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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歌唱(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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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歌舞最多的地方。春去冬来，一年又一年。
时下，有的地方又兴唱“红歌”了。
孩儿们无忌，唱红歌情有可原；可花白头发的老头老妇们也敲着锣鼓去赶热闹，唱着，排练着……
1949年以降，土改、肃反、反胡风、思想改造、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等，这些运动老人们都是经历过的。1989年惊心动魄的“风波”也为时不远，血泪还滴在人们的身上，腥红的血历历在目，转眼的工夫，这些中国人又载歌载舞地“红歌”了。
我想，那些含冤而去的中国人如能言说，一定会喟叹：真健忘呀，这个崇拜权力的民族。
二十多年前，我算是一个业余歌者。
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工作与生活都在歌唱中。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尽管歌唱很多，大多都是为歌唱一个人，就是那个“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似乎是不能用脑袋思考的时代。
那时，每个单位，不管大小，都有一队人马，简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逢什么节假日，庆祝日，就要脱产出来唱歌跳舞了。
会唱会跳的人不用上枯燥的班，正年青的男男女女可以“热情洋溢”蹦几天，歌唱之外也不乏逢场作戏，播下谈情说爱的种子，何乐而不为？
我的单位较大，一行人常坐车出去“宣传”。乘汽车，坐火车，唱得很远很远。
一次，汽车载着“宣传队”去县城，到农村慰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山道颠簸，路途遥远，每到一个慰问点，都要化妆卸妆，粉墨登场，甚是辛苦。
那天，天黑了才驶到一公社院落，大家即时草草上场，蹦跳一番，待散场时已近半夜时分。适逢年底，天寒地冻，匆匆吃过夜宵后，公社里的一位年青女子来为我们生火取暖，烧水洗脚。
她中等身材，体态丰满，面容白皙，穿着朴素整洁，不象村妇。为让我们吃好睡好，她在院落中里里外外地张罗安排……夜深了，我一觉醒来，见院落中一堆炭火，原来她正与几位年纪稍大的队员在烤火聊天。
炭火烘烤着她红润的脸，显得楚楚动人。见我走过去，她连忙招呼我坐下，又抱来木炭，拨旺火……她喃喃地说：看见你们就亲切！
炭火红旺，聊了一阵，我慢慢地明白她这句话的来由——她来陪我们度过寒夜。那一夜，她与我们聊了她自己。
原来，她也是知青，下乡数年了。前些年，她一人下乡到公社最边缘的村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什么农活也干不了，还被农村的大人小孩取笑。到了夜晚，躺在床上，想家，想前途，一个寂寞的女子常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哭泣，第二天抹着眼泪还要上山坡干农活。
后来，开“知识青年大会”，一公社干部叫她留下来，留在公社“学习毛泽东思想”，说学习好了就可以在公社“以工代干”，不用干农活了。队里照样记工分，分粮食。“那时候，没想到能调出来。”她说。
几天后，一个漆黑的雨夜，那干部摸进了她的小屋子……而后，那公社干部要她安心工作，努力表现，以后定会娶她……随后，一次又一次，她没有选择，就留下来“以工代干”了。
外面很黑，奇静。听着她断断续续地叙说，直到看见她泪水滴下，听到了她轻声的呜咽，我也感觉到了更黑的黑夜……听其言，悲其声，大家沉默着，心中的愤懑彼此都能感到。面对着火，我一阵阵地发冷。我也是知青，自以为受了不少苦，回想起来，觉得我在农村受的苦与屈辱都比不上她。
怎么办？眼前似乎就是我们常在舞台上演的“白毛女”、“小常宝”、“吴琼花”（文革样板戏中受苦难的女子）等等，面前就是不平不公之事，她需要我们相助！我们人多，我们有车，把她悄悄带走不就行了？队长在，队里并不缺少聪明人，也不缺少党、团员——可是，直到东方发白，大家都束手无策。
我明白了现实的残酷——残酷，我们一行几十人，歌者、舞者，“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尽管有动人的歌喉，有婀娜的舞姿，有响亮的口号，有整齐的队伍，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救不了她！——道德、思想很明白，我们却不能照办。
道理很明白，因为偷偷把她带出去，就可能套上一个“破坏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罪名。轻则判刑坐牢，重则掉脑袋。在那个年代，谁敢？除非他是高官或部队要人。我们不是侠士和英雄，都是一些普通人，只是匆匆而过的路人，唉。
那天早上，她依依不舍送我们上车，汽车开出很远了，她还站在山路边向我们招手，直到看不见了……此时，似乎是我们把她留下了。一车人在车厢里沉闷地坐着，平时的谈笑风生和一些人的风花雪夜也没有了。
迎面吹来悲鸣的冷风，那车尾后的女子，她那凄楚的脸仍在晃动，孤独的身影久久地跟着我们……我们在台上唱得那么卖力，唱得那么响亮，那么风光，在台上都是“英雄”，到台下我们却如此怯弱！
翌日，我们到了下一个公社，照常又载歌载舞起来。那一夜，我们的歌唱无声，舞姿无色，一切都显得忧郁沉闷。
演出结束，没有火烤了，大家都在床上翻来翻去，久久难以入眠。不时听到队友们的叹息，那一晚，她似乎又来了，又来叙说她的故事，言语中逐渐模糊起来……
人生一步一步地走过，面对类似苦难和不幸，罕有英雄之举让人沮丧，我似乎也开始变得麻木，变得冷漠，渐渐地世故起来。
后来，我去读书；世事悠悠，花开花落，见多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也读到了更多的人间之书。
