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委员会

第六章尼赫鲁懊悔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返回拉萨，如同以往，受到数万民众的欢迎。我长期出去在外，藏人非常忧愁，如今我又回来了，这使他们的心为之一松；我的心也一样。显然，中共在这儿的所做所为要比在东藏收敛多了。返乡的路上，我受到许多百姓、部落酋长代表团的请求，他们请我恳求中共改变对乡村地区的政策。他们看到中国人直接威胁到西藏生活方式的作法，觉得非常害怕。

在城里，我发现情况相对地正常些，不过现在许许多多的卡车、汽车带来噪音和污染；这是拉萨有史以来第一次。粮荒也纾解了，交织著怨恨的消极抵抗，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爆发的愤怒。现在我回来了，社会上甚至再度出现乐观的气氛。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在中共西藏地方当局的地位，必须靠毛公开对我表示信任才能增强；我也审慎地对未来抱著乐观看法。

我察觉到外面的世界已经背弃我们了。更糟的是，印度---我们最近的邻国、精神上的顾问，已经默认北京对西藏所作的声明。一九五四年四月，尼赫鲁签署了一项新的中印条约---内容包括了班察希尔备忘录，备忘录中同意中印双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对方的内政。根据这项条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共当局与西藏行政当局，历经十年的紧张共存後，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无疑是最好的一段共处时光。但是西藏的夏季太短了，没有多少个星期，中共在西康、安多的活动就传进我耳里。中共不但没有让藏人过自己的生活，反而开始片面地强制推行各种改革。中共针对马匹、土地和牛群徵收新税，破坏之余还外加羞辱，连庙产也要清算、扣税，许多财产被没收充公，中共地方干部也依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分配土地。地主被公审，并且以『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惩罚，令我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处死。中共当局开始把这些肥沃区域游牧耕作的数万农夫集中起来。对我们的新主人来说；『游牧生活』令人厌恶，因为它带有野蛮的意味（事实上，中国人叫西藏人『蛮子』）。

寺庙的事务横遭中共干涉，中共也开始灌输地方民众反宗教的观念。和尚和尼师都蒙受极大苦恼，他们遭公开羞辱，强制参加消灭昆虫、老鼠、鸟以及所有害兽、害虫的计划，中共当局明明知道杀生违背佛陀的教义。如果他们拒绝，中共就施以毒打。与此同时，中共在拉萨却依然若无其事。中共不干涉首邑的宗教活动，显然希望他们在别处为所欲为时，还能留给我一个安全的假象。
一九五五年年底时，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开始筹备，毛泽东打算以军事代表团来统治。但是秋去冬来，从东藏传来更坏的消息。不习惯外来干扰的康巴人，对中共的方式并未温顺以对：在康巴人的财产中，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武器。所以地方干部一开始没收武器时，康巴人就激烈地反抗。整个冬季里，形势迅速恶化。逃避中共压迫的难民开始逃到拉萨，并传出野蛮、堕落的恐怖遭遇。中共以邪恶的方式镇压康巴人抗暴：他们不仅公开毒打、处死抗暴分子，并且往往强迫受害者的亲生儿女来执行。公开的自我批判也被引进，中共尤其喜欢这个方法。中共用绳索把犯人缚绑得双肩脱臼，当这个人完全无助，并且痛苦地哀号时，群众----包括女人和小孩，都被中干驱迫痛打那个人。显然中共认为这种方法能改变人民的心，并且有助於政治再教育的过程。

一九五六年年初，在罗萨节期间，我和涅冲神谕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面。涅冲神谕说，摩尼宝光（这是藏人所熟知的达赖喇嘛名号之一）将照耀西方。我以为这句话是指示我将会在那一年赴印度旅游。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预言有更深的含意。

更令人关切的事是许多从西康、安多逃出来的难民最近已经到达拉萨了。整个城市在沸腾。这是首次带有政治意味的新年庆典。全城贴满了指责中国人的告示，到处在散发传单。民众举行公开聚会、推选领袖。以前西藏从未发生过这种事。自然地，中国人非常生气。他们迅速逮捕了三个人。他们说，这三个人应对煽动反民主的罪行负责。但这并不能减少藏人公开反抗中共的统治。

