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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诗案与《反右斗争》(散文)
◎ 铁 流
题记：为了厘清“诗案”的历史事实，我不得不写下这篇文草。我是当事人，而这些当事人七人中活着的还有三，石天河、流沙河和我（晓枫），且都七老八十，再走一个就无对证了。
一，《草木篇》出台的前前后后
为贯彻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学艺术创作，，四川省文联早在五六年文代会期间，就着手创办一个纯诗歌性的刊物。四川是个有七千万人口（指五七年）的大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名人云集的地方。成都西外五里之地的草堂寺，曾是诗圣杜甫的住地，历来写诗的人特别多。几经研究筹组，后经中共省委宣传部批准，一个面目全新的《星星》诗刊，于１９５７年１月正式创刊问世。诗刋有四位工作人员，主编白航，一位老区来的文艺工作者，而且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党员，负责撑握诗刋的发展方向；第二位呌白峡，南下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党字号人物，和霭大度，人际关係不错，负责诗刊组稿等日常事务；第三位是石天河，本名周天哲，听说他原是中共川南行署文艺处长，后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党藉、职务全抹。他专事文艺理论研究，对现代诗歌有独道见解，为执行编辑；第四位就是流沙河，年少气盛，很有才华。四人中仅和流沙河有交往，与白航、白峽仅仅认识，和石天河素无往来，他傲气，眼睛长在额头上，十次相遇九次昂头直腰，给人印象是骄横狂放，故不太理搭。
流沙河结识较早，1953年就有过交道，仅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1956年我调入《成都日报》文艺组作编辑，大概是八月或九月，成都各影院重放新政前的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负责组稿，请他一起去智育电影院看审片，之后他写了首长诗《抗儿，你在哪里？》发在副刊上，很受读者欢迎。同年12月四川省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我俩都是代表，许多文艺创作观点相近，渐成“挚友”。当时我们俩人处境都很顺，大好“春风得意马蹄急”的人生光彩前景。
没有想到《星星》诗刊刚一问世，就在全省引起了轩然大波。陕西作者曰白写的情诗《吻》，立即遭到署名春生先生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一文的严历批评，认为它是“香艳绝伦”的诗句；是和二十年前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货色差不多，认为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和恋爱观，这样的诗和题材早就应该冻结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四川日报》的副刊“百草园”，所谓“春生”，其真实身份是主管全省文艺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
李亚群先前很左，是根“棍子”，在反右斗争中把不少年轻人送进了“劳改队”，为毛泽东肃整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立下汗马功劳，可后来照样挨整。“文革”中成了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分子”，被批被斗搞得很惨。1975年作为劳改刑满“就业员”的我，曾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贫病交加躺在病床上，近似忏悔地说：“过去我把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搞进劳改队，以为教训他们几年，谁知再也要不回来了。唉，报应啊报应！”报应的何止他一人，是千千万万为这个政权打拚的人，上至共和国主席、开国将帅，下到一般干部，我不也是一个？
这篇批评文章虽引起《星星》编辑们的不满，但因其作者来头大，不满又有什么用呢？写反批评文章不发，想上控找不到衙门，一党专制的权力社会压根儿没有说理的地方。这桩公案还未了结，一桩更大的公案来了，这就是流沙河的《草木篇》。从１９５７年１月到３月末，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仅《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草地》文艺月刊，就发表了２４篇评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作者有政治问题。作为责编的石天河因此而停职检查，最后赶上峨眉山苦苦“修练”，后堕入十八层地狱。
开始我并不注意此事，原因是自已不写诗，对文艺理论自来不感兴趣，认为那是文人吃饱肚子没事干，闲不住的“笔墨官司”，故成日埋头写自已的小说。后来，由于命运与自已有了关联，自然和流沙河的关系就更近了，才有茜子家的那夜聚会。
一位哲人曾说：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不仅和时代、社会相关，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他的性格”。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毛老人家”一生喜欢搞运动整人，整人越多就越高兴；周恩来喜欢为毛服务，服务得越好就越舒服。我们和胡风先生一样，生性骨鲠，直言立世，所以就得当“反革命”了。
一晚我去茜子家打探，他告诉我说，这组散文诗根本不是批评者所说的那回事，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引起。他说，1956年流沙河被文联派往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青年文学创作讲习班”轮训，10月学成归来。在回成都火车上写成的。当时他心情特好，怎么会对社会主义不满？这只是一首以物寓情，以情言志，直抒胸意的诗。写好后一直弃置未用。1957年1月《星星》创刊，恰好有一空白，白航叫他选一稿作补白，便将《草木篇》填上。我道：“既如此，为何闹成现在这个状态？”茜子望了望一旁默默无语的邱原，说：“流沙河比我还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什么事都是阴沟里撑船直来直去（四川土语，阴沟即下水道），别人不整他才怪。”
邱原淡淡一笑，讲了这么一件往事。他说，文联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诗人、作家、评论家象蚊子一样多，粗劣同室，薰莸一器，加之历来文人相轻，难免没有嫉妒，没有争宠。共产党老搞政治运动，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不只是学文件读马列，还得对照检查，人人过关，相互提意见。为了表现进步，靠拢组织，难免不伤筋动骨，结下怨恨。流沙河年轻气盛，又有点恃才傲物，加之性格坦诚直率，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一些人。比如1955年“机关肃反”，他曾作为“打虎队员”看管过我和茜子，结下宿怨，后来他发觉做得过火，主动公开向我们两人道歉，才言归于好。去年省文联团支部改选支委，他在会上公然这样说：“今天选出的五个支委我不同意，首先要反对四个人。第一个是我，因我不够条件作支委；第二个是傅仇（诗人），因为他是国民党的警犬（傅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当过国民党水上警察）；第三个我反对席向，因为他是国民党打手（席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并出任区分队长）。还有杨树青（曾充当过地主还乡团的队员），他杀过人……”
一时搞得会场僵持，你看我，我看你，而他说的又是事实，无法反驳，被指责的人当然只好将不满深埋心里，寻求报复机会。怎样报复？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锻炼过的中国人”，变得十分聪明，越来越懂得共产党的脾气：“上纲上线，政治入手。”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是立场，打仗是勇气。只要在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不管对手有没有问题，只要你按照党的指示穷追猛打，一定稳操胜卷。他如果坦白交待承认，是你的功劳；他如果抗拒或者自杀，是他自绝于人民。无数事例告䜣我们，凡是思想改造的标兵，运动中冲锋的勇士，哪一个没有升官？哪一个没有提拔？“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林彪当“副统帅”，彭老总饿死牢房。
