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委员会

第四章避难南藏

因为有太多事情需要张罗，因此好几星期後，我们才得以成行。何况，所有的准备工作皆须暗中进行。总理担心如果消息走漏---达赖喇嘛准备离开，恐怕会引起普遍的惊惧不安。不过，我确信许多人看到好几个大行李车队先行出发，一定意会到是怎麽回事。行李车队里装载了五十或六十个保险柜的财宝，大多是取自布达拉宫地窖的金元宝和银条，这些安排甚至连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前任服饰总管天津的主意，他新近擢升为去结堪布（Chikyab Kenpo）。我看到这些举措，非常愤怒；并非我在意这些财宝，而是我年轻的自尊受伤了，因为他没事先告诉我，我觉得他仍然视我为孩子。

我怀著焦虑和期待的复杂情绪，等待著离去的日子。一方面，由于可能要『遗弃』我的子民，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对他们有一种很沉重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我热切地希望去旅行，更加令人兴奋的是，侍卫总管决定我应该改装，换上在家人的装扮。他担心当人民发现真相时，可能真的会试图阻挡我离开。所以，他劝我保持微服。我很乐，现在我不仅可以看看我的国土，而且可以像一般人行动，而不只是以达赖喇嘛的身分行事。

我们在深夜离开拉萨。天气很冷，但是星月皎洁，我记得星子闪耀生辉，这是我後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遇见过的景象。四周如此岑寂，我们悄悄地从布达拉宫山脚的乡间小道，经过诺布林卡宫、哲蚌寺出走。每当一匹小马失蹄时，我的心跳就停了一下，不过，我并不真的害怕。

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二百哩外的错模（Dromo），正好在与锡金接壤的边境附近。这趟旅程至少得耗掉十天，这还不包括意外事件延搁行程。但是，没多久我们就碰到麻烦了。离开拉萨没几天，我们来到僻远小村姜村（Jang），甘丹寺、哲蚌寺及色拉寺的和尚正群集那里作冬季的法轮集结。他们一看到我们阵容庞大，即知非一般的行动。我们总数至少二百人，其中五十人是高级官员，还有等数的驮兽。和尚们因之猜想我必定也在其中。

幸运的是，我正好在最前面，改装显然有遮人耳目的效果，没人拦阻我，但是我骑过时，发现和尚群情激昂，许多人涕泪纵横，几分钟後，他们拦下紧跟著我的林仁波切。我瞥了一眼，知道他们恳求他和我回头。那是紧张的一刻。情绪达到最高点，和尚们相信我是他们至珍无比的保护者，他们无法承受我离开他们的事实。林仁波切解释，我并没打算长久离开，这些和尚才不情愿地让我们离开。然後，他们五体投地，祈求我尽可能早回来。

经过这次不幸的事件，我们没再遇到其他麻烦，我仍旧微服，双身前行，我能随机应变，运用每一个场合，停下来与人们交谈。我发觉此刻是我发掘我的子民与妇女生活真相的绝佳机会；并且在无人知道我真正身分的情况下，和他们谈了许多话。从这当中，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受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

出发近一个星期後，我们抵达江孜（Gyantse，西藏第四大城）。一到该地，我们的行迹即不可能保持隐密，数百名子民竟群来欢迎我。一团保护印度贸易使节团的印度骑兵，衣著褴褛，但却热情地伸出援手，但我们已无暇顾及礼数，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在近乎两个星期的旅程後，兼程赶到错模。
大家都累坏了，但我私下却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这个地方本身没啥特殊，由好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聚合而成，但它的地表景观却颇为壮美，这块地位於海平面上九千尺左右的高度，正好在把安处山谷划分为两个区域的交点上。

一条河沿著山谷底流过，非常靠近村落，人们日益皆能听到流水声，离这条河不很远，丘陵徒然升起。有些地段，河流伴著垂直的悬崖直直冲入水晶似的篮空。不远处，矗立著使西藏显现庄严与威胁感的巨大山峰。到处都是丛丛松林和石楠，以及遍地的绿色牧草。气候呢，就我观察，相当的潮湿。因为距离印度平原很近，错模常有西南季风带来的季节雨，而日照频繁，挤过厚厚的云边，以一种炫目的、神秘的光，照耀山谷。我渴望在这个区域探险，当山头披满春天的野花时，爬上某些比较容易通过的山头；但是在那里的时光却都是冬季里的那几个月。

到达错模时，我先是住在一位地方官的家里---他曾赠我玩具和苹果---然後，搬到位於丘陵上的一座小寺----敦卡，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错模山谷。每多久，我们就住定，我也回到祈祷、静坐、闭关、读书的日常生活里。纵然我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我也少了一些在拉萨的日常消遣，我觉得我内心某些地方已经变了。这或许是回应丢掉许多僵化的繁文缛节及形式所得来的自在感，而这些在拉萨时却占了我生活的大部分。而同时我也失去了洁役朋友的陪伴。这空虚由我觉知的额外责任感所填满，这一趟旅程下来，使我确信：实有必要尽己之力用功读书和学习。我将之归因於如下信念：我能使我的子民成为最好的人。

