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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长篇小说·上)
◎
徐 童
一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号这天，有三件事：头一个，阿布力孜老爷子家，砸死了四十九只羊，塌了七间土房跟仨土炕，没出人命；在新疆乌恰，整个戈壁晃得跟筛糠似的；是个六点四级的地震。再一个，肝，胰，脾，胃，四样血糊拉茬的东西，打一位姓牟的捐献者身上，给特加小心地取下来，缝巴到另一个人的肚子里；这手术，是在北京朝阳医院做的；弄了个全亚洲，四器官联合移植的头一例。末一个，一男一女，一个是嫖客，一个是鸡，打发廊里跑出来吓得半死；头前，一辆摩托车接玻璃门撞了进去，车上坐着俩无头尸体，也是一男一女；这天下午，事出在北京东郊的高西店。
前头两件事挺大，可跟咱没什么关系，打一开始，就给人扔到脑后勺了；后头这事不大，却出在家门口，街坊四邻都大呼小叫着去瞧，还念叨了挺长一段日子。
那会儿，看热闹的人，不知打哪儿呼啦冒出一大片；还自动分成两堆，隔着二十来米远。一堆在发廊门口，扒着玻璃门往里头瞧；推拉门给撞烂得稀烂，只剩下个框子。地上躺着一对男女的尸体，他俩还端着骑摩托的姿势。确实没头。单瞧穿着打扮儿，也就二十啷当岁。女的手还抱着男的腰。血打他俩脖腔子里往外滋，咕咕的，流了一地。摩托车，是辆本田“黑鸟”，街车；一身儿黑，凿凿实实的；躺在屋地上，显得发廊更小了。扁宽的前轮，给对过儿的隔断墙撞了个窟窿，墙上的镜子碎了一地。“黑鸟”“突突”地响着，没灭。打里屋跑出来的那俩男女，中年；目瞪口呆地站在发廊门口。女的光着下身儿，发面似的大白屁股上一块瘀紫，当间儿的伤口处淌着血；不知道的人，还当这女的在来月经。抹了口红的嘴，蹭得跟花瓜似的；嘴角还挂着抹污物。男的清瘦，提溜着忘了系的裤子；脸色阴郁；一副黑边眼镜歪歪着，还少了个片儿。俩人都半张着嘴，下巴跟撞掉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另一堆人，离发廊二十米开外，扎在马路当间儿，好奇地围观俩人头。大家伙天上地下的瞧着，怪纳闷的：这天上？怎么就凭空掉下来俩人头？再近了看，也是一男一女，摆在路面上，干干净净的；俩人都睁着眼，女的还在笑；一卷栗色的头发耷拉在脱落的头盔上。破旧的头盔是黑色儿的；当间儿，还嵌了个红五星。时值三月，乍暖还寒。被什么东西切得还算齐整的脖梗子，“腾腾”地冒着热气。
二
在这两堆人之间，一条哩哩啦啦的血迹，搁地上划出一道弧线，给两堆人连在了一块儿。那工夫，估摸着快五点了。是个星期五。下班家走的人乌泱乌泱地多起来了：黄“面的”，农用小卡车，金杯面包，拖拉机，马车，残疾三轮，跨子，外带自行车跟行人，一直结结实实地堵到了半里地外的水南庄道口。道口这会儿正赶上开放的当子，人跟车呼呼地往这边来。
趁看热闹的人还没把路堵死，街边卖鱼的老李，赶紧打自家棚顶子上撤下块帆布，先给俩人头盖上了。回头，到发廊外间，扯了条单子，给俩无头尸体也盖上了。四下里的看客，又想看，还害怕；脚往后头蹭，怕踩着血，身子却往前头探。老李是山西人，钻过煤窑，见识过矿难。这二年矿井里没少扒出来过砸死的，憋死的，熏死的，饿死的死尸；外带着投河上吊，灌农药绝望死的家里人。老李叫王金枝提上裤子，王金枝，就是那个像来月经的鸡，老李叫她去旁边的公用电话报警；自个儿捡块砖头，搁在了出事路段的两头，挡挡车。
王金枝，不到三十，内蒙赤峰人。两年前下了岗；离了，孩子扔给他姥姥带；自己到北京当鸡。她对爱打听的嫖客都这么说，是真是假，谁也闹不清楚。王金枝爱嗑瓜子儿；爱看九寸黑白电视；还爱洗洗涮涮的。裤衩，乳罩，袜子，背心；洗了，就挂在发廊门口。尤其是那个粉红色的大乳罩，拴在门口的铁丝上，兜着风，抓住不少寻欢男人的眼珠。爱干净，不多事，待客人实在，绝不说好“打炮”的价，扭脸对付个“口活”了事；搁她自己的话说，叫不干那缺斤短两的黑心买卖。在这条街上，她落个实在人的好名声，几年下来，没碰到过什么坎儿。再说呢，她能在高西店扎下来，身后还有老贾，这个明来暗往的靠山。眼下，她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老贾。王金枝“啪”地啐了口痰，扭着还渗血的大屁股，忙不迭的直奔公用电话。
三
这位被王金枝用嗲声唤作“老贾”的人，叫贾国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是——高西店奔东两里地——高碑店的片儿警。高西店，给一东一西的高碑店跟水南庄夹在当间儿；是个三不管的地段。早年间，打高碑店那头搬过来的人挺多；日子一长，这边一有事，人就爱奔贾国志呆的派出所跑。
贾国志比王金枝大十岁。初中毕业去内蒙当了兵。当得是炮兵。那阵子，中苏关系特别吃紧；贾国志在的炮兵团，一级战备了好几个月：枪不离手；衣不解带。毛主席有句话说，“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回，紧急演习，贾国志给七十毫米无座力火炮的后架子砸碎了左踝骨；呆在部队医院，躺了俩月。岁数小，人恢复得快；岁数小，犯纪律犯得也快。回营不几天就跟营卫生兵，营里头唯一的女兵好上了。那会儿，贾国志的伤还没好利落，教导员派他刻蜡板。北京兵，有才。教导员让他把“最高指示”，油印成红的绿的传单，发到各个连队。贾国志一瘸一拐的在各连各班乱串，时不常撞见小刘护士。他俩一般大。小刘护士叫刘爱华，内蒙赤峰人。农村孩子，从脸到身子，哪哪儿都圆鼓鼓的；一双大眼睛，特别透亮。
犯纪律那天晚上，贾国志跟小刘护士约好喽，还在老地方见。他俩都当教导员出去了，没在营房里瞎转悠，就裹着两件军大衣，在一辆黑绿色儿的“大解放”底下鼓捣那事。这不是头一回了。小刘护士滚烫的身子，有股特殊的香味，弄得贾国志神魂颠倒的；那是搁女兵才发给的香胰子洗出来的香味。眼瞅着，烈火干柴就要冒烟的节骨眼儿上，轰隆一声，教导员开走了他俩脑瓜顶上的“大解放”，空荡荡的操场上，就剩下了他们俩。
四
教导员开出去十来米远停下，跳下来，戳在车边；在黑地里挥了下手，“刷刷”，两道雪亮的探照灯打在他俩身上；教导员上前走了两步，到亮处；朝他俩一个炮兵一个卫生兵，发令：
“三连4班贾国志——立正！”
教导员嗓门儿压得挺低，可在贾国志的耳朵里比炸雷还响。他站在一铺一盖的俩军大衣上，笔管溜直的。教导员：
“向前三步——走！”
贾国志穿着件军绿背心，朝前迈了三步；小腿肚子直转筋。教导员：
“向左——转！”
贾国志穿了条军绿大裤衩，侧歪着身子，奔左边转了小半圈儿；刚才，那个火烧火燎的玩艺儿，现在缩得不知哪去了。接着，教导员冲刘爱华，发出同样的口令：
“向左——转！”
刘爱华给臊得满脸烧火，恨不得搁脑袋扎进裤裆里。他俩并排站着，脸朝北，朝着五排平房。熄灯号已经吹过了，营房黑压压的。贾国志知道，教导员让他俩朝北站着，不是让冲着营房，是让他俩冲着教导员常念叨的，打营房奔北八百里的外蒙古；冲着打外蒙古再奔北，两千里地的“苏修[1]”。“那里，就是我们的敌人”。
