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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武士道(随笔)
◎ 红 苇
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先生就有《中国的武士道》一书问世，最先提出“中国武士道”的概念。但没有深究下去，他只是以此来振聋发聩，警醒国人，弘扬一种御侮抗暴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梁启超先生的“中国武士道”包罗广泛，全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构成。其中既有文士，诸如孔子、晏婴、閵相如等人；又有侠士，诸如专诸、侯婴、荆轲等人；还有武士，诸如杞梁殖、叔梁纥等人。应该说梁先生是有特别敏锐的史感的，他明确地感受到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武士道”的现象和精神特征，只是他把“武士道”当成一个象征性的词语而非专有名词来对待的，因而未能作进一步的界定和探讨。
武士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在中国。武士道的奉行者其身份一般为武士，是国家或君王的武士，非常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忠君尚武意识；并且对仁、义、道之类的价值观非常崇尚，集中表现为忠君、勇武、荣誉的三位一体。他们具有殉道者的气魄，可以义无返顾地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并且视死如归。在他们眼中，生命可以放弃，他们所崇尚的价值理念却不能有丝毫亵渎。武士道的这种种典型特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从“二桃杀三士”说起，探究一下从“三士”身上表现出来的武士道的特点。“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多为人知，这是发生在春秋时齐国的一件事情，那时晏婴正在齐国为相，他就是要用“二桃”设局，以除去在他眼中目无尊长的“三士”。晏子的名头在历史上实在是太响，一般地人们只会把“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当成是晏子政治智慧的表现，至于“三士”是一种什么情况，包括这“三士”该不该杀就都被忽略过去了。
那么，这“三士”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三士”可以说都是功绩在身的人，有的还立有战功，都是赫赫有名的勇武之士。“三士”分别为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公孙接以勇力搏虎闻名，田开疆可以勇挫三军，古冶子曾随景公渡河，在黄河砥柱那个地方，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力杀巨鼋，救出景公之马，观者皆以为是河伯在世。可以说，这“三士”之勇各有千秋，并且他们对齐国都是有贡献的人。晏子除去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见晏子从朝堂上经过，“三子皆不起”，这是“无长幼之礼”。
其实，“三士”是有错，但罪不当死。可以说齐桓公时的三个宝贝，易牙、刁竖等，都是奸佞小人，个个罪不容诛，但管仲主要采用的是制衡之策，把他们控制在不会危害国家的程度。“三士”是国家有功之人，又是国家可用之材，就绝非易牙们可比。把他们一杀了之，就有失允当。齐王最后是以“士礼”安葬了他们，并非是把他们当作是有罪之人来对待的。这样“三士”的被杀就有“预杀”的嫌疑，也就是为了预防他们作乱而先把他们清理掉。基于这种思路，作为“齐邦三杰”的三士就被安全地“预杀”了。这种“预杀”进行得非常成功，但也是非常得可惜。
不管怎样，“三士”的死法，颇具武士道的神韵。首先是公孙接取桃，接着是田开疆起而取桃。在古冶子陈述完自己的功劳后，发现已无桃可取。公孙接与田开疆就感到他们的功劳不如古冶子，但却取桃不让，这是贪婪的表现，如果不死，那就是无勇之人，他们在把桃放回后，双双自杀而死。古冶子就认为，他们俩个都死了，若是自己独生，那是不仁；夸夸其谈自己的功绩而让人感到惭愧，这是不义；做了这样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如果不死，那就是没有勇气，虽然他认为自己应该能够得到一枚桃。但他最后还是把桃放回去了，自杀而死。他们虽有居功自傲的一面，但他们还是以道义自律的。除了尚武崇勇以外，这“三士”生是为了建立荣誉，死是为了维护荣誉，这不是武士道的精神是什么呢？
我想晏子在当时亦有相同的看法。假如这“三士”不是那种为了荣誉不要命的人，而是那种刁蛮奸滑之徒，这“二桃”之计怎么会取得了这“三士”之命？反过来，这“三士”若是按图索骥，反咬一口，晏子自己就性命堪忧。看来晏子是这“三士”的知音，他十分清楚这“三士”的死穴所在，晏子毕竟是智慧的。只是“三士”的武士道的真面目不应该再被遮蔽了。
