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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石门坎(散文·下)
◎ 李元龙
四
4月2日清晨，雨停了，雾也稀薄了。九时许从泉兴客栈出发前往对面隐约可见的麻风村时，还看不出多少太阳会出来的迹象。走在半道，不到十点钟，太阳就把我们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脱了下来。王大卫的《中国石门》说，前往麻风村的路，如果步行，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以为路有多远，有多烂，结果，边走边玩的我们，也就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走到麻风村了。
（为麻风病人遮风挡雨近60年的房屋）
修建麻风病的计划是柏格里1912年制定的，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1915年，柏格理便不幸逝世了。柏格理逝世六年之后张道惠、王树德等根据柏格理生前夙愿，将麻风病医院修在了距离石门坎直线距离仅一公里多，绕道却有七八公里的对面山包上。石门坎麻风病院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麻风病人自己劳动解决吃饭问题，教会安排专门的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由教会技术推广部免费提供衣被等生活物品。麻风病院的修建，使得原先受到亲友邻居驱逐，甚至会受到官府杀死并焚烧的麻风病患者处境大为改观。麻风病人们治愈之后，就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永久安顿下来。麻疯村，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个自然而又特殊的村子。
麻风村男女老少目前还有16户人家58个人，其中，麻风病康复者15人。1948年大地震的时候，除了那边还剩下三间房屋没震塌外，麻风村的其他房屋全垮塌了。2005年4月王大卫来麻风村的时候，麻风村的人们还仍然居住在当年传教士地震后重新为他们修建的，破旧不堪的房屋里。看着那些猪圈牛棚般的，早该完成其使命的所谓“住房”，我真感到奇怪：
60年来，这些危房是怎样为麻风村的人们遮风挡雨的？麻风村的人们又是怎样在这样的危房里度过了60年的凄风苦雨的？
如果不是香港一个慈善基金会捐赠25万元，于前年为麻风村人们修建了三栋20间砖混建构的平房，58位村民，还只能住在那些随时都可能垮塌的破旧房子里，接受每人每月26元的“高度重视”。别人捐赠的钱，我们主持修建的房屋，修成什么样的房屋了？村民们纷纷指给我们看：人住进来没多久，水泥地面就开始坏损，如今早已是坑洼遍布，沟壑纵横。而房顶，也有几间漏雨了。还说，这三栋房子，至今尚未验收。
王大卫的《中国石门》里，有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一个老师上课，两个学生和一条狗听课。这是当年，王大卫他们在麻风村的福声小学拍到的场景。福声小学是2004年，深圳和厦门的基督徒们在一个叫吴彩金的女士的奔走呼号之下，花了20万元人民币修建，2007年开学的。名义上叫小学校，其实，就一间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屋。“校长”、教师就一人，他就是麻风病康复者，初中学历、麻风村唯一的识文断字的人，村长，60岁的朱树成。据《中国石门》记载“2004年10月，十多位捐资者到柳树村考察时，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就是在深圳花20万建一座房子，也比这个好！”
柳树村就是麻风村，据说，新的这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好名称，是1995年之际，一位毕节地委的副书记来此考察时“敷”的。柳树村当然更比麻风村赏心悦耳多了，只是，这一名称没有使得麻风村也赏心悦目起来。当年，当地干部们一再嘱咐王大卫，在书里一定要将麻风村写成柳树村。我们来到麻风村这天，没有人打这样的招呼，尤其是，我没有看见这里有什么诗情画意，所以，我当然要用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也是当地人还在普遍使用的“麻风村”老名称。倒是在这位副书记当年的“关照”之下，1996年1月6日，石门坎乡的14个行政村76个村民组中，有74个通电了。剩下的白刀岭和发地组，也在半个月前通电了。不管怎样说，这是桩好事，虽然在我看来，石门坎完全可以早许多年通电，尤其是，假如传教士们没有被逼走。
福声小学刚刚修建起来的时候，曾经有33个学生，到去年，就剩下14个了，还只是“在册”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有一天无一天地来读书，所以，王大卫书里才有了两个学生和一条狗一起“上课”的照片。到了去年，难以为继的学校只好关门了事。这是什么原因呢？得到的回答止于“不好说，一言难尽”。
关于福声小学，王大卫的书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位分管宗教的领导对大卫和启基说，国外和港台在贫困地区捐资建设学校的目的，是想搞‘政治渗透’。大卫听了大惑不解：哪里不可以搞渗透，为什么偏偏要到边远、贫困地区来搞？”“朱树成的工资是深圳一个叫朴玉水的慈善者提供的，每月400元人民币每年给十个月。他的工资由威宁县政府中教科转。朱老师说，不知是何原因，他的工资不但愈来愈少，而且不按时给他。……自从她做了福声小学的老师后，政府每月补贴他的26元生活费就停发了。”
当地学校说，福声小学停课后，全部学生都转学到将近两个小时路程的对面石门坎民族学校去了。可是，一个名叫王海燕的八岁女生家长却告诉我们，她的女儿没能插进对面学校，失学在家了。再问还有失学儿童没有，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
麻风村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个名叫王德华的人。王德华现年40岁，他的父亲患上麻风病来到麻风村时，他只有八岁。19岁来到麻风村居住时，他还好好的，两三年后，他也患上了麻风病（稍稍有点麻风病常识的人们今天已经知道，麻风病并非病菌感染，而是遗传缺陷所致）。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王德华不仅手脚20个指头不是蜷曲，就是缺损了。下肢，也被麻风病折磨弯曲，从那时起，他就只能双膝着地，还得用两首配合着，才能“行走”。
虽然残疾到如此令人不忍目睹的地步，但是，王德华的头脑却异常聪明。很让人难以置信，我面前的这个高度残疾的人，他不仅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他还能借助胶垫挥锄种地，他甚至还能用扳手，用夹钳，用起子等修理电器，修理摩托车。见我们颇为疑惑的目光，王德华“走”进他的屋子，拉出他的工具箱，拿出他的夹钳，套筒扳手，还有锄头，演示给我们看，他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
“如果我不劳动，我连稀饭汤汤也喝不上！”王德华说，他目前的最大愿望，是摆脱下煤井挖煤，下地劳作的重体力劳动，到石门坎街上摆一个修理摩托的摊子，自食其力，孝敬年逾古稀的二老，帮补侄子……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在心里将柏格理日记里的一句话：“一个允许这样的道路存在的政府，真应该为人民所摆脱”套改为：一个允许这样的人“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政府，真应该为纳税人所唾弃！
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除此之外，我无可奈何。
在麻风村，我听到的，唯一有点希望的话是：去年夏天，威宁县疾控中心，毕节地区撒拉溪麻风病医院来此调查，并作了登记，拟将这里的人们搬迁到撒拉溪去。我曾经采访报道过撒拉溪麻风病院，我知道，那里也是四九年前，英国其他传教士为收治麻风病患者而修建的。到了今天，虽然也很败落，但较之石门坎麻风村，方方面面毕竟好多了。因为，撒拉溪麻风病院就在一条省道旁边，是领导们逢年过节“送温暖”的“基地”，向外界昭示自己不忘老弱病残的“样板”。
