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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马琳探访加缪墓(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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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飏
从普罗旺斯到鲁贝隆
８月１８日，星期二，普罗旺斯。这是我们离开巴黎后的第一站。首先去阿维尼翁城，然后是附近的奥朗治、尼姆。第三天，
我们驱车向东穿越鲁贝隆（Luberon）山区，探访这里的几座小城，还想试着找找那些常出现在普罗旺斯的图片中标志性的薰衣草地。
首先抵达的是Fontaine-de-Vaucluse，小城依着山坡，泉水从中间流过。涌泉从深不可测的地下冒出，形成了穿过这个地区的Sorgue河。接着我们去山城Gordes，经过陡峭的盘山路，我们忽然看见了山谷对面矗立在山头的小城，那些古老的房子全都贴着山而建，褐黄色的墙面跟山石相近，整座城像是用房屋垒起来的另一座山，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视觉上也是十分震撼。Gordes也许太有名了，在其中崎岖曲折的巷子中，满是各地的游人，而城中间的市场更是人声鼎沸。可是这样一个景点却找不到厕所，即便在收费的停车场也没有。我们很是尴尬的离开，等找到厕所，已是几十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Apt，一家酒吧的女侍者虽然一句英文也不懂，我们一番比划后她明白我们有“急”，马上邀请我们进酒吧内解决。
Apt除了名字特别外，城市却很一般，主要是没什么出名的古建筑，所以没什么游客。我们犹豫着究竟是往哪个方向去找薰衣草。网上的资料说往东可能有几片薰衣草地，而在刚才的路上不断有指示牌说朝西有一个薰衣草博物馆。考虑到少走回头路，我们选择向西，去了博物馆。结果我们在那儿看了薰衣草的录像，又在热情介绍下买了些薰衣草产品。但真正的薰衣草地则没能看见，因为通常在八月初，绝大多数薰衣草已经收割了。这是从博物馆得到的知识。不过，
Apt以东没准还留下几片没收割的呢？这就无法证明了。
接着，我们驶上了向南的小路。这一天另外一个目的地是去芦马琳(Lourmarin)，因为阿尔贝·加缪的墓就在那里。路上来往的车辆越来越稀少，但因为是山区，弯道较多，车速始终无法很快。间或会经过一些的小城，也同样很有特点，有古老的教堂耸立。虽然我们对之闻所未闻，但仍然会看见一些背包旅行者在其中兴致勃勃地游荡。
山城芦马琳
终于到了芦马琳。原以为是座小村镇，却是比预想要大一些的小城，主要街道相当宽敞，旁边有绿地和操场。旅游问讯处设在显眼的位置，门口也有免费的停车位。我走进去索要了地图，并问了加缪墓的位置。接待小姐替我在地图上标出了位置，我一看，需要穿过老城，在另一边的城外，于是问她走去要多少时间。小姐回答：１５分钟。我又问：是否可以开车过去，那边有停车的地方吗？小姐建议我最好不要开车去，虽然那边也有免费的停车位，但通常人很多，不容易找到位置。我听了顿时心头一热，到底是法国，爱文学爱加缪的人还真不少啊。
（从墓园的方向看芦马琳)
我们走进了芦马琳老城。小城相当漂亮，全是风格相近的老建筑，因为是山城，道路也是弯弯曲曲，忽高忽低。街上有不少饭店、酒吧、艺廊和各式小店铺，游客也不少，但没到拥挤的地步，气氛显得悠闲随意。
加缪在芦马琳买房是１９５８年的事了。难以想象５０年前的芦马琳是怎样的气氛，虽然我们现在见到的城中的建筑当年已经存在，但普罗旺斯成为世界性的旅游热点，也是在彼得·梅尔的书畅销之后，更别说一直不算热门的芦马琳了。不知道加缪为何喜欢芦马琳，但我也是喜欢芦马琳的，因为它漂亮、有味道，却又不太招人，怪不得彼得·梅尔后来也定居在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加缪的传记中提及芦马琳都称之为村。因为在当时，这里的居民总共才６００人。我能查到的最新的数据是１９９９年的，这里也才只有１１１９个居民。
加缪当年决定买房时，他太太并不中意，因为所要买的街面房子挤在其它房子中间，不是很清净。但加缪之前已看了十五处房子了，已经看烦了，说要么买这个，要么就不买了。事情因此而定下来，购房协议书是在１０月份签的，协议上特别注明加缪得保证照料住宅地上的橄榄树。加缪正式搬到这里是半年后，１９５９年的５月。从此他常常附近散步，和当地人聊天、交朋友。人们很尊重这位知名作家，但别人若称他为“大师”，他会马上拒绝。加缪在芦马琳的定居显然是他一年半后遽然离世的关键前提。正是在从芦马琳返回巴黎的途中，出的那场震惊世界的车祸。
我们在芦马琳的街巷中行走。炎炎烈日下，路边冰淇淋店的生意格外热火。买冰淇淋的时候，碰到一对说上海话年轻人。老乡见面，攀谈起来。他们是和另外几位中国人组团，由导游带着来游普罗旺斯。见我们是刚进城，他们推荐道：“上面的教堂蛮不错的，可以去看看。”我说：“你们去过墓地了吗？”他们问：“什么墓地？”我说：“加缪啊，得过诺贝尔奖的。”他们仍然迷惘地看着我。
寂静的墓园