当《草木篇》在《星星》创刊号上发表后，读者并不怎么看重，却引起仇人们的眼红与注意。认为流沙河用诗骂人，用诗泄愤，当然怒火中烧。骂张三骂李四或骂王二麻子，大不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如果是骂领导、骂党，性质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岁月，纵是傻瓜都知道，打倒对手和报复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说他“诬蔑攻击社会主义”、“谩骂党和组织”，没有不击中要害的。《草木篇》一下就拔高到立场和政治问题，纵有百张嘴说不清，千张口辩不过。于是，那些被他骂过的、嘲弄过的、不满与忌恨他的人，纷纷向文联领导反映情况，向省委宣传部写信揭发检举。共产党的官儿吃饱了喝足了，想干想管的事儿当然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对于鸡毛蒜皮小事，诸如老妈偷人，婆娘勾引上司，是从来不过问的。
什么是“大是大非”？什么是“原则问题”？“诬蔑攻击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谩骂党和组织”是“原则问题”，何况“诗无达詁”，各人均可凭想发挥。经过层层组织动员，领导授意，不几天省内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批判《草木篇》
的文章 ，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是“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作品”。
说到这里，邱原愤怒得叫了起来：四川没有丁点创作自由，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已经结成神圣同盟，看来只能和他们拼死一战了！邱原话虽然过激也只针对四川而言，认为是四川不执行中央指示，与毛唱反调。
2006年7月，我去江津看望石天河，他是此事的当事人，又是官定的四川省文艺界两个“反党小集团”的“主帅”。他说，流沙河把《草木篇》交给他的时候，发稿前他曾给李累看过（李累是中共省文联党组委员、机关党支部书记、创作辅导部部长），私下向我说：“这篇东西，有点像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不是不发？”我当时并不认为《草木篇》是多么好的作品，只是觉得在当时的诗坛上，学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句式”以豪言壮语作宣传的朗诵诗、学伊萨可夫斯基写“爱情＋奖章”的抒情诗、以及顺口溜式的歌谣体诗、长期充斥于诗坛的情况下，“散文诗”已很少见到，要“百花齐放”，散文诗的形式，也是不可少的。而且，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杂文，《草木篇》是散文诗，并无相似之处。加上，我自己对《草木篇》那种“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的内涵，即提倡独立人格的精神，是有同感的。感到它对在官僚主义领导长期压抑下、人格尊严被压扁了的知识分子，有激励的作用。所以我对李累的话，不以为然，没有去作仔细的思索，更没有多作利害的考虑。便硬性地决定，发了。直到报纸上的批评文章，把《草木篇》说成是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我才想到，这种以意象作隐喻的诗，是很容易被曲解后再加以批判的。特别是由于流沙河在四川文联某些人的心目中，被看作是对共产党怀有“杀父之仇”的仇恨心理的人，一旦他的作品被曲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会弄得众怒沸腾而百口难辩。我没有事先接受别人的提示或警告（特别是李累那样的人、说得那样明白的警告），去作冷静的思考与利害的权衡，作为一个刊物的执行编辑，这确实是我的一次冒险。所以，后来，当常苏民在谈话中，批评我“没有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时，我虽然仍旧极力地辩解，说《草木篇》只是反官僚主义对个性的压抑，不能把反官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辩解是无力的。——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你如何能把“官僚主义”作风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截然划分得一清二楚呢？
据中共省委宣传部另外一个叫明朗的副部长，在他所写的回忆录“整风反右”中却这样说：“第二件事是《草木篇》，我偶然翻［星星］诗刊见到这组诗，因我长期在部队工作，强调的是集中统一，步调一致，于是冒叫了一声：这个诗味道不对啊！引起李亚群同志的注意，他是分管文艺的内行，经他品评，也认为有问题，于是写了批评文章。这本来是文艺批评的常事，没想到中央召开宣传会议，李亚群率四川代表出席。毛主席接见部份省市代表，四川也参加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了，他老人家当场表态说《草木篇》是毒草，并且问什么人写了批判文章。李亚群回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承认第一篇文章是他写的。”（见四川《当代文史资料》2006，2）
其实第一篇批评文章并不是李亚群写的，是省文联另一党委委员、《草地》杂志主编李友欣化名曦波，题目叫《白杨的抗辩》大概是想暂时不让别人知道，以避开“文联领导干部受宣传部指示写批评文章”之嫌。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给《草木篇》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它认定《草木篇》所流露的“孤傲”情绪，是宣扬“无原则的硬骨头”，带有“敌视人民”的倾向，从而大加挞伐，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文章显然是对《草木篇》作者有偏见的。
流沙河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
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 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见（曾经沧海身犹在--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不论何种说文与传文，一言以蔽之，《草木篇》一问世，就被中共四川省委各级领导一致视为“大毒草”，我认为原因有三：
一，它不是歌功颂德作品，是种异样声音，是和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
二，是当时大环境条件下正要找的箭靶，被毛视为“波匈事件”中“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先兆；
三，与流沙河本人孤傲不合群的性格和特定的家庭出身有关。必然要作为四川“反右斗争”前奏曲的“精品”，有点非它莫属。
二，我为什么卷了进去？
我不写诗，更不喜欢文艺理论，但由于這个批评讨论的架势越来越大，报刋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我才开始注意。接着，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两个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省文联创作辅导部已铅印出来偷偷地发到全省宣传文化部门，在内部进行讨论，可能是《草木篇》第二。由于命运与自已有了关连，自然和流沙河的关系就近了，才有与邱原、茜子多次研究反击的对策，四处组织反批评的文章。
流沙河在文艺創作上有才华，是个作家胚、诗人料，但在个人性格上却有许多天生的缺陷，孤芳自赏，容易冲动，感情用事，性格怯弱，不过更大的人生缺陷是为了自保，不惜把他人“赔”进去。对于这个问题至今讳莫如深不敢面对。其实历史就是历史，正如我年轻为求“上进”，也做过许多错事，对任何一个伤害者都愿意真诚道歉。