但愿，麻风村的58个人能够如愿以偿！
年已古稀的王小元，自1971年患麻风病住到这里以来，已经38年。七、八年前，他的眼睛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完全失明了。他的女儿、女婿都才是二十多的年轻人，为了照顾父亲，只好搬到这里来住。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聋哑人，小儿麻痹患者，她们都是女性，因为在别处嫁不出去，只好将就嫁给这里的，与他们的命运不相上下的麻风病康复者。也与王德华一样，要活命，他们就得种庄稼，喂鸡养猪，放牛割草下煤窑。
我给一个小女孩几颗水果糖吃，转回身来，我看到她将一颗水果糖咬一口，然后给她的妈妈咬一口；自己再咬一口，再给妈妈咬一口。麻风村的人们不是如此相濡以沫，生存不到今天的。我为能见证这样的人类至爱，能够拍下如此可遇不可求的照片而感到幸运，也感到深深的不安。
不是说勤劳致富吗？来到石门坎的这两天，不说男子，就是女子，背背的，挑担的，栽种的，挽起裤子光起脚踩粪的，随处可见。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数次来到石门坎的李昌平的两句话：
贫困的石门坎啊！我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
石门坎啊！100年前的老照片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
众多媒体的关注，沈红，张坦，李昌平，王大卫的披露，什么时候才能唤醒那一根根冬眠着的“准死老蛇”？春风，究竟何年何月才能够吹拂到石门坎，将麻风村吹成名实相副的柳树村？
从麻风村走出来后，我们还是决定走到距此几公里外的雨撒湾孤儿院去，虽然，在此之前，我就知道，除了几堵断壁残垣，当年的孤儿院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
翻开《伯格理日记》，随处可以看到其中有关孩子的记录。柏格理经常与孩子们玩游戏，聚会时将孩子抱在自己的膝头坐着，吧马让给残疾小女孩骑乘，等等。请看下面几则日记：
一
雨和雾笼罩着大地，外面一片泥泞。许多孩子来到这里，几乎待了一整天。我们多么欢乐！大家玩了各种游戏，彼此相互追逐，最后我打开自己的箱子，详细地向他们介绍每一件物品——口琴、哨子、照片和红手帕最受欢迎。接着，他们找到了我的牙科钳子。在此之前，他们曾看见我拔过两颗牙。特别是我假装拔出自己的牙齿，并向他们介绍我的假牙时，孩子们无比激动，先是齐声尖叫，然后尽情大笑。这些孩子们是多么天真活泼啊！在我离开村寨时，他们总要伤心哭泣。对于这种离别，我也是无限惆怅。
二
这个苗寨里有许多儿童，就使我们过得无比快活。第二天早晨，孩子们伴着我们走出寨子很远，仍要继续把我们送下去。我劝他们不要再远送，还是转回家去。突然，我看见三个小脑袋凑在一起，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都是热泪盈眶，为了分别竟然这么难过。
三
我们不能看到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皈依，失去启蒙教育。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花朵。我们要尽力栽培好他们，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正是为了栽培好这些上帝的花朵，在生之前，柏格理就开始筹建孤儿院的计划了。与麻疯村的情形相同，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柏格理就与世长辞了。雨撒湾孤儿院，是柏格理逝世7年后的1922年，由张道惠、王树德组织村民们修建的。
五十年代中后期，孤儿院日渐式微，以致消失。是“优越”的制度之下不会有孤儿，还是孤儿院的存在有碍观瞻？我不得而知。反正，我们在雨撒湾，的确只见到几堵据称是当年孤儿院残存下来的土石断墙。坐在断墙前的那个老太太，以及在孤儿院屋基上修建起来的那栋贴了瓷砖的民居，不知她，以及他们家和当年的某个孤儿有没有联系？
正拍照着，见到那边有两个四五岁的小孩正在搬运什么，我立即跑过去，抢拍了几张照片。孩子们搬运的是一个缺了三分之一的塑料桶，桶里装的，是一些废弃的酒瓶子，饮料罐，以及一些电子废弃原件等。我问他们搬运这些东西干什么用，他们的回答就一个字：玩。果然，东西被他们搬运到一个废旧土墙里面，土墙里还有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地下的破盆子等等告诉我，他们在“办家家”。
当年的雨撒湾孤儿院建立之后，石门坎及周遭因为贫困、死亡、战乱等成为孤儿的小孩子，都可以生活在孤儿院。教会不仅负责孤儿们的生活，还免费让孤儿们到光华学校读书，甚至还聘请了护理人员照顾孤儿们的生活。孤儿院孤儿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30人。我面前的这几个今天的雨撒湾幼童，他们很不干净的衣服显然是人们捐助的，他们的脸，不知多久没有洗过了，他们瘦小的身子是他们营养状况的最好注释。一边分发糖果、玩具给他们，一边想：这些父母健在的孩子，这些生在今天的中国，长在那面旗子下的非孤儿，他们的生存状况，更比百年前那些不幸之中万幸的孤儿要好吗？
我的思绪，还回到了去年平安夜那天。那天下午，我来到了毕节城中心猫猫城福音堂，刚走到福音堂大门前，就看到大门两侧砖柱上各贴了一张红番番的“通告”。通告里的一条，就是“凡年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不得进入教堂。”我很吃惊，《圣经》里关于神如何关爱孩子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柏格理等等在石门坎与孩子相处如父兄，如佳友，甚至如玩伴的情形，也历历在目，可是这个“福音堂”，它怎么可以拒绝孩子接受基督的福音呢？三自旗号下的教会，就“特色”到如此地步？
这，是否就是四九年后，石门坎教育也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是否就是石门坎孩子与百年前石门坎孩子相比，精神面貌更是大不如前的原因之一？
从雨撒湾通向石门的山涧便道上，我们看到了几所即普通的坟墓，不是有张国辉这个不可替换的向导，我们怎么也行不到，石门坎当年大名鼎鼎的杨雅各的坟墓，就在其间。
杨雅各是于19904年在云南昭通初识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后来，在传教士手里，在教会学校，这位原本多才多艺的文盲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不可多得，不可或缺的桥梁，杨雅各配合着柏格理等传教士，在石门坎建起了教堂，学堂等等。运用自己丰厚的有关本民族的知识，杨雅各帮助着柏格理创制了至今难以取代的老苗文。作为当时最为合适的人选，1917年年初，杨雅各远赴东洋日本，待了半年多时间，印制了苗文《圣经》。
遗憾的是，1945年逝世的时候，杨雅各先生年仅63岁。据杨雅各的后人记叙，在杨雅各先生的追记仪式上，他的一个儿子如此安慰前来吊唁的人们：人既有生就必有死，请大家亲戚朋友不必悲伤！
这句话，在当时看似平常，但是，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却有着先见之明——杨雅各之后最为优秀的苗族文化继承者，虔诚的基督徒朱焕章，在杨雅各逝世十年之后，即1955年，被新政权逼得走投无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朱焕章，在贵阳黔灵山上吊自杀。比朱焕章还“帝国主义走狗、间谍”的杨雅各先生如果再活十年，其结局如何，是如朱焕章般肯定的。
来得正当其世，走得正当其时，杨雅各的逝世时间，也许正是上帝对这位剧毒的优秀子民，苗家引以为荣的同胞厚爱。
