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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女顺姫(影评)
◎
陈智胜
副标题：极权主义的国家的电影与政治，论专制文化与文化专制--看朝鲜老电影《无名英雄》有感
关键词：电影在这些专制的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受到严密的控制，它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教的功用，这种功用最得要的功能就是为政权的专制性提供一个证明其合法性的渠道。电影的说教为一党专制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这种人为的合法性所结出的最大的恶果，就是“感恩”，让它潜移默化地在老百姓善良的头脑中扎根。别小看了这种“感恩情结”，没有这种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感恩”心理，就不会产生出专制主义的一连串的恶果和恶行。最突出的恶果就是专制政权的官僚集团的特权化成为了一个可以理解甚至拥戴的原因和现象了，有了这种感恩心理，那么“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是如此地辛苦为我们的幸福而工作着，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过得好一点，让他们生活水平比我们老百姓高一点呢，这样他们才能够够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和工作。”在这种感恩心理下的逻辑必然下，特权诞生了，特权便变得无止境地放大了，自然人权就变得小了，变得可有可无了，变得可以随便被“我们伟大的政府无私的官员们”漠视了剥夺了。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电影无处不在暗示着这种让老百姓感恩的政治逻辑。这种表现特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最高领袖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这种漠视人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势就是老百姓最后成为了一具具饿殍，生命象草一样贱。
网上的中国网民始终对朝鲜的现在和过去有一种很高的关注度，因为制度和历史的相似度很高，而且，因为同属一个东亚文化圈，中国与朝鲜的可比性也远比那些消亡的或正在消亡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多得多，而且要有趣得多。中国有大干快上的大跃进运动，朝鲜也有日新月异的千里马运动，中国有饿死四五千万人的大饥荒，朝鲜也不甘其后，此刻饿死不知还要多少人的大饥荒仍在进行之中，中国造了两弹一星，朝鲜也要搞，并以此来讹诈国际社会并几乎得手,并且还不断地试射导弹挑衅国际社会。中国当局当初的动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方面要教育人民对那个万恶之源的美帝国主义要千刀万刮，一方面却暗地里拼着命的要投怀送抱，搞了个乒乓外交。文革时的中国人都要佩戴毛泽东的像章，朝鲜过去和现在都要佩戴金氏父子的像章。中国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朝鲜也要搞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两国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只是北朝鲜搞得更为出格，连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也没有拉下。两国的人民都很苦，两国的领导阶级都拼命（中国是“曾教育”，而朝鲜是现在进行时）教育人民要仇恨资产阶级，仇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而自己的达官贵人却过得比资产阶级还要腐朽而无所不及。如果有不同，那就是中共维持不下去，进行了改革，这倒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而朝鲜却冥顽不化，不顾政权的亟亟可危，仍就在把国穷民尽的革命进行到底，而最无耻的是，那个伟大的金日成大将军朝鲜人民的慈父对当年东德的领导人昂纳克说：“让人民贫穷他们就会更老实”；中国有毛泽东思想，而朝鲜也有一个“主体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中国人心里，朝鲜可以说是一个文革在继续的另类中国故事。
当然也许是历史中的万幸，如果不是朝鲜战争中美军炸死那个毛泽东一意栽培的长公子毛岸英的话，中国的文革是否能够结束，中国的历史是否能够写上改革的篇章，悲观肯定是大于乐观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当代史与朝鲜的当代中中，按照东方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的惯性，中国与朝鲜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而要找出这种不同，一定会让那些学者们费尽脑汁。网上，当代的中国人之所以对朝鲜的现状如此关注形成朝鲜热，不是简单地归结为那种对似曾相识的历史的缅怀，不是为了忘记历史，让那种悲痛的历史不再发生，而更多的是一种侥幸心理，而且只有找到这种侥幸心理，那么我们那改革开往三十年来取得的成果所带来的幸福感才可能有一个支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带给中国人的“幸福”是很脆弱的，幸福感所带来的问题远不比以前那种没有幸福感所俱有的问题少。但因为有了朝鲜，我们这种脆弱的幸福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想像他们一样有质量的幸福生活，只能是一种妄想，而朝鲜的存在，让我们幸福感变得踏实，毕竟在同类制度的生活中，我们的境况还不算是最坏最坏的，原来地狱之下还有一层，有朝鲜人民在替我们对邪恶的专制制度做着无私的奉献呢。而重要的是，因为朝鲜的存在，因为朝鲜那种最不人道的专制制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朝鲜的存在，让我们中国人对于专制的恐惧和对恐惧的忍耐找到了一个说服的理由，
