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委员会

第五章大陆见闻

在罗桑扎西和鲁康瓦去职後翌年，中共建议我们派一些官员去参观祖国的优越生活。我们立刻派员组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几个月之後，他们返回拉萨，提出一分充满赞扬、羡慕和谎话的报告，我当下洞悉这份报告是在中共监督下炮制出来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新主子面前是不可能说实话的。我也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扮相，来和中共打交道。

不久之後，一九五四年年初，中共邀请我前往中国。这似乎是个好主意，我不仅可以亲自见到毛主席，也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很少人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们怕我一去难复返，被中共软禁在北京；有些人甚至以为我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极力劝我千万不要去。我并不害怕自己会发生意外，因此决心不管他人的的意见；我从来没有这麽坚定过。

最後我和一群随员：包括我的家族、两位亲教师、两位称厦（其中一位是替补刚升上初级亲教师的崔简仁波切）、噶厦以及许多其他官员一起出发。一行人约五百人。我们在较盛夏的早上出发，奇处河畔有乐队、官员为我们饯别。上万的民众举幡焚香祝我旅途平安、快乐返乡。

那时候，奇处河上还没有桥梁，我们坐兽皮小舟渡河，小舟由隔岸的南嘉寺僧侣所引导。当我坐上为我特别准备的小船---这条小船是由二条兽皮舟并在一起组合成的，转身向我的人民挥别，我看到他们都好激动。许多人在哭，看起来好像快要投水似的，他们认为这是最後一次看到我。我觉得既难过又兴奋，就像我四年前离开拉萨去错模一样。但看到我的子民心情如此狂乱，我的心碎了。同时，对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前头的新奇世界却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从拉萨到北京的直线距离是二千英里。在一九五四年，两国之间仍然没有公路连同。中共开始强迫藏人当劳工修筑『昆海公路』。第一段工程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坐达赖十三世的道奇汽车走捷径。这辆道奇汽车也被载运渡过奇处河。

我的第一站就是甘丹寺，距离拉萨三十五英里远，我在甘丹寺停留了好几天。这是另一种感人的经验。甘丹寺在西藏大寺庙中排名第三。当我离寺继续前行时，我注意到有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尊西藏水牛头护法神的塑像明显地动过了，当我第一次看到时，是朝下看，脸色温顺。现在面朝东方，露出凶猛的表情。同样地，我听说在我逃亡的时候，甘丹寺一间佛殿的墙壁流出血来。

我坐车继续前行。没多久我就不得不下车，改骑骡子。因为空波地（KongPo）的路基被大雨冲失了，许多桥也断了。一走快就会非常危险。滚滚山洪不断夹带融雪，沿途常有山崩、山岩、大石头常常掉到我们周围。现在是夏末了，所以常有暴雨，路上有一段地方泥深及膝。我实在很不忍心看到团中年长的人吃力地想跟上队伍。

情况是这麽恶劣。我们的西藏向导想要说服随行护送的中共官员不走公路，改走对方认为不方便的山间古道。但是中国人坚持说，如果我们走那种路，那麽路上就没有提供休憩的设备了。所以我们只好继续。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共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著路旁站成一排，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

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著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不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

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著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

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在插著红旗的人民解放军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後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後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二个星期後我们到达一个叫德模的小镇，当晚我们就在河旁扎营。晚风轻拂著长满黄色金凤花、淡紫粉红樱草的河岸，此情此景令我心醉。十天後我们到达波玉地区，从这里开始，公路可以通车，我们就改坐吉普车和卡车。这实在是一大解脱，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对骑骡旅行感到十分苦恼了，而苦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官员骑骡的样子，他背痛，所以斜坐在鞍上；就是这样，他设法让背的一边休息，然後再换另一边。

在距离拉萨这麽远的地方，中国人对这里的控制要更严密有力了。他们已经盖了许多兵营和官员宿舍。每一个城镇、村落都有播音器，播放中国军乐、劝告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耀劳动，努力地劳动。