再次经由古驿道，再次穿过石门坎之后，我们践约来到了昨晚上教唱赞美诗的王国光老师家。王国光的话语，还有他家侧面的两条牛，一头猪，一只狗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吃皇粮的专业音乐教师，而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昨晚唱赞美诗的那个女性，她原来是王国光的夫人。我看你，越看越眼熟……啊，对了，王大卫的书上有你的照片，我一边说，一边打开背包里的《中国石门》，果然翻到了那张拍摄于他们家这栋小房子前面的照片。从照片上，我还认出了王国光；从图片说明上，我知道了他的夫人名叫韩玉琴。不是如此近距离接触，是不容易认出他们夫妇来的，因为，眼前的他们穿戴的，是很汉化的服装，和善而面带笑容的样子；照片上的他们夫妇，则是盛装之下显得更加独特，手捧《圣经》，一脸肃穆的容貌。王国光生于1962年，读过几年小学，育有二女一男。三个孩子，两个读高中，一个打工为弟妹挣学费。王国光是完全靠自学获得的音乐修养，也是完全靠自学，才走上讲解真道的圣坛。扛上锄头是庄稼汉，放下锄头是布道员，石门坎的不少苗民都是如此，尤其是四九年前。
突然，一阵沁人心脾的甜酒香味钻进鼻孔，我连吸几口气：好香好香，哪来的……问话未完，我已经看见，韩玉琴正在一个刚打开的陶罐里舀甜酒哩。在大太阳里走了一天，晒了一天，能喝上一顿自己平时就非常喜爱的甜酒，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分，我连连喝彩：好甜酒，我就喜好这一口！香味纯正，正合我意，七八个人当中，数我最为“贪杯”——其他人只喝一小碗，我则喝了满满两大碗，直喝得肚皮胀鼓鼓的。让我意外的是，快喝完了，我才发现，原来，如此美味的甜酒，居然是用苞谷做的。过去喝过多次苞谷甜酒的，但无一例外，都带点辛辣味，哪有王国光家的这个爽口宜人。
从王国光家出来，已是下午六时许，走到一个石房子前时，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朱焕章的三女儿朱玉华老师。竟然能够在这里见到朱焕章的女儿，我略有些吃惊。因为，我太想见到朱焕章的后代了，尤其是，这位老人，她就是朱焕章的女儿。
石门坎的人，我最早知道的，是朱焕章。读书十一年，我唯一登门看望过的，就是我们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一个较有个性的威宁籍姓王的老师。十几年前与一个同学去看王老师，讲到了肃反、反右，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话题，王老师当时对我们说，四九年后对待知识分子，真是太狠了，有一个从威宁出来，在省教育厅当副科长的基督徒，在文革期间，就被逼得上吊而死了。那时，我们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还是王老师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自杀，是严重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可想而知，这位姓朱的基督徒，肯定是被逼的无路可走了，才选择这条路的。
一百多年前，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来到石门坎传教、兴办教育，几十年时间，使得石门坎成了“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和“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得到那本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百年前写的《柏格理日记》，对石门坎产生极大兴趣后，我很想知道，朱焕章，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要自杀，在什么地方自杀的？可是，我在好几有关石门坎的文章里看到的说法，都是“含冤而死”、“含冤辞世”之类，说得最“详细”的，也不过是“含怨自尽”。因为写石门坎而被逼辞去工作，如今在成都的张坦，在其《“窄门”前的石门坎》中提到朱焕章的死因时，用的是更隐讳的“因故身亡”几个字。显然，这些人都是出于某种忌讳，甚至是出于某种压力，都口将言而嗫嚅了。
今天，我能否知道我想知道的真相？
走进朱老师的家里，我们被她这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家震动了。地皮，是土质的，石头墙壁，也呈“返璞归真状”，连灰，也没有糊上。家中最值钱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彩电，我们说怕只有12英寸，朱老师说，哪里，有14吋呢。
采访，就在这样晦暗的屋子和沉重的气氛里进行。
朱玉华生于1938年，毕业于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他们呢1905年创建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威宁县城初中毕业后，1955年考取贵阳医士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毕节，云南永善当校医，后来，为了给肃反期间被定为反革命，并被逼自杀的父亲平反，朱玉华才调回到威宁三中当校医兼任生物教学。
（被逼自缢的朱焕章）
请问，朱焕章老师为什么要自杀，又是如何平反的？
“我父亲，完全是被他们活活逼死的啊！”一涉及到这段伤心的往事，朱玉华的口吻，就更加沉重了。朱玉华说，肃反期间，朱焕章身为省教育厅中教科副科长，当时，有人多次逼迫、威胁朱焕章写黑材料，“揭发”其他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非常善良，他不愿意害人，那些人又不放过他，他没有其他办法，就只有自杀。这些，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他当时写有遗书。”朱玉华说，她看见过这份遗书，上面写有“我宁愿选择沉默，也不能说假话，更不能陷害他人”等内容。
朱焕章死了，黑锅继续背，污水继续往他头上泼。几天不见朱焕章上班，当时，教育厅怀疑朱焕章是畏罪潜逃到国外去了，还到朱焕章家中来讨人。直到一个来月后，教育厅才在贵阳黔灵山公园一棵树上，发现早已经自缢身亡的朱焕章。将朱焕章连同自己的罪恶匆匆就地掩埋后，一伙人才将朱焕章死亡的事情通知了在母亲带领下，一直焦急万分地到处寻找朱焕章的亲人们。
朱焕章死亡的日期是：1955年12月12日。
写到这里，很有必要呈现一个朱焕章简介：朱焕章，男，生于1903年，卒于1955年。小学就读于石门坎光华小学，中学就读于云南昭通宣道中学，毕业后回到光华小学任教。后由教会资助，继续就读成都华西大学教育学。学成回乡，旋被邀请到云南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导主任。因感念苗区同胞能到城市念书的人太少，因此，他辞去昭通的高薪工作，再次返回石门坎。1943年，他创办了第一所苗族中学--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后任校长杨忠德回忆起办学的艰辛时说：朱焕章来到石门坎，钱无一文，房无一间，情境非常艰难。在这些无钱无房的情况下，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鼓励我们，尽管在生活上困难一点，也要下最大决心把中学办起来。朱焕章一家八口人，多数时间和大家一样也是洋芋瓜用当饭..……
还有一件事，必须在这里说一下。熟悉朱焕章的人都知道，当年，蒋介石曾经两次欲重用朱焕章。第一次，是1935年，朱焕章于华西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参加毕业典礼的蒋介石挽留朱焕章在成都做事，说白了，就是做官，朱焕章为了回到石门坎兴办教育，婉拒了蒋介石的好意。第二次，是1946年，作为国大代表的朱焕章到首都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又一次挽留朱焕章在南京做事，朱焕章再一次辞谢了蒋介石的好意，回到石门坎，继续为石门坎的教育呕心沥血。可怪的是，1954年，朱焕章却被“调”到贵州省教育厅，当了一个小小的中教科副科长。
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这让人觉得非常耐人寻味。朱焕章，这个一门心思只想为家乡教育奔波劳累、尽心尽力的大教育家，为什么，在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高官厚禄的一再挽留，他都没有动心，为什么到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个轻飘飘的“调”字，朱焕章就走马上任，为一个没有品位的副科长而折腰了？
