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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未谋面的朋友(随笔)
——两位同龄人
◎
张桂华
一
俄国老资格流亡作家，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写过一篇文章：“素昧平生的友人”。
“素昧平生的友人”，这一称谓使我心动。
是啊，我们有过多少朋友，群居终日，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无所会心，也诗酒议论，也杯盘叮当，可散场后细细思量，想说的没说，说的没意义，努力说出的既不到位也不诚恳，拍肩膀摇头晃脑大笑的又把意思完全弄反了。
可我们又有过多少次这样的经验，随便拿起一本书，翻开一页，打开电脑，点开一个论坛，突然，一段话，几个句子，就跃入我们眼帘，击中了我们的神经末梢，令我们震颤，感触，联想翩翩，继而微笑，点头，赞赏不已，倘若再年轻几岁的话，我们就会拍案叫绝，仰面长啸，绕室三转而后止了。写下这些文字的作者，或许相距不远，更可能远在天涯，遥隔时空千万里、数百上千年，可在我们的灵魂相遇相应这一刻，我们早已在内心将其视为朋友和知己，尽管我们素昧平生，尽管我们永无相识相见的可能。
（二）
我将刘晓波、张博树也看作这样的朋友。
我将蒲宁的题名稍加改动，因为我虽与刘、张素未谋面，但不能说是“素昧平生”，至少单方面在我。刘是名人，二十年前壮举的世所周知，二十年至今的道德文章也有所了解，而且，我们同在一个笔会，刘是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张是笔会新人，读过其著作文章，从中也多少知其行事为人。而且，我们还是：同龄人。
我写过一文《巧合的解析》，其中提到：每一个人都有特点，若无微不至的计算，简直可多到难以计数，大得如性别、民族、国家、籍贯、职业、出身、婚姻、子女、教育程度、年龄、相貌等，小的如：性格、习惯、兴趣爱好、穿衣、吃食，运动等，更具体地还可以追索，如爱好哪一项体育运动，足球篮球还是网球？若是足球球迷，喜欢哪一支球队，皇马还是米兰？米兰又是哪一个米兰？喜爱哪一种打法，欧洲或南美？喜欢哪一个或几个明星？这还只是一项爱好，而人的兴趣爱好偏向又何止一两项？所以，结果就是，任两个人做比较，几乎都可以找到几项相同之处的。若两个人有着基本的相同，同龄、同学、同乡、同事等，要找相同之处更是易事，若再加上相似和相反之处，或许也能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
于此可知，对于从个人特点寻找相同相似，我显然不以为然——不过，用这种比较搭题作文，虽无太多道理，却可有不少情趣。我用年龄做文章是否也落这一套路？似乎不是，在此，就让我以不解而强解一下。
如果在一个特定范围，如果是有意义的可测量指标，如职业、收入、年龄、教育程度等等出现明显偏向，那就不是无谓而具有社会学统计意义了。比如以我们笔会来说，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会员为海外会员，或三分之一以上会员都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或豪迈狂想一下，三分之一以上会员都炒房炒股发了大财，那我们笔会的成分和色彩会有所变化或大变化吧？年龄也同样，正如我访问澳大利亚，与墨尔本会员欢聚时所注意到的，所有会员都四十岁以上，没有年轻会员，一个都没有。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偏向么？
当然，我以年龄做文章，意义没这么大，但也不是没有。实话说，我看笔会论坛，年龄于我就是个重要参考，知道年龄的，可判断他会说什么话和怎样说，不知道年龄的，从所写内容以及怎么写也可大体猜出。
（三）
还不止这些。
我与刘、张两位，还有点微弱的物理意义上的联系。
先说张。
前年十月假期，我为家事往香港一次。行前与良兄说定书事，有我带往香港的，也有从香港带回上海的。我是帮忙也有便利，便利的就是此次来往行程我无须自己带旅程中读物了，去时读带往的书，回程就读携回的书。带去的是诗集，携回的是正而八经著作，著作就是张博树君的中国宪政改革的专著。
