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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更白 黑的更黑(文论)
——1989后的上海地下文学（现代主义诗歌）初探
◎ 郁 郁
一、开题：
严格地讲，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的地下文学，主要集中呈现在地下诗歌，它包括地下诗歌小组/社团、地下诗歌刊物、地下诗歌出版物与间断性出现的地下诗人聚会、朗诵会，这些地下诗人，参与、见证了地下文学的历史，作为地下文学运动舞台的主要角色和历史实践推动者，同时也参与和见证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学史版图的改写与重构。
上海的地下诗歌，最初的发韧应该是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院界为了 “避嫌” 审查制度，通常称之为——潜在/抽屉写作。在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中（武汉出版社/2006年），一部《青春的绝响》向外界和后人，集中披露了这些诗人创作于“文革”十年时期的诗歌作品。作为当事人的陈建华，在近十余年来陆续发表于海外《倾向》、《今天》杂志和大陆《书城》杂志等书刊的回忆篇什中，对他们的青春——那些过往岁月中的阅读、写作以及人生经历中奇特的遭遇，作了平静而又难忘的描述和缅怀。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的标志，次年，邓小平复出。作为上层权力斗争的反映，“两个凡是”的讨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一个时段，是大陆思想解放、文化复苏、言论自由、平反昭雪等所谓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的宽松期，它所提供的空间虽颇为短暂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可能和影响。时至1986年，随着统治者权力的稳定和党内开明人士的下野，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一场争自由、求民主，反映在思想/学术领域、以文学/诗歌率先，且波及人们社会生活布尔乔亚式的革新，似一片海市蜃楼，从轰然倒塌到沉沦消弥，仅用了20世纪最后十年与新世纪伊始几乎仅仅一个世代的光景，其中的缘由和背景显然是复杂而又残酷的。
本文所要探寻和评述的就是呈现于这一时期，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也是公民社会艰难转型进程平行发生并持守至今的上海地下诗歌。
一、源起与潮涌：
1、 介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王小龙在其任职的上海青年文化宫举办了一个诗歌学习小组，成员有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张真、卓松盛、沈宏菲和尚在中学读书的默默（原名朱维国，其时以野云为笔名）。在这个小组的周围（实为背后），有几位出生于50年代的诗人，白夜（张毅伟）、蓝色（蒋华健）等。年龄和阅历上的差异，使他们在对世界/社会与交往/传播上有了一个区别于主流/官方的认知和把握，在与外省及北京顾城、北岛等朦胧诗人半秘密的私人往来中，他们清醒、独立的姿态，使上海的地下诗歌从一开始就呈现、保持了一种特有的品质：关注城市底层生活，诗句干净、朴素。
王小龙的《麦考里夫》、《天籁》等一系列诗篇，其简练、流畅的表现，开创了中国口语诗歌的先河。默默的《在中国长大》，那童心不泯、编年史式的创作，是上海乃至中国地下诗歌中的一个奇迹。而女诗人张真的作品，无论是大陆期间的还是移居海外之后的，她具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本领，把感性、细微的生活以知性、节制的笔调加以表达，又不失精准。
