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委员会

第九章十万难民

前往达拉萨拉，前半程要乘一夜的火车，後半是坐汽车。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带著随员离开莫梭瑞，次日抵达西马查巴德许的巴丹库特车站。下了火车的那段旅程我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一路上经过印度最美的乡野---葱绿的田野中点缀著树木，遍地围满色彩缤纷的野花。三小时後，我们抵达达拉萨拉市中心，我下了轿车，改搭吉普车，我的住所就在数哩外的麦克雷德甘吉村。

一路山径陡峭，行来惊险重重，令我忆起拉萨近郊某些地方。有时从山路下望，只见深达数千尺的峭壁。麦克雷德甘吉村在距我的新家一哩处，搭建了一座全新的竹制牌楼，横楣上以金漆大书『欢迎』字样。我的新家称为史瓦格西兰姆，在英国统治时代则名叫海克罗夫邸，当时是师长的住宅。房子四周有树林，面积不大，但周围又加盖了若干座不相连的小屋，其中有一间是厨房，还有三间供我的随员居住。虽然尽可以再扩建，但比起我们习惯的生活，房间实在太少了。不过我对于终於能安定下来，已十分感激。

我们抵达时，时间已不早，所以看到的不多。次日清晨，我醒来就听见这一带特产的一种鸟儿的鸣声，叫声像是『卡拉啾，卡拉啾』。我向窗外逡巡，却看不见　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

整体而言，达兰萨拉的生活相当愉快，只有昆德林因念念不忘莫梭瑞的牛奶滋味，数年前又搬回那儿。达兰萨拉地区唯一的缺点是多雨，该区降雨量，名列全印第二位。起初这里的藏人还不上百人，但现在难民人数已超过五千。我们只有一两次真正考虑要迁移，最近一次是数年前，因为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几栋建筑物而起。大家说，再住下去会有危险。我们没有离开，是因为这一带地震活动频繁，但通常都很轻微。最近的一次重大地震灾难发生於一九○五年，当时英国人把这地方当作避暑胜地，地震震垮了他们的教堂尖塔。由此可知，大规模震灾殊为少见。何况，从实际的观点考虑，再搬家也非常困难。

正如在柏拉屋一样，我跟母亲同住在新家里，还有两头最近别人送我的拉萨犬。人人都喜欢这两头狗，它们个性分明。我为较大的一头取名桑吉，我常觉得他前世一定是个和尚，或许就是在西藏饥荒中死去的多名和尚之一。我这麽说是因为一方面对异性毫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它最喜欢的就是食物：即使吃饱了，它也还有办法再吃。同时，对我极为忠心。

另一只狗名叫大西，性情迥然不同，虽然体型较小，却更为勇敢。它是圣母峰登山专家天津挪格送给我的，或许原因就在此。我记得它有次生病，必须打针。打过一针後就怕了，以後每次兽医来，都必须由两个人控制住它，才能顺利的注射。其间，大西不断咆哮怒吼，因此兽医一办完事就得赶快离开。兽医走後，我们才能把狗放开，它会立刻满屋子乱嗅，搜寻那倒霉的家伙。不过它其实应了『会叫的狗不咬人』那句俗语，因为它的下颚骨重叠，根本无法啮咬任何东西。

迁往达兰萨拉时，与我同行的有一位印度政府的连络官奈尔先生，和若干印度军方的侍卫。我跟奈尔先生处得非常好，他志愿教我英文。我早已了解英文的重要性，并安排天津秋吉到大吉岭的北点英文学校就读。我在莫梭瑞时就已开始学英文，印度政府很慷慨的派专人固定来为我上课，每周二或三次；但当时我不太愿意学，经常找籍口不上课，所以没什麽进步。现在我却很乐意跟我的新连络官合作，在他的指导下大有精进，不过他要求我的大量作文作业，我还是没什麽兴趣。两年後他奉派别处任职，我觉得很遗憾。

这以後，我的英文课就较不正式。很多其他人，包括若干西藏人在内，帮助过我，可是我怀疑我现在的英文比二十五年前好。每次出国，我都痛苦的被提醒这回事，想到我不曾把握机会努力学习，常令我羞愧莫名。

住达兰萨拉的最初几年，除了学英文，我也专心致志於宗教研究。我从温习少年时代读过的许多藏文经典开始，同时，我也研习其他宗教派的大师处于颠沛困顿下的教诲。尽管离成佛的境界还很遥远，但我目前没有工作的压力，反而完成不少工作。不幸，时间不够用，很快就成为我在这面求进步的重大障碍。但我可以说，我任何心灵上的长进，跟我投入的努力完全不成比例。