在默朗木法会期间，安多和西康的商业领袖开始募款，为下半年举行的色翠千嫫仪式作准备。这项仪式是供养西藏的守护神、恳求他们赐予达赖喇嘛长寿、成功。募款活动进行得非常成功，他们献给我一个非常大、满布珍贵的黄金宝座。然而，我後来发现，这项活动有别的目的。它也标示『处溪冈竹』联盟的形成。『处溪冈竹』的意思是四河、六山——这是西康和安多两省的传统简称。这个组织後来协调指挥广大的游击抗暴运动。

在默朗木法会後，西藏自治区准备委员会开幕仪式的筹备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个人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几个月内，中共驱迫藏人建筑了三栋庞大的公众建筑物：供前来西藏访问的中共官员居住的宾馆、一间澡堂以及市政厅。市政厅是一栋现代化、有波浪状铁屋顶的两层楼建筑，能容纳一千二百人，前面是一个高起的平台；另外上面有一个廊台可以坐三百人。这栋建筑物正好就盖在布达拉宫前面。

一九五六年四月，当时中共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偕妻及一个代表毛主席的庞大代表团从北京来到拉萨。我记得访问中国时，曾见过陈毅元帅。私底下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扮演说者角色的风评却令人畏惧。他曾经作过一场整整七小时的演说。这群中共官员都打著领带，其中，陈毅神采傲然，虽然他似乎不知道该怎麽打领带。他的衬衫刚好包住他的肚子。但是这些都没有困扰他：他是快活的人，喜欢奢华、满有自信。他的到来象徵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开幕了。中国人豪华的招待陈毅元帅，为了对他表示敬意，中共地方干部举行多场宴会和演讲。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开幕仪式正式在市政厅举行时，市政厅里到处都是旗子和毛主席、中共主要人物的照片。中共军乐队演奏，党歌飘荡。真是热闹非常。陈毅元帅作了一场（比较短）演讲，他声称『必要的改革』将引进西藏，以『去除』西藏的落後情况，他解释此举是为了要把西藏提升为『进步』的中国国民的地位，因此这些改革是必须的。接著是中国人和西藏人上台阿谀奉承，他们一致赞扬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且欢迎中共来西藏。我甚至也亲自说了一些，还直率的补充说，我确信中国人会信守承诺、依照人民所希望的步调引进改革，并且准许信仰自由。

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组织包括了经济、教育、农业、电讯、医药、宗教和安全等部门。大部分都由藏人主持。昌都的行政也画归拉萨。如此组成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然而，西康的其他部分以及安多全境却由北京直接控制。委员会本身是由五十一位地方代表组成。只有五位是中国人。同时，噶厦和国会都被保留，虽然事实很明显，中共想要使其边际化，最後清除一切传统政府的痕迹。虽然在表面上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标示著迈向自治的重大进展，但实际上却不是这麽回事。当陈毅宣布任命时，这五十一位代表（没有一位是选举产生）证实全部是中共的应声虫：只要不说反对中共的话，他们就可以保有权力和财产。换言之，这是一场丑剧。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事。其中之一是罗桑桑天被指派为新近成立的安全部门的一员。他是个非常仁慈、温和的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我永远忘不了他和中共同僚开完会後，他脸上的表情，一切进行得还不错，直到有个人朝著罗桑桑天（他会说一点中国话）问道：【『杀他】的西藏话怎麽说？』在这之前，我的哥哥曾认为这件新差事相当令人高兴，并且是份正直的工作，但是这个问题使他惊惶失色。他心中甚至没有杀一只昆虫的想法，他忘了这些字。当天傍晚他来诺布林卡时，脸上充满了慌乱。『我该怎麽办？』他问道。这个故事是中国人与西藏人态度差异的另一个说明。对中国人来说，杀人是生命的事实；而对西藏人而言，这实在无法想像。

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成立後不久，我听说西康的中共地方当局试图说服所有地方的领袖。中共把他们都召来，要他们投票表决引进民主改革，尤其是意指设立几千个集体农场，这些农场包括噶处、卡色地区的一万个家计单位。在这三百五十位地方领袖中，在我和内阁同意接受时，大约有二百名同意进行改革。四十位说他们准备立刻接受改革。其他的人则说他们永远不要这些所谓的改革。会议之後，中共就放他们回去了。

一个月之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又被中共召集了，这一次是在昌都东北边一个叫爵姆达宗的堡垒开会，他们一进入堡垒，堡垒就被五千名军队团团包围，中共告诉这群俘虏，除非他们同意接受改革，并且答应协助进行改革，否则就别想走。关了两个星期後，这群康巴人放弃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然而，那天晚上，看守堡垒的士兵减少了。看到了这个机会，每个康巴人都趁机逃走，上山去也。一下子，中共制造了一个反对的中心，在往後的许多年里，给中共带来很多麻烦。