在《草木篇》遭到批判的高潮时候，省文联创作辅导部也对的我两个续篇召开了一次座谈讨论会，参会者扣了许多大帽子，但批不起来。诗可以联想，小说却不行，作品写的是具体的人和事，加之我出身又是工人，无法上纲上线，随即作罢，仍集中火力批《草木篇》。虽然我知道这个批判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却认为它是反对毛主席“双百方针”的宗派主义行为，正因为如此我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支持流沙河。一次我在编辑部内公然说：我觉得对《草木篇》的批评，不是自下而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有点宗派主义的霸气。”杨蓓负责处理文艺理论稿件，当即补一句：“春生就是省委宣传部李亚群副部长，曦波就是李有欣……”肖青自来原则性很强，怕将内幕通出去，立即提醒大家道：“我们是党报，要注意组织原则和保密问题，切不能把作者身份告诉别人。”胡克由马上附和：“肖青说得对，肖青说得对。”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似调笑似讥刺地补一句：“党怎样说我们就怎么做，党报嘛就得坚持这个原则。”我横扫大家一眼，冲着肖青故意反话正说：“昨天我在文汇报看见思裳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解冻》，他说‘诗歌的春天来到了，整个文学正在解冻’，我们四川却在结冰。”肖青极不满意地瞪我一眼，近似制止地道：“小黄，你太偏激。”
这个小挿曲说明我多么天真，简直是唐诘柯德大战风车的表演。一次我把流沙河请到家里吃饭公然说：“沙河再大的压力都要顶住，
切不可低头认错作检查，如这样做就对不起朋友，我会和你绝交。”大概是1957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去省文联宿舍去看望流沙河（他当时和方赫同住一个宿舍），见他一人在流泪哭泣，我诧异问：“沙河，怎么了？”他说：“晓枫，我申请退团了。”说着，将早写好的退团书给我看：“亲爱的团组织，当我举手向你宣誓时，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但我现在不能不离开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错？那样的批我整我……”
“沙河，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团啊，天大的事也会说得清楚，何况一首诗嘛。没有攻击诬蔑党就没有攻击诬蔑党，怕什么？何况对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静地劝导他。他从悲愤中回思过来说：“晓枫，报上天天批判，文联大小会批判，团内还要开会斗争我，叫我交待这样那样，要我不是团员至少能少一层批判斗争。我想拒绝但拒绝不了，我退团主要想求点安静。”
“你这想法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逃避斗争就采取退团的办法，这是多么愚蠢的办法。”我进一步帮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别人更会找你岔子，说你存心对抗党，对抗组织。”
他对我的分析帮助不置可否。在离开他的宿舍后，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他是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一位党内的老知识分子。心地善良，对人和蔼，爱才惜才有同情心，对我印象不错。此时夜已很深，他见我跑来找他，大睁着一双眼睛问：“晓枫，有什么急事？”我坐到办公室的沙发上，把流沙河退团事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半响沉默不语，低低嘟哝着：“这些人也搞得太过份了，不过就是一首诗嘛，”然后向我说：“你去劝劝沙河叫他不要退团，又不是天大的事。过去延安整风比这还厉害，不仅开会批判斗争，还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们年轻人气盛，受不了一点委曲，干革命不受委曲不行啊！运动运动，都是一阵风，风吹过了就春暖花开了。”他说到这里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头继续说“你告诉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团，到时候我会说话。”
不知是常苏民主任说了话还是毛泽东讲话的传达发生了作用，1957年4月下旬，对流沙河的批判渐次缓和了下来。原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最高国务会议，听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说到了《草木篇》。其实是“引蛇出洞”的缓兵之计，因四川批《草木篇》批得太历害太粗暴，“伟人”惟恐打乱他下步“抓右派”的庞大计划，才出面说了几句安抚的话。
据石天河回忆说：“1957年4月间，四川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从北京开会回来，在机关里召开了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时，还讲了些毛泽东接见与会人员的情况。这次传达的讲话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的讲话文本，有很多差异。总的来说，在我的印象里，当时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内容，语气比较宽容，着重地讲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整风“要和风细雨”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放”与“收”的问题。毛泽东很明确的说，党中央的方针是“只能放，不能收。”在传达毛泽东接见少数与会人员情况时，常苏民还特别郑重地讲到了毛泽东对《星星》和《草木篇》问题的态度。我现在记得的，大致有这样几点：一、毛泽东带着点幽默的笑，问大家：“《草木篇》你们都看了没有？好文章嘛，没有看的，应该找来看一下。”（那语气中，“好文章”是带着讪笑的反话。）二、“关关雎鸠”的问题嘛，我看就算了。三、刊物不要停，要继续办下去。四、有“杀父之仇”的人，还是可以教育改造的。对流沙河，还是要团结教育。对犯错误的人，都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我们自己的（犯错误的）同志，更应该团结。五、“百花齐放”的方针是要“放”，放了“毒草”也不要怕，“毒草”锄了可以肥田，完全没有“毒草”是不可能的。六、批评，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人家反批评；不要压，苏联现在还在压，我看不好。”
也许叫“利令智昏”吧？由于我们错误理解了“伟人”的讲话，或是他就是如此设下的“陷阱”，我们一个个全栽了下去。沉默许久的流沙河，认为反击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时候到了，一时炮火全开。在一次有《文汇报》记者范琰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作了为时两个多小时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友欣、李累、李亚群。发言内容可以归纳为五点：
一，认为《草木篇》不是好诗，但不是“仇视人民，仇视现实”的诗，不应当受到棍子式的粗暴批评；
二，认为这一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所以有力，是宗派主义在撑腰；教条主义是理论派，宗派主义是实力派；教条主义在前面，宗派主义作后盾；教条主义冲锋，宗派主义供给子弹；
三
， 认为中央是在放，四川是在收，全国文坛在“解冻”，四川文坛在“结冰”，对待批与反批评不公允，《四川日报》只发批评者的文章不发被批评者的文章，是行政手段在干预文学创作；
四，认为 “在文艺作品中并非只有鲜花毒草，有些有错误的作品不算毒草。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反祖国的才算毒草。”承认 “草木篇”中有孤傲万群情绪。但认为对《草木篇》的批评不够善意，好些文章夹着个人情绪，甚而人身攻击，企图一棍子把人打死，都是李累干的。［李累说过，“草木篇”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气味，过了不久，成都果然出现了一个作者写的这样的文章，把“草木篇”与王实味、胡风相提并论。李累不但这样对待我，而且在内部搞我。团内开会批评我，而且外加反苏、反共、反人民，会上有党员，有常苏民同志在，不加制止，为何如此颠倒黑白，叫人痛心。发到别地的信被追回，李累叫我把读者写给的信交出，这是剥夺我的通信自由。李累在团内开的会议上，大喊大叫斗说，你退团，退吧，退了在群众中搞，而且把你的言行公诸报端。］
五，同意张默生教授说“诗无达诂”的说法。他认为［一首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自己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诗也是如此。如诗经“关关睢鸠”那一首诗，有人把它当成是赞美贵族爱情的诗，有人又把它当成是赞美平民爱情的诗。诗人写诗的时候，是不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意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不然就不能成为诗了。他是用“比”兴“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别人看了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
