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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经》说话(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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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苇
一提到政治交往，那句格言恐怕就会被我们想起：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特别是一些宫廷片、后宫片或秘史片等，都把人的政治诉求处理成了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尔虞我诈，似乎在政治行为中除了机关算尽、争权夺利以外，就不会再有别的什么。
其实事情并不全是如此。大概让人想不到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列国时期，在诸侯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中还存在着一种“用《诗经》说话”的风尚，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在政治交往领域中优雅地表达。这种风尚基本上贯穿于整个春秋时期，应该有上百年的时间。而这一阶段，也正是最为孔子所激赏的一些政治家诸如管仲、晏子、子产和叔向等出现的时期。
《诗经》成为当时最为特别的政治交往语言，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诸侯相会或是各国卿、士大夫聚会时，那些职业政治家们有针对性地赋上一首《诗经》，已经成为当时政治交往中的时尚，许多迎来送往的客套包括一些最为紧迫的政治性要求，都完全可以通过《诗经》的“中介”表达出来。用《诗经》说话，用《诗经》表达心声，用《诗经》表达政治诉求，那些生硬的政治，因为有了《诗经》的薰陶，也便具有了人文的生气。那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在政治场合尚诗的时代，《诗经》与政治互动，政治具有了艺术的儒雅，同时《诗经》也获得了社会生活的直接滋养。
秦穆公是懂《诗经》的，晋国的公子重耳也是懂得用《诗经》说话的。在秦穆公“纳女五人”给重耳、并确定了力挺重耳的方针后，由穆公作东举行一次宴会。重耳即席吟诵了《河水》一首，这首诗今已亡佚，也有人认为这诗就是《诗经·小雅》中的《沔水》篇。重耳取诗中河水宗海之意，在称赞秦国的强大的同时，又有表决心之意，也就意味着重耳在回到晋国后，会服从秦国的领导。秦穆公随即吟诵了《诗经·小雅》中的《六月》一诗作为应答。这首诗表达的是对周朝大臣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玁狁武功的赞美。其中有秦穆公的谦逊之意，又期望重耳将来做晋国的君主，要为辅佐周天子出力。许多外交辞令上的千言万语，都被这两首诗给优美地表达了出来。
秦哀公也是懂《诗经》的。在伍子胥率领着吴国的大军攻城掠地、楚国岌岌可危的时候，申包胥来到秦国乞师。他就在秦国大哭了整整七天，不吃不喝，其精诚终于感动了秦国上下，当然也感动了秦哀公。秦哀公决定出兵救楚，他的决定是通过吟诵《无衣》来告诉申包胥的。《无衣》是《诗经
国风》中的一首，而且是属于“秦风”
，此诗赞颂的是即将参加作战的将士，诗中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句子，申包胥是一听就懂，当即为秦哀公重重磕了九个头。
在文公十三年的时候，那时晋国已成为诸侯国中的老大。郑国就有脱楚入晋的意思，想请鲁国从中斡旋，因为鲁国已是老牌的晋系国家了。其实鲁国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就在那年冬天，在鲁文公从晋国返回鲁国的棐地，郑伯率众宴请了鲁文公君臣。郑国的大臣子家首先吟诵了一首《鸿雁》，子家那意思是把郑国放在鳏寡位置，想让鲁文公怜惜其处境。鲁国的大臣季文子就回应了一首《四月》，那意思是不敢当，权当是天涯人遇天涯人吧。之后，子家就吟诵了许穆夫人所作的《载驰》的第四章，那意思是小国有急，希望大国能拉兄弟一把。季文子以《采薇》作应，其意是不敢安居，愿意相助。
一般说来，春秋时代的鲁国、晋国与郑国的政治家们更擅长于用《诗经》说话。各种各样的政治诉求，都可以通过《诗经》中的相关篇章委婉地表达出来，那些作为“听众”的政治家们马上也就能心领神会。往往一场政治性的宴会或聚会，就演变成了一场与《诗经》相关的赛诗会，你方咏罢我登场，这可以有效化解来自于政治的戾气，同时政治性的要求也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完成了。在当时，鲁国与晋国、鲁国与郑国、晋国与郑国甚至是晋国与齐国、鲁国与宋国之间，这种用《诗经》说话的政治性的“赛诗会”，都特别常见。
不仅如此，就是诸侯国内的君臣之间、同僚之间都可以以《诗经》相见。那是在襄公二十年的鲁国，一次季武子成功完成了出使宋国的任务，宋襄公宴请了他。席间，季武子先吟诵了《诗经
小雅》中《鱼丽》的最后一章，诗中有“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的句子，其是说所安排的出使宋国正当其时。襄公就吟诵了《南山有台》，诗中有“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的句子，其意是说季武子不只是国家的栋梁，而且这次出使还为鲁国增了光。季武子马上离开座席，以“臣不堪也”表示不敢当。
还有一次发生在鲁国的事。成公九年的夏天，季文子奉命到宋国嫁女，这次出嫁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伯姬，她鲁成公的姊妹，是穆姜的女儿。在为季文子嫁女归来举行的宴会上，季文子吟诵了《韩奕》一诗的第五章，那意思是告诉成公，伯姬嫁到宋国一切都好，就请放心吧。在宫廷内室听到这首诗的穆姜就有些喜不自禁，在向季文子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就吟诵了一首《绿衣》，其重点在“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表达的是对季文子办事的谢意。这种你来我往的《诗经》吟诵，对诗就像对唱一样，相比对唱来说，更加优雅，也特别有意思。
