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委员会

第七章出亡

进入藏境，我坐车进错模、江孜、日喀则返回拉萨。沿路经过的地方，我都对大众开示，并邀请西藏与中共官员到场。照例我先作一段简短的开示，也谈世俗之事。我强调藏人有诚实公正的对待中共官方的责任；我坚持任何人看到错误都有责任纠正，不论犯错的是谁；我也要求我的同胞恪守十七点『协议』。我告诉他们那年二月第一个星期我跟尼赫鲁及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自己曾公开承认西藏尚未作好改革的准备。最後，我提醒他们，中国人宣称他们来西藏是为了帮助西藏人，如果他们的官员不合作，无异违反共党政策。我补充道，别人大可以一味歌功颂德，但依照毛主席的训令，我们该自我检讨才对。在场的中国人对此显然感到很不安。

我以这种方式向我的同胞保证，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而且警告新来的外国主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毫不犹豫的指出一切缺失。但旅程中，我勉强装出来的乐观，却一再受到东部战况蔓延消息的打击。终於有一天，政委谭冠三将军来看我，要求我派一名代表令自由门士放下武器。因为这也是我的心愿，所以我欣然同意，派出一名喇嘛跟他们谈。但他们并未接受。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我到达拉萨时才发现，全西藏的情形不但已不受中共控制，连我也控制不住了。

那年仲夏，从西康直到安多都在作战。自由门士在冈波扎希的号令之下，人数与日俱增，攻势也越发凌厉，中共更是奋力还击，他们不但用飞机轰炸各村镇，还用炮轰，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西康与安多居民逃来拉萨，在附近平原搭帐篷居住。他们来的消息有些惨绝人寰，令我觉得难以置信。中共用来吓阻他们的手段，残酷得出乎我的想像。直到我一九五九年读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lnternationai Commission of Jurits）出版的报告，我才算相信了我听说的这些事：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堂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至死、活埋、把人绑在狂奔的马後拖死、倒吊、或绑住手脚丢入冰水也层出不穷。为防被害者在绑赴刑场途中，大喊『达赖喇嘛万岁』，还先用挂肉的钩子扯断他们的舌头。

情知大难迫在眉睫，我宣布将在十八个月後，一九五九年的默朗木庆典中接受出家的最後考试，我知道时不我待，我必须尽快结业。同时我迫不及待的盼望已接受我的邀请的尼赫鲁早日来西藏访问（中共大使已欣然批准此事）。我唯愿有他在场，中共官方的野蛮行径会稍见收敛。

这段期间，拉萨的情况与六年前中共初来时相去不远，不过愈来愈霸道。从这时起，将领们来见我时都全副武装。虽然他们把枪藏在衣服里，并不公然佩戴，可是一坐下就原形毕露了。他们还是口口声声向我保证原来的那一套，但说多了违心之论，往往使他们满脸通红。

此外，预备委员会也还是定期开会，讨论一些毫无意义的政策修订。中共为了粉饰他们企图在西藏实施的暴政，实在是大费周章。我觉得很无力。但我确信，如果我辞职（我真的考虑这麽做），或正面反抗中共，後果将更加不堪设想。但我也不能不让拉萨和其他牺牲惨重的地区投降。中共已至少有八个师的兵力在东部；十五万名训练精良的人民解放军，对付牧人和山区居民组成的鸟合之众。我对将来越想越觉得绝望，似乎不论我们做什麽，都无法改变西藏将成为中共附庸的事实。

我长期居住的诺布林卡宫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数千尊镀金佛像在不计其数的长明灯下闪闪发光，提醒我们现世的无常虚幻。每天的例行公事也都照旧，不过我现在提前到五点以前起床，祈祷後独自做早课，然後我一位亲教师会来跟我讨论经课的内容，接著我的四名称厦会来加入，其余的时间我用於辩论---我的考试就是这种形式。某些特定的日子，我会在宫中多间佛堂中的一间，主持一场供养。

自从中共入侵以来，拉萨改变很大。中共军官及他们的眷属形成一个新的区。迹象显示，有一天现代化中国都市的发展必将吞噬这古都。他们建了医院、学校---可惜西藏人并未因而受惠---和新的军营。由于情势恶化，军方在他们的营区四周挖筑壕沟，堆垒沙袋。他们原来就至少成双结队才敢外出，现在更是非大队人马才会走出营区。但我跟外界的接触很少，大部分不幸的消息都是由我的洁役或各级官员带来的。

