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历史证明，一代人献出青春和生命，一代人必将用精神和激情去作出回应；一代人在广场上群体倒下，一代人哪怕是散落城市和乡村，天空的歌声仍会将他们的热血与记忆，重新汇聚起来。蒋浩1995-1996年间创作的长诗《纪念》属于这天空的歌声。这首长诗所饱含的生活经验，时代激情和写作气势，与一代人的行动精神相匹配。尽管它被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所阻挡，至今未公开发表。1997年在成都印有500本的民刊《知识分子》，首次发表《纪念》。同年，广州的民刊《面影》部分转载发表。1999年，北京自印40本的四诗人集《一分为二的桌子》再次发表《纪念》。从此，这首长诗沉寂下来。2009年5月，整整10年过去，身居美国洛杉矶的明迪从《纪念》中读到广场、死亡、母亲、儿子等，于是问蒋浩是否写的6-4，他说是的，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但确实是的。1989年蒋浩在读高中，1994年大学毕业后来成都，认识了杨远宏和廖亦武，一种英雄情结和青春革命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所以写了长诗《纪念》。廖亦武认为，《纪念》这首长诗，可以说为6-4而作，至少在情绪上。
我来回忆蒋浩《纪念》的写作时期，但如曼德尔施姆所说，“我想做的不是谈论个人，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有什么事与我相干，我也只会做个鬼脸，想一想过去。”1994-1998，廖亦武、李亚东、杨远宏、汪建辉、蒋浩、蒋骥和我，曾经是一个精神群体。我们出了两期民刊《知识分子》，发表了廖亦武的自传小说，汪建辉的实验小说。引介威塞尔和哈维尔。不知道命运如何把我们汇聚在一起，我们现在已是消散。蒋浩在海南，我在北京，廖亦武他们仍在成都。我们各自有新的生活，疏于交流。
一个所谓的精神群体，我们在一起时并不那样去感觉它。现在来说，这个群体与其说是集结，不如说是在无情的流逝要更为形象。这流动的精神群体，以廖亦武的受难为背景。6-4当晚，廖亦武朗诵的《大屠杀》，被一位名叫戴迈河的加拿大汉学家放进行礼包，穿过涪陵城的街巷，沿长江行船，带到海外。结果，他的传播行为被中国政府视为“文化间谍”驱逐出境。廖亦武组织朋友们在重庆拍摄诗歌电影《安魂》，贯穿了几个黑暗中的舞台，早被当局安置好摄像头，有人离开舞台去撒尿，也被拍摄下来。他们的表演直接为他们的被捕提供着证据。他们，分别有廖亦武、周忠陵、万夏、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刘太亨等数十人。众多朋友关1月到2年不等，最后教育释放。廖亦武获罪，坐4年牢。所以，刚出狱的廖亦武其精神肖像是光着头，提着簘，在城市里漫游。簘给了他悲鸣，也内含悲悯的谐音。他还在流浪，80年代用身体，90年代用文字。他完成了小说著作《黑道》。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拿着簘行走，就是提着两个拳头，心怀苍凉，豪情与无奈并存。巨大的现实，并非一个人的想象力所能够轻易撼动。我们灵敏的耳朵，只能用来倾听它的撕裂声，并如实地记载。在记载的事实面前，所谓的表达自动退回到内心。热情要冷却，心要甘心。
在那样的一个时期，蒋浩的精神肖像是不负年少气盛，每天提着两把刀，见人就砍。当然，这刀是语言，是谈话。谈话，甚至不是交流。因为一方用力，或多方争论，面对的多是不同的事物和心路。所谓砍，也就是自辩。雄辩滔滔。在他的诗里，多处用到水笼头这一意象。形而上，他勤奋，博览群书，冲洗头脑的是知识。形而下，就是用水笼头来冲头。一方面是生活的拮据，另一方面因其拮据而把生活过得极为简便。杨远宏是蒋浩的恩师，他的精神肖像是圣徒。他言说的“伟大”在于空洞无物。具体关注繁琐的诗坛，却仰望空谷。也许是因其杂，多思绪，才有气氛。如果一切像晨光条条缕析，眼睛自然睁开来，发觉一切身体皆在床上睡着。而生命何尝不是一场梦呢，死就是醒。汪建辉的精神肖像如廖亦武所说，是一个文学特务。这一形象，最终在他的小说著作《中国地图》里得以完成。所有关于文学思想的交流，确实在进行；但是，是在试探。他既怀疑，又心头有数。揣着乌托邦，他有消解乌托邦的资本。他跟李亚东一样，为人有着慈善的一面。李亚东的精神肖像则是一个正经的学者。因为不肯轻易乱说话，所以很耐烦听取别人的见解。他要开始写作，就得去把笔捉住。可以感觉得到，他的笔有一部分天性愿意跟我们一起玩耍，而不大愿意回到他的手里。蒋骥的精神肖像是一个看重情义的书生。情义拖着他，反过来，他索性享受被拖着的感觉。我的精神肖像呢，一粒种子。纪德说，假如种子不死，就肯定会迸发生命的能量。因此，你可以把我的表达视为求生。