其实，用〈诗经〉说话是不容易的。它要求你要对《诗经》烂熟于胸，否则的话，就不能恰如其分地说话，辞不达意，就会贻误一些事情。用《诗经》说话不容易，听《诗经》中的话也不容易，因为《诗经》的内容丰富，种类众多，而且还是有“级别”的，如果“听”不好话，那就不仅于礼不合，同时也会使自己处于尴尬之地。有一次发生在宁武子身上这样一件事。作为卫国的使者，宁武子来到鲁国聘问，鲁文公设宴款待了他。席间，文公吟诵了《湛露》及《彤弓》两首诗，宁武子一点反映也没有，既没有什么话，也没有用《诗经》应答。这让文公感到非常奇怪。宁武子认为这两首诗主要表达的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用在自己身上就有些不合适。他就不好也就不便作答，因而就只能不答。宁武子具有着“听”诗的敏感，他是带着使命而来的，他不敢过分享用大礼的警觉应该是没错的。这就是那个被孔子夸赞为“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
用《诗经》说话，如果碰到的是不懂《诗经》的人，那也只能是对牛弹琴，徒唤奈何。在昭公十二年的时候，宋国的大臣华定前来聘问。席间，昭公吟诵了一首《蓼萧》，诗中有“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诗句，其中有对客人的祝愿和祝福之意。谁知道这位华定根本就不懂《诗经》。事后昭公对他的评介是，他的这个官一定是做不长的。鲁国的叔孙曾以《相鼠》一诗来讽刺挖苦齐国的乱臣庆封，诗中有“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句子，这基本上是一种顶级的咒骂了，而且是面对面的。谁知庆封竞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原来庆封对于《诗经》也是一窍不通。用《诗经》说话，面对卑劣之人，《诗经》亦有讽刺揶揄甚至是诅咒性的诗句的。这类诗作多在《诗经
小雅》中，如其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与《小旻》诸诗，就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类诗。《诗经》不仅是一曲欢乐颂，同时也是一座武器库，其中十八般武器样样皆有。这就是《诗经》的博大精深，《诗经》为种种不同的表达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鲁昭公对于那位华定的评判，遵循的其实是“歌诗必类”的原则。这也是用《诗经》说话之人的游戏规则。因为是“诗言志”的，你的所思所想是能够通过你所吟诵的诗章中表现出来的，因而会对你作相应的划分；同时你的不懂诗不知诗也一样是可以“言志”的。如果你有异志有异心，当然就会把你划归到异类中去。用《诗经》说话，听人用《诗经》说话，是能够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路人的。
孔子在《论语
子路篇》中说过这样的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何为？”这段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证实了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诗经》所发挥的独特功用。一次，当孔子看到自己的儿子鲤匆匆从院中走过，就叫住了他，语重心长地教导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包含的内容其实是异常丰富的。就孔子一贯注重的“君子儒”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学习好《诗经》，就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很好地应对表达。这实际上包含着孔子对于孔鲤的某种期许，希望他在将来“可使南面”的时候，精研《诗经》，掌握好《诗经》，并能够通晓《诗经》中蕴含的政治性的规则和潜规则，应对自如，不辱使命。孔子他老人家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实在不是一句空话，寓含着特别丰富的历史内容，值得细细品味。
诗与政治，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为什么会济济一堂并相得益彰呢？
《左传》曾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观点应该说是能够代表春秋时代政治家们的共识的。语言是可以充分表达意图的，而诗化的语言又可以使这种表达深入人心，况且《诗经》在“文质彬彬”的意义上又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就产生了《诗经》与政治遇合的历史现象。
用《诗经》说话，追求在政治领域中的优雅的表达，春秋时代以其自身的政治实践，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优雅而健康的政治风景，使我们体验到了政治交往的多种可能性。这让我们非常感谢春秋时代口不离《诗经》的那些政治家们，正是这一群把政治行为诗性化的人物，使我们对于政治的常规认识跳转，政治是可以具有饱满的魅力和独特的张力的。
用《诗经》说话，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那就是要把优雅的表达建立在合礼的基础上的，这个礼不仅是指礼节与礼仪这些外在意义上的，它更多是指要符合建立在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价值规范。因而，用《诗经》说话，就排斥那种唯我独尊的强势语言，它要求语言和语言在《诗经》这个平台上切磋交流，以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
其实，在政治生活中品味诗与优雅，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背景。到了战国时代，特别是到了纵横家登场以后，《离骚》的主人都已被贬抑放逐，用《诗经》说话就演变成为一种梦想。当楚汉交往中的“鸿门宴”出现，当蜀吴交往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备受推崇，当实用功利目的被赤裸裸摆上首位的时候，当政治交往中只剩下剑拔弩张的时候，权谋性的政治就会大行其道，《诗经》性的政治就不再会有存身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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