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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之夏(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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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飏
随手写下题目，便意识到很可能这是某个无聊电视剧或网络小说的名字。虽然并不怎么去关心它们，但防不住无孔不入的宣传，不知不觉地脑子就被留了记号，伺机它就会蹦出来。不过，要在十个字内起一个不重复的题目，本来就不太可能。
六月最后的一天坐上东航的飞机返回上海。机舱坐得并不满，有不少空位。都是由于“猪流感”。很多国内主办的国际性活动因此被取消，至少是将从美国回去的人婉拒。新奥尔良的市长在上海被隔离就是示范。愿意试一试？除非你的官衔更大。几年前的“非典”，政府捂着掖着，最后落得在全世界面前大失颜面。这回碰到疫区在美国，便大张旗鼓宣传。媒体也心领神会，连着几个月的新闻也不用考虑别的头条了。我的岳母从深圳来电问起疫情，我们说街上尚未出现口罩。这令她有些不解，甚至有些失望地说：“怎么这样？你们也太不重视了！”当然，我坐的飞机即将降落时，重视还是来临了。先是东航的空姐挨个用耳孔体温仪给每个乘客检查，着陆后，几个穿着密封的防护服的检疫人员登上飞机，手举体温枪，在每个人的额头隔开点距离“啪”地来那么一“枪”。所有乘客还得填写详细的表格，留下抵达后的地址和联络方式。在走出机场海关前，另有两道关，需要再次核对检疫表格的内容。万一过后所坐的位置前后三排之内有人被查出得病，那么这些人都将被召回，送进郊区某个旅馆软禁起来。因为风向的因素，从美国飞中国比反方向本来就多个把小时，现在“猪流感”又添上一小时，加上东航晚起飞两小时，旅程被极度拉长。走出浦东机场时，我觉得像是刚刚完成了一次环绕地球的旅行。
上海的夜晚明晃晃的。因为潮湿，远近高低的灯都染上了模糊的晕，光线也好像浮在了空气中。天是暗红的，找不到任何星星。或许只有十分晴朗的天，才可以见到那些较亮的星座。这让我想起几个月前，曾经特地驾车去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死亡峡谷看星星。夜晚，我们停车在路边，抬头仰望。天空繁星璀璨，密集的亮光几乎要将黑色填满。横贯天空的，是一条乳奶色的星带，这就是银河，神话中的牛奶路。其实我们小时候，上海的夜空也是能看见银河的。但它的隐去已经有些年头，可以说是“上海复兴”某种附注，一个不足道的代价。看得见银河时的上海，反倒是夹在这座城市辉煌史中的一段不堪的黑暗期。一位美籍台湾学者曾经把他１９８１年访问上海的经历形容为“惨痛的经验”，因为这座城市“毫无灯火通明的气象”，“而外滩更是一片幽暗世界”。现在好了，彻夜明亮的上海成了所有人愿意聚集的地方，台湾人、香港人、外国人，还有上海人说的来自天南地北的外地人。
返回到上海，总会有一种不真实感。我避免在这里用“陌生感”，因为我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感觉不是外人，所以尽量避免以参观者的眼光去打量并评判这座城市。但不可否认，我已经不是人们所谓的“一场正在发生的奇迹“的参与者了，而只是跳上了一辆行进中的列车，装作若无其事地挤在人群当中，可我心里明白自己只是搭乘一站两站，注定了要很快下车，至于列车最后驶向何方，奇迹的高潮以何方式展现，很难说和我的关系有多大。这种“局外”的感觉，令人酸涩和失落。每次返回上海，三周、四周或稍稍再长一些，总之都是以倒计时进行的，待到归零，不得不返回另一个地方。返回，然后再返回。同一个词重复使用，方向却相反。时常怀疑这样的往返周折，尤其在遥远的他乡挂念渐渐年迈父母的时候，或者是在屏幕上看着刚刚打出的汉字，想到它们必须传回地球的另一侧才会有稍稍可能的意义。