一九五八年，我遵照新任达赖喇嘛都必须在宝园中另筑新居的传统，迁入诺布林卡新宫。我的居所跟前辈们一样，设计得恰容我一个人使用而已，只不过装潢较现代化，还有几件电器。我用一张时髦的铁床取代了陈旧的木箱床；浴室中设有自来水及热水器，可惜还没有启用，我就必须离开诺布林卡了。上下两层楼都装了电灯，客厅中陈设著桌椅，而非传统的西藏座垫，方便外籍访客；如果我没记错，还有一架印度政府赠送的大收音机。这个家完美无缺。屋外有座小池塘，一个漂亮的假山庭园，其中花草都是我亲自监督种植的。拉萨什麽都长得好，园中不久就百花缤纷。我在那儿生活很愉快，只可惜为时不久。

西康、安多与西藏中部的战役不但扩大，初夏已有数万人加入这场争自由的战争，战事日复一日接近拉萨，虽然他们都很缺乏枪械弹药。他们的武器有些抢自中共部队，有些来自一次偷袭西藏政府扎什伦布弹药库的斩获，还有一部分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供应。

我流亡期间，虽听说有关飞机空投武器与金钱的传闻，但这类行动为西藏人带来的损害远超出中共之上。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後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极为普遍，万一被敌方据获，也无法追踪来源。它们在空投时往往遭到严重损坏，以致无法使用。

我当然不曾目睹过任何一场战役，但一九七○年代，有位刚由西藏逃出的喇嘛告诉我，他曾经从安多边远地带高山上的隐居山洞中，目击一场小型冲突。六名骑士攻击河湾上一人，同时，这些已渡河逃逸的骑士又再次回头，再度从四面八方侧面攻击，然後才逃入山区。我听到这种勇敢的事迹。深受感动。

一九五八年下半，无可避免的危机终於来临，自由门士联盟『处溪冈竹』包围了哲塘一个中共的要塞，距拉萨不过两天的路程。谭冠三将军来找我的次数更为频繁。他外表像个农夫，满口黄牙，头发理得很短，现在他几乎每周都来，带著一名神气活现的通译，对我劝诱辱骂，无所不用其极。过去他们只一个月来一次。这使我觉得诺布林卡的新会客室令人无法忍受，房里的气氛被他们的造访破坏无遗，我简直怕进那个房间。

最初，谭将军要求我动员西藏部队对付反抗军。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当我指出，这麽一来，士兵可能会阵前倒戈，投向自由门士阵营时，他勃然大怒。此後，他就极力指责西藏人忘恩负义，不会有好下场。最後，他把过错全推到塔泽仁波切、嘉洛通笃等人（当时均已流亡在外）身上，令我取消他们的西藏公民权。我同意照办，因为这一些人在国外都很安全，第二我不想激怒中共与拉萨发生正面冲突。我几乎愿意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发展，我相信如果拉萨人卷入战争，和平就没有希望了。

同时，自由门士完全无意妥协。他们甚至希望我认可他们的行动；可惜得是，我年轻的爱国热情虽然使我渴望能这麽做，但我做不到。我寄望於尼赫鲁来访，但中共於最後一刻取消了访问。谭冠三将军宣称，他们无法保障印度总理的安全，只得撤回邀请。我觉得犹如大难临头。

一九五八年夏末，我前往哲蚌寺与色拉寺，接受我最後出家测验的第一部分考试。我必须跟这两处学术中心最出色的学者辩论数日之久。在哲蚌寺的第一天，开始时有数千名僧人在大殿中同时诵经，气氛和谐美好。他们赞美佛陀及诸圣菩萨（大多是印度的圣人与宗师），我听得泫然欲泣。

离开哲蚌寺前，我照传统攀登寺後最高峰，俯瞰数百里内风景。此峰极高，连西藏人都有害高山病的危险---但对于在高原上筑巢的美丽鸟儿和一种我们称之为鸟佩的野花却不嫌太高。这种遍地盛开的花，外形像飞燕草，长得很高而多刺，花呈淡蓝色。

