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边境的少数守军肯定是看到一副可怜的景象---八十位西藏难民经过长途跋涉，身体疲惫不堪，内心也因为历经严峻考验而沮丧。但是，我还是高兴，因为有一位我在二年前访问印度时认识的官员在那里和我们会面。他对我说，他奉命护送我去旁地拉（Bomtila）安顿，旁地拉是个大城镇，距离此地一星期多的路程。

最後，在逃离拉萨三星期後，我们到达旁地拉，这时间漫长得像过了一劫。当我到达时，我的老连络官和翻译，梅农先生（Mr.Menon）和苏南.托结.卡日（SonnamTopgyal Kazi）早就在那儿等後，其中一位呈交我一份印度首相打来的电报：

我的同僚们和我欢迎你，并致侯你安全抵达印度。我们很高兴能提供必要的设备给你、你的家族和随员，以便安住在印度。对你保持极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无疑问地会依照传统，给予阁下应有的尊重。
     愿慈悲关照你

我在旁地拉停留了十天，受到当地地区委员会家族的悉心照顾，离开时，我的痢疾已经完全好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以前，我乘坐吉普车前往一处叫脚山（Foothills）的公路营（roadcamp），那里早就有一小队仪队排列在替代地毯的帆布地毯两旁，地毯一直铺到公路营监督的房子---我那天早上暂用的基地。我就在房子里面吃了一顿有新鲜香蕉的早餐，但是我吃得太多了，消化系统出了问题，结果不得不由梅农先生代表我向大家简报印度政府的安排。

当天中午我就被带到德普（Tezpur），从那儿开始了前往莫梭瑞（Mossoorie）的旅途，莫梭瑞是一个距离德里不远的山站，在那儿早就为我准备好了一幢房子。印度政府也为了我们这段一千五百英里的旅程特别准备了一列火车。

我离开脚山的房子，准备坐上一辆大的红色车子之际，我注意到有一大群拿著摄影机的人，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是国际新闻界的采访记者，他们是来采访『世纪故事』。入城时，我会看见更多的采访记者。

我们到达达普时，我被直接带到『巡回宫厅』（CiruitHouse）。那里早就有数百件消息、电报、信件等著我。这些来自全世界的问侯和关心。有一段时间，我的心中充满感激，几乎忘掉眼前的各种危机。最最迫切要作的事，我觉得，就是准备一份坦白、谨慎、措词温和的大纲，这些历史事实，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说明过了。在办完这件事之後，我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然後准备搭火车，这班火车在下午一点就应该要开动。

在路上，成百成千的民众紧紧地包围著我的车队，挥手、欢呼。这种情况从我启程直到莫梭瑞，整段旅程都持续不断。有些地方，甚至不得不驱离铁轨上的那些善男信女。消息在铁路沿线的村落不胫而走，似乎没有人不知道我就坐在火车上。数以千计以上的人们跑出来，并且高喊：Dalai Lama Ki Fai！Dalai Lama Zinda bad！（向达赖喇嘛致敬！祝达赖喇嘛万寿无疆！）这种场面令人非常感动。在路过沿线的三个主要城市希利古瑞（Siliguri）、班纳瑞 斯（Benares）和路克诺（Lucknow）时，我不得不离开车厢，答谢那些自发前来、散花欢迎我的广大印度人民。这趟旅程就像一场非常的梦。回想起这趟旅程，我非常感谢当时印度人民向我表达的殷殷善意。

经过许多天的旅程後，火车最後到达得拉屯（Dehra Dun）站。在那儿又有盛大的欢迎等著我。我从德拉屯坐车前往莫梭瑞，这段路程大约花了一个钟头。我被带到拍拉屋（BirlaHouse），这是印度工业领袖家族的居所。印度政府早已为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居停在那儿，直到我作好了长期计划。而事实上，我以此处作为行馆，达一年之久。