就在我们来到错模不久，发生一则重大事件，那就是斯里兰卡喇嘛也来了，他带来一件我在令人伤感的某个典礼里得到的纪念物。除了两位总理留在拉萨，我的主要顾问噶厦、侍卫总管、林仁波切（如今是我的高级亲教师）和崔简（Trijang）仁波切（高级称厦，他最近被提名为我的初级亲教师），都跟我来到错模。我的大哥塔泽仁波切留在那里。他印度行之前，在拉萨待了好几星期。

我们第一件坏消息是，我离开拉萨前派出国的代表团只有一个不辱使命：到中国去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无功折返，情况恶化。西藏始终和尼泊尔与印度维持最友好的关系，毕竟他们是我们最亲密的邻邦。至於英国，感谢杨毫斯本上校的远征探险，有个英国贸易使节团驻藏近半世纪。即使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这个使节团起先继续由同样的英国人理查森经营。所以，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似乎忘了在过去，比如当杨毫斯本上校与西藏政府缔约时，他们认为必须视西藏为一完全的主权国家对待。一九一四年，他们召开会议（Simla Convention，西姆拉会议），西藏和中国分别受邀。除此之外，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我的国人，无分男女，认为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因而非常推崇他们。

至於美国，一九四八年华盛顿曾欢迎过我们的代表团，我们甚至还和副总统见面。所以，很显然地，他们改变了立场。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即：西藏必须独自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我觉得非常的悲哀。

所有的代表团都回国後，还剩一个在几星期後才会回来。此刻第二件发展是昌都首长嘎波嘎旺吉美（Ngabo Ngawang Jigane）1，捎来一件冗长的报告。昌都大多数地区如今已沦陷，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昌都地区的商领送到拉萨去的。他伺机交给两位总理，再转交给我。报告里以痛苦的和幽暗的细节，说明中共的本质---他们威胁，并且声称除非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否则人民解放军会立刻开到拉萨。如果真如此，将无可避免地造成生命的巨大损失，而我希望不计任何代价，消弥战争。

嘎波提议，除了和谈，别无他路。如果西藏政府同意，如果我们必须派遣一些助手，他愿意亲自试著与北京的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我和拉萨的两位总理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这样的协商应该在拉萨举行，但既然目前情势危急，他们也同意以北京作为谈判地点。因为嘎波毫无豫色地鼓勇担当赴京谈判大会，我认定这位我所知十分有决断力的行政官员应该到中国首都。因此，我从错模和拉萨各派了两位官员随同赴京。我希望他向中国领导阶层解释清楚，西藏不需要『解放』，只要继续与我们伟大的邻邦维持和平的关系。

同时，春天来了，由于大自然的生发，丘陵立刻长满了野花，草原披上一层新而苍的绿色，空气中充满新鲜而令人惊讶的气味　　茉莉、金银花、薰衣草的味道。从我寺里的禅房下望河水，农夫在那里放牧羊、犁牛和（此字不在电脑中。左边一个“牛＂字，右边一个“扁＂字）。我也能看到几乎每天都来的野餐人群，我嫉妒地看著他们升火，下到水边亨煮。我被所见所惑，胆感鼓勇向林仁波切请求给我一些自由时间。他想必也有同感，因此出我意料之外，同意放我一天假。我耗了好几天在附近游荡，我已无法记得有多快乐。我在一次游览中，拜访了一座苯教的寺庙。我唯一的悲哀是，我知道麻烦的日子还在前头等著。没多久，我得到嘎波在北京的消息，我半期待著这个『坏消息』，但是，当它发生时，我却无从准备承担这个震惊。

我在寺中有一部古老的布希收音机接受器，靠六伏特电池运作。每天晚间，我听北京电台的藏语广播。偶尔，我和一位或其他官员一起听，但大多数独自收听。多数的广播充斥有关『伟大祖国』的宣传，但我必须说，我对大多数听到的节目印象很是深刻。有工业进步，所有中国人民一律平等的一贯谈话。看来像是实质与精神进步的完美结合。不过，有一天晚上，我独坐听到一个非同寻常的节目。一个严厉、爆裂的声音宣读当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们所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所签署的十七点『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想冲出去，叫醒每一个人，但是，我呆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播音员形容『经过最後一百年或更久』的强权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如何渗透到西藏，『造成各种欺骗和愤怒』。他又加上，『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渊』。我听到这种谎言和奇特的陈腔滥调揉杂，难以置信，简直要病了。