2、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始，延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叶，在上海行政区域的东北端，地处长江入海口，素以钢城著称的宝山，活跃着一群为学界称之为“吴淞派”的诗人。当我们探究、考量这一诗群派/诗群的发生与现象时，对其独特的地域性、群体性，尤其是中国地下诗歌板块中和上海地下诗歌份量中所呈现的开创性与持久性的评价上，宝山诗人群/吴淞派那显而易见的思想倾向和诗歌禀赋都是毋容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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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生于吴淞的孟浪（孟俊良），在保持旺盛的、持续不间断的先锋诗歌创作，还参与发起创办或参与主持编辑了贯穿80、90年代，不少于10种上海乃至全国及海外的具有地下或流亡色彩的重要诗刊与诗歌出版物，如：《MOURNER/送葬者》、《海上》、《中国当代诗歌75首》、《大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行》（大陆纪念版）、《异乡人》、《现代汉诗》、《倾向》等。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曾说“孟浪以其克制、清苦和执着，证明自己是一位纯粹而自重的抒情诗人，保持缄默和低调，同时坚持对重大问题的介入和承担。”诗人/学者刘漫流称道“孟浪以其令人信服的写作与富有成效的诗歌推广活动影响了整整一个诗歌时代。”……同道们的评价和赞誉，除了肯定这位中国地下诗歌夸父之外，也是对这位90年代因遭迫害而流寓海外，却始终焕发中国地下/流亡诗歌精神之践行者的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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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释之（李冰），祖籍江西婺源，60年代初生于上海，在宝山完成中小学业，经历了几年的工厂生活，8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据诗人透露，他于7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并在80年代先后与中学同学和校友孟浪、郁郁、夏睿创办民刊《MOURNER/送葬者》，87年自编油印诗集《门敲李冰》，88年与默默、白夜创办时存一期的《上海诗歌报》，89年因参加沪上“六·四”游行而遭单位除名。90年代为营生所迫，奔波、沉浮于商场。新世纪重拾文学/诗歌创作，并于06年自编出版诗选集《回到没有离开过的地方》，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诗人时跨二十八年创作生涯的诗歌集《门敲李冰》。通观诗人冰释之40余年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诗歌创作，那一扇扇“门”的意象扑朔迷离，而他的名句“我的朋友点燃了一支烟/我的指间/有家乡的一场大火”，是否暗合了世界的不安与内心的勃动恰恰是诗人挥笔成章的激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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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漫流（本名刘佑军，又以笔名高庄、网名老蠹撰文写博），1962年4月出生于上海，曾在86-96年在宝山度过了动荡而又青春的时光。早在80年代初就读于华东师大期间，他与天游（原名周泽雄，90年代起转为自由文字工作者，其撰稿常见于《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等报端，出有书评、批评性著作多部。）及剑客（原名张志平，90年代起名张远山，在《书屋》等杂志开辟专栏，出有文化、批评专著版若干。）等大学同学，创办了同仁性诗刊《广场》，它完全有别于校团委/学生会主办的《夏雨岛》（当时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准官方的文学社团/刊物，如复旦的《诗耕地》、上师大的《蓝潮》等。）84年底刘漫流等协同默默、孟浪、巴海（杨晖）创立了“海上艺术家俱乐部”并创办/主持了《海上》诗刊。在《海上》84-90年的编务/出刊中，刘漫流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犀利的姿态，让诗刊保持了应有的品质与高度，使“海上诗群”这一代表80年代上海地下诗歌创作实绩的诗人们在中国诗歌界享有不凡的影响；他所撰写的关于“海上”的一系列文章，为读者和人为隔膜的外界提供了一个延伸阅读的版本。也许是出于谨慎和自谦，他把自己结集出版的文稿命名为《本世纪的未定稿》、《未定稿2000》，而那册中英对照的《刘漫流短诗选》也只收录二十余首小诗，他在那首《致未来的读者们》中写道“郑重托付这些诗篇。他们的主人已逝/他的真名实姓
