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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回忆录·下)
◎
埃利 •魏赛尔 著
周 琳 译
六
寒风狂野地袭来﹐然而我们的行军一无反顾。
纳粹命令我们加速。“快点﹐你们这些猪猡﹐下贱的狗崽子﹗”
有什么不好的﹖加速可以使我们觉得暖和一点﹐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得快些﹐情绪得以振奋……
“快点﹐你们这下贱的狗崽子﹗”我们已不是行进了﹐是在跑。象机器人一样。纳粹们也在跑﹐他们手中握紧武器。我们的样子看上去象是在他们前面逃跑的人。
漆黑一片。一声枪响震破暗夜。纳粹下令射击所有掉队的人。他们的手指勾在板机上﹐他们不想舍弃这种娱乐。如果我们之中那个人敢停一下﹐一颗呼啸的子弹立刻就毙掉又一个下贱的狗崽子。
我下意识的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前面﹐拖着负重的躯体。要是能摆脱这个状况多好﹗尽管我努力不去想它﹐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两个分开的物体——-我和我的身体。我憎恨它。
我反复对自己说：“别想﹐别停。往前跑。”
在我附近﹐有人倒在肮脏的雪地上。枪声响起。
挨着我跑的是一个年青的波兰小伙子名叫早曼。他原来在布那的电器仓库干活。人们爱嘲笑他﹐因为他时刻都在祈祷或者瞑想一些塔木德的命题。这是他的方法逃避现实﹐逃避被打骂的感觉……
他的肠胃突然绞痛起来。“我肚子疼﹐”他小声对我说着﹐他跑不下去了﹐他必须得停一会儿。我乞求他﹕
“再等一会儿﹐早曼。我们很快都会停下来的。我们不会这样跑到世界尽头的。”
但是他边跑边解开裤扣﹐哭叫着﹕
“我跑不了了。我的肚子疼死了……”
“再坚持一下﹐早曼……试一下……"
“我不行了……”他抽噎着。
他的裤子松下来﹐他让自己蹲下去。
那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幕。我想他不是死于纳粹的枪击﹐因为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准是被后面上千人奔跑的脚步踩死了。
我很快忘了他﹐又开始想起自己。因为伤痛的脚﹐每一步踏出都钻心的疼。“再有几米﹐”我想着﹕“再有几米﹐就到头了﹐我就倒下了﹐一道喷射的火光﹐一声枪击。”死亡紧裹住我使我透不过气来﹐它缠住了我。我觉得自己能摸到它。死而弃生的念头开始诱惑我。不再存在了﹐不再感觉脚疼的痛苦。一切都感觉不到了﹐即没有虚弱﹐也没有寒冷﹐什么都没有。冲出队列，让自己滑向路边……
父亲的存在是唯一能阻止我的理由……他在我身旁喘不上气地跑着﹐用他最后的一点气力﹐而非理智。我没有权力求死。没有我﹐父亲会怎么半﹖我是他唯一的支柱。
这些想法占用了一些时间﹐这时我没有感到脚疼的折磨﹐没有想到我还在跑着﹐没有意识我还拥有一个身体夹在千万的人流中在路上奔驰。
当我回到自身时﹐我企图放慢一点速度。但没有可能。巨大的向前涌动的人潮会把我象只蚂蚁一样碾碎。
我在睡眠的状态中移动﹐我想闭着眼睛睡着跑。然而不时地﹐后面的人推搡着我﹐把我惊醒。其它人喊着﹕“快点跑﹐要是你不想跑了﹐给别人让开道。”我所能做的﹐就是在一秒钟的闭眼中看到一个正在错过的世界﹐梦见整个的一生。
一条无尽的道路。一个人让自己被混乱所推动﹐让自己被盲目的命运所拖拽。当纳粹跑累时﹐他们有人替换。但没人替换我们。虽然在跑但四肢在严寒中冻得麻木不仁。一路上﹐我们的喉咙在冒火﹐饥渴不堪﹐呼吸断断续续。
我们是大地的主人﹐世界的主人。我们已经忘记一切——-死亡﹐疲劳﹐我们的生理需要。胜于寒冷和饥饿﹐强过枪击和死亡的欲试。被判处和混乱中的号码﹐然而是这大地上唯一的男人。
终于﹐晨星在灰色的天空闪现。一线模糊的光在地平线露出。我们精疲力竭﹐没有任何气力﹐没有任何幻觉。
指挥官宣布我们的行军自出发后已走过四十二英里的路程。这是一段超过疲劳界限的漫长时间。我们的双腿机械地运动着﹐象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
我们穿过一个荒凉的村庄﹐没有人烟﹐没有犬吠。门窗残缺破败。几个人溜出队列试图在废弃的房屋里藏匿起来。
始终还有一个小时的行军﹐最后才得到休息的命令。
我们象一个人似的倒在雪地上。父亲摇着我﹕
“别在这儿……起来……再往前一点儿。那儿有个平房.....起来。”
我即无心更无力站起身来﹐但还是听从了。那不是个平房﹐而是个砖场。顶棚塌了﹐窗户破烂﹐墙壁布满肮脏的灰烟。要进到里头不是容易的事﹐上百个犯人挤住门口。
最后我们终于进去了。里面铺满厚厚的积雪。我坐了下去。这时才真正感到身心疲惫。积雪象层地毯﹐非常柔软﹐温暖。我睡着了。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几分钟还是一个小时。我感到一只冰凉的手在轻拍我的脸颊。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那是我父亲。
一夜之间他变得多么苍老﹗他的身体全都弯曲了﹐萎缩了。他的眼睛石化了﹐嘴唇干瘪和枯萎。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力极端耗尽的迹象。他的声音为泪水和雪片所打湿﹕
“别睡得太沉﹐埃利泽。在雪里沉睡是危险的。你会睡过去。起来﹐起来﹐站起来。”
站起来﹖我怎么能够﹖我怎么能离开这松软的床站起来﹖我能听见父亲说的话﹐但是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好象他要我用手举起一栋房子……
“起来﹐儿子。起来....."