抵达达兰萨拉两周之内，我就设立了第一所西藏难民子女的育幼院，它位於一所原本遭废弃的小屋，由印度政府租给我们收容新来者当中日益增加的孤儿。我任命我的姊姊泽仁多玛经营这所育幼院。第一批五十名儿童来到时，已几乎没有多少容身之地，但比起後到的人，他们已经过得很豪华，因为年底时，人数已增为十倍，而且还不断在增加。有一阵子，一百二十人合住一间寝室，每张床必须睡五到六个人，大家横著躺才勉强挤得下。虽然环境这麽苦，但我每此时去探望姊姊，看见她的新家族扩大，都觉得满心欢喜。因为这些孩子虽然失去了父母，却依然充满欢笑，仿佛在嘲笑身处的困境。

我姊姊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可说是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领袖的基本条件。

不过，很快便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跟印度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财力照顾我们所有的孤儿。我只好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至少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交由海外人士认养。所以我跟一位瑞士朋友艾希曼医生连络，请他 ??究这构想的可行性。瑞士在我看来很理想，这是个小国家，通讯发达，更何况还有跟故乡类似的重叠山峦。

瑞士政府从一开始就很合作，表示可立刻接纳两百个孩子。更有甚者，她同意设法安排，使这些孩子在收养他们的一般瑞士家庭中，尽可能保存追寻原来的西藏文化与认同感的机会。

第一批孩子之後还有其他批，後来又有个计划，不但让较年长的学生到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允许一千名成年难民迁往移民。我们的境况改善後，不必再请求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对他们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深怀感激。

抵达达兰萨拉後不久，我亲身接触到国家法学委员会的成员，前一年他们曾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要我提供证据给该会的法律调查小组，我欣然从命。这些调查的结果一九六○年八月於日内瓦出版。法学委员会再次证实西藏的观点，它在报告中指出：中共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rs）的十六项条款，并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他们也详细列举了若干我已经谈过的卑鄙暴行。

在实际的层次上，我跟该委员会讨论，学会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它有位成员，我猜是位英国人，问我有没有专人监听北京的广播。我答称没有，他有点惊讶，并详细说明为什麽有必要听清楚中共说些什麽。我们没有想到这事，实在太缺乏经验了。在我们看来，北京电台只会散布谎言与宣传。我们不懂得从广播中可了解中共的想法动态。但我能领会这麽做的道理，并立刻下领噶厦组成监听小组---他们的继任者到今天仍在执行这项任务。

一九六○年一整年，我都继续致力於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并且跟噶厦其他人共同努力，展开全面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九月二日，我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这是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代表由西藏乌昌、安多与康省三地经自由选举产生。西藏佛教的主要宗派也同样拥有议席。後来，古老的苯教信徒也包括在内。这个现在人称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作用与国会相同。它的成员每月要跟噶厦及各部会首长开会一次。特殊情况下，它要跟由部会首长及噶厦成员组成的全国工作委员会开会。现在噶厦的成员也不再由我指派，而是从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投票通过的事项都必须依照决议执行。

一开始，这些新安排都不是尽如人意。这些变化对西藏人而言太过突兀，有些人甚至认为，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三十年後，我们仍面临很多问题，但事态不断在改变与改进。我们当然已领先留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中共可以跟我们学习很多事。撰写这本书期间，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实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新措施。

伴我流亡的若干较年长的官员，最初觉得无法接受这些改变。但大部分人都认清改革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热心努力。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最初几年，我个人虽然过得还算舒适，但大多数政府官员生活却都很苦。他们即使年纪很大，也被迫过著贫困的生活，有些人竟住在牛棚里。但他们安之若素，从不抱怨。虽然也有人观念较保守，不能同意我的领导方向，但是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贡献。他们欣然面对困境，尽力帮助流离失所的同胞建立新生活，丝毫不以个人得失为念。当时他们的月薪还不到三英镑，凭他们所受的教育，到别处觅职，收入绝对会好得多。

更何况那时候的行政工作一点也不轻松。人际的歧异和无谓的争执本来就无可避免，因为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整个而言。每个人都能热忱而无私的为他人谋福利。