六，认为对《草木篇》的批评是剿杀新生事物，是“无情的摧残”，除“草木篇”的作者受到斗争外，“星星”的编辑之一石天河也受到严重处分，从这些地方看，是在让百花齐放呢？还是使寸草不生？无论怎样解释，是不符合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因为批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上而下，而且超过了文艺批评的界限。
待他的发言一结束，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一个一个抡着轮翻发言。我首先开炮说：“在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全省确实有新兴气象，但教条主义者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争夺阵地。例如，老作家段可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触，立即受到履冰同志的的狠狠批评。到陈其通等四同志文章发表后，教条主义更气势汹汹举刀乱杀乱砍，使人毛骨悚然，寒气森森。文汇报上载的一条新闻，说四川艺界谈心里话与事实不符，四川文艺界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愤慨尚未谈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的意见以及对“草木篇”的不同意见也未谈出，这与李亚群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在四川地区机会主义较为突出这一点有关系。四川日报上发表 “放”和“鸣”的文章，拍巴掌的多，感叹的多；谈远不谈近，只谈今后，不谈过去，好象“抬起城皇老爷出驾，大家敲锣鼓”。四川地区没有很好的“鸣”起来，“放”起来，其原因是领导上不放手，四川日报对“草木篇”的批评用运动式，但到现在没有客观地承认缺点，四川日报缺乏自我批评。前次文联开座谈会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同志对批评“草木篇”的方式提了意见，四川日报写的消息只字不提。这些都给文艺界带来了顾虑，害怕挨整。，据我看，四川仍是教条主义占居着统治地位。文艺部门的领导应亮出底牌来，到底是“放”还是“收”。“草木篇”不是一篇作品不好，但我不同意一些人所作的结论：对现实不满。分析这篇作品应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笼而统之。据我知作者是从文联几个人出发写的，不能把小圈子划成大圈子，说它对人民不满，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省委如遇大敌，调兵遣将，进行围剿，意图就是一棍子打死。我认为批评“草木篇”从开始就进行了党内动员的，可以说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搞的。那些写文章的人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保护几个教条主者。”
会后，上海《文汇报》记者范琰先生将流沙河的发言作为特稿在《文汇报》上登了出来，全国其它大报相继作了转载，于是《草木篇》变成了全国一桩大的事件，也使四川省文艺界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者多为无权无势的文艺工作者和爱好文学的年青人，反对者多为文艺文化界的领导，胜负优劣也就铁定了，悲剧也就注定了。
三，争论转向政治问题
流沙河的发言使我们闷在心里的恶气渲泄一空，一个星期天，茜子、邱原、遥攀、流沙河和我聚在人民公园茶馆里闲聊，茜子得意洋洋道：“沙河这回的发言击中了要害，打得他们昏头转向。李亚群像乱了阵脚，到散会时也没说一个字，李累也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听说李友欣准备找你交换意见。”邱原不乐观，有点忧忧忡忡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教条主义在党内存在多年，决不可能退却，我认为更大的凤暴还在后面。”遥攀总是阴沉沉的，对前景显得信心不足地说：“李亚群我不清楚，对李累我知道。别见他平时嘻哈哈，可他的报复心超过勾践，我看得提高警惕啊！”流沙河没有发言，一直像在想着心气。我咕噜噜吞下一口茶，说：“下一个挨批的可能是我了，不知他们会说些什么？”流沙河淡淡一笑说：“总不敢说你仇恨革命嘛！”邱原似乎有点未卜先知：“很难说，思想划线才不管你出身成分，纵是三代赤贫也可能打成反党分子哩！”
乍暖还寒，最难将息。似乎左派们退却了，我们胜利了，没想到二十天后《四川日报》突然在一版上以题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写信写稿给本报对流沙河的发言进行驳斥”发表文章说：“遂宁小东街43号店员工人税梅5月21日来信：人们都知道，批评我批评是推动工作，增强团结的工具，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看。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流沙河等一些人把批评说成侵犯了人身自由，把批评者说得来似乎是犯法似的，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对批评这样特殊反感？我是一个读书很少的店员工人，我看到大小知识分子中，很多是爱国者，但也有些毛病很严重的人物，他们消极，牢骚，看不惯新社会，如流沙河就是一个，对他们进行一点批评有何不可？他们把批评者态度方式的一些缺点抓到后加以扩大，说别人不讲道理，究竟谁不讲道理？中国究竟谁领导？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墙拆了，把沟填起来搞成一家人？按照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来“改造”中国人民。有的人一定说我是共产党，我是一个不愿意把旧的枷锁套在身上的中国人，也许“草木篇”的流沙河会把我比喻成“藤”，我要说，时代不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流沙河在“草木篇”里提倡的思想是不利于人民的思想。硬骨头可以拿在美，蒋面前去，不要拿到工人农民面前来。也许还有人会说我同情官僚主义，为官僚主义作掩护，或者我就是官僚主义者的化身。老实说我要反对官僚主义，帮助党通过整风把那些害人的思想，搞得干干净净，使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
一封农民的来信写道：“编辑同志：前些日子，看见报上批评流沙河“草不篇”，说他仇恨新社会；最近又看见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过“宁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个自由的贫困儿”的气愤话，这是有来头的。说起流沙河有些人不晓得，说是余勋坦，那我们金堂老城的人，都晓得那个金堂城槐树街那个“吃人骨头钱”的兵役科长余营成就是他的老子。余勋坦在本乡人都称他是“九老少”。他家原是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余营成四兄弟分家，一人分二百三十多亩，余营成四川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上海等地“玩戏班子”，进赌场，以后从成都伪县长训练班出来就在广元，德阳，金堂等县当了多年的兵役科长。靠着“吃人骨头钱”，生活过得好派头。大老婆和三个子女居住在成都，他和小老婆（原是丫头，被强奸后收上房的）与六个子女住在一起，雇了四个人：一个伙房，一个老妈子，两个奶妈。子女都在上高中大学。他哪里来的钱呢？就是买卖壮丁，敲诈勒索，吃人骨头的钱。1945年，他回金堂来当了兵役科长后，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1946年，上面分配金堂县壮丁三千名，他就私自多派两百名，每名卖三十石，共贪污六百石。1946到1947两年的壮丁安家费，全部被他们吞没了，反而还去敲诈壮丁家属。他搞了钱交不出壮丁时就到处乱拉，拉的金堂路断人稀，独子罗货娃也被拉去了，逼死了罗的父亲，气死了罗的母亲，罗本人也死在国民党部队，一家人都死完了。被余营成搞得这样凄惨的，金堂又何止一家！余营成不但是青帮，袍哥的头子，民社党县党部政务委员会主任，解放前夕，还和王从周（已被镇压）等同谋组织“反共救国军”准备“誓死抵抗”。解放后，仍不向人民低头，还千方百计地剥削佃户，在减租退押前夕还强行收小妾，逼着佃户何先照给他推去两石菜籽，把耕牛卖了来给他钱。1949年的公粮到1951年还未交。应退押六千多斤大米，应赔罚五千多斤大米，他颗粒不退，经过了群众的控诉历数其残害人民，反抗解放军和国家法令的罪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依法把他镇压了。流沙河生长在这个官僚地主家庭里，娇生惯养，在学校和街坊上处处仗势欺人，“打三个擒五个”的，同街的都称他“九老少”，连那个帮他家二十多年的老妈子李王氏，也常常挨这位少爷的拳头。他过惯了这种剥削腐朽的生活，又有杀父之仇，当然对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要仇恨的。镇压了他父亲以后，我们到川西农民报把他找回来，动员家庭退押，他满口答应“保证退清，不欠农民一文”，哪晓得他挽了几个圈圈，订了一个骗人的计划就溜了，一文也未退出来。当时大家都很气愤，要去把他找回来，后来又想到他参加了革命，让他好好去工作吧！就原谅了他。叫他想想是谁把他养大的？不是他罪大恶极的父亲，而是我们金堂人民的血汗，他不该把我们当仇人！阳关大路他不走，那才坏得没底底呢！