大约在我接到一份报纸的同时，发生了爵姆达宗事件。这份报纸是由西康卡色的中共当局所发行。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是一列被斩断的人头。照片标题说这些头是反革命罪犯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共暴行的具体证明。因此，我知道我所听到的每一件关於我们新主人所干的可怕事情，是真实不虚。中国人也发觉这份报纸对人民产生的反效果，於是就试著收回---甚至还花钱收购。

由于这件新资讯，使我连带了解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不过是『洗眼水』。我开始怀疑未来是否还有什麽希望。我先世所作的预言现在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厌烦。表面上，我照旧过日子，祈祷、静坐，并且在亲教师的指导下，努力研读。我也和以往一样参加所有的庆典、仪式，时常接受开示。有时候，我运用职权离开拉萨出外旅游、访问各个寺庙。有一次我到瑞廷寺---前任摄政的法座，它在拉萨北方，要走好几天。启程之前，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已经流亡在外的西藏要人所写的。但是拉萨的现况是如此阴沈，我甚至开始起疑，所以我没把信拆封，随身收藏，到了晚上才小心地把它放在枕头下，直到我前往瑞廷寺。

能离开拉萨，远离一边努力和中共当局共事，同时一边冀能限制他们造成伤害的愤怒，真是一种解脱。如同以往，我尽量简单，并且微服出游。这样我才能见到当地人民，听听他们怎麽说。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里，在距离瑞廷寺不远的地方，我和一位牧人闲聊。『你是谁？』他问道。他长得又高又壮。头发既长且粗，就像犁牛一般。『我是达赖喇嘛的仆人。』我回答道。我们谈到他在乡间的生活，他对未来的希望、害怕。他过渡忙於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以致无法顾及城里以及城外的现况。

可是因为他非常纯朴，我很高兴发现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即使在这偏远的地区，佛法也如此兴盛。他过著普通的农民生活，适应自然和环境；但是对他眼前地平线以外的世界却不太有兴趣。我询问他和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如何。他告诉我，多半都公正，但是有一些官员好管闲事。对这次谈话，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给我许多有用的见识。尤其我还学到：虽然这个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知足；虽然他没有最起码的物质舒适，但是他安全、无虑，因为他所过的生活就像以往无数代祖先所过的一般，无疑地，他的孩子、孙子也会同样生活下去。同时，我了解到这种世界观已经不合适了，不管共产党搞得怎样，西藏人无法再活在刻意选择的宁静隔绝中。最後我们告别时，成了最好的朋友。

但这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有人请我对下一个村落的人说法、加持，这个村落就在我们的旅途上。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张暂时代用的法座，有数百人前往与会。刚开始进行得还不错，但是当我观望四周时，我看到那位朋友就站在人群中，他的脸上带著一种令人怜悯的迷惑。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他微笑，但是他只是傻傻地看著我。我觉得相当抱歉，因为我昨天欺骗了他。

等到我确实来到瑞廷寺时，我在该寺最重要的佛像前礼拜，我记得当时也没有什麽特别的理由，我的心情却非常激动。我强烈地觉得我和这个地方有甚深的因缘，从那时开始，我就常常想到要在瑞廷寺盖一间茅篷，安度余年。

一九五六年夏季，发生一件事，几乎使我沦入此生中郁郁寡欢的一段时光。康巴和安多的自由门士联盟开始赢得了可观的战迹，在五六月时，破坏中国军事公路的许多路段、炸毁许多桥梁。结果使得人民解放军徵调四万大军增援。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情。不管抗暴多麽成功，中共最後会以庞大的兵力、优越的火力击败反抗军。但是我没能预知中共会空炸西康理塘寺。我得知此事後，痛哭了一场，我无法相信人类会如此残忍。

轰炸之後，接著是残酷的拷问、处决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的父亲和丈夫加入抗暴运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也谩骂僧尼。在拘禁之後，中共强迫这些单纯的宗教人士公开地彼此行淫，甚至强迫他们杀人。我不知道该作些什麽，但是我作了一些我必须要做的事。我立刻要求会晤张国华将军。我告诉他，我想写信给毛主席。『如果你们这样倒行逆施，西藏人怎能够信赖中国人？』我询问道。我直率地告诉他，他们这样作是错的。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一场争执。他说我的批评是污蔑祖国----我只是想保护、帮助我的子民啊！如果我的同胞有人不想要改革---改革将会泽及群众，因为改革可杜绝剥削---那麽他们就会受惩罚。他的理由真是非常疯狂。我告诉他，这并不能证明残害无辜的人是合理的，尤其还从空中丢炸弹轰炸他们。这次会晤当然没有什麽效果。张将军坚持他的立场。我只有寄望毛主席能看到他的部下阳奉阴违的行动。