很快，我们到达西康首邑昌都，那儿有一个盛大的接待等著我们。因为中共直接管理这里，整个接待过程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意味。军乐队吹奏颂扬毛主席以及革命的歌，西藏人站在路边摇著红旗。我从昌都坐吉普车到成都——这是中共领土的第一个城镇，在路上，我们翻越一座叫『打箭炉』的小山（ Dhar Tse dho），这座山是中藏的历史边界。当我们开向山下另一边平原时，我提醒我自己：这片平原是多麽不同，中国人会不会也像这片平原一般和我们西藏迥然有异？

我并没有看到多少成都的实况，因为我一到就发烧了，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中共把我和最资深的几位随员送到新冈和班禅喇嘛会合，班禅喇嘛早在几个月前就从日喀则出发了。我们一起飞往西安。

我们所搭乘的飞机非常老旧。我甚至可以分辨出它曾经有过风光的岁月。飞机里面，没有弹簧的铁座位令人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从空中鸟瞰明显的缺点，我一点也不害怕。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飞行持更小心的态度。今天我不仅不太喜欢而且相当怕坐飞机。我比较喜欢念祈祷文，不喜欢和别人交谈。

到了西安，我们改坐火车前往北京。这是另一种奇妙的经验，我和班禅喇嘛所坐的专车上，设备从睡铺、浴室到餐车应有尽有。但是随著愈来愈接近北京，我慢慢没心情了。我们终於到达北京火车站，我觉得非常紧张，尤其看到许多年轻人在欢迎我们时，我更紧张了，但是不久我知道他们的笑容、欢呼都是假的，他们是奉命行事，我的心又向下沈了。

我们走出车站时，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在那儿欢迎我们。他们看来都相当友善。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中年的西藏人，在拉萨时，我曾看到他和谭冠三将军在一起。握手寒喧之後，这个名叫扑措汪结的人陪我去看暂寓的住所；这间房子原本属於日本外交团，是平房建筑，附有一个花园，他在这儿向我说明以後几天的行程。

我们自然地成了好朋友。他在许多年前加入成为共产党员。他还在拉萨一所由中国代表团办理的学校任教时，就是中共的代理人。一九四九年代表团人遭驱逐、业务结束时，他和他的藏裔回教徒妻子，也同时离境。他本人是西康人，小时候曾上过家乡巴塘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在学校里他学了一些英语。我们熟识以前，他早就已经精通中文了；在毛主席和我谈话时，他是位令人称赏的翻译。朴错汪结变成一位非常能干的人，宁静而有智慧，他也是一位好的思想家。同时也非常诚恳、诚实，我很高兴能有他作伴。

显然他被任命为我的翻译，觉得非常快乐，因为这个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近他崇拜的毛主席。而他对我的感情也同样强烈。有一次我们谈到西藏，他说他对未来充满乐观，因为他认为我的心胸很开放。他告诉我，许多年前，他曾经是在诺布林卡宫前面围观的民众之一，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法座上。『现在你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你和我就在北京。』这种想法使他激动地当众哭了出来。几分钟後，他继续说，现在是以真正的共产党员身分说话。他告诉我，达赖喇嘛不应该依赖星象学来统治国家。他也说用宗教来作人生命的基础，并不可靠。因为他确实是诚恳的对我说，所以我小心地聆听。当他谈到他所谓的『迷信的仪式』时，我向他解释说，佛陀强调在接受某事为对或错之前，要先彻底的查证。我也告诉他，我相信宗教是基本的，尤其对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有高度的尊重。我们彼此间的观点的差异只是个人的态度问题，所以没有发生冲突的基础。最後分析起来，我们两人是以西藏人的观点在深思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们来到北京後一两天，中共邀请我们西藏全体团参加一个宴会。那天下午，我们忙著作傍晚活动的服装预演。我们的主人似乎非常讲究排场（稍後我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都是这样），负责联络的官员为了这件事已经把自己弄得焦虑狂乱。他们害怕我们规搞砸这件事，使他们出乖露丑，所以他们严格、详细地规定我们做什麽，甚至还告诉我们该走几步、走多少步再朝左或右转。这就像是在阅兵。我们的出场次序也有特殊规定。我走第一个，接著是班禅喇嘛，然後是我的两位亲教师、噶伦们（他们是噶厦的四位成员）依资深别出场，然後才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依照官阶顺序出场。我们每个人都带著一份礼物，这些礼物都和我们的身分地位相配。虽然西藏的贵族也是以爱好繁文缛节而闻名，但是这整个过程似乎非常复杂。我们主人的惊惶具有传染性，很快的我们就全身跟著发抖，除了林仁波切。他不喜欢所有的形式礼节，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隔天，就我记忆所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这次见面是在一场公开的会议上，就像前次参加宴会一样，我们依地位高低顺序入场。我们进入大厅时，我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排反光灯已经为一大群官方摄影记者准备好。在灯光下面站著的是毛本人。毛主席看起来非常宁静、放松，他的气并不像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而，我们握手时，我觉得好像身在一股强烈的磁力中。他非常友善、自然的过来，不拘泥於形式礼节。我先前的忧虑似乎不复存在。