生卒年岁已无法确知……让我们相逢在一次寒冷的阅读中 收集起残灰余烬/细辨我生前的容貌、声音和微笑”，诗人先知般的宿命感和雍容大气，在这里已成了一份感伤与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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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生长于宝山老城厢的郁郁（郁修业）是三十年来上海地下诗歌的当事人/见证者，也是朦胧诗以后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风生水起的重要推手。80年代初，他除了与冰释之、孟浪操办《MOURNER/送葬者》外，还参与蜚声上海滩的“星期文学俱乐部”，并与“天天文化社”的同道（孙放、默默、孟浪、朱乃云、戴坚）创办打造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地下诗刊《大陆》。85年他与孟浪、冰释之历时整整一季、浪迹大半个中国，自费考察大陆地下诗人现状，88年他在武汉编纂了首部《中国第三代诗歌总集》，89年初春，他又与黄文棣主编了《门在屋檐下——这些歌者拥有80年代的上海及其他》，之后他远走海防前线福建，在永安写下了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千行长诗——《再会死亡的爱情》，如一场阵痛中的重生，向80年代告别。86年起在国安部门的重点关照下，郁郁丢失了公职，从此被人戏称为“王牌运动员”，我们从他结集成册的自选诗集中，就不难发现他的诗歌轨迹和心路历程：《在路上/1983》、《节日/1985》、《默默五月的郁郁/1989年》、《尽量回到重新的岸/1993年》、《之间/1998》，而他却觉得此番营生全都是《亲爱的虚无
亲爱的意义/2000》。与上海地下诗人中的孟浪、陈东东等一样，郁郁也自嘲“职业诗人”，只是他在进行文学/诗歌创作的同时，还要匀出一定的时间/精力从事民刊的采编与刊行；自觉的责任与使命让郁郁腾出手写下了《作为中国“后朦胧诗”中上海诗歌的观望与批判/86》、《诗人：愤怒的啄木鸟/98》、《废墟上的瓷（上篇）——〈大陆〉或与诗有关的人和事/07》等篇什，他认为中国/上海地下诗歌唯有依托亲历者的述说才能为历史和后人留下弥足珍贵又真切的足迹，二十年前的1989年他就信奉并身体力行着“一场漫山遍野的爱情/一次伤痕累累的凯旋”。
3、潮聚潮落
在偌大的城市，当然也是殖民化最为久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上述的诗人社团/群体，还有一批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诗人，他们也经历了80年代的那场文化复兴运动。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他们的坚守和抗争延伸、丰富了上海地下诗歌的脉络，在中国地下诗歌的格局中，上海地下诗歌显现了特有的理性与节制。在世纪交替的那几年，中国诗界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和混乱，那些同行纷争着所谓的话语权，社会媒介也质疑当代诗界的种种行径，唯上海地下诗人荣辱不惊，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他们秉持了一个诗人应有的职责——美的，歌唱；恶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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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钟（李云忠）生于50年代的最后一年，他对诗歌的热爱表现在持之以恒的大量的诗歌创作上。