我咬着牙站起身来。靠在父亲的胳膊上由他代着我向外走。出去绝不容易﹐离开象进入一样难。我们脚下到处是人﹐挤伤的﹐踩坏的﹐赤脚的﹐奄奄一息。没有一个人过问。
我们来到外边。凛冽的寒风螫刺着脸。我不断咬着嘴唇﹐以至不被冻住。我周围一切都在跳着死亡之舞﹐让我头昏目旋。我走在墓地里面﹐在殭硬的死尸中间。没有一声悲哀的哭泣﹐没有一声呻吟﹐除了群体在沉静中痛苦的煎熬﹐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求助。你死去是因为你不得不死。不足为怪。
在每一具殭硬的尸体上我都看见自己。不久之后我将见不到它们﹔我会成为其中的一个——只是个把时辰的事。
“走吧﹐父亲。让我们还回那棚子里去……”
父亲没有回答﹐他没理会那些死者。
“走吧﹐父亲﹐还是那边好一点。我们可以轮换着躺一会。我看着你﹐你再看着我。我们不会让自己睡过去。我们会彼此照看。”
他同意了。我们踩着有气的和断了气的人们﹐再次进入那个棚子。然后坐了下去。
“别害怕﹐儿子﹐睡吧——你可以睡了。我会看着你的。”
“不﹐你先睡﹐父亲﹐睡吧。”
他拒绝了。我躺下来想强迫自己睡一会﹐或打个盹﹐但没有用。上帝知道不该给我睡觉的时间。我亦感觉睡觉就是死亡﹐在我内心深处我愤力抵抗着死亡。死亡环绕着我﹐无声地缓缓地运转。死神会抓住一个沉睡的人﹐进入他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吞噬他。挨着我﹐有人在试图叫醒他的邻居﹐他的兄弟﹐可能﹐或是他的朋友。然而由于徒劳﹐他放弃了他的企图﹐也躺倒下来﹐挨着身旁的尸体﹐睡着了。谁会叫醒他﹖我伸出一只胳膊﹐碰着他﹕
“醒醒。你不能睡在这……”
他半睁开眼。
“别管﹐”他微弱的声音说着“我累了。别管我﹐别管。”
我父亲也是﹐轻微的﹐在打着瞌睡。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脸让帽子遮住了。
“醒一醒﹐”我在他耳旁悄声说。
他惊了一下﹐坐起身来看着周围﹐以迷惑﹐惊愕的——一种失掉亲人的眼神。他瞪着四周看了一圈好象他突然决定要绘制一张他自己世界的图表﹐要弄清他在哪﹐什么地方﹐为什么在这里。然后他微微地笑了。
我应当永远铭记那个微笑。那笑容究竟来自哪个世界﹖
纷飞的大雪不停地飘落在那些尸体上。
场棚的门开了。一个老人出现在门口。他的胡子褂着白霜﹐嘴唇冻得青紫。他叫埃力亚互﹐从波兰一个小镇来的拉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集中营里所有的人都热爱他﹐甚至包括看守们和各营房的头头。尽管处在被关押被剥夺的环境中﹐他的脸上始终闪烁着内在的尊严之光。他是唯一的拉比﹐在布那始终被人们尊称为“拉比”的人。他象一个古老的先知﹐永远处在人们当中安抚他们。而且﹐他的安抚之言从不煽动暴力﹔它们带来真正的和平。
他来到场棚的时候﹐眼睛比以往更明亮﹐似乎在寻找什么人﹕
“有人在哪见到我的儿子了吗﹖”
他在拥挤的人流中和儿子失散了。他曾在垂死的人中找寻过﹐又在雪地里扒看过那些尸体﹐但都没有发现他儿子的下落。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父子始终在一起。他们在一起遭受折磨﹐一起忍受打骂﹐一起分食面包﹐一起做祈祷。三年中﹐共同经历过从一个集中营到令一个集中营﹐从一次筛选到令一次筛选。然而现在——-似乎接近结局的时候——命运将他们父子分离了。看到我在他的旁边﹐埃力亚互拉比轻声说道﹕
“还是在路上﹐我们在行军过程中失掉了彼此的关照。我因为实在没力气再跑了﹐就在队尾停了一下。而我的儿子没有注意。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他究竟在哪里就不见﹖我在哪能找到他﹖可能有谁在哪见过他﹖”
“没有﹐埃力亚互拉比﹐我没见到他。”
他象来时的那样离开了﹕如同一个风吹着的影子。
就在他已经离开以后我突然想起在路途中我看见他的儿子在我身边跑过。我忘记了﹐忘了告诉埃力亚互拉比﹗
然后我又想起别的情景﹕他的儿子看见他跟不上步了﹐一瘸一拐的﹐踉跄着落在了队尾。他看见了他。然而他继续向前跑﹐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一个触目惊心的念头在我脑海呈现﹕他想摆脱他的父亲﹗他感觉他的父亲在衰老虚弱﹐他相信末日已经到来便用这种分手的办法摆脱他的负担﹐使他自己获得生存的机会。
我忘记这事还是对了。而且我很高兴埃力亚互能继续寻找他钟爱的儿子。