但更糟的还在後头。『协议』第一条是『西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力量。西藏人民应该回归祖国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什麽意思？最後驻扎藏地的外国军队是一九一二年的满清军队。据我所知（截至目前所知），那时西藏只有少数欧洲人。而西藏『回归祖国』的说法，实在是无耻的发明。西藏从未隶属于中国。事实上，先前我已说过，古代有西藏是中国的一大部分的主张。此外，在伦理上和种族上，两边的人都不相同。我们语言不同，文字殊异。国际法理专家协会後来在他们的报告里提到：

一九一二年，中国人退出西藏，其时西藏的地位，持平地形容，则为一实际独立的主体……因之可以如此主张，一九一一至一二事件使得西藏再度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独立於中国统治之外。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嘎波并没有被授权以我的名义签署任何文件，他仅能协商。我带著国玺来到错模，保证他无法如此。所以，他一定是被迫的。但是，好几个月之後，他才得知全部详情。在当时，所有我们能得到的资讯只有靠收音机广播（重复好几次），夹杂著许多自我庆贺的说教，有关共产主义的福祉、毛主席的荣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奇迹以及中、藏合一後，所能企望的所有好事，全是胡扯。

十七点『协议』的细节同样令人齿冷。第二条宣称，『西藏地方政府将主动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我判断，这意味著我们的军队被预期会立刻投降，第八条继续同样的主题：『藏军将并入中国军队。』俨若这事可行。然後，十四条所示，从今後，西藏将被剥夺所有处理内政事务的主权。在强霸的条文里点缀著诸如：确保宗教自由、维持达赖喇嘛的地位及目前的政治体制。但是除了这些陈腔滥调，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从此以後，雪之原乡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我们的地位开始式徵这个不快的事实，好些人，包括著名的塔泽仁波切从加尔各答写来一封长信，力劝我立刻前往印度。他们主张西藏的唯一希望是寻找盟邦，帮助我们对抗中国。当我提醒他们，我们派到印度、尼泊尔、英国以及美国的特使，早已铩羽而归；他们仍坚持，如果这些国家了解如今处境的严重情形，他们会伸出援手，他们指出，美国素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侵略作风，为此已在韩国打了一仗。我能理解他们主张的逻辑，但是多少了解美国已在前线倾力作战，这个事实减少她企图开辟第二个战场的可能性。
几天後，一封从北京代表团发来的冗长电报送到。电文没提太多，只除了重复我们早已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内容。显然嘎波没有说真话。近来，部分代表团的团员在他们备忘录里，提到他们如何在胁迫下，使用伪造的西藏国玺签署『协议』等等完整的经过情形。但是，当时从嘎波的电报里，我只能猜究竟怎麽一回事。不过，他提到新的『西藏省主席』张经武将军正途经印度，兼程往错模而来，不久即会赶到。

似乎无计可施，只好等待。在这同时，我接见三所大寺院---甘丹、哲蚌和色拉寺的墀巴，他们新近才抵此。一听到十七点『协议』，他们力陈我应尽快赶回拉萨。他们指出，西藏人民极度焦虑，因此我必须赶回；他们也提出两位留守拉萨的总理托带的讯息，作为支持的依据。

几天後，我再度得到塔泽仁波切的讯息，他显然成功地与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接上头，他们保证应允他访问美国。他再度驱策我到印度去，他说美国非常急於和西藏接触，他建议，如果我要准备流亡，一些协助的安排可由我们的两个政府商议。我哥哥在他信尾结论说，时间紧迫，我必须尽快赶到印度；何况中国的代表早已在加尔各答，在赴错模的途中。此处的意涵是，如果我再不立刻采取行动，恐怕为时一晚。

大约在此时，我也接到一封同样语气的信，这是哈勒寄来的，他就在我之前离开拉萨，现在噶林邦（Kalimpong）。他坚定地认为我应该流亡到印度---许多官员也支持这个看法。不过，相对的，林仁波切也纠正我，不应如此。
所以，我现在面临两难困境。如果遵循我大哥信里的指示，看来似乎终究还有一些可得到外国协助的希望。但是这样对我的人民又意谓著什麽？我真的应该在与中国人打个照面之前离去吗？如果我这样做，我们新成立的同盟会认为我们同甘共苦吗？当我思量这些想法时，我持续地推到两项特殊的考虑。第一、显而易见，与美国或任何国家缔约最可能的结果是战争。而战争意味著流血。第二、我思索尽管美国是个极强大的国家，却在几千哩外。反之，中国却是我们的邻邦，虽然实质上没有美国强大，却容易拥有许多优势。因此，也许必须耗好几年，以武力战门来解决纷争。

