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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人语(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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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漫流
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夜，我这个墙内人居然记不得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读书？写作？
是的，我有过日记，有一些掉失了，有一些毁掉了。
我不知道其他写作者的感受如何。在那个时代，写作与自由都被打上了非法的络印。在墙内，写一首纯粹的抒情诗，也会让作者感到自己好像在犯罪。
我确实已经记不得一九八九年夏天以后所有的日子。
是的，我听说很久了。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发生在欧洲中心的事件。
我也在等待，等待一次振荡的余波，期待某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年。
仍然只是一个墙内人。我不否认，我确实可以偶尔去墙外走走，权把它当作一次放风。
我们也早早就上了互联网，搭上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快车，风驰电挚中浑然不觉“禁止”、“限行”、“不准入内”之类的标语或警示牌，自欺欺人地安于这个表面上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畅行无阻的世界。
我们也终于知道有接入端，有网监与网特，有五毛党、有红坝与绿坝，等等。
我们也使尽了一切墙内人在墙上打洞的电子奇招，直到一次次终于撞上南墙，才意识到墙壁仍在，一直都在。
所有看得见与看不见、实体与虚构之墙，还有与之相配套的有形无形的铁丝网，探照灯与曳光弹。——敏感字符、日志审查、删帖，关闭与封杀，取消“支持”与“反对”的按钮，搜索引擎过滤、点击数作假……等等。
冷战，从本质上看，就是这么一种围墙文化。
所以，不难理解，柏林墙的倒塌，为何会成为某种终结的标志。
但我期待的是，它更应该作为一个开端。
冷战，即使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也并不会轻易地随着收入历史词典而成为一段过去的历史。它有自身的派生词，诸如冷战思维。它也制造了直接的政治后遗症，比如几个至今仍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围墙与铁丝网庇护的冷战体制或反面乌托邦。
我在思考那种貌似强大到敢将一个伟大、自由的柏林与一堵长达155公里混混凝土墙壁联系在一起的力量究竟源于何处。恕我寡闻，直到这堵墙倒塌了整整十年之后，我才得知，这堵墙竟被它的建造者称为“反法西斯保卫墙”！——双重寓言的功用，反击与保卫，一种矛盾的奇特统一体。
于我而言，这仅仅是，一道墙，一个隐喻！尤其是，毫不陌生，让人隐隐地想起万里长城。
冷战，同样只是，一个奇特的形容词与动词的组合。
我在思忖“冷战”这个词对我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奇怪的是，提起冷战，它带给我的记忆居然并不全是冷冰冰的。或者可以套用一下鲍德里亚所谓的“冷记忆”，姑称之为“热记忆”，虽然也并非全是热的。
未知是幸，抑不幸，我们的大脑在寻找与时代相对应的色彩词汇时，不得不把我们经历的年代命名为红色的，就像某些人情愿将之美化为“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时我们被告知正沐浴着前所未有的人造红太阳，陷入一片世无前例的红海洋——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我们也曾经是红海洋中的一朵朵红色小浪花，从“红小兵”到“红卫兵”。那种势把红旗插遍全球的的红热病甚至已经传染到墙外，演化为赤军红色旅红军派直到巴黎五月风暴的热狂。
然而，最灿烂可能最黑暗，最灿烂往往掩盖了最黑暗。而对于那些习惯了黑暗的眼睛，也可能将为突现的光明而目盲。
冷战结束了，或者说直到冷战结束，我们才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它的酷寒、僵硬与冷漠。如同热核爆炸之后漫长的核冬天，我们正不得不经历某种滞后效应。
我们——我不得不一再使用这种虚幻的词语共同体、这种不伦不类的现代汉语复数形式。必须声明，我当然不是代言人，而只是想强调一下被墙壁围困的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处境和遭遇——这些墙内人得到的墙外消息总是滞后的。无论是邱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讲，还是所谓“杜鲁门主义”，直到柏林墙的建立。我出生时，冷战至少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柏林墙差不多与我同龄，我们这一代，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墙后面下生长的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脸上有栅栏的阴影，即使在表面的栅栏或柏林墙被拆掉之后，栅栏与围墙的阴影仍然徘徊在目光深处、挥之难去。
冷战已经把我们整个人生劈成了两半，这后一半或许可以被称为后冷战。我们仍将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后冷战时代。我们是真正的战后的一代。但我们却无法像那些撤离战场的人告别武器那样舒舒服服地道一声：永别了，冷战。
我在回忆前一个世纪的风云，两次大战，经济危机，法西斯与布尔什维主义，“古拉格群岛”、大屠杀、、原子弹、三年大饥荒三千万饿死的父老乡亲，圣女林昭，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苏联东欧体制的瓦解以及“推倒这堵墙”……