我到达柏拉屋翌日，听到新中国新闻社报导，暗示因为我在达普所作的声明是第三者所写，所以不是真的；它接著又声称我已经被绑架了，并且遭叛徒胁迫，说我的声明是粗制滥制的文件、意理不通，充满了谎言和漏洞。这份中国版的故事，形容西藏人民的抗暴是由反动的上层派系所组织的；然而，他们又说，由于西藏爱国僧侣的帮助，中共人民解放军彻底地粉碎了反革命。基本上，这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并且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徒。因此我又发表另一篇公报，坚定地指出该声明是由我所授权发布的。

四月二十四日，尼赫鲁班智达亲自来到莫梭瑞。我们透过一位译员会谈了四个钟头。一开始我告诉他回到西藏之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提醒他，这些作为大部分是出诸他的坚持。我继续说，我已经照著他所建议的去作了，并且和中共公正、诚实地交涉，批评他们那里需要、努力地去遵守十七点协议。然後，我接著说明我原本并不是寻求印度人的殷勤款待；相反地，我曾经要在隆次宗（Lhuntse Dzong）建立政府。只有从拉萨传来的消息曾改变我的主意。到了这时候，尼赫鲁变得更生气，『即使你已经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会承认它。』他说。我开始认为，尼赫鲁把我当成一个需要常常叱责的年轻人。

在我们会谈的其他时间，尼赫鲁捶打桌子：这怎麽会这样？他轻蔑地一次、二次逼问。虽然他愈来愈像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但我仍然继续说。最後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我关切的主要有两点：我决定赢得西藏的独立，但是眼前当务之急是停止流血。这时候，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这是不可能！』他以充满情绪的声调对我说：『你说你要独立，同时你又说不要流血。不可能！』他说话时，下唇愤怒地颤动著。

我开始了解尼赫鲁首相发现他自己正处於一种微妙而又困窘的形势。在印度国会里，随著我逃离拉萨的消息，带来了另一场有关西藏问题的激烈辩论。许多年来直到现在，已经有许多政界人士批评他对这个情势的处置不当。现在，我似乎看到，他显示了一种良心不安的徵兆。他曾在一九五七年时，坚持我要返回西藏。

然而就在同时，显然尼赫鲁想要保住印度和中共的友好关系，并且决定坚守班察希尔备忘录（PanchSheelMemoranaum）的条款，印度的政治家阿.梨库立帕拉尼（AcharyaKripalani）这麽形容这个备忘录：在明知不可却不得不为的情况下，印度盖章同意中共摧毁一个文化古国。他的态度相当清楚；印度政府仍然无法考虑和中共政府就西藏人的权利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现在，我应该休息，并且不要对最近的将来作任何打算。在未来其他场合所举行的讨论中我们会有机会再谈谈。听到了这些话，我开始了解我的未来以及西藏人民的未来比我原先想像的还要更不确定。双方的会谈虽在热忱气氛中结束，但是等到尼赫鲁首相离去，我心中却萦 绕著深深的失望。

情势很快地明朗化了，然而，我们要面对比西藏独立更迫切的问题。我们一到莫梭瑞，就收到报告说大批难民逃抵印度以及不丹。我立刻就派出一些官员把他们安顿在印度政府紧急设置的难民营中。

从这些刚逃出来的难民口中，我知道中共在炮轰诺布林卡宫後，又把炮口对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屠杀、杀伤了上千的民众。这两个地方的建筑都被破坏得很严重。察克波里医药学院被整个破坏无遗。没有人知道在这场屠杀中有多少人被杀，但是根据西藏自由门士在一九六○年间所掳获的中共人民解放军文件显示：一九五九年五月到一九六○年九月，这段期间有八万七千人是死於军事镇压（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死於自杀、严刑拷打、饥饿的人们）。

结果，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想逃出西藏。许多人死亡，有些人是直接死於中共之手，有些人是死於伤重、营养不良、酷冷、疾病。那些想越过藏印边境逃离的人，都是在悲惨、为人弃绝的情况下逃出。虽然当他们抵达印度时，有食物及庇护所等著他们，但是残忍的印度骄阳却无情地攫走许多人的生命。当时有两个营区让这些难民暂住，一个是在莫梭瑞，靠近达普；另一个在哈杜尔（BuxaDuar），该处是大战时英国的战俘营，位於不丹边境的东北方。