那首时达八年写作的长诗《昏暗-我一生的主题》，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确定了他诗歌的创作风范。80年代末他与里纪（王一梁）、京不特（冯征修）创办了交流/传递于同仁之间的民刊《亚文化未定稿》，90年代中期他又去广州参与《文化与道德》的编刊。2007年，阿钟出版了一部汇二十六年创作实绩的诗集《拷问灵魂》，并于当年受邀赴纽约参加美国笔会与独立中文笔会举办的文学交流活动。较之他人阿钟是不易的，因为他是拄着拐杖前行在诗歌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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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上海师大的陈东东，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与同学王寅、陆忆敏、成茂朝创办了油印诗刊《作品》，并在当时的大学生诗派中形成了影响。在民刊《倾向》刊名为贝岭“征用”之后，他又与外省的同仁编办了《南方诗志》等多种杂志。尽管陈东东在临近而立之年参加了那个“青春诗会”，也尽管不知是何原因他又加入了莫名其妙的“作协”。需要关注与肯定的是，陈东东是上海为数不多自80年代高校走出至今仍积极、勤奋写作的一位诗人，他在诗歌语言上的造诣有着独到、鲜明的特征。再需要如实评价的是，陈东东因投身诗歌，其身心与行为也曾遭致中国地下诗人普遍经受过的冲击、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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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中，京不特首次打出“撒娇派”旗号,实乃一个戏剧性事件，因主办者徐敬亚对此诗派那毛式宣言的情有独钟，加之当时一报端的斥责，“撒娇派”与京不特从此就成了诗歌界的一个奇谈。不过这位毕业于上师大数学系的诗人,他年轻时的传奇经历，几乎混合了金斯伯格与苏曼殊。在频繁流串申城各地下诗群的同时，他在宝山与刘漫流把“口授诗歌”称为“口兽主义”，并以此方式“口授/口兽”了一批“嚎叫”诗篇。87年他去西双版纳“支教”，一场伤寒令他九死一生，病愈不久他就皈依佛门，次年于莆田广化寺接受毅然方丈的教诲。89年3月他浪迹“金三角”被老挝军政府拘捕，经由海外友人帮助、联络联合国难民总署，终为丹麦政府接收，落脚安徒生的故乡——奥登赛，并开始研习哲学。若干年后他开始学习翻译基尔克郭尔的《非此即彼：迪阿萨马塔》。96年他家人在国内为其自费出版了诗集，取名《同驻光阴》；世纪之交，京不特在“橄榄树”刊出自传性回忆录体小说《常常低着头》，对80年的青春、爱情和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作了一次真切而又漫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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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下诗歌首部铅印诗集《上海诗歌前浪》是由一土（厉楠）、醉权（潘国权）、羊工（陈斌）于87年编辑刊行的，它集中呈现了80年代上海所有地下诗人的代表作品。2009年，诗人/翻译家海岸（李定军）与国际诗人/出版家杰曼·卓根布鲁特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诗歌前浪》（汉英双语版），并在中国大陆和欧洲同期刊行。在庆幸上海地下诗歌，能从80年代的秘密状态到时隔二十余年后在更大范围内展现之际，我们要对在88-94年间编出8期民刊《喂》的一土、醉权、海岸等诗人们表示感谢和敬意。正是他们的前赴后继和承上启下，才使上海地下诗歌的风骨与精神薪火相传，并为紧随其后的歌者所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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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其他省份一样，89年“六·四”以后的上海显得分外萧瑟。诗人/作家南方（张亮）与上海的一些先锋诗人、小说家、画家及民间思想者,于90年春创办了《异乡人》,它的出现不啻是对坚持独立/自由写作者的激励，也有力证实了上海地下文学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不拔之精神。90年代末南方留学法国