我们经历的冷战时代，选择了这堵墙作为自身的标志与象征，确切的应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试图人为区隔两种政治经济及其意识形态体制的封锁时代，它同时也制造了两种生活与思维方式、两种价值观，甚至，两种人类：墙内人与墙外人。
无疑，可以用围墙来划分自由或不自由，却不可简单地以此来划分人与非人。或许我们更应该将之理解为人类在墙内外的不同命运。因为毕竟，柏林墙带来了创伤，却终究无法分裂人类。更深刻的还在于，即或墙壁是非人的，同样也是人的创造。甚至在围墙之内，面对非人的待遇，人也在尽一切可能地捍卫作为人的尊严。始终存在着某种重建生活的可能，哪怕有时需要付出极为惨痛的生命代价。
无可否认，围墙同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无论在中世纪，或是在任何冷兵器时代，它都代表了某种世界性的文明。而在人类历史的某些阶段，它不仅维护着某种生活方式、价值观、经济形态与政治体制，也俨然成为一条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面对种种真实或假想的入侵者，以墙壁为界，墙内想当然地将墙外视为黑暗的、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墙内则被一厢情愿地描述成是光明的、正确的、安全的、洁净的乐土。
我们一直属于一种城墙文明，并且属于那些最后残留的城墙文明。保卫长城，修我长城决非仅仅空言，它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我们民族性格构成中本来就有城墙的阴影。我们的命运不得不托庇于城墙，在城墙下讨生活甚或以城墙为家。我们的乐趣是在天子脚下皇城根边遛弯逗鸟的乐趣，是透过城墙的雉堞偷窥塞上秋色的乐趣。墙壁既是我们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观。
与以往所有的城墙相比，柏林墙的与众不同之外首先在于它建造在城市中心，从而把一座现代城市生生地分隔为两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的惟一奇特之处就是，它没有能够把整座城市整个国家都包围在里面。它原本可以建造得更长，长到足以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如此在它失去作为封锁线的现实功用之后，照样可以期望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即使它做不到比中国的长城还要长，仍有望在建筑材料上来一点突破，铸造一道真正的铁幕或钢铁长城，至少比三峡大坝更坚固。一代人的建筑，需要几代人去拆除。如同中国的万里长城，如果不是因为饱尽岁月磨砺与风沙的侵蚀，以及全民日常性的盗窃，仍然有望继续屹立几千年。
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柏林墙的倒塌已经被赋予太多的象征意义。西方人或许更关心其有形禁锢的一面，而对于早已习惯于生活在围墙下的大陆民众，围墙既是一种传统，更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的部分现实。围墙束缚了自由，禁锢了思维，也正在继续参与着现实构造。有形的围墙拆除之后，仍有无形的围墙——意识形态的围墙。
我们的确也分享了柏林墙折除之后的部分成果，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从东欧开始，直到万里长城为止。我们在城墙下或城墙以内同样能够感觉到那一次波动带来的巨大振荡。在那一夜那一刻，我们几乎将成为在场者。在某一个至关紧要的关头，眼看这最后的城墙也将沦为最后一块骨牌，但它依旧岿然不倒，如同一头巨型的史前巨兽的化石骨架。
在表面上，我们也加入了整个世界市场化商品化进程，并且一度对之抱以无条件的欢呼。尽管有种种限制，我们毕竟也分享了信息时代技术进步的阶段性成果。我们中有些人甚至可以时不时亲临柏林墙遗址，买回一小块城墙的碎片作为私人纪念。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废墟或一个商品时代的旅游景点，柏林墙自身也已经沦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这是当年的建设者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有些人甚至试图重建，即使只是商品的重建。重建而后推倒。在这个竟相以形形色色的“后”为标榜的时代，解构总是可以比建构赢得更多关注的目光。最近的例子，则是一次真正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重建。对于这一类重建，我并不担心。我忧虑的是至今依然生活在有形或无形围墙之后的人及其心态。所以，我更关心的甚至不是墙壁何时倒塌，而是种种形塑了墙壁以及被墙壁形塑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柏林墙会成为这样一种公认的标志呢？对于至今仍然生活在有形无形的墙壁背后的人，冷战仍然在某些层次延续。那些靠制造恐惧与谎言建立的邪恶政治体制并不把以苏联为首的极权专制的覆亡看成是一种历史或现实的倒行逆施的必然后果，而更不遗余力地挟持全体被绑架的人民一起吸取所谓的经验教训，驱使被奴役的廉价劳动力，乞灵于金元政治，加紧最为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以便于东山再起，或勉力维持墙里与墙外的二元对立体制。
仍有欢呼簇拥的人群，乞求神权政治与城墙的保护，誓死捍卫形形色色的的封锁体制。在那些城墙下欢呼的人，与那些推出午门斩首之前仍然山呼万岁的人之间，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足够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提醒我们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推倒这堵墙”这么简单。所以，让别人去庆祝吧！
因为此刻，我毕竟不认为自己已真正置身于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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