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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代的炼狱(随笔)
◎ 刘漫流
1949年红朝“开国大典”之后，躬逢其盛的胡风，满怀对新朝的政治热情写下一组4600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我没有完整地读过这部作品，无从评判其艺术价值。单就题目看，无疑可归入革命时代特有的宏大叙事，口气实不乏抹杀一切舍我其谁的豪情与狂妄。但不要忘了这是受特定时代政治气氛影响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一定程度的夸饰与渲染似乎无法避免也是可以谅解的。我也不愿无故地揣测或责难作者的创作动机及其激情的真诚性。胡风的好友绿原曾以“巨大的幸福感”来形容其时夹杂着对旧朝的失望、百多年来的屈辱以及革命胜利的魅惑。
其实，任何革命都是人类的一个节日，它使个人在刹那间摆脱了庸常的琐碎与无力感。1949，切割了一个世纪；10月1日，尤其成为这样一道历史门槛，似乎每一个醒在翌日早晨的人，都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民被告知在一夜之间已从旧社会迈入了新社会。中国文学也跟着一脚从现代踏进当代。
新社会需要新文学，文学界也迫切期待书写自身的新历史，人人企盼扮演新角色。虽然新的未必就是好的，但新的总是比较容易受新人的欢迎。求新、务新、创新，本是文学创造题中应有之义，而文学亦自有其进程与惯性。尽管《啼笑姻缘》、《封神演义》、《福尔摩斯探案》仍在大量运行，但到1953年左右，“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的大作家沈从文却得到出版方通知，他的全部作品并纸版已尽皆销毁。
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认为根子在郭沫若发表于1948年3月的《斥反动文艺》，该文判沈“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从而“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1980年沈从文获访美国在圣若望大学的讲演中曾作过辩解：“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并非慑于余威言不由衷。在文革时的一次检查稿中沈从文回忆，1953年伟大领袖在接见出席全国文代会代表时就尝勖勉他“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
从表面看，沈从文写小说的权利从未被正式剥夺。凭心而论，沈从文自己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一切终得变”，诚如汪曾祺言，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在被送到“革大”学习改造时就曾想试写过一篇《炊事员》；十年后还在写给汪的信中表示要以三姐家堂兄三代闹革命经历“写本故事”，为此还两次特地跑去宣化收集素材，然而皆“无法完成”。沈从文自解症结是因过去“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让一位真正的作家停止思考跟风去写那些不信也信的文字，实过不了“心”与“思”这一道道关，还不如“把笔搁下”。但历来有穷者，即有达者。代代不乏识时务的俊杰、成功转型的能人，“不仅如老友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此时，沈从文却“天不亮就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大作家在不止零下十度的午门楼上转来转去作讲解员，“学习为人民服务”，动机态度不可谓不真诚，但给同事的印象，竟或仍属“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沈从文终于明白的一点是，“一些人在新社会能吃得开，首先是对于世故哲学的善于运用。”
（详沈从文《花花朵朵
瓶瓶罐罐》，北京，1994年）
此时 “顶头上司”郑振铎已基本弃文从政。茅盾成了“沈部长”，是上司的上司。巴金的创作虽亦转入低潮，但他毕竟是左翼作家与党靠拢的一面旗帜，访朝慰问志愿军归来，六十年代初写了中篇小说《团圆》，后来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红极一时。老舍自美返国行装甫缷即“深入生活”，《龙须沟》载《北京文艺》1950年创刊号，翌年即由北京人艺搬演颇得肯定，乃获北京市人民政府出面授予“人民艺术家”之称号。
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有多少位新中国文艺家获得过诸如之类的尊号。在我的印象中，人民艺术家似是为老舍先生特设专奉。惜乎老舍先生最终自沉于太平湖，备尝人民暴政的恶果，下场竟比“非人民艺术家”沈从文更悲惨。
所谓“人民艺术家”，称得上是布尔什维主义阵营的一项有用的发明。用的是“人民”的名义，命名权却止此“人民政府”一家。列宁有谓《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题目再清楚不过地概括了共产党对文学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一切文学统被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一切意识形态统归中宣部领导。人民的名义，只是给企图控制空气的有组织狂妄以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或某种合法性。难怪语义学家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人民”所谓者，只是一个缺少所指的能指，一个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且极易被政客们玩弄于股掌的语言小把戏。