继而﹐一个祷告在我心中涌起﹐尽管从本意来说我对上帝已经不再相信。
我的主﹐全能的上帝﹐赋予我力量永远不要做埃力亚互拉比的儿子所做出的事情。
外边响起喊叫声﹐黑暗降临了。纳粹下令整队集合。
行军又开始了。死者的尸体留在院子的雪地里。象被杀害的忠实卫士﹐没人来埋葬他们。没有人对死者说一声祷告﹐儿子们抛弃了父亲的尸体没流下一滴泪水。
一路上雪都在下着﹐下着﹐不停地下着。我们的步伐慢了下来﹐卫兵们自己好象也累了。我受伤的脚已不觉疼痛﹐它一定是完全冻僵了。那只脚丢失了﹐象个汽车轮子一样脱离了我的躯体。太糟糕了。我祇得听天由命﹔靠一条腿活下去。要紧的是别去想它。最主要的是现在别想它﹐留到以后再说。
我们的行进已经放弃了所有纪律和队列的形式。人们松松垮垮地走着。不再被吼骂。那些卫兵一定也劳累极了。
然而死亡似乎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严寒全力继往开来地施孽。每一步都有人倒下来﹐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时不时地﹐纳粹军官骑着摩托车经过队伍﹐想把我们从万念俱灰的沮丧中振奋起来﹕
“接着走﹐我们就快到了﹗”
“鼓起劲﹗还有几个小时的路了﹗”
“我们快到格列维兹了。”
这些鼓劲的话﹐尽管出自屠杀者之口﹐仍使我们感觉好了许多。现在没有人再想放弃了﹐就快到头了﹐离目标很尽了。我们的眼睛搜索着地平线﹐想找到格列维兹的铁丝网。我们一心只盼着能尽快地到达那里。
夜深了﹐雪也停了。我们又走了几个小时才到达要去的地方。
我们没有注意直到走到门口才发现已经到了集中营。
一些看守们将我们麻利地装进营房﹐我们彼此推搡着好象那是一个最高庇护所﹐一个生命的关口。我们脚踩着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身体﹐踢碰着那些受伤的脸孔。没有叫喊。仅有几声呻吟。我父亲和我被人潮推倒在地上。在我们脚下有人尖声喊着﹕
“你们砸着我了……行行好﹗”
一个我曾熟悉的声音。
“你们压着我吶……行行好﹗发发慈悲﹗”
相同微弱的声音﹐相同的尖叫﹐以前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曾经在某时某处和我讲过话。在哪里﹖什么时候﹖几年前吗﹖不﹐只可能在集中营里。
“发点慈悲吧﹗”
我觉得自己正压着他。令他喘不上气来。我想站起来。试图挪动一下﹐让他能够呼吸。但是又有人压在我身上。我也几乎无法呼吸了。我用手指抓着﹐用牙齿咬着周围的人﹐为了能得到空气。没有人叫嚷。
突然我想起来了。是犹列克﹗那个从华沙来的男孩曾在布那乐队拉小提琴的……
“犹列克﹐是你吗﹖”
“埃利泽……被抽过二十五鞭子。是你……我记得。”
他静下来。过了好半天功夫。
“犹列克﹗你能听见我的话吗﹐犹列克﹖”
“嗯……﹐”他微弱地说着“你想干什么﹖”
他没死。
“你觉得怎么样﹐犹列克﹖”我问道﹐我想听见他答话不在于他说什么﹐而能知道他还活着。
“还可以﹐埃利泽.....我好多了……就是没空气喘不过气来。我的脚肿了﹐能休息休息﹐可是我的提琴……”
我想他有点疯了。在这用小提琴做什么﹖
“什么﹐你的提琴﹖”
他喘着气说﹕
“恐怕……恐怕.....我的琴给毁了……我把它带在身上的。”
我无法回答他﹐因为有人正压在我身上﹐我的脸全部都给盖住了。我不能用嘴或鼻子呼吸﹐汗珠从额头流到后背。这是结局——路途的终点。一种沉静的死亡﹐窒息而死。没有办法叫喊﹐呼唤帮助。
我企图摆脱上面那个看不见面孔的杀手。我全部生存的渴望集中在手指甲上面﹐我拼力抓着。为得到一口空气。我撕扯那没有回应的衰败的肉体。我始终无法从压在我胸口上的重负下解脱出来。难道我所抗争的是一个死人﹖有谁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然而我能说的是我赢了。我成功地从四周死尸墙上挖了个小洞﹐透过它我可以得到一点点空气。
“父亲﹐你怎么样﹖”当我能说出话时我问着。
我知道他不会离我很远。
“还行﹗”一个遥远的声音传来﹐象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想睡觉。”
他想睡觉。他疯了不成﹖能在这地方睡觉吗﹖难道还不够危险﹐当你丧失警惕﹐即使只是片刻功夫﹐死亡每一分钟都可能向你扑来﹖
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我听见拉小提琴的声音。一把提琴的声音﹐在这黑暗的平房里﹐死人堆在活人上面的地方。那个疯子能在这里拉提琴﹐在他自己墓地的边缘﹖或者那完全是一个幻觉﹖