毛泽东曾对他所在的那个国际社会有着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我从老百姓的朴素的温饱与否的角度，对当今国际社会也有着“三个代表”的理论，第一世界是吃饱了还骂娘的国家，如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第二世界是吃不饱也不能骂娘的国家，如果你骂，就用棒子打得你不敢骂娘，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极权国家，第三世界就是根本就没得吃，但不仅不能骂娘，而且还要逼得你满世界是喊吃饱了，喊全世界都羡慕我们，以朝鲜为代表，可能也是唯一的代表。是最可恶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改革的所谓成功之处无非就是把老百姓从第三世界提升到了第二世界。但还未站稳，就有一些伟大同志还是觉得在上层领域还应该学习朝鲜金同志的一贯的政治正确性。所以我们不要沾沾自喜，眼前的所谓幸福感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沉沦。
专制的痛苦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对于在专制中觉醒了的人来说，更痛苦的还应该是来自于文化上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之际，有一部朝鲜的电视连续剧《无名英雄》在中国热播，笔者年少无知，再加上环境限制，看了个断断续续，对其情节不是很了解，但其中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朝鲜美女女间谍金顺姫却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机智勇敢又极其美丽，身穿笔挺的美军军服显得时尚摩登，而且还因为有一种因为身份和环境的特殊性，更显得冷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感而极具诱惑力，而她与男主人公俞林的那种若即若离相爱却不能厮守的苦情，最后为了革命而英勇牺牲，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怎能不打动当时改革才刚刚拉开帷幕的中国观，而给观众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放在现在，该剧中所体现中的那些因素无一不具有很强的商业性：情节惊险悬疑，节奏紧张曲折，人物塑造有感染力，另外就是那种欲罢不能，欲做还休的凄美爱情，男主人公俞林和女主人公金顺姬之间的暧昧外冷内热的感情纠葛，这几乎就是一部另类的社会主义世界中的007故事，更符合东方人的那种含蓄的爱情审美观。近来借助于网络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我有幸全面地一集不漏地重温了这部北朝鲜的电影巨作。
看完之后，除了对男女主人公的真情表演有一种审美的愉悦之处，还别有一番滋味，这种滋味更多地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熟所带给我的另外的一重沉重得几乎要折断翅膀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中国人来说极为必要，因为这种专制文化和文化专制至今不仅在北朝鲜而且就是在浑身上下“流着资本的血”的中国仍就在大行其道，日甚一日。
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影视作品都是政治性的，列宁曾说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影视艺术可说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受到最严密控制的一个艺术门类。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有一点区别，从西向东，东欧国家相对宽松，那些我们看过的老电影里，除了革命，还有那种浪漫主义，还有那种人性的温情，也还有体现人性的爱情能掺杂其中，通俗地讲，就是电影中说“人话”的比较多，前苏联又次之，但电影大体还是有“人话”可讲的，因为它有着深重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带给它的浸染，它的政治性之外多少还有一点艺术可言。相较它们而言，中国和朝鲜可以说是对影视作品控制得最为严厉的国家，而中国又较朝鲜更为厉害，因为曾有那么一个“文革时期”，它的整部电影可以极端到不讲一句“人话”。总得来说，两国的专制文化形态最为接近，不相伯仲。
有电影就有经典，而所谓经典电影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电影，在当时看来能够打动人，事过多年之后，这种打动人的力量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仍然能够感染人。但电影在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尤其是电影作品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教的功用，这种功用最得要的功能就是就是为政权的专制性提供一个证明其合法性的渠道。很少能成为经典的，因为那些就算拍得再好再感人的电影，因为它贯输的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那种人类普世的价值观。
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来是基于一套马克思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不人道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套理论姑且不论对错，但它是很严谨的，很难深的，一般劳苦大众是不大能够理解的。但电影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把它通俗化了，或者说能够把它庸俗化了，尤其是在东方，更为突出。因为电影，因为专制政党能够控制电影这门艺术，这套理论在电影中能够简化为仅仅只是富与穷，邪恶与正义，先进与落后等等主题。中朝两国的政治电影都有几乎相同的庸俗化形态，例如革命叙事的基础，差不多都是中共或朝共通常代表穷人的利益，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办事，为他们谋幸福，只有老百姓跟他们走，为他们牺牲，他们就一定会为他们打造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天堂。
