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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失去了文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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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建
二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六四” 运动，使中国文学裂变为官方文学与流亡文学、地下文学。与九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五四” 运动相比，“五四”
运动扩大了文学自由和个人写作，文学精神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但随着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解放思想” ，五四青年竟成了镇压六四青年的凶手。文学被政治彻底利用了。
随着后六四中国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也使地下文学和网络文学在各地参差不齐地有了生长的机会，官方与民间的冲撞有了些效果，个人意识正在突围。但二十三年前的“亮出舌苔事件”，证明，文学界早就开始了裂痕，那就是独立的个人写作在党的怀抱中再次伸出了呐喊之手。
打开1987年的《人民文学》合刊，目录上的作者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现状：莫言、刘索拉、马原、路翎、北村、孙甘露、王蒙、伊蕾、廖亦武、高行健、刘心武等都在里面，但并还没有分裂成派别，甚至还不清楚左翼或右翼。
二十多年之后水落石出：王蒙、莫言、马原、刘心武等成为官方作家，北村、马建、廖亦武、高行健等成为个人作家。而刘索拉、孙甘露伊蕾等，己是极权文坛的摆设。这也就是“解放”的中国文学缩影----从社会主义文学走向了个人文学的艰难证据。或者说，是退回五四历史起点的可悲努力。作家与文学和小说的关系开始暧昧。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使文学的表述产生了变化。
从“亮出事件” 到“天安门事件” 之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
就是中国共产党消灭个人思想的努力。也使刚开放的当代文学思潮很快转入了低谷。政治环境步入了毫无思想自由的地步，文学也成了文人们的防空洞，多数作家从此以写纯文学为名，躲开了现实，以求自保。于是，商业流行文学、皇帝宫庭文学，以及女性和反腐文学等填满了九十年代中国。也证实了一个恶政府控制的社会不会是个好社会，一个对谎言不再出声的作家不是个好作家。因为文学来自作家的心灵，只有真诚才能达到语言艺术的境界，不诚实是文学的桎梏。一个好的作家都是真实地再现了他的时代精神。文学家柳宗元更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以文载道就是文学。就是见证历史以明鉴。
在这种媚俗权势和建立反叛精神的道路上，独立作家和御用庸才一刀断开，哪怕他们讲了差不多同样的故事。文学风格也只能走向人格，尽管艰险。而文学里只有个人的存在价值，不会有什么“文学的强国”。在09年十月法兰克福书展上，就出示了中国作家犹如一群夏令营学生般，被管理的毫无观念可表达。像王安忆的旧上海，刘震云的大苦大悲，也可能跟活人遇到的困境有一点关系，但不是令人们严肃地思考生活，更不会去批判现实了。
九十年代虽然社会经济完全开放，但商业自由并没有带来思想自由。极权与民主的冷战，依然是个人独立写作与监控思想的挑战，文学依然在政治的阴影下挣扎。但作家群体开始和控制者发生关系呈现着世纪未文学景观：触及现实小说大都在突出着共产党的救世主本事，历史题材的含沙射影满足了作家被捆绑的不满。正如蒙面媳妇失去了社会，便在家里发现了那点自由一样，多数作家很快习惯了被眷养的生活以及被控制的安全感。
小说家阿莱、刘恒、朱文、毕飞宇、邱华栋等虽有勇气面对无所作为的生活现实，但都在犹豫不决，无法突围，很快成为社会中的半个导演、半个富商或半个媒体名人，看起来虽然没有余秋雨、王安忆、铁凝那般子油腔滑调，但也成了以牺牲了个人思想为代价的匠人。稍聪明的也只能在文笔风格中找灵感，写些不得罪政府的体裁发表，弄好了还能获个共产党的奖，名利双收。
那么，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土壤加极权的专制天空合成的中国，文学是怎样呈现这扭曲加谎言的现实？
困境是：文学本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而且是要开拓无言之境，它是作家内心和外在处境的思想结果。但中国还正处在争取表达自由的初级阶段。作家或者突围，走向个人创作，成为文学家。如沙叶新、阎连科等或者失去思想表达成为中宣部的御用小说家、作家或编剧，甚至像于丹那种胡说八道的知识分子等角色。
中国文学要表达的是六四之后的生活和时代的处境，这也是文学能够承载的职业范围，而读者也是因心灵需要沟通和理解，才与文学作品形成了精神生物链。但中文社会的思想监控，粉碎了人们获取思想的渠道，被取而代之的党化教育、红色洗礼、甚至卷土重来的个人崇拜弄得失去寻找心灵的热情，全中国几乎都成了拜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质。在这种极为低级反抗之中，你只能比凶手更粗糙。文学评论家刘晓波成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囚犯，连独立笔会前会长都认为独立笔会该去掉“文学”一词，以争取自由写作为事业的不锈钢老鼠等作家，竟对文学嗤之以鼻。那么，反叛的文学很可能再次重复革命文学的老路，在这个文学的冷战争中将没有一个胜利者。