但如此的赏心乐事却因为必须在山区部署西藏士兵保护我而失色不少。在哲蚌寺就有一座中共军营，四周围满铁刺网和掩体，不时传出部队与炮兵练习打靶的声音。

考验结束，我回到拉萨才听说我已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一位学问最渊博，名叫佩玛坚参的方丈告诉我，如果我能有一名普通僧侣那麽多的时间用於研习，成就一定无人能及，所以我很庆幸，我这个学生总算没有丢自己的脸。

短暂的清静过後，我发现拉萨的情况更加恶化。因中共迫害前来避难的人数以千计的增加，露宿拉萨市郊，全市人口激增为正常的两倍；但人心惶惶中，战事尚未蔓延到此。秋季我去甘丹寺继续辩论，有的顾问劝我趁此机会去南方『佛法悍卫人士』占领的地区。初步计划是我到时应驳斥十七点『协议』，重申我的政府才是西藏合法统治者。我郑重考虑他们的建议，但我不得不承认，这麽做不会有什麽好处。这种表态只会激怒中共，发动全面攻击。

因此，寒冷漫长的冬季，我又回到拉萨潜修。次年年初的默朗木期间，我还有一场考试。专心很困难，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听到中共用残酷手段对付反抗分子的新报导。偶尔消息对西藏有利----但这不能给我安慰。只有想到我对六百万西藏人的责任，我才能坚持下去。每天一早，我在房中祈祷，古老的祭坛上诸佛默默在庇佑，我努力培养对众生的慈悲之心。我再三提醒自己，佛陀教诲要把敌人当作伟大的导师。虽然不易做到，我从未怀疑其中的真理。

新的一年终於来临，我从诺布林卡宫搬到大昭寺，准备参加默朗木庆典，接著就是最後一场考试。启程之前，张经武将军照例来拜年，他说有个新舞蹈团来拉萨，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观赏。我说有的。他说虽然舞蹈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演，但共军营区的舞台设备较好，最好我能去那儿观赏。由于诺布林卡确实没有供表演用的设施，我表示乐意前往。

到了大昭寺，我发现不出所料，聚集在寺庙里的人比往年都多。除了来自西藏最偏远地区的俗人，人群中还混有两万五千到三万名和尚。

内廓与外廓每天都济满了满心虔敬循环踱步的信徒。有些人手持法轮，诵念可算是我们国咒的『嗡嘛呢呗美　』真言，其他人默默合掌顶礼，五体投地的膜拜。庙前的市场上也济满人潮：男女穿著及地长袍，外罩七彩围裙；得意洋洋的康巴人，用红绳扎住长辫，来福枪斜挂肩头；山区来的皱纹满面的游牧者；孩子们兴高彩烈的到处追逐。我从窗中窥视这前所未见的热闹场面，今年格外有一股期盼的气氛，连我这麽避世独处的人也感觉得出来，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即将有大事发生。

莫朗木的主要仪式（须诵很久的经）一结束，就有两名中共的下级军官突如其来的出现，重申张经武将军请我看舞蹈团的邀约。他们问我什麽时候要去，我答应要等庆典结束，因为我考试在即，暂时没有空。

考试前一晚，我热切的祷告，比以前更深切的感到肩上的责任沈重而永无止境。第二天早晨，我要在数千人面前参加一场辩论。上午的主题是因明与认识论，对手是跟我一样的初级生。下午的论题是中观与般若，还是跟初级生辩论；傍晚的挑战不但包括五大部，而且发难者都是年纪远比我大，经验也更为丰富的研究生。

到晚上七点钟，终於一切都结束了。我人已筋疲力尽，但评审团一致承认我有资格获得学位和佛学研究博士的格西头衔，却令我感到轻松愉快。

三月五日，我从大昭寺回诺布林卡，照例有光鲜的随从护驾。这是我们一千多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最後一次公开展现。我的侍卫穿著色彩鲜艳的礼服，蔟拥在我的轿子四周。後面骑马跟随的是满身绫罗绸缎的噶厦和拉萨的贵族，马儿都趾高气扬，仿佛　们也知道口中的马嚼是真金打造。再後面是西藏最有名望的方丈与喇嘛，有的看来仙风道骨、有的却是油光满面，像豪商富贾，而不像境界超然的精神导师。