,担任《今天》小说编辑，虽然这位学建筑出生的文学志士生性狷介、乖戾，但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还是严肃、苛刻的，他为《今天》采编的“零度写作”作家群专辑，反映了一个国内地下、海外漂泊的诗人/小说家所应有的眼光与价值取向。
三.
流变于90年代：
1.
风云突变的89年几乎成了我们记忆中一个巨大的黑洞，人们的思想、情感和
精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失重。虚弱、苍白的90年代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体转向对于经济追逐。孟浪开始辗转于深圳、大连和江浙等地，地下文学运动倏然从此起彼伏转入交通站式的摆渡，他也陷入了“三失”状态：失业、失恋、失踪；他完成于87年的长诗《凶年之畔》，起首的诗句仿佛预示了喧嚣之后的消沉——“枕边袭来被犁翻开的新土，波浪/沉船，已经松弛下来的沉船/完整而安详”；95年赴美成行，投身了近二十年的文学/诗歌活动的孟浪，从此便要在概念与书本中寻觅真理。89年4月22日，天雨，冰释之在上海完婚，这天也是胡耀邦的追悼会；此番巧合，是否暗示了维系一个人命运的，往往就是触不及防的种种羁绊与宿命；90年代中，冰释之的身份似他不断置换的名片，单薄、空泛充满了不确定性；十年后他再铺诗卷，把过往生活中的场景、经验升华为诗，敲打那尘封经年的心灵之门；这种与往日重归具有同等意义的复苏和举措，触动、影响了上海地下诗歌的面貌，也使诗人冰释之的写作有了一个更多更高的可能。“我们不沉甸甸/中国如何收获”，早在80年代就写下如此隽永诗句的默默，在89年写下长诗《争取未来》后，便投入到为生存与体验人生的房产行业；2000年他辟设诗院、编办刊物，重振“撒娇”，并为此注入全新的含义，他说“撒娇，是一种温柔的反抗”是“浑身是伤懒得疼/已经是英雄懒得承认”；新世纪他创作了《这黑夜也是黎明》等多部长诗，还以“我们就是海市蜃楼”为总题，将80年代艰难、辛酸上海地下诗歌的往事，作了诙谐又不失真实的描绘；尽管这种转身和张扬受到了不同的风议与评骘，但作为上海地下诗歌的一种标式与中国民间诗歌史上的一个戳记，诗人默默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慨和奉献精神，倒底使上海这座虚华的城市以及愈发暧昧的中国诗界抹上了一道令人瞠目咋舌的重彩。“海上诗群”像它的母亲河苏州河，弯弯曲曲，过了89年，它已显得散乱、混浊；刘漫流提议并主持了《
海上·终刊号》，向读者和关心我们的朋友作了一个不舍而又负责的告别；96年他在美国《倾向》人文杂志上发表了“海上：1984-1990”
，对这个诗群的形态作了基本的勾勒，对诗人们各自的风格和差异作了点睛般的分寸恰到的评介；自此他一扫80年代舌战群儒的交往方式，从生活了极不平静的十年的宝山迁往他处；在舍得之间，他更向往智慧和意志层面上的搏弈，如同人与世界，诗人/学者刘漫流选择险境重重的未来。棚户区是不能再待了，整个90年代诗人阿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在上海的弄堂深处和马路街道，阿钟起伏的身影与赖以营生的残截摩托，一如上海地下诗人的写照，隐秘而又忙乱；阿钟上
北京下广州，最后落户浦东；这十年他比书斋里的诗人更有资格讲道生活这本无言的书，因为阿钟是用超常的毅力和代价一路走来，正如他置于诗集《拷问灵魂》封面上那骄傲的诗句“让我像风一样高昂/在雨的洗濯下呼吸元气”。至于得了“王牌运动员”称号的郁郁，所谓幸与不幸，他似乎都没多少功夫理睬；他是上海地下诗人中首位因写作而被单位除名，也是集采编、刊行和推波助澜诸多地下文学活动为己任的家伙；郁郁除了经常转换阵地“煽风点火”外省的地下诗歌外，一俟风声稀疏就返回沪上继续他认为能与革命/宗教比肩的诗歌事业；上海地下诗人几次集体亮相便出自于他的安排（86年《芒种》、88年《作家》、98《都市》）；其实在坚强、硬朗的背后诗人郁郁也有脆弱、感伤的一面，我们从他90年代编出的几本个人集中，发现他先前调侃、反讽的诗风渐变得委婉、抒情起来，口语加书面语成了他表达的调节器；新纪元，郁郁和上海的诗歌伙伴复刊了老牌民刊《大陆》，其后又费时三年推出一本大气、厚重的“纪念号”；他说：诗人和战士一样怎能离开战场，我们要从地下出发占领整个广场；郁郁是孤独的，他一个人坚守在漆黑的长夜，像诗歌王国里的敲更者。
2.