何况，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我不相信她的人民愿意忍受无止尽的灾乱。想像有这样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藏人终究还是得再度独立承担一切。结果还是一样，中国照旧我行我素，其间，将会损及无数生命，藏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全作无谓牺牲。因此，我决定最好的行动方式是静观其变，等待这位中国将军来到。毕竟他是个人吧！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这位中国代表及时赶到错模。一位报讯者跑到寺里来，宣告他即将到来的消息。对这件消息，我觉得既兴奋又十分忧虑。这些人，他们长得啥模样？我差不多相信他们全都头上长了角。我跑到阳台，热切地往山谷逡巡直到城里，用望远镜扫描楼房，记得是个好天气的日子，尽管是在雨季的中期，在夏阳烤炙下，水蒸汽从地面往上呈涡漩状散发。突然，我发现有状况了。一群我的官员领头朝寺里走来。透过他们，我能分辨三个穿著单调灰西装的人。在藏人旁边，他们看来非常不显眼，藏人著传统高官穿的红金丝袍。

我们的会面带著冷淡的礼貌。张将军一开始就问我是否得知十七点『协议』。我极度自制，回答是的。然後，他交给我一份影本，还有二份其他的文件。在他递文件的当儿，我注意到他戴了一只劳力士金表。这两份补充的文件，一份关於西藏军队。另一份说明如果我选择流亡，会发生什麽後果。上面暗示我会很快了解中国人带著真挚的友情而来。我当然希望回到我的国家，如此，大家会热烈欢迎我的归来。因此，没有离开的理由。

其次，他问我何时想回到拉萨。我答以『立刻』，虽然并非很有用，但是，我继续尽可能表现得冷淡。这个问题用意太明显了，他想要和我一起回到拉萨，当我们一起进城时，自有其象徵意义。最後，我的官员打算避免这样做，而让他晚我一两天走。

我的第一个印象正如我怀疑的，不管事先我所感受的怀疑与不安如何，在我们会面时，一切都很清楚。尽管这个人曾假定为我的敌人，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这个现实对我造成一个永久的冲击。这是另一个教训。

如今见了张将军，即将回到拉萨，我有些微的快乐。我们著手准备归程，还有我的所有官员随同，这个月底出发。此时，毋须秘密计议，我以远比走马看花更仔细的方式旅游。实际地踏遍每个主要村庄，我停驻接见大众，对当地人作短暂传法。使我有亲身向大众说明西藏近况的机会，诸如外国军队如何入侵，而中国人如何宣示友好。同时，我也传授宗教经文课程，大都采择内容与我所要言说相契的经文。我继续使用这个妙方，以迄於今。不管我们身处在什麽样的环境，宗教总是有许多可以告诉我们的，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说方式。不过，我现在的技巧可比当时强多了。那时我缺乏自信，尽管每回我公开开示，都会改善一些。我也发觉如同每位老师教学相长，没有一件事能像教学一样，帮助一个人学习。

在这次的旅行中，我很高兴发现这麽多事可做。否则，我也许有暇伤怀。我家人都不在国内，除了家父在我十二岁时往生，而桑天现在陪著我，我唯一家人以外的游伴就是塔汤仁波切。他到错模来探望我，传授一些重要的教旨，现在又掉头回他的本寺去了，他的本寺正好位在拉萨城外。自从我在去年冬天最後一次看到他。他又老了很多，现在看来他实际的七十岁还要老。我很高兴再一次与他为伴，不仅因为他是非常仁慈的人，更因为他也是一位高级成就的灵修上师。毫无疑问，他是我最重要的上师。他引介我许多传承和秘法，这些都是由当代最明睿的导师传承给他的。

我们慢慢地从错模来到江孜，印度骑兵照旧出来展示武器。这次没有走马观花，我可以停留好几天，然後我们朝金刚亥母的本寺桑汀寺出发，　是最重要的菩萨之一。桑汀寺也是全藏最壮美的寺庙之一。一路乡道景致壮丽，湛兰色的湖边镶了一道青葱的草原，上面有成千的羊群放牧。景色之优美，平生仅见。多亏这鲜爽宜人、明媚的夏日。偶尔会瞥见鹿和瞪羚成群，这些景象当年是很普通的，全藏皆可见到。我喜欢看到　们紧张地站著，看著我们走近，然後曲著长腿跃出。

有一度我喜欢骑马，虽然在常态下，我相当害怕马。我几乎能与所有生物相处，除了毛毛虫，我不知道为什麽我能毫不犹豫地捡起蜘蛛和蝎子，也不在意蛇，可是我不喜欢马和毛毛虫给我的冷淡感觉。尽管如此，我却非常喜欢驰骋开阔平原，不断吆喝我的马前进，实际上那是一匹名叫『灰轮』的骡子，一度为端廷仁波切所拥有。它的脚程和耐力绝佳，和我颇有交情。不过饲马长不大以为然，他认为达赖喇嘛的坐骑不应如此小，而且不够气派。
桑汀寺离南江孜小城没多远，换言之，即毗邻羊卓雍湖，其汪洋之绚丽为我生平仅见。由于没有流水进出，羊卓雍湖呈现一片不可思议的兰绿色，十分炫人。可悲的是，最近听说中共打算为了一个电力发电的计划，引出湖水，因造成的长期後果，我简直不敢想像。

