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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变，我也没有变”(散文)
——高行健荣开七秩
◎
贝
岭
（作者按：2010年1月4日为高行健70岁生日。此文本是为当日在伦敦大学举办的高行健生平与创作讨论会而撰。）
有时我想，若不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那首穷其一生都未达成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或为高行健心中的至境。也就是说，他的最大心愿或许只是能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文学和艺术。细想来，我不是吗？谁又不是呢？然时不我予，政治也如影随形。记得老高说过：「人的一生，只能专注于一两件事。」他四十七岁才离开中国，可在法国十三年写出的作品，比在中国的三十年还多。有一次，他甚至对我断言：「他在法国完成的创作，换是在中国，恐三生也未必。」细想一下，还真是如此。
一个人步入七秩时，他人总以「饱经沧桑」来形容，这或许不错；可人生的沧桑未必让人的心思复杂，高行健即是。老高生于乱世，暴政的残酷，人世的险恶，仍至人心的难测，人言的可畏，老高无一幸免，然这一切并不必然致使心思复杂。老高专注于工作，所以，他的处世方式简单，友人和他的友谊亦简单。老高是为艺术而人生，那些人世的险恶，除非厄运迎面，否则，他能躲就躲，不必也不想「阴」着心思去应对。
老高虽好静，可并不遁世。老高厌政治，可在大是大非上绝不含糊。一九八九年「六四」，统治者为维持政权开了杀戒，他的愤和痛掷地有声：「只要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就不回去，我的作品也不在中国出版。」这宣示听着平实，要做到，数十年如一日，不易，那是「白发，骨灰，家乡，九泉。」是极高的自我要求。看看这些年的台湾，再看看海外，多少文人、雅士，曾经反共的，号称流亡的，争先恐后地住中国去，出书、演讲、挣银子，生怕没赶上这一轮「太平盛世」。他是真正的始终如一，二十年来，老高从未在中国出书，让自己是一个「空白」，干干净净的空白。
哀莫大于心死。也正因这一坚持，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在中国被盗版。这些年，也有他的作家好友或说客劝他在中国出版或再版他的书，他笑笑，一律谢绝。且不说共产党允不允你出书，文字也是脊梁，若为了在中国多弄点「名气」而让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那是作贱自己。所以，二十年后的今天，老高可以清清楚楚地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中国没变，我也没变。」
我和行健认识已逾二十五年。一九八二年，他出了本小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经口耳相传，成为地下文学圈和官方文坛跨界的必读之书。那年头，锁了三十年的国门开了缝，先「溜」进来的是西方前卫艺术和一本本的文学译着，我们饥不择食，「狂吞」一切，其中也有老高译的法国诗人普列维尔（Pulieweier,
1900-1977）诗作。高行健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也是在小剧场导戏的第一人。一九八三年，他写了《绝对信号》和《车站》两出戏，他亲自导演，那几场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的公演，也是地下文学圈和官方戏剧界跨界的热点，我是每戏必看。终场后，众人常一起去人民艺术剧院宿舍找老高，听他谈戏谈法国文学。后来，听说老高得了肺癌，已远遁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寻访仙医和神丹。后来才知，是老高用四个多月时间搭车走路三万里，沿着长江流域的七个大自然保护区，以朝圣的心态放逐和放空。回北京后，说奇真奇，老高的癌症竟消失了。行健因此写下大部头剧作《野人》，他称为多声部现代史诗剧，一九八五年，由林兆华导演，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剧场公演，那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大制作，一时盛况，我也恰逢其盛。
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则是在一九九六年前后。那时，老高刚用卖画的钱在巴黎近郊高楼中购了套公寓，因客厅颇大，他便用来写作兼画室。当年的我，不知深浅，揣着五百美元直奔巴黎，他在电话中听我一说，当即请我到他家小住，以让我从从容容地在巴黎晃荡。那时，老高正写着《一个人的圣经》，常常一周足不出户，成了新世代所称的「宅男」。他不仅要我吃了午餐再出门，还让我晚上最好回家吃，因为巴黎除了面包，喝杯水都贵。我用一口破英语问路兼乘地铁，在巴黎乱闯乱撞，虽受气，仍游逛到天黑才饥肠辘辘地回来，他和西零等我一起晚餐，他工作了一天也正好放松。饭后，老高和我各一杯红酒，有时他的女友西零也加入，彻夜长聊。私下的老高有时也口若悬河，谈文学，谈现代汉语的演进，谈他的戏、他的画，甚至谈男人、女人。老高虽大我甚多，可我从不觉得。