我迳自寄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音。所以我又透过官方管道寄了另一封信。同时，我也劝扑错汪结亲自呈送第三封信给毛主席。但是也没有收到回信。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听到北京的回音。我开始首次真的怀疑中共领导人物的意图，这件事使我震惊。在访问中国之後，虽然我曾经有许多负面的印象，但是在基本上，我对共产党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然而，现在我开始把毛主席的话看成是彩虹　　美丽，但没有实质。

扑错汪结在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成立时，抵达拉萨。再次见到他，我非常高兴。他仍然像以前一样信奉共产主义。在四月的庆典之後，他陪同某些中共要员去视察边远地区。回来之後，他告诉我一个好笑的故事。中共的一位高级官员问一位住在边远农村的农民说：『你对新制度的看法如何？』这个人回答说他相当快乐，除了一件事----新税。『什麽新税？』官员追问道。『拍手税。每一次有中国人来访问，我们都必须出去、拍手。』

我一向以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扑错汪结，那麽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去北京後，我向张国华将军提出一项要求：请派扑错汪结为党书记。起初是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没有下文。

一九五七年年底，一位中共官员通知我：扑错汪结不会回西藏了，因为他是个危险分子。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因为毛主席很器重他。这位官员解释说，有许多理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扑错汪结还在西康，未去拉萨之前，组织了一个不让中国人加入的西藏共产党。因为这项罪名，所以他被降级、不准回西藏。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难过---第二年，我得知我的老朋友被革职、拘留时，我更是觉得难过。最後，他被关进监牢。被定为『非人』，一直做牢，直到七○年代的晚期。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个真实、奉献的共产党员，但是仍不免遭此劫难。这件事使我知道中共领导人物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奉献自己，造福大众，使世界更好。他们事实上只是一群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他们只是扮演成共产主义者的大汉沙文主义者：一群心胸狭窄的狂热分子。

扑错汪结现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见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元老的、有经验的西藏共产党员。现在的中共当局明白这一点，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一九五六年春天，拉萨来了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贵宾---锡金的摩诃罗　库玛（Maharaj Kummar，皇太子）。锡金就在藏印边界上，距离错模不远。他是个可爱的人：高大、宁静、温和、镇定，耳朵很大。他带来一则好消息----一封由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发出的信，他本人是该学会的会长。这个组织----代表这个次大陆上所有的佛教徒，邀请我去参加佛陀二千五百年诞辰纪念。

我非常高兴，因为对我们西藏人来说，印度是圣地。我一直渴望能去印度朝圣：印度是我最想访问的地方。此外这次远行印度，我也许有机会和班智达尼赫鲁以及圣雄甘地的其他继承人会谈。我实在很希望能和印度政府联络上；如果我能看到民主是怎麽运作就好了！当然中共有可能不让我走，但是我总得试一试。所以我拿了这封信去找范明将军。

不幸的是。范明是一个非常惹人厌的中共地方官员。他很有礼貌的接待我。但是当我说明赴印度访问的理由时，他就打起太极拳。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印度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它是个危险的地方，此外，现在预备委员会事情很多，他怀疑我是否有空。『不管怎样，』他说：『这只是个宗教性学会的邀请，并不是印度政府邀请您。所以不要担心，你不必非要接受不可。』毁了！事实摆在眼前，中共当局甚至想妨碍我履行宗教上的义务。

几个月过去了，这段期间没有再提起佛陀诞辰的事。接著在十月中旬的某一天，范明和我联络，询问我要提名谁当代表团团长：印度方面想知道。我回答说：我想派我的初级亲教师崔简仁波切；我补充说，只要他一批准，这个代表团就可以准备起程。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突然，刚从北京回来的张经武将军前来告诉我，中国政府决定还是让我去好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太高兴了。『但是小心点！』他警告我。『印度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和间谍。如果你敢跟他们玩什麽花样，我希望你知道，在匈牙利、波澜发生的事，就会在西藏重演。』（他是指苏联血腥镇压这两个国家的抗暴运动。）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我知道我应该隐藏我的狂喜，并且应该装出一副非常忧虑的样子。我表示，我确实很惊讶，并且担心他所提到的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这些话使张将军放心了，他改用一种安慰的口吻对我说：『不要担心太多。』他说：『如果你有任何困难，我们驻印度大使馆帮助你。』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张将军站起来，行完礼之後，就离开了。他一出门，我就忍不住爆笑，好像嘴巴都笑开咧到耳根了，我急忙把这件消息告诉我的侍者。