在当时那个年代，桑汀寺是个繁荣的社区。有趣的是，在传统上，其主持由比丘尼出任。在西藏并没有特殊的妇女歧视，所以此事也没什麽好大惊小怪的。比如，拉萨附近有一所精舍，那里有位重要的女性修导师，在我幼年时，名闻全藏。尽管她不是一位化身，迄今仍受尊崇。当然还有许多比丘尼，不过，这是唯一由比丘尼主持的寺。

或许更令人好奇的是，金刚亥母（Dorje Phagmo）是依一尊女性神　金刚母猪而命名。传闻金刚亥母示现著猪脸妇身。据说十八世纪时，一些蒙古骑兵来到南江孜，首领遣话要求女主持去见他。他被礼貌地回绝了。此举激怒他，立即前往寺里。仗著他的战士势众，强行入内，发现讲坛里都是和尚，而法座上的人，却有个大的野猪头。

我到访时，桑汀寺的负责人是位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孩。她向我顶礼示意。我记得她是位非常害羞的年轻女孩，留著长辫子。随後不久，她逃到印度。不过，因为我不知道的理由，又回到拉萨，而且被中共利用了好多年。可叹的是，桑汀寺和它的附属建筑如同成千的寺庙，在一九五○年代後期，都遭受破坏的噩运，而其古老传统也消失了。

在我们出发回到拉萨的最後一程前，我在桑汀寺呆了两、三天。回到诺布林卡宫之前，我陪塔汤仁波切到他的本寺，位於城门外几小时马程之处。他非常体贴的把他的禅房让给我，自己搬到主殿後的草地区，论辩经常在那里举行。在稍後的几天，我们正式见了好几次面。我们离开後，把他留下来，我觉得非常难过。对他，我有一种极深的欣赏和敬意。但是，在他摄政时期，他的名誉遭到玷污，令我耿耿於怀。甚至现在我都怀疑，如果他不卷入政治，而只是纯粹的喇嘛，情况是否会好一些。毕竟，他没有治理政府的知识，也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期待一个没有受到任何训练的人做好某些事情，是很不合理的。但这就是西藏。因为他是众所敬仰的大修行人，所以似乎自然而然的，他理当被任命为全藏第二高阶的职位。

这是我最後一次见到在世的塔汤仁波切。在那次最後的见面里，他要求我对他以往视我为孩童所施予的禁制，不要觉得挂怀。我觉得十分感动，因为这样一个年高德劭的导师，竟然想告诉我这些。当然，我了解的。

经过九个月的出走，我在八月中回到拉萨。有个欢迎我归来的盛大欢迎会，似乎全城的人都出来看我，都对我的归来表示欢喜。我深深的受到感动，同时，十分欣慰能够回到家乡。我仅知大致良好，但是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已有很多改变，与往日大不相同。虽然我的子民满怀欣喜，看来他们也有同样的感慨，在狂热之中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暗讯。我不在拉萨的那段时日，消息开始传到首府，安多和康省都出现对付藏人的暴行。

人们当然对未来怀有恐惧，虽然有些人感觉到一切都会转好，因为达赖喇嘛回来了。

至於在一个较个人的层面上，我最伤悲的发现我最宠爱的洁役诺布通笃已在年初过世。他显然是我最热情的玩伴。在我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是个忠实的朋友以及欢乐的源泉。我还小的时候，他装鬼脸吓我；我长大些，他加入我战况最激烈的比赛里。在我假想战里，我时常大打出手。我记得有时候对他不怀好意，甚至到用我铅俑的剑伤人的地步，那是因为在我们嬉戏的的小冲突中，他用双臂抓起我，我无计可施之下，才出其不意为之。但是，他恒常布施，以为受用；而且从未须臾丧失他那绝妙的幽默感。现在，当然我已无能为他尽心力，虽然我还能对他的一双子女做点事。作为一位佛教徒，我明知悲伤无益；然而同时我也意会到，诺布通笃的死亡，或多或少象徵著我童年时代的结束。往事如烟，无迹可觅。几天内，我如期再度会晤中国代表团。我必须尽可能为人民尽力，不管多麽微细，如思索和平追求宗教信仰是人生里的头一件大事。而我只有十六岁。

