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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披著僧袍的狼
泽仁多玛也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她的工作由我的妹妹杰春佩玛接办，她的勇气与决心毫不逊色。今天，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中的育幼院仍经营得有声有色。
西藏儿童村在各屯垦区都设有分支机构，目前共收容教养六千多名儿童，达兰萨拉的儿童总数则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开始的时候大部分资金由印度政府提供，目前大部分开销则改由慈善组织『国际紧急救难组织』（SOS
lnternational）负担。三十年来，目睹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开花结果，令人十分欣慰。现在已有两千多个孩子大学毕业---他们大多就读印度大学，但到西方求学的人日渐增多。我向来极注重教育计划，尼赫鲁说过，孩子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一直牢记在心。
早期的学校只是一些破旧的建筑物，印度老师在此教一些背景极为悬殊的儿童。现在我们已拥有健全而够水准的西藏教职员，但也仍有很多位印度教育工作者参与。我要向这些人和他们的先驱者致最大的谢意，对那些为我的同胞奉献大部分人生，不辞环境艰苦与路程偏远的人，我实在无法充分表达感激之忱。
令人失望的方面则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未能完成教育。这有时是因为他们自己缺乏兴趣，但有时则是家长的短视。我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就会说服家长，他们有责任不利用孩子谋眼前的近利，否则只受到部分教育的孩子，会因教育水准不够而坐失人生良机。这样会造成他们对人生失望与贪婪的心理。
夏士崔（Lal Bahadur Shastri）继尼赫鲁为印度总理。尽管他只当权三年，我却经常见到他，而且非常敬重他。夏士崔如同尼赫鲁一样，善待西藏难民，甚至也是位政治上的盟友。
一九六五年秋天，泰国、菲律宾、马尔他、爱尔兰、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决议草案，重新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在夏士崔坚持下，也投票支持西藏。他当政期间，情势似乎很可能使西藏流亡政府获得印度承认。不幸的是这位总理活得不够久，而印度又再次参战，这次的对手是巴基斯坦。战争於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爆发。
达拉萨拉距印巴边界不到一百英里，我得以亲眼目睹战争的悲惨後果。战役开始不久，我就离家前往一个我常去的南部屯垦区。当时已是夜晚，因实施灯火管制，我们开往巴丹库特车站三小时路程中，都不能开车灯。一路遇到的其他车辆都是军车。我记得当时我心想著，老百姓都被迫躲起来，由国防武力出动，实在是很可悲的状况。但事实上，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只不过是凡人。
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我听见密集轰炸巴丹库特机场的炮声。一度还有喷射机从头顶尖啸而过，过一会儿就见高射炮曳光弹射入半空。这些可怕的声音令我胆战心惊，不过好在害怕的不止我一个。我搭火车出站的速度从没有像那晚那麽快过。抵达南方，我先去看拜拉库普的原始难民屯垦区，当时是九月十日，它已成为三千两百人的家，还有砖瓦建筑的永久性住宅，钻井砍树的工作也都已完成，大家热忱的照原定计划展开农耕，每个人名誉上拥有一英亩土地，不过实际上是采合作耕种制度，只保留一部分供私人种自家食用的应时蔬果。主要的作物是稻米、玉米及粟 米。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进步，也更加强了我认定积极展望与决心，能发挥无比力量的信念。