我的猜测，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老年的朱焕章为人处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了官迷禄蠹；
二、新政权较之旧政权太有才、太有德，让朱焕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愿意为新政权效犬马之劳；
三、新政权的干部们口才太好，用种种花言巧语将朱焕章蒙“请”到了省城做官；
四、新政权的干部们既然要将“黄袍”加诸朱焕章之身，那就由不得你姓朱的愿不愿意。
我的看法，第一条，以朱焕章的道德品质，这种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若是第二、第三条，那么，在做了几个月官之后，他面临的如果是稍稍讲些道理，略略有点文明气息的对象，那么，他可以挂冠而去，重回故里，继续为石门坎的教育鞠躬尽力。可是，从他踏入“仕途”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被逼自杀这一悲惨事件来看，很清楚了，去年来不来做官既然不由你做主，今年走不走人，难道就会由你做主？所以，最后一条的可能性最大，也更符合新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手腕，更符合逻辑和常识等等。
悲剧，昨天的悲剧，今天的悲剧，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令人仰天长啸的悲剧，令人欲哭无泪的悲剧，令人怒发冲冠的悲剧！
朱焕章一家四九年前的辉煌无比和四九年后代无比悲惨，完全就是石门坎“解放”前后命运大起大落的一个缩影。
石门坎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到了反右，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石门坎被扣上崇洋媚外，小台湾，小香港等罪名，石门坎人受尽了歧视和排挤。朱玉华说，毕业后，她虽然勉强有了个工作，但学校里关于揭发她父亲，揭发她的大字报满天飞，什么“帝国主义走狗、间谍”，“反革命狗崽子”等等吓人的大帽子，随时都会抛出来。对此，朱玉华采取的是任随他人说去，我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做没有做亏心事，我心里清楚，问心无愧就行。朱玉华的一个妹妹文革期间考取了艺术学校，毕业后却因为父亲事情的影响，直到父亲平反后，才安排了工作。
说起父亲的平反，朱玉华感叹不已。她说，八十年代初，一个外地朋友对她说，他看见一个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文件，她的父亲应该在平凡之列，不妨写个要求平反的申请试试。为了跑父亲的事情方便，朱玉华费了一番周折，才从永善调到了威宁。写好平反申请之后，朱玉华为此专门请了假，住在贵阳跑这事。“当时，别说到底能否平反，会不会因此被扣上什么罪名抓进监狱，心里没有什么底啊。”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提起这件事，朱玉华还在心有余悸似的。她说：“直到1981年父亲平反的文件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了我的姐妹和母亲。当时，她们责怪我说，这样大的事情，怎么不和她们说一声，大家一起努力。我告诉她们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万一人家说我是‘反攻倒算’、‘反革命翻案’什么的，要倒霉，要进监狱，我一个人担当，一个人进监狱好了，不能被人家一网打尽啊！”
朱焕章的平反，并没有给他的后代的命运带来实质性的转机。我采访到的情况告诉我，朱焕章，这个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大花苗史上获此学位的第一人，当了15年光华学校校长，为石门坎，为威宁，为西南地区教育事业做出过杰出努力的基督徒的后代，他们的命运很有代表性，很是悲惨，也很有说明性。
朱玉华的丈夫是石门坎苏科寨人，是大名鼎鼎的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吴信纯的四儿子吴善成。得益于渊源家学，吴善成和朱玉华的大儿子吴明源在威宁民族中学读书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仅是班长，还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当年，无论是同学和学校教师，他们都看好这个石门坎的书香门第之后，他们说：吴明源都考不起大学，这个学校的学生谁也不要想考起大学。
然而，吴明源，他就是没有跨进大学门槛。原因，不是他没有考好，而是他遭遇了中国特色的腐败。朱玉华说，当年，朱玉华的大儿子参加高考，报考的是贵州省民族学院。由于没有关系，也没有前送礼，她的儿子的学籍，就被一个权势人物顶替了。说到这些，朱玉华又一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说：“直到几年后，我才在一个地方亲自听到教育部门的几个人议论说，朱玉华的大儿子吴明源的学籍，是被本县副某长某某某的兄弟某某某顶替了的。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我就朱玉华。我听了，欲哭无泪。”
后来，吴明源还曾经报名当兵，体检等等都合格的，但是，他还是没能当上兵。“原因？”朱玉华说：“不是受到历史问题影响，就是没有关系没送礼这些，现在的社会关系，真是太复杂了。”
更为悲惨的是，后来就业于毕节毛纺厂的吴明源，在新千年到来之前，他又遭遇了中国特色的“下岗“。失业后，没有了出路的吴明源只好回到老家石门坎做泥水工。2005年，他患上癌症，2006年，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大学生，可以让地下的博士爷爷和学士外公引以为荣的孩子，就这样抱憾离开了这个冷漠、残酷的人世间。
灾难，还没有结束。
前几年，朱玉华的二儿子吴忠源患上了石门坎流行严重的肺结核。因为无钱医治，只能在家吃点便宜药，人，如今只剩下一丝丝气息了。对肺结核，政府不是完全免费治疗吗？朱玉华说：“人家是给你免费治疗，但免费治疗，我们得把病人搬弄到威宁县城。我退休的早，在威宁没有房屋。你们想想。二儿媳要摆摊子求生活，照顾二儿子的事情，多由我负责。我七十多岁的人了，别说照顾不了他，就是照顾得了，进城之后，吃饭睡觉，一天要多少钱？再说，他都这样了，即使有车，能否经得住一百多公里路途颠簸，活着去到城里治疗，也是个问题啊。我们家没有关系，也没有钱，疾控中心不可能无缘无故跑这样远，下乡来给你儿子一个人治病吧。”
我们也曾见到了吴忠源。他那病弱的样子，他那绝望的目光，对有一点起码良心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考验。到卫石门坎生院反映他的病情，往有关部门打电话，给他出主意，让他写个书面求助信交给有关单位部门，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
“自己的户口在威宁县城，人，住在石门坎。石门坎的困难补助，轮不到我头上，单位上有什么补助，我不得而知，也没人给过我。”朱玉华说，去年，黔灵山叫迁走园内坟墓，迁移父亲朱焕章坟墓的钱，多是关注石门坎，关心他们家的人捐助的。张坦不仅捐助了一万元钱，还为此奔走呼号，题写碑文等。
我小心地问起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即她们健在的五姊妹及其子女信基督与否的问题。朱玉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少女时代，她常常在父亲的带领下，进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好开心，好快乐，但是，万万没想到父亲后来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今天会是这样的处境。“我们一家几代，可以说，是成也信教，败也信教。”朱玉华说，包括已经去世的大姐，她们姊妹六人都“在党”工作，当年的教训，她们永生不忘，今天的生存需要，也让她们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别说她们这一代，就是下一代，也没有一个人皈依基督。说完，稍稍停顿，又补充到：“这不是说我对基督反感，我们姊妹都知道，坑害我们的，不是传教士，不是基督教。我表面不信，但我心里却是信的。”