五
搁往常，贾国志听教导员这么说，打“苏修”，“敌人”这些个字眼，会想起小时候一顺口溜儿。他家住牛王庙，在东直门外；那有个厂子，挺大，里头通火车，叫北京造纸厂。贾国志他爸是这厂子的工人。贾国志在东直门大街，反修路小学念书。反修路，早先不这么叫，叫友谊路；它是苏联大使馆门口的一条大马路。路两边栽着槐树，槐树上头老是挂着彩色的三角儿旗子，红红绿绿的，惹得贾国志老想去揪，可揪不着。一到年了节了的，花团锦簇的，友谊路立马成了北京顶好看的马路。等他上小学二年级，这路就改名了，叫反修路了。跟他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赫鲁晓夫[2]那孙子，骂咱毛主席说是双又老又破的鞋，该扔了；毛主席没法儿不跟丫翻脸！上二年级的贾国志这么想。赫鲁晓夫是一口无遮拦，很会幽默的人，比方他还说过：卡斯特罗是头蠢牛，见着红布就往上头撞。打这儿起，这条路上没了彩色的三角儿旗子；这条路变得灰暗了。
贾国志跟几个同学，摽着膀子放学回家。每回，离苏联大使馆门口老远，就一步一蹿地一块儿大喊那顺口溜儿：
“苏修老混蛋，睁眼看一看，中国人民不好惹，打你丫个稀巴烂！”
倒不一定每回都来政治性这么强的，时不常也换换花样。你比方：
“傻逼青年过马路，稀屎拉一裤，捡块糖纸擦屁股，越擦越黏
糊！”
这种，一般都是两拨子对骂。挨骂的那头，一准儿拿出玩儿得更“猖”的架势；不等你这头话音落地，立马不忿儿地回骂。先一人起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大伙儿铆足了劲：
“你妈屁股擦油漆！”
他们越到苏联大使馆门口，喊得声越大；脚也蹿得越高。有一回，贾国志真瞅见一位苏修老混蛋，正搁一辆黑色的伏尔加里钻出来。身穿黑色猎装；结实的身量儿，活脱儿一个《列宁在十月》[3]里的瓦西里[4]。那是他心里头的偶像。那人朝他们这边瞅了一眼；嘴角上挂着微笑；努了努翘着的小胡子，好像要跟这帮小子说那句台词——太有名了，贾国志记得烂熟——“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二年级的贾国志，突然跟瓦西里的目光碰在了一块，顿时放低了嗓门儿；身不由己地目送人家进了大门，消失在黑暗的门洞子里；这才回过神来，又蹿又叫地跑了。
教导员早走了，什么都没说；他走了不久，探照灯也关了。贾国志跟刘爱华站在寒风习习的大操场上，他想起了这些个顺口溜儿。快八月十五了，月亮挺亮。对过儿营房，挨个窗户垛子上都写着个大字，连起来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他俩对着这十六个大字，哆哆嗦嗦地站了一宿。他俩一般大，那年十六。贾国志的耳朵里老吵吵着那些个顺口溜儿。他确实挺想回家了。
六
三天后，他俩都背了个记过处分。上头掂量这俩岁数忒小，没给开除，一块儿提前复员了。炮兵团，在他俩走了的第二天接到紧急命令，连夜开往中蒙边境了。转过年来，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的。挺冷。暖气烧得热腾腾的，烤得人嗓子眼儿发干，睡不着觉。贾国志打报纸上瞧见，中苏在珍宝岛[5]爆发了军事冲突。他打床上一骨碌坐起来：
“我操！真鸡巴打起来了！”
兴奋，来劲，得意，美；贾国志就跟过年似的。也难怪，这么大个事，怎么就给这十六七岁，才当了八个的月兵，还背着个处分的半大小子猜着了？说的是几个月前，他没日没夜地刻蜡板那会儿；在教导员给的材料堆里，贾国志不光闻着股火药味，还大概其猜准了打仗的地方：万不能是营房正北，那是奔东北角上的中苏边境去了。那有条河，广播电台成天放的《乌苏里船歌》，唱得就是那地方。乌苏里江？没错！珍宝岛，就在那江上。那一宿，贾国志琢磨完珍宝岛，又嘀咕赫哲族[6]人，满脑子都是些茹毛饮血的生番。打头那句歌词，“阿拉拉赫尼拉……”，你说挺各色吧，还真不难听。这算是哪国话呢？
七
转天一大早，雪停了，天地白茫茫的一片。贾国志顺着上小学走的反修路，直奔喽苏联大使馆门口。这里人山人海的，挤满了抗议示威的群众。黑压压的，一片蓝大衣的海洋，男的女的都一样。一瞅，就知道是单位组织的。有人领头喊口号。群情激愤。
“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领头的喊完，大伙儿跟着：
“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人又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大伙儿再跟着：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大使馆的铁门关得严严实实儿的；上头挂满了白布条子，通天扯地的，活像是吊孝。正当间儿，顶大一个写着“打倒苏修”；白底黑字。贾国志挤在人堆里头，有种说不出的畅快：他觉着数自己知道珍宝岛事件的底细，至少，要比这帮人明白得多。就跟小时候喊“苏修老混蛋”一样，他也给人来了一嗓子；这不叫有政治觉悟，这叫起哄架秧子：
“吊死柯西金[7]！”
顿时，煽起一片狂热的掌声。接茬儿又一人喊：
“油炸勃列日涅夫[8]！”
激起更狂热的掌声。平心而论：人家单位组织的，比他们这帮起哄的政治觉悟高多了；气愤都是来真的，让人瞧得出“苏修”，确实给中国人的茅坑里扔了炸弹，激起挺大的“民粪”。这是贾国志后来的良心话。这也是贾国志一辈子最爱捣鼓的事——真不知道他打哪敛巴来那么些个珍宝岛的烂纸片，简直能撮成堆儿，嘎七马八的：长的，扁的，黄的，油的，沾菜汤的，揉巴烂的——这事，能让他絮叨三天三夜。珍宝岛事件[9]，当真给了他不少寄托，大了说，能算一笔精神财富。
八
挨过那宿，贾国志再没瞅见过刘爱华。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已然是俩孩子妈的刘爱华，在赤峰棉纺二厂上班。一天，她在电视上，无意瞧见一北京市民：中年，男的，脸黒；冲着电视哇哇地喷唾沫星子。听那意思是声援学生，还骂政府“流氓”，“无赖”；这人自要说完一句，周围的群众就呱呱地鼓掌；临了儿，大伙儿都冲着镜头，给俩手指头弄成个“V”字型，使劲晃。远处瞧得见天安门城楼的影子，隐隐抄抄的。刘爱华一眼认出这人就是贾国志。这年，他俩都该三十六了；是本命年。扭脸，刘爱华找老战友打听，拐着弯的跟贾国志通了几封信，才知道这二十年，俩人是怎么过的。那会儿，贾国志也带着俩孩子，男女一样一个；拿他信里头的话说，叫“一直舍生忘死地战斗在首都公安战线上”；他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的，一个警察。