整体而言，情况大有改善。我不必再面对濒临绝望边缘的人，也不必再作一些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承诺。但尽管屯垦者的坚忍不拔已得到了回报，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困苦。
最初跟印度政府拟订屯垦计划时，我们是希望屯民五年之内就能自给自足，有多余的农产品可资出售，开始对印度的经济有所贡献。但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未经训练，大部分都缺乏农耕知识。无分商人、僧侣、军人、游牧者及单纯的村民，都一头栽进这项他们一无所知的新行业，其实我们不该那麽乐观。
印度的热带农业跟高纬度的西藏农业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对农耕略有所知的人，也得从头学习用牛耕田及维修耕耘机等。因此，即使经过将近五年，营区的状况仍相当落伍。
但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一九六○年代中期还是该算西藏屯垦计划的一个高潮：大部分整地工作都已完成，在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人士的协助下，大部分难民都享有基本的医疗照顾---农耕机械也都很新，不像现在那麽陈旧，亟待更换。
一九六五年这一次，我在拜拉库普停留一周到十天左右，接著我沿路拜访了米索（Mysore）、乌塔马康德（Ootamacund）及马德拉斯（Madras），最後来到印度最有文化气息的省份喀罗拉（Kerala）的省会崔凡举姆（Trivandrum）。我应邀住在省长家，但最後由于北方的战争，我只好在这儿住了数周之久。战争危险一直在升高，达兰萨拉已落了两枚炸弹。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浪费。
我住在省长拉吉巴凡（Rajbavan）公馆的房间，正好在厨房对门，一天我偶然看见他们杀鸡做午餐；目睹鸡的脖子被扭断，我不禁想到，这可怜的动物不知受了多少苦。这一觉悟使我满心悔恨，我决定从此开始吃素。我前面已提过，西藏人不一定吃素，因为西藏蔬菜很稀少，肉类反而是我们的主食，但有些大乘经典规定，出家人都应该戒荤腥。
为了确定我所下的决定，我请他们送来食物。我仔细观察以英国口味烹调的鸡，加了洋葱与酱汁，闻起来十分诱人。但我觉得拒吃一点也没有困难。从那时开始，我就完全遵奉茹素的戒律，而且也不吃鱼和蛋了。
我很能适应新的戒律，而且觉得非常满足；严守纪律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北京就曾经在宴会上跟周恩来及另一名政客谈过这问题。另外那个人自称吃素，但他却吃蛋。我指出因为鸡从蛋来，蛋绝不能视作素食。我们发生强烈的争执---直到周恩来用外交手腕打断我们为止。
印巴战争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结束。但一件不幸的事冲淡了欢乐的气氛----夏士崔总理在塔什干与巴基斯坦总统阿育布罕（Ayub Khan）谈判和约时去世。和约签订後数小时内，他就与世长辞。
夏士崔虽然身材矮小赢弱，是个相当不起眼的人，却拥有过人的心智。脆弱的外表下是位杰出的领袖。他不像很多其他位居要津的人，他是个勇敢而有担当的人，绝不让事件牵著鼻子走，而会尽力掌握它们的发展方向。
不久，我应邀参加他的火葬礼。这真是件令人难过的事，尤其是因为这是毕生第一次从近距离看一具死尸。我虽身为佛教徒。每天观修死亡，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记得看著他僵硬的身躯安放在火葬架上，回忆起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跟我分享的一些私人见闻。他曾告诉我，他是个严格的素食者，儿时他曾追一只受伤的猪儿绕圈子跑，直到 力竭而死。这样的结局令他惶恐万分，所以他立誓再也不吃任何有生命的动物。如今不但印度失去了一位一流的政治家，全世界失去了一位开明的领袖，人类也失去了一位真正慈悲的仁者。
向夏士崔故总理致最後敬礼後，我回到达兰萨拉的途中，走访了德里若干收容作战受伤者的医院。我见到的大多数是军官，走在病床 间，听见家属的哭声，我告诉自己，战争只有一个结果：带给人类无比的痛苦。冲突产生的其他结果，事实上都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达成。唯一差堪安慰的是，这些医院中的伤患都得到良好的照顾：很多其他参战的人不见得能享用这麽好的设备。
