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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落日(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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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承
我爷死的那年，我刚满十八岁。
我请假从学校赶回来，走进大大家门，院落里已有很多人在忙活丧事。走进堂屋，我爸迎上来了，他的眼睛有些红。按照本地的风俗，先点纸，我跪到草铺上，眼泪突然就止不住的流下来了。
我以孝子的身份走进那个日渐陌生的院落时，有四个字烙入了血液：物是人非。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像年幼时那样，在我家地埂上，望着不远处那一片高大而光洁的钻天杨。我一直觉得那是一幅很有艺术价值和想像力的水彩画，可惜，我无力来完成，或者，等以后有人来描绘时，那一片树林早就消失了。
村子里的小树林越来越少，那些树林被消除后，一排排瓦房代而取之。
再往前推算，村子周围的山上也多树，而且树种不单一，除了一般的白杨，还有松树，杏树之类，不过都在文革时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了。
告诉我这些的那个老人离去也怕有十年了吧。
我家地埂的上沿有条水渠，水渠朝下的方向有条水管，水通过管子再往下流淌，有三四米的高度，颇有瀑布的气势。水渠的另一方的水管埋在地下，足有十米之长，印象中有人从这边钻进去，过一阵又在那边出来。我时常疑心这是我的记忆出错，那么狭窄而长的通道中，水和稚嫩的身体挤压着不出意外才怪。我当时怕水，不曾试过，若试的话，会怎样，这一想法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梦醒后也是怅惘的假设。
四五岁时，经常和堂弟玩耍。他较之我坏，加上我天性的一些想像力，所以，我和他在一起，就会出事。理论上讲是如此，实际上并没出什么事。我对他说我家地埂上有处水，可以嬉耍，便一同去。去时那天水渠没淌水，便再往上寻。听到一阵宏大的波涛声，走近一看，是水电站的一个水库，那浩荡的水流是从黄河里引上来又要回到黄河里去的吧。我有些胆怯，他还在往前走。
这水库上死的人从一建起来就没断过。人们说起这些事的时，大致是这样的口吻，谁谁的娃去游泳着，就死在里面了，后头在黄河里发现的尸体，已经不成样子了。
那老人在此时出现了，他在不远处喊我们，然后带我们去桃园吃桃子。
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三年期间，我爸在榆中师范进修，是本县第一批转正的民办教师。
他中师学习期间的作文本上，第一篇作文是通讯。写的是村上第一家小卖部成立的情形，我隐约记得一些词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宛川河畔的小村庄：陆家崖也有了第一家小卖部。小卖部位于村子的中央，便于广大群众购买货物。小买部里不仅有日常的生活用品，还有时下流行的布料。
开小卖部的人叫鹏飞。在他城里的亲戚赞助下，开了小卖部。他家在一个幽深的巷子里，小卖部是他家的门口的一间小房子。他家更引人注目的是乡间少见的二层楼。我没到他家里进去过，在穿过那悠长的巷子时觉得这楼房像极了镇上初中的教学楼。那一栋楼上可容纳几百学生和老师，而他家才几个人，楼大多都是空着的吧。现在，听说鹏飞已在县城发展汽修业，在村里的楼房已很破败了。鹏飞也是村里第一个开工厂的，工厂就在小学的背后。主要业务是刺绣。这总让我想到小学时一篇关于壮锦的文章，那一张绚烂而精致的修饰上，包含着多少人的心计和热情。村上那几年玩社火就是他厂里赞助的服装和基本设施。我妈都客串过化装师。那一两年村里的社火很火，省上的电视台报道社火，都有我们村的镜头。尤其是我们村的高跷队和女子太平鼓队，更是获得了毫无争议的褒扬。请来教的师傅有时都感叹不已。对门的嫂子参加女子太平鼓队时，过年时猪肉堆了一案板，她妈来了直骂。
我爸初中毕业后，被广大工农兵群众推荐去上高中，结果被人顶了，没去成，就回家务农。
我爷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当然，肯定是只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当时家里的条件很差，顶我爸的那个人肯定是给送礼了，能送什么呢，好像是《毛泽东文选》或毛主席像章。