籍贯湖北黄陂，62年生于新疆,87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这份看似天南地北的履历是诗人古冈（胡冈）不露声色的大致面目；90年代他因担任纽约《一行》诗刊的上海代理人，以及2000年起主持民刊《零度写作》诗歌编辑，便引起多方关注；但古冈笔耕不缀每日一首，并写下了一批诗学文章，成了上海地下诗歌中颇具学术意味的诗评家；他于89年一前一后编出的个人集，分别取名为《正在写作的一双手的正反面曝光》和《朝圣者》，啥意思？！如今，古冈开始质疑、摒弃所谓的纯文学写作，强调写作者在是非中要有态度尤其倾向。寡言少语、诗风节制内敛的吴跃东，是上海民间诗歌又一位实力诗人；他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极具个性化创作历程中，保持了鲜明、冷静的写作姿态，也是我们当中一位既坚持独立的创作精神又强调知识分子要勇于承担社会、良知之责任的写作者；世纪之初，在“零度写作群”遭受盘审、压制的当口，跃东记下了愤懑、抗争的情绪，宣告：“就在土地上书写吧/如果没有白纸/如果正值秋天”，表示了一个诗人在淫威面前宁折不弯、义无反顾的情操。翻译家/诗人海岸，90年代中不幸患疾尿毒症，在与病魔漫长、艰巨的抗争中，他写下了体验死亡和具有重生意义的长诗《挽歌》；并不顾身心的创伤，以更大的热情和责职翻译/编著了许多上海及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传播、鼓吹于国际诗坛；也因此引起上海警方的注意，当这些鹰犬找到海岸就职的大学时，被反问道：“这样对待一个人，你们觉得还有意思么？”
对国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叶青，是一位有着二十年创作生涯的资深诗人；他曾是80年代上海中学生诗派的引领人物，大学毕业后，他潜心诗艺、深入语言，主张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修养，并作了连篇累牍的尝试；与此同时，诗人叶青作为职业广告人，也常以自由撰稿人的名义，为上海民间诗歌在外界挟小、紧张的场合，写出了多篇简明扼要又恰到好处的推介文章。
3.
从90年代中期，随上海国企的改制和浦东新区的成立，全国性涌入上海的人流似黄浦江的潮水，这当中也夹杂着一批新生的诗人（评论界称之为：中间代及70后80后）。其中以居“荒诞派”诗人之首的祁国最为显著，他不但把文化传播公司从北京搬来，而且在上海举行了几次极具民间性质的诗歌活动与诗歌读物的编办，他的名篇《自白》，把世界、人生的荒诞表现得令人叫绝——“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而出笼于2004年的新民刊《活塞》，在诗人徐慢、丁成等更年轻更有力更粗暴的打造下，让上海及中国低迷的诗界为之一震，脑袋的清醒需要的是冲击而非熟视无睹，《活塞》的出现和他们炮制的诗歌，其作用或意义恐怕就在于此。女性的写作较之男性，可能在平静和动荡的体验、表现上更加细微、精准，来自安徽的刘晓萍以她谦恭、纯净的写作，赢得了朋友的关爱与推崇，09年她首次公开出版的诗集《失眠者人和风的庭院》，让刘晓萍出现在上海乃至全国优秀诗人的行列，时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诗人的彼岸总会满目是春么？
四.失望的结语：
事实上，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之说，更多意思上指的是在人类遭受巨大的浩劫下，诗歌的叙事、抒情等传统功能、作用已成了一种讽刺。那么，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的剧变和苏联解体，那场发生在二十年前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浪潮是否标志了冷战的结束？而西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法则也是否解决人类所有深层次的问题和更大范围内的悬殊与冲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往往看似胜负皆有主，而且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世界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我们想象中的变化。
试想
东德人对西德的向往是一种朦胧又紧张的心理，那么二十年前乃至更早的时间上，脱离于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之外的中国和它的子民，对西德以及个东欧国家的印象、认识，其思想和心理，大抵是抽象的，而且受制于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下，绝不可能以正确与否来决定、纠正、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认知，因此大脑中的轮廓便是混沌又尴尬的状态。
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因国家利益我们加入、参与了世界性的、技术层面性的组织。国门打开了？世界自由了？昆德拉、哈维尔的著作也经过不同的渠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只要“莫谈国事”，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之活跃、丰富也当属世界之最。因此，专制国家特有的地下文学渐息渐灭，称谓上也发生了异化：先锋-前卫-民间-另类-异质。这种表面上为时光和媒介模糊、消弥的现状，实际上是我们的意志在极物世界尤其是国家的强势力量下，最后沦为犬儒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
拒绝和沉默是可能的吗？思想上惰性和主动遗忘就是放弃的抵抗。在冠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一切信仰的国度，诗歌是唯一可与时间和专制抗争的可能。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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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林荒园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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