通信工夫不长，贾国志又没了下文。刘爱华听说他在“六四”失踪了；又听人说，他死了。再两年后，得信儿说贾国志给逮起来了，押了一年零三个月，临了儿，又无缘无故的给放了。前前后后，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贾国志还算说是波澜不惊。好歹在分局混了小二十年了，上上下下的都说得过去。打头天下班前，人事处老崔打内部电话，说明儿一早送他去沙河；局里头决定逮他的，带他走的，开车的，看门的，狱警，厨子，烧锅炉的，淘泔水的，都说贾国志这跟头栽得忒可惜了。给他定性成一反革命，参加八九反革命动乱的，反革命。
那天早上，天憋着雨，阴得厉害。贾国志没上楼，直接上了“三峰”面包车；这车一直在局院子里候着他。没上铐；也不拉警灯；出大门的工夫，冯大爷还冲他招了下手。半道上，雨下得哗哗的，浇得门缝子直进水；四外起了白烟，什么都瞧不见；“三峰”嘎悠了一上午，总算到了沙河看守所；人到了，雨也停了。进了小灰楼，一切都按程序走，但免了其他犯人必过的关口：拳打脚踢，乒乓球拍子抽脸，眼珠子淤血，熬鹰，拿高压水枪冲得你走不动道，干脆灌两桶自来水撑死了算。这些一概全免了。入狱前，贾国志在朝阳刑警大队，说得上是个狠角色。“二十年舍生忘死”这话，绝不是瞎刺！贾国志命硬，该死的时候不死。就说撞见“闫公子”的枪子儿，也能把命捡回来。姓闫那小子贩毒；出手挺黑，人却生得白净，透着股阴气。贾国志立功，嘉奖，外加副大队长的官衔，都自动找上门来。可先前，他就是想混个普通警察干都够不上这个格。
人家说得确实在理。新警察列队，踢腿，练正步，教官怎么瞧着贾国志的左脚脖子怎么不顺眼：老是弯的，绷不直；搁小棍敲也没用。当炮兵落得脚伤，给他弄了个半死关节，回弯和伸直都到不了家。按理说，他该享受残废军人的待遇，可那档子事一出，全瞎了。眼下，除了死扛，搁谁都干没辙。那年，他拖着个残脚，在北京三里屯一黑咕隆咚的破居民楼里，给大队长硬扛了“闫公子”的两颗子弹，贾国志才在刑警大队声名鹊起。那天，他应该没命了，应该惨死在三里屯，惨死在那个黑洞洞的破水泥楼道里。“闫公子”头一枪，打在他左肩上，血光迸溅；谁让局长事先撂下死话儿，说拿活口回来的；贾国志一闭眼，全当自个儿是沙包了。“闫公子”再一枪，铁定了该在他脑门上开花；可那偏偏是一臭子儿。一堆刑警，恶狗似的把“闫公子”扑倒在地。一小刑警，压不住爹妈给的烈性子，上去搂头一枪托子，正揳在“闫公子”的天灵盖上，给“闫公子”开了。一条子血，打他脑门上斜么戗地流到了鼻子尖儿；“闫公子”全然不惧，反倒是一脸的困惑：一是纳闷“雷子”怎么摸到这了？再不是打白沟儿[10]弄的子弹有诈？那把卡了壳的五九式手枪，躺在离他两尺远的水泥地上。
九
在大狱里，贾国志心里有数了。跟掂量珍宝岛事件一样，寻思这事，早晚是一过场。他得空儿还是爱念叨珍宝岛，这回是跟狱友翟老师。翟老师，叫翟晓枫。江苏浒浦县人；小县城离长江不远。翟晓枫在民院教政治课，后来调到社科院马列所当助理研究员。还在民院那阵子，翟晓枫以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出了名。民院院长是一温和的老太太；她是胡适[11]先生的学妹，年轻时，喝足了满肚子的洋墨水。她偏爱这块材。翟晓枫写过一本书，名噪一时。书名叫《权力的祭坛》，说是引介福柯[12]的思想，骨子里是一东拼西凑的三流货。院长老太太喜欢他的敏锐，实际是小聪明，脑瓜灵；说他勤奋，实际是动手早，划拉地快。翟晓枫转眼名利两得，这本书给他赚了笔不菲的稿酬。民院的女生，都喜欢听他天马行空大放厥词地滥刺；直到给一女生的肚子弄大了，人家家长不干，找上门来闹，这才傻了眼。多亏院长老太太护着他，打那笔才到手的稿费里拿出两千块钱，给人家做人流和营养费。在敞亮的院长办公室里，院长老太太拍着半跪在膝边，泣不成声的翟晓枫说：
“马列所那边，都讲好了。”又说：
“有大出息了，回来看看我这个老太太就行了！”
翟晓枫吸溜着鼻涕，心想，到那边一堆黄脸婆，再瞅不见这么些个养眼的风景了。
十
“‘自卫反击战[13]’？扯淡。”
贾国志跟翟晓枫说。毛主席有话说，“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珍宝岛那一仗，他老人家心里早盘算好了；这叫欲擒故纵。翟晓枫比贾国志小六岁，珍宝岛开打那年他才十岁。身在囹圄，时不常听贾国志闲扯两句，自当图个人缘。何况贾国志说的也都有名有姓，有依有据的；这股子杠头劲，不比他做学问赖。
比方说，贾国志小时候亲眼见过一真正的“苏修”；身穿黑色猎装，身量儿结实的瓦西里。再比方说，贾国志在52332部队—7师6团—第五炮兵营三连4班，当炮兵；一级战备时，枪不离手，衣不解带。还比方说，沈阳军区头俩月就埋伏好了两个炮兵团；一根军用专线，直接连到北京京西宾馆；军区司令员叫陈锡连；陈锡联眼瞅着周总理最后点了头，才搁那根军线下令开的火。那电话机说是红色儿的，听筒上的麻花线也是红的；就跟那天一大堆军区首长穿的毛料军服，都是一水儿的国防绿。后头这两句，是贾国志乘兴瞎秃噜的。翟晓枫听得出来，知道北京人有这毛病，并不拆穿，这叫捧场。贾国志一北京人，心里头也自然明白了。可他确实不属此类，算是个例外吧。他不逮什么都瞎刺，他一辈子只爱念叨珍宝岛，单拣这一件事聊，一聊，人顿时变成个孩子。贾国志觉得秃噜大发了，马上撂下句硬话：说那俩炮兵团用得都是七十毫米无座力火炮。说着刷地拉起裤腿，露出走了形的脚脖子。踝关节的骨头跟皮肉烂巴巴的堆在一块儿，像个笨手笨脚的补鞋匠好歹给对付上的。
“瞧见了吧，这是给它砸的！”
贾国志活动了下脚脖子，确实伸不到家；撂下裤腿，打了眼翟晓枫，把舌头在这拴了个扣，不往下说了。一是躲开后头的事，再是瞧瞧翟老师的反应。这当口，正赶上“南大楼”午后放风。“南大楼”，就是北京监狱。在大兴。监舍，解放前是一兵营。方圆几里地就这么个三层楼，给当地人叫白了。“南大楼”四下里是烂坟茔子。破败的“南大楼”是“L”形的，号儿里人还叫它“三角楼”。“三角楼”中间有个门洞子，左右两头的监区叫“东筒”跟“西筒”。贾国志跟翟晓枫关在“西筒”，三层的一四人监舍里。政治犯，向来都给专门的大队押着。贾国志是去年七月五号的“新收（监狱新收到的犯人）”，翟晓枫比他晚到一个月。
翟晓枫揣着蓝棉袄的袖筒子，跟贾国志蹲在墙根底下。墙头电网的影子正好落在他眼镜片儿上。翟晓枫瞅了眼贾国志烂巴巴的脚脖子，点了下头；心里头直犯毛。那根带刺的影子在他镜片儿上晃了晃。这点头不等于信服，搀了半拉讨好贾国志的意思。他早就瞧出来了：这同犯，一不挨打，二不干重活，来头不是明摆着？跟他走得近乎喽，绝吃不了亏。果不其然，翟晓枫在“南大楼”里蹲了一年多，虽说给人累得随时想死的“劳役”免不了——在后头窑场脱坯，扛砖，码垛，天天两千块砖头的死指标，干不完甭想睡，给他累得直尿血——但绝没人敢碰他一手指头。
十一
在贾国志那堆珍宝岛的烂纸片里，有两张发黄的漫画，是从苏联报纸上剪下来的；是一神通广大的朋友，听说他好这个，特意打俄罗斯弄来送给他的。黑白的。一张画的是：右边把角，一双黑手打着面黑旗，黑旗上写着“侵略苏联（俄文）”；黑手袖口上写着“中国（俄文）”；左边有仨人拍巴掌，狞笑：头一个是头戴钢盔的美国人；再一个是猪头似的日本人；末一个是纳粹德国人。另一张画的是：两只黑手正往一块儿握；右边的滴答着血，袖口上写着“中国（俄文）”，左边的写着“美国（俄文）”。贾国志如获至宝。这两张巴掌大的报纸，是那朋友的见面礼；贾国志冲这两张破纸片，竟然应了那人说的一件事，连一磕巴都不带打的。