一次次“运动”与“浩劫”过去，经历也告诉我：在一个历经劫难，被刻意妆扮的国度，人民心存“运动”的恐惧，为了生，每个人都需戴着面具。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人们穿着一色的衣服，说着一样的话，唱着“同一首歌”。思想被“统一”着，行为被统治着；为了生，人们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为了生，人们还在一生中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角色，以适应此国之戏剧，逐渐成为此国的材料，成为“齿轮或螺丝钉”。否则，就可能成为悲剧的角色，被排斥，被“清扫”，直至被迫害致死。
在中国，权贵们的权力不受制衡，家天下的倒行逆施肆虐着民众。人被“思想”与“主义”的概念颠倒。概念大于人，人如草芥，人不如一个虚妄的国家信仰（一个没有以个人为本的国家信仰最终只能发展成国家恐怖主义），人不如一句激昂的口号，不如一块红布幡，人没有基本的安全与自由，民众何来正常的生？
暮然回首，世事让人明白。“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在一个苛政猛于虎，残民以逞，甚至片言折狱之地，老百姓不得不学会表演，人生都被用来表演，此地又何来真英雄？
歌唱焉，在免除不了的恐惧与怯弱之下，大家都演戏，同时，人民又被迫等待下一次劫难。
直到1989年夏，我曾经的歌唱自豪感最终灰飞烟灭了。
那是1989年七月一日，又到了该庆贺什么“生日”的日子，外面红红绿绿地挂着，预示又会来一场歌舞剧了。
那天，书记迎面而来，目光相向，一时都无言以对。
那一年，春夏之交的每个日子都让我们刻骨铭心。
春夏之交，彼此都记忆犹新。我曾经上街声援声势浩大的游行，跟着学生队伍走了一个通城。那时，心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主自由的师生们感动；身为民众被唤起的觉悟，被压抑被愚弄的人之觉醒而感怀。那些日子，师生们与市民携手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等——后来，听到了北京师生们绝食，又知道了市民与师生们凛然拦阻进京的军车……直到后来京畿之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震惊世界的“铁血之夜”发生，坦克隆隆，枪声大作，祖国的心脏鲜血汩汩……那些天，在这座西南城市的广场上，大街上，大学里师生们将一幅幅带热泪的大字标语贴上墙，周围一曲曲“血染的风采”，慷慨悲歌，市民们热泪盈眶地同声附和，如歌如泣……
北京学生与民众赤手空拳的“反革命暴乱”刚过（后来被称为“风波”），一波一波的余波袭来，周围仍声色俱厉，屠洗的血痕仍在，一些民众的生命陨灭后仍看不到一点恕道，在如此冷酷的世界，民众即免除不了恐惧与怯弱，就只剩下周围一点正直的人性了。
书记是奉命而来，彼此知道这样的日子都是奉命——他是来叫我参加歌唱排练的。
“我感冒了，嗓子发炎，脖子僵硬……”我应答，语焉不详。知道自己在搪塞，不合病理，可是，我只能这样说。在那些天，周围最红的是血，鲜血不是胭脂，看周围世事悲歌，脑海里闪过昔日公社中那凄苦的女子——我明白现实依然残酷，依然没有英雄转世，只是自己实在不能再歌唱了。
书记的悟性也好，知道此事勉强不得，他迟疑了一下，来回踱了几圈，最后说：“你注意休息吧，注意保护嗓子……”说完，缓缓地走了。
国人喜歌唱，也爱红色，迷信红会带来好运。因此，也被别有用心的权贵们蛊惑，歌也被加上红，叫“红歌”了。过去，也有什么“红太阳”、“红色江山”、“红色摇篮”、“红色电影”、“红色记忆”、“红色海洋”等等，都曾红得耀眼，红得炫目；可是，人在做，天在看，在历次的“运动”中，在文革的浩劫中，我们不是经历过更激烈更恢弘更不可一世的红吗？——而这一切的“红”除了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红色恐怖与血泪灾难外，又留下了什么呢？
演唱出来的红，装扮出的红，涂抹上的红，都是虚伪的红；红光一时会使人兴奋，或能掩盖罪恶，或能忘记邪恶，但是，欲盖弥彰啊。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部分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何况这些红色终会褪色，当那些油彩妆扮脱落后，终会现出真实的历史本色。
那一年，书记走了，或许他也看到了民众的血流、看到了民众的生命被杀戮，他只好不强求我歌唱什么了。他或许明白，这个世界有什么能比鲜血更红，更醒目呢？人的生命才是最高的主义与道德啊。
从那年起，一切歌咏的东西都成了记忆，都成了昨日的歌唱，不论是在台上或台下，我再也没心思去引吭高歌了。
在此国度，既然不想再演戏，代价是明确的。那年秋后，除了自己正当的工作权利被阻，只配做曾“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外，几位好友也都被“处理”了：有被调查调离工作岗位的，有被撤去“人大代表”资格的，有被褫夺公职的，有被逼迫离职下海经商的——都因参加过游行，声援过学生，唱过“血染的风采”，戴青纱等等——当然，我们的命运又比“风波”后的大整肃、大捕杀而获牢狱之灾，比被逼疯，甚至庾死的人士侥幸了。
其实，风雨如晦并不可惧，世事或如戏、或如歌，人的一生总是要过的。人不仅是一个肉体，还应有更多的东西。有对真理、仁慈、人道的热爱，有对真、善、美的追求，这就是人的生活价值之所在。何况，那些年，我们都还心存保尔·柯察金的人生情结：“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后来，我知道一位诗人说过：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忍的。
歌唱，婉转激切的歌唱，要用心歌唱，要自由地歌唱。请问，对一个还没健忘的人，对一个咳血的人或对一只泣血的杜鹃，你还想用他当“喉舌”吗？
2010
年三月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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