金堂县绣水乡马鞍农业社主任李元清，红旗农业社主任王栋成，绣川农业社社员毛正兴，红旗农业社社员何光照等十一人“十
这些所谓的工人、农民来信全是有组织的行为，只不过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编剧”和“导演”，自然是李亚群，李累之流，恐怕还要外加上金堂县当地一些党政官员。所以才会不仅查作者的历史，甚至查到人家的父亲身上去了。这在世界文学史上真是“史无前例”的“奇观”。只有在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档案里才会有这种怪事。而且找来的打手，都是些蹩脚的小丑演员，什么店员、农业社员，社主任，还来个十一人联署，以壮声威。不过这些人完全是与文学无关，与诗绝缘的门外汉，与这号人来谈诗，无异于对牛弹琴。这明显是有组织的行为，不过是由官员们叫御用文人写好了稿，最多念给他们听一下，便叫他（她）们签上名，抛出来成了打人的棍子。中共官僚就是这样胡搅蛮缠，横不讲理的来对待文学艺术，正如俗语说的是“佛头著粪，糟蹋圣贤”，也是共产党搞运动、整人的惯用手法。不难看出，中共四川省领导对《草木篇》的批判己转向政治，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学术争论，下一步肯定是追查历史，作出对人的处理了。果然“图穷匕见”，紧接着有人告知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市）委发了红头文件，决定对《草木篇》要组织更大的力量进行围剿，认为这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说白了，就是要抓右派、已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学术争论，下一步可能是追查历史，作出处理。一时间党棍、打手、喽啰以及那些一贯奴颜媚骨的文人和天生讨好上司的文痞，磨拳擦掌，勒袖张臂，操刀握笔杀上阵来。不几天全省所有报刊几乎都是声讨《草木篇》的文章，多如垃圾堆里的绿头苍蝇。
四，“伟人”亮出“反右”底牌
形势的逆转在一夜之间，6月8日中共机共报《人民日报》刊发了臭名昭著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时，大家惊呆了。流沙河经受不住前所未有的压力，感到不可明状的痛苦，实在难以过日子，我建议他去西安老诗人戈壁舟处避风。他接受我的建议星亱起程，于6月上旬乘火车去了西安，行前留给我一首小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逃死奔生去，焉敢料归期。”我也曾回过一首：“霜重压百卉，狂风吹雁行。霪雪不恤竹，刀剑岂怜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后人评，无语云天望，长安有故人”。
接着“反右斗争”正式登场，直到此时此刻，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去四川大学批判冯元春，还写文章批评“章罗联盟”，不久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秘书长张静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成都日报社，我作为第一个被揪右派，很快走上省市专门为我召开的近两千人的斗争大会，斗争大会上的一条“主要罪恶”就是支持流沙河的《草木篇》。
自此，全省不少单位、学校在划分“右派分子”标准时，均以《草木篇》作为杠杆：凡是支持《草木篇》的人，无论你是党员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黄毛未褪的十五岁少年，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尼姑还是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据有关方面粗略统计，为《草木篇》而沦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国不少于一万人。老天，一万人，一万条美丽的生命，一万个幸福的家庭，全被毛泽东的“阳谋”撕成粉碎，化为鸟有。自此中国进入了最黑暗、最野蛮、最荒唐的时代。在强大权力面前，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全国五十多万知识精英（其实远不止此数，至少不低于一百万人遭殃），真好似不堪一击，全成了“纸老虎”，纷纷举手投降，噬脐莫及，更有甚者，相互嘶咬，相互残杀，没有脊梁，没有骨头，不顾及任何脸面地向中共低头认罪，纵如此也沦为万劫不复的贱民。流沙河先生为了自保，不仅交出他和石天河与我写给他的信，还交出读者和年轻学生写给他的信，至少有百余信。另外，还写了近二万余字“我的交待”，主动坦白承认四川文艺界有两个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小集团”。（不知这些行为是“自觉”还是“被迫”？直到今日“诗人”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接着《人民日报》记者
姚丹，根据流沙河交出的信件和他的“我的交待”，才写出了长篇通讯报导：《在‘草木篇’的背后”，揭露“草木篇”事件真相》。姚大记者以惊人想像的笔墨写道：
“流沙河所写的“草木篇”虽然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们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天哲、《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星星”编辑）白航（党员、“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联干部）、储一天（团员、“草地”编辑）陈谦（即茜子、“草地”编辑）、遥攀（“草地”编辑）、白堤（“歌词创作”编辑）、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编辑）、徐航（即徐荣忠、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花”齐放哩！《草木篇》不过是其中一朵而已。
《星星》创刊于今年1月。早在创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划好了通过“星星”进行反党的阴谋。他们给“星星”规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线”，借以排斥进步诗人，要按照他们的反党意图，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机械配合政治”，从而企图大登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石天河又据此写了公然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稿约。在这种露骨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现了“草木篇”和另一首坏诗“吻”。
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他们又密谋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这一大群右派分子差不多都写了充满谩骂攻击的“反批评“文章，投到各报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写道：“虚假的王冠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又骂批评者是“妓院的老嫖客”。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们又打算秘密印刷，散发到全国。他们另一个恶毒的办法就是在“星星”上继续放毒。决定以后更要多发表反党的讽刺和宣扬颓废、哀愁的诗。流沙河扬言还要写“昆虫篇”，他叫嚣：“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这时候，他们唯一恐惧的是怕失去“星星”这块反党的地盘。所以大放谣言：“‘星星’受到围剿哪！”“天下未乱蜀先乱！”白航还和流沙河商量，向各地朋友写信，要他们在报刊上为“星星”和“草木篇”辩解、吹捧。