总的算来，我至少见过毛泽东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会中，少数几次是我和毛主席私下会晤，除了翻译扑错汪结外，旁边没别的人。不管在什麽场合，宴会或会议也好他总是要我坐在他旁边，有一天他甚至为我挟菜。後来我听说毛泽东为肺结核所苦时，心里不禁有些发毛。
毛泽东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的身体很特别，虽然肤色很黑，却油光油光油亮，好像抹了某种油膏一般。他的手也有不寻常的光泽、手很漂亮，手指完美圆润，拇指优雅细致。

我也注意到他呼吸不顺畅，常喘息，使得他的谈话有种特殊效果。他说话通常缓慢清晰，句法简短。他的动作也很慢。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这使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他的衣著和仪态成强烈对比：衣服看起来已完全磨损。衬衫袖口脱线、外表破旧；除了颜色有些土褐色外，毛泽东的衣著和所有人的一样。他盛装时，唯一看得出来保养良好的，只有鞋子，永远擦得亮亮的。但是他不需要豪华的衣服。虽然衣著邋遢，毛泽东却有一种非常诚恳、威严的神情。他只要站在那儿，就能使人肃然起敬。我也觉得他是完全真实，并且非常富有决断力。

在北京的前几个礼拜，我们西藏人交谈的主要话题，自然是如何将我们的需要和中共的要求协调到最好的地步。我本人则在噶厦和中共领导人之间干旋。几次预备会议都进行的相当不错。我第一次与毛泽东私下会谈内容，给予我更多的推动力。在那次会谈中，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个结论了，即现在实行十七点协议的所有条款是太早了。特别是其中的一条，他觉得目前还是不管的好。这一条是关於在西藏设立一个军事代表团，以人民解放军牢牢控制整个西藏。他说：『我看还是设立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比较好。这个组织还要视西藏人民意愿所主张的改革步调而定。』他非常坚持十七点协议的实行时间，要看我们认为需要多慢就多慢。我把这个新消息回报给噶厦时，他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现在形势看起来就好像我们直接和这片土地的最高人物交涉，我们可能达成一个行得通的折衷妥协。

在稍後的一次私下会晤，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後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麽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我开始非常热衷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务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　　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

同时我开始学习中文，在我新的中国安全官的建议下，我也作一些运动；这位安全官是个快活的人，他是韩战的老兵。每天早上都来监督我。然而他一点也不习惯早起，他也不了解为什麽我要在五点以前就爬起来作早课。他常常蓬头乱发，没有梳洗就来了。这种锻炼似乎有些效果，我的胸部在还没有练拳以前，还相当的排骨、窄小，现在已经宽多了。

总而言之，我在北京待了大约十周。大部分的时间是参加政治性的会见和会议。更别提那些数不清的宴会。总体而言，在这些盛大的筵席，菜都相当好，虽然想到百年老蛋（皮蛋）我就发抖，大家认为皮蛋很好吃，味道非常强烈，令人留恋，所以吃的时候，你没办法分清究竟你是在用嘴尝呢，还是这只是味道而已：皮蛋完全控制住你的感官。我曾注意过有些欧洲乾酪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的主人认为这些宴会很重要，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人们一起坐在饭桌旁，就能够发展出真正的友谊。当然，这是错误的想法！