那么，写过入党申请吗？朱玉华说，她们六姊妹，只有在云南工作的那个妹子是党员，其他的全在贵州，一个党员也没有。“不是没有动过入党的念头，我也写过入党申请的，但是，我是反革命后代，人家咋子会批准你入党？贵州的环境，不如人家云南啊。”朱玉华说。
我再次想起了东人达和张坦，想起了他们翻译或写的有关石门坎的书：贵州人写贵州事，书只能在云南出版。又返回来：贵州的国安“调查”，贵州的民族宗教工作者逼走了贵州的人。是的，这样的事情，与制度分不开，但也与人，是否有良知，也分不开。
“有人对我说，以我父亲的名义，申请几个钱给二儿子治病。但是，我不想沾老人的光，不想求爹爹告奶奶看人家的白眼。我的退休工资可以买些药给二儿子吃的。就是爬着跪着，今年，我也得把我这个房子粉糊起来。”朱玉华最后说，有生之年，她还想尽最大努力，给在外面打工，没有一间房屋的幺儿子修建两间房屋。
我深知，对朱玉华这样的老人，仅仅有敬佩，还远远不够。但是，有人不知道。或者说，该知道的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充作天聋地哑。
上帝啊，保佑朱焕章的后代，让他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吧！
我在心里，为朱焕章，为朱焕章的后人；为石门坎，为更多的人们，祈祷着，祈祷着！
（文章发出前夕，石门坎转来消息，朱玉华的二儿子吴忠源已经死去两个来月……）
五
年丰村的苏科寨距离石门坎有十七八公里路程，那里有一所教堂，有不少虔诚的基督徒。第二天，即4月4日清早，我们即上了车，奔苏科寨而去。
石门坎通往苏科寨的公路，也正在修建当中。张国辉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年底修建完毕之后，来苏科寨，来石门坎，就不用经过赫章和威宁，取道云南镇雄、彝良，道路宽阔平坦不说，还能减少行程七、八十公里。这几天的收获，远比我们预想的好，现在听了这样的好消息，大家都兴奋地表示，以后，每年都要来几次石门坎，来祭奠柏格理他们，来凭吊当年传教士的遗迹，来与苗族虔诚的基督徒交朋友，来聆听天籁般的赞美诗，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今天天气已经转为阴天，大雾，或在山顶，或在山腰氤氲着，蠕动着。一阵穿云破雾，车只行驶七、八公里，刚到石坝村，道路就被施工石头挡住了。石头挡得住车辆的四轮，挡不住在柏格理等精神激励下的我们的双脚，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大路好走，路途较远，小路与此相反，张国辉问我们，沿着大路走，还是取道小路而行？想都没有想，我们就说，走小路，再难走，也不会有当年柏格理他们那时候难走。再说，走在柏格理他们走过多次的小路上，收获会更多的。
步行到半山腰时，一马当先的我看见一个围了头帕的女性老年人拄了根竹棍，有些吃力地从山上走下来。我连忙先让道，接着拍了几张照片。在一个地方休息时，我把刚才的照片给大家看，张国辉看了，说，这就是在“地区”写党史的高手，县级领导谢某某的大嫂。说完，问我们知道不知道谢某某其人。我们都乐了，说，知道，怎么不知道，谢某某，有名得很哪。
有个人问我们，谢某某有什么好笑的？我就给他说，谢某某，是个今天十分难得的人才啊。他是毕节地区“老干体”诗词代表作家，每逢其组织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能整出几首“绝句”、“七律”之类发表在党报、党刊上。接着，我给大家讲了谢某某发挥得最淋漓尽致，也最为经典的一个故事：我与谢某某曾经是同事，有一年，我和他奉命带领所谓离休老干外出“参观考察”。出发上车之际，他对老干们吆喝道：地市级的坐前面，县团级的坐后面。此话一出，地市级的不吭声，县团级的则给气得脸红筋涨，有的县团级干脆一屁股甩到前面座位上：我今天倒要看看，那个有种的敢把我撵到后面去！
近日还听说，已经退休了的谢因为与一个“老领导”为了争夺地区诗词楹联协会主席交椅，竟然在会场先是互相贬损，接着老拳相向……
我们正在赶往的苏科寨，传教士曾经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吴性纯。有人说，四九年“解放”后，石门坎及其周围的乡民中，就没有出过数得上的人物了。今天这一巧遇，可以堵住这部分采信了“有害信息”的人的口了：这谢某某，人家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在解放军大学锻炼过，还把官衔也成功做到了“七品”的人才，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县级奇才啊。
到达苏科寨，走进吴宗全家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两点钟。
苏科寨是一个建在半山腰的寨子，总共就40户人家，160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户汉人之外，其他的人户都笃信基督教。吴宗全的夫人为我们准备午饭，我们和吴宗全的话题，自然就围绕着苏科寨的信教史展开。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不久，基督的福音，也就随着他的脚步，传到了苏科寨。吴宗全说，吴性纯出生于1878年，去世于1979年，是他的二爷爷。少年时代在光华小学毕业后，吴性纯被送到云南昭通宣道中学深造。后因为品学兼营优，又由教会资助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继续深造。1927年，成为第一位苗族医学博士后，他义无反顾，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生养自己的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开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办护理学校培训护士，普及农村卫生教育，等等。苏科寨最早的教堂，就是他回到苏科寨后，牵头集资，并组织村民们投工投劳修建的。教堂修建好后，除了礼拜天做礼拜外，平时就用作孩子上学的教室。抗战开始的第二年，吴性纯买了数十套桌凳，捐赠给苏科寨学校。到了反右、文革时期，苏科寨也不能信教了，教堂也被拆除。但是，吴宗全说，即使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基督之光，也没有从苏科寨，从石门坎消失，公开不敢从事基督教的活动，暗中，还是有不少人信奉基督教。文革结束初期，虽然仍然不敢公开，但是，信教的人们明显开始多起来，也较为公开些了。到了1988年，威宁民宗局拨了3000元钱，用作恢复苏科寨教堂。这点钱，即使在当时，也只够买瓦用。修建教堂所需的木料，砖块等，都是基督徒们这家凑点，那家捐点来的。需要劳力的地方，教徒们不用谁吆喝，自己就来了。
吴宗全一家，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基督徒，他的三个子女，也都是基督徒。如今，苏科寨这个点有100多名受洗基督徒，另有300来人登记在册。我们问，登记在册是什么意思，吴宗全说，也就是，欲皈依受洗的人，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得由民政局，统战部和公安局登记在册，然后才能受洗。其他人听了，不觉什么，我听了皈依基督居然要到公安局登记，就想起了自己刚出监狱的时候，警务区把我传唤到派出所，把我作为“重点人口”登记在册的事情。看来，在许多人心目中，基督徒是刑满释放人员般需要高度重视的“准犯罪嫌疑人”。
过去，许多人都因为信奉基督受到迫害，有的甚至给迫害死了。即使在今天，信奉基督教，看来也不受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科寨信仰基督教的人为什么还这样多？有人问。吴宗全说，信奉基督和不信奉基督，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表现，都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基督徒不仅能认识繁体字，知识相对丰富，在思想观念上，也相对开放，具有爱心。吴宗全引用了从石门坎走出去的王文宪老人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如果没有柏格理，没有基督教，苏科寨和石门坎将一直处在黑暗中。