和老乡道别，我们往城外走去。街道到头，便是城外了。面前是几条交叉路，让我们一时没了方向。按刚才拿到的地图所示，我们找到的却是一座私人别墅，门口停了辆车，车门也开着。本想找人问一问的，但不见一个人影。就这样在原地团团转了一圈，还是不见墓地的影子。日头仍是毒辣辣的，像是在逼着我们告退。我有些不甘心，便沿着别墅所在的这条路又往前走了百多米，忽然惊喜地在路边看见了“墓地”的指示牌。墓园有个小门，门开着，门口的空地上并没有停任何车。走进墓园，里面不大，规模很小，远不能和巴黎那些大墓地相比。这里的墓都比较小，墓碑也都简朴。近门口有块牌子，上面画了个指示图，标明了几个名字，除了加缪，另外几个我都不认识。这样，我很容易就在左侧找到了加缪的墓。墓碑藏在草丛之间，其实哪儿叫什么墓碑，不过块普通的石头，上面写着：ＡＬＢＥＲＴ ＣＡＭＵＳ １９１３－１９６０。如此而已，简单得过分。
墓园内空空的，再没别的访客。我俯身将墓碑前的杂草扯去了些，免得我拍照留念时，它们挡住墓碑上的字。
（墓园的门）
启发我来这里寻访加缪的墓，是因为读了我的老师叶维廉先生的书《幽悠细味普罗旺斯》。２００３年６月，叶老师和叶师母曾经也走过这条线路，并于８日抵达这儿。面对加缪墓的过分简单，叶老师在游记中用“悲愤”表达了不满，并追问：“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巴黎那个著名的坟场里，于萨特共荣光！”其实，巴黎的蒙巴纳斯公墓也不是什么八宝山，萨特和波伏娃在那儿的墓也谈不上豪华，不过是多了块大理石而已。可是，与萨特齐名的加缪，居然置身于这样一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墓园，挤在杂乱的石碑间，实在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另外稍感遗憾的是，我没能把我的朋友吴玄的书《陌生人》带来。这其实也是我来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前一个月，我去杭州访问好友吴玄，他送了我他的新作《陌生人》，这部和加缪的《局外人》同名（因为加缪的小说英文名就是《陌生人》）的长篇小说。在其中，吴玄塑造了一个当代中国版的“陌生人”，一个在世界文学中早有的典型形象，却在中国文学中有些陌生的人物。其实吴玄之前就给我看过手稿，但当时我却没有接受他创造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的人物太“逃避”了，似乎不够格担当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的任务。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渐渐回味到吴玄小说的主人公身上的“反抗”，一种既非英雄也不是反英雄的反抗。必须承认，一个非力量性的主人公并不妨碍小说本身的强有力。或许这就是吴玄的小说成为去年中国文坛一道重要风景的原因吧。所以，我接过他的书时，立即就表示会把它带到加缪的墓前。吴玄马上说不必，我说就算给我一个去芦马琳的理由吧。可是最后，因为怕行李太重，我还是把书拉着在了家中。
加缪之于我们
加缪对世界文坛的影响深远且广泛，他１９５７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是最年轻的得主，可惜不到三年就离世。这成了“诺贝尔奖诅咒”中最严重的一个。叶维廉先生在他的书中回忆了加缪死讯传到台北时的情形：给他打电话报讯的朋友“眼前一黑”，觉得“人文最后的一丝希望都熄灭了”，叶老师自己也是“非常震撼”。可见加缪对当时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之重要。至于我们这些人，加缪去世时尚未出生，他的影响要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大量西方当代文学和哲学著作被翻译过来时，才变得汹涌澎湃。在那套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如今又常常被诟病的四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加缪的《局外人》无疑是很突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局外人》是在第二卷当中，而这一卷书，我们时常拿起来颠来倒去看的，就是加缪的这篇。现在回想，那时我们多数人不过２０来岁，甚至不到。我们真具备了读懂加缪的能力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现代派”这个非常不专业的词了，当年我们却为这个词而鼓舞，毫不犹豫地站到这个名号的下面。不过，那些深深打动且影响了我们长久的作品，实际上却是一些不那么夸张、变形的作品。《局外人》完全是传统的白描手法，冷峻、内敛，声色不露，却把人的孤独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和它所在的外部世界之间疏离、荒谬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加缪就是具有这样的穿透力，可以让懵懂的少年都可以得到思想的洗礼，他在文学传统上开启了另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正是有了加缪以及他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的影响，我们这些人再也不可能以我们前一代人的方式写作了。