差不多这个时候，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代会副委员长。这只是个带来某些特权的荣衔，并没有什麽政治上的实权（人代会先讨论政策，再提交政治局，政治局才握有实权）。

参加人代会的政治性会见和会议所得的经验，比起参加宴会有用得多了，虽然这些会议长得不得了。有时候台上的演讲人一讲就是五、六个小时，甚至长达七个小时，实在相当烦人。碰到这种情形，我就喝喝热水打发时间，等著结束。然而，有毛泽东在场的会议就不同了。他能吸引听众。他是最好的演讲人，他演讲时，会询问听众的意见。他永远试著说出人们对每一件事的最深感觉，他也乐於接受人们所提出的任何意见。他甚至在一些场合里公开批判他自己，有一次，当他得不到他所想要的成效时，他提出了一封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这封信抱怨中共地方党官的所作所为。总而言之，这些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随著时间过去，我开始了解大部分的会议极为虚假。人们害怕说出心里的话，尤其是那些非共产党人士；这些非共产党人士永远是拼命地取悦那些党员，对他们礼貌有加。

渐渐地，我明白中国的政治生活充满了矛盾，虽然我还不能确定原因是什麽。每次我见到毛泽东，他总是鼓励我。我记得有一次他没有事先通知我就来到我住处。他想和我私底下谈一些事情，我忘了谈话的确切内容，但是谈话过程中，他让我大吃一惊：他竟然说了赞同佛陀的话。他赞扬佛陀反种姓制度、反腐化、反剥削。他也提到度母　　这是一尊有名的女佛。突然之间，他似乎相当支持宗教。

在另一个场合中，我坐在一张长条桌的一边，面对著这位伟大的舵手，在桌子的两端各坐著一位将军。他指著这两位将军对我说，他派这两位将军到西藏。然後他严厉地看著我说：『我派这些人去西藏为你工作。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就让我知道，我会把他们叫回来。』虽然得到这些好印象，但是同时我自己也看到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以偏执狂在作日常的工作。他们永远是战战兢兢地工作，生怕丢掉性命。

除了会见毛泽东外，我也常见到周恩来和刘少奇。刘少奇的话不多、很少笑。总之，他非常固执。有一次我出席刘少奇与缅甸总理宇努之间的会谈。在正式会谈前，出席的每个人都简报他们所关切的主题。我的主题是宗教：如果这位缅甸领袖想谈谈宗教，我就和他交谈。这似乎不搭调，事实上，这和宇努心里所想谈的截然不同。宇努想询问刘少奇，中共支持缅共在缅甸搞暴动的事情。但是当他提到这件事，并且补充说游击队正在给他的政府制造麻烦，刘少奇只是看著别的地方拒绝说话。宇努的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我吓到了，但是我安慰自己说，至少刘少奇不说谎或骗人。不过如果是周恩来，在这种时候，无疑地会说一些巧妙的话来应付。

周恩来和刘少奇是两种不同的人。刘少奇坚定，而且相当庄重；周恩来则是充满了笑容、魅力和机智。事实上他太有礼貌了，让人觉得无法信赖。他的眼神很锐利。我记得在一场特别的宴会上，他陪著某些外国贵宾边走边谈地走向桌子，突然他的客人脚下被小梯子绊到了。周恩来有一只手残废了，但是当那个人跌倒时，他另一只正常的手臂早就在那儿等著扶住他。他甚至没有停止说话。

他的舌头也一样犀利。宇努访问北京之後，在一次上千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中，周恩来公然贬损宇努总理。我觉得很奇怪，在公开场合里，他不是一向对人很有礼貌吗？

在北京停留期间，有人请我传法给一些中国佛教徒。传法时，我的翻译是一位中国和尚，有人告诉我这位和尚曾留学西藏，跟一位喇嘛学过。我对他印象深刻；他使我感动，他是个非常虔诚、诚恳的修行人（早先，曾有许多中国和尚留学西藏，尤其是学习辩论）。