我爸小时候和我大大为争一个毛主席像章，委屈，把柜子上的锁子给踢坏了。
大娘很小就上生产队劳动了，一年能挣二十个分工。这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困难，饥饿与贫乏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记忆。大娘嫁人也比较早。我上高三时住在大娘家，几个人忆起爷爷，姑父说他当初到家里去，只见奶奶，奶奶给他拍去身上的尘土，就是不见爷爷。大娘有些悲泣的说：“我爹那有时间在家待着。”
我爸回到村里后，当了一名代课老师，那是1975年。当年顶替他上了高中的那位仁兄，高中毕业后无果，学了司机。
我大大当时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一个人在偏僻的卫生所，生火，做饭，烧水，洗衣。这和现在那个高高在上的陌生人是不一样的。1986年，他承包了村上的卫生所。他开的药药量大，这需要胆量，这样，感冒的人很快就好起来了。他买的药总是比别处的便宜些，土霉素便宜一分，安乃近也便宜一到两分。
有次，我和我的两个堂兄弟在大大的卧房里耍自行车，堂哥骑在铁器的自行车上越骑越快，我们都欢快的叫着，不想自行车倒了，把隐藏大包麦子下的几包酒给打碎了。那会我大大就已经成为村里的显赫人物了，有人给送酒了。也很少回家了，回家也是醉醺醺的。那天晚上回来之后，也是醉的。我们一直担心的他将痛打堂哥的情景最终也消散了。
外奶所生的男丁都夭折了。我妈说她记得她下面还有个弟弟，五岁的时候没了，很心疼。
我妈高中毕业时，乡上让同村的一个长辈给捎个话，让填个表，推荐上医学院。结果这个和他同龄的长辈没有告诉她，他自己弄到了这个名额。此人毕业后先在县医院干，又辞职，自己开诊所。离婚，找了个比他小十几岁的护士。我妈带我到他诊所看病时，把那女的喊婶婶，那女的温和的脸上一下面无表情了。我一高中同学，家里贤达，日常提到的人物大概都是些大人物，有次也提到这个人，东正，说他小时候，不听话，他那在银行当行长的爷爷就说让东正给看个药了吃。
我只有一个姨娘，姨娘在十八岁时就嫁人了，在姨夫家过着饭都吃不上的日子。这让外爷对我妈的婚事很恐慌。我妈结婚时就迟了，已过了二十六岁。我觉得我妈能和我爸走到一起既是幸也是不幸。对我爸来说是幸运的，我爸当时也是大龄青年了，尽管他当时也拿工资，但家里的事实际已由我大大做主了，当哥的对兄弟的事自己不太上心。再者，对我妈来说，我妈多病，要是遇上别人，怕得不到如此的照料。姨娘说我妈生了妹妹后大病，她担心我爸会不要我妈了。而不幸则多在于我妈。若不是外爷的过多顾虑和她的过高要求，也不至于如此迟嫁人。话回过来，若不是如此，也怕没有我在此茫然的叙述。
我妈在娘家时也是民办教师，嫁过来后，经由我大大在本村校长那里说话，也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直到1996年县上按84年前的的民办教师全部转正的政策，到榆中师范学习两年，1998年才正式成为公办教师。这时，距离外爷缓下已经半年多了。
外爷病逝，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别，我14岁。14岁的我经过了12岁的病痛和13岁的发育，已初具青春的规模。14岁的我，短发，还没开始长青春痘，皮肤尚好。在初一六班是风流人物，第二学期快结束时被任命为卫生班长，这是我学生生涯中最高的官职。而这短暂的仕途也因一次有惊无险的火灾而迅速结束。一次搞完卫生后，手下一人请示，这垃圾多是纸，不如点了算了。我点头通过。只是火燃的不彻底，等我们离开后，半夜又发出了光芒。
据村志上记载，我们陆家人是六百年前迁移至此。当时朱元璋的人马攻打兰州后，一部分士兵留在了当时，生根发芽，繁衍生息。那几年社火兴盛时，总有些老人闲谝时不无骄傲的提及。
我们家以前在村里最偏远的一个队。地理位置处于另一个乡的一个村胡家营和村子主体之间，我印象中走着去很远。有次坐拖拉机去，也花费了好十几分钟。妈说，小时被问及我是那里人，我不说村的名字，而是说队的名字。文革后，政策宽松。才得以搬下来。
我太爷以前参加过一贯道。县志上这么记载：当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一贯道分子们坐不住了。
我家院落现在所在的地方之前是个大荒滩，有时想若有时空隧道，我在几百年前到此地，会是怎样的感想？是一处草原，还是坟冢？一个流落天涯的人途经此地，风萧萧，草高过半腰。
房子是1981年盖的，土木结构。三间堂屋，四间卧房，三间库房和两间灶房。期间做过一次整修。那已是我爸和我大大正式分家之后。我大大在巷子前面空旷的三亩地上整起了近二十间的大瓦房，和一个颇具规模的地窖。我十二岁时大病一场，请风水先生来看旧院子，老头质朴，那天吃完洋芋菜下锅块，就拿着磁盘仔细看，最后下的结论是门的方向不对。于是大门由南改到北面。大门是全部的砖。
