是诗。我从没有主动过要寻找诗意，因为以前的阅读教育我，要向自然请教，须在自然中。我并不明白一厢情愿的闭门造车是否真的就是新青年必须的旧愁绪。我边写边毁，很快就到了三十岁，从成都到了北京，又要离开北京了。其实很可怜，没有家学滋养，名校栽培，前辈指点，一切都是盲目自大地自力更生：懵懵懂懂地交友，凭性子地阅读，靠偏见来辩驳……原以为“直取诗歌的核心”的核心也只是个漂亮套娃的虚心。一段时间，我像有人所谓的语言本身那样沉默少言，写作也变成了心疾，不愉悦，更不指向心和疾。那种单纯用劲着力的乡村原始艺术也到了推倒重来的钢筋水泥的基础建设。
我知道我得从冷静地训练自己的观察开始。我想要相信：观察是艺术的根本。我去了海南。从视觉上，我认真地想象过一座岛屿在海中的状态，泡在水中向下延伸的根之力也抓紧我，辽阔海底只是一个有限的背景。为了寻找这个有别于当时的诗坛遗风和遗少们创造或占有的一手二手的背景，我有意识地扳转了我的阅读，被寻找的背景也是前景了。我把传统的典籍和这海水放在一起观察，方法上显然又不拘泥于现成。而思想上，我困惑于我们的生活和具体的个人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样子，仿佛从没生活过，我怀疑悲哀只是个人的不济。我的困惑培养了我突然的民族、国家、社会等其他意识形态。我知道，我来这里并不是看海是海，看山是山的。既然每一步都是回不去的，我就开始用传统来贪恋远景，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旁游到某些荒山野岛花花心，练练手，露露怯。我的胃口影响了身体的发胖，文字的刁蛮显得正不压邪。一些不大不小的个人发现带来愉悦的同时，的确遮蔽了我的困惑。我的诗似乎有了个物理性的背景，可即兴和自恋的山水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体积感和反思的重力，特别是我一直向往的诗：作为教育、训诫、承载“斯文”的法度谨严的容器，她和我所处的时代的摩擦产生的热能，辐射到我分分秒秒的大迷惑大清醒中。这想法的确太正经太老土太可笑，但可能是唯一能安慰越来越虚无的生活的真实激情。
我知道我又把诗想错了，犯了崇高化加扩大化的错误。但谁又想对了呢？我决定开始要用几套器官来写诗：这首诗的目的仅仅是要反对我的另一首；那首诗的作用仅仅是无聊得有趣；另一首像个孤儿，期望读者领养，或者领养那些过于幸福的读者……我给自己变花样儿，忽悠枯干的心灵。那些花样儿偶尔会美好得让我内心满溢恐慌。我不再去考虑本我、自我、他我、一切我的问题。独善其身是多么的难啊！我的悟道开始误导我。我说，我再放纵下，再沉溺下，我感官得还不够，误得还不够远。我没有写出我想写的。我去了新疆。但我的身体开始厌倦风景了。我没有能力要它们顺从我的想象来展开风情，我读过的书也不够把我牵引到所谓的事物的深处。我开始对人重新有了兴趣。
我又无处可去不可避免地回了北京。我在我以前住的地方继续住。新生的旧地，治疗性病的小广告、不开刀不流血的人流书和不打针、不痛不痒的割包皮全换成了出租求租房屋的活页单。现实才是真实。我写《喜剧》，快走到以前的反面。我挖掘我的本地的抽象的反讽和无奈。我把诗写得像街道纵横交错地长。我控制我的即兴和抒情，像试管控制试管婴儿，长出来的还是一个小盆景，床头灯照尽了筚路蓝缕的枝枝叶叶。我像以前一样沮丧，甚至对语言的敏感也因这莫测沉重的相互粘连而失去了她摇曳生姿、左顾右盼的空间。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又来到了一个卫生的死角。我希望的诗歌的补救终于没有出现，反而是南北那么长排列的失意的烽火台。我不能停下来，记忆的功能其实是遗忘。我越来越没有了诗的性情和文的素养。我不去发明所谓的父亲，发明和发现都是一时瑜亮。诗，干干净净地，饱含着用于自慰的诸般解痛剂，让我延续以往和遗忘。很多时候，我想摆脱她。我的受控的成长其实是写了些近于伤感的小悲哀来装点自己看起来还有病呻吟的菩提心。还好，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因意料的无价而意外地释然了。责任感少，倒是越来越接近自由了。而这难得的每时每刻，都像是可以放开手脚凌空虚蹈的工作台。
但诗是什么？我期望的诗是什么？我终于知道生活是大于艺术的，她靠验证言语的真实性来体现自身虚幻的不及物。我以前葆有的雄心，现在看来也只是虚无的一个小侧面，连角都不构成。我比我熟悉的一小群朋友体会到这点更晚，露出的无奈样比可笑还荒诞，自然影响到以前诗歌的面目：简陋的理想除了有点倾向于唯美的相思病外，剩下一堆无用的、热情燃烧的修辞，却被自诩为变化和活力。我现在不相信了，很武断，关于诗歌的任何说辞我都宁愿不相信。我依赖于垂直的生活，近景和远景，只是一种上和下的关系。诗，像一次次地理大迁徙，走来走去，衣袂之风胀满的也不过是屋子的角落。但我喜欢跳房子的游戏，云深不知处地鱼跃。撕开的云像一根根舒展的撑杆，写作无异于缘木求鱼。
再现实一些吧，写诗不害人，顶多只害己。我未有的道德束缚，希望写作能继续教我，我没想过我会停下来。毛主席好像教导过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2008年8月28日，沙峪口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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