是的，如果不是柏格理，如果不是基督教，石门坎没有四九年前的文化兴盛，也不会有今天修建好和正在修建中的教学楼，不会今天就用上自来水，不会有正在施工中的柏油路……等等，等等。
谈着话，有人来问吴宗全捐粮食的事情。我们一打听，原来，上个月，云南彝良核桃坪有30多户人家遭受了火灾，不用动员，不用催促，也不急什么名字，不记多少，有钱捐钱，有粮捐粮，也不管受灾的人是省内省外，主内主外，苏科寨，石门坎的基督徒们，正在向受灾的邻省弟兄姊妹捐助他们目前最为需要的衣服和粮食。
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苏科寨与石门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也向灾区捐赠了钱物。关心他人如关心自己，早在1915年12月云南蔡锷发起讨袁起义的时候，石门坎教区教友们竟然发动募集了1000多元汇至云南军政府，这个消息在当时轰动一时。
吃完饭，我们来到教堂。教堂里面，一块黑板上写着“苏科教会核桃坪捐献”字样，地下，则是教友们捐献的十多袋粮食，一些衣服。
墙上还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以及一个石门乡党委、政府送来的“开业志喜”般的牌匾。我知道“开业”之说于教堂有些不恰当，甚至是亵渎，可是，面对牌匾上的烫金大字“招财进宝”四个字，我想，送牌匾的人，即使不是有意识的，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也许就希望这里不是个搞宗教活动的地方，而是曲线搞钱的场所。据说，石门坎的道路翻修等等，都是与石门坎将被开发成“旅游区”有关。是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石门坎内外的人们一切向钱看，挖掘石门坎的经济价值，利用传教士的经济价值，而不要、不能去关注石门坎和传教士的精神价值。正因为如此，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后代来石门坎祭奠自己的亲人，只得取道云南，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做坏事般悄悄来到坟墓上，默哀、祈祷十来分钟，就匆匆离去，否则，派出所，党政的“高度重视”，就会接踵而来。
桌子上的《圣经》，墙上的文字，要么是汉字，要么是老苗文，即当年柏格理和苗族知识分子发明的波拉德文字。墙上的那段约翰福音，也是老苗文。四九年后，为了取代苗族人心目中“救星”的地位吧，新苗文出来了，还办夜校等学习班推广。折腾几年，因为百年后的新苗文实在没有百年前的老苗文科学、先进、易学，所以，石门坎的人们，至今使用的，仍然是老苗文。显然，在心胸褊狭、恼羞成怒的那部分人心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套用文革时的一句名言，就是：文字头上也有阶级斗争。
想当救星给人膜拜，想充先进有人紧跟，和究竟是否救星和是否先进，那完全是两码子事情。
吴性纯在苏科寨有个侄儿，名叫吴善宇，起码75岁了。据王大卫和沈红的书里记载，吴善宇记忆惊人，表达清晰，思维活跃。我对吴善宇感兴趣，很想见见他，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记载在王大卫的《中国石门坎》里：
他认为，柏格理等英国传教士不是“文化侵略”，更不是“文化特务”。理由是：英国传教士在没有自己文字的苗族地区，创制了苗文，创办了学校，创办了医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还传播了文化和文明，他们并没有掠夺中国的文化。
还有，就是这一段叙述：在吴善宇几乎一贫如洗的家里，端端正正挂了一幅毛泽东的头像，头像下端，用毛笔写了几个字：人民大救星。我在这幅像前伫立良久，沉思不语。
关于前一段，我想，吴善宇虽然文化不高，又是一介布衣，但他的这一观点，犹如没有受到官方宣传影响那样，显得真挚而淳朴，更是显得比有些专家、教授还有见地。但是，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吴善宇怎么又把毛像称为“人民大救星”？是救星，四九年后，为什么信教也有罪？是救星，朱焕章怎么自杀了？是救星，那个云南武定受到过毛救星接见的苗族传教士王志明，怎么仅仅因为文革期间劝说基督徒不要参加“三忠于”运动，就被枪毙了，枪毙前为了防止他喊口号，还用刺刀把他的舌头搅碎了（见《中国石门坎》简化字版本《寻找那些灵魂》385页）？是救星，吴善宇本人怎么还一贫如洗，连所穿衣服都是前来“考察”的“同志”送的？
遗憾的是，据吴宗全和张国辉说，如今的吴善宇已经老悖，言语重复、颠三倒四，没必要见他了。
沈红，包括甘铎理他们的后代来到石门坎，来到苏科寨，遇上什么吃什么，从来不答应村民为自己特意准备食物。见贤思齐，离开苏科寨与吴宗全一家告别时，我们想开饭钱给吴宗全。可是，张国辉说，别那样，多余的，吴宗全不会收你们饭钱的。怎么办？不能就这样走了啊。还是我们中的一员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借口”：苏科寨不是正在给核桃坪的灾民捐款吗，我们这钱不是给你的，你帮我们捐给核桃坪灾民吧。果然，吴宗全收下钱后，说，一定帮我们把这钱转给灾民。
多么淳朴，多么虔诚的基督徒！
还有《中国石门》上那个长相清癯，气质非凡的陶进国长老，我也想与他面晤，但据说他家住得太远，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够了，只好不去。但我想，以后，我会来见陶长老的。
离开苏科寨，我们来到了距此不远的年丰小学。年丰小学现有在校生178个，校长是吴宗全的弟弟吴宗成。吴宗成是六七届石门坎民族学校小学毕业生，初中未读完，就回到苏科寨，1974年正式进入年丰小学，当了多年代课教师，近年好不容易才转正了。年丰小学现在有两栋教学楼，一栋是1994年修建的瓦房教学楼，新的这一栋有300多平方米，是一个叫做刘晓平的成都人于2005年捐款11万余元修建的，他是个基督徒。该校有教师共六名，只有两个正式教师，其余皆为代课教师。在同一个学校，干几乎相同的工作，正式教师，工资达到二千四、五，非正式教师，就只有300元。为什么这些教师不能转正？据说，也就是没有把教育学和心理学考过关，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这玩意，任你课上得再好，有关部门就是不发给你教师资格证，你就永远只能做一个没有资格的教师。但是，自学的不行，你得参加人家举办的有关学习班，如此学来的，才是“知识”，就像考驾照，在别处学的，技术再好，交警部门也不承认，非得交了学习费，并把学习过场走完，才给你驾驶证。正因为如此，石门坎代课时间很长的张国健和吴元华老师，前者代课26年，后者代课20年，仍然是只领两三百元的吊命代课教师。如此寒酸的“束脩”，怎么留得住教师，所以，石门坎的教师来过不少，只要不是本地人，都总是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代课教师是石门坎的主力教师，他们全走了，石门坎的学校，大多要垮。吴宗成说，沈红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石门坎19位代课教师出去培训，考取教师资格证，将他们永久留在石门坎。但是，石门坎教辅站接到电话的人对沈红说：有钱，拿来，我们会自己组织培训事宜。此事就这样搁浅了。前天，沈红打电话来，问吴宗成，每年给代课教师增加1000元，能否稳住代课教师，能稳住，她努力努力……
离开年丰小学，走过一段段修建中的公路，赶上在十来公里外等候我们的车辆，回到石门坎，天已经黑尽了。
六
4月4日，天刚亮不久，我就起床，一个人来到了柏格理和高志华墓前。今天是清明节，我又在石门坎，在这一天凭吊一下柏格理和高志华，理所当然。在二位牧师墓前进行了默哀和祈祷，完了之后，补拍了二位尊敬的牧师坟墓照片。来的那天，一是天色接近傍晚，再一是有水珠溅到了镜头上，拍下来的照片上就有很多水珠。