那时，老高抽烟，可他不抽盒烟，那贵，他卷荷兰烟丝。我看着老高不疾不徐，舒缓地将烟丝撮入薄薄的卷烟纸中，慢慢地卷起来，然后用嘴一抿，再卷成圆锥形的纸烟──那手艺从容。偶尔，我也学着卷一支抽，吸着，聊着，静中的老高淡定，在烟袅中显得心事浩茫，偶尔，嘴角倔强地紧抿，我们相对无言。沉默，往事如大海。
他本是安静之人，不好灯光，众人相聚时，他低调，不挡着谁的视线。他好客，但不擅交际，在流亡的文人中，是甘于寂寞者。一九九Ｏ年代的巴黎如纽约，中国的流亡者不少，由于生存不易，语言不通，安贫乐道的不多，争强好胜，作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者不少。行健有定见，但不强加于人，他是真正的作家，不是说家，也不是行动家。偶尔，我们一起去文人、画家的饭局聚会，他听得多说得少，从不抢白，更不会夸夸其谈地争锋头，遇到侃主、狂人，他不卑不亢，反而静静欣赏。
作家常常无形，因为总是坐在家里，起居自由，孤处，不需要每天衣冠楚楚，或「衣冠禽兽」般地去和别人打交道；故作家易懒散，写作者的作息是由写作状态的好坏决定的，故昼夜颠倒是作家的常态之一。老高也不例外，唯老高并不懒散。我在他处暂住时，试着看遍巴黎的博物馆和画廊，还摸着去了两处闻名遐迩的旧货市场。每晚回来，常听他告诉我，今天又有进展，又写了几千字，或又琢磨出了一张画的意境和构图。老高讲到兴奋处，也是欲罢不能，那时，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当他站在画案前，专注作画时，我观画，也观他；老高削瘦，侧面轮廓很道家，若用溢美之词，可以说真有些仙风道骨。
一九九三年，我在美国东部那搬了又搬的漂泊生涯中，不自量力地和石涛及在上海的孟浪、陈东东等人创办起《倾向》文学人文杂志，老高是完全支持，他提建议，给文稿，还捐画。后来，我回北京定居，他不认同，也替我捏了把冷汗。二ＯＯＯ年夏天，我斗胆在北京印行《倾向》第13期，官府大怒，逮人，抄家、搜刊物、我和弟弟都入了大狱，还被敲榨性罚款。后来，桑塔格等友人奔走呼号，美国国务院介入，我被遣送美国。经此一击，孟浪精疲力竭，《倾向》的编辑成惊弓之鸟，散了，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废物，刊物被击垮，文章也没有千古。那年十月，老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大事。二ＯＯ一年二月，他在哈佛大学宣布，为了支持《倾向》，他和他书的英译者李顺妍（Mabel
Lee）教授将共同捐出《灵山》中文版及英译本的部份版税，一蹶不振的我像打了玛啡，振奋了一下，将在北京被查抄的《倾向》第13期在台湾重印出版。老高知道流亡中办刊物的不易，亦劝我不要硬撑。总之，他强调自由，不勉强。
二ＯＯ五年夏天，我得一机会和一位音乐家互换居所，在巴黎住了近三个月，一安顿下来，便去他在巴黎一区的新居拜访他。睽违三年，一见，我心里一惊，老高好像老了十年。老高看出我的讶异，笑着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是他的催命符，他刚捡回一命。确实，得奖曾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作息，铺天盖地的采访、戏约、稿约、邀请，他要一一应付，有一阵子，他雇了助理，不接电话，仍不得闲。二ＯＯ三年，他在法兰西喜剧院（Comedie
Française）导他的剧作《周末四重奏》，某天下午，眼睛突然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当时以为是劳累过度，回家休息一下就可恢复，但到了晚上仍不见好转。西零警觉，立即带他去看眼科急诊，问诊中，西零跟医生说起他是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医生当即叫来心血管科医生一起诊断，检查结果出来时，行健和西零吓了一跳，老高的血管栓塞已经影响到视神经，这才引起失明，且随时有血管破裂导致脑溢血的危险。当即，医生就不许他下床了，而且立即安排手术。就这样，他在十五天内做了两个大手术，且都成功，真是捡回一命。老高告诉我，若真是血管破裂成脑溢血，他就算被抢救回来，也将是半身不遂的废人一个。大幸后，老高立即戒了烟和肉，食亦无盐。那两年，他婉拒一切外邀，暂停工作，专心养病，让身体渐渐恢复。去年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和杨炼对谈「两种文化碰撞中的写作」，我在场，我看他反应敏捷，状态颇好。日前和他通电，我们长聊，他告诉我，精神和身体已大多恢复，和友人谈话超过十五分钟，血压也不再升高。还有最重要的，他此生一直想完成的大事──《高行健论戏剧》完稿，即将出版。
行健七秩，我从台北的蜗居，向他遥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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