两周後，英德拉 甘地夫人宣誓就任总理。因为我每次见她的父亲，几乎也都会见到她，我觉得她很亲切，我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有同感。她不止一次推心置腹的把令她心烦的人或事向我倾吐。因为我自己觉得够了解她，所以在她第一个任期将届时，我提醒她，领袖必须跟老百姓保持联系。
我自己从小就学到，希望当领袖的人一定得时时亲近老百姓，否则很容易被周围的顾问与官员误导，他们很可能处於私心，不希望你把事情看得太清楚。
我同样感谢英德拉比照印度历任总理，同样照顾西藏难民。她是西藏家园基金会(Tibetan Home Foundation）（基地在莫梭瑞）的创始会员，在教育方面尤其尽心。她重视教育的程度，如同她的父亲卓具远见。虽然印度状态紧急，有人对她不满，甚至还有人称她为独裁者，但我认为，一九七七年三月，她面对选举结果，交出政权，表现极有风度。在我看来，这是绝佳的民主范例；虽然国会内外都存在著许多冲突，当她必须退出的时候，她做得非常乾脆。我对美国的尼克森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往往领袖权转移都会发生流血事件。只有真正文明的国度里，国会的程序才能超乎个人私利之上。
同一时期，中共的内政发展就截然不同。从一九六○年代中期，直到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全中国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的混乱之中。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很多年後才呈现在世人眼前，在这场漫无目标的混乱里，大权旁落到以女皇帝自居的江青手中。我也才算看清了共党领导人在一心一德的假面具下，私底下门得你死我活的真相。
不过，当时究竟混乱到什麽程度，我们只能臆想而已。我跟很多西藏人一样，知道我们心爱的故国发生了可怕的事，但音讯全然不通；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偶尔获准越过边界的尼泊尔客商，他们不但所知少，而且往往早已过时。例如，直到事发一年後，我才知道一九六九年西藏好几个地区发生大规模抗暴。据某些报导指出，在中共报复行动中被杀的人数比一九五九年那次更多。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骚动发生过很多次。当然，这时我已经跟北京那些称我为『披著僧袍的狼』的领袖没有直接联络。我成为中共仇视的焦点，在拉萨也常 被诋毁为一个装成宗教领袖模样的骗子。中共说我是个贼、凶手兼强暴犯，他们还暗示说我跟甘地夫人私下发生多次惊世 骇俗的秽行。
就这样，西藏难民陷入历时十五年的黑暗时期，回家的希望比我们刚开始流亡时更黯淡。但黑夜当然也是个修养的机会，这期间我们的屯垦计划总算有了成果。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全印各地的新屯垦区，不再四处漂泊。同时，也有一部分难民离开印度，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小社区。目前，我们约有一千二百人在英国，其他欧洲国家约各有数十人，还有个年轻人组的家庭住在爱尔兰。
随著第二波移民屯垦计划展开，西藏流亡政府也设立了几个海外办事处，分别位於加德满都、纽约、苏黎世、东京、伦敦及华盛顿。西藏驻外办事处除了照顾当地藏人的福利，也尽可能传播有关我们的国家、文化、历史，以及流亡所在地和故乡生活的资讯。
一九六八年，我打算离开住了八年的史瓦格阿夏兰姆（Swarg Ashram），搬入一栋名叫布林小屋（Bryn Cottage）的小房子。这座建筑房子虽没有比较大，但它的好处是周围有新建的一批房舍，足以容纳我的内务办公室和印度安全室，还有间会议室和我私人的办公室。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已成为有数百名人员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迁至不远的办公区。在进行重新调配的同时，我母亲也在不大情愿的情况下，迁入新居喀什米尔小屋（Kashmir Cottage），使我得以恢复出家人的生活。