回程途中以及回家后几日，我仔细拜读了这两本专著。我现在还留有的阅读印象是：一，书做得极漂亮，这无关内容，主要是良兄的功夫，装帧设计校对纸张印刷都好，此非一日之功，可良兄却就像是一日之功，没做几本书就做到这等气派，令我佩服不已。二，书的内容也好，如此大架构，整体论，高屋建瓴、气魄宏大、全面开花式的阐述，非五年十年之功而拿不下的。曾与也读过张著的朋友交换阅读体会，朋友却是不喜，道是黑格尔式框架等等。虽也有些许同感，但我知道，这不是内容批评，只是文体、阐述形式上的偏好，就如同欣赏英美幽默而隔膜德法的严肃，无关乎整体评价的。
我真为我们笔会能拥有这样的宪政专家而高兴，高兴之余还带有点私心窃喜，究竟是这样年龄的人，才拿得出像样点的东西啊！老实说，如果类似的书出于更年轻者之手，我不放心，不放心其大而空，立基未稳即扯开架势；年纪再大呢？我恐怕会嫌其迂腐，嫌其只一味在划定的或可容忍的限度内打转转，实不过打醉拳，却以为闹天宫。惟有这个年纪的人，既能沉稳把握，又挟有年轻人冲决的惯性，勇于敢于也善于破除网罗和自立于不败的信心和毅力。而张君作为一个完整主义或完美主义者，这种心态和行事方式是会彻底贯彻到个人生活、职业生活每一个方面的，如以前的评职称和眼下的被解聘。
只要与制度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守原则，不讲骨气，乃至不要脸面地耍无赖，扮牛二，再配以另一面地说软话、装孙子，那是可以从现有体制中得到不少好处的。但，这对一个完美主义者是做不到的，做不出，不屑做。这种一般所谓“清高”的姿态令无数好人百思不解，令不少小人为有机会和空位出缺而暗自高兴，可无论好人还是小人都不会懂得，换一种方式行事为人，在一个完美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首先就违背了他们一辈子奉行的美的准则。是的，没错，美的准则，而不是道德准则，在此，道德还是第二位的。
不消说，我赞赏这样的为人行事，无论怎样，在这到处犬儒、蝇营狗苟的时代，有张君这等人物的存在，仅就挽救世人的美感来说也是绝对需要的。
（四）
刘君声名远扬，但于我物理上的联系也极为稀薄，记忆所及，有点意思的仅这么几件事。
还是十多年前吧，有一次朋友间谈天，不知怎么扯起，一位朋友严肃地说：他佩服刘君。因为，刘如果在体制内发展，是可以顺利得到名声和地位的，但他却选择了其他路走，所以他佩服。
这位朋友原在北京的经济研究所做研究，以后回上海到一个重点大学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刘君，但我知道他这番话的完整的意思。他佩服刘君，是佩服刘君能为理想信念而抛弃眼前几乎唾手可得的功名，却甘冒风险、舍生取义。他自己做不到不愿做，所以他按寻常路途发展，做着自己感觉有意义或不太有意义或完全没意义的事，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他也真就走到了尽头，成了一个名大学的有点名有点利也有点地位的教授。
虽然走的是不同的路，可这位朋友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刘君，还能够想到和纯情般地“佩服”刘君。这令我有点感动。但对他持有标准的太过世俗，我却浑身不舒服。由于他的看法代表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见解，所以我这里再拆解他这番话另一面的意思。
他佩服的正面意思已如上解，刘君本是正统，完全可在体制内获取功名地位却为理想信念没这么做。反面呢？如若不是正统，本就没有在现有的学制官制内弄出名堂，本就是社会的疏离者、边缘者，那这些人的闹腾以及闹腾后的更被疏离和边缘，也就不值得佩服了。
我不好辩，也不想与之辩，只是感到不舒服。
顺便说一句，这位朋友也是同龄人。
（五）
还有两件事，说有关系，可以，说没关系，也未尝不可。一件事小，一件事大，小事在后大事在先，这里小事先说。
上一届笔会开大会时，我看见会员之间发生了一些无谓也无趣的争吵，于是写了两个和稀泥贴子，委托管理员贴到了论坛。我不能上论坛，只能看来信——群发给所有会员的信，只看到了自己一个贴子，而且稍瞬即逝，不像有些贴子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再四五六七地反复出现。我想，这可能是技术问题，更可能是，大家对我这个帖子没兴趣，正面反面什么兴趣都没有，所以才一晃而过，迅速淹没在后续贴子之中。这没关系，在我总是尽了自己的一点责任。
