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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评论)
◎ 里 纪
三十年后，回顾中国地下诗，也许不得不说它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成为了一种或许只能在文学史料馆里才能触摸到的现实。这一代的诗人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三十年前中国出现了“地下诗”，而且是以一种“运动”的形式出现？
以1978年的地下文学社“今天”为路标的话，中国的地下诗经历了二代人，即“朦胧诗”一代和“后朦胧诗”一代。一部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应该把“中国地下诗史”的路标定得更远，让它的末代诗人出现在更远的地平线上。即是说，这个空间至少应该大得足以囊括“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及“生于七十年代”的诗人。
然而，在这里，我并无意写一部中国地下诗史。“中国地下诗”在我的心目中，
首先是一种非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东西，它实际上构成了那个年代里最具冲击力的一种精神，这就是不断地向中国官方文学的挑战精神。
三十年后回头看，八十年代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那也是一个只要油印或发行一本“地下刊物”都足以被定罪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无论一个诗人写了什么，即使是一个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只要这个诗人参与了所谓的“地下文学”活动，即秘密结社，编印非官方刊物，或有许多“地下诗人”的朋友，他都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地下诗人。而做一个地下诗人，在那个年代里，便意味着上秘密警察的“黑名单”，成为“内控人员”，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
到了九十年代，不少地下诗人，这些当初戴着“荆棘花冠”的诗人们，有意或无意、选择或被迫流亡，成为了“流亡诗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当流亡成为了一种可能与现实之后，中国地下诗便逃脱不了其盛极而衰的命运。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地下诗”也就成为了一种技术上的不必要。
它留下的是一种精神：独立！再独立！！
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地下诗”的历史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尽管作为一种潜流，其渊源乃至可以上溯到五十年代“反右”时期的林昭。但唯有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地下诗”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当时，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你不是一个地下诗人，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一般认为，诗是年轻人的事业，每个文学青年几乎都从写诗开始其文学生涯。乔伊斯、劳伦斯虽是大小说家，却是不成功的诗人。艾略特曾经说过：只有三十七岁之后，还在继续写诗的人才有望成为一个大诗人。为什么是三十七岁？艾略特是个诗人，在这个武断的说法背后，艾略特其实一语道破了诗人的真谛：诗人就是自己最高的立法者。
三十年后回头看，“三十七岁”之后，至今仍然还在写诗、最多的诗人也就是这些当年的“地下诗人”。
选在“中国地下诗歌运动三十年（1978-2008）纪念专号”里的诗人，有“今天”最早的成员严力，“西单民主墙”时期的诗人一平，“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雪迪；也有“莽汉主义”的胡冬，“海上诗群”成员郁郁，“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陈建华；还有最早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
现居台湾的杨小滨，澳门诗人姚风。选在这个“专号”里的作品的都是他们的最新作品。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这些诗人的名字旁边分别注有伦敦、纽约、罗德岛、或斯德哥尔摩，而这些汉语诗人们本来或许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
三十年后回头看，我无意夸大诗歌的救世功能，更无意于强调诗人作为立法者的身份，但是面对今天因互联网而起的愈演愈烈的“语言退化”、以及“语言的暴政”，我不得不说，诗歌至少具有一种净化语言的功能。
诗人是天真的，人类尽管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每一代人的诞生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荷马、自己的柏拉图与孔子。诗，是人类最为本能的一种吟唱。三十年前，面对一个非人性的社会与统治，中国的地下诗人几乎是本能地知道：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三十年后，盖棺论定也许过早，而我高兴地看到，昨天的“地下诗人”今天还在吟唱，就像聂鲁达所说的那样：歌吟绝不会徒劳无获！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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