这一定是犹列克。
他拉的是贝多芬一个协奏曲中的一节。我从未听过如此纯正的声音﹐在如此的寂静之中。
他怎么解脱自己的﹖他如何从我的身体下面挪动出来而我却没有意识到？
四周漆黑。我能听见的只是提琴声﹐它是犹列克以灵魂之弓拉出来的。他在演奏他的生命。他全部的生命都聚集在琴弦上面——-他失去的希望﹐他烧毁的过去﹐他熄灭的将来。他奏着因为他不会再演奏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犹列克。我怎么能忘记那个音乐会﹐听众是一群在死亡中和已经死掉的男人﹗从那天之后﹐每逢我听见贝多芬音乐的演奏我都会闭上眼睛﹐我的波兰朋友那悲伤﹐苍白的面孔就在黑暗中呈现﹐还有他用提琴对在死亡中的听众所做的告别。
我不知道他拉了多久。我被悃倦所征服。当我醒来时﹐在晨光中﹐我看到了犹列克﹐在我对面﹐倒伏着﹐已经死了。在他身旁是他的小提琴﹐碎了﹐被踩过的﹐一具奇绝的小小尸体。
我们在格列维兹停了三天。三天里没有水也没食物。我们不准离开营房﹐有纳粹把着门。
我又饿又渴。我也一定肮脏疲惫不堪﹐从别人的样子可以看到自己。从布那带的面包早就吃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发下一份﹖
前线跟着我们。可以听到新的枪弹声﹐非常近。但是我们即无精力也无勇气相信纳粹不会有时间疏散我们﹐或是俄国人很快会来到这里。
我们听说我们要被遣送到德国中部去。
第三天﹐一清早﹐我们被轰出营房﹐我们的肩膀都披着毯子﹐象披着祈祷围肩。我们被直接带向大门﹐在那集中营被分成两半。一群纳粹军官站在那里﹐一个流言在我们队列中传走——-新的筛选﹗
纳粹军官动手挑选。弱的﹐去左边﹔还可以走路的﹐去右边。
我父亲被指向左边﹐我跟在他后面跑。一个纳粹军官在我身后喊﹕
“回来﹗”
我在其它人里穿行﹐几个纳粹在我后面追赶﹐由之引起一阵混乱﹐使好多站在左边的人乘机跑回右边——--包括我父亲和我。然而枪声响起﹐有人倒下死了。
我们全部离开了集中营。半小时行军后﹐我们到达了一个铺在田野中间的铁道。我们要等候火车到来。
大雪厚厚地下着。我们被禁止坐下甚至不准挪动一步。
我们的毯子上积成厚厚的一层雪。他们给我们发下面包——普通的份量。我们扑到它上边。有人想到用吃雪来解渴的办法﹐其它人跟着模仿。由于我们不准低下身子﹐每个人都拿出小勺舀吃他邻居后背上的积雪。一勺雪就着一口面包。纳粹观望和讥笑着一幕场景。
几小时过去了﹐我们的眼睛由于对地平线的搜寻累得疲倦不堪﹐盼望能从远方出现那解救的火车。直到晚上它才开来。一辆长的没头的火车﹐由没顶的运牲畜车厢组成。纳粹将我们推上车﹐每个车厢装一百人﹐我们如此瘦弱﹗当装载完毕后﹐列车起动
了。
七
互相贴靠着为了抵御寒冷﹐头脑即空虚又沉重﹐大脑是一团混乱而腐烂的记忆。和呆滞的灵魂没有区别。这里或者其它地方有什么区别﹖死于今天﹐明天﹐或者过后又什么样﹖长夜漫漫﹐无穷无尽。
终于一道灰色的光亮在天边出现﹐它将一团混乱的人形显现出来﹐脑袋低在肩膀下﹐蜷缩着﹐堆靠在一起﹐象一片覆盖尘土的墓碑在拂晓的第一道晨光中现出。我试图在那些死掉的人中辨认出还活着的人来﹐然而没有区别。我长久盯着一个人﹐他的眼睛始终睁开着﹐瞪着虚空。他青灰的脸上挂满霜和雪。
在我的附近﹐我的父亲蜷缩着﹐裹在毯子里﹐他的肩膀覆盖着积雪。难道他也死了﹖我喊他﹐没有回答。我真想哭喊出来﹐他一动不动。
我的头脑突然被这个现实所占领——-没有理由再活了﹐没有理由再坚持了。
列车在一片荒野中停下来。突然的停车使一些睡着的人惊醒。他们挺直身子﹐直瞪瞪地看着周围。
外面纳粹走过来﹐喊着﹕
“把死掉的人扔下来﹗把全部尸体扔下来﹗”
活的人高兴起来。会有大点儿的地方了。志愿者们开始工作。先从那些还蜷缩着的着手。“这有一个﹗把他带走﹗”
他们剥下那人的衣服﹐幸存者们贪婪地分享﹐然后两个“掘墓人”拉走他﹐一个拖头﹐一个拽脚﹐将他象一个面粉代子一样扔出车厢。
这时从各个角落都传来叫喊﹕
“过来﹗这有一个﹗挨在我旁边的﹐他不动了。”
在我从沮丧中惊醒时两个人正向我父亲走来。我扑向他的身体。他是冰冷的。我拍着他﹐揉搓他的手﹐哭喊着﹕
“父亲﹗父亲﹗快醒过来﹐他们要把你扔到车厢外边去……"
他的身体还是僵硬的。
两个掘墓人拽着我的脖领。
“放开他。你明明看见他已经死了。”
“不﹗”我喊着“他没死﹗还没死﹗”
我拼命拍打着他。过了一会父亲的眼皮在他那直瞪的眼睛上轻轻地动了一下。他微弱的呼吸起来。