如果返回上海是心想神往，那么为何又要返回之外的另一个地方？正是这重复的双向的返回，让我觉得自己似乎不属于任何地方。而我在别人眼里也一定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最终我在自己的家乡变成了客人，在上海的逗留都变成了假期。所谓假期，当然就不再是真实的，也不可能是正常的。日程必然会排得满满的，热闹非凡，甚至中午档也排满，得考虑约人一起吃早饭了。有时忽然有了变动，时间空出来了，便会觉得是浪费，立刻拿起电话找人来填补。对于昔日的朋友们，我便成了这个夏天一个不速的插曲。没有人会拒绝我，也没时间可以拖延见面。很奇特的是，因为我的出现，一些同在一座城市却几年没碰面的朋友忽然坐在了一起。这让大家好像都回到了往昔的时光。倒不是我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本来某种例行聚会，忽然少了其中某人，这种习惯的组合便消失了。
上海的夏天历来难忍，而且是越来越甚。这是否是老天爷对这座沾沾自喜的城市故意的刁难？也许它可以被称为“充满活力”、“令人神往”，其居民则自我想像成纽约或巴黎，却永远不会有人表示这里的夏天和冬天令人“舒服”。很多年前，空调尚未普及，人们盼望着早日拥有这种神奇机器。现在，每家每户在墙壁外挂上了实用却难看的机箱，不分昼夜地将热气排放到室外，助推着攀高的气温。在上海的第二星期，我遇到了气象历史上７５年以来的最高气温４０摄氏度。这个温度测自午后市区西面的徐家汇，而我当时正在附近的虹桥路上行走，这时候我最大的愿望便是尽快从这个烘箱逃离。这一刻，我俨然是个外人，因为我觉得这份酷热本不该属于我。然而正是这种心理，加深了我的不耐烦。如果是身在其中的人，那么你个人的夏天不存在选择或调整的可能。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个人的夏天，你的夏天就是这座城市的夏天。你们是捆绑在一起的，共命运同甘共苦的。你忍受或者等待，不会怨声载道，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另外还要忍受的便是越来越多的人。我的朋友说：“一点儿都不想到外头去，走到随便啥地方全是外地人。”把全国人民都称作“乡下人”，上海人的“种族歧视”臭名昭著，这也是全国人民不喜欢上海人的缘由。不过，不喜欢上海人不代表不喜欢上海。这不，现在的上海满大街都是全国人民。走在马路上或是站在地铁里，周围缭绕的满是各地方言，偶尔听见几句本地沪语，也令人倍感亲切。想当年在小学的时候，我的普通话还结结巴巴，而学校里的老师，除了语文老师用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授课外，从数学老师到体育老师都可以说上海话。如今呢，平日外出碰到不认识的人，开口很自然的是先用普通话。总之，天南地北的人前赴后继地涌来，那些自以为是纯种的上海人渐渐被稀释。绝种还不至于，成为“少数民族”是必然趋势。为什么忽然间上海出来个周立波，并且几乎在一夜间大红大紫？顺因时势也。这些渐成少数的“贵族”是把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当作了“集结号”。多年来，中央台的频道从一个、两个扩展到十几个，东北话、四川话乃至河南话随着春晚都成为流行，沪语却日渐式微，偶尔露声也都是取笑对象。所以，周立波一定要说：阿拉不离开上海，坚决不上电视，春晚没兴趣。如今在上海，最有趣的是一群上海人挤在一起看周立波，然后咯咯大笑，笑到弯腰抽筋，却让一旁的香港人、台湾人、东北人、四川人、安徽人、山东人傻愣在那儿。笑完，这些上海人颇为同情地对那些外地人说：“你们听不懂额。”是的，我也喜欢周立波。可我知道，现在的上海小孩大多听了周立波也笑不起来，因为他们多数也不会说上海话了。好在周立波已经刻成了光盘，可以保存下去，像文物一样。这个文物虽然制作年代于２００９年，但存下的文化基因则应退回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所谓文物，之所以有保存价值和必要，是因为同类已经渐渐衰微或消失，于是物以稀贵。