在我们启程前的一些日子里，我听到一个有关中共当局如何突然改变态度的趣事。据说印度驻拉萨的领事曾询问我的官员，我是不是真的能去印度参加佛陀诞辰庆祝会？他们回答说『不行』。这位领事就把这件事告诉印度政府---结果尼赫鲁就出面为我说项。但是中共当局仍然不愿意让我去。直到张将军回到拉萨，发现那个印度领事已经把尼赫鲁说项的事情告诉许多人，为了怕损伤中印关系，中共被迫改变心意。

将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我终於得以离开拉萨。我充满喜悦，一心盼望能自由行动，不再受到某些中共官员或其他人的严密监视。

我的随员很少，感谢四通八达的军车公路连通中国和西藏，我们现在能一路坐车到锡金。在日喀则，我们停下来接班禅喇嘛，然後继续开往春比塘（Chumbithang）---这是那突隘口前最近边界的殖民区。我们在那里下车，改骑马前往，我也向一路陪我们来的丁明宜（Tin Ming Yi，译音）将军道别。看到我要走了，他似乎真的感伤。我想他是确信那些外国的帝国主义者、间谍、复仇者以及共党神殿中的其他恶魔会危及我的生命。他和张将军采取同样的阵线，警告我要小心，他还要我向碰到的反革命分子说明自『解放』以来，西藏的长足进步。如果他们不相信，他说，他们可以回来，自己亲眼看看。我向他保证会全力以赴。说完之後，就转身骑上小马，开始我的漫漫云中路。在那座隘口的最高点，矗立一座很大的圆锥形石堆，上面插著彩色的祈祷幡。我们依照习俗，每人都给石堆加一块石头，并且高喊『拉给罗（Lha Gyal Lo！意即诸神胜利）』。之後，我们才走向山下的锡金王国。

在山的另一边、就在隘口下面，我们在云雾中遇见一列欢迎的行伍，包括一些官员和演奏著西藏和印度国歌的军乐队。其中一位是前印度驻拉萨领事阿帕.B.潘特先生（Mr. Apa. B. pant），他现在是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同来的有苏南.托结.卡日（Sonam Topgyal Kazi）他是锡金人，整个访问过程中，他一直担任我的翻译。当然我的朋友锡金皇太子通笃.南结也来了。

从边境一路上到聪哥湖畔的小聚落，都由他们护送。当晚我们就住在那里。现在天色已暗，气候又冷，地面上积了厚厚的雪。抵达时，我真是非常惊喜---好几年没见过面的塔泽仁波切和嘉洛通笃都在那儿欢迎我。罗桑桑天和年幼的天津秋吉也随我一起出来旅行，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中，五位兄弟首度团圆。

第二天，我旅行到锡金首都冈托。刚开始是骑小马，接著改坐吉普车，最後一段路是坐贵宾车。这时我见到锡金的摩诃罗----塔希南结爵士，我们就是坐他的车子。接著，发生一件好笑但轰动的事情。我们进入冈托时，整个卫队被聚集的人群困住了。无数民众，包括许多兴奋的学童，从四面八方拥来，投掷哈达和鲜花，使我们无法前进。突然不知那里跑来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中国人，扯下在车子这一边和锡金国旗相对的西藏旗子，换上中共的旗子。

我们在冈托停留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前往巴格多扎飞机场（Bagdogra）。我记得这不是段令人愉快的旅程。从拉萨出发到现在，我已经很累了。此外，前天晚上我还参加了国宴。尤其令人丧气的是，早餐吃的是面条；接著车子下行向印度平原，车里面热得我透不过气来。飞机正在等著我们。这架飞机比我访问中国时所搭乘的那架舒适多了。我们坐飞机到阿拉哈巴得（Allahabat），我们在那里休息，然後再到新德里的帕兰机场（Palam）。当飞机飞在人烟稠密的印度城乡上空数千英尺高处时、用膳，我在沈思印度与中国如此大不相同。我从没有到过印度，但是我已经察觉到两国的生活方式差距甚大。不知道什麽缘故，印度似乎更开放、自由自在。我们到印度首都後，更增强了这个印象。一大队的仪队在等著我们，那儿还有首相尼赫鲁先生、副总统罗达库里夏那先生。这里的表演、仪式比我在中国所看到的还要多；同时，他们所说的每个字，不管是首相致欢迎词时说的，还是地位较低的官员所说的，都有一种诚恳的成分。人民都说出他们真正的感受，而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说的话。他们不矫饰。