我爸当了三十年老师了。三十年教师生涯中，最好的学生本科在南京大学读，硕士在兰大读，博士去了北大。一个瘦俏的年轻人，穿着夹克。那次来，我正上五年级，去猪圈给猪喂食。他出来转，对一起来的说，指着我说，这就是陆承呀。我爸得过一次县级优秀教师称号。在县招待所吃了一顿，当时的一个副县长给敬了酒。还有块光荣从教三十年的匾额。我爸曾有一次转行的机会，村里一人在税务所当所长，差一会计，引荐了我爸，车都到学校去拉了。但最终未能成行。
我妈当时为带我经常犯难，说抱着我，我哭，闹，不放开她，但铃声响了，她只能跑向教室。她说她都不想干了。我爸劝慰说，那等承长大了你怎么办？于是还是干着，至少现在拿的工资可以保证一个自足的晚年，
王国维说人生过处惟留悔。我今年二十四岁了。在另一个县的县城初中任教。觉得生活苦闷，压抑，无意义。
前一阵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对新疆的一个姐姐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呀。她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说我在寻找新的特区。
1978年，我大姑舅哥出生。2008年，他在我就读的大学已工作三年，个人问题还悬而未决。
上次回家，又和妈争执我工作调动的问题。家里已经在这边买了房子，而我在另外一个县，每月在房租吃饭上多支出好几百块钱，况且找对象也不方便。但现实那有想的那么简单呢。现在人越来越多，就业越来越难，村里的人各有各的活头，你们干了一辈子又得到了什么呢？
晚上他们都睡了，我在堂屋的台灯下写诗：
院子里的这些土木结构的房屋
已经二十多年了
后面的猪圈塌了
不知这些粗糙的物种
还能撑多久
我希望至少是三十年
那时我依然在尚存的星光下
记叙残生的潮起潮落
兰渝铁路要穿过村小学后面的大片土地。
报纸上说这是一条贯穿西北和西南的经济大动脉，从重庆到兰州的时间会从九个小时缩减到三个小时。这也将是穿越陇南的第一条铁路。在未正式公布之前，关于这条铁路如何经过村子有多种版本，比较普遍的说法的将沿着陇海线修建，这样的话，我家就有可能被占，因为我家在铁路边。如果被占的话，大概可以补三到五万，当然，这只是猜测，铁路上补贴的不是很多
我家出门就是铁路，陇海线的延伸。去年到贵州参加散文诗笔会时，我坐火车经过了家门，去的时候先到西安，从西安转车到遵义。下午两点多在兰州发出的到南京的特快。走前我爸说车到钢厂的时候发短信，他和我妈在场崖上看。我发了，但车到我家门前时我什么也没看到，车速很快。回来时在成都中转，一点多在成都发的车，第二天快中午时，到甘草店了，我打电话给我妈说了。车过我家门前那个大拐弯时，我看见我妈猫着身子往前看。
上高一时，铁路修双轨。我十七岁，我外家舅舅的儿子新婚，带他媳妇来我家。一起去车站坐车时，我到县城，他们到兰州。嫂子很文静。她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她略带忧伤地说，我要是十七多好呀。小学上地理课时，老师讲到，到21世纪，也就是到2000年，我们村上的这条铁路会修成双轨，一条是专跑客车，一条专跑货车，互不干扰。想想，估计的也对，修好的时候是2002年了。
我爸在我上小学时就告诫我要好好学习，别想着靠他，拿我家和其他人家比。他说H家养牛，是村上的大户。M家有地。我们家一没钱，二没地，所以我必须好好学习，不然我以后没饭吃。我爸分析的很对，也不对。对的是我好歹考上了大学，大学出来后也找了份差强人意的工作。不对的是，我尽管上了大学，也很有可能找不上工作，没饭吃。
H家养牛是从他爷开始的。这是B告诉我的。他是我的同学兼邻居，那时关系尚好，但后来两家闹翻了，他在大人们争吵时也用他尖嗓子帮衬着。我大大家搬走后，遗留下的不仅有院落，还有几处窖，尽管那窖已无多大用处，但也算是财产呀。B爹辞职后在家养羊，盖羊圈，把那几处地窖占了。也没给我家打个招呼。他三爹有次拉砖到他家，车大货多，沟边的路窄，过不去。他哥竟然跳将出来，要拆我家的后院，说挡了他们的路。一下就闹翻了。这在我大大在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我的嬷嬷是个很霸道蛮横的人，她不去找你们的麻烦就算你们占便宜了，还能轮到你们骑到她脖子上。我家给人相对软弱的印象，而他家也可能为了树立强硬的面孔，便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1997年，我在家养病。6月30日，下午，在家电视机前等候看香港回归的转播。隐约听见有人在墙外砍我家的白杨树，跑出去，是B哥用镰刀砍树枝，问之，答曰，他在喂羊。又一次矛盾爆发，我们两家彻底决裂。我一向缓和的内心也默默的对过往做着告别。
