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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文在1980年代前后的苏醒(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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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钟
1980年，我只是一个懵里懵懂的文学青年。那一年，我已经21岁了。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是1977年，算是中学毕业了。毛时代的学校，其实也无所谓毕业不毕业的，离开学校，只是意味着你已到年龄，你的年龄够成为社会螺丝钉了。所以，毕业，并不是学业的完成，而只是说你可以去干活了。
我离开了学校，但却没有真正踏上社会，而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也就是说，我想做一个干活的人并不合格。
表面上看，我的残疾原因使得用人单位不能够接受我；但是，个中真正原委，只是在30年后才向我揭开了谜底。
3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在我中学毕业的身体检查表上的某一栏里，赫然写着的我的身体检查结果：双足呈猪蹄状。
今天我写到这，依然令我惊心。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恶作剧，竟如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1977年之前，也就是毛活着的时代，残疾人是由国家包分配的。但1977年开始，国家不再统包，用人单位在考核用人对象之后，有录用与否的选择权。
30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那些身体状况比我更差的人却被录用了。现在，我完全可以理解用人单位的反应：当他在我的体格检查表上看到这样的描述而继续录用我的话，那才真叫奇怪。
我们管分配的老师找到我，说我在回答用人单位的提问时，思想不够端正，有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
因为他们问我：“喜欢什么工作？”我答：“喜欢在图书馆工作。”这就说明我是好逸恶劳的。后来换了一家单位，我改变了回答问题的方式，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但依然没有被录用。
我在学生时代的独立幻想就此完全破灭。我被甩在了社会的边缘，天天坐在家里，坐在家门前的一小块天空下，遥想另一颗星球上的奇迹。
一个接一个的初夏时节，到了1980年的那个初夏的晚上，天空中的一个闪电，顿使夜色中的一切尽显。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小诗，这首小诗是一颗种子，以后长成的诗歌之树与这颗种子一脉相承：
雷电
雷电刺破夜空
把浓密的黑暗劈做两半
黑暗在怒吼的余声中
合上了创口
（5/28/1980）
对诗歌的爱好源自童年时代，最早给我以诗歌启蒙的就是唐诗宋词。
我的舅舅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在他的笔记本上抄满了各种古诗。偷看舅舅的笔记，使我对韵文的感受力获得了第一次可贵的锤炼。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也抄录下了李白的《长相思》，光是相思这个词本身，就给了我有关两性之爱的无穷幻想。有一次我的笔记本被邻居无意中看到，还引来了一番嘲笑。
那个年代，公共话语的词典里是没有“相思”这个词的。邻居表面的嘲笑，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变异的渴望。不过那时，我却也在内心里嘲笑着他的无知。
在中学里，我继续沉浸在词语排列的乐趣中。
我有一个同学，因为姓汤，于是，他的外号当然就叫汤司令。于是，对词语排列的游戏又一次从他开始。那时候，林彪刚刚倒台。于是，汤司令而下，副司令就是林彪，军长则是刘少奇，副军长是邓小平，当然，再下的师长团长之类就是我们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了。名单被排列得整整齐齐，颇有几分分行韵文的美感。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份名单会落在了老师手里，于是我便被叫进了办公室。老师问我这份名单是谁写的，我承认是我写的。老师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组织反革命集团。如果上级领导追查下来，你怎么交代？”我当时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领教了文字禁忌的冷酷性。
然而，对韵文的兴趣持续向前。
老师在课堂上布置的作文竟然是写诗。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明确自己的写诗行为。我写的这首“诗”，也许是班上唯一一首写的比较像是“诗”的诗。
对写诗的冲动却由此开始萌动，我在日记本上进行所谓“诗”的涂鸦亦由此开始。这时距1980年尚远，我有许多时日进行幻想，我否定了自己未来人生的几种可能性：比如画画，比如做一个小说家。诗歌是一种最便利的，直接越出我们的内心即可成型的一种艺术，它是语言中的精华，符合我对类似于繁星闪烁的高处的幻想。
现在我的头脑中突然鸣响起《洪湖赤卫队》的旋律，剧中人韩英唱着：“自从来了共产党……”
自从来了共产党……
我出生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我可不知道除了共产党，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共产党就是先有的存在，毛这个神也是一种先有的存在。在我的儿童时代，更准确些说，我从7岁入学开始念书，那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就从这年开始；直到中学毕业，1976年，文革结束（不过，我们这届学生是在1977年才离开学校的。因毛的死，及之后的政治动荡，我们被延迟了一年才离开学校），我的整个学龄期都是在文革中度过。那个年代，凡是艺术，包括红色艺术都被禁止。我们对艺术的感知只能深埋在心，一切韵文的、令人愉悦的审美尝试，对我们这一代孩子说来，都是从未与闻的。现在，毛死了，毛时代结束了，收音机中传来《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我觉得，仅就我而言，这是天上之曲。整个里弄里，家家户户打开了收音机，收听这同一首曲子。美哉！仅此即可证明，毛的罪恶，是压抑不住人的求美本能的，即人的艺术天性是压灭不掉的。