人是唯一置身于有限的变迁中，且知道这是自己的命运，这也是蒋浩对于命运的觉悟。但是，从知道自己的命运这一点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恰恰又说明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蒋浩的《纪念》有命运感和原罪意识。他意识到原罪，跟信徒意识到上帝一样，是同一种类型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即将自我看成是脱离现实本质的有限物体，但又相关，否则无脱离可言。”6-4一代遭遇生死，知道生死，面对生死，这一事实，证明其精神的永恒。诗是精神的力量，精神是时代的力量。基督教将道德的邪恶归于愿望而不是归于人的有限性。人类理性实际上能够设想道德的可能性，多种多样的忠诚，生活和欲望中每一道德选择的和谐。政府行为对6-4年一代选择不善之举，其中有邪恶的主导力量在。《纪念》以同等的力量和高亢的气魄面对这一时代的恶，在生活片断及其诗思中，编织精神的花环，及时为属于自己的时代表达赞美，献上诗篇。因为有了这样的歌唱，恶也变得有限。
“打击我吧”，一如《纪念》里反复出现的这句诗，是一种表达的立场，适用于任何苦难。一如《纪念》，“她在逐渐移向另外的土地”，成了重庆从四川独立出去的预言。“有些灵魂注定要醒来，并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他的选民”，这是我们时代对未来公民社会的预言。这个预言起源于“六月就把一年分成两个时代”。六月成为一个主体，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把“一年分成两个时代”。迄今为止，6-4是我们时代最为高亮的精神旋律。“六月就把一年分成两个时代”，长诗《纪念》的主题达到了一个至高点。所有的表达，过去，此刻，未来，都从地面，思想上，自然倾向至高。长诗中的十二个小标题：昨夜、第二日、正午、散步、醒来、重庆、死者、祖国、投降、诗篇、反对、最后，它们是具体攀沿至高时所出现在路边的标识。我简约地作出这个图示，更多的大地与河流，低谷与山峰，歌唱与救赎，阅读时自可往返体察。从时代受难史的角度上讲，我们可以像阅读《圣经》的诗篇那样来阅读《纪念》。
发表《纪念》的《知识分子》第一期出刊后，当局不久采取措施，主要控制廖亦武的行为，对他进行传讯，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蒋浩就去绵阳，在诗人雨田的帮助下，一直深入到九寨沟附近的白马藏族自治乡山里避难。我事发前去了广州，送赠《知识分子》给诗人马莉、朱燕玲。后在酒吧聚会，马莉告诉我得到廖亦武传来《知识分子》有危险的消息。《知识分子》出刊，我记得这样几个场景。《知识分子》排完版，蒋浩和我走到四川社科院办公大楼的顶层，去透气。一夜过后的城市慢慢醒来，太阳的光开始普照大地。下厂印刷，我们在四川大学旁边一条小吃街吃东西。我们在李亚东家聚会，廖亦武带来《古拉格群岛》。一次去他家，看见《甘地传》。我去鲁迅文学院上学，从成都出发，提着一大包沉重的《知识分子》。在火车上，一直担心《知识分子》被查出是非法出版物。在蒋浩写作《纪念》那一个时期，各地的革命者活动频繁。所以，蒋浩与革命者之间的交往对他写作的影响不容忽视。其中，他最喜欢成都的革命者叫刘贤斌。此人毕业于人民大学，常读商务印书馆出的那套汉译名著中的政治学、社会学选集，有点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味道。相对于革命的投机分子来说，刘贤斌的知识分子气质显得更有绝对献身的可贵品质。他不仅有理想，还有理论知识。他有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女儿，妻子是一名教师，但他愿意坐牢。蒋浩离开成都两年后，得知刘贤斌被捕，判刑13年。如今，蒋浩我们皆是青春流逝，再读《纪念》，更能感受到青春对青春的缅怀与祭典。这样来表达，似乎在编织传奇，所幸身体已得舒展。现在涂掉那些传奇色彩，一切归于鲜花前的宁静。
2009.5.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