这两个地方的海拔高度都比莫梭瑞的六千英尺低，所以酷热并未缓和些。在西藏，夏季虽然更热，但是高海拔的西藏高原空气非常乾燥；但在印度平原却是又湿又热。这种气候不仅是西藏难民不舒服，也常常造成死亡。一些西藏难民所不知道的各种疾病，就在这新环境中滋生。因此，除了在逃离过程中最常遭遇受伤致死的危险外，西藏难民也面临酷热侵袭致死以及疾病的危险，例如肺结核，这种疾病在印度的环境最易流行。许多人都死了。

像我们这些住在莫梭瑞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比大多数的西藏人民要幸运得多。因为在柏拉屋装有电扇，所以我也许是最不受热罪的人，但是吹电扇也有吹电扇的困扰，我发现如果任其整晚吹拂，会引起消化的毛病。我想起一位在布达拉宫洁役所说的谚语：冬天气候冷，晚上睡觉裹起来；夏天一到天气热，你就忘记了。

我的另一个小发现就是热天气会使人多吃水果，天气冷时就不会有这种欲望。在夏季月份里，热浪侵袭西藏难民时，我必须从莫梭瑞下去到平原地带，因此，我个人感受到这种不舒服滋味的次数有限。

第一次是在六月时，我前往德里拜访尼赫鲁首相，会商有关西藏难民日增的问题。当时已有二万名西藏难民，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我恳求印度政府能将这些新来的难民安顿到气候不像达普、布哈杜尔那麽湿热的地方。这些难民穿著长袍子、厚重的靴子逃出西藏，完全不知道即将逼近的热季。虽然第一批逃出西藏解放者魔手的几千名西藏难民大多数是男人，许多是来自拉萨以及临近的地区，稍後开始有整个家族逃出，这些人主要是来自边境地区，当时中共尚未完全严密控制。

我对尼赫鲁说，我深信如果这些西藏难民留置在那里，大部分都会死亡。起初，他显现一些被激怒的徵象。尼赫鲁说我要求得太多了。我必须记住印度还是个贫穷、发展中的国家。但是很快地他的人性本能又占上风了。噶厦现前曾和印度官员商讨雇用难民在印度东北公路营筑路的计划，现在尼赫鲁说他希望这件计划尽可能地付诸实行。这样一来使得难民能赚得日常生活所需，同时他们也能到气候较适宜的地方。

接著，他谈到有关西藏未来的教育问题，很快地他就表现得很热心，最後，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兴趣，显示他好像把这件事当成是他个人的责任。他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在可预见的将来，他把我们当成是印度的客人，我们的儿童们将会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们应该好好教育这些孩子。为了保存西藏文化，我们应该为孩子们设立特别的学校。在印度教育部中应该设立独立的西藏教育学会。他补充说，印度政府会负担设立这些学校的所有经费（直到今天，印度政府仍然继续资助大部分的西藏教育工作计划）。

最後他提醒我，这些孩子应该接受完整的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这件事非常重要；另外这些孩子也务必要跟上现代世界的脚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为了这个缘故，他说，我们应该采用英语来教学，因为『英语是未来的国际通用语言』。我们会谈之後就共进午餐。午餐後，尼赫鲁说他会召见教育部长师利马博士(Dr.Shrimali），使得我们有机会继续会商。在那个中午，尼赫鲁首相告诉我，印度政府会在今天就宣布成立西藏教育学会。我对这个迅速的回应感到非常振奋。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本教育。

虽然实情如此，但是只有印度才有权利来援助我们。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此外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过些微的影响力。我常常把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比喻成老师 和弟子的关系。当弟子有困难时，帮助弟子就是老师的责任。