“你们看﹗”我哭叫着。
那两个人走开了。
二十个尸体从我们车厢扔了出去。然后列车又启程了﹐将几百个光裸的尸体﹐毫无遮掩地留在波兰的雪野上。
我们没有食物﹐靠吃雪为生﹔雪替代了面包。白天就象夜晚﹐夜晚把无尽的黑暗留给我们的灵魂。火车开得慢极了﹐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雪一直在下。那些日日夜夜我们都是蜷缩着靠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只是一群冻殭的身体。我们闭着眼睛﹐仅仅等着下一站到来﹐好卸下那些死去的尸体。
十天十夜的旅程。有时我们经过德国的城市﹐通常是清早﹐工人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停住看着我们﹐但没有显示出惊奇。
一天在停车的时候﹐一个工人从他的包里掏出一块面包﹐将它扔进一个车厢。立刻引起了混乱﹐几十个饿极的人疯抢着一点点面包宵。那个工人以稀奇的眼光瞧着这一幕。
几年之后﹐我在埃敦看过类似的场面。我们船上的游客向水里投币﹐以观看“土人”潜水取币为乐。一个富有媚力的﹐具有贵妇气派的巴黎女子对这一游戏异常倾心。突然间我注意到两个孩子正陷入一场拼死的搏斗﹐互相撕打着。我转向那位女士。
“请您﹐”我请求说“别在往水里扔钱了﹗”
“为什么﹖”她说“我喜欢施舍……”
在那块面包落到车厢后﹐一场真正的战斗爆发了。人们互相拥踩着﹐撕扯着﹐啃咬着。一群捕食的野兽﹐他们眼中带着动物的仇恨﹔一种超常的元气抓住他们﹐磨利了他们的牙齿和指甲。
一群工人和好奇的围观者们向火车聚集过来﹐他们可能从未见过这样的车厢。很快﹐到处都有面包向车厢里扔进来。观众们瞪眼看着那些男人之躯﹐为争夺一口面包进行殊死的搏斗。一块面包落进我们车厢。我决意原地不动。而且我知道我根本不是十来个野蛮男人的对手。我看到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老人四脚着地﹐试图躲过这场恶战。他一只手放在胸口。开始我以为他前胸挨了打﹐后来我懂了﹔他的衬衫里有一小块面包。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掏出来﹐又塞进嘴里。他的眼睛鼓胀着﹔一个微笑﹐象付鬼脸﹐在他那死人般的面孔闪出。然而立刻就消失了。近旁的一个影子遮住他﹐扑向他﹐他倒在地上﹐被打昏了头脑﹐老人叫着﹕
“密尔﹐密尔﹐我的孩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父亲……你伤着我了……你在杀你父亲﹗我还有点面包……是你的……留给你的……”
他倒下了﹐拳头里还攥着一小角面包。试图将它放进嘴里。但是那人扑上来抢。那老人又轻声地说些什么﹐然后是一声尖叫﹐平平常常地死去了。他的儿子搜寻着他﹐拿过那面包﹐开始贪婪地吞食。有另外两个人看见了﹐他们立刻猛扑上来。其它的人也加入进来。当他们散去后﹐在我身旁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挨着另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
那时我十五岁。
在我们车厢里面﹐有一个我父亲的朋友名叫米尔﹐凯兹。他在布那做园艺工。偶尔会给我们带一点点青菜过来。比起我们严重缺乏营养的状况﹐他的处境略好一些。由于他相对强壮一点儿﹐所以让他负责我们车厢。
路上第三天夜里我突然惊醒﹐觉得有两只手在我脖子上﹐要扼杀我。这时我只来得及喊出﹕“父亲﹗”
再说不出其它的话﹐我感到自己窒息了。但是父亲醒了抓住了我的袭击者。由于太虚弱而无法制服那人﹐父亲想起米尔﹐凯兹。
“来呀﹗快来﹗有人在掐我儿子。”
几分钟后我自由了﹐然而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那人想掐死我。
几天之后﹐米尔﹐凯兹对我父亲说﹕
“什劳莫﹐我虚弱了﹐没力气了﹐挺不下去了……”
“别放弃﹐”我父亲说﹐试着鼓励他。“你要坚持下去。别丧失信心。”
然而他反复沉重地呻吟着。
“我不行了﹐什劳莫﹗我能怎么办﹖我走不下去了……”
我父亲拉着他的胳膊。而米尔﹐凯兹﹐这个强壮的男人﹐我们之间最有活力的人在哭着。他的儿子在第一次筛选时被从他身边带走﹐但是这时他在哭泣﹐在此刻破裂崩溃了。他完结了﹐在他生命链环的最后一节。