当然，最热的是房子，这个当初仅于精英少数的话题变成了街谈巷议，热度甚至超过曾经疯狂过的股市。因为股票再火爆，仍然有些人始终不愿意参与赤裸裸的金钱搏杀，但还没有听说谁对房子不感兴趣的。更严峻的是，你身无分文便罢，若你有些存款，却没有投入房市的话，那么就如同傻瓜。因为随着房价的飞涨，你会听说别人１００万的房子涨到了２００万，３００万的房子变成了５００万，这意味着你在银行里的钱一年前可以在市区买个两居室的，现在同样的条件只能到郊区去找了。说白了，钞票还是那几张，但贬值了。贬值也罢，可别人的财富却在翻番，谁会不焦虑？于是赶快翻开报纸打开网页搜索楼盘，然后杀出门去，怎么都要趁早买一套回来。虽然房价高企，令人心惊胆战，可是再心慌还是得买。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在上海，听得最多的便是各式各样房子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堆房子的故事，买进的、卖出的、当机立断的、错失良机的、不堪回首的、瞎猫碰到死老鼠的。当然更多的故事是转述，朋友的、亲戚的、同事的、地铁上听到的。为这些房子的故事助兴的，是上海莘庄附近那幢在夜里顷刻倒下的楼房。有人说这个楼房的倒塌，正是中国楼市的一个寓言，某种预警。当中国经济似乎被房地产绑架的时候，这幢倒塌的楼适时出现，好像是看空者期待已久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实却不是这样发展的，那些退房者的抱怨很快被热闹的市场淹没，没过多久，很多人已经在倒塌楼房旁边的楼盘逡巡，希望能有折扣优惠出现，然后炒作一把获利。也就是说，倒塌事件使得周围的楼房在受到震颤之后，投资价值凸现，因为别处的房子太贵了。
中间曾经短暂去杭州，听到的也是房子的话题。杭州的房价涨得比上海晚，却比上海跑得快，早就赶超了。这让不少杭州人引以自豪，因此他们可以不跟上海比，直接问我美国的房价。我随便报了一个价，类似洛杉矶西区高级公寓楼，说：“一百多万美金吧。”我的朋友迅速做了乘法，说：“也就一千万嘛，不太贵，那杭州就跟美国差不多了。”
由于已经不在上海住，所有的房子的故事对我都是过去时态。不在场，便无所谓踏空。然而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是仍留在上海，恐怕也无法免俗，应该也是参与者。怕的是，可能因为谨慎或太过理智，我大概会是个迟到的参与者，是从开始的不相信，到中间的期待下跌，最后眼见无望被逼入市的。这样的设想反让我有一丝庆幸，因为不在场，我躲过了一次失败。既然机会不曾在面前出现，就无所谓失去，那么做个纯粹的局外的观望者吧。以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只能对美国的房子持欣赏和观望的态度，咱是迟到者，没法比。可悲的是，现在返回去，也只能做观望者了，谁让咱早退的呢。观望着这个上海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失落之余是迷惘。虽然在网络上时不时有人跳出来指出房产这个皇帝没穿衣服，可常言道：“网络上的东西也能信？”很可能唱空者没穿裤衩，就等着价格降下来抢购一条呢。
选择夏天回上海，其实也跟房子有关，只不过我的所为完全是一次逆势操作。６年前离开上海，虹桥路旁一间局促的小房子便从此空关。期间曾经思量出租的，可是房间里太多的东西，主要是大量书籍没法安置，便耽搁下来。后来，房子渐渐涨价，产生卖的念头。仍然是为了这些书，怎么都得自己去处理，无法托家人办。在遥远的他乡，住在租的公寓里，会想到在上海自己的房子，好像那是留在那儿的某种可能性。就算穷途末路，只要我们还有买机票的钱，便可以回到上海，总还有个免费住处。平日，想到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上海，那个曾经在许多年里作为我们多年的家的地方每个晚上不再有灯光亮起，总是一片漆黑，或者只有老鼠爬过，我不免有些黯然神伤。