我从飞机场被直接带到总统宫邸（Rashtrapat B havan）去见印度总统拉伽德拉　普拉萨德先生（Dr Rajeendra Prasad）。我发现他相当老，行动迟缓，人非常谦恭。他和身旁穿著亮丽军服的高大副官、神气的贴身侍卫比较起来，显得非常巨大。

第二天，我到雅木纳(Jammuna）河畔的拉雅黑（Rajghat）朝圣。圣雄甘地就是在这里火葬。这是个宁静而又美丽的地方，在那儿我觉得非常高兴。像我这样遭受异族统治的外宾，在这个曾采用过 Abimsa的国家中，也觉得心情愉快。Abimsa就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当我肃立祈祷时，我感觉悲欣交集，难过的是我没能亲自见到甘地，高兴的是他的一生是非暴力主义的辉煌例证。对我而言，他是个完美的政治家，他把利他的信仰放在任何个人打算之上，我也确信他这种对非暴力目标的奉献，是管理政治的唯一方法。

以後几天是佛陀诞辰的庆祝活动。在这段期间，我说到我相信佛陀的训示不仅可以将个人的生命导向和平，它也可以给国与国之间带来和平。我也利用机会和许多甘地的信徒讨论印度是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独立。

此时，我在印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虽然我常常被邀宴，但是这些宴会、接待却比我在中国所参加的要来得粗简多了，会场里弥漫著诚恳的气氛，这意味著真正的友谊有机会发展。这和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中国，可以靠著威势欺凌，使人改变心意。我现在可以比较、并且亲自看到：这是错误的想法。只有籍著彼此尊重的滋长、以真实的心相对待，友谊才会产生。只有靠这些方法才有可能打动人心，武力是绝不可能的。

这些观察使我想到一句西藏的老谚语：犯人一旦逃掉，就不会再回来，我开始考虑是否留在印度。我决定在和尼赫鲁班智达会面时，仔细查询寻求政治庇护的可能性。稍後我很快的作过试探。

事实上，我在好些场合里见到尼赫鲁首相。他是个高大、漂亮的男人，他头上戴的甘地小帽把他的北欧面孔衬托得更加明显。和毛泽东相比，他是显得没那麽『自信』，但是他不独裁。他看起来是个诚实的人　　这就是为什麽後来他会被周恩来给骗了。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利用机会向他详细说明中共如何入侵我们和平的领域，我们是如何措手不及地面对敌人，当我知道的外面的世界没有人准备承认我们正当的独立权利时，我是如何忍辱负重去配合中国。

起初他礼貌地聆听、点头。但是我猜想这篇感情丰富的演讲对他来说是太长了。隔了一会，他显得分心，就好像快要打瞌睡了。最後他注视我说，他了解我所说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他有点不耐烦的继续说：『印度不能支持你。』当他以清晰、漂亮的英语说话时，他的长下唇好像同意他说的话似的抖动著。