贾国志一气诌完俩苏联漫画，自己入戏挺深地说：
“毛主席发话说，‘打给美国人看[14]’，怎么就给苏联人画出来了！”
翟晓枫不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只大概齐知道中美关系在那会儿转了个弯；听贾国志一通白话完，寻思着：什么尼克松[15]基辛格[16]的，做学问的说得头头是道，还真没人贾国志手里的这俩报纸片来得鲜灵。贾国志瞧出翟晓枫挺入味儿，接茬儿又说：
“你别瞅苏联人，他妈横着呢！人家手头攥着核炸弹找你玩混的。非挤兑老毛没辙了，说‘深挖洞，广积粮[17]’，告儿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了。你就说他老人家是不是拿珍宝岛当秤砣了，朝美国那头儿一挪，您说，不是图个心里头踏实才怪！”
贾国志又是一通絮叨。他这辈子，每回自要把话头甩到这儿，一准儿是满脸严肃外带感慨地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头有数呀！”
贾国志一辈子都想当心里有数的人，可他却老干心里头没数的事。比方说，二十二年前，跟刘爱华在“大解放”底下；十二年前，跟“闫公子”在三里屯的破楼道里；半年前，跟一堆狂热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他整个归另一个心里头比他更有数的东西管；人家早把道儿给划好了。他攒了二十来年的纸片，还是抵不过翟老师随便的几句话。那回，贾国志一脸严肃的，才说完那句话，一头栽进小市民气十足的通俗演义里，一时半会儿爬不出来。那阵子，大伙儿正一窝蜂的兴把毛主席像，做成个护身符样的塑料片，到处乱挂：门后头，大衣柜上，电视机柜上，窗户把上；顶常见的是拴在黄“面的”里头的反光镜上。贾国志在朝外大街东岳庙牌楼底下的地摊儿上，也买了一最贵的；两边还郎当着条黄穗子，金灿灿的。不图它富贵，只要个神气劲儿。贾国志拿它挂在“陆地巡洋舰”的反光镜上，那是全大队最好的一辆警车。翟晓枫没留神，贾国志正神往着毛主席的小塑料片，实属有一搭没一搭的，绝没半点捎搭人的意思，说：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吧。想想看，小平同志搞经济，不也是这个道理？边打边看吧，历史不就是这么个样子！一地碎片，讲不清楚的。”
说完，朝天打了个哈欠；灯泡下的眼镜片划过一道光亮儿。明儿早上六点，狱警一准儿来“开封（开门）”，他还得扒开两只眼睛，硬勒着去站队，拉屎，倒尿盆，洗脸，吃饭，再站队，报数，唱歌，出工。
十二
贾国志瞅着翟晓枫爬上床，整个人都跟散了架似的；脑袋一挨枕头就着了。自个儿坐在板凳上，耷拉着脑袋，又愣了会儿，听见“东筒”那边踢哩趿拉的脚步声。是仨人。一个犯人还上了铐，动静挺大；另外，一个是狱警，一个是犯人。这俩人带上铐的犯人去解手。狱警管开械具；另一个犯人在一边钉着。那上了铐的小伙子一副书生模样；他是前不久的“新收”。不是政治犯，是一刑事犯，犯了强奸罪；说这人诱奸了个少女，十六岁；给判了十六年。这人叫张勇。
十三
张勇，河北保定人，二十四岁。在看守所刑拘的仨月里人给打得够呛：眼框子青肿，裂着个口，才结嘎儿。“新收”那天早上，站队报数，嗓子嘶哑得喊不出声来。才来第二天的夜里，拿磨尖的牙刷把，猛锯自个儿的左手腕子。可惜，没死成。牙刷把儿是偷着磨的；磨的工夫忒短；太钝。太疼。锯法儿也不对：该顺着血管挑。早先，使这办法死成过一个，惹下挺大麻烦。监室长是个东北人，每骂完一句，就玩儿命地踹他肚子一脚：
“我操你个妈逼的！”踹一脚：
“你个逼养的玩意儿！”踹一脚：
“你他妈痛快了，啊？”踹一脚：
“那点分，给你个小王八操的都整没了！知道不？嗯？”还踹一脚：
“我操你个妈逼的！”从头再踹，没结没完的。
自杀，是监狱里的头等大事。张勇要是死成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大队，中队，小队，监室的所有犯人，都没好果子吃；谁都没个跑儿。成天背两千块砖头的死指标，都冲着攒那点分：一个月攒十分，一年攒一百二十分；攒够格了，就给你报上去，到法院减刑；赶巧运气好，让你早两天离开这。“劳役”，是监狱留给犯人的一条小胡同道，又细又窄，又黑又长，那头，连着减刑回家。就这么豆大点的光亮，大伙儿都豁了命的朝那奔。犯人的刑期有长有短，你不能给判了十六年的长刑，瞅不见这点亮儿了，就不管还有十年，六年，三年的。犯人没个不恨自杀的；没人愿意眼瞅着拿命挣来的那点分，一夜变成零蛋。忒自私了！大伙儿都自动互相监视着；别说你个十六年的“新收”了；这里头，到处都是眼睛，这就叫监狱。要是自杀真成了，狱警也得跟着受牵连，少不了上头一顿撸。当天，张勇就被上了铐。重罚。押到“东筒”三层关单间。让个“四进宫”，江湖人称“老油条”的惯犯，盯着他。狱警最信得过这号人——人恶，压得住；知道深浅，又懂得规矩。
贾国志扒着小窗口儿，想瞅一眼张勇的脸，结果只瞧见个后背。这人身量倒是不矮，挺直了得有一米八；腰一哈，就缩了半截。他走在中间，狱警，“老油条”一左一右的跟在后头。没走几步，就靠着墙猛咳不止，跟要把肺都吐出来似的。这要倒回去两年前，张勇可不是这副模样，那可是个攥着俩拳头，一门心思想拼一把的小牛犊。
十四
张勇是钢院计算机系的尖子。留了校。给一老教授打杂，老教授老得连眉毛都白了。张勇住在有名的“八斋”教师宿舍。“八斋”，是栋漂亮的三层苏式筒子楼；在大操场边上，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建的。灰砖墙，红瓦顶，破旧但舒适。这里头住的全是年轻老师。公用的水房连着男女公共厕所，一排四个坑儿，早上得排队，解手得插门；黑黢黢的楼道里，挨家门口都搁个煤气炉子，墙给熏得油黑。要是赶上晚半晌儿，各家做饭的当口，咔咔地炒菜声跟呼呼的油烟子，一直窜到楼外。刚解手回来的单身汉，赶巧撞见人家小两口的菜出锅，顺手捏块儿肉扔在嘴里头嚼，手给烫的直吹，那叫一香。那才说是生活。大伙儿乐意泡在一块儿神侃：尼采，萨特，福柯，罗兰·巴特，鲍德里亚[18]，戈尔巴乔夫[19]，铁托，《圣经》……“八斋”，活像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聊归聊，乐归乐，张勇可不想在这儿混一辈子。他在一个电脑公司里弄了个兼职；就在中关村。公司名还不难听，叫“思动”。“思动”的老板一眼就相中了他，留他在自个儿身边干，全当自家人待。张勇立马奔钢院办了个“停薪留职”，头也不回的“下海”了。成天拎着个包忙活，“八斋”的哥们儿再碰着他，都开玩笑地叫他“张总”，他也打趣的点个头，说：
“嗯，嗯，今儿晚上我请你饭局。”
十五
