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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表扬我的杂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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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
1、杂文初试锋芒
副刊，是中国报纸的一个传统，一大特点。尽管是“报屁股”、“龙尾巴”，但都不可小觑。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到北京的《京报》《晨报》，到《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以及后来的《大公报》《文汇报》，无一家报纸没有副刊。这些副刊，有综合性的，有文艺性的，有综合性与文艺性相结合的----即综合性文艺副刊。言论是副刊的眼睛。魯迅的杂文，大部分就是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的，成为副刊的火眼金睛，引起社会的震动。
上海《解放日报》于1956年9月20日创办《朝花》副刊。“朝花”两个字是取魯迅墨迹，于当年12月6日第39期冠名。《朝花》副刊从创刊开始杂文栏目一直坚持而没有中断。因为其奉行的宗旨就是：言论是副刊的眼睛。杂文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思想评论，是副刊的压轴戏。没有言论的副刊，总给人以轻飘飘的感觉，就像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副刊一样。
《朝花》杂文的作者，坚持领导干部与名家两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朝花》创刊后，虽然发表过一些如张春桥、杨永直、李家齐等领导干部的杂文，但总的看还是发表名家的为多。1956年鸣放时期，就发表有巴金的《“有啥吃啥”》，魏金枝的《不要千篇一律》，林放的《“片面”无忧论》，俞振飞的《演戏人的话》，严独鹤的《小菜场与大饭店》等。1957年反右派时，发表了周原冰的《小品文万岁》，王道乾的《谈“吃利息文学”》，姚奔的《“闭门”外谈》等一批整风反右的杂文。1958年发表了一批反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知识分子改造的的杂文，如姚文元的《雄心惊得专家叹》，刘金的《人的力量》，桔子的《关于“文曲星”的迷信》等。1959年发表了一些谈调查研究、克服困难的杂文，如石梁人(周原冰)的《续话困难》，拾风的《跳一跳，摘果子》，郑恒春的《要学会做“医生”》等。
我是1960年春进报社的，当年的宣传方针是在去年反右倾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当时上海市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是上海一件跃进新事、大事，总编辑要求《朝花》发言论，但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作者做此等题目，而且又是急就章。我只好自己执笔，在粗粗采访了几个所谓城市人民公社后，在当天夜里趕写出一篇杂文，题目叫《孟轲的理想》。内容讲，两千年前孟轲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但一直没有能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个特点，是形成社区服务，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不仅实现了孟轲的理想，而且远远超过了孟轲理想的社会意义。这则杂文刊在《朝花》头条，反映很好。但在编前会上也有一位“左”得更“左”的仁兄，吹毛求疵说:难道我们的理想就是孟柯的理想么？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天堂!
“七千人大会”(1961年扩大到县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人们对“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有所认识，开始调整跃进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布局，真正看到困难的严重性，从干部到百姓，人气、士气大衰了。为鼓舞人气，我动了几天脑筋，写成杂文《站得高
看得远》。用譬，你若站在上海城隍庙九曲桥上，只能看到弯弯曲曲的路；你若站在国际饭店楼顶，就可看到上海全景；你若站到泰岳之顶就可看到天下美景，小天下也。借此鼓励国人在困难面前要登高望远，既看到当前困难，又可看到克服当前困难之后的通衢大路，美好未来。武振平着了稿子，认为很好，马上送兼文艺部主任的姚天珍。姚天珍一直压着，一个月之后，武去催问，姚说“不用了”，但讲不出不用的理由。我把小样寄给《文汇报》《笔会》副刊杂文编辑赵戈今，一周后即见报，刊在《笔会》头条。武振平认为《朝花》不登很可惜。赵戈今打电话给我说：“这篇杂文报社内外反映很好。希望老弟多赐稿。”从此，我就开始了同赵戈今先生和《文汇报》《笔会》的一段杂文缘。
不久，我到上海郊区兜了一下，发现人民公社制度有些松动，确切地说是开始瓦解。食堂逐渐被取消，连鰥寡孤独也喜欢回到自己家里开火灶。农民开始从被捆绑着的“集体”的绳索中解放出来，发挥其个体经营的积极性。集市上开始出现一些个体农民自种自产的农、副、手工产品，透出一丝生气。在镇上又可吃到如枫泾丁蹄之类特色食品了，又见到个人开的茶馆店、面店。我回到报社，写了两篇散记，实为杂文式的随笔。一篇叫《楓泾镇上》，另一篇叫《农村茶馆》。《枫经镇上》在《朝花》头条刊出，好象从凋敝的农村大地吹来一股春天的风，获读者好评。后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此文收入上海的中学教科书。《农村茶馆》又在姚天珍处压了几个月，最后又传出“不用了”的口令。我把它投稿到《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不久就在《大地》头条刊出。