我所见过的共产党员中，有些是非常好的人，完全无私地服务他人，而且私底下也很帮我忙。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其中一位少数民族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他名叫刘格平，他奉派来教我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革命。其实他是回教徒，我常常开他是否吃过猪肉的玩笑。他断了一根手指头，我记得他是个快乐的人。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的太太比他年轻很多，都可以当他的女儿了；她和我的母亲、姊姊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中国时，他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直到十月庆典之後，我才离开北京。那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彼时，许多外国贵宾云集北京。其中两位是库虚契夫（ Khrushchev ）和布加林（Bulganin），有人介绍我认识他们。我没留下什麽印象，他们一点也比不上尼赫鲁班智达。我还在北京时，尼赫鲁也访问北京。在某次周恩来作东的宴会上，他是上宾；如同以往，所有客人都依序向前，引介给他认识。还没有轮到我时，他似乎非常和蔼，跟每个到他面前的人都说上几句话。然而，轮到我时，我和他握手，他却木然不动，眼睛直视正前方，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窘，我说了一些『能见到你，我好高兴』以及『虽然西藏是个边远国家，但是我曾听说过许多您的事迹』之类的话，想打破僵局。最後他终於说话了，不过却是敷衍了事的态度。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曾想和他谈谈，询问印度对西藏的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会见。

稍後在他的要求下，我和印度大使会面，但是这次会面也和上一次我见尼赫鲁一样的失败。虽然我有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官员，但是中共坚持我必须带中共的译员同行。这也就是说，印度大使所说的英语必须很辛苦地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藏文。这实在是一次非常不舒服的会谈。因为有中国人在场，所以一些我想讨论的事情无法说出来了。

下午的最好时光来临了。侍者斟茶时，碰翻了一盘外国进口的水果，我看这些水果要值不少钱。看到这些杏子、桃子、李子满地滚著，我那位非常庄重的中国翻译和他的助手（没有官员是单独行动的），手脚著地在地毯上边爬边捡。我所能作的就是阻止我自己大笑。

我和苏俄大使之间的相处，就愉快多了。有一次宴会我就坐在他旁边。在那些年里，苏俄和中共邦交弥笃，所以我们谈话就不怕受扰。这位苏俄大使非常友善，他想要了解我对社会主义的印象。我回答说我看到社会主义的很大的发展空间，他说我应该访问苏俄。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立即生起赴苏俄旅行的强烈念头　　最好是以代表团中的普通成员身分前往。就是那样，这个假想的代表团去哪我也去哪，同时不负任何责任，我可以用所有的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并且只是看看逛逛。令人难过的是这个想法没办法实现。二十几年後，我才实现了访问苏联的渴望。不用说，现实情况当然是和我曾经天真想像过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总体而言，中共当局非常不情愿让我会见外国人，我猜想我一定令他们困窘。中共入侵西藏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责难中共。这是他们愤怒的根源，他们也忙著尽力改善形象，向世人显示，在历史上以及大国帮助弱小的道义上，中共占领西藏是正当的。我不禁注意到，外国访客在场时，我们的主人完全变得非常谦和、温顺。

有许多到北京的访客都表示想见我，包括匈牙利的一个舞蹈团，该团所有的成员都想要一张我的照片----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每人都给一张。同样，来北京访问的好几千位蒙古人都想见我和班禅喇嘛。这件事激怒了中共当局。也许是因为蒙古、西藏两个国家勾起中共不愉快的回忆：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完全相反的事。除了西藏曾经在西元八世纪时，自中国榨取贡品外，西元一二七九年忽必烈汗入侵中国成功後，以迄一三六八年之间，曾经真的统治过中国。

忽比烈汗入侵中国时，发生了一桩有趣的历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并且有一位西藏上师。这位喇嘛劝这位蒙古领袖不要为了控制中国人口，而将无数中国人丢入海中。这位西藏喇嘛救了许多中国人的性命。