我在卫兵的司令部依照古礼，接见张经武将军。这使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要知道为什麽我在这种地方见他，而不是在一个较不正式的场所。他坚持他不是外国人，不希望被如此对待。他显然不曾想到他不会说藏语的事实。我一看到他唾星四溅、结结巴巴，双眼暴凸，双颊赤红，拳打桌子，起先吓了一跳。我随後发现这位将军经常这样发雷霆之怒。同时，我提醒自己，在内里，或许他是个好人----事实上，他的确是，而且十分的直率。张将军发过脾气以後，我很快地发现这种情形在中国人里相当寻常。我想他们就是因为经常大发脾气，才受到某些人--尤其是欧洲人和美国人--那麽必恭必敬的对待；欧美人大致上比较能彻底控制自己的情绪。好在我的宗教素养帮助我对他的行为采取另一种观点：在某些方面，我认为如此表达愤怒是很好的。虽然并非处处得礼，但这样总强过假装没事却暗怀恨意。

起先，在许多事情上，我毋须与张将军协商。在中共占领的头一、二年里，我或许每一个月和他见一次面。两位总理和噶厦成员最常见到他，他们很快地厌恶他的行止。他们告诉我，张将军是一位傲慢的、专横的人，对我们不同的生活取向，没有丝毫同情心。每回我们相见，我亲自见证他和他的同胞如何无一例外地伤了西藏人的感情。

我现在才明白我回到西藏的前五、六周，只是蜜月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蜜月突然告终，大约三千名中共十八路军开进拉萨。这批军队属于去年攻克昌都藏军的一支。领军的是谭冠三和张国华两位将军，他们由一位著藏服、毛帽的藏人陪同竭见。他们甫进室内，这位陪客即行三个正式的五体投拜礼。我想这有些奇怪，因为他明明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後来证实他是翻译员，一位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我稍後问他为什麽不穿和他同伴相同的毛装？他十分和善地答道，我必须放弃革命是服饰革命的错误想法；革命是一种意念的革命。

大约在同时，我的大哥也回到拉萨。他没有待太久，但其间他和中国的领导阶层见了好几次面。然後他宣称想到南方旅行，我即位时，我的家族得到政府赠予的一笔财产，就在南方。到南方监督家产的说法只是策略，我不久即获知，他已越过边境，到达阿萨密省，也就是著名的东北边界区。他打算尽其所能组织外国的支持力量。但他没告诉我这个计划，因为顾及我尚年幼，他担心我或许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透露秘密。

在很断的期间内，更多的解放军支队又来到拉萨。他们来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西藏地形较高，声音可以传得非常远。结果，我在布达拉宫的禅房里听到一阵缓慢而沈重的击鼓声，很久以後还没看到一个军人。我冲上屋顶，拿出望远镜，我看到他们蜿蜒成一长蛇纵队，深藏在雪堆里。他们来到城墙时，到处是书著毛主席和他的副手朱德的红旗和海报。然後是喇叭和土巴号的声音。全场景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看来十足地魔气。

稍後，在我克服看到红旗旗海（红色毕竟是大自然的警戒色）的巨大不安感後，我注意到士兵实际上处於非常困顿的状况：制服褴褛，看来全都营养不良。加上藏地高原亘古积灰脏了他们的脸，使他们有一副好战的外表。

整个一九五一年---五二年的冬天，我继续用功，当然也更努力。就在这段期间，我开始道次第（LamRim）的修持。那是有关一段经文，经由心智训练，展开一个晋阶的途径，以启昏味。大约八岁，我就开始同时接受一段显教的僧侣教育和密教，後者诸如由上师传授的灌顶、传经、口诀。随著时日流逝，我打下自己的根柢，我逐渐注意到自己的些微进步，非常微细的、心灵的发展。

而在进行年度闭关时，听到塔汤仁波切圆寂的消息。我很想参加他的荼---大典（火化）而不可得，所以为他做了殊胜的祈祷。

那段期间，我忙著尽我所能鼓舞我的总理和噶厦。我提醒他们无常的佛理，并且指出现时状况不会持续永久，即便如此，也仅止於吾侪一生。但私底下，随著事件发展，我愈发焦虑。惟一快乐的企盼是班禅喇嘛来访，他预计不久後抵达拉萨。

此际，最後一批二万名军队抵达，严重的粮荒发生了。拉萨人口在数星期内几乎倍增，不要多久，我们贫瘠的资源就要耗尽。一开始，中国人多少遵守十七点『协议』的条文，条文明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所有买卖中公平交易，不应夺取人民的一针一线』。他们付款买西藏政府给他们的谷物，也付补偿金给房屋被徵收为驻军扎营的所有者。

不过，这套付酬制度很快就崩溃了。货币不管用了，中国人开始强行要求食物和住宿。一场危机随即蔓延。通货膨胀飓起，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我的人民不懂为什麽　子的价值隔夜就倍涨。他们非常愤怒，先前对入侵者的消极恨意突然化为主动的嘲弄。每当遇见一群中国军人，依照传统驱魔的方式，他们於是击掌唾吐。孩子们也开始丢石块和石头，甚至和尚也把袍子松松的褶层缠成一　，用来挥打任何接近的军人。