在武士道大本营的齐国，除了“三士”以外，更为典型表现出武士道特征的当数雍门子狄和车右这两个人，那句非常著名的“耻令越甲鸣我君”就是由此二人而来。事情发生在战国时期，在越国大军已经逼近齐国时，雍门子狄请死。齐王就有些困惑了，两国大军尚未接战，兵戈未交，为什么就要死呢？雍门子狄就先请齐王回顾一件事情。有一次在齐王打猎过程中，齐王所乘坐车子的左轮发出了不该有的噪音，车右就请求去死。齐王认为这车有噪音应是工匠的责任，但车右认为工匠不在现场，他就理当为车子的噪音惊动了齐王负责，遂刎颈而死。齐王承认有这件事。雍门子狄就说，既然车右可以为车子的左轮的噪音而死，越国大军的到来更让齐王坐卧不宁，那么就让我为此而死吧，亦刎颈而死。越人听到这事后，很是震惊，感到这仗是没法打了，因为这事太不可思议了。先是后退七十里安营扎寨，后来越想这事越是可怕，就索性徹军回国了。雍门子狄与车右正是把武士道中的忠君理念，以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极大地震慑了越人，亦留下了“耻令越甲鸣我君”的忠义美名。
从春秋到战国，齐国的君主一般都有招募蓄养勇士的习惯和传统，这大概是武士道独盛齐国的原因所在吧。齐顷公时大将高固在敌阵之前就有“出卖余勇”的壮举；齐庄公时就专设“勇爵”一职封赏天下勇士，在这春秋战国间都是一个创举；景公时又专为上述三士古冶子、田开疆、公孙接设立“五乘之宾”的名位。孟尝君的好客作风与养士做法，更是独步天下，那是令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都甘拜下风的。孟尝君死的时候，他门下之士相继自杀以殉的共计有一百余人。这种流风余韵一直持续到了楚汉相争末期的齐国，齐国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复兴，但难以抵挡汉王大军的横扫天下之势。齐王田横兵败，最后在海边自杀，随他而自杀就有壮士五百名。那场面的惨烈可想而知，主辱臣死，国破士亡，田横及五百壮士的自杀，可以说是齐国武士道的谢幕之作，惊天地，泣鬼神，就是司马迁也是以“高节”“至贤”来加以评说。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基本上都保持着其大国风范的。齐桓公时代的齐国更是极一时之盛，成为其后春秋伯国的一个样板。到了战国，齐国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秦国一度打算唆使齐国称东帝，以分散其自称西帝的注意力。齐国作为万乘之国，文有谡下学派，武有武士道，但不能问鼎中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室太弱、大权旁落，这也是中原各国的一个通病。鲁国的三桓把持了鲁国的大权，造成了鲁国的积弱不振；晋国亦有权臣日益坐大，最后造成了三家分晋。而齐国就经历了由姜姓齐演变为田姓齐的过程。在齐国，自管仲进行过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以后就少有这方面的动作了。反观秦国，厉害的措施一个接着一个，又是向西部开拓疆域，又是远交近攻，又是连横破纵，又是商鞅变法，虽说实施的是严法峻刑，但逐渐使得秦国的国力之盛与兵甲之强已远超于六国之上。
其实，武士道并非是日本的特产，在我国古已有之。那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其中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武士道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主要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且又是间歇性的出现；从地域上看，齐国可以说是武士道的大本营，其他国家就较为少见，这不是一个各国均能见到的普遍现象；从历史上看，武士道一般发生在大人物的旁边，看起来就会不起眼，或是大事件的间歇处，就容易被大人物或是大事件所遮蔽，就不易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评价。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与武士道的文化处境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到处都激荡着一种士的风尚，其典型的特征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且道义感、责任感与使命感都特强。
中国的武士道是与侠士道、文士道都是有精神上的联系的，这大概是中国武士道的独到之处。而侠士道与文士道又不为国别所囿限，说到侠士道，其引人入胜的传奇性和令人一赞三叹的故事性，都非武士道所能比拟；说到文士道，其意蕴深厚的文化含量，也非武士道所能达到。
这样中国的武士道就如同那不走运的“三士”一样，“沉默”在中国历史的深处以至被忽略，也就情有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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