这是个坏消息，但不完全出乎意料。虽然尼赫鲁现在已经表明了立场，我仍然继续说，我正在考虑流亡印度。他再次反对：『你必须返回你的国家，以十七点协议为基础，试著和中国共事。』我抗议说我已经试著竭力去作，但每一次我以为我已经和中共当局达成谅解时，他们总是粉碎我对他们的信赖。现在东藏的形势大坏，我害怕一场强力的、凶暴的报复，会摧毁整个国家。我怎麽还可能相信十七点协议能行得通？最後，尼赫鲁说他会亲自跟周恩谈这件事。周恩来当时在德里，隔天他就要去欧洲了。尼赫鲁也要安排我会见周恩来总理。
尼赫鲁真的说到做到，第二天早上，我随著去帕兰机场；他安排我在当天傍晚会见周恩来。我们再度会晤时，我发现我的老朋友和记忆中一样，充满了魅力、笑容和欺骗。但是我不理会他唬人的礼貌。相反地，我相当率直的告诉他，我关切中共当局在东藏的暴行。我也指出我注意到在中国政府系统与印度国会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印度人民能自由表达他们真正的感觉；如果认为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批评政府。就像以往一样，周恩来在说顺耳话以前，总是小心地倾听。『你只有在开第一次大会的时间到过中国，』他说：『第二次大会已经召开，每件事都已经改变得不可能再更好。』我不相信他，但是跟他吵也没有用。接著他说他听到我考虑留在印度的谣言。这是错误的，他警告我。我的国家需要我。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忘了我们这次谈话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我的两位兄长----塔泽仁波切和嘉洛通笃也会见了周恩来，或许应该是『Chew and Lie』（耍嘴皮和撒谎）---他停留德里期间，印度的一家报纸这麽称呼他。我的两位兄长甚至比我还坦率，虽然周恩来恳求他们回去，但是他们告诉周恩来，他们一点也不想回拉萨。同时，我也终於开始到印度的各个圣地朝圣，在朝圣期间，我试著把政治从我的心中抛开。不幸，我发现我不可能把担忧国家命运的想法抖落掉。班禅喇嘛陪我到每个地方，他不断在提醒我们的可怕处境。他不再是那个曾经认识的仁慈、诚恳的孩子；中共的长期压力已经对他年少的心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

在从桑奇（Sanchi）到厄强塔（Ajanta），然後到菩提伽耶和鹿野苑的路上，当我能够把自己完全投入深深的喜悦与崇敬时，我发现有些时候自己已经回到心灵的家园。每一件事物都有些相似。

在比哈尔（Bihar），我访问了那烂陀---它曾经是最大、最有名的佛教大学所在地，但是已经破败数百年了。许多西藏学者曾在这儿研读。而现在当我看到昔日曾是某些最深邃的佛教思想的发源地，而今却是残柱碎石的凄凉景象时，我再次地见到『无常』是多麽的真实！

最後我到达菩提伽耶。来到这个佛陀成道的地方，我非常感动，但是我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菩提伽耶时，我收到我的中国卫士所传达的讯息：周恩来回到德里，他想要见我。然後在鹿野苑，我收到一封由张经武将军拍来的电报，他要我立刻返回拉萨。电报中说，意图颠覆的反革命分子和里通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正在计划一桩暴动。我必须要立刻赶回去。

我坐火车回德里，在火车站见到了中共驻印度大使。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坐他的车子回大使馆，这项举动使我的管家、贴身侍卫觉得惊恐；我就在大使馆里见到了周恩来。管家和贴身侍卫都怕我被人绑架，他们到达大使馆时，他们无法确定我是否真的在那里，所以就请一个人拿了件毛衣给我，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同时，我和周恩来作了一次坦率的讨论。他告诉我西藏的形势已经变坏了，他们指出中共当局准备要使用武力粉碎任何民众的反抗。

此时，我又坦率地告诉周恩来我关切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虽然中共曾明确保证，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仍然强把改革加诸於我们西藏人身上。他极具魅力的回答我。毛主席曾声明至少在最近六年不会把任何的改革引进西藏。如果六年之後我们仍然没有准备好，如有必要，他们会延缓五十年。中共来西藏只是想帮助我们。我仍然不相信周恩来的话。周继续说，他知道我正计划去噶林邦访问。这倒是真的。有人请我对那儿居住的西藏人传法。他以强烈的语气劝我不要这麽作，因为噶林邦充满了间谍和反革命分子。他又说我应该提防那些我所信赖的印度官员，有些是好人，但有些是危险的人。然後他改变话题。他问我要不要准备回那烂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身分参加迎请中国高僧唐玄奘舍利、文物的法会。我得知尼赫鲁班智达会出席这次集会，我接受了。