张勇的老板，是一矮墩墩的胖子；面色永远红润。北京人，姓赵，人都叫他赵总。赵总，是一九七七年“四人帮”倒台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拨大学生。一北大荒建设兵团的知青愣考上了北大，真叫个“知识改变命运”那。赵总的媳妇儿，也是北大荒知青。她家是个“二毛子”。那会儿，她肚子里已经怀了赵总的孩子；她跟赵总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北大报了到；不多久，孩子就生在了北大，女的，起名叫赵西娅。名字，是赵总媳妇给起的；她娘家一直没断喽给女孩起俄罗斯乳名的习惯。这是打赵西娅的曾祖母那传下来的。赵西娅的曾祖母，是格鲁吉亚人，叫阿普拉谢尼亚。在二十世纪头几年上，她跟着淘金的父亲来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住在一个叫鸥浦[20]的小村子。都说这小村子那年挖出个顶大的金矿；又说官府当年就“开交通[21]”了。这一开，可就热闹去了，闯关东的单身汉，跟带洋枪的俄罗斯淘金者蜂拥而至；转眼，这个天寒地冻的小村子给人闹得鸡飞狗跳的。那年寒冬腊月；盗匪肆虐，枪声不绝，火光四起；阿普拉谢尼亚拎着把剁肉的斧子，怀里揣着一锭金子，嫁给了一山东大汉。那锭金子，是成天泡在酒坛子里的老爷子临蹬腿，颤巍巍地拿给她的全部家当。她产下头一代“二毛子”，七男三女。七男三女，接着又生下“三毛子”。这里头，有个眉目清秀，头发栗色，身材高挑的姑娘；阿普拉谢尼亚奶奶打小叫她沃西娅的，就是赵总的媳妇儿，赵西娅的妈。她拿自己名字的后俩字，给了在北大荒怀上的女儿。
十六
赵总在北大念了四年，赵西娅长了四岁。这孩子长得漂亮啊，好像在她身上发生了“返祖”现象；天生一小洛丽塔的模样。跟生了她，变得五大三粗的妈，简直不像一家人了。在赵总起家的十几年里，赵西娅给男人们透着荷尔蒙的眼光，催生得特别快。十五岁那年，念初中的最后一个暑假；个子，冷不丁地蹿了一头半。栗色的头发，突然变得打起了卷儿；睫毛也跟着往上翘。跟着往上翘的，还有一对结实的小奶子；小奶子不用碰，随时立着俩小奶头，粉粉的，一对桃花骨朵儿似的。屁股也翘着往上长，好像骨头都跟着一块儿隆起来了；圆鼓鼓的，穿着校服，稀里光当的都瞧得出来。腰，往下塌的厉害。这要是回到一百多年前，沙俄那年月，换上条紧身儿的大裙子，包管让所有的俄罗斯姑娘排着队上吊去。经过一个夏天的疯狂发育，赵西娅再也没法儿跟张勇说笑自如了。那工夫，张勇时不常奔他家去。“八斋”那帮小子她也熟。她家住在五道口，下学打钢院穿过去回家，一拐弯，就去张勇那呆会儿。可眼下，一块儿打游戏，都让她魂不守舍的。心里头那小兔子，就跟吃了摇头丸似的，怎么着都不是。有天晚上，她梦见张勇穿着件三叶阿迪，打到游戏关底，趴在床上装死；鼻子，眼角，都渗出了血。她又害怕又兴奋，醒过来，下头湿乎乎的一片。
一九八九年的整个夏天，都让赵西娅透不过气来。“八斋”的人全奔广场跑，都跟疯了似的。戒严几天了，她去找张勇，门上挂着把锁；她站在那，背冲着巧克力色儿的破木头门，发呆了好一阵子。
这天晚上，赵西娅瞧完电视里烧军车的画面，接着，又是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跟念悼词似的
[22]；她的心立马给提溜了起来：张勇，该不会出事吧？她直犯嘀咕。她爸妈头两天去香港了。赵西娅一人走着奔了“八斋”。公交车瘫痪半个多月了。路上碰见两伙人，沿着学院路，急火火地奔木樨地那边去。一伙人骑着摩托，手里举着大红布条子，上头写着“工人敢死队”；另一伙人走着，也举着大红布条，上头写着“市民敢死队”。他们都是赶去截军车的。进了校门，绕过操场，来在门前，“邦邦邦”，敲开门，俩人互相瞅着，都吓了一跳：
“你在呀！”
“是你啊！”
十七
那一宿，他俩是在躁动里过来的。“八斋”，钢院，学院路，跟整个北京城，都是在躁动里过来的。张勇的那间宿舍，不大点。发黄的一头沉[23]
上，搁着台“四通机[24]”；一头沉后头，有条窄长的沙发。路灯，把赵西娅的影子投在起了皮的墙上；她是半夜里爬起来的，只穿了件内衣。赵西娅，赵总的掌上明珠；“返祖”早熟的小“四毛子”；囔囔了声“害怕”；蚊子大点儿的动静，连张勇都没听着。她半夜打床上爬起来，摸黑，蹭到沙发跟前；缩巴在沙发里的张勇忽然惊醒过来，揉完眼睛，拉她坐下。这会儿，到底是需要还是拒绝，赵西娅自己都弄不明白。
“八斋”的前半宿，静得就跟人都死光了一样。赵西娅的下身，一阵接一阵子地疼，整个身子哆嗦个没完。她把嘴唇咬出个血印子，憋着口气，愣没哼出声来。她顶着阴部撕裂的胀痛，她的血都奔她的下体涌去，灌满了火烧火燎的阴道。张勇突然上来的这股子蛮劲，是说人到了这份儿上温存全是假的？还是这人骨子里本来就挺凶！赵西娅盼着疑惧，惊喜，都赶紧地到来。“八斋”的后半宿，突然又炸了窝。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时断时续的哭声，冷不丁爆发的嚎叫，砸碎的酒瓶子，全都搅和在一块儿。赵西娅跟张勇缩巴在那条窄沙发上，光着身子。他俩像在做个噩梦：在一恶魔的城市里，枪声不绝，火光四起；没遮没挡的他俩，竟然无处藏身。
转天晌午，张勇瞅着一片喑红的血迹，是赵西娅在沙发上留下的；他的头还在发蒙。他跌跌撞撞地去砸隔壁小胡的门，没人理。爬上二楼，瞧见一个哥们儿躺在地上，呼呼地睡着；浑身是血；四外一地二锅头渣子。张勇摇醒那哥们儿，问：
“小胡呢？”
那哥们儿滴立耷拉的脑袋，定了半天眼珠，才瞧准是张勇，“哇”地一下哭了出来，含混不清地说：
“他们开枪了。”
“小胡死了。”
“死在木樨地了。”
张勇放下那人，想起小矮个，大脑袋的小胡。他操着湘潭口音说话，比毛主席的还重。他是钢院德育教研室的老师。头两天，张勇还跟他一块儿去广场，看他绝食的学生。他俩一块儿把个昏迷的学生抬进一桑塔纳；车是才拦下的，司机人挺好心，还是一警察。张勇想着小胡的大头，就跟在暗房的红灯泡底下，显影小胡的标准照；泡在红色药水里的大头，扭来扭去的。张勇心说：你这大头忒惹人眼了，搁谁，瞅一眼都记得住。
十八
赵总跟他高大威猛的媳妇儿打香港回来的时候，除了谈定一单大买卖，肥肚子上还多了根儿镀金扣的金利来；老婆浑圆的肩上，也多了个路易威登挎包。十好几年了，跟着她男人，大风大浪地扑腾到今天，她早打起家那会儿的会计，变成了集团公司的二当家的，官称叫“财务总监”。她顾家，疼丈夫，护孩子。在外头，给赵总围场子；打硬仗；抢山头。就说人人憷头的三角债，她也照样手到擒来。弄得那个讨债公司的黑老大，直跟她打哈哈说：
“娅姐，您横是得给我们一家老小留口饭吃吧。”
她哈哈一笑，“咣”地一拳捣过去，搡得那人一趔趄；接着，一仰脖，干了自己的门前酒，说：
“留你妈个头。干！”
“三毛子”的豪爽性子，让她走哪都吃得开。当这俩红光满面，如日中天的夫妇，喜气洋洋地推开宝贝闺女的房门时，俩人就像给当年北大荒的兵团指导员叫了“立定”一样，“咯噔”一下戳在了屋门口；“吧唧”，手上的米老鼠掉在了地下。脸色惨白的赵西娅，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丝不挂；头发，脖子，肚子，大腿上都是血；床上，地下，到处是成团的手纸，粘满了血；床底下有个白色的塑料盆子，里头盛着半盆子黑红的血；血，是从赵西娅的阴道里流出来的，浸透了床单，褥子，床垫，再打床缝滴到盆子里。她还剩最后一口气。