同时，以取笑张经武将军的金表为主题的嘲讽歌谣也流传一时。而许多军官在千篇一律的制服底下，穿著昂贵的毛皮衬里，真相发露後，藏人的轻视更是无以复加。如此一来，激怒了中国人，我猜想大半是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被嘲笑，但是他们听不懂别人说些什麽。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也等於失了面子，最糟糕的状况发生在一位中国人身上。最後的结果是一件极其有趣的意外，与张将军有关。有一天他来看我，要求我发出一项禁止批评中国人的文告，不管这些批评是以歌谣或海报形式为之的娱乐活动。

不过，尽管新的法律禁止反对中国，布告却开始出现在街头，公开指责中国人。一个普遍的抵制运动已形成了。最後，一项明列人民所受的苦痛，要求军队撤离六点备忘录拟就，直接交给张将军，此举激怒了他。他暗示这些文件是『帝国主义者』的杰作，并且指控两位总理领导这项阴谋。紧张升高。试想他们大可以避开两位总理，开始直接冲著我来。起先，没有两位总理陪同，我拒绝接见他们。但是，在某一个场合，罗桑扎西说了什麽特别刺激他的话，张将军真的动怒了，仿佛要打死罗桑扎西。不假思索地，我跑到他们中间，喊著要他们立刻停手。我很害怕，从没看过大人如此作为。从此以後，我同意个别接见他们。

中国派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和行政官僚後，中国领导们和我的两位总理间的处境持续恶化。他们一点也不允许西藏政府料理自家的内政，如同十七点『协议』上明载的，横加干涉。

张将军在这批中国官吏和西藏政府的噶厦之间，无休止境地召开连串的会谈，旨在讨论如何长久安置这些官员、军人以及他们所有的上千骆驼和其他驮兽。两位总理认为，这样的要求不仅不合理，实际上也不可行。但是，要让中国领导了解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

当张将军二度要求提拨二千吨大麦，他们必须向他解释已经没有这麽多存粮，拉萨城里的西藏人早已活在饥荒的恐惧中，而政府仓库中仅存的　物，至多也只能供应军队两个月。他们告诉张将军，没有足够的理由需要在拉萨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力。如果旨在国防，军队应该派驻边界。只需留下官员，或许加上一团左右的军队，以为防护之用。张将军不置可否，礼貌地回应他们。所以，他们告诉了我，但是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他们建议把军队移防他处後，这两位总理愈发不得张将军的欢心。起先，他隐藏对罗桑扎西的怒意，罗桑扎西是两位总理中较年长的一位，也认得一些中国人。罗桑扎西的交游广阔又惹恼了他，他急燥地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这位喇嘛；同时却称赏鲁康瓦---他心目中可望合作的同夥。

不过，事後证明，鲁康瓦是个性格较深沉的人，尽管他很年轻，而且他也从未试图隐藏他对张将军的真感情；甚至在一个较私人的层次，他流露出对这家伙极度的鄙夷。听说，在某个场合，张将军不经意地询问他喝多少茶？他答，『视茶的品质而定』。我闻讯而笑，但也了解这两人之间的处境必然很糟。

戏剧性的高潮不久後即爆发，就在张将军召集两位总理、噶厦以及所有的中国官员开会时发生。一开始，他宣布开会目的是讨论藏军纳编入人民解放军的问题。这太过分了，鲁康瓦直言这样办不到。不管这是十七点『协议』里的一条。中国人自己早就多次不遵守『协议』的条文了，所谓『协议』已成无意义的文件。他说，藏军要向人民解放军靠拢输诚，真是不可思议！

张将军平静地听著。他说，『如果那样，我只须把藏军旗帜换成中国的国旗即可』。鲁康瓦回答，『如果你们降下藏旗，然後烧掉。你们将会困窘难堪』。他继续说，中国人干扰了西藏的整合，却还期望与藏人保持友好关系，这真是荒谬。他说，『你们早已敲了一个人的脑壳了，而创伤至今犹未痊愈；你们期待他做你们的朋友，未免太快了吧！』听到这里，张将军冲出会议室。三天後，相同的情景又上演一次。

我当然没有出现在这些会议里，但我对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了如指掌。如果情况无法改善，看来我似乎应立刻更直接地介入。

三天後，会议按计划召开。这次由范明将军主持。他开场白即是，他相信鲁康瓦希望对他上次说过的话致歉。鲁康瓦立刻纠正他。他无意道歉。他信守自己说过的话，认为让中国人完全知道西藏人的观点是他无可旁贷的责任。看到这麽多中国军人，人民已觉得非常厌烦。何况，他们也关心昌都迄今尚未回归中央政府的管辖；而充斥全藏各地的人民解放军也无即将撤回中国的迹象。至於有关西藏军队的提议，如果实行的话免不了会有麻烦。
范明气坏了。他指控鲁康瓦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联手，他将要求达赖喇嘛免他的职。鲁康瓦回答，如果达赖喇嘛如此要求，他不仅将欣慰地放弃他的职位，也将放弃他的生命。於是，会议在混乱中结束。