另外许多外国的救济组织对西藏难民的慷慨援助也不在印度政府之下。他们所提供的许多援助都是很实际的，尤其在保健以及教育方面。他们所协助设立的手工艺以及其他工作中心，也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机会。首现是在大吉岭以及达尔荷西（Dalhousie）设立了织造毛毯的工作坊（大吉岭是在印度、尼泊尔边境上的高山制茶城镇，达尔荷西距离达兰萨拉不远。这两个地方的工作坊都是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设立的。以这两个中心为模型，许多其他类似的中心也在海外机构的资助下设立　　某些机构至到今天仍继续支持。现在，经过了这麽多年，每一个从一开始参与我们流亡生涯的救济组织都对西藏难民在他们指导下的进步，感到非常满意。

西藏难民对这些友人所提供的援助作了积极的回应，就是我们西藏人表达无比感激的最佳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捐赠给这些外国机构的钱常常都是来自那些金钱原本就不充裕的善心人士。在拜访德里之後我就回到莫梭瑞。我觉得打破沉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六月二十日，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莫梭瑞仍然有许多新闻记者在等著我说些话。虽然『故事』发生至今已逾二个月了，一共有一百三十位记者与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首先我正式地再一次否认了十七点协议。我解释说，因为中共撕毁了它自己的协议，所以没有任何合法的基础来承认十七点协议。接著我详细说明我的原始简短声明，并且指证历历的控诉中共如何恶毒、残暴地对待西藏人。我确定人们会了解我所说的话较接近真理，中共所说的是令人无法相信的谎话。虽然我的最新声明得到广大的回响，但是我低估了中共政府在搞公共关系上所能动员的力量。或者也许我高估了人类面对真理的意愿。我相信这个特质首先在文化大革命时展现了，接著是中共武力镇压天安门的事实透过电视荧幕传遍世界，全世界都看到中共是如何虚假、残酷。

当然傍晚，印度政府发布一则官方公报：印度政府不承认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一开始我有些惊愕，接著是觉得这份公报伤了我的心。我完全了解印度政府在政治上并不支持我们，但是像这样子的撇清似乎是不必要的。然而，我受到伤害的感情很快地被无比的感激所取代，因为我看到，真的第一次看到，『民主』的真正意义。印度政府虽然强烈反对我的看法，但是并没有阻止我表达的看法，更没有不准我坚持己见。

同样地，德里方面也没有干扰我和日益增加的难民过自己的生活。为了顺应大众要求，我开始每星期在柏拉屋的庭园接见民众。这让我有机会见到不同的人，并且向他们叙说西藏的真实情况。这也帮助我著手取消许多繁琐的礼仪，这些礼仪把我和西藏人民隔绝得这麽远。我心中强烈地感觉我们不该再紧紧抱著老旧的习惯不放，这些已经落伍了。我常常提醒西藏人，我们现在是难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坚持所有的礼节都要研商简化，并且厘清，因为我不想再让西藏人对我行那些大礼。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尤其和外国人来往时。如果他们发现真正的价值，这些外国人更回应它。保持距离就很容易使人远离。所以我决定完全公开，把每一件事都公开，不要躲在礼节後面。我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人们视我为凡人。

我规定我接见任何人时，他和她应该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传统礼节中的我坐在高位，觐见者坐在较低的位子。刚开始我发现这种作法相当困难，而我也没有多大的自信，但是从那时起慢慢有些进展。虽然某些长老们有些疑惧，但是我相信只有刚从西藏逃出来的人才会对新的规矩不知所措，他们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不再以他们所习惯的方式生活了。

在柏拉屋的生活处处非常不利於礼仪。它既不特别堂皇，地方也不大，有时候还颇拥挤。我和母亲以及管家共住，其他随从、官员则住在附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常常见到母亲。能陪伴母亲，我非常高兴。

除了简化礼节，我们的悲剧也给我机会大幅简化我个人的生活。在拉萨时，我拥有许多不太有用的财物，但是我很难把它们丢掉。现在我几乎一无所有，但是只要有助於我的西藏难民同胞，我发现我更能把送给我的东西布施。

在行政方面，我也能作激烈的改革。例如我在这时候增设新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包括情报、教育、重建、安全、宗教事务以及经济事务等办公室。我也特别鼓励女性参与政府。我提醒人们，重要官位的升迁不该以性别为准，应该要看品德和才能。我前面提过，在西藏社会中，女人一向扮演重要角色；今天，有许多女性在西藏流亡政府里位居要津。

