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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共和国”起诉书之后(随笔)
——看守所里的蓄须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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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2001年12月10日，我被“共和国”因言治罪，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后，再次提审了。在提审室里，等待我的是青岛市中级法院法官王东。他约有30多岁的样子，圆脸，不高的个头，戴了副白边近视镜，挺文静。
王东见我走进提审室，先自我介绍说是青岛中级法院的，此来是依照程序送达起诉书的，说着他便让我在送达文书上签字。这意味着我的案子已进入了最后程序，审判在即。谢天谢地，我终算挺进法院的大门了。我不失时机地问王东何时开庭？他说很快，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我听了心中长舒了一口气。狱中在押人员，除了有可能被放了的那种，最大的愿望，当属走向法庭，拿到判决了。有了那张盖着“共和国”国徽的“文凭”，就可以去劳改队服役。我已在难狱之下被苦苦折磨了那么久，心想再不会有什么理由拖延下去了吧，至多再有半个月，我就将走向法庭——决战的时刻到了。
我事先分折，他们为保证开庭顺利，一定会庭前提审，侦查我的思路和答辩动向。但王东却说，开庭前不会再见我了。他问我有什么话说？我故意试探他：公安预审与审查起诉阶段都受权力干扰，应付了事，不给我辩解的机会，法院呢？
王东断然说：我们与他们不一样，依法办事。
我说：那好，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让会见律师?
王东说：法院才受理此案，我们会依法让你见的。我回去后马上通知你的律师。
当时直觉告诉我，王东不像骗人的样子，显然比检察院的人要坦率、认真得多。所以我认为不久就能见到律师，里外的情况便会有个大致了解。于是，我不再说什么，拿了起诉书由他们送回监室。回来后，我展开起诉书一字一句地嚼读起来，内容很简短，不过是指控我“指使燕鹏”发表了8篇文章：《中共“四个坚持”下的意识形态——一台不断加工政治敌人的思想机器》、《“社会主义制度”中无产者沦为无饭者——中共及其政府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难博被捕事件再启示——兼评中共“三个代表”论》、《走出“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解读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往不平等竞争的腐败路线》、《“一国两制”的悲哀——社会主义能统一中国吗？》、《中共精神支柱已经坍塌——新文明变革理论呼之欲来》、《只有放弃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为中共建党80周年“献礼”》。看完起诉书后，我哑然失笑。我所批判的这“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还就不断地在验证我的观点，继续加工着政治敌人。21世纪的中国，已沦落到再搞“文字狱”，“审思想犯”的可悲境地。在如此“共和国”国度里，还谈什么法制、人权，不是政治笑话，又是什么？而关押、审判我的过程，不正是在论证我的论断切中时弊吗？
这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振奋了许多，就像一个即将濒临决战的斗士，擦拳摩掌，跃跃欲试。我心想：只要法庭上我有机会说法，一定要痛痛快快地高扬我的批判性立场，即使判我到劳改服刑，也总比封闭在此久押不决状态中轻松。
然而，我比起一种拥有几千年专制政治经验的权力生命来说，毕竟还是太幼嫩了。我们“共和国”的执法者们太深谙
一二三，再二三地消解对手的锐气之道了。本案诉讼过程，至此仅仅是闪了一个光点，很快便消灭了，一切又都回归到静止、凝固、死寂的状态中。我在日想夜盼中消耗了半个多月的斗志，不仅没有任何开庭的音讯，且也不见律师的踪影。我正在心急如焚地等待之时，一位管教带班，向我悄声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我家大哥（律师）与另一名律师持法庭开据的手续来所会见，被市检察院住看守所检察室一个所谓负责人拦截在外，而且竟堂而皇之地以“共和国”“执法监督”为名，导致看守所内部干警们都私下颇有微词。我闻知此讯，气的浑身发抖，是谁给这些人违法越权注了低气，竟敢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置法院批准会见手续于不顾，并干扰看守所的正常管理，一定要剥夺律师与当事人会见的权利？且不论我大哥是唯一一个代表山东省律师界的省政协常委，即使以被告亲属名义担任辩护人会见当事人，经办案单位批准，也是允许的。对此，《诉讼法》有明确规定，更何况还有另一位同所律师，协同办案。青岛市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的那位矮个子主任，竟敢非法妄为到丧失人性的地步。我至今未弄清，那是市检察院的领导意志，还是他们个人发坏所为。据我在看守的观察，青岛市检察院驻市第二看守所检察室的所谓执法监督，就是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对所里屡见不鲜的违法、违规行为熟视无睹，反而狂妄到公然凌驾于法院、看守所，甚至国家法律之上，阻拦远方来访的律师办案，实再令人不可理喻。