不久後，我著手重建南嘉寺院，该院的僧人原本住在史瓦格席兰姆上方的一所小屋里，现在则迁至距我住所不远的另一栋建筑。一九七○年，一间名为春拉康（Tsuglakhang）的新寺院也完工，自此我才有适当的场地，根据西藏传统历法，举行各种仪式。今天南嘉寺旁并成立了一所佛教辩论学院（School of Buddhist Dialectics），保存僧院中论辩的艺术。下午时分，寺外广场上经常济满了身著栗色僧袍的年轻僧人，为考试作练习，不时拍手或摇头。
一九六三年，我召集各教派领袖以及苯教代表开会。我们讨论各种困难以及克服之道，如何保存并传播西藏佛教文化的各种策略。经过数日讨论，我们获得充分的信心：只要有适当的设施，我们的宗教一定能生存下去。我在重建寺院後不久，又在南方的卡纳塔卡（Karnataka）省重建了甘丹、哲蚌（Drepung）与色拉（Sera）寺，最初是把布哈杜尔劫後余生的一千 三百名僧人安置其中。
现在我们流亡已迈入四十年关卡之际，欣欣向荣的寺院人口已超过六千人。我甚至敢说：我们的和尚人数已经太多了；毕竟重要的是这些人潜心向佛的诚意，而不在人多势众。
一九六○年代末期展开的另一项文化事业是西藏文献图书馆，馆中不仅搜罗四万多种藏文原始经典，也出版英文及藏文书籍。一九九○年，它出版了第两百种英文著作。图书馆外观为传统西藏风格，除了藏书之外，它还有一个博物馆，收藏多件由难民带到印度的文物。他们能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限，很多人选了唐卡、经书或其他宗教手工艺品。通常他们都把这些东西奉献给达赖喇嘛，我又转赠给各文化机构。正式迁入布林小屋前，我大病一场，数周才痊愈。一九六六年初，印巴冲突告一段落，我回到达兰萨拉，热心开始吃素。西藏蔬菜很少有不加肉的，而厨子也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学会如何不用肉而使菜一样美味适口。同时，印度朋友告诉我，多喝牛奶及吃各种核仁来补充营养的重要性。我恪 遵他们的劝告---不料二十个月後却罗患了严重的黄疸病。
第二天，我吐得很厉害。此後两三个星期，我完全没有食欲，而且感觉极度疲倦，动一动就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更明显的是，我的皮肤变成姜黄色，看起来倒颇像佛陀！过去有人说，达赖喇嘛像黄金笼里的囚徒，这一回我连身体都变成金色了。这场经诊断为B型肝炎的病终於痊愈了，但我消耗了大量的西藏药品（下一章我会作详细介绍）。我再次对吃感兴趣，医生叫我少吃油腻，减少核仁与牛奶的摄食量，同时我必须恢复吃肉。他们担心这场病会对我的肝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因而缩短我的寿命。我请教的多数印度医生都持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只好心不甘情愿的放弃吃素。今天我除了灵性修养上的特殊需要，日常都吃肉。很多模仿我的榜样却遭到相同下场的西藏人，也都是如此。
我住在新家从一周开始就很愉快。这房子跟史瓦格阿夏兰姆一样，最初由英国人所建位於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小花园，四周有树。它眺望达拉达山与下面的达兰萨拉山谷，视野绝佳。除了门外有片广场可以供千人聚会演讲外，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花园。我立刻开始工作，栽植了多种不同的果树与花卉，一切都亲自动手，因为园艺是我的一大爱好。可惜大部分树长得都不好，果子也不甜，不过很多动物，尤其是小袅 经常来此，带给我不少安慰。
我喜欢观察野生动物尤胜於园艺。为此我特地在窗外搭了一个鸟食架，它周围有铁丝和网，以防较大的鸟和猛禽闯入，把小鸟吓跑。但有时这种措施还不够，我只好不时取出我抵达印度後才卖的空气枪，准备给这些贪婪的小家伙一个教训。儿时我在诺布林卡宫花了不少时间练习使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的老式空气枪，所以我的枪法很准。当然我不会杀死 们。我只想使 们觉得痛，得到一个教训。