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召开，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一批杂文，有的发表在《朝花》上，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副刊上。其中有移风易俗的，如《葬仪的革命》等(发表于《笔会》)，有借南海民兵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特务讲两岸关系不能麻痹的，如《阿螺的教训》，他如《饮鸩止渴》等(均发表于《光明日报》《东风》副刊)。
进入《解放日报》三年，我的杂文习作就打入中央两家大报和上海两家大报。我的杂文和“元三”的笔名已经引起读者的注意。有若干篇被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杂文集中。姚文元调到解放日报文艺部后，就对我说：“我看到你在《光明日报》上的杂文”。《笔会》杂文编辑赵戈今每季度总要同我通一次电话，还专程到解放日报来看过我一次。他说：“你的杂文内容鲜活，证引翔实，非花架子，真功夫。”因此，说我的杂文习作初试锋芒不是枉言也。
2、柯庆施表扬
有一次，《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从市委开会回来，召集编委、部主任们传达。传达中有：柯庆施同志在讲到当前上海工作时说，今天《文汇报》《笔会》副刊上有一篇杂文，题目叫《“左撇子”精神赞》。该文从《解放军文艺》上一篇报告文学谈起，说一个解放军战士，从实战出发，苦练基本功，不仅练右手投弹，成为右手投弹能手；而且还苦练左手投弹，同时成为左手投弹能手。该文从这位战士左右手功夫都硬，说到当前工作要做得好上加好。柯老说，我们上海当前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像这位解放军战士一样，苦练基本功，做到好上加好。
文艺部领导听传达后，第二天召集文艺部全体人员再传达。当传达到柯庆施上述讲话时，我开始心头一惊，后就故作平静。有人从报架上翻到昨天的《文汇报》《笔会》，不禁失声叫起来：“元三!元三!”大家把目光投向他，莫名其妙。他才解释说，“这篇杂文是赵元三同志写的”。
柯庆施是中共元老，中共“一大”后办的平民女学教员中,有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柯庆施、刘少奇等。柯六十年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记兼市长。柯对我这篇杂文肯定、支持，并在市委会议上向市委及各级干部借题发挥，号召学习发扬解放军战士的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的精神，我经过反复思忖，觉得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使然。首先，柯庆施喜欢杂文。柯庆施之所以喜欢杂文，既是个人爱好，又有更重要原因——毛泽东喜欢杂文。毛泽东青年、中年、老年各个时期的著作、讲话，有许多都是杂文。毛泽东称赞中国杂文巨匠魯迅是文化巨人，毛泽东也很欣赏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曾声称自己退出政坛后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写杂文。可惜毛泽东因终身从政，未能如愿做专业杂文作家。柯庆施同毛泽东关系密切，紧跟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对于杂文，爱屋及乌，是自然而然的。其次，柯庆施一直都很关心上海报刊上杂文。因为毛泽东一直关注上海报刊上的杂文。整风、鸣放时期，毛泽东关注上海报刊上左、中、右三派杂文家的杂文。右派杂文家徐中玉、孙大雨等人的杂文，他拜读了；中派杂文家如林放等人的杂文他拜读了；左派杂文家如姚文元等人的杂文他拜读了。都引用在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中了的。在短暂解冻时期，柯庆施深知毛泽东仍然在关注着上海报刊上的杂文。杂文，是时代的晴雨表，民心民意的风信标。其三，柯庆施早已注意到新作者元三的杂文。反右派中，许多人因写杂文而罹难，所以，反右派以后，上海杂文界寂寥冷落，都多老作者都不敢写了，新作者又一时难以呱呱落地，因为杂文不是一蹴而就、什么人都能顺手写好，像写顺口溜、打油诗、随记似的。杂文作者要求深厚的文化、社会、政治功底。在文网密集的时代，还要有一种为信念而献身的勇气。写杂文，弄不好，很容易被视为不同政见者、异己分子的。巴金在1962年5月上海文代会上的那个发言，其实就是杂文式的，因而召忌。我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知识有一点，但社会、政治经验都贫乏得很，有的只是一种对新社会的理想化的憧憬，为社会发展用笔效一力的愿望。至于勇气么，不过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之类罢了
。但靠了我业余、假日、连别人打牌、喝咖啡的时间的阅读、写作，三年来，我作为上海杂文界的一棵小花或小草，破土而出了，在寂寥的上海杂文园地上，能引起读者的注目了。这众多读者中，有高端读者柯庆施，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其四，我的杂文虽稚嫩，但也有以下自己的特点：A、吃准了中央与上海这两个“上头”的意图与精神，也吃准了“下头”——城市与农村百姓的疾苦与要求。因而杂文主题上头下头皆可中意。B、杂文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文风清新、明快，证引充实，要言不烦，很有视觉的吸引力与冲击力。因而，这些杂文不仅在一般读者中，而且在上海领导层读者中造成了印象。柯庆施很可能已看了我在上海两家大报上的不少杂文，不单单是这篇《“左撇子”精神赞》而已。C、柯庆施直接肯定了这篇杂文中这个解放军战士的精神，间接的是对上海杂文、上海杂文界新的年轻作者的一种鼓励，是对重新繁荣百花园中之一种的上海杂文之花的一种期待与关爱。我同柯庆施没有任何三亲六故关系,也没有任何私人交往。虽然我曾到柯庆施家中去送审、修改过社论，他也信口问过我的名字，但我想他不一定能记住的。我同他无亲无故，他是从上海工作与文艺发展的需要而立身行事的。