张国辉所说的“上帝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距离石门坎56六公里的新营村。新营村有76户人家，近300人。站在高处看新营村，有个现象很显眼，几村里每一栋小茅草房屋旁边，就有一栋水泥平房。张国辉说，这都是香港乐施会费立波等实施小额贷款，投入发展基金等的成果。在费立波等来此之前，新营村是石门坎最穷的村。费立波来到新营村的时候了解到，一到了新年二三月份，新营村的人们就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有的人家户，几个月没有蒸一次饭，连蒸饭的甄子，都罅口——开裂——了。境况稍好的人家即使有钱买点苞谷，也只能用书包买个十斤八斤，买多了，没钱。乐施会来了之后，不仅带来了小额贷款，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地膜栽种、小水窖技术。若干年下来，如今的新营村，不仅是石门坎住房平方最多的村子，还新修了30多个大、小水窖，解决了人畜饮水，人畜同居的问题。我们说，难怪都有新房子住了，老茅草房还留着，原来，是留给牲畜的。过去每逢过年，只有几户人家杀个“瘦壳壳”猪，如今，大部分人家都能杀肥猪过年，有的人家户，还不只杀一个猪。新营村有个基督徒聚会点，因为教友较多，所以，每年的圣诞节，都过得比传统春节隆重。
回到石门坎，吃了午饭后，我们对张国辉说，下午，我们自己随便走走看看，这几天辛苦你了，你就休息休息吧。
来石门坎几天了，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正式的足球场，于是，大家决定问询着，到足球场看看。
走在公路一个弯道上时，看到路边有一个下颌上长了两寸来长胡子，穿件中山装的壮年男子，我想，他应该是本地人，于是，就走上前去，问他可否知道足球场在什么地方。谁知，他说他不是本地人，是云南彝良人，不知道足球场在什么地方。道谢之后，我们往前走，准备问其他人。走了几步，我回，随口问道：请问，你信奉基督吗？他回答：信的，我信奉基督，今天，我就是专门来给柏牧师、高牧师扫墓的。
（重修的伯格理和高志华坟墓）
我一听精神为之一振：你从云南，从彝良，专门赶到石门坎，为柏格理、高志华扫墓？
他回答：是的，我昨天就出发的。
你家距离石门坎有多远？
80里。
我对面前这个人肃然起敬，于是，我与他攀谈起来。这一谈，谈到了我很想知道，我很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他叫张荣显，彝良县奎阳乡人。他的父亲叫张树德，早年从石门坎光华学校毕业，后来在家乡当牧师。文革之前，张树德就被打为反革命，受到种种迫害。文革开始不久的一天深夜，有人敲响了他们家的房门。门打开之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穿了件反衣服的人。那人拒绝进屋，只是隔了门对他父亲说：快跑吧，不跑不行了，他们要整死你的。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之中。张荣显的母亲，那时已经过世，连当时不在家的张荣显的大哥张容纳也来不及找，连夜，张树德带着张荣显弟兄姊妹四人，几经辗转，来到了云南镇雄一个偏僻的山村，开始了多年的避难生活。没有一起逃走的张容纳被那伙人抓起来，顶替父亲挨批挨斗，挨打挨挂黑牌，直到多年后，才悄悄找到镇雄，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等。迫害没有吓到张树德一家人对主耶稣的信奉，不仅逃难中的张树德坚持着读圣经，作祈祷，做礼拜，就连张容纳，也坚持着对上帝的忠诚，在镇雄期间，在做着地下牧师。几岁的时候，张荣显就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了。那个年代，信奉基督，根本不敢公开，得避人耳目地进行。七十年代初期，十多岁的张荣显就经常跟着父亲、哥哥等，于每个礼拜天深夜十点至十二点，悄悄来到山上聚会，大家一起，在石洞里进行祈祷、唱赞美诗、做礼拜等。张荣显受洗的时间是1979年，在当时，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第二年张荣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在是背着反革命黑锅的人，直到去世两三年后，父亲才被平反。
一起来到柏格理、高志华墓前，献花、鞠躬、默哀、祈祷后，张荣显说，自从1986年开始，或清明，或其他时间，他每年都要步行来到石门坎，拜谒柏格理、高志华的坟墓。1987年来到石门坎时，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女老人告诉他，她知道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尸骨在什么地方，只不过，因为自己当年还年轻，老人没有把具体地点告诉自己。当时，我一听悲喜交集，我一下子紧紧搂住张荣显，哽咽着在张荣显耳边说：真是太好了，是上帝派你来见我，是上帝派你来告诉我这些的。知不知道柏格理、高志华的尸骨在什么地方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目前情况之下，只要我们确切知道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尸骨还在石门坎，还在关注着石门坎，还在关注着石门坎的人们，这就够了！
其他人也流泪了，他们也说，真的太奇妙了，如果不是早上去了新营村，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行动，如果不是要找足球场，如果不是偶然问了路边的张荣显，如果我没有再回头问他信奉基督与否……我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知道这一切，永远不能认识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张荣显！
感谢上帝！
张荣显说，柏格理他们住过的五英镑小楼被推倒的时候，那位女老人哭了。也是这位老人带张荣显来到柏格理坟墓上的，因虽然，那时，柏格理的坟墓只是一座劫后的废墟。
过去，每次阅读《伯格理日记》等，读到柏格理感染伤寒病死亡一节时，我总是仰天长叹：上帝啊，这样好的人，这样虔诚的你的仆人，他怎么还会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的眼皮底下，以这样的方式死在这里呢？
在一本薄薄的石门坎教会自行编印的《石门坎基督教会简史》扉页，我看到了引用于《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的这样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我想起了表面没有皈依基督，却说心里相信上帝的张国辉，朱玉华，想起了拿出房屋给弟兄姐妹做聚会点的谢正书、张玉来，想起了深夜来到山洞也要信靠上帝的张树德，张容纳，张荣显，想起了冒了天大风险收埋伯格理、高志华尸骨的不知名老人……直至此时此刻，我才算是懂得了伯格理牧师，高志华牧师，索恩牧师，萨温牧师……长眠于石门坎，长眠于中国大地的意义所在。
我感到宽慰了:《圣经》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是啊，那只能把柏格理、高志华尸骨抛出坟墓，不能将柏格理、高志华灵魂赶出石门坎，不能将基督的福音拒之于石门坎之外的，我们尽可以蔑视他们！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传道者，张荣显的言谈中充满着基督特有的哲理和真理。他说，他之所以要年年来拜谒柏格理、高志华的坟墓，是因为自己最清楚，没有柏格理他们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这里，这里的人们就没有昨天和今天这样的行走在光明之中的好日子。“圣经说，你当孝敬父母，在我们看来，柏格理、高志华他们就如我们的父母一样的爱护我们，我们当然也当敬爱他们。”张荣显还安慰我们说：虽然我们不知道柏格理、高志华的尸骨究竟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死后，门徒们到坟墓里找他时，只看到耶稣生前所穿的麻布。这时，天使就对他的门徒们说：有人偷去主耶稣的尸体了，你们怎么在活人中找死人？他已经复活了！
终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天堂相会的，临别柏格理、高志华坟墓之际，张荣显喃喃地说。