在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天﹐暴风雪猛施淫威。我们觉得末日已到——-真正的末日。我们再无法抵抗那严寒﹐那暴虐的冷风。
有人站起来喊着﹕
“我们不能老这么坐着。我们都会给冻死﹗我们得站起来活动一下……”
我们都站了起来。将潮湿的毯子裹得更紧。然后我们迫使自己活动几步﹐在原地转转圈。
突然车厢里响起哭声﹐受伤野兽的嚎叫。有人刚刚死了。
其它人感到他们也不久于世﹐跟着他哭起来。他们的哭声似乎来自坟墓旁边。马上人人都开始哭泣。恸哭着﹐呻吟着﹐哭声扑入严冬的风雪。
其它的车厢受到感染﹐几百个人同时恸哭着。不知道我们为谁﹐为什么哭泣。整个车上的人都感到死亡在他们的头顶。我们都会死在这里。所以的极限都超过了﹐没有一个人再有一丝气力。而且又一个长夜在来临。
米尔﹐凯兹呻吟着﹕
“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
当天夜里﹐我们到达了终点。
那是深夜﹐卫兵过来卸车。死者留在车上﹐只有能站起来的人可以走下去。
米尔﹐凯兹留在了车上。最后一天是最凶恶﹐富有杀机的一天。我们上车时曾经是一百个人﹐而下车时只剩下十于人——-在他们之间﹐包括我父亲和我。
我们到达了布津沃得。
八
在集中营门口﹐纳粹军官在等着我们。他们先点数﹐然后我们直接去集合场。他们大声地发布命令﹕
“五人一排﹗”“一百人一组﹗”“跨进五步﹗”
我拉着父亲的手——旧有的﹐惯例的恐惧﹕不能失去他。
在我们右侧是燃烧中的焚化炉高高的烟囱。它已经失去了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少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个住在步津沃得的人告诉我们﹐要在淋浴之后才能进入营房。能洗个热水澡的念头使我感到振奋。父亲沉默着﹐走在我身边喘着粗气。
“父亲﹐”我说着“再有一会儿﹐我们就能躺下了——在一个床上。你就能休息了。”
他没有回答。我因为自己累垮了﹐他的沉默没引起我的注意。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尽快洗个澡然后上床。
但是进入淋浴间不是件容易的事。几百个犯人拥在那。卫兵也无法再维持秩序。他们左轰右撵也无济于事。其它一些人﹐没有力气挤上去或者无力张起来的﹐索性坐在了雪地里。我父亲也是如此。他呻吟着。
“我不行了……走到头了.....我要死在这了.....”
他拖拽着我走向一个雪坡那里露出一些人体和破旧的毯子。
“你去吧﹐”他对我说“我走不动了……对我发发慈悲罢……我就等在这直到我们能进那澡房之前……你可以回来找我。”
我气得真要哭了。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一起受了这么多罪﹐难道我能在现在离开他让他去死﹖就在现在﹐我们能洗个热水澡后躺下来的时候﹖
“父亲﹗”我叫喊着。“父亲﹗站起来﹗马上﹗你不要命了……”
我抓住他的胳膊。他继续呻吟着。
“别嚷﹐儿子……可怜可怜你老父亲吧……让我在这歇一会.....就一小会儿﹐我太累了……我的劲儿已经都耗尽了……”
他变的想孩子一样﹐软弱﹐胆怯﹐无助。
“父亲﹐”我说着“你不能呆在这”
我指给他看围绕在他四周的尸体﹔他们曾也是那么想在这里休息。
“我能看见他们﹐儿子。我都看见了。让他们睡吧。他们太累了……太累了……”
他的声音那样柔和。
我顶着风大声喊叫﹕
“他们永远不会醒过来了﹗永远﹗你懂不懂﹖”
这个争论持续了半天。我觉得我不是在同他争吵﹐而是同死亡本身﹐同他已经选择的死亡在抗争。
警报拉响了。警戒。灯光照亮整个集中营。卫兵将我们赶进营房。没有人留在集合场上。我们高兴的是不用再呆在外边冰冷的寒风里了。我们倒在木板上。床铺是由几张木板拼成的。汤桶摆在营房入口处却没人动。睡觉﹐是最重要的事。
我醒来时已经是白天了﹐这时我想起我还有个父亲。由于警戒我跟着人群却没顾上他。我本知道他面临终结﹐死亡的边缘﹐而我却抛弃了他。
我出去寻找他。
但同时一个想法出现在心里﹕“别去找他了﹗如果我能摆脱死的负担﹐我就能节省我自己的精力为自己的幸存奋争﹐只担心我个人就行了。”
但是立刻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永远为之惭愧。
我走了个把小时也没找到他。然后我走向那个在发放黑“咖啡”的营房﹐人们在排队和争执。
一个悲哀的﹐恳求的声音抓住我的脊背﹕
“埃利泽……我的儿子……给我……一滴咖啡.....”