布林小屋的日子跟过去一样忙碌。每年冬季我都到屯垦区巡视，偶尔我也讲经。我继续研究宗教，此外我也开始学习西方思想，尤其是在科学、天文与哲学等方面。空间时间我重温一向喜爱的摄影。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的称夏、跛足的色空仁波切送我一架箱型相机，那是我的第一架照相机。
最初，我把拍好的底片交给他拿去冲洗。他总假装相片是他照的（以免我万一照了什麽不宜达赖喇嘛拍摄的镜头而感到尴尬），送到一名商人那儿。照片得运到印度冲洗。这程序总是令他非常紧张，因为如果照出来的东西不成体统，他必须负责！不过後来我在诺布林卡建了一个暗房，而且从我一位官员吉美搭仁那儿学会冲洗照片的技术。
我搬入新家庭後重拾的另一个老嗜好是修理手表。现在空间比以前宽敞，我可以拨出一个房间充作工作室。就我记忆所及，我一直对钟表和念珠著 迷，这一点我跟十三世达赖喇嘛很像。往往我比较我们之间个性上的差异，就觉得我不可能是他的转世，但念及我们对钟表和念珠 的相同爱好，我就恍悟这样的安排没有错。
我很小的时候，虽然随身带著我的前身的怀表，但我真正想要的却是一只手表---不过有人劝我不要戴。我一长大到足以说服色空仁波切我确实需要手表时，我就要他从拉萨市上卖了一只劳力士和一只奥米茄给我。说来似乎难以置信，早在中共闯入大军来教化我们之前，拉萨已卖得到瑞士名表。事实上，市场上几乎没有卖不到的东西，从英国香皂到上个月的生活书刊，都很容易到手。
不消说，新表一拿到手就被我拆开。我第一次看到机械结构的各个微小零件，不由得懊悔自己太过轻率。但不久我就学会如何把它们都装回去，及如何调整手表走快走慢。所以今天终於能有间工作室可以做这些事，真是令我非常愉快。我替家人和朋友修好很多只看来已无药可救的表；到今天我还把各种工具留在手边，但我已不大有时间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更何况现在做的表，很多在打开时都难免会擦伤；我恐怕我交换给人家的表虽然能运作正常，但外表却不及原来的美观，不免使他们感到失望了。
大致上，我多多少少设法赶上现代科技，但是电子表当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只有一两次失败，一次是一只极漂亮的派提，菲利普表，是罗斯福总统送我的礼物，有秒针和日期。不但我修不好，送去请专业修表匠修理，他们也是一样无能为力。直到几年前，我趁访问瑞士之便，把它带到原制造商那儿修理，才恢复运转。好在我逃离拉萨时，它是在一名印度修表匠手中。还有一只修不好的表属于我政府里的一位官员：我很遗憾的承认，我把表装在信封里送回去---拆成一片片零件。
我也要趁此谈谈我在印度养的三只猫。第一只於一九六○年代末来到我家。是一头黑白斑点的雌猫，名叫哲仁。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是友善。我对家中宠物除了一进我家们就非成为和尚或尼师不可之外，其他的约束不多，但哲仁有个教我这个佛教徒难以容忍的缺点----见老鼠就非追不可。我不得经常管教。很不幸的，就因此送了命。我有次逮到 在我屋子里杀死一只老鼠。我朝大吼，急忙爬到布幔上，一不小心失足跌了下来，受到重伤。虽然我尽可能悉心照顾，几天後还是死了。
不久之後，我在花园里捡到一只小猫。显然已遭母亲遗弃。我抱起，发现跛了一只後腿，跟哲仁死时一模一样，我把这只小猫带回家照顾，直到 能重新行走为止。也是雌猫，但长得比较漂亮，性格也比哲仁温顺。跟两头狗也处得很好，尤其喜欢躺在桑吉毛茸茸的胸前。
在这只猫继两只狗死去以後，我决定不再养宠物。正如我的亲教师，热爱小动物的林仁波切所说的：『宠物到头来只成为主人另一个焦虑之源。』更何况，从佛教徒的观点看来，当众生需要你挂念祷告时，只照顾一两头动物是不够的。
不过，一九八八年冬季，我正好注意到面对我前门的厨房里，有只生病的小猫跟著母猫。我惊讶的发现 也跛了脚，就跟前两只猫一样。因此我用吸管喂----西藏草药和牛奶，直到 能自立生活为止，现在已成为我家的一员，本书写作的时候，还没有名字：早晚会有的。非常活泼而好奇，家中每次有客来访，一定会来查看。到目前为止，都很守规矩，不追逐别的动物，但有机会的话,却会偷吃我桌上的食物。
我观察动物有一个心得----即使经过训养，它还是会不顾生活的舒适，一有机会就跑到外面去。这促使我更加相信自由是所有生物的基本需求。
对我而言，三十一年流亡生涯最重要的一项收获，就是有机会跟各行各业的人晤面。好在印度是一个自由国家，我要见谁都不受限制。
我偶尔会遇见一些真正杰出的人物，有时也会碰到一些令人讨厌，甚至心理有问题的人，但一般而言还是普通人居多。