在毛行将就木的1976年早春，《诗刊》复刊，复刊号上是毛的两首歪诗《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然而，这毕竟意味着韵文的复苏。
我的舅舅从云南归来，一到上海就病倒了。他是69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当年，68、69两届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我舅舅离开上海时，只有16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他去了云南一个军垦农场，说白了，就是军事化管理的劳役。他们那农场在云南是开矿的，开采一种放射性物质——铀，据说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而我舅舅就充当了国家的廉价劳工。他一回到上海就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他是毛的追随者，最终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是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他总是写长长的信。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有一次在班上，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面公然与老师进行争辩。这类事，在那个年代的学校里其实也司空见惯。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他从云南给我回信，写了满满六大张信纸。他说：“反潮流是对的，但打铁先要自身硬。”那时他大概还未满18岁吧，也许还未成年，但却少年老成。毛时代的孩子几乎都少年老成。舅舅的远走云南，遭到了整个家族的反对，而我几乎是他唯一的支持者。当然，我太微不足道了，我只是一个小小孩而已。现在，他回到上海养病，我就有机会听他聊天。他在街上买了《诗刊》的复刊号以及以后的各期，于是我便有了机会阅读这本刊物。我从这本刊物开始积累有关现代诗的知识。那一年的年尾，毛泽东死后的两个月，舅舅也死去了。死时年仅23岁。毛时代就像一个吞吃人的怪兽，吞吃掉无数有才华的青年。毛死了，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舅舅也随着这个时代一起被埋葬。
1980年的那个奇幻的夏夜，我睡在家门前的躺椅上，静谧的夜色中，鼾声四起，弄堂对面的路灯正对着季珊家阁楼的窗户。窗户下大概就是季珊的床，不知为什么，季珊突然从床上坐起，脱掉了上衣，露出美丽的少女酮体；季珊难道不知道另一盏路灯下有一双少年的眼睛正对着她？这真是惊鸿一瞥，季珊迅即卧下，窗内再无声息，却带给我无穷梦思。
季珊位居弄堂里公认的三大美人之首。那年月，她也是毛对知青流放政策的牺牲者。她去了黑龙江的军垦农场，毛死后的返城潮里她又回到了上海。窗前的那一瞥视觉艳遇，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成了一对以感应方式相恋的情人，彼此心照不宣，有时需要用眼神、而她则用羞涩的低眉传达心里的那一份秘密。那时里弄里办起了向阳院，有一架电视机，每天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对电视里播放的内容品头论足，我也有意无意发表高明见解，实在都是为她而说。她是那么在意我说的话，时常不自觉地侧脸觑我，接着便羞涩低眉。每次在向阳院，她总是无声无息，不参与别人的谈话，但每时每刻又都让我感受到她的存在。
然而，在我们面前横垣着一道鸿沟，使我们彼此无法靠近。我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学生，刚满十八岁，但她却已有二十四、五岁了，经历过上山下乡以及之后的返城等人生磨难。我们彼此无须说破，只有以这种方式感受对方的存在。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弄堂口，我出去，她进来；她看见我，脸色绯红，依然是那样一种羞涩，然后侧身走过。在她身边，多了一个男人。也许她就要结婚了。我感到难过。从此以后，我们没再见过面。
韵文继续一路向前。
我从中学出来后一直没有工作。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我也报名去参加高考。高考之前，我开始复习中学课文。在将要考试的前20天，街道突然通知我不能给我准考证，我问为什么？街道说，由于我的残疾原因，希望我放弃高考。为此我深受打击。我开始给市政府写信，进行申诉。临近考试的前一天，街道给我送来了准考证。原先我几乎已放弃复习，在这20天的时间里没有看过一天书，只是把精力浪掷在给政府写信和情绪的激荡之中。拿到准考证的第二天，我走进了考场。由于考试前一直就没看过书，所以临考前一天晚上，我只好做最后的突击。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到了早上，我感觉我的视线很模糊，看不清东西了。我的近视眼即由此开端。考场门口担任纠察的是我中学的老师，他拍拍我的肩说：“好好考。”但我已经失去了信心。考试分数公布了，我以4分之差落榜。从此我对此绝念，不再参加任何考试，而韵文的诱惑依然让我对未来充满幻想。
我跟一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对诗，继续沉浸在一种词语组合的快乐中。我的妹妹从技校毕业后，先于我参加工作。在她的车间里有一位青工喜欢写诗，当然，他写的是古体诗。妹妹把他的诗拿回家给我看。我就在他的诗后面和了一首。于是我们便互相唱和，由我妹妹传递，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那个年轻人发现他已赶不上我那种对词语的细微把握，而我也意识到在这场游戏中开始出现的不平衡，于是游戏结束。这一段笔墨因缘，是我青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之一。虽然我对这位对弈者一无所知，甚至至今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韵文继续在找寻方向，找寻实现的机会。1980年适时地过去了，朦胧诗也在我面前适时地出现，一种新的可能性给了我明确的提示，于是我越过了1980年，向1985年进发。1985年，我突然成熟，开始向诗人之途迈进。
1985年，我的诗中出现了“太阳的起落/残忍而且潇洒”这样的意象，与1980年的这首《雷电》可谓一脉相承。
2010-1-26纽约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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