一九五四年冬天，中共招待我和我的随员旅游考察中国大陆的工业奇迹和物质进步。我的母亲和小弟天津秋结也随行。我非常喜欢这次的旅游，但是许多西藏官员却对中共所提供的活动不敢兴趣。有一天中共宣布没有参观活动时，他们都发出解脱的叹息声。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并不喜欢呆在中国。在一次游览中，我的母亲发烧了，後来竟成了相当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使得她更加不快乐。幸运的是，我个人的医生　　孩提时代的那位胖大夫，正好跟我们在一起。他非常有学问，也是我母亲的好朋友。他适时地开了一些药，母亲就立刻服用。不幸，她误解了医生的指示，竟然把两天份的药一次吃完。造成强烈的副作用，使得她发烧最严重的时候，病势危殆。好多天她都非常虚弱，我也关心她的病情。一个星期之後她逐渐复元，事实上，她又继续活了二十五年多。林仁波切也病得很严重，但是他可没有我母亲复元得那麽好；直到我们流亡之後，他才完全恢复过来。

比我小十二岁的天津秋吉，他是我们大家快乐和恐怖的永恒来源，包括中国人在内，都非常喜欢他。他花了几个月就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这是一种方便也是一种不方便。他喜欢看大人出窘。如果我的母亲或是任何人说了篾视我们主人的言论，我的小弟会毫不迟疑地把话传出去。所以在他面前，我们都得小心说话。当人们说话含混或推托的时候，我的小弟也能察觉。但是他却对我们的初级亲教师崔简仁波切不说他什麽，感到非常高兴。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天津秋吉喜欢从家具上面跳过去，他担心必须向中国人说明这些东西是怎样摔坏的。另一方面，林仁波切是他的好玩伴。我个人并不怎麽看重我的小弟。最近他提醒我，有一次我发现他把小池塘所有的鲤鱼都捞出来，整齐地摆在池塘旁边的草地上时，我狠狠地打了他耳光。

虽然许多西藏官员并不像我对中国的特质发展感到兴趣，但是我对中共在重工业方面的努力，留下深刻印象。我渴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如此进步。参观东北时我尤其被东北的水力发电站所吸引。

不需太多的想像力，即能明白水力发电在西藏有无穷的可能性。但是这次旅行最令人回味的却是那位官员的表情：当时他正带著我们参观，我问了一些关於电力的切要问题。这一切都得感谢我曾在拉萨玩过那具老的笛塞尔发电机，我相当能掌握基本原理。我猜想一位穿著僧袍的外国年轻人问一些有关『千瓦特时』（度）、『涡输大小』的问题似乎非常不搭调。

这次旅程中最精彩的一段是我登上一艘旧战舰，这件事也是发生在东北。我被搞糊涂了。不管它多古老，但是我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样仪器和标度盘。才一登上这条庞大、灰色的铁壳船，迎面扑来的特殊油味和海水，就使我受不了。就不好的一面来说，我了解中共当局不想让我接触中国的民众。每一次我想不按照中共的行程，或者即使只是要出去看看一些地方，随从我的中共官员都会阻止我，他们一直都是以『安全、安全』为理由：我的安全是他们永远的籍口。然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被中共隔离於一般民众之外；所有从北京来的官员也是如此。中共禁止他们单独作任何事。

然而我的一位称厦色空仁波切（ Serkon Rinpoche ）就一直都能出去或走动。他从来不听中共官员对他说的任何话，他只作他认为恰当的事。也许因为他跛脚，又相当不引人注意，所以没人想去阻止他。他是唯一看到华丽的新人民共和国生活真相的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他勾勒出一幅非常幽暗的景象：人民非常贫穷、恐惧。

然而在我访问一个工业区时，我和一位旅馆侍者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他告诉我，他曾经看过我离开拉萨的图片，他也很高兴知道西藏人民喜欢我前往中国。当我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时，他吃了一惊。『但是报纸上这麽说。』他说。我回答说，报纸必然歪曲了实情因为事实上我大部分的子民都非常担忧。对这件事，我的朋友觉得惊讶。我则是第一次了解到中共的新闻把事情扭曲到什麽程度：说谎似乎是中共政权的本质。