我跑向他。
”父亲﹗我找了你这么久……你在那﹖你睡觉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他发着高烧。我象头野兽﹐为自己冲出一条通往咖啡桶的路。我想办法端了一杯出来。我抿了一口﹐其余的留给父亲。我忘不了他眼中闪动的感激的光芒当他一口气吞咽下时——-一种动物式的谢恩。由于能吞下这几口热水﹐我给他带来的满足可能胜过我全部儿时所做过的一切。
他躺在木板上﹐脸色青灰﹐嘴唇苍白干涸﹐全身在颤抖。我不能在这里呆很久﹐有命令传下来要清理卫生﹐只有病人才能留下来。
我们在外边站了五个小时﹐汤才发下来。当听到可以解散返回营房时﹐我赶快跑回到父亲那去。
“你得到什么吃的东西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他们什么也不给我们……他们说我们这些病人很快都会死﹐给我们食物吃是浪费。我活不下去了……”
我把自己剩下一些汤给了他。然而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给予违背我内心深处的真实意愿。我所承受的考验﹐不比埃力亚互拉比儿子所经受的更轻松。
他一天不如一天﹐他的目光朦胧﹐脸色如枯叶。在我们到达布津沃得的第三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淋浴。即使是有病的人﹐他们得在最后去。
从澡房出来的路上﹐我们要等很久﹐因为营房的清理还没有结束。
看见父亲在远处﹐我跑上去迎他。他象个幽灵一样走来﹐经过我身旁时一声不响﹐即没停下来﹐也没看我。我喊他﹐他也没回头。我跑着追上他﹕
“父亲﹐你着急上哪儿﹖”
他看了我一会﹐他的目光遥远﹐深邃﹔他的脸看去象某个人。然而只是片刻他又很快地走了。
被痢疾所折磨打击﹐父亲躺在他的床铺上﹐和另外五个动不了的病人在一起。我坐在他的身边﹐守着他﹐不敢相信他能再次逃过死亡。然而不管怎样﹐我尽最大的努力给他带来希望。
忽然他抬起身子﹐用发烧中的嘴唇对着我的耳朵﹕
“埃利泽……我得告诉你在哪儿找到那笔钱和金子﹐我埋在……地窖里.....你知道.....”
他的话说得越来越快﹐好象他已经没有时间告诉我了。我试着对他解释说现在不是结束﹐我们会一起回到那房子﹐但是他不听我说。也不能再听我说。他完全衰竭了。一股唾液﹐搀和着血液﹐在他嘴唇间流淌。他闭上眼睛﹐他的呼吸变成喘息。
用一份面包﹐我把父亲的床铺和另一个犯人调换了一下。下午﹐医生来了﹐我去找他﹐告诉他我父亲病重的事。
“把他带到这来﹗”
我解释说我父亲站不起来﹐但他拒绝听任何解释。我好歹将父亲带到他那里。他瞧着我父亲﹐然后简捷地问他﹕
“你想怎么样﹖”
“我父亲病得很厉害”我替他回答“是痢疾.....”
“痢疾﹖那不关我的事。我是外科医生。走开﹗给别人腾地方。”
抗议没有用处。
“我不行了﹐儿子……带我回去……”
我把他带了回去帮他躺下身来。他在颤抖。
“睡一会儿吧﹐父亲﹐试着睡回儿觉……”
他的呼吸急促﹐沉重。他的眼睛一直闭着。然而我确信他能看见一切﹐他现在看到了所有一切的真相。
又一个医生来到营房。但是父亲没有起来﹐他知道没有什么用处。
此外﹐这个医生只是来清理病人的﹐我听见他对病人叫喊﹐说他们懒惰不过就是想赖在床上。我真想跳上他的脖子﹐掐断它。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和力量。我呆站在父亲的床前。我的双手疼痛﹐因为攥得太紧太狠。噢﹐掐断那医生和其它杀害父亲的凶手﹗点燃这整个世界﹗然而我的喊声留在我的嗓子里。
当我领回面包时﹐我发现父亲象个孩子一样在哭﹕
“儿子﹐他们一直打我﹗”
“谁﹖”
我想他是神志不清了。
“是他﹐那个法国人……那个波兰人……他们都打我.....”
“埃利泽.....埃利泽.....告诉他们别打我……我什么也没做……他们为什么老是打我﹖”
我开始诅骂他的邻居﹐他们讥笑我。我许愿给他们面包和汤﹐他们大笑着。然后他们开始发火﹔他们无法再忍受我父亲了﹐因为他已经不能下地拖着身子到外边解手了。
下一天父亲报怨他们抢了他的面包。
“在你睡着的时候﹖”
“不是﹐我没有睡觉。他们跳上来﹐抢走了我的面包.....他们又.....打我﹐我活不下去了﹐儿子.....给我一点儿水”
我知道他不能喝水。但他一直在请求我﹐我没有办法。水对他的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毒药。但是我又能为他做什么﹖给他水或不给﹐时间都不会长久了……
“你﹐至少﹐对我还有些善心……”
对他有善心﹗我﹐他唯一的儿子﹗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
“这是你父亲﹐对吧﹖”营房头问我。
“是的。”
“他不行了。”
“医生不愿管他。”
“医生现在管不了他﹐你也管不了。”
“听我说﹐孩子。别忘了你是在集中营里边。在这﹐每个人只能顾自己不能管别人﹐即使是自己的父亲。在这﹐没有父亲﹐没有兄弟﹐没有朋友。每个人只为自己活着或死掉。我给你一个劝告——-别把你那份面包和汤分给你老父亲了﹐你根本救不了他。你只有害了自己。相反你应该拿他那份。”
我没打断他的话。他是对的﹐我内心深处这样想﹐但我祛于承认。挽救你父亲的生命已经太晚﹐你应该有两份面包﹐两份汤.....
然而﹐仅是一秒钟﹐我感到内疚。我跑出去找到一点汤带回给我父亲。但是他不想
要﹐他唯一想要的是水。
“不要喝水……喝点汤吧.....”
“我烧的象火……为什么对我这样﹐儿子﹖给我点水……"
我给他找来些水。然后我离开营房出去点名。但我转了一下又返了回来。病人可以留在营房里面﹐所有我现在要当一个病人﹐就不会离开我父亲了。
四周异常安静﹐只有被呻吟不时打断。在营房前面﹐纳粹发布着命令。一个军官经过床铺。我父亲在乞求我﹔
“我的儿子﹐给我点水.....我热得象火.....我的胃.....”