可没想到，我这个贴子刘君看到了，而且将我所言作为子弹用到了文章中，射向了有不同意见的另一些会员。而这另一些会员中恰有几位是我熟悉的，于是有人要我出面再发言，说明本是鲜花材料不能制作子弹或用作子弹也不能乱射云云。我看了一下刘君文章，发现自己所言确实可制作鲜花也可制作子弹，无须再多此一举说明，而且更重要的，我熟悉的朋友有理，刘君所言也在理，而且是更关注大局的在理，与我贴子的本意差不多的。根本就是，在我们这个团体内，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吵吵闹闹无甚关碍，较真那就过于执啦！所以，我就没有再多事。
这是小事。
（六）
大事远在五六年之前。
当时，我参与了哈维尔《狱中书》的翻译，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尔嘉的通信集。
这次译事，于我教益不小，哈维尔的思考在我一字一词地艰难摸索之下逐渐显现，不断予我以新异刺激和冲击，他思考的完整、周详、细密而无微不至，他对自己分析解剖的深入、彻底、不留情面，我得承认，是我从未经验过的。无论是西方的卢梭还是中国的鲁迅，都无法与之相比，前者失之于做作，后者失之于浅陋，而哈维尔的诚恳、大气、崇高且优雅的态度，则是两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在我所译的十数封信中，有两封信很长，一封思考道德，另一封是哈维尔对自己第一次入狱时行为的检讨，一次失当行为的检讨。应该说，如此行为，在一般人可能根本不会视其为失当，尤其在高压政治下，毕竟只是向监狱当局递出了一封要求释放的信。这是通常的程序，双方谁都不当回事，谁都知道，如何处置、释放与否和递不递信件无关，事情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如果万一奏效因此而走出监狱大门呢？在有些释出者，可能会将其看作意外收获，甚至沾沾自喜地将其视为合理的策略和必要的技巧的胜出。巧的是，哈维尔真地遇上了：
然而，有一天雷电降临了：我被叫去告知，我很可能被释放，在这个程序中，请求产生了"政治作用"。当然，我立刻懂得了它所意味的：（1）他们将以合适的"重新铸造"，再加上大范围的公之于众以制造出这样的印象，即我没能坚持住，我已经屈服于压力并推翻了我的立场、观点和我过去的工作，一句话，我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所有这些只为了一个琐细的理由--把自己弄出监狱。（2）在我这方面已无法否认或纠正这一印象，因为无可否认我写了某些东西，"已与他们在半路相遇"，我再想做任何事，肯定只能使我看上去像是试图蠕动着爬出这条路。（3）正在来临的灾难是无可避免的。（4）这在我身上留下的污点和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会在以后多年如鬼魂缠绕着我，它将引起我内心无尽的痛苦，我会以坐几年牢的代价努力将其抹去（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但这甚至也不能使我从耻辱中完全挣脱出来。（5）我没有人可以责备，除了我自己。我既没有被强迫写请求，也没有人贿赂我这样做，事实上我并没有处于两难选择之中，这只是因为我不可饶恕地松懈了我的道德卫兵，自动的而且是完全无目的的，我给了对方一件利器，最终老天就送给了我这件礼物。
为了挽回这次失误，哈维尔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直到几年之后、写这封信之时，他才最终对此事作出了完整、深刻的思考，也由此将自己的精神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最后他是这样说的：
为了接受个人失败的责任，为了直率地接受那作为真正是你个人的失败，那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积极的接受——不考虑任何世上的利益，也无论它作了怎样好的伪装或为了好处——意味着忠告——代价必须为此付出：那是极其残酷的！但只有这样，路才能够打开——就如同我的经验，我希望，我已说服自己——通往一个全新的对自己的事情的主权控制，才能对我那作为不确定事业的存在的重力、对其超越的意义得到一种根本上的新的视野。只有这种内心的领悟，才能最终抵达被称作的真正的"心灵平静"，抵达最高度的快乐"，抵达真诚的意义，抵达那无尽的"存在的欢乐"。只要一个人能设法抵达，那么一个人在世上的贫乏就不再是贫乏，将成为基督徒所谓的优雅。