在游览中国的旅程中，我曾越过边界进入蒙古，色空仁波切陪我到他的出生地，这是一种非常感人的经验，使我了解到蒙古和西藏的关系是多麽密切。
一九五五年一月底，我们回到北京，时值西藏新年---罗萨节。为了罗萨节的重要性，我决定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毛主席和四巨头里的其他三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他们都接受邀请。在傍晚的宴会上，毛泽东非常友善。有一次他靠过来，问说你将一小撮糌粑掷上空中是什麽意思，我解释说这是一种象徵性的供养。於是他用手抓了一些，照样地作。然後他脸上露出恶作剧的神情，拿起另外一些，把它们丢在地板上。

这种稍带讽刺的小动作破坏了这个应该是值得纪念的傍晚，原本这次聚会似乎是出现了两国之间真正博爱的预兆---当然中共是这麽描述这件事。为了达到目的，中共当局召集了一大批摄影记者，把这一幕景象记录下来，传诸後世。一两天後，有些照片就附了热情报导刊载在报纸上，报导中强调聚会的谈话内容。这些图片一定也刊载在西藏的报刊上。因为返回拉萨之後，我在中共经营的一家当地报纸上看到其中的一张图片。图片中毛主席和我坐在一起，我的头朝向他，我的手在作一些不明确的动作。这家西藏地方报纸的编辑自己决定了图片的意义，插图的说明是：达赖喇嘛陛下正在为伟大的舵手说明如何作『卡色』（ Khabse）（罗萨节的饼乾）！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离开中国回拉萨的前一天，当时我正参加人代会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刘少奇，当他演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安全官突然冲进会场，跑到我这里。『毛主席要立刻见你，他正在等你。』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麽才好，我不能就这麽站起来，然後离开会场；而刘少奇正屏息以待。『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答他说：『你必须去说明我要离开的原因。』安全官直率地照作了。

我们直接前往毛主席的办公室，他真的在那儿等著我来。这次是我们最後一次会谈。他说他想在我回西藏之前，给我一些有关治理政府的忠告，接著他又说明如何筹划会议，如何听取群众的意见，以及如何针对关键性问题下决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资料，我坐著，赶忙作起笔记，就像以往我和他会谈时一样。他继续对我说，在任何形式的物质进步中，沟通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他并且强调让许许多多年轻西藏人接受这种训练的重要性。他又说当他交付任何事情给我时，希望能透过一位西藏人。最後他靠近我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进步。』这时候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我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谈话至此，已经很晚了。当毛泽东说这些重要的话时，我低著头、半藏著脸，好像是在写东西似的，我希望他没有察觉到我的恐惧；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他对我的信赖。好在那天因为某种原因，扑措汪结并没有居间翻译，不然他可能当场就会发觉我的想法---尤其我和他常常在事後作讨论。

即使这样，我很难再把我的感情隐藏起来，好在过了几分钟之后，毛泽东就结束了这次会谈。当他站起来跟我握手时，我觉得大大地解脱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时候已晚，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人也异常机警1。我们一起步出们，遁入暗夜的宁静里。车子正在等著，他为我开车门，还为我关上。当车子往前开动时，我转身向他挥别。我对毛泽东的最後印象是：他站在寒冷中挥手，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外套。

害怕和讶异已经被混乱所取代。他怎麽会这麽误解我？他怎麽会以为我不是衷心信佛？什麽原因使他这麽想？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睡几小时、吃几碗饭、在每一次会议中说了些什麽。无疑地，对我言行举止所作的报告，每周都会经过分析。上呈给毛泽东。他一定注意到我每天至少要修法四个小时；此外，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我的两位亲教师仍然指导我。他一定也知道我正在努力准备最後的升等考试。不消几年，我就要面临这次考试，最多是六、七年吧。我实在是不知所措。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毛泽东误解了我对科学、物质进步的高度兴趣。我的确是想使西藏和中国一样现代化，我的心基本上也是科学的。因此唯一的可能是，他对佛法的无知，他忽略了佛陀曾开示说，任何修习佛法的人应该要亲自检择它是否正确。因为这样，所以我一向对现代科学的真理、发现持开放的态度。也许这样也使毛认为：对我而言，宗教的修持只是一种依靠或习俗罢了。不管他怎麽想，现在我知道他完全误解我了。