救护车叫得死去活来的，好像没事也得给你叫出点事来。抢救，输血，昏迷，注射止血针，注射激素，一通忙活完了，人倒是活过来了；可谁都不明白，大夫怎么老支支吾吾的，没个痛快话；像成心跟谁兜圈子似的，到了儿，也拿不出个像样的诊断来。大夫：
“子宫内膜增厚啊……”转脸又说：
“……嗯，卵巢囊肿，吃点止血养血的药吧。”最后说：
“……雌性激素水平过低呀，得吃点激素和避孕药……”
恐惧，绝望，对抗，仇恨，这四样东西，打这天起成了赵西娅的影子。月经，就像没结没完的假期。
十九
折腾了大半年，这病要想好，那是门儿都没有了。顶多叫“控制”住了，这是大夫的话；是说不让你下头哗哗地流了，保住条小命；要说经年哩哩啦啦地不断，横竖死不了人不是？那就没辙了；你那块儿又不是水龙头，说关就关。赵西娅消瘦的身子上，打这儿起老散着股甜甜的血腥味。这味道不但没教她难为情，反倒让她更迷人了。在她混“滚圈儿”的那阵子里，这让那帮馋涎欲滴的小子，简直跟疯狗似的变着花样儿地奔台上撒野。一回，一叫“猴子”的小子，吞了粒儿挺猥亵的“强奸”药丸——是种专门提高性欲，外带兴奋度的毒品。它跟街边成人保健店里头卖的春药是两码事。“强奸”还是毒，是靠毒害神经，教人过把“强奸”瘾头的。“猴子”裹着身儿黑皮衣，一直都当赵西娅是一洋混子；还是一洋大拉[25]。他昏头涨脑地凑过来搭讪，说：
“我有一哥们儿，英国人，玩儿贝司的。黑鬼。丫专喜欢操日（本）妞儿。”
“猴子”往这头挪挪屁股。这个肮脏的烂故事，他自个儿都记不住说了多少回了。赵西娅耳朵里塞着耳机，根本没听他说。
“日妞儿裤带子松，又鸡巴势利眼，还贪财，给钱就上。丫就会在日妞儿跟前装大款！”
说着，“猴子”把手搭在赵西娅肩膀上。赵西娅把身子一闪，掐住他的细脖子；黑色的指甲盖，陷进去了一半。冲他咬了下下嘴唇，算给“猴子”一警告。
“操，你丫让我说完了行不行啊！”
“猴子”挣巴开，央告完又接茬儿说：
“丫在二外学中文，还鸡巴会作诗。‘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吗，丫改成‘日妞儿逼里能开车’。为什么呀？丫说是给黑鬼撑的。”
“猴子”忘乎所以地狂笑；手还在下头瞎划拉着什么。狂笑转脸又变成了愤怒：
“操！丫自个儿就是一黑鬼，这可是种族问题呀！”
“猴子”贴着赵西娅的肩膀；手搁裤裆里掏出那物件儿，半软不硬的；讪笑着去扯赵西娅的短裙。赵西娅打油渍渍的破沙发里站起来，抬脚，拿半拃长的靴子跟，踹在“猴子”的阴茎上。一股黄澄澄的脓血，滋在靴子帮儿上。她弯下腰，忽闪着黑眼圈儿里的长睫毛，瞅着只顾倒气的“猴子”，说：
“你丫少碰我！”
说完，就手捏着“猴子”的衣襟，抹了靴子上的污物；扭着俩溜圆的屁股蛋儿，扬长而去。
这事在“滚圈儿”传得挺快。嘴碎的人说：
“‘猴子’，被一俄罗斯‘飒蜜[26]’给废了。”
听的人说：
“丫活该！”
“猴子”那会儿确实臭名昭著。他靠攒“垃圾拼盘[27]”到处蒙事。人说九十年代初，是“滚圈儿”最平庸黑暗的年月；连“猴子”这号倒腾假烟起家的地痞，都操持起签约乐队的生意了。要说“猴子”，也是一天不留地不收的苦孩子。他爹蹲了大半辈子监狱，是一“四进宫”，江湖人称“老油条”；坑，蒙，拐，骗这四样，全给他凑齐了；他是“南大楼”的常客。他拿“猴子”，跟大街上捡来的狗一样养活着。
二十
起初，赵西娅没法原谅自己给张勇供出去。她老妈的律师，刷刷刷地写好了状子：强奸！——给张勇诉了；不等赵总带她打海南回来，早一脚把张勇踢到了阴暗的“南大楼”，生不如死地跟“老油条”做伴去了。赵西娅的哭闹，哀求，外带寻死觅活，对这俩铁了心的理智而富有的中年人，全等于白搭。打这儿往后，赵西娅，这个身上带着股甜甜的血腥味的小“四毛子”，耳朵眼儿里永远塞着个耳机；她拿震耳欲聋的音乐，割断喽跟外头的一切。
赵西娅偷着瞧过一回张勇。不是去曾跟她一样天真美好的“八斋”，而是“南大楼”。头前，她对“八斋”，确实抱过一线希望：“邦邦邦”的一敲门，门开了，张勇出来了，没准儿还是真的。几次三番的，撞见门上的封条之后，终于，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打开了屋门；这人面色阴郁，手里还端着个搪瓷缸子。他不是张勇，也不是“八斋”里的熟人。这人是谁呢？赵西娅眨巴着深陷的两眼。
二十一
这人就是翟晓枫。翟晓枫在“南大楼”苦熬了大半年，得亏仗着贾国志，除了这辈子忘不了的“劳役”，谁受过谁知道，没人敢碰他一手指头。收工回来，累得半死，没等贾国志絮叨完珍宝岛，就跟死狗一样，着了。一九九零年，一开春，公安部宽大处理了一批人，有整有零的二百一十一个；翟晓枫赶上了这拨子大赦。贾国志反倒比他晚了几个月。他立马给民院老院长写了封信，告诉老太太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信纸上满是喜悦，别无他求。贾国志也为可怜的翟老师松了口气；心说，这下可没人聊珍宝岛喽。
出监那天，翟晓枫照样起得挺早。“开封”后，在洗漱间，厕所门口跟同犯都打了招呼。八点一到，狱警在“西筒”紧头点他名字了。临走，他跟贾国志握了下手，说了句“出去见”，就彻底离开了这个监区。下了楼，来在办公室，除了要带走一搪瓷杯子，其它东西照惯例，留给了贾国志跟同监室的人。翟晓枫带走一杯子，是照号里人的说法，这叫“把自己的一‘辈子’带出去”，图个吉利吧。狱警慢腾腾地拿过搪瓷杯子，翻了个个儿，往桌上一扣。然后，让他脱光了衣裳，把衣服的边边角角，全给捏了一遍，确实没藏东西。说：
“好，穿上。走吧。”
钻过“南大楼”当间儿的门洞，一下来到阳光里，柳枝发芽了；一阵小风攘起一团柳絮，白花花的，像给谁攘了把雪。翟晓枫跟带他出监的狱警并排朝大门口走去。照号里人说的，出大门前，千万别回头，图个吉利，翟晓枫强忍着没回。等听见大铁门沉重的闭合声，他知道，总算把“南大楼”关在身后了。
出来后，翟晓枫去瞧民院老院长。老太太都八十七了，颤颤巍巍的，走不动道了。翟晓枫推着她的轮椅，在校园里转悠。成群结队的女学生，像刚出笼的小鸟儿，雀跃着擦肩而过。要说翟晓枫有种说不出的自在劲儿，那是不假；可再要问有多畅快？他却不由自主地摇摇脑袋。抑郁，悄么声地藏在了他的眼底，甭管多养眼的风景，在他渐显混浊的眼珠里，也没法儿映出半点光亮来。再说呢，城府这俩字，已然是他对自己的一项要求了。老太太一直为那年女学生的事，把翟晓枫安排到社科院而后悔，否则，一直呆在她身边，去年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老太太偏爱他这块材。在翟晓枫出狱前，她就打好了电话。她靠在轮椅里说：
“钢院那边都讲好了。”又说：
“虽然是个理工学校吧，他们德育教研室，倒是新弄起来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再往下，老太太没了话，一下停在这，显得秃了点。翟晓枫明白：人老了，说话就不一定那么连贯了，有头没尾的；可那份意思，全埋在里头。翟晓枫给老太太掖了掖松动的毯子，掉转轮椅往回走。草棵子里，一只耗子秃噜一下钻进洞里，不见了；矮松墙底下，积雪还没有化，映着天光，白里泛蓝。