不过，多亏了那些书，让我在不在场的情况下多少得到了些上海房产上涨的好处。记得最早搬到虹桥路时，房子只值８万块，离开的时候大概是１０几万。后来在电话里，母亲不断告诉我房子涨了，先是３０万，后来升到去年令人不可思议的４０万。今年马不停蹄继续涨，涨得令人从兴奋变得紧张，因为这么一间小屋实在不值这么多钱了。终于和母亲商定卖掉它，她马上找了中介公司挂牌。先是无人问津，因为年初房市突然冷了一阵，都观望了。于是减价。而房市横盘一阵后迅速复苏。买家立刻出现，且是两家抢着要，便很快成交。买主是一对外地来上海工作的年轻夫妻，说是房子太贵，倾全力也只能先买小一点的。母亲软心肠，觉得人家不容易，当场同意将房间里的一套家具附送给他们。
我回到上海，任务就是处理房间里的东西。说实话，这些书籍啊、碟片啊还有各种生活用品，因为长期远在天边，早已经淡忘，现在全都展开在面前，曾经在这里经历的生活短暂地得以复活。但我随即不得不马上冷酷地处置它们。东西不可能全部留下来，需要留的得装进箱子里，更多的不得不扔掉或作废品卖掉。总之，所谓的“复活”是昙花一现，随之是永远的消失。
最后是跟对门的邻居，一对老夫妻道别。多年前离开时，我把钥匙留给了他们，他们时不时过来照顾房子，开窗透风，扫地清洁。这使得房子虽然没人住，仍有些活气。否则的话房子衰败得很快。过了几日，房子已经属于新主人了，老夫妇还特地打来电话，说不知怎么的，心里不舍得，感觉少了什么。其实，我们不在那儿住已经６年了，或许是因为房子还在我们名下，我们的东西都留在那儿吧，让人觉得随时仍有可能回来。而今新的人搬来，对他们来说，我们这一对也就称成为了历史，一去不复返。
在７５年里上海最热的下午，我在虹桥路上走过，但身边弄堂里的那个房子已经不再属于我。它已经变成一个数字，留在银行的账户里。我妹妹对房产行情较熟，她对我实话实说：它们正在贬值。我无可奈何，只好在心里把它换算成美元，聊以自慰。
离开上海的那天上午，正好碰到百年不遇的日全食。小时候是受父亲影响，我也算是个天文爱好者，但那时候并没多少人关心类似的天象。如今，虽然在中国多数城市晚上几乎看不到星星，这回日全食却被炒得火热。报纸连篇累牍，街头在叫卖“观食眼镜”，更有旅行社推出“最佳观测点”的旅行。到了当天上午，打开电视机，所有的频道都早早开始了转播，摄像机从西藏一路架到四川、安徽、上海、舟山，更有特派记者到了印度。不得不佩服媒体的力量。就像一场死亡率低于一般感冒的“猪流感”被放大到像一场大瘟疫，这次全食则被推广成一次在中国举行的月亮和太阳参与的奥运会。
令人失望的是，上海当天的早晨太阳稍微露了一下面，就被云层彻底遮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重庆和安徽的全食现象时，窗外开始下起了雨。到了本该上海日食发生的９点半，雨下得越来越大。奇异的现象还是出现了，天空忽然暗了下来，完全如同黑夜，街道上的路灯，周围建筑内的照明都亮了起来。大约过了刻把钟，天渐渐亮了，很快恢复正常，雨却仍然在下。回到电视机前，所有的有关全食节目都结束了，各播各的内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中午，我妹妹开来车送我前往机场，路上的车辆似乎比通常的要少一些。越过黄浦江的时候，桥下正好是明年世博会的举办地点。虽然离开幕不足一年了，会场仍然是个大工地，唯独中国馆的框架已经在中间升起，大而无当，相当难看，显然是在东方明珠塔之外给上海又添了一个丑陋的庞然大物。不过，后来我看到一篇采访，上海一位高官也对记者坦言中国馆难看，但高官随即举例说，北京的中国大剧院最初也很难看，后来却越来越好看。言下之意，如今我们不必介意任何丑陋的诞生，因为他们都可能在未来变得好看。
所以，２００９初夏我在上海看到的漫天飞舞的泡沫，或许从未来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
（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写于加州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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