从一开始，我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涸。最初，印度政府同意在不丹边界附近的布哈杜尔战俘营旧址，成立一个由三百名僧人组成的学术社区。但经我们说明佛教须仰赖高水准学术後，终於说服他们增加经费，资助一千五百名各教派的僧人。流亡出来的六千多名僧人中，最年轻与最有能力者加起来就这麽多，其中有多位经验丰富的上师。

不幸的是，布哈杜尔的情况很恶劣。天气又热又潮湿，疾病猖獗。口粮必须自远方运来，使问题更形恶化，往往运到时已经不堪食用。不到几个月，已有数百名学者僧人罗患肺结核。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工作和研究，直到自己能活动为止。我很遗憾无法亲自到那儿去，只有靠写信和寄录音带为他们打气。虽然这也多少发挥了作用，虽然营区的问题并未改善，但生存下来的人却成为一个个活力充沛的僧院社区的核心分子。

不用说，我们早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钱。在教育和移民计划上，因为有慷慨的印度政府和海外各志愿机构资助，倒还不构成问题。但在行政方面，我觉得请别人帮助不大恰当。靠每个人每个月乐捐两卢比的自由税，再加上受薪人员每个月同样是乐捐的百分之二所得税，实在做不了什麽。好在天津早在一九五○年就有先见之明，在锡金存了一批宝物，至今仍在，它成为我们的生命。
最初，我打算把这批宝物卖给印度政府，这是尼赫鲁主动提出的建议。但我的顾问坚持在公开市场出售，他们确信这麽做能换得更多的钱。最後我们在加尔各答拍卖，得款相当於币值八百万美元，在我看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用於投资多种事业，包括一家钢管工厂，一家纸厂的相关企业，以及其他所谓保证赚大钱的事业。不幸的是，这些帮助我们适用这笔宝贵资金的计划，不久被宣告失败。很遗憾，很多表面上要帮助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帮助他们自己更感兴趣，我们大部分资金就这样失去。去结堪布的高瞻远瞩，大多数被浪费了。

最後只抢救到不及一百万美金的钱----一九六四年成立达赖喇嘛慈善信托基金。其实我自己对这样的结局并不太难过。回想起来，这批宝物很显然该属于全西藏人民。而不是我们逃出来的少数人的财产，因此我们也无权独享，这是宿命。我联想到林仁波切立下的先例，我们离开拉萨那晚，他把最喜欢的手表留下，他觉得流亡就代表放弃保有这只表的权利。我现在明白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至於我个人的财务，过去有两个部门专司处理，一九五九年起才裁减为一个，称为内务办公室（PrivateOffice），处理我一切收入与开销，包括印度政府以薪俸方式支付，每日二十卢比的零用金：略高於美金一元。理论上，这笔钱支应我的衣食费用。正如过去一样，我从不直接接触钱，这样或许比较好，因为我虽然从小对小钱很吝啬，但我一直担心自己生性挥霍。不过，我还是有权决定个人得到的钱（例如诺贝尔奖金）该怎麽运用。

达兰萨拉的第一个夏季，我有一些休闲的时光，大多数的傍晚打羽毛球（我经常不穿袈裟）。冬季严寒，我们玩雪也非常愉快。我的母亲和姊姊年纪虽已不轻，打起雪球仗来却比谁都兴高彩烈。

还有一种比较耗费体力的休闲活动，就是攀登附近的达拉达山，最高峰海拔七千多英尺。我一向爱山，有次，我率领一队西藏侍卫攀到极高的地方，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疲倦，我提议休息一会儿。大家喘著气坐观美景的时候，我发现远处有个山区土著正盯著我们看，他们都长得瘦小黧黑，看似很狡猾。他看了一会儿，忽然坐在一块像是木板的东西上，很快就沿著山边滑下去了。我惊讶的看著他的身影一转瞬就化为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数千英尺下，就提议我们也模仿他的方式下山。

有人拿出一条绳索，我们十个人都绑成一串。然後我们各自坐在木板或扁平的石块上，急速溜下山坡。非常好玩，但也非常危险。一路颠簸得很厉害，我们在一片雪堆里撞成一团，撞得满身青紫，好在没有人受伤。但此後我就发现，我很多随员都不大愿意离开我们的基地了。尤其我的侍卫，每当我宣布新的探险计划，都表现得非常犹豫。

这个阶段，我其余空闲的时间都用於跟一位英国作家大卫.霍华恩（David Howareh）合作一本书《吾土吾民》（My Land and My Peopie），书中我初次叙述我的一生。