我在九月间回到德里。当时，我对西藏难民的事，心怀较乐观的看法。难民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几乎三万人，但是尼赫鲁信守诺言，许多西藏难民也已经被转送到北印山上的各个公路营区。现在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在联合国提出西藏独立权的问题。於是我又再度拜访尼赫鲁首相。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将新近抵印度的难民转送到南印度的新方案。尼赫鲁已经发函询问印度许多州的首长，是否能准备提供土地给西藏难民。

我听到不只一州提供土地时，我表示非常满意；之後，我提出在联合国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就在这时，尼赫鲁露出愤怒的样子。因为西藏和中共都不是会员国，他说看情形我的成功率非常渺茫。而且即使我办到了，效力也不大。我告诉他，我知道这些困难，我这麽做只是想让 世人记得西藏。不让世人忘掉西藏人的悲惨遭遇是非常重要的。『使西藏问题继续凸显下去，并不是靠联合国，而是要靠下一代的适当教育。但是这完全要看你自己。你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里。』他说。

我已经写信给许多国家的政府，现在我会见了一些国家的大使。我发现这是一桩非常难堪的考验。当时我只有廿四岁，我和高级官员交涉的经验十分有限，我只有访问中国时得到的经验以及和尼赫鲁及其同僚谈过几次话。幸好有一些大使非常同情我们，并且告诉我如何做，所有的大使都答应要转告他们的政府：我们西藏人请求支援。最後，马来西亚联邦以及爱尔兰共和国支持一项初步提案，这项提案在十月间由联合国大会辩论，并且以四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而通过。印度是弃权的国家之一。

同样在我访问首都的特别行程期间，我会见了许多同情我们的印度政治家，其中包括贾雅.普拉卡希.拿颜（Jaya Prakash Naryan），他真的信守一九五六年时所作的承诺，设立了西藏後援委员会（TibetSuport Committee）。现在，他觉得有个很好机会说服印度政府，改变对西藏的态度。他的热诚的确富有感染力，并且深深地打动人，但是我直觉地知道尼赫鲁班智达绝对不会改变心意。另一个受欢迎的进展是有消息说：支持世界正义的独立国际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最近发行了一份关於西藏法律地位的报告，完全为我们的立场辩护。这个委员会在年初就受理我们的案子，它现在计划要举行一个完整的调查。

在我回到莫梭瑞之後的一个月，我接到一则令人鼓舞的消息，亚非国家会议要在德里召开。这个会议几乎用全部的时间讨论西藏问题。这个会议的会员大部分都曾经受过帝国主义殖民的压迫。所以他们自然对西藏有好感。他们把现在的我们视为以前尚未获得独立的他们。当我收到亚非国家会议全体一致支持西藏的报告时，心中非常喜悦、乐观，并且开始相信有些正面的事情必定会从中出现。可是，唉！令人十分失望，眼前的情势明显的告诉我：尼赫鲁首相是正确的。我们西藏人绝对不要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相反地，我们必须专心致力於建立强有力的流亡社区，当时机最後终於来到时，我们才能返乡继续生活，以我们的经验重建家园。

尼赫鲁的土地方案似乎勾绘出上述的希望。在南印度接近米索（Mysore）地区有三千英亩土地，如果我们想要，就立刻可以使用。但是，虽然印度政府这麽慷慨，我一开始有些犹豫要不要接受。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时的朝圣之旅期间，就曾经访问过这个区域，并且知道该区宁静、人口稀少。但是该地气候比北印要热一点，我觉得这些天然条件似乎太严酷了。此外，我的行政中心是设在达兰萨拉，我觉得两地距离太远了。

另一方面，综观我眼前的处境，我了解必须考虑在印度半永久地居住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开始进行教育计划、保证西藏文化的延续。最後我得到了结论：我过分重视地理和心理的问题；我感激地接受这片土地。第一批的六百六十六名拓荒者在新年时前往，并著手努力使该区适宜人居。以一英亩一人为基础，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三千人的社区。