两地之间长达四英里的道路两旁，成千上万的人夹道围观，唯一缺席的是中央，这是他们入藏以来的第一次。我的侍卫或军队并未因而稍觉松懈，军方派了人在附近的山头上站岗；表面上是提防自由门士，事实上，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侍卫也有类似的忧虑，他们有些人公开拿勃伦式轻机枪对准共军司令部，表明了立场。

两天後，我跟中共官方才又有间接的接触。他们要确定我去看表演的时间。我选了三月十日。两天後，亦即表演的前一天，若干中共人员去到我的侍卫总管的家，要带他去见军事顾问传准将，听取有关我次日到访应注意的事项。

准将告诉他，中共官方要我们取消一切访问的仪节，他特别坚持不要西藏士兵随行，只准两三名没有武装的侍卫陪伴，并且强调他们要求整件事绝对保密。这些要求似乎都很奇怪，我的顾问得知後，讨论了很久，但他们还是同意，如果我拒绝前往，一定会引起外交上的重大裂痕及种种不良後果。所以我同意尽量轻装简从，只带数名随员。

我弟弟天津秋吉也接到邀请。他当时正在哲蚌寺中研究，所以必须独自前去。同时，命令传出，第二天通往共军总部的石桥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

当然，我的行动要保密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中共这方面的企图令我的人民大为紧张，因为他们早已在担心我的安全。消息如野火燎原般散布开去。

结果是场灾难。第二天早晨，我祷告及用餐完毕，趁著晨曦在花园中散布，突然听见远处的呐喊声。我急忙回到室内，令侍者查明噪声来源。他们回来告诉我，人群涌出拉萨，向我们这边而来，他们要来保护我。一整个上午，人愈来愈多，他们有的守住在宾园各个出入口，有人绕墙巡行。中午时已集结了三千人。上午就有三位噶厦差点无法通过前门的人群进来，他们对任何他们认为有私通中共嫌疑的人都怀著敌意。一位由侍卫陪同乘车前来的高级官员，就因被指为叛徒，受了重伤。这真是误会（一九八○年代，他那位曾参加签署十七点『协议』代表团的儿子，来到印度，详细记述了签约的真相）。後来还真的有人送命。

这消息令我震惊，必须以行动化解这情况，否则愤怒的群众甚至有可能攻击中共军营。人群中很快选出几位领袖，要求中共把西藏交还西藏人。我祷告上苍给我镇静，同时我知道，不论我个人有什麽感觉，当天晚上我不可能去共军总部已成定局。我的侍卫总管打电话致歉，并转达了我尽快重建秩序，说服群众散去的意愿。

但诺布林卡宫门口的群众坚持不肯离去。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生命面临中共的威胁，除非我保证那天晚上不去共军总部，否则他们绝不离开。我只好令手下官员照他们的意思宣布。但这还不够，他们又要求我永远不可走入共军营区，我再度答应他们後，大部分领袖就回到城内，举行进一步示威，但诺布林卡有很多人留下。很不幸，他们不了解，留下会比离开构成更大的威胁。

同一天，我派三位地位最高的行政官员去见谭冠三将军。他们抵达时，发现嘎波嘎旺吉美早已在座。中共人员最初很客气。但将军到达时，已掩饰不住心中的怒气。他和另两名高级军官在西藏人面前，痛骂『帝国主义的叛徒』数小时之久，并指责西藏政府秘密组织反对中共官方的动乱行动，甚至还违抗中共的命令，拒不解除拉萨『叛徒』的武装。共军将使用激烈手段，粉碎反对势力。
傍晚，我的代表来诺布林卡的会客室向我报告时，我理解到中共已发出最後通谍。大约六点钟左右，约七名下级政府官员、留下的人民领袖及若干我的私人侍卫，在宾园外聚会，连署一份驳斥十七点『协议』的宣言，并声称西藏不再承认中共的统治。我听说此事，就通知他们，他们的责任是缓和紧张的情势，而非使之更形恶化。但是他们对我的劝告充耳不闻。

晚间稍後，谭冠三将军送来一封信，以温和得可疑的口吻，劝我为自己的安全起见，迁至他的司令部。他的厚颜无耻令我无法置信。我当然不可能照他的意思行事，但为了争取时间，我写了一份友善的回信给他。