这一群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决不止于“星星“，也决不是从“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才开始的。
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特别嚣张。有的公开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石天河嚷出：“要杀人！”“要是我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杆来的！”又骂：“现在共产党员个个做官、人人娇妻美妾，有一天天下大乱，这些狐群狗党怎么应付得过去？”流沙河也叫喊：“现在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多好啊！”丘原（过去被开除出共青团）甚至诬蔑“毛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
除了这种露骨的攻击外，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在反教条主义的“义旗”下来攻击党。从中央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到省文联的负责人，从许多中国作家到苏联作家，以及所有批评过“草木篇”和他们的人，都一律被他们诬指为“教条主义者”，而一一加以攻击。
白航是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的忠实坐探。“星星”创刊出版后，省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将自己对“草木篇”的看法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对“吻”的意见告诉他，提醒这位“星星”的党员注意。他却将这一情况向石、流等人密报，还数次将党内情况歪曲地在石、流等人中散播，供给他们反党的材料。当石、流等的反党活动激起人们的愤怒，纷纷给以批驳时，白航却在会上说他们“工作努力”、“是为了搞好工作”。当流沙河威胁地叫嚣：“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时，白航向领导强硬提出：“再批评下去就不干了！”有人写了揭发石天河反动言行的材料，交他供党组织参考，他却私自扣下，一直不交出来。
在群众的正义反击下，反动气焰表面上是下降了。魁首石天河也退避到峨眉山去“埋头搞创作”去了。但这正如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果然，今年五月，在省文联召开整风座谈会期间，流沙河就出面为“星星”“草木篇”，为反党集团喊冤。把对“草木篇”的批评说成受到“围剿”，把对他们反动言行的批判说成受到“内外夹攻”。又含血喷人地说遭到“政治陷害”，“通信自由也被限制了”。丘原、储一天、晓枫等也在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指责四川文艺界中有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统治，而且根源于省委。
原来石天河在走前就布置说：现在可以沉默，时候到了再说。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捧谁？打击谁？何时参加或不参加座谈会等问题，事先流沙河、丘原、晓枫等都暗地商量好了。
这时候，一直躲在阴暗处的徐航，不断给流沙河写信。信上他自称：“未识石先生（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击。”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发言后，徐航大为高兴，给流沙河来信说：“他的反击已经知悉。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但他立即告诫流沙河：“如果你得步进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你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
已经深藏在峨眉山中的石天河，也在山上搭好了“司令台”。他一面写文章给文汇报，大喊“锦城春晚”；一面又纠集各地的右派分子给报纸写文章、给四川省文联座谈会写发言稿，进行谩骂攻击；同时还根据流沙河等人的#报指挥反党集团的活动。他见到丘原发言中未遵循他的“不要扯宽了”的指示而攻击了党外人士。即写信给流沙河说：“切忌只追求泄情，失去群众同情。”又指示：“应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揭露矛盾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里面，这样就可以使阻力少些。”同时他写来了万言书，要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宣读。
他的万言书是一个从党的根本原则、政策上加以攻击的反党纲领。流沙河看了不敢宣读。回信给石说：“你远在白云深处，太不了解凡区的气候……你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而石天河却认为流沙石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又来信说：“不能相信暴君的仁慈和恩典，只能相信斗争的力量。”他仍然要流沙河赶快放出那颗“氢弹”。
直到全国人民开始对右派言论进行驳斥时，石天河才认为大势不“好”，立即烧毁了一批信件，叫流沙市把万言书寄回，拟重新改写。他又指示流沙河等说：“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在这个反党集团的背后，站着两个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其中一个就是张默生（盟员、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提起张默生人们倒不是陌生的。二十几年前，他在济南中学当校长时，就打击过革命作家胡也频，逼他离开学校。以后又开除过进步学生。他是“厚黑学”教主李宗吾传记的作者，也为“武训画传”写过序言。解放后就成为民盟右派的得宠分子，罗隆基、费孝通来成都找他谈过话，潘大逵一到四川大学就首先要去他家拜访。
整风开始后，被石天河称为富有“正义感”的张默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一面在四川大学放火，说：“这次整风对毛主席等人都是一个考验。整不好，国际间一有风吹草动，共产党就完了。”一面又在文联的认谈会上，为流沙河、石天河大鸣不平。首先弹出“诗无达诂”的烂调，说诗不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注解，为“草木篇”作辩护。接着他就向党大兴问罪之师，恶意地质问：“为什么要刊载那么多阻塞文艺方针的文章（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为什么要把流沙河一连斗争几天？”“是要让百花齐放呢？还是让寸草不生？”“星星”诗刊是刚出土的幼芽，为什么领导上要给以无情的摧毁？”
另一个就是范琰（又名宣邦显，盟员、文汇报驻四川记者）。
整风刚开始，当流沙河、丘原等人根据事先约定，没有参加座谈会，还在一旁翘首望天，等待“气候好转”的时候，范琰前来拜访流沙河。写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流沙河谈‘草木篇’”。接着范琰又通过流沙河去找白航，而且向白航明白地提出访问他是要从他口中探听一些“内部消息”作为“内部参考”。他问白航：“批评草木篇是好作用多？坏作用多？”白答：“坏作用多，……没有看出草木篇有什么问题……”范接着说：“我看了草木篇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当人们开始追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时，范琰又和张默生、流沙河等勾结一起进行反扑。范琰对于李累揭穿流沙河诬蔑的“政治陷害”真象的发言，流沙河采取了拒不出席座谈会的新战术，除又作了歪曲报道外，并以此打电报给文汇报，诬指“草木篇座谈会流沙河不愿出席，故一边倒，李累发言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形成新的围攻。”到后来反党集团阴谋逐渐暴露，石天河、流沙河等人都感到“大势已去”，范琰却仍然在成都叫嚣，并威胁地说：“文联常苏民、李累等人不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要真干下去，就把材料端出来！”