我们不得不回顾那些几乎没有留下姓和名的中国名著：《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没有一位作家被时代记载，他们都是从文物历史里才考证出来，从民间传诵中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在极权中国，想写出好作品，你就只能是远离社会的个人，去从事地下文学。过去要冒杀头灭族之灾，二十一世纪中国文明了些，当局只是把你关进监狱。但我们离个人自由写作的时代还挺遥远。
当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被丢弃在二十世纪之时，人们曾乐观认为：后冷战时代，文学将以自由走向个人的内心，走进灵感之源头。但人们都失望了：极权政府巧妙地借来资本主义的温床，继续将思想者关进铁笼。和平演变，仅仅变成了个四不像的杂交怪胎，而且正以其强大的经济自信，扩大着他们监控思想的范围。人类将再一次面对新冷战，或者称为文明与极权的再次较量，但不幸的是，文明的农夫被怀里苏醒的蛇咬伤了，文明病了，甚至将死。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员庄严地喊出：“西方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是的，时代不会重返，人类文明确实被中国极权压扁了。奥巴马的中国之行也证明了文明的衰退。但文学是无法被铲除的，而且越是野蛮的时代，文学越是有生命力，只要作家具有为自己活得像个人的小勇气，就会书写下去。
诗人艾略特曾叹西方文明已衰落至荒原状态，他认为拯救心灵的是回归宗教。但他假如生活在中国便会大惊，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荒蛮之地。在中国，重建精神文化不能仅靠宗教，宗教在天上而不能取代现实，中国人已是麻木的群体，我们只能由文学艺术去感染人的心灵，从而使社会的精神与生活都更接近真实与合谐：一种在沟通和理解中的公民社会。
毫无疑问，要想出现文明社会，只有依靠人的思想去独立思考，而共产党就是以消灭思想而奋斗的宠大组织，作家只能在拼搏中撑出一点个人空间，让思想在文学里壮大。那些哗众取宠的国共战争小说，那些娇柔造作的国产小资作家，都是失去人格的墙头草，如法兰克福书展上那位写了“纸做鬼也幸福”
的作协主席王兆山。他可以是中国政府的摆放的精品，但他是中国人的次品。
那么，小说的境界必然产生于文学和思想之中。可以这么说，作家和故事的结合会产生小说，作家和故事以及自我结合才会产生文学。小说中的“我”
就是文学的心灵，而今天，文学恰恰成了各种载体的行尸走肉。王兆山的：“……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足以说明了官方文学不再有心灵，更证实了思想缺席的文坛只能是飞禽走兽，魑魅辈出的荒原。
失去自我，文学便不再呈现了，只剩下一些没思想的小说故事撑着文坛和电视台，供人们逗乐。没有文学的社会是有缺陷的社会，也是政治失败的最大证据。
但我们为什么失去了对文学？
首先是对社会的暧昧和对自已的原谅。当人们不满意自己和社会生活时，就会去寻找一个舞台来实现自己。而文学创作的终极方向就是寻找这个舞台，以反衬政治社会的缺陷。作家的人生乐趣也是来自对语言和思想的表述。我们通过讲故事来反省自身的处境。作家如果在玩语言那就是对权力暧昧，作家不创造真实，就是在谎言社会继续说谎。是以为自己是隐士，如田园诗人陶渊明。但归隐的思想者正是在绝望中写出了理想破灭而归隐了自然，仍是面对社会现实，追求平等理念的智者或者是文化脊梁。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字字句句把真实的人生跃然纸上。使其作品如一部民间的唐朝诗史了。
流亡作家高行健的小说就验证了个人和极权的生死关系：没有自我，就意味着灭亡。那么他走出谎言中国，重返个人的写作使他重新回到了真实。他说过：作家如果写出一部极为现实的小说，哪怕就是反映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如果写得很好，确有当今人的感受，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它是过时的。现代性并不一定是个新形式，是真实地在你的创作里。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里，高行健不但不回避现实，而是直接从个人经历入手，开始了对国家民族和极权社会的质疑。作者依然把自我一分为二，没有神化自我。更抽走了自我的位置。的确，在一个嚎叫着的野蛮民族主义时代，“我”根本就不存在。
但流亡并不是唯一保存自我的亚诺方舟。多数作家在流亡之地成为孤坟野鬼，自我完成了极权政府的消失指标。没有了政治压力的作家，又远离了对手，等于一个人打乒乓球。仅仅靠着反叛而没有独立思想的写作，很难进入文学境界。离开母语环境也使语言和智能变的贫乏。完整的个人现代意识，在极权下长大的作家身上几乎是不可能有的。在文明国家又因语言问题而只能圈在“幼儿园”之内无法成长。成了极权迫害的活样品。流亡作家除了保留着不断过时的政治理念，还丢了小说，更丢了文学，就算再变回“海归”
也如空心人般被分解为半个作家，如回国的赵毅衡、石涛等，在中国也就当着半个西方通而己。
思想和个人意识的缺失，令你无论生活在热战还是冷战时期，都是个旁观者，文学的境界不会在你心灵发出激情之光。
2009.12.17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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