二十二
赵西娅冲着翟晓枫，劈头就问：
“张勇呢？你认得张勇吗？”
翟老师瞧着这个小脸儿煞白，张口就是急茬儿的姑娘，心想，打哪儿掉下来个小洋妞？甜甜的一股血腥味儿；“八斋”这地方就是怪新鲜的。脑子溜个小弯回来，翟晓枫才把一番话跟赵西娅说明白：张勇早不在这住了，学院把房子分给了他；里头的东西，张勇家来人都搬走了，只剩下一破沙发，没主。说完，他侧身让赵西娅往里头看。屋里的摆设确实变了样：那条窄长的沙发给挪到墙根底下；上头新盖了块灰布，那片喑红的血迹，瞧不见了。
赵西娅扒着“南大楼”的铁门，往里头张望；又来回溜达了一阵子。给头顶上的摄像头瞅见了，惹得人家怪不耐烦的。上头大喇叭：
“说你呢！聋了！别在这瞎转悠。”
赵西娅捋着墙根，漫无目的的绕到砖场后头。爬上一烂石岗子，一直呆到天黑。没边没沿儿的砖垛围着砖窑，砖窑腾腾地冒着黑烟。灰色的，是没烧的砖坯；红色的，是烧完的砖头。犯人们像老鼠一样，钻进钻出的，把灰的变成红的。冷风，刮着枯黄的灌木枝子，掠过墙头的电网呜呜地叫着。赵西娅的头发上，嘴唇上，睫毛上，落满了烟灰渣子。离得忒远了，她瞧不见任何一个犯人的脸。
二十三
贾国志在翟晓枫出狱后，还是愣不让任何人来探监。他不愿见那个场面。号里头有规矩：探监时，犯人俩手必须搁在桌子底下，不许跟家人有任何接触，怕偷着传什么东西。有个女犯的小孩，三岁半；哭着喊要“妈妈抱抱！”狱警就呆在旁边，钉着；你借她俩胆，她也不敢伸手呀。女犯干坐着，还不能哭，这也是规矩：你哇哇的一哭，别人还不跟着受传染？要哭，你找个背人的夜里头，偷着摸眼泪儿吧。她眼瞅着孩子像个找不着奶头儿的小猪崽，急得连哭带抓的。没辙，规矩就是规矩。
贾国志这回没拦住“闫公子”。见面那阵子，俩人并没显得拘谨。都是奔四张的人了，头发里兹出了白茬儿。两个都是在刀尖儿上混饭吃的人，还真有些相像。不一样的是：贾国志脸黑，疙疙瘩瘩的，粗糙；“闫公子”脸白，平平整整的，光滑。贾国志的头发，是花白的短茬儿；“闫公子”的头发，是花白的背头。一个锒铛入狱的警察；一个讳莫如深的商人。他俩十几年前的那段过节，不几年，被一俩人都敬重的老前辈，三言两语地说和开了。眼下，倒像老哥们儿一样，脸对着脸。贾国志：
“老闫，大账上的钱我就照收了。关节的事，还是回头再说吧。”
贾国志说的“大账”，是犯人存在号里的私房钱；拿它在监区里的小卖部，买些质次价贵的东西，还没挑没捡的；比方牙刷，牙膏，手纸，方便面。一准都是假货。见面前，“闫公子”直接奔了办公室，在贾国志的“大账”上撂下五千块钱。“关节的事”，是说“闫公子”要给贾国志的半死关节，换个听使唤的金属关节；他提了好几回了。这事对“闫公子”来说，实属举手之劳。眼下，他是美国“史瑞德”公司亚太地区的执行董事。贾国志明白，这是一蒙人的说道；他怀里揣着美国绿卡，两头跑了好几年了。这个叫“史瑞德”的美国公司，把人身上的二百零六块骨头，全生产成了替代品，外加零配件，名目繁多的数不过来。你比方：各种支架，接板，穿钉，紧固卡子；还都用英文字母，跟阿拉伯数字给标出来了，分门别类，明明白白儿的。要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人体骨骼支架制造商，那还真没说的。
二十四
十二年前，“闫公子”在北京三里屯，一个黑咕隆咚的破居民楼里，冲着贾国志“邦邦”就是两枪。结果，给当场生擒。可谁也不知道——起码当时没人知道——撂下死话，让带活口儿回去的局长，扭脸就给他放了，还得说是毫发无伤的。虚惊过后，“闫公子”打那时节起，就为自个儿，也为左右这帮兄弟，谋划着另一条新道儿。瞧那阵势，跟解放军整编部队差不多：他把这班人马一劈两半，分成俩野战军，叫“一野”跟“三野”。在当间儿，故意空了个“二野”为虚数，这也跟部队里莫名其妙的做法一样。他亲自带着“一野”的人马，杀奔了海南，疯狂地操持起走私买卖；货呢，就是医用人体支架。不光是那一家美国公司的；法国的，德国的都干。也不光是进口的，在深圳，开了个地下工厂，专做仿品。这厂子，甭管表面上怎么瞅都像个金属加工厂，自要贴上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标签，利润立马翻上去一百多倍。这让“闫公子”在那个混乱的，随处是缺胳膊短腿的年月，每年落个几千万的进帐。“一野”起步高，下手早，市场大。利润丰厚得让那帮兄弟觉着钱，真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自要你站在风口上，撑好麻袋，钱就哗哗的往里灌。看得出，这帮人个个都活得体面起来了：几个地区的老总全是清一色的奔驰320，黑的，没杂色儿；手里攥着半斤多沉的“大哥大”；陪着各地局领导，外带各大医院的头儿，西装革履的，潜入灯红酒绿的烟花柳巷，沉浸在金迷纸醉的夜里。
“三野”的人马，除了固守毒品的老地盘，另劈出一拨子人，转向更为黑暗，血腥的生意。可业绩跟“一野”一直相去甚远。大伙儿都阴沉着脸，有的甚至目露凶光。说得也是，他们那生意跟“进口贸易”比，说出来确实没那么朗朗上口的，叫“器官移植”。人一蹬腿，再搁把火一燎，冒股子轻烟，没了，身上的东西也就跟着白糟践了。怪可惜的不是！多少倒霉蛋儿眼巴巴的等着器官移植，拎着猪头，找不见庙门；您说，就不可怜么。“三野”的一伙人，瞅准了这市场，张罗起死人的营生来：自打摘取，保存，运输，出手到收款，兄弟们没少下工夫。虽说是私底下的交易，见不得人，大伙儿倒没拿它当脏事办。比方说，每桩器官买卖尽量办得表面上瞧不出别扭来：红十字会的登记表，公证书，捐献证，身份证，全给你伪造得有模有样；拿去给医院走个过场，医院跟病人都弄个踏实。心，肝，肾，胰腺，骨髓，角膜……自要是新鲜货——没出四十八小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二话。
二十五
“三野”的人，除了死人的，活人的买卖也开了戒。这是后来的事。那会儿，大伙儿瞧着一买一卖的两头，倒也觉着怪有意思：急着买货的人，花钱买条命，庆幸自己运气好，碰见一匹配的器官，完事，憧憬着术后的好日子；一样，急着卖货的人，庆幸自己好运气，一刀下去，身上少了件东西，手里却多了笔钱，赶紧拿去应付那些个糟心事，瞧不出半点舍不得的意思。说到底，剩下些来路不明的器官，就成了堆瞎帐。按说车撞的，水淹的，电打的，跳楼的，该算是正经渠道；可是，搁死刑犯身上，跟流浪傻子那弄来的，就差点意思了。再深了说，那些给人打一闷棍，愣抢的；要么事先跟看太平间的串通一气，趁人家属不备偷来的，就都归伤天害理的那一类，没跑了。
一句话，“闫公子”的队伍，挣得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黑钱，成不了照章办事的正规军。他立下的死规矩，立了破，破了立的，还不都是钱给逼的。那年，出过一岔子：说沈阳有个脑子不好使的小子，姓刘，杀了个暴发户；身上的金表“大哥大”全不要，只摘了人家一对肾。急着出手，就把价钱和BP机写在二医院的厕所墙上：“卖肾三万BP126呼4184418刘先生”。结果，没等警察找他，“闫公子”的人抢先把这位刘先生给抓了。被杀的爆发户是倒钢材的，有通天的本事。背景挺深，手底下也有一票兄弟，算是一条道上的。说这事一出，两头都炸了。