那是1963年华东话剧会演期间，我曾到康平路65
号柯庆施家中，将有关会演的《解放日报》社论清样送给他审阅 。他就在底层供吃饭用的小 而朴素的餐桌上摊开清样看起来。这使我有缘在零距离观察柯
庆施。他是高高的个子，身着灰色布衣 中山装，脚登黑色布鞋
。他长方面形，高高的鼻梁，双眼皮，两目炯炯有神，耳朵偏大，紧贴双颊，嘴巴带有微笑状。整体面容看去，带有佛像的神韵。给人以忠厚、温良长者之印象。对社论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他总是用商量口气提出，意见用通俗平缓调子表达，我随手从容记下来，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高层领导作风。也有人告诉我，说柯老发起脾气来是很厉害的，因而也得罪一些人。报社政文部主任一次到他家中审稿，他正在用餐，一碟小魚，一盘青菜，一小碗饭而已。柯的夫人，我见过两次，一次在柯家中，一次在康平路院子里，高挑个儿，衣着朴素大方，曾经缠过足的解放脚。糟糠之妻，患难夫妇。女儿柯六六，“文革”中，我只在康平路院内看到她一个背影。
“文革”后，有人对柯庆施撰小文批评。这同柯在上海工作期间批评过一些高官有关。先是出现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冯锡刚，载《随笔》杂志)，只据捕风捉影的几件事，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柯；《关于柯庆施几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十年〉》(金平，载《随笔》)依据事实，驳斥了冯锡刚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柯。第三篇是《评柯庆施》，由我的大学同窗、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教授撰写，载《江淮文史》。邓伟志曾长期在华东局工作，他调查了同柯有关的大批人物，以确凿的事实，进一步驳斥了一些人强加在柯庆施头上的胡言滥语、莫须有“传奇”，还柯庆施一个真面目。譬如：一、有人说，“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其实，“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1964年江青在北京请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通过市委负责人找到姚文元。姚文元1965年5月下旬开写，在宛平路11号三号楼。但江青找的市委负责人绝对不是柯庆施。因为柯庆施早在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病情，18日批准了肺癌手术建议。4月20日手术，周总理医院守候三小时。5月周总理、陈毅到医院看柯。9月柯由卫生部长傅连璋陪同去北戴河养病。10月到北京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话动。10月23日由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起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1965年4月9日病逝。金平文章举证，据日夜守候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柯这一阶段绝无外界联系。另有材料证明主持评海罢的市委两位领导、笫一次参加讨论评海罢的三位市委领导名单，均无柯庆施的名字。由以可见，柯支持“评海罢”之说，纯属以讹传讹。二、有些文章说柯庆施“左”“整人”。柯确实“左”，不然，怎么上海会划了1万5千名“右派”，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而，在“左”的年代，“左”兄比比皆是的大气候下，“左”应有个量化。据邓伟志依事实量化下来，柯在“左”中又有不少右。柯在反右派中亲自点名保护了一批科学家、文化名人，如两位归国科学家，新闻界的冯岗、马达、钦本立等；在上海外事系统第二商业局等系统居然没有划一个右派!柯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说：“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柯在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中说：“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上海共划右派15419名，相对数比别处明显落后。1959年后，上海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比例大大低于全国。
听说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在撰写回忆她父亲的书籍，我在期待阅读。凭我的经历与见闻，我认为对柯的争论，源自党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柯庆施跟毛泽东紧一些；陈丕显跟刘少奇紧一些。由此产生出许多故事、纷争来。我将在此书“文革”部分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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