电影的说教为一党专制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这种人为的合法性所结出的最大的恶果，就是“感恩”，让它潜移默化地在老百姓善良的头脑中扎根。别小看了这种“感恩情结”，没有这种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感恩”心理，就不会产生出专制主义的一连串的恶果和恶行。最突出的恶果就是专制政权的官僚集团的特权化成为了一个可以理解甚至拥戴的原因和现象了，有了这种感恩心理，那么“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是如此地辛苦为我们的幸福而工作着，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过得好一点，让他们生活水平比我们老百姓高一点呢，这样他们才能够够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和工作。”在这种感恩心理下的逻辑必然下，特权诞生了，特权便变得无止境地放大了，自然人权就变得小了，变得可有可无了，变得可以随便被“我们伟大的政府无私的官员们”漠视了剥夺了。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电影无处不在暗示着这种让老百姓感恩的政治逻辑。这种表现特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最高领袖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这种漠视人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势就是老百姓最后成为了一具具饿殍，生命象草一样贱。
但正向这专制电影中最爱表现的一个主题，就那邪恶与正义，腐朽与进步一样，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谎言总是不会长久，人民总是会觉醒的，而且已经觉醒了。
这些精心制作专制下的政治电影之所以失败，简单地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专制政权在电影中所极力构造的幸福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等等，瓦解它们的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恰恰是专制政权中在现实中的倒行逆施。不像在自由世界中的影视作品，因为他们承认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所以这种价值观便经得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这些电影的艺术价值的意义是即时赋于的，而专制下电影作品，它们的意义只能是后天赋于的，因为每看到这样的所谓的主旋律的电影，都经不起观众这样的一问，“他们为理想而献身的那个革命成功了的新社会，如果他们活下来，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中吗？他们的理想与与这个所谓的新社会是一回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是一回事，不需要理论，只需要用眼睛就可以证明。
最好的说明，还是举一个例子。以中国为例，一个在国共内战中为新中国的诞生这种理想而献身了的烈士（这是我们主旋律中最常见的一个题材），在当时看来，你不能否定他的价值，因为美好的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就是说他们死亡的意义在未来。但是现时的中国社会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不用多说了。这样的所谓主旋律的电影怎么能够感动人呢。正是专制社会的不人道的现状否定了那些曾为建立这个社会---他们认为理想社会---而献身的那些勇士和烈士们的生存或死亡的意义。可以说，对真理对革命的证伪只能来自于专制制度下的不人道社会的切身体验，那些所谓的光辉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形象并不能具有和能产生价值和意义，而能够赋于他们奉献或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则是他们所追求实现的那个社会制度的人道或是不人道，是专制的还是自由的来决定。因此那种电影中的贯输是徒劳的，注定是要失败的。那些所有在文化专制下的文艺作品里的那些为理想为献身的人，他们不是死在现实中，而是死在未来里。
让我们回到《无名英雄》这部电影中来，如果金顺姬同志有幸活了下来，并和她所爱的俞林同志结为夫妻，回到了北朝鲜，那会发生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有知识有过海外生活阅历的人，他们不容易被蒙蔽，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将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沉默或死亡，但是电影中塑造的金顺姬同志是如此的热爱生活，感情丰富，而且又长得如此美丽，她会做什么选择呢？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为了活下去，理想和信念算个屁，把它扔到九宵云外，只是为了单纯地活下去，为自己，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在那个毫无自由的国度里，面对那等级森严的特权官僚制度，她的美丽就是最好的武器来换取生存的资源和向上的通道，成为一个浪荡的熟女就是必然了。而专制制度的腐败性常常就是最容易从这方面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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