我深知大哥情性刚烈，大半生驰骋司法沙场，吃不得这种气。他若大的岁数，废寝忘食，不避政治风险，亲自担任我的辩护人，竟又虎落平川被犬欺。后经看守所管教们证实，那天他们的确吵得厉害，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但又无能为力。从那天开始，我公开声称蓄须以抗议：一是抗议市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明目张胆的非法侵权行为；二是抗议法院迟迟不予开庭。我在看守所里，独一无二地留起长长的满腮胡子，如狮子一般，十分扎眼，无论什么人来所检查，我都依然故我。由于看守所里俄干警上下都对那三个不干正事的检察人员看不惯，又知道我多半是对检察室的，故都不予干涉。那三个检察室的人，气得发疯似的找所领导，说我违反狱规，不理胡须。但看守所管事的就是不尿他们那把壶，他们只好赤膊上阵，亲自跑上楼来，把我提到管教室，威胁我再不理胡子，他们要“依法处理”。我当时正好有气没处发，当着看守所干警的面，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无法无天，还配谈什么“依法”。
我指着他们的鼻子吼：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是怎么个“依法处理”法？能不能断了我的脊梁？我的厉声呵斥，在整个楼廊里轰响，检察室的人尴尬得无地自容，在干警及每个监室嫌犯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走了，他们终于领教了什么是“政治犯”。后来我每次出来放风或提审，他们总是回避我蔑视他们的目光。我在看守所披发蓄须的形象，成为他们下通下达的一块“心病”。
月转星移，时钟的指针很快摆向了2002年元月，眼见法院受理此案已超过了一个月的正常期限，法院仍不开庭，而律师来所会见，又被检察室的人拦了回去。这天下午，我突然被提到对面谈话室，于副所长拿出一封信说，是律师写来的，让我看后写封回信。我打开那信一看，是烟台盛信律师事务所郝律师寄来的“授权委托书”和询问案情的信。我看完信后，仰面长叹，仅仅是一墙之隔，律师就是走不进来，连签委托授权手续，都要用信函寄进来，如此中国法制，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律师，如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子民，还会有什么希望？更为令人义愤的是，他们之所以能把律师询问案情的信转给我，并让我回信答复，完全是基于办案的需要——他们是要窥探律师出庭的角度和我的辩护思路。我出狱后才知，我的信根本没转，反倒成为他们卷宗的参考资料。他们不仅剥夺了我会见律师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我与律师通信的权利——全面的、彻底的、毫不掩饰的非法剥夺。
不过，我并不怀疑法官王东的那次谈话的坦诚。我敢断言，他初接手案子时，对如此共产文化背景下审理政治案件的复杂性毫无心理准备，对权力意识会如此“和尚打伞”认识不足。这时，我已对法庭会遵守诉讼程序不再抱有希望。
果然，法院受理期限一个半月期满的那天，也就是2002年元月24日，青岛市检察院向法庭第一次建议延期审理，为法院制造了期限届满未履行开庭义务，但又貌似合法的理由。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法院应在受理10日后就可以开庭，而不是等到整个审理、判决期限届满时的最后一天，再让检察院制造个理由。由此可见，在权力意志的统一操纵下，对仅仅8篇文章，一再拖延的目的只有一个——消耗我的战斗力。这之后，检察院为达此目的，费尽心机，多次玩弄规避法律的拙劣手法，竟然在没有任何事实与证据变化的情况下，非法动用撤诉再起诉程序，并四次要求法院延期审理，让我的案件，仅仅在法院挂牌就高达8个月之久，相当于在正常诉讼程序中，两个在押犯人从预审到判刑的期限。此时我已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并非是哪个部门或个人的意思，而是那台要彻底封杀我那支不屈从权力意志的笔的政治机器，不停止地运行使然。为此，当时我就想，我必须保全一个韧性战斗的自我，一个能挻直腰杆，清清楚楚地走向法庭表达的自我，一个能冲破桎梏，依然用手中的笔，奔驰在思想沙场上的自我。
这一天，我在狱中不顾一切地含着满目的愤怒，大吼了几声。管教们都知我的怨情，也不干涉我，任我发泄。发泄后我又格外轻松与冷静。
那之后，正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天，我时常望着窗玻璃上厚厚的冰花，剥光了身子，钻进玻璃隔断的厕所，用冷水自上而下的灌浇。我浑身打着哆嗦，牙咬得咯吱吱地响，接下来身子就发木了，像穿了层厚厚的铁甲。我用毛巾全身搓擦，体内的热量，全都蒸发出来，雾气糊满了窗玻璃，不多会儿，皮肤便呼呼地发起热来。那感觉，真是透心凉后的爽，爽得很！我在三九天里成功地洗过凉水浴的瞬间，也尝试着战胜自我的快感。
2002年9月11日这天中午1点30分，在令人窒息的狭窄牢房里，超期羁押了一年又一月的我，终于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法院迫于舆论压力，仓促开庭。但法庭上，公诉人（市检察院为邀功受赏的某新提处长）在辩论中理屈词穷，尴尬出丑，竟然以“这是社会主义法庭”为由，要求审判长剥夺申诉人正常行使辩护权，正如一个输不起棋子的劣等棋手，掀了棋盘说棋盘是他的一样滑稽可笑。而法庭在公诉人极左面目的操纵下，不仅回避就本案是否具有煽动行为的关键事实进行审理，且非法剥夺了申诉人的辩护权和申请证人到庭的权利，致使这一以审判文章观点为主题的法庭，再现了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场景。在“共和国”法槌落下的时候，我仅因撰写了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被冠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3年，剥权5年，沦为21世纪中国经典思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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