次日，也就是三月十一日，群众领袖向政府宣布，他们要派卫兵在诺布林卡宫外围的内阁办公室门口站岗，以防任何行政官员离开。他们担心一旦若不掌握大权，政府就可能被迫与中共妥协。接著噶厦与这些领袖开会，要求他们取消示威，因为再继续便有与中共正面冲突的危险。

最初这些领袖们还愿意听从，但後来谭将军又写来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厦。给我的信与前一封信类似，我还是客气答覆，承认群众中有企图破坏中藏关系的危险分子，我或许该去他的司令部避难（但事实并非如此）。

将军在另一封信里，命令官员们要求群众拆除搭在拉萨城外，通往中国内地的公路上的路障。此举却造成反效果。群众领袖认为，中共要求撤除路障，显然有增兵以便攻击达赖喇嘛的企图，他们断然拒绝。

我听说此事後决定该亲自跟这些人谈谈。我向他们解释，如果人群不自动解散，就面临被中共部队以武力驱散的危险。显然我的恳求多少发生了作用，他们宣布退至布达拉宫山脚下的萧村，後来那儿曾举行多次激烈的示威。但诺布林卡宫外大部分人仍然留下来。

大约就在这时，我请示涅冲的神谕。我该留下或脱逃？我该怎麽做？神谕清楚的指出，我该留下继续与中共对话。我一时之间分不清这是否真的是最好的出路，我想起鲁康瓦的话，他说神明走投无路时也会撒谎。因此我花了一个早晨进行另一种降灵仪式『谟』，但结果完全相同。

接下来的几天在恐惧中含糊度过，我记得接连获准中共增兵、群众情绪变得几乎歇斯底里的报告。我再次请示神谕，但还是如前不变。到了十六日，我接到谭冠三将军第三封，也就是最後一封信，并附有嘎波的信。谭将军的信跟前两封信大致类同，嘎波的信却肯定了我和其他人的猜测，中共计划攻击群众，并炮轰诺布林卡。他要我在地图上画出自己的位置，炮兵就不会轰炸我在的那几栋建筑。真相暴露的这一刻真是太可怕了。不但我的生命有危险，成千上万的同胞似乎即将丧命----除非我能说服他们解散回家。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已向中共展示了强烈的情绪。但这还不够。他们对这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所使用的残暴手段，已憎恨到极点，什麽都不能使他们回头。他们会死守到最好一刻，为保护他们的『最高保护者』牺牲生命。

我勉强给嘎波和谭将军写回信，对拉萨人民中反动分子的可耻行为表示歉意。我向他们保证，我个人认为到共军司令部避难是个好主意，但揆诸当时的情势，很难这麽做；我希望他们也能耐心等动乱平息。反正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毕竟群众不可能一直耗下去。我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籍此再拖延一阵子。

把信送出後，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麽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於慌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向前，抓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麽样的路线离开诺布林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後，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和尚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仿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宾园北们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

回顾三十一年来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

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符合，但突破封锁的机会非常小。不但守在门外的群众对所有进出的人都要先搜身查询一番，嘎波的信也说得很清楚，中共已考虑到我可能企图逃走，他们一定会防范。可是神意却与我自己的推理相同：我相信只有我离开，人群才会散去；我不在宫内，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留下。因此我决定服从神的旨意。

情况危急，知道我决定的人数愈少愈好，所以我一开始只通知了我的侍卫总管和去结堪布，由他们负责准备一行人当晚出宫的事宜，但同行究竟有那些人，谁也不知道我们一边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我只带最亲近的顾问，包括我的两位亲教师，以及当时与我同住的家人。

那天下午，我的亲教师和四位噶厦躲在板车後面的帆布罩下混出宫去；傍晚，我母亲、我弟弟天津秋结和姐姐泽仁多玛经过化妆改扮，以前往奇处河两岸的尼庵为籍口出宫。接著我召见群众领袖，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强调我不但需要最充分合作（这一点我早有把握），也需要绝对保密。我确信中共会在群众中派出密探。这些领袖走後，我写了一封信转达给每一个人。这封信会在次日送达他们手中。

天黑以後，我最後一次来到专门供奉大黑天的佛坛前，他是我的护法。我推开沈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景象印入脑海。许多和尚在护法的巨大雕像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许愿油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牛油，添加到许愿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和尚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