我想强调的是，不清楚地厘定“人民”的确切含义，就无法透察一切以“人民”名义行使现代极权主义暴政统治之真相。戈倍尔博士对此作过更精粹的总结，“把群众变成人民，再把人民造成国家。这就是所有政治的基本内容。”人民中国刚成立25天，人民领袖即亲自提议办一种文学刊物，顺理成章就叫《人民文学》（听上去有点像《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一御用文人郭沫若题写刊名，据说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背面即是毛的手笔“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好一派“钦此”的感觉。
伟大领袖的身影遮挡了一切。罗马皇帝也爱写诗，并且可能是……一位诗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关于斯大林同志曾经是一位青年诗人这一点当然毋需由我来强调了。）某种程度上是文艺同行，甚或还算内行。擅长利用某种诗歌来抒情-发泄；“康生同志”后来发明“利用小说来反党”亦属渊源有自；前总书记张闻天参加革命前写过一部长篇，文弱书生兼篆刻高手瞿秋白，本来极有希望成为一位鲁迅风的小品文作家。《人民文学》主编茅盾，也就是文化部沈部长雁冰，脱党前也算是创党元老之一。郭沫若大名鼎鼎，一代诗风的开创者，南昌起义的老资格。中共元老大都文质相济，凑齐何止一个区区文学社？
问题在于，政治与文艺，究竟有多少兼容性？人们现在只记住了宣传部长戈倍尔博士，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是一部不无表现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米夏埃尔》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米夏埃尔确实鼓吹过“政治家正是某种类型的艺术家”。纳粹御用文人们一直坚信“所有的领袖人物，从戈倍尔、希特勒到豪斯特•威塞尔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家。”切勿以为这全然只是法西斯政治呓语。斯蒂芬•斯彭德曾提请人们注意《米夏埃尔》“在把握战败心理和反对战后衰退及民族屈辱的情感方面确实是天才之作。”无论是昆德拉笔下的雅罗米尔，（“请别认为雅罗米尔是一个低劣的诗人！”）还是现实中的艾吕雅，都不失为“有天分的诗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甚至连革命领袖身上也并不缺乏这些特质。但仍然可能是邪恶的。甚至也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照亮了存在于每个人身上隐蔽的邪恶。
问题绝不仅仅在于戈倍尔博士或斯大林大元帅们究竟算不算真正的诗人，抑或是坏诗人还是好诗人，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在渴望绝对和革命热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可能恰好正是这么一个“由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昆德拉语）。但是我们的予头显然并不只对准一个特定时代，而只对准特定的邪恶。
领袖诗人的激情与邪恶，更像一位无所不能的印度大神，一手毁灭、一手创造。不仅仅大破坏，更危险的是，还企图以政治化军事化准军事化的手段控制并左右文艺界——所谓“思想战线”。一些作家尽可噤若寒蝉或选择沉默，但这并不妨碍出版业、音像制造业的表面繁荣，以及对GDP乐此不疲的拉动。各种政府性奖项、座谈会研讨会、课题经费、读书节或电影节，无所不用其极。总之，动用纳税人的钱使足浑身解数竭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位慷慨的文艺缪斯。
当年戈部长就屡屡尝试通过德国图书周柏林图书周和魏玛的作家节推动图书的出版工作。然而，“一般人认为，从1933到1945年，德国境内没有创作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恩斯特•洛维则断言：“几乎没有一种文学像纳粹时期文学那样带有露骨的意识形态寓意……人物只是时代观念的传声筒”。（详J•M里奇（孟军译）《纳粹德国文学史》，上海，2006年）
“时间开始了！”只不过发令枪牢牢地攥在党的手上，而扳机紧紧地扣在领袖钢铁般的手指头里。多高的筋头都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文人胡风终于按耐不住在三十万言书中挑出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相关的五个问题，比作“横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所以，胡风必须被打成反革命投入革命的大牢，而沈从文只有改行去讲讲文物。所以当有人天真地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有如何下场时，一代枭雄快人快语：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
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国，肯定不是想象的天堂，也未必是激情的地狱——它真的成了文学的炼狱了吗？
永久的光多么灿烂呀！
那些长在帕那索斯山影里，
或喝着那里泉水的苍白者，
谁有这种胆量，愿意尝试
把你在和谐天幕下，自由的空气之中
呈现在我面前卸下面纱的一刹那，
描写出来呢？
——《神曲•炼狱篇》（参王维克译本，以上凡篇名、地名、人名皆循通译略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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