隔天我离开北京，返回拉萨。回去的速度比前一年来的时候要快得多了，因为现在昆海公路已经修好了。一路上，我利用机会在不同的地方一次停留二或三天，我想尽可能地多接见一些我的同胞，并且告诉他们我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我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虽然我已经修正了我对毛泽东的观感，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个诚恳的人。他并不诡诈。所以我相信只要在西藏的中共官员能照著他的指示去作，假使他能牢牢控制这些官员，那麽我们就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态度。至於我所关心的，除了正面的方法是唯一该采取的明智选择外，负面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这只会使情况更糟。许多同去北京的人并没有和我一样持乐观看法，只有少数人对中国有好印象，而且他们害怕共党的僵化手段会使西藏受到镇压。当时流传一则有关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故事更使他们烦恼。据说一位叫甘坤（Gang Kung，译音）的高级官员曾经批判刘少奇，结果因此遭最恐怖的手法谋杀掉。

这是在我自己开始产生一些新疑虑後不久发生的。当我访问塔希奇尔（Tashikiel）---- 它位於遥远的东藏，那儿聚集了许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跋涉来此，想要看看我，并且对我礼拜。我对他们的虔诚十分感动。然而，我在稍後听到中共当局放出假消息，使人们误以为我是在真正日期的一个星期後才到达，我十分难过。中共故意在日期上撒谎是不想让人民来看我，结果，成千的民众在我离开後才出发。使我更不快乐的事情是，中共老是对我个人的安全疑神疑鬼。当我访问我的家乡时，他们坚持我不可以接受任何供养的食物，我只能吃自己厨师煮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不能接受我的子民所带来的任何供养，即使是我在塔泽的亲族所送来的东西也不例外。好似这些纯朴、虔诚、谦恭的人想要毒害达赖喇嘛一样。我的母亲为了这件事心情很烦乱。她不知道该怎麽对亲戚说。当我和西藏人交谈时，我问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回答道：『感谢毛主席、共产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非常快乐。』----但泪水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

在我返回拉萨的旅程中，我尽可能多接见人民，这儿不比中国，要见到人民可不困难。成千的人民带著病人、老人，他们只是想看看我一眼。许多中国人也参加了这些集会，这让我有机会向他们说明他们必须了解西藏人的心灵。为了这麽作，我费心地去判别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党员。经验告诉我，总体来说，共产党员更坦率。

西藏的中共当局对我的态度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位官员说：『中国人民爱毛主席的程度比不上西藏人爱达赖喇嘛。』在另一次场合，有位守卫用很野蛮的方式把周围的人推开，走到我吉普车旁，诘问达赖喇嘛在哪里？当他听到『我就是』，他脱掉帽子，请求我加持。当我离开成都，许多曾经全程陪著我访问的中共官员都流泪为我送别。我对他们也有相同的温情：虽然我们的信念不同，但是我们发展了一种牢固的个人关系。

在离开这麽多个月後，再看到西藏人民，使我重新注意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差异。首先你可以比较两国人民的脸孔，西藏人民比中国人民更快乐。我以为这是许多文化因素所致。第一：在西藏，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要比中国的地主、佃农关系和善多了。穷人的生存条件也没那麽苛；第二，在西藏可没有像脚镣、阉割的野蛮刑罚，这些刑罚最近已经遍及整个中国。然而我想中共没有看到这些，中共把我们的封建制度当成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翻版。

在我回到拉萨前不久，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坐飞机到西康视察地震受灾区。奇怪得很，他在会谈中，说了一些宗教的光明面。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麽要说这些话，也许他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想要弥补最後一次谈话时所造成的损害。

—————————
译注：

①早年的游击生活，使毛泽东的起居作息与常人相反；晚上是毛的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