一九五九年年底传来有关两个组织的消息：由阿.梨库立帕拉尼所领导的『中央救济委员会』（CentralReliefCommittee）以及『美国西藏难民急难委员会』（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为了帮助我们，已经成立了。稍後也有其他国家成立了类似的服务机构，它们提供了难以估计的援助。

同时，我开始接见一些有趣的人。其中的一位是我在错模见过的印度和尚，当时他携带著一颗佛祖的舍利，云游各处。我非常高兴能再度见到他。他非常好学，并且对社会经济学特别有兴趣。从上次见面到现在，他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要综合马克思思想以及佛法。我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从泰国边境一直到西伯利亚，这广大区域人民的信仰是佛教，现在却可怕也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迫害，所以这项研究很重要。

同时在这段期间，我也接见了一位左倾的锡兰和尚。当他快要离开莫梭瑞时，我的新朋友邀请我去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这个我非常想去的地方，不只是因为这使我有机会看到佛祖所有舍利中最重要的部分---佛陀的牙齿。然而几个月之後，即将动身出发之际，我收到一则『难民的地位是这麽不确定』的强力暗示。斯里兰卡政府发出一则消息惋惜地说，因为不可预见的发展，所以我的斯里兰卡之行无限期的延後。这些都是北京从中作梗。我再一次被提醒；在高位的兄姊们如果愿意，他们甚至应停止宗教活动。

当我接见一个遭中共侵略的东土耳其斯坦受害者代表团时，我面临与中共展开『有意义的对话』的紧迫需要。东土耳其斯坦在一九四九年被中共占领。我们彼此间有许多地方可以交谈，我们还花了许多时间彼此交换经验。众所周知的，东土耳其斯坦的难民比西藏难民多很多，他们的领袖之中，有一位律师。反观我们，在所有西藏难民中竟然连一个开药治病的医生都没有，更别说是合格的律师了。我们最後讨论如何在我们各自的国家内进行争取自由的抗争。会谈末了，我们同意保持密切接触，就像我们今天所作的。虽然西藏问题一向比东土耳其斯坦问题更引公众 注意。

十二月时，我又花了六小时旅程下德里，这是我新的朝圣之旅的第一段行程。我想多花点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七年初我曾经访问过的地方。旅程中，我再度拜访尼赫鲁首相。我有点急著想知道尼赫鲁怎麽说联合国决议案。我不希望他因此而烦恼。事实上，他热切地向我道喜。我开始明白，虽然他偶尔表现笨拙，但是基本上他是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再一次我又领教到民主的意义。即使我拒绝了他的意见，但是他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了对西藏人的态度。结果我比以往更愿意听听他的话。这和我在中国的经验恰恰相反。尼赫鲁不会满脸堆著笑容。在他回答之前，他会静静地坐著聆听、颤动的下唇微微凸出，他说话一向坦率、诚实。尤其，他给予我思考的自由。而中国人则是常常面带著笑容说谎。

我也见到了印度总统拉伽德拉　普拉萨德博士。我又再一次成为他宫邸的上宾，作陪的是一位耆那教教徒，他是阿　梨图西（AcharyaTulsi），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六年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对总统的谦恭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风范超凡，我真得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我把他当成是真正的菩萨。我最後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住所的花园内。早上我很早就起来散步，发现他也在花园里，一位长者弯著身，光采奕奕地坐在一张大的黑色轮椅上。

我从德里出发前往菩提伽耶。在那儿，我接见了一个六十人或者更多的西藏难民代表团，他们也正在朝圣。当他们的领袖趋前，并发誓要以生命继续为西藏自由而抗争，这真是感人的一刻。之後，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一百六十二位年轻的西藏沙弥受戒，我觉得非常荣幸，这座寺就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树旁边。
  