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辞仪式的一部分，代表赎罪以及回来的意愿。我默祷了一会儿，和尚们一定猜到我要走了，但他们必然会替我保密的。离开佛坛前，我坐下读了几分钟佛经，对一个谈到『建立信心与勇气』之必要性的章节沈吟良久。

我退出时，令人熄灭建筑物中其他各处的灯火方才下楼，看见我的一头狗。我拍拍它，幸好　跟我并非特别亲近，分离不太困难。我对于不得不留下我的侍卫洁役之事，难过得多。随後，我步入室外寒冷的三月空气中，建筑物正门外有片平台，而侧有楼梯下到地面。我在平台上走了一圈，伫立遥想平安抵达印度的情景。回到门口，我又重思将来重回西藏会是什麽情形。

十点差几分，我换妥了不熟悉的长裤和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右肩扛著一支步枪，第二任达赖喇嘛遗下的唐卡，卷成一长卷，扛在左肩。我把眼镜收进口袋，心中十分害怕。两名士兵陪著我，他们默默的送我到内院门口，我的侍卫总管在那儿接应。我跟著他们，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出了花园，到达外院门口，去结堪布等在那儿，我只模糊看见他的人影，佩戴一把剑。他低声要我一直跟在他身旁。走出大门时，他大胆的向聚集在门外的人宣布，他正在作例行的巡视，我们获准通过，没有人再说话。

我蹒跚走过，觉得四周都是人，但他们没有注意我们，几分钟後，我们就顺利的出了人群，下一步是如何通过共军的关卡。被俘的念头令我很害怕。我有生一来第一次真正觉得怕---倒不是为我自己，而为数以百万计把信心寄托在我身上的人民。如果我被捕，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也有被不知情的自由门士误会为中共士兵的可能。

我们的第一重障碍是奇处河的支流，我小时常来这儿，直到塔汤仁波切禁止这麽做为止。渡河靠踏脚石，不戴眼镜非常不好走，我好几次差点跌倒。渡河後，我们直奔奇处河岸，抵达之前，遇见一大群人，侍卫总管跟他们的领袖简短的谈了几句，我们才上到河岸。几重难关正等著我们和摆渡的几名船夫。
虽然每一挥浆，我们都担心会引来一阵机关枪扫射，但渡河过程很顺利。当时拉萨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他们不可能不在四处巡逻。河对岸有一队自由门士，牵著小马在等著我们。我在这儿跟我母亲、弟弟、姊妹和亲教师会合。我们一块尔等尾随的几名高级官员赶到。等待的当尔，我们低声的批评了几句中共把我们逼上这条路的恶毒行径。我也戴回眼镜---我不能再忍受什麽都看不见的生活---但一戴上我就後悔了，因为这麽一来，我就看见距我们数百码外，中共军营中的卫兵所持的火把。还好有云遮住了月光。

其他人到齐，我们就赶往划分拉萨山谷与昌波山谷的切拉山隘。清晨三点钟左右，我们在一座简陋的农舍休息，以後数周，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地方寻得庇护。我们不敢久留，略事休息就继续赶路，八点左右到了隘口。我们赶到前不久天才亮，我们才看出此行是何等仓促。为我们备马的寺院一方面没有心理准备，一方面也因为天黑，结果最好的马配上最差的鞍辔，骑的人也不相称；反而最老最丑的骡子配著最光鲜的鞍具，背负地位最高的官员。看来十分可笑。
海拔一万六千尺的切拉隘口（CheLa为多沙的隘口），替我牵马的马夫停下脚步，调转马头，告诉我这是一路上最後一次看见拉萨的机会。山脚下的古城显得平静庄严，一如往昔。我祷告了几分钟才下马，走上多沙的山坡，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才再度向昌波河出发。中午前我们到达河岸，这儿只有一处可以摆渡，我们唯愿人民解放军没有抢先赶到。他们果然没有。

河对岸，我们在一座小村停留，居民很多人都流著泪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处於西藏最边远地区的边缘，只有稀稀落落一两处村落，自由门士已占领了这一带。从这里开始，我们周围便有成千上百不现身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而且会一路保护我们。

中共追补我们并非易事，但如果他们得知我们的行踪，或许能预卜我们的路线，派兵拦截我们。因此除了安排三百五十名西藏士兵沿途保护我们，还有五十名左右的游击队，而逃亡队伍本身也扩大到将近一百人。