再度见到尼赫鲁首相时，他随身带了一份十七点协议。尼赫鲁又力劝我返回西藏，以『协议』为基础和中共共事。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说，他必须明白表示印度不会帮助西藏，他也告诉我，我应该照周恩来所说的去做，并且返回拉萨，不要在噶林邦停留。但是当我坚持要去噶林邦传法时，他突然改变心意。『毕竟印度是个自由的国家。』他说：『你不会违犯印度的法律。』接著他答应帮助我打理这次访问一切必要的安排。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带著少数随员坐火车去加尔各答。我记得在路上，我的母亲浑然不知任何限制，也不觉得拘束，她带了一个小炉子，煮了一些非常美味的tbugpa（一种传统的西藏面汤）。我们到达西孟加拉首邑之後，停留了好几天，才坐飞机到北边的巴格多扎---喜马拉雅山的小山丘就是在这里从湿热的广大印度平原急速地向上攀高。我们最後的一段路是坐吉普车。我们到达噶林邦时，我下榻在一个不丹家族的房子，我的前世流亡印度期间一度住在这里。他们让我住在达赖十三世住过的房间。在相似处境下住在同一件房间，这实在是一种奇异的经验。这个非常友善的家庭是不丹首相家族的一支，不丹首相稍後遭人暗杀。这个家庭有三个小男孩，最小的男孩对家里的客人极有兴趣。他一直跑进我的房间，好像要调查我似的。然後咯咯的笑，顺著楼梯又滑下去。

我到噶林邦不久就见到我的首任首相鲁康瓦，他假装朝圣，最近才从拉萨来到噶林邦。我非常高兴能见到他，虽然我很快就发觉他完全反对我回拉萨。我的两位兄长同样也来到噶林邦，他们同意鲁康瓦的看法，开始劝我留下来。这三个人也请噶厦不要让我回去。在菩提伽耶时，我的兄长们曾和一些同情西藏的印度政治家接触，其中之一就是贾雅.普拉卡处.那惹颜（Jaya Prakash Narayan），他答应以後在一些恰当的时机里，发出印度支持西藏争取自由的声音。我两位兄长、鲁康瓦和其他一两位人士都确定当支持西藏的声音出现时，尼赫鲁会被迫支持西藏独立。毕竟，搞得中共陈兵印度北方边界，对印度没有好处。但是我不相信。我问随员之一的嘎波嘎旺吉美（被中共强迫签订十七点协议的西藏代表团团长）他的看法怎麽样？他的忠告是，如果有可能发展出一套明确的计划的话，那麽就值得考虑留下来。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事情是具体的，他觉得除了回去以外，我别无选择。

我请示神谕。达赖喇嘛可以请教的神谕有三位。其中的两位----涅冲和噶东就在我身边。他们两人都说我应该回去。在我请示神谕的时候，鲁康瓦闯进来了，神谕对他擅自闯入生气了，神谕告诉他留在外面，好似神谕已经知道鲁康瓦已经下定决心似的。但是鲁康瓦不管他，仍然照样坐下来。之後，他走过来对我说：『当人遇到危难时，人就问神；当神遇到危难时，他们就说谎。』
我的两位兄长坚持我不应该回西藏。他们就像鲁康瓦一样都是有力量、有说服力的人。但是他们都不了解我的疑虑。他们相信：眼前西藏人就生活在中共的威胁下，所以要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对抗中共。他们认为最好的对抗方法就是我留在印度。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寻求外国的支持，他们确信如此易於得到外国的援助。他们认定美国会帮助我们。

虽然当时没有谈到以武力对抗中共，但是我的两位兄长却瞒著我和美国中共情报局训练一些西藏人打游击，然後再把他们空降入西藏。当然我的兄长们认为不让我知道这件事会比较好。他们知道我会作什麽反应。

当我解释，虽然我可以明白他们所说的理由，但是我不会采纳，嘉洛通笃开始显现激动的样子。他是我的兄长中最激烈的爱国者，现在依然如此。他的个性很强，而且很固执。但是他的心不错，母亲过世时，他是我们兄长里面最难过的一个。他嚎啕大哭。塔泽仁波切比嘉洛通笃温和一些，但是在宁静、和气的外表下，却藏著倔强、不屈服的心。在危机中，他表现不错，但是现在他也露出恼火的样子。最後，没有人说服我，我决定依据尼赫鲁的忠告和周恩来的保证，返回西藏，给中共最後一次机会。

离开噶林邦後，我被迫留在冈托一个月；之後我才能再次横越那簇隘口。但是我一点也不懊悔，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当地民众传法开示。

最後，一九五七年三月。我怀著一颗沈重的心，启程回拉萨，罗桑桑天在最後一分钟决定留在印度，使我更加忧愁，最近他动过盲肠手术，身体状况很差。我到达边境，向我的印度朋友挥别时，他们都哭了，我心情更是往下沈。在彩色的西藏祈祷幡之中，至少有十二面血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子。当秦毫汉将军（Chin Rhawo rhen，音译）过来见我时，一点也没办法让我好过一些。因为虽然他是个善良、诚恳的人，但是我总是不禁想到他所穿的军服，而不是『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