中间部分省略，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从网上找来读。我在此要说的是，这封信我译得很用心，当全信译完后，我立即想起一个人：刘晓波，随即涌起一个冲动：如果刘君也能达到这样的深度，类似思考也能出自刘君之脑和手，那该多好啊！
（七）
这封信，我加了个标题“被释后的思索”，给了《文化中国》网刊单独发表了。以后，我又想给我们自己的笔会网刊再发一次，不是为稿费而是想让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看看。为此，我还特地写了个“译者言”：
这是哈维尔1982年7月25日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尔加的信，在哈维尔书信集中文译本《狱中书》中编次为第138。《狱中书》由台湾倾向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收集哈维尔书信最完全的中文译本。遗憾的是，这个译本不似昆德拉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流程，先从英译转译，再从捷克文直译，哈维尔在中国的历史不短，《狱中书》却完全是从英文本转译的。昆德拉的幸运何时能降临哈维尔呢？不说指日可待，为期也不会太远吧。
我参加了《狱中书》的翻译，这是其中的一封。在我所译的十数封信中，这封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译的过程犹如一次“灵魂的冒险”的体验。
我知道，我们这里不少人有过哈维尔类似的遭遇，也有人有过几几乎与哈维尔完全相同的经历，入而出，出而悔，悔而再入，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做过如哈维尔同样的思索？不为物喜，不为己悲，从责任、良心、心之所安所寄的灵魂深处，认真严肃地审视和拷问自己，这种心灵探险甚至必须要忽略或超越面对的现实政治——尽管现实政治是一个巨大和无微不至的存在，如此而达到哈维尔那种“真正的‘心灵平静’，抵达最‘高度的快乐’，抵达真诚的意义，抵达那无尽的‘存在的欢乐’”？
对于太多的“形象弱于理论”的事后倾诉，激起的通常是悲壮，这一般与美学无关。我感到可惜的是那些“形象大于理论”的“理论”缺失，如哈维尔这般真诚的灵魂探索，这不但是一笔可予后人以启发的宝贵精神资源，我私下揣度，也是当事者个人必经的美学试炼，无此，就不可能抵达哈维尔所谓“不再贫乏”的“基督徒所谓的优雅”境地。
（2007/7/28）
可惜，笔会网刊有自己执行严格的规矩，只发首发稿，这篇译文已在网上出现过了。我只能希望诸君从网上从《狱中书》或其他地方已经读过。
（八）
多年来，我时时关注着刘君。
自加入笔会以后，这种关注自然更深切了一层。
我看文章，更关心其行事为人。不过，说实在的，刘君的大多数文章尤其是近年写的时文，我只是大略看看，扫描几眼即一翻而过，因为他要说的，我能想到，看一个开头，大体也能猜度到后面要说什么，怎么说。我更关注的是他作为个体的修练。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时代究竟是进步了，不管愿意不愿意，以往的激昂、激烈乃至冲突，现时已多为交谈、交流和交友替代了。当然，仍有激昂和冲突，但这往往发生在确难以调和之处之时之事上，另外就是定势的行为和态度的习惯了。有些具代表性的难于改变，这不仅是自身，也是外界的要求；更有个别起标杆作用的，其实也无须改变，一贯唱美声突然唱起摇滚，不要说，会令对方摸不着头脑而起疑，就是自己一下子也怕踩不准鼓点的。”我将刘君就视为这种“具代表性的”“标杆”人物。
我能理解，既已成标杆性人物，幸，抑或不幸，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自由，没有多少随便转身或退却的余地。外界要表现，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持续；对方也有此需求，最低限度也可有一个合理存在乃至忙得不亦乐乎的说词；另外，还有各类人群的无聊的起哄再来一个等等。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演艺名星尚且如此，何况标杆性人物？
这里，重要的就看当事人自己了。
中国人的戏路子宽是出了名的，有些高手的正反派角色的互串，左右逢源的摇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出入其中而又全身而退的能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在使人瞠目结舌且无话可说。但我知道，按刘君的性格、性情是绝不屑于如此表现表演的。