B说他爷对他说H家当年是村上最穷的一家，改革开放后上面的领导到下面来扶贫。C爷当时是村上的书记，照顾了H家。H爷会买拍，从那个领导那里得到了卖牛的贷款。加之H爷本身也是兽医。他家的养牛事业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现如今，H爹是村长。他爷是今年死的，死后分家。没分家的时候，牛厂虽繁荣，但都互相算计。分家后，实干，牛膘肥了许多。我一个堂弟给其中一家帮忙，说一天就赚四千。早上从牛厂挤上奶，H开车，到小西湖，他们家有人接应，添了几百升水，然后往西或往东运送。我那堂弟又说，H的一个叔又在兰州买了套房子，四十多万。我那堂弟和H的一个堂弟关系不错，他对我堂弟说，星星，我们这一天钱哗哗的数着舒坦呀——来，抽个好烟。我们也就装个人。钱还是那当官的赚了。
在一首诗中，我这样描写H：
村头的大户子弟
和我小学同窗
现已是一个两岁孩童的爹
两架大型农用车的主人
几十万家产的守护者
M也已结婚，孩子也有两岁了，有次坐车在村里穿行，看见憨厚的他抱着一个可爱的孩童，悠闲的转着，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想起当年，他学习成绩不佳，多被人取笑，上初中时，甚至有老师专门对他有宽容政策，允许他考试可以不及格。现在他却已是一个家庭的主梁骨，一个孩子的父亲。恍惚间的不适应让人感到恐慌。
九年前，我在乡村初中做着文学梦
九年后，我在县城中学平庸度日
村里的许多人我都没再见过，或者见的时候也已很陌生了。许多老人没了，许多同龄的已经隔膜，许多年幼的我已认不出，或者，从他们一出生，我便没见过，许多新进的女子我更无从认起。一个村落的日出日落都是那么平常，我曾在我家地埂上缓慢的目睹着红晕一点点弥漫，从山顶到树尖，再从闪烁的树叶上开始的历程，就像是褪色的乐曲，一波一波的覆盖内心，覆盖一天劳作后人们的背影，星星点点的火光蔓延着，至到深夜，至到下一个蛙鸣的渲染。
二零零七年秋天，我到永登来工作时，我疑心我是否回到了十年前，尤其是1999年的榆中县城。
由此来看，永登县城的城市建设是有些落伍了。一位老师说他们十多年前去兴隆山旅游，觉得榆中比永登差劲多了，就两条街，也不长。现在繁华的多了，而永登这多少年却一直是老样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不包括滨河路和环城路。我多次在滨河路干净的草萍上给远方打电话。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感觉到某种现代的气息。我多次沿着滨河路观察沿途的水势和草的颜色和长势。春分，夏至，乃至最近的寒露，我希望我在这里可以积淀一些写作的素材，就像这草的颜色，刚开始是黄中带绿，后来是兴盛，绿色的天堂，再往秋里走，绿中有黄，最后枯竭，但依然有生命的特质在。我到这里已经一年了，一年多，我荒废了太多。
在漫漫的长河中，这又算得了什么？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经常出现的句式，我模仿下就成了这个样子：二零零七年，我二十三岁，经过半年多的奔劳，通过了永登县招考高中教师的考试，被分到了六中，六中是个完全中学。到校报到后，学校一直没给排课。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才在教研组长代的班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之后代教导主任的一个班，直到假期补课结束。第二学期被安排到学校办公室。承担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并协助完成部分文字性材料，撰写了六中二十周年校庆暨新校落成庆典纪念册中校歌歌词及校长致辞等内容。八月，高初中分离，我被分流到初中，分流到初中后，教育局领导又以我个人能力不行为由安排我担任初一历史课老师。生活苦闷，压抑，无意义。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妥协，一直在低头，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一首诗中，我这样反思，“慢慢恢复愤怒和哀伤。”
我有时读学校阅览室里那些陈旧的杂志，《人民文学》和《诗刊》。李老乡说，我们生活在长河落日圆的地方，就更应该写出唐诗的风范。
注：大大，指伯父，大娘，指大姑，缓下，指老人过世，嬷嬷，指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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