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已经昭然若揭。流沙河、白航等已被迫作了一些检讨，但却很不彻底，尤其是石天河，仍未老老实实地很好交代。四川省文艺界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云云。
五，两个“反党小集团”的真相
由于封疆大吏李井泉书记“治省有方，安邦有策”，在他领导下的四川“反右斗争”取得了辉煌伟大的胜利，不但揪出十余万个“右派分子”，还揪出了不少“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其较为有名的是“重庆张文伦反党集团”、“四川省文艺界七人反党集团”（又称“七君子集团”）、“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四川省农学院反革命集团”、“四川成都二师反革命集团”等等，仅这五个“集团”被定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数，竟高达15000多人（材料省委挡案）。这里仅将与我有关系的“七人反党集团”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作一个反思与回顾。
回忆是痛苦的，带血的回忆更为痛苦。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单位多次叫我交待“七君子反党集团”和有无“裴多芬俱乐部”一事，我一直矢口否认，大叫寃枉。但后来在开除我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中，却有这一条“罪恶。”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庭先生曾告䜣我：“晓枫，你知道不，你是钦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丘原、茜子、瑶攀、储一天和你被称为‘七君子集团’，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点了名的，省文联党委有红头文件。”我不仅当时不知，就是在后来“改正”归来时也不知，一直认为是共产党的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想当然。不过在我1980年回到报社去省文联《星星》诗刋看望流沙河先生时，他当着他妻子何洁的面却说了句：“晓枫，我对不起你”。当时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今年（2006年）5月我去江津师专看望石天河先生，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四十九年后的今天，我才第一次和“小集团”领军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评说历史，闲话沧桑，笑言那段荒唐的岁月。石天河兄在尘封的故纸堆中找出流沙河先生当年写的那份“我的交待”时，看后方如梦初醒。
现摘抄部分如下：
去年，我在北京时就和石天河勾结上了。我最先给他去信，谩骂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说他们昨天还是教条主义者，今天摇身一变，要“投机“了，明天也许他们又会去“吻某公先生的脚”。石天河的回信中，发泄了他对文联领导上的怨恨，说他“真想搽皮鞋去”。并说，“很长时间内没有注意到你”现在“喜欢你”了，还说了一些吹捧我的话。也就是这时候，储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以后，储一天来北京时，主动向我“认错”，全盘推翻了团组织一两年来对我的批评。他和我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一个反党的三角同盟就这样形成了。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从右派的立场去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为今后大有可为，可以明目张胆地反党了。于是，我写了用算旧帐的方法推翻以往对我的小说的批评的文章。回成都的途中，又写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储一天也写了一些文章。为了进一步拉拢我，石天河还写了一篇捧我的文章。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反党活动主要还限于写文章方面。
我回来后，和石天河的关系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热讽“教条主义”，抹杀成绩，储一天则喊着要长出角来碰“官僚主义”。我和储一天往来较少。他有事总向石天河“请教”。我也如是。这就形成了石天河作为三角同盟首脑的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流某些道听途说的情况，如“肃反扩大化了”“知识分子对党产生了离心力”之类。我们对时局的估计是“党在蜕化”“早晚要闹出一场事来”。
波匈事件发生后，我们想着：“看我国的党怎么办吧。”期待党退却，开放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们对国外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有着狂热的兴趣。偶有所见所闻。则奔走相告。我们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危机”，只有修正主义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如群众的“不满”之类，告诉了石天河。石天河则告诉我“某某诗人被逼跳水”“某某诗人不是胡风分子”之类，还说他自己在肃反时就被便衣公安人员钉梢。我们认为党报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这一些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为了明了阴暗面，石天河和储一天偷听“美国之音”。遥攀也偷听过，因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诉我：“布达佩斯还在杀人（指暴乱分子），又杀了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女！”几天以后，报上果然出现了一条可以印证此事的消息。我们三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党言论，还多次地在时事座谈会上公开散播反党言论。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对向我征询意见的同志说：我知道你们要拿去汇报。现在我不说。我要在会上全盘吐出来，便于你们汇报！”还自鸣得意地向别人说：“在文联团内，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在会上，我诋毁斯大林，咒骂拉科西和格罗，把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为“大国沙文主义”，并捧铁托为“当代英雄”，还宣称：“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用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中的阴暗面的描写作为“事实”，用来攻击苏联的制度。我公开说：“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当时，沙汀为了帮助我，找我谈了两次波匈事件问题，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储一天在会上和我一唱一和。每次时事座谈会上，只听见我们三人在吼叫，闹得乌烟瘴气。石天河说：“我要是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来干！”还说：“匈牙利的作家（暴乱分子）值不得。拉科（西——编者）统治时，他们受迫害，为了反对拉科西。他们也落得了一个反革命的名。这是悲剧！”我们三人中，石天河长于制造修正主义论点，供应给我和储一天，作为打冲锋之用。我还在团小组会上脱衣大骂：“你们用行政压力配合思想改造。结果是一些老实人被压服了，而象我这样的人，却给你们压反了！”“回想几年来的思想改造，好象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我才醒了！”“你们改造我，越改越坏！”“哪个敢用行政压力，老子就反他！”我们三人抓住个人崇拜问题，发了许多谬论。石天河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终身领袖制不好，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我说：“美国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四年选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来。”