我见到人总以尽量帮助他们和向他们学习为目的。
有时人们在我面前表现得很笨拙，但就我记忆所及，我跟所有的访客分别时都成了朋友。我相信这都是以诚待人的结果。
我尤其喜欢跟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包括来自不同的宗教传统）见面。库里辛那穆提（J.Krishnamurti）是个著名的例子。他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思路敏捷，学问渊博，虽然外表温和，他对人生及其意义的看法却十分明确。我也见到很多从他受教，获益非浅的人。
这期间我最快乐的回忆是有幸接待美国本笃教会的汤玛士.墨顿神父。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来到达兰萨拉，数周後他就在泰国去世。我们连续三天见面。每次共处两小时。墨顿身材中等，体格健硕，头发比我还少，但并不是因为像我一样剃度才如此。他穿一只大皮鞋，厚重的白色法衣上还系著一条粗大的皮腰带。但比他令人难忘的外表更予人深刻印象的是他焕发於外的内心生活。我看得出他是个谦逊而极具灵性修养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跟基督教人士相处而受到如此精神上的感动。後来我也遇到其他有类似修养的人，但透过墨顿，我才知道『基督徒』一辞的真正意义是什麽。
我们的会晤气氛非常愉快。墨顿极具幽默感，且见多识广。我称他为天主教「格西（geshe）」。我们谈论双方都感兴趣的知性与灵性方面的问题，并交换有关 院修行的资讯。我对西方的僧院传统甚为好奇，他告诉我很多令我意外的事，例如基督教沈思时不需要摆出特别的姿势，而据我所学，姿势与呼吸的方法都非常重要。我们也讨论到基督教僧侣与修女的誓辞。
墨顿则希望多了解菩萨的理想。他还希望找位能为他启蒙密教的上师。整个而言，我们的交谈甚有裨益----尤其我从而发现佛教跟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听到他忽然死亡的消息，极感难过。墨顿可视为我们两种迥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间的一座有力的桥梁。最重要的，他帮助我了解，所有教人相爱与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
自从与墨顿神父晤面後，我跟其他基督徒也有多次接触。我访问欧洲时，曾参观很多不同国家的修道院，每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所见僧侣对他们的神召表现的虔诚，令我羡慕。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我却感觉得出，他们有极高的信仰诚意。相对的，我们西藏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也维持相当大的僧侣人口---占据流亡人口百分之四到五----但虔诚的程度却不见得都那麽高。
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过慈善机构，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印度就有很多了不起的例子。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该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学习之处：如果佛教徒也能对社会作类似贡献，一定很有用。我觉得佛教僧侣往往只是嘴里大谈慈悲，做得却很少。我曾数度与西藏人及其他佛教徒谈及此事，积极鼓励建立类似的机构。但我同样觉得，我们也有值得基督徒学习之处。比方说，我们沈思打坐与把思考集中於一点的技巧，或许能在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
一九六○年结束时，我安排十万名西藏流亡人士在印度、尼泊尔及不丹屯垦的梦想，也达初步完成的阶段，因此虽然来自西藏的少数消息都令人沮丧，我仍然以实际而有根据的乐观态度展望未来。不过，两组非我控制之内的事件提醒我，目前的处境依旧危机重重。