一九六一年，我们政府出版了一份西藏宪法草案纲领，请所有西藏人提出批评与建议。我们得到很多反应，主要是针对有关达赖喇嘛一职的重要条款，为了正式脱离神治，展开民主政治，我加入一条规定：只要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就可解除达赖喇嘛职权。很不幸，『达赖喇嘛可以罢免』这种念头，令很多西藏人大吃一惊。我必须对他们说明，民主完全符合佛教的原则，而且几近专制的坚持保留这项条款。

那年的年初，除了再次探望流浪难民，我也第一次拜访了拜拉库普的新屯垦区。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屯垦者都又黑又瘦，我也立刻了解他们如此悲观的原因。营区位於边缘，只有几个帐篷，虽然乡野风光仍跟我初来时记忆中一样美丽，但土地本身看来并不肥沃。更有甚者，燃烧林木的热气，加上热的阳光，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屯垦者特别为我用竹篱和帆布搭了一个帐篷，但尽管搭得很好，也还是挡不住垦荒掀起的大片砂尘。这地区每天都笼罩在浓烟和煤灰当中，晚间烟和灰降落下来，透过所有的缝隙，早晨醒来，身上就是一层薄薄的黑灰。这些因素导致土气非常低落，但我除了口头的鼓励，实在帮不上什麽忙。我告诉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并向他们保证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克服一切难关，再次兴旺起来，其实我自己都没多大信心。但幸好他们相信我说的每一个字，而他们的情况也真的一点一点的改善了。

多亏印度好几个省份慷慨援助，我们才得以在一九六○年代早期，建立了二十多个屯垦区，使大家逐渐不需要再四处流浪。目前十万难民中，只剩下数百人仍然过著四处流浪的生活，而且这是出於他们自己的抉择。

因为划给我们的土地一半以上位於印度南部，那儿的气候比北方炎热得多，所以我规定，草创阶段只能派身体最强壮的人前去。尽管如此，因中署与热衰竭死亡的人数多得令我怀疑是否该接受位於热带的土地。不过，我相信我的同胞早晚会适应的。正如他们相信我，我也对他们有信心。

我拜访各营区时，往往必须安慰难民。想到远离故乡，今生今世可能再也见不到冰雪，更不要说我们心爱的山峦，真令他们悲从中来。我试著使他们不去想过去，我告诉他们，西藏的未来就靠我们难民。为了保存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强大的社区。谈到教育与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虽然一个和尚对後者的了解很有限。我劝妇女尽可能嫁西藏男人，这样他们的孩子才会也是西藏人。

大多数屯垦区建於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间。这期间我尽可能到各处巡视。虽然我从不考虑失败，但有时问题却似乎不可能克服。例如在马哈拉许德拉省的班德哈拉，第一批屯垦者於春天到达，刚好是炎热季节开始前。不到几个星期，就有一百人（五分之一的人数）死於酷热。我第一次去探望他们时，他们含著眼泪求我把他们疏散较凉爽的地区。我只能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到的时间是最坏的时间，现在最恶劣的时机已经熬过去了。他们应该已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学会利用环境。我劝他们再试一年，如果次年冬季我再来时，他们还是无法成功，我保证安排他们迁往别处。

结果此後事情就变得很顺利。十二个月後我回去，发现他们已大有改进。我跟营区的领袖见面时说：『原来你们没死光阿！』他笑著说，一切都正如我们所料。不过我必须说明，虽然这个社区後来都发展得很好，但由于炎热的问题，它的人数始终只有七百多人。原来我们分到三千英亩土地，预定每名屯民可分配一英亩，但由于人数不足，我们又丧失了两千三百英亩，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其他难民　　但他们也同样撑不久。

屯垦计划的一大困难在於，虽然我们对大多数障碍都早有准备，但还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例如有个地方遭野猪野象肆虐，它们不但破坏庄稼，而且狂性大发时还撞倒数栋房舍，杀害了好几个人。

我记得有位住在那儿的老喇嘛要我为他们祷告求保佑，但提到象这个字时，必须用梵文取代。在梵文中，这个字hathi原意为珍贵的动物，神话中象是慈善的象徵。我懂他的意思，但这个字眼这种用法却令我十分惊讶。我想这位老喇嘛心目中认为，真正的象应该是一种仁慈的动物。