储一天则热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间找空子钻，常向石天河请教。他用抬高列宁的手法来毁谤斯大林。为了掌握修正主义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学习理论”。我们有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之实，借反教条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我们在多次座谈会上向党进攻，得到了文联内部其他右派分子的响应，使三角同盟向小集团的方向发展。首先，我的反党言论使陈谦和丘原信任我了。一个夜晚，陈谦来找我。我向他“认错”，说肃反时我看守他呵责他原是出于不得不如此，要他谅解。他果然谅解了。他爱人原先恨我，见面不理睬，现在却笑嘻嘻地了。通过陈谦，我和自从肃反后就断绝了交谈的丘原也往来了。这一条线；石天河——我——陈谦——丘原，就形成了。又由于我和晓枫早就熟识，而晓枫那时又和丘陈二人缠得很紧，于是这一条线又串上了晓枫。这中间，我起了最恶劣的联系作用，因为石天河和丘陈晓三人是一贯极少往来的。另一条线：石天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主要在“草地”活动。最初的小集团就是这样：以石天河为首脑，以我和储一天为核心，共有七个成员的。
小集团形成后，从三方面向党作了攻击：①夺取“星星”；②扰乱“草地”；③在创作会议上兴风作浪。
早在创作会议召开前，我就准备闹一场。我最先提出在大会上以个人身份分问题发言，用意是限定领导上只能作一个大报告，而分问题的发言则不受任何拘束，以便自由地散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此，我准备诗歌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攻击了工农兵方向，摆出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的“题材无差别论”和唯心主义的“灵感论”。石天河夸耀这个发言是“一次暴动”。我并煸动黄丹作一个“算旧帐”的文艺批评问题的发言。在会议中，我，储一天，晓枫，丘原，闹得最凶。由于邪气上升，我的发言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散播敢毒草。储一天和晓枫等人抓住李仑（文联专职创作员）的小说问题攻击了宣传部。我们利用了“自由讨论”“思想解放”等口号来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当时，石天河说他不善于和这些辩论，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利用这次机会和自贡市的一些人勾结，并和我商量怎样攻击李累的大报告。他是准备写文章的。同时，他向我和别人放出空气，说李累故意不叫他参加会议，因为怕他到会上来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小集团是以李累作为攻击对象的。这个策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角同盟形成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说：“李累在肃反时存心害死他。要不是还有个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去年冬天，石天河又借着捧我的文章没有发表一事，反咬李累，并挑起我对李累的怨恨。石天河向我列举了李累的许多“罪状”：“包庇文辛（《草地》文艺月刊执行编辑）”
“喜欢别人捧承”承排斥李友欣““不学无术”术搞宗派主义义之类。这些毁谤和我自己对李累的不满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河毁谤李累对我是“一打一拉”“一顿棍子一块糖”。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诚：“他们无论如何也把我拉不过去的！”石天河为了攻击李累，还采用了讨好常主任和分化李友欣的手法，并将此点传授给我。储一天攻击李累，则和白航的唆使有关系（储一天向我说过他从白航那里知道李累很“阴险”）。至于丘原和陈谦，早就是不满李累的，因为过去受的批评。
小集团以石天河为首脑。首先是因为他有“学问”，有反党经验，为众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历史问题，二是脾气凶猛，使得某些右派分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则内通储一天，外通晓枫，下通丘原和陈谦。
小集团以开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圈子为目的。我们策画过办同人刊物“笑”，夺取了“星星”，扰乱了“草地”。我们要使文联变质。还在去年，石天河就向我透露过“改组”文联的纲领：①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由文艺界“自由选举”（他说这样李累就要下台）；②取消人事科；③向外“大开门”。这个反党纲领并不是完整地提出的，而是开谈之间简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于丘原和陈谦，他们早就厌倦了机关生活（丘原计划过到新南门外修房子脱离文联）。丘原说：“什么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陈谦都劝我搬出文联。晓枫也有过“回乡下搞创作”的打算，并和我商量可否。石天河的主张和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流沙河先生的检查交待使“七人反党小集团”成了铁定不改的事实，成了共产党重拳出击处理我们的依据。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机关监督劳动享受干部的待遇外，我们六个人，一个比一个惨，一个比一个酷：储一天被判处死缓囚于大竹监狱，1982年才获平反；石天河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长期关押在雷马坪农场，1979年才得到昭雪；丘原被开除公职后关押于成都宁夏街市大监用竹筷戳破股动脉自杀而死；瑶攀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管制，后死于狱中；茜子先后被判处20年徒刑关押于成都劳改队和石棉矿山，1980年平反回到单位；我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因不认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20年，受尽酷刑和折磨，1980年“平反”和“改正”，回归报社。
除了“七人反党小集团”外，还有“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他们是自贡市文联主席张宇高、诗人李加建、王志杰，川大的学生华剑、成都二师学生徐航、四川印刷厂工人沈镇、乐山市磷肥厂宣传干事万家骏、星星诗刊主编白航、编辑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廷、红领巾杂志社编辑罗有年，还有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等，再加我们七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在四川文坛刚露头角的文学精英，只因为对《草木篇》批判持不同的声音，就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埋葬了一生。
就这么一组不足400字的散文诗，毛泽东竟用了一万多条年轻、美丽、潇洒、活泼的生命去陪葬。历史啊，你该怎么评说？
不过最有趣的是，当时一些在报刊上写文章批判我们的“极积分子”后来也被划成“右派”送到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一起“劳教”。其中一位省文化局南下干部叫高潮的先生，在一篇题为《右派分子群相》的小诗中（见1957年8月3日《成都日报》）是这样写的：“《流沙河》： 提起老九少，金堂人人恨！玷辱文坛！还妄想翻云覆雨。借草木而抒情，句句不忘本。翻开农民账簙一看：是个阶级敌人。”；“《晓枫》：
专门招摇撞骗，毫无文人良心；偷，拿，吓，诈，手艺精---是个流氓出身。青年作家自命，记者招牌蒙人；三个短篇现原形，原来别有用心！”在云南盐津黄桷槽修筑内昆鉄路时，竟住在一起，我山上他山下。真叫“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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