因此，我关注刘君，并不关注其进步的方向和速率，这是无须担心的，我关注的是深浅厚薄，关注的是刘君个人精神力量的增进与否，看其是否在超拔，是否在趋向一个完美的境界，即哈维尔所谓“优雅”的“基督徒”的境界，虽然刘君不信教。
我这里所悬，还是如我所认为的最高的美学标准。
我对刘君寄予厚望。
如果说，还有所谓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如果说，在一般人能达到这两个标准已属不易，已属难能可贵，但对刘君，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刘君有二十年，因为刘君是标杆性人物，
刘君将如何表现呢？
（九）
刘君达到了。
刘君终于抵达了，抵达了自二十年前开始的旅程的终点。
与此同时，也是我更为看重的，刘君终于完成了自我。我揣想，在经历了无数的自我冲突，无数的难以为外人道、也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内心挣扎之后，刘君终于修成正果，在将事业进行到底的同时，也终于将自己锤炼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美学杰作。
（十）
一根昂扬直立的标杆已高高矗起。
正因为有标杆的存在，才使人间有了方向感，可据此确定东西南北，衡量上下高低。
牛顿定律在此也是用得上的，施之以标杆的外力和力量的大小，正可显示标杆本身的力的存在和力量的大小。力与力相衡，力与力相抗，一种力的存在，只能够由反向的力来证明。
还需要其他证明么？
（十一）
刘君的肉身，现时是受苦了。
每念及此，我常想起《罗亭》最后的“尾声”。
几年之后，秋凉的一天，罗亭与列兹涅夫，这两位老同学又在异乡相遇了。
罗亭接受了列兹涅夫的午餐邀请，向老同学讲述了自分别后的种种遭遇，讲述了自己始终在努力却总不得善果的三次经历。望着这位心身疲惫、历尽沧桑的老同学，列兹涅夫深为触动，感慨万端。虽然他可早已退入了安逸的环境，但他是深深理解罗亭，懂得他那“不安静的灵魂”，那是“爱真理的烈火”在其心中燃烧，纵然遭到种种挫折，却仍然带着少年般的纯真和热情，在与生活、与社会作着不息的抗争。他尊敬罗亭，他说：“你做了你的所能做的一切，尽你的可能坚持了下来……还能要你怎么样？”
他感叹道：“我们的路分开了……但是，请看，咱们彼此又是多么接近。你瞧，我跟你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语言，只要半句暗示，彼此就心领神会，我们是在同一种感情中长大起来的。我们的人留下的已经不多了，兄弟，我跟你就是摩希干人的最后孑遗了！在往时，在我们的面前生活的道路还正广阔的时候，我们尽可以各行其是，甚至互相争吵；但是现在，我们圈子里的人渐渐稀少了，新的一代正在越过我们，趋向着和我们不同的目标，我们就应当紧紧地彼此靠拢。让我们碰杯痛饮吧，兄弟，象往日一样，唱一曲Gaudeamus
igitur（拉丁文：吾侪同欢乐）！”
最后，他向罗亭伸出了热情的手：“我想你决不会在那儿久住的，我也想象不出你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样来结束你的一生。……但是，请记住，不管你的遭遇如何，你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藏身的窝，那就是我的家……你听见么，老家伙？思想，也是有它的老弱残兵的：他们也该有一个养老堂。”
罗亭走了，重新踏上了永无休止也未知目的地的远方的征途。
“而外面，风已经起来了，兇恶地号啸着，沉重地、愤怒地摇撼着格格作响的窗叶。漫长的秋夜降临了。在这样的夜里，能坐在家室庇荫之下，有温暖的一角的人，是有福的……愿上帝帮助所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吧！”
眼下的情景，是何其相似啊！
在这一个遍地风寒的冬天，我常会想起在风雪中奔波的罗亭，想起在风雪中艰难跋涉的刘君。
是啊，如此寒冬，有温暖的一角是幸福的。
那么，就让我祝福你，我的素未谋面的友人，我的同龄人！
2010/1/23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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