好几年以後，我在瑞士参观一处农场，发现他们有通电的围篱。我问导游这是否撑得住大象。他惊讶的回答，如果电压够高，应该没有什麽不可以。所以我就送了一套这种装备到有象灾的屯垦区。

但并非所有的问题这麽具体。有时问题出在传统文化使我们无法适应新环境。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到拜拉库普时，屯民非常担心放火烧林会害死林中的小动物与昆虫。佛教徒最忌杀生，甚至有几位屯民来找我，提议中止这项工作。

有些跟海外救济机构合作的计划也因这个缘故而告失败。例如养鸡场和养猪场的计划都不曾成功过。西藏人生活再苦，也不愿从事用动物血肉生产食物的行业。有些外国人觉得这很可笑，他们指出，西藏人愿意吃肉，却不愿自行生产，这种态度相当不合理。

除此之外，在外国组织协助下进行的其他计划，大部分都很成功，我们的友人对结果也颇为满意。

获得工业先进国家的人民免费提供我们支持的经验，更坚定了我对宇宙责任（Universal Responsibility）的基本信念，在我看来，它是人类进步之钥。没有宇宙责任的观念，世界的发展永远不会平等。许多人了解我们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大家应以兄弟姐妹相待的道理，全人类共同的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有几位为难民奉献人生的外国人最令我难忘。其中之一是来自波澜的犹太人莫理士.弗利德曼（MauriceFriendmann），我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见到他和一位波澜的画家朋友妫玛.戴薇（UmaDevi）。他们分别来到印度，追求印度式的生活。我们流亡来此时，他们是最先对我们伸出援手的人。

弗利德曼这时年纪已相当老，身体健康也不好。他驼背，镜片极厚的眼镜说明他视力不佳，但他有双透视人心的蓝眼睛和敏锐的思考力。他有时会顽固的坚持一项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计划，令人恼火。但整个而言，他提供的建议，尤其有关建立儿童之家方面，都极具价值。戴薇比弗利德曼更倾向致力於灵性的修养，但年纪也不小，她把余年都用余为我的同胞服务。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为瑞士红十字会工作的鲁提（Lu thi），西藏人称他为『爸爸』（Pala）。他拥有无比的热情与活力，是一流的领导人才，替他工作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任劳任怨。一向悠游自在惯了的西藏人都觉得他的作风令人无法忍受，我知道有不少人私下怨言，但事实上他还是深受爱戴。我珍惜对他，以及其他像他这样的人的回忆，他们都全心全意的为我的同胞无私地奉献。

对西藏人而言，一九六○年代早期最重要的事件莫过於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战事开始时，我当然很难过，但难过之中还夹杂著恐惧。当时屯垦计划才刚刚起步，若干流浪营区距战门地点极近，十分危险，拉达克（Ladakh）与NEFA甚至被迫关闭。我的一部分同胞因而被迫第二度成为难民。更糟的是，我们的恩人印度人也受到驻扎西藏的中共士兵的侮辱。

幸好战争为时不久，但双方都死伤惨重，各有胜负。尼赫鲁反省他对中共的政策，不得不承认印度一直『生活在自塑的空中楼阁中』。

他毕生梦想解放全亚洲，使每个国家和谐共存。但现在证明，签署已十年的班察希尔备忘录只是一张废纸，这位古道热肠的政坛领袖维系它的努力都归於徒然。

直到尼赫鲁一九六四年去世为止。我一直跟他保持连络。他一直很关心西藏难民的困境，尤其儿童的教育问题最得他重视。很多人说，中印战争大大伤了他的心，我想这话没错。那年五月是我最後一次见到他，我走进室内，就觉得他心情极其消沉。他刚中过一次风，身体很弱，形容焦悴地坐在靠椅上，背後垫著枕头。我注意到，除了身体方面的不适，他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这次晤面的时间很短，我带著沉重的心情告辞。

那天後来他前去德拉屯，我到机场送行，并且遇见他的女儿英德拉.甘地夫人，一九五四年，她伴随父亲访问北京时，我就认识她了（最初我误以为她是尼赫鲁的妻子）。我告诉她，我对他父亲身体不适感到很遗憾。我甚至说，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结果真是如此，他不到一周之内就去世了。虽然我无法参加他的火葬礼，但他的骨灰洒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三河汇流处时，我也在场。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殊荣，使我与他的家人更亲近。我见到英德拉。仪式结束後，她走过来，直视著我的眼睛：『你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