“闫公子”专程打海南赶回来，紧急开会。会后三件事：一，管东北的老总，自个儿开着奔驰320去沈阳抵命；怕人不要，事先上头找了人，那头勉强应了。走前儿，“闫公子”给他送行，俩人(zhōu)了杯中酒，“啪啪”搁地下砸烂了杯子。“闫公子”拎过一箱子钱，亲手递给他，教他打理一家老小；说身后的事不用操心。二，把那位刘先生给“对了（内部处决同伙）”。在门头沟，潭柘寺后山的栗树林子里，那小子跟他抢的两块已经发臭的肾，给泼了桶汽油，一把火烧了。按理说，这俩肾该给人送回去，给人凑个全尸；头前问了人家属，回话说不要了，说粘了黑手，嫌脏。三，“闫公子”给“三野”立下了两条新规矩：一不抢活人的；二不做广告。后头这条，“三野”的兄弟们听了都觉得挺逗，使劲憋着，没敢乐。临回海南，在首都机场二楼候机厅里，“闫公子”瞅着窗外，似有话说，又迟迟的舍不得开口。倒春寒还没退喽，窗外满目萧索；放眼奔天边瞧，一个小飞机正升空，银色的，像根针，正朝灰不拉几的被窝套里钻；天挺阴沉，小银针钻得怪吃力的，好大半天，到底没影了。“闫公子”拢过眼神，这才跟左右说：
“我这也是捡条命那。”
大伙听着，点着头。人堆里，数开车的“小矬子”，头点得最使劲。这小子别瞅他个子矬，人比谁都机贼，顶会揣摩领导的心思。他明白“闫公子”这话，一来是告诉大伙，他的命是跟弟兄们办的事连在一块儿的；二来是发个感叹，人到多喒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不是。临了儿，“闫公子”放下话：说他再干三年，四十岁，一准儿退休。他说这话时，北京的初春，正酝酿着一场政治风波。
二十六
贾国志命硬是实话。早前，他不敢这么说；也不带见别人这么说。“闫公子”的两枪，让他流了血，立了功；捡了命，升了官。他认准这把枪就是他的护身符。在庆功宴上，局长一口答应把这个战利品奖励给他。打这儿起，他心里有了数，倒不是冲着护身符什么的，是这把枪给他转了运。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他不在乎了。这把卡壳的五九式手枪，一直陪他到死。
这把枪的真正主人是“闫公子”的父亲；一个老红军，一步不拉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戎马一生，九次负伤的老将军。他一辈子生了七个儿女，死的死散的散的，末了儿，跟他住进军区大院将军楼里的只剩下一儿一女。
儿子，排行老三；出死入生，深沉练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是红色贵族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人物。他的船队满载着机枪，大炮，坦克，手榴弹，源源不断地运往非洲。这可不是援建坦赞铁路那年头儿了。眼下，明瞅着非洲人自己掐起来了，人说“不干涉别国内政”，他只管给两家仇人送军火。在那个财源滚滚的年月，他是首屈一指的军火商。在非洲，他抢走了欧美商人的全部订单。话说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号，两伊战争停火这天，是他在伊拉克考察的最后一天。考察的题目是笔大得没边的军火债，四百亿美元！说的是苏美两国，怎么就从这个富得流油的石油国家，切走这么大块肥膘？在茫茫的沙漠里奔波了小一个礼拜了，答案了然于胸。这天晌午，他坐着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官车往回折；半道上，停在灼热的沙漠公路边，大伙儿下来放水。他哗哗地滋完一泡尿，一抬眼，瞅见不大远的沙窝子里扔着一破钢盔，锈蚀斑斑的；走近细瞧，上头溜圆的一个枪眼儿；他伸手一拿，“轰隆”一声巨响，一枚苏制地雷给他炸了个支离破碎。眨眼间，他在伊拉克蕴藏石油的荒漠上，命归西天。
老将军的女儿，排行老五，是一饱尝艰辛老姑娘。老五姑娘脑子有毛病，成天神神叨叨的，不光疑心有特务跟踪她，还想加害她。她嫁给了另一个老将军排行老四的儿子。这人跟方士交游甚广，成天拿着本周易装神弄鬼的。这么俩人，表面上瞧，门当户对的美满婚姻，要说幸不幸福？鬼才知道。
老将军在六十岁开外那年，跟他的保健医生，一个大嗓门的中年妇女，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这孩子就是“闫公子”。“闫公子”大名叫闫永刚。闫永刚，顶恨“闫公子”这仨字，它是将军楼里那帮长舌妇，背后指指点点的叫法儿。恨归恨，一旦叫开了也没辙。闫永刚记得最深的就是他爹爱说的一句话，老挂在嘴边：
“老子毙了他！”
二十七
这话，老红军生大气的时候说；生小气的时候也说；不生气的时候，瞧什么东西不顺眼了，还说。闫永刚小时候，见过他爹那把五九式手枪：有回，老红军把枪举在半空中，气急败坏的，还不是他又在外头惹了祸，吓得他妈跟小警卫员扑上去往下抢。闫永刚并不害怕，反倒瞧得出神：银白的胡子；将校呢的军装；乌黑的手枪。嘿！样子忒威风了。一九七一年秋天，林彪东窗事发，坐飞机出逃，摔死在内蒙古的温都尔汗。那年，十八岁的闫永刚偷了那把枪，离家出走。老红军急着给战友老陈挂电话，找儿子，原来，儿子已经去老陈家住下了。老将军关照老伙计说：好好替他管教管教这个小兔崽子！不成器的小王八犊子。临撂电话，还怪给自己出气似的说：
“老子毙了他！”
被闫永刚叫做陈伯伯的人，是头一任市公安局局长。那时节，还叫“北平市公安局”。一九四九年隆冬，漫天的大雪，好像要给北平城活埋喽。陈局长，带着百十号北平军管会[28]的人马，全盘接管了一万多个国民党反动警察；直接枪毙了一堆恶贯满盈的汉奸特务；剩下的，来了个全锅端：扒了黑狗子制服，换上黄军装，就地留用了。那年，北平城像个大粪坑：前清遗老，下野军阀，蛰伏汉奸，失意政客，封建把头，地痞恶霸，遍大街都是。斗争形势确实忒险恶了。陈局长冒着瞧不见的黑枪子儿，躲着找不着的定时炸弹，搬进了前门东边的公安街十六号[29]——原先是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那座大灰楼。那真叫血与火的年代！
闫永刚在他陈伯伯家住不多久，那把五九式手枪，给他拆装得烂熟：他脸上蒙着条红领巾；一排东西，挨盘地摆在三屉桌上；他嘁哩喀喳地给它们攒在一块儿；最后，“咔嚓”一声上了膛。拽下红领巾，盯着马蹄表一瞧，又快了五秒钟。他闭上俩眼，跟一气功师在运气似的，吐出口长气……这个脸色苍白，神情阴郁的青年，已然预感到，他要拿这把枪打下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他没想到，这把枪会卡壳在三里屯，那个黑咕隆咚的破居民楼里，并且，此世今生，再无缘见着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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