几乎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私人的厨子也扛著一具火箭炮，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迫不及待的想一试他那外表吓人的伟大武器。有次他还真的伏在地上，发射数枚炮弹，声称他已发现了敌人阵地。但重装弹药太花时间，我确信他碰到真正的敌人一定会措手不及。整个而言，这场表演并不出色。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会操作无线电，而且显然一路都跟他的上级保持联络。他到底联络的是谁，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随身携带一台摩斯发报机。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惹美寺，我在此草草写了一封信给班禅喇嘛，告诉他我已逃走，劝他可能的话来印度跟我们会合。自从仲冬收到他的新年祝贺以来，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在另一封秘密信中提到，国内情形整个恶化，我们该筹谋未来的对策。这是他第一次不受中共箝制的表现。遗憾的是我给他的信都未能送到他手中，他也一直留在西藏。

下一个隘口名叫沙波拉，我们於两三天後走到。山顶上极冷，而且正下著一场暴风雪。我开始为若干同伴担心。我自己年轻力壮，但随行的一部分老年人已难经旅途劳苦。由於还未脱离被中共拦截的重大危险，我们也不敢放慢脚步，尤其中共在江孜与空波的驻军随时可能包抄，把我们手到擒来。

我起初打算在距印度边界不远的隆次宗暂作停顿，在此驳斥十七点『协议』，宣布恢复我的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但第五天，一队骑士赶来报告一个可怕的消息，我们出亡四十八小时後，中共开始炮轰诺布林卡，用机枪扫射尚未离开，手无寸铁的群众。我最坏的预感都已实现。我知道，跟如此残酷不仁的人谈判是没有用的，我们唯有走得越远越好，而赶到印度还有好几天的旅程，中间还有重重高山阻隔。

一个多星期後，我们终於来到隆次宗，停留了两天，刚好够我驳斥十七点『协议』，并宣布成立政府，是为西藏唯一合法的统治机构。约有一千人参加就职仪式，我希望能多停留几天，但消息传来，中共部队已逼近，我们只有往印度边界撤退，直线距离只有六十英里，但实际行程则大约两倍远。中间还需要翻越一座高山，得走上好几天，我们的马匹已相当疲倦，草料不足，　们必须经常休息，以恢复体力。启程之前，我派一小队体能最佳的人先行，尽快赶到印度，就近让那边的官员知道我计划请求政治庇护之事。

我们由隆次宗来到名叫爵惹的小村，然後赶往卡波山隘，这是通过边界前最後一座隘口，即将爬到山顶时，我们蒙受一个严重的打击----忽然出现一架飞机，直接由我们头顶飞过。它过去得太快，以致没有人看清机身上的标志，但机上的人一定看见我们了。这不是好兆头，如果它是中共的飞机，而且非常可能是，他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了。如此，他们就可以从空中攻击我们，我们完全无法保护自己。无论这架飞机来自何处，它都强烈的提醒我，我在西藏任何地方都不安全。我对自己出亡的一切迟疑与犹豫都因这项认识一扫而空；印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久之前，我派往印度的先行队伍回来报告，印度政府已表示愿意收留我。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未得允许踏上印度的土地。我在西藏的最後一夜，住在一个名叫芒茫的小村。一到这个雪国的最後前哨站，就开始下雨。一周来天气都极为恶劣，我们一路在暴雪中挣扎前进，大家都筋疲力尽，实在不需要雨水，但倾盆大雨一夜不停，更糟的是我的帐篷漏水，不论我怎麽挪移，都避不开如注涌入的雨水，我前几天已经在发烧，这麽一来更恶化成为严重的痢疾。

第二天早晨，我病得无法行动，全队只好留下。同伴把我搬到邻近的小屋里，但它所能提供的庇护并不比我的帐篷高明，而且地面上冒出的牛羊臊气令我无法忍受。那天，我听见我们携带的手提收音机报导，我正在前赴印度途中，但我因跌下马背，受了重伤。这使我略为开心一点，因为我至少躲过了那样的灾难，但我知道我的朋友都会很担心。

第二天，我决定继续上路。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此的士兵和自由门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他说他知道在印度发挥不了什麽作用，不如留下来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跟这些人含泪作别後，有人帮忙我躺在母犏（dzomo）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以这麽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