“安静﹐那边﹗”军官吼叫着。
“埃利泽﹐”父亲继续叫着﹐“给我点水.....”
那军官走过来朝他嚷着叫他安静。但我父亲没有听见。他仍然在叫我的名字。那个军官用他的警棍狠狠地朝父亲的头上打了一下。
我没有动。我感到害怕﹐我的身体也害怕挨打。
这时父亲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喊﹐那是我的名字“埃利泽。”
我能看见他在呼吸——痉挛着。
我没有动。
当点名结束我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嘴唇在颤抖﹐象在说什么。我俯身看着他﹐有一个多小时﹐将他那血污的脸﹐他那破裂的头骨的形象镌刻进心中。
然后我得去睡觉了﹐我爬上我的床铺﹐在父亲的上边﹐他还活着。那是1945年﹐1月28号。
我在29号清晨醒来。在父亲的铺上躺着另一个病人。父亲一定在半夜被拉走﹐送到焚化炉了。他可能还没断气。
他的亡灵没有祈祷﹐没有纪念的蜡烛﹐他最后的话语是我的名字。一个没有回应的召唤。
我没有哭﹐太多的苦痛我已哭不出来﹐ 我也失去了眼泪。此外﹐在我心灵深处﹐在我日渐衰弱的意念底层﹐我所能找到的某些东西可能是——-最终的解脱﹗
九
我在布津沃得一直呆到四月十一号。这段日子无须叙说。在父亲死后一切都不算什么﹐任何事都不会触动我。
我被送到少年营房﹐那有六百来个孩子。
前线战事日益接近。
我们整日闲散着。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我也不再想念父亲或母亲。
时而我会做梦﹐梦到一口汤﹐一份额外的汤……
四月五日﹐历史车轮改向了。
那是傍晚。我们站在营房里等着一个纳粹来清点人数。但是他来得很晚﹐这样的迟误在布津沃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两个小时之后﹐喇叭里响起集中营营长的命令﹕全体犹太人都在操练场集合。
末日到来了﹗希特勒要履行他的诺言了。我们营房的孩子跑到外边﹐什么可做的事也没有。古斯塔夫﹐营房头用棍子驱赶着我们。在半路上一些犯人对我们小声说﹕
“快回去﹐德国人会朝你们开枪的。回到你们营房去﹐呆着别动”
我们回到自己的营房﹐我们听说集中营抵抗组织决定不放弃犹太人并防止他们被清洗和杀掉。
为时已晚的消息带来巨大的混乱——--无数犹太人已经冒充为非犹太人——-集中营营长决定在第二天进行一次总点名。每个人都必须到场。
点名时﹐营长宣布说步津沃得将关闭。每天疏散十个营房。从即日起不再发放食物。然后开始了疏散﹐每天有上千的犯人走出集中营大门﹐再也没有回来。
四月十号﹐我们集中营里始终还有两万多人﹐包括几百个孩子。他们决定将我们在当日傍晚一次疏散。然后他们把集中营炸掉。
后来我们全体人员都集中在场地上﹐五人一排﹐等着大门打开。突然警报响了﹐军事警戒﹗我们回到营房﹐当晚来不及疏散了﹐推迟到下一天进行。
我们被饥饿所折磨﹐除了一点草和在厨房外边捡到的土豆皮外﹐我们已经六天没吃东西了。
早上十点纳粹从各处将最后一批受难者向场地驱赶。
抵抗运动组织决定开始行动。武装的人们突然从四处一拥而起。枪声大作。手榴弹爆响。我们孩子们都扒在营房的地上。
战斗没有持续很久。到中午一切都静了下来。纳粹撤逃走了﹐抵抗组织接管了集中营。
下午六点﹐第一辆美国坦克停在布津沃得的门口。
我们作为自由人的第一个行动是全力投向食物。我们只想着食物供给﹐而不是复仇﹐不是家庭。除了面包我们什么都不想。
即使当我们已经不感到饥饿的时候﹐还是没有一个人想到雪耻复仇。接下来的日子﹐有些青年人到魏玛城去找土豆﹐衣服——-和姑娘睡觉。但是关于复仇﹐没有任何迹象。
在布津沃得解放的第三天﹐我得了严重的食物中毒。我被送进医院﹐两个星期在死亡与生存之间挣扎。
一天我用尽全力站立起来﹐在一个悬挂在对面墙上的镜子面前想看看自己。在进入犹太人集中区后我就没有照过镜子。
在镜子里边﹐一个骷髅在瞪着我。
他那眼睛﹐和盯着我的目光﹐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我。
（完）
关于作者﹕
埃利﹐魏赛尔于1928年出生于赛盖特﹐一个匈牙利的小城。十几岁时和全家被送到纳粹集中营﹐其父母和妹妹在那里被杀害。他做为兴存者获救后转到法国﹐在巴黎学习和生活了十年。用法语写作。<夜>是他的第一本书﹐记述了他在集中营的经历。
原作为法文﹐于1958年出版。后数十次再版。有评论说﹕“没有一个人能留下象他那样感人的记录”﹔“夜--是这样一本书﹐我们应该在今天反复阅读如果我们对过去﹐亦对将来负责的话。”
魏赛尔从1976年起﹐成为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其著作有三十余种。他在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本译文根据美国BANTAM
BOOKS出版社1982年英文本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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