接著我旅游到鹿野苑，这是佛陀第一次转法轮的地方。随从我的一小群西藏政府官员包括了林仁波切和崔简仁波切，当然也有服饰、礼节和掌膳总管。我一到达那儿，发现大约有两千名西藏难民聚集，他们都是新近取道尼泊尔来到印度的，他们知道我计划在这里开示。他们的处境都非常不好，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是以高尚的心情来面对艰困。西藏人是勤奋的生意人，他们已经摆好了摊子。有些人正在卖那些随身带出来的值钱东西，有些人则是在卖旧布。有许多人只卖茶。我被他们这种面对苦难的力量所激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他们曾经历残暴、 危难的过去，但是他们正在把缺憾的生命所能给予他们的，善加运用。

这个首次、长达一星期的鹿野苑法会对我来说是件奇妙的事。能够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初转法轮的地方宣扬佛法，意义非比寻常。这段期间，我专注於磨难的正面意义。我提醒每一个人，佛陀曾经说过，『苦』是趋向解脱的第一步。西藏有一句古老格言是这麽说的：衡量快乐的是痛苦（Pain Whatyoumeasure Pleasure by）。

我回到莫梭瑞不久，我知道印度政府计划把我迁往永久住所----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这是个出人意料而且有些令人惊慌的消息。我在地图上找到达兰萨拉，发现它是另一个山站，就像莫梭瑞一样，但它比莫梭瑞还要荒僻。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该地不像莫梭瑞，莫梭瑞距离德里只有几个小时，达兰萨拉到德里却要一整天的路途。我开始怀疑印度政府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藏在一个对外连络不便的地方，好让我们西藏人从外面世界的眼中消失。

因此我请求是否能允许我派一位官员去达兰萨拉实地考察，看看这个地方是否合乎我们的需要。我的请求被采纳了，我派了一位噶厦的成员——昆德林（J.T.Kundeling）前往达兰萨拉考察。一星期後他回来说，达兰萨拉的水比莫梭瑞的牛奶还好。所以我们就立刻准备拔营。

同时，我首次访问北方各省，以後我也多次访问北方各省，西藏难民现在正在那里修筑道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儿童、女人和男人都并肩劳作：他们以前是尼师、农夫、和尚，现在都被仓促地编在一起工作。白天，他们必须忍受在大太阳下作整天的重活；晚上，他们挤小帐篷睡觉。还没有人适应这里的水土环境，纵然这里比难民营还凉爽一些，但是湿热仍然使得我们支付可怕的代价。这里空气恶臭、蚊子又多。疾病到处肆虐，这些病常常会要人命，因为这些人的体格早已经陷入衰弱状态。更糟的是，筑路工作本身就非常危险。大部分的道路工程是在险峻的山边 进行，筑路 时所用的炸药也会引起意外。

即使到了今天，有一些老人还是带著当年那种可怕的劳动所造成的痕迹：残废、跛足。虽然现在他们的劳动成果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但当时有些时候看来，这整个冒险的筑路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一场猛烈的倾盆大雨就能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一片红泥。虽然他们的处境危险，西藏难民仍然对我个人表示深深的尊敬，并且当我说到撑下去是很重要的时候，他们仔细聆听。我真的非常感动。

这趟公路营的首次访问使我知道一项新问题。筑路工人的孩子正蒙受了极度营养不良的危机，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我和印度政府接触，印度政府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乎他们需要的营区。同时，第一批五十五位儿童已经被送往莫梭瑞，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已经在莫梭瑞设立。

一九六○年二月一日，第一批拓荒者抵达米索州的拜拉库普（Bylakuppe）。我後来听说，他们看到这一片土地时，许多难民都崩溃并且痛哭。横在他们眼前的任务是这麽艰巨。他们只有配发帐篷和基本工具，除了这些之外，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他们自己的决心。

就在一个月之後，三月十日，在我和大约八十名组成流亡政府的官员启程前往达兰萨拉之前，我发表西藏人民的抗暴纪念的声明，以後这也成了传统。在这第一次的声明中，我强调西藏人民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西藏的处境。对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而言，我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定居下来，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至於未来，我说出我的信念：以真理、正义和勇气为武器，我们西藏人终将战胜，西藏将重获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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