第一组事件与四千名左右定居在不丹的难民有关。不丹王国位於印度东方，西藏中部乌昌省南方，地处偏远。它像西藏一样，地形多山，人民信奉与我们同一派的佛教，极为虔诚。但跟西藏不同处在於它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
不丹已故的国王对流亡到他国内的西藏人非常仁慈。在印度政府协助下，他为我的同胞提供土地和交通，并协助建立农业屯垦区。
开始时一切顺利，西藏人都很满意。一九七四年我在菩提伽耶举办第一次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时，见到他们一群人，得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我也很高兴。他们对地主赞誉备至，尤其是最近登基的新王吉美旺秋。他处理国事的成熟稳重，令所有的人佩服。但是不过几个月，突然有了变故。西藏社区二十二位受到敬重的人士突遭逮捕，受酷刑拷问後，未经审判就关入首都听普的监狱。我的私人代表拉汀（与先王有亲戚关系）也在其中。这消息令我很难过，我觉得应先进行彻底的调查（虽然我根本不相信这些人所受阴谋叛乱的指控）。但从未有调查，真相始终不明。最後我才知道，这些西藏人原来被利用作不丹政府内部纠纷的替罪羔羊。
这次不幸事件後，很多西藏人决心离开不丹。但留下的人此後的生活也很平静，尽管有些不利於他们的怀疑与敌意仍然存在。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激不丹的人民与政府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并确信我们传统的友谊未来一定会恢复。
另一不幸的事件与美国中情局训练、供给装备的游击队有关，他们继续用暴力手段为争取西藏自由而奋门。我不止一次从嘉洛通笃及其他人口中，听到这类行动的情形，但从未与闻整个的细节。不过我知道，一九六○年，尼泊尔北部最偏远，与西藏交界的木斯塘（Mustang）地区，成立了一个游击基地。由数千名流亡人士的壮丁组成的部队驻扎在那儿（但只有少部分人实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不幸这个基地的後勤补给未经妥善规划，以至多次狙击行动都遇到困难。但不管怎麽说，比起在西藏内部从事门争的那些勇敢逾常的自由门士面临的危险，当然又不算什麽了。这处基地开始运作後，游击队曾多次痛击中共部队，有次还摧毁一个运输队。这次突击掳获一批文件，载明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一九六○年九月之间中共在拉萨屠杀八万七千人。这些胜利颇能鼓舞士气。但缺少持续有力的後续行动这项事实，恐怕只是带给西藏人民更大的痛苦。更糟的是，这些活动予中共政府把西藏争独立运动指为外国阴谋的口实----但独立运动当然是全西藏主动的。
美国自从一九七○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
不过游击队决心继续战门下去，这使得深受其扰的中共要求尼泊尔政府解除木斯塘部队的武装，尽管这些西藏人跟尼泊尔政府之间暗中必定有某种协议，是不问可知的事实。但当尼泊尔试图这麽做的时候，游击队悍然拒绝，他们说，即使此後要跟尼泊尔军队作战也要打下去。
我虽然佩服游击队的决心，却从不支持他们的活动，这时我知道我必须干预。我知道唯有亲自提出请求才能打动他们。因此我指示前任侍卫总管塔克拉（P.T.Takla）带我的录音信去见他们的首领，我在信中指出，跟尼泊尔作战没有意义，尤其因为有数千名西藏难民在尼泊尔定居，战争势必连累他们，何况他们本该感谢尼泊尔政府。因此他们该放下武器，开始和平的定居下来。西藏的奋门绝非一蹴 可几，必须从长计议。
後来，塔克拉告诉我，很多人有被背叛的感觉----少数几位领袖竟刎劲自杀也不肯离开。我听到这消息真是万分旁徨。我对呼吁自由门士撤退一事的感觉无可讳言是相当复杂。要求他们违反对西藏无与伦比的勇气、忠诚与爱，似乎是个错误，但我从内心深处知道，只有这麽做才正确。
绝大部分游击队放下了武器，但少数人（大约不到一百人）无视於我的请求，结果被尼泊尔军队逐出国界。最後他们遇到埋伏，壮烈战死。这可能正符合他们的心愿，而西藏流亡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也於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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