张荣显要踏上回彝良的路程，我们要如约去看护教堂的张玉来的家中。相会是奇迹般的，相别是难分难舍的。都各自走开好远了，我们还在与张荣显隔着山谷，远远相望，遥遥招手；相望，招手……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了对电话，这一现代已经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由衷的赞美：多亏有了电话，我不会与这样好的人失去联系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对张荣显的思念和对重逢的迫不及待使得我拿起了电话，按照张荣显当初留给我的，他的邻居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真是神奇而令人热泪盈眶，不大一会，李弟兄，一个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真是张荣显弟兄，张荣显弟兄，他真在那头和我说话了！他说，分别的第二天，他就打过我的电话，但对方说打错了。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再告诉他，他一对，嘿，真是我写给他的号码有误。
幸好，我给张弟兄他比较及时地打了一个电话，否则，多不好。
张荣显问我，什么时候还去石门坎，什么时候去他家作客。我说，会的，都会去的，最可能的，是今年圣诞节前几天。到时候如果能够成行，我一定提前告诉他。
放下电话没多长时间，我的电话又响了。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一接，是张荣显打来的。他说，这是他一个什么“姑爷”的手机，以后打这个电话，找他会更方便。最后为我祈祷：主与你同在！
我也为他祈祷：主与你同在！
随着张玉来的夫人，我们来到了他在新寨的家中。张玉来家的境况看来相对好，除了一栋好完好的土木结构茅草房外，他家还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混平房。张玉来和儿女们栽苞谷去了，我们也来到地里，看看他们劳动的情形。张玉来正和儿女们一道，有的在用锄头覆盖小坑里的苞谷种子，有的正在往地里运送肥料，孙子孙女们则背了个小背篓，在讨猪草。这里虽然鲜见稻田，但这种平和喜悦的地头劳作情形，还是让人容易想起“乡间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有插田”之类的古诗。见我们来了，张玉来带领家人很快做完活路，收拾起农具，与我们一道回到了家中。家里有个手风琴，原来，这琴是张玉来的女婿的。他女婿是个布道员，手风琴，是教唱赞美诗时用的。张玉来的爷爷见过柏格里，他的二女一儿，包括女婿，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茅草房里，张玉来的夫人指着墙上的黑板说，在如今他们看护的新教堂修复之前，有五个点的教友，在这里聚会了七年。张玉来在教会的职务，是执事。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如约见到张国辉，并在她的带领下，见到了杨雅各的曾孙女，现年68岁的杨华银。杨华银是杨雅各的二儿子的孙女。我们走到杨华银家门前时，杨华银正在喂猪，见我们来了，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把我们让进屋子。这个屋子的简陋，与朱玉华的家一样，一贫如洗，命运也与朱玉华差不多，令人感叹。杨华银在六十年代初期结的婚，婚后生育了一儿一女后，文革就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杨华银这样的“帝国主义走狗”家庭大受歧视，他的丈夫想出人头地，混了个什么头子干着。这样一来，杨华银的身份就成了他前途上的一个障碍，他采取的办法是：从杨华银和自己儿女的面前消失。从那以后，杨华银和她的儿女们，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丈夫和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当初去了哪里，现在在哪里，甚至是死是活，等等，杨华银和儿女们一概不知。那一年，杨华银才23岁，也就是说，杨华银守活寡，已经整整45年。女儿，嫁到临乡黑土河去了，儿子，本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但是，他与朱玉华的儿子一样，也于数年前患上了石门坎发病率很高的肺结核，并于去年早逝。去世时，才45岁。儿子去世后，留下了孙子孙女四个人。如今，大的那个孙女才读初三，小的孙女，才五、六岁。杨华银家有一亩多地，现在，种地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儿媳身上。杨华银说，她的身体还将就，天气好的时候，她还能跟了媳妇下地，做点丢种子之类的轻活。在家里，喂猪养鸡做饭等，她样样都得干。“媳妇太累、太忙了，我不能看着她一个人忙了地里忙家里，只要遛的动，我就得帮着她，把孙子孙女们带出来。”杨华银说。
儿子死后，杨华银气得不行，连耳朵也气得不大听得见声音了，身体也下滑了很多。后来，关心她的人给她说，你来信靠主耶稣吧，请主耶稣帮助你。没别的办法了，杨华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抱起了《圣经》，走进了教堂。“自从信主之后，弟兄姊妹们都帮我祷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因此好了许多。心情一好，身体也好了起来，否则，像你们这样的说话声音，我根本听不清。”说完之后，杨华银稍稍停顿，又补充了一句：“感谢主耶稣！”
七
当天晚上，我独自参加了教堂唱赞美诗的聚会。聚会结束后，我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等大致告诉了王国光和张玉来老师，并对他们说，本来很想参加明天的礼拜，但人家的车明天一大早就要走，没办法，只好现在就和你们告别了，我还会再来石门坎的。两位老师说，他们不怕，不忌讳我的人和事，请我放心，还嘱咐我有机会到他们家做客。我说，一定会来的，再来，就不与他人联系，直接就到他们家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在雨里雾里，我们依依告别了石门坎，告别了柏格理等的坟墓，告别了王国光他们，踏上了归程。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车辆行驶到威宁县观风海镇野鸡坪时，雨雾中飘起了雪花。并且，雪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一会，就没有了雨水，天空飘下的，全是鹅毛大雪，真正的鹅毛大雪。很快，地面就铺上了白茫茫的雪花。
看着这奇异的天象，我的心，若有所悟。是啊，我们刚到石门坎的3月31日和第二天，都是阴雨天，4月2日，却是万里无云，艳阳高照的大晴天，接下来的三天，是阴天，而今天，却是大雪天。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明天是阴是晴，但是，瑞雪兆丰年，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好日子。想一想，2号之前的阴雨天气，不就是1905年之前柏格理他们来到石门坎之前，苗族人等在黑夜里挣扎的真实写照吗。而2号那一天的灿烂阳光，不就是石门坎1905年到1949年，传教士在石门坎传播福音的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日吗。接下来的两天阴天，也就可以理解成1949年到现在，石门坎相对1905年前好些，相对1905年到1949年又差得很远的时期。那么，我们离开石门坎的4月5日，有雨有雾，还有大雪，这不就是物极必反，苦尽甘来的神喻吗。对，就是这样，基督之光，又一次将照射在石门坎了。天下苦秦久矣，若是这样，该有多好。
当年，王树德离开石门坎悔过休假时，一个依依不舍的老年女性基督徒流着泪对王树德说：“慢慢走，老师，慢慢走再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这些孩子们。”
我也在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呼唤着：伯格理，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主耶稣，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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