除了《局外人》，加缪的《鼠疫》，《堕落》和哲学散文《西绪佛斯的神话》等也相继翻译到中国。但最大的影响无疑还是《局外人》，其实在法国似乎也是如此，难怪加缪也愤愤不平，耿耿于怀人们只记得他的这部写于１９４２年的小说。加缪这样想，或许一方面是觉得他的其它作品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大概是觉得《局外人》的意义被夸大了，他不过是要写一部小说而已，绝非要给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作一个图解。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我觉得，若按照哲学思想，是无法写出《局外人》的。很可能这是一部灵感之作，却超越了自身直指存在的本质。而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不再拥有解释权，重要的已不是他要说的，而是作品是如何被说的。所以，《局外人》在千里万里之外，产生奇特深远的影响，一点儿也不奇怪，即便很可能是带着多重的误读。
知识分子和足球守门员
我们很多人都是把加缪和萨特一起读的，因此都曾为他们的决裂而惋惜。通常，我们都是先喜欢萨特，然后喜欢加缪。后者的文章更耐读，也更像个作家，而前者更多是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使得我们想当然地在萨特和加缪之间偏于加缪这一方。加缪和萨特是因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决裂的。加缪是法国人，但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与这个北非国家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脉相连。按逻辑推断，加缪的身份一定会使得他对阿尔及利亚有更多的感情，萨特则是“局外人”。但令人跌眼镜的是，当时的事实恰恰相反。加缪更力主法阿之间的和解，竭力想维持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萨特，甚至右派的阿隆，却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力主铲除殖民主义，由阿尔及利亚人自主独立。俨然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二战之后是席卷全球的殖民地寻求自主，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潮流。时过境迁，我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是喜欢目前的国家地位，还是更愿意作法国的一个外省。但在当时，加缪的立场显然是两头不讨好。实际上，在与萨特的论战之后，加缪忽然选择了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卷进了太多的个人感情，对祖国和对出生地的双重的爱让他两难。而萨特是理性的，超脱的，他的判断更清晰，事后看来政治上也更正确。在这场左与右的激战中，萨特表现了勇气和睿智，无愧是“德雷福斯知识分子”。关于这给，林贤治写过《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作了精彩的论述。在这场战争中，加缪是最早的参与者，却早早退出，为双方所不容。他的长时间的沉默，一定是带着痛苦和酸涩的。更可惜的是，他的突然离世，使得他既无法把自己的“错误”更进一步，也无法纠正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他也没有看到。加缪就像一个在球赛中途罚下场的球员，对结局无能为力。
萨特是属于巴黎的，加缪则选择了芦马琳。法国是个奇怪的国家，它的所有精华全都聚集在巴黎这个大城中。加缪可以在芦马琳写作、思想或休闲，但作为一个法国文化人，他唯一的舞台在巴黎，他必须时不时地赶回去。据记载，车祸现场，加缪的衣袋里还有一张去巴黎的火车票。
站在加缪墓前，我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人：齐内丁·齐达内。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位一代足球艺术大师竟被意大利的马特拉齐使坏激怒，在终场前被红牌罚下，从此告别了世界足坛。那场比赛我是意大利的拥趸，但齐达内这样的下场，仍让我不忍。同加缪相近却相反，齐达内是出生于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后裔，在之前八年的另一届世界杯上，他率领一支多数由移民后裔组成的法国队为法国首夺世界杯，据说在当时令颓唐沉沦的法兰西民族因此而自信心大增。
（加缪之墓）
加缪也是足球爱好者，不过他并不踢球，而是专职守门员。所有爱足球的人喜欢的是进球的瞬间，加缪却相反，他的职责是扼杀进球。他参加过地区级的比赛，因为伤病而没能继续职业生涯。但他十分看重足球，觉得这项运动教给了他“道德感”和“责任感”。据加缪的传记记载，在芦马琳，每到周末，加缪总是去看当地青年的足球赛，在场边呐喊助威。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记于途中
９月１１日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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