随後不久，我收到北京送来的一份书面报告，声称鲁康瓦显然是帝国主义反动分子，他不想促进中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并要求撤他的职。我也接到噶厦传来的口头建议，如果我要求两位总理辞职，或许情况会变得较有利。我非常难过。他们两位所为是如此忠诚与坚持信念，如此爱他们所服务的人民。

隔了一天左右，他们来见我，呈上辞职书。两人双目含泪，我也泪眼相对。但是，我了解如果我不接受这种安排，他们的生命将难保。所以，我怀著一颗沈重的心，接受他们的辞职；只意识到我所关心的---如果可能，要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必须直接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一次，我算是了解『亚霸』的真义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班禅喇嘛来到拉萨。不幸的是，他已在中国人监视之下，如今已往扎什伦布寺，开始执行他的法定职务2。他从安多省抵达拉萨，有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他的『随身侍卫』）相随，此外还有他的族人和亲教师们。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著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著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後，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於他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後过的是多麽凄惨的日子。

不久，我受邀回到塔汤寺，在一个纪念先上师塔汤仁波切的冗长仪式里（长达十五小时），我非常用心地、一丝不苟地行礼献供。我在堂前行大礼拜，全身仆倒，我觉得十分悲伤。之後，我到山区及四周区域散心，纾解不快的环境所加诸的压力。塔汤寺之行一项较开心的事，塔汤仁波切荼时，烈焰焚尽後，留下一些舍利子。从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位西藏人性格的梗概，也相当於他的修行成果。实际上，这种神秘的现象在高僧里是很普遍的。从舍利子的形色能得知其人心性，有时是一种精神印象。其他的状况，诸如我的前世，则其精神能从坐化後的全身舍利实际观察得知。

一九五二年春，两位总理被迫辞职後，我们和中国当局有一段不平静的休战期，我将之作为建立改革委员会的时机，这是我一年前避难到错模时就有的想法。主要目标之是建立一套独立的司法制度。

如前述端廷仁波切的例子，当人们觉得政府违规时，我只是个未成年人，虽然有心，却毫无助人一臂的能力。比如，一位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人，被发现私藏用来做唐卡（绣的挂画）的金粉。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手被缚著，脸朝後地被一批骡子驮著，逐出城外。这是这种罪行所受的传统惩罚。

有时我觉得自己也许介入太多。我在布达拉宫目击另一件类似的意外事件。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可以从好些地方的窗户或天窗窥视，观察室内发生什麽事情；而如果在室内，却是什麽也看不到。有一次，我如法炮制，看到摄政秘书的侦讯庭，他们正考虑一位和地主唱反调的佃农的苦处。这个可怜的人的长像，我记得很清楚。他十分老，矮小而驼背，蓄著一头灰发稀疏的髭须。不幸得很，他的主人和摄政（当时仍是瑞廷仁波切）有通家之谊，所以他被解雇了。我虽心向著他，却无能为力，我愈发确信司法改革的必要。
我也想在教育方面著力。当时，尚无全民教育制度，只有几所学校在拉萨，乡村地区也有一些。但大多数的寺院仍是学习的中心，而他们提供的教育只开放给僧侣团体。因此，我指示噶厦提出前胆的建议，发展一个良好的教育计划。

另外一项我觉得有迫切改革需要的领域是交通。当时，全藏没有一条马路，而唯一有输的交通工具就是达赖喇嘛十三世的三辆车。显而易见的，许多人会因道路运输系统，而蒙受钜益。不过，如同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的考虑，我明白这里要进步，还得等好几年以後。

不过，也有些可立即产生正面效果的事，或可先做。其一是废除承袭债。这是我在往错模途中，从我的洁役及与民众交谈搜集来的，这项惯例是西藏农乡社会的祸患。意即佃农欠地主的债，也许是积年歉收的累积，可以一代传一代，结果许多家族无能自力维持尚可的生活，遑论希望有一天能够解脱，几乎一样要命的是，小地主在有急需时，可循此制度向政府借款，当然债务也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我决定首先废除债务承袭的原则；其次，一笔勾销所有无法偿还的政府贷款。

明知这些改革不会太受贵族及既得利益者的欢迎，我说服侍卫总管公开发布印行命令，而不只像平常，尽在公共场所张贴海报而已。我一反常态，用与印经文相同的木底字盘，把消息印在纸上。如此一来，即有较佳机会以利广为传布消息。任何有心干扰的人，等到他们有所怀疑时，为时已晚矣。
十七点『协议』条文明载，『西藏地方政府应出於自愿地实行改革』，因此就不该是屈从於『中国的强制』。不过，尽管这些早期土地改革的努力立即泽及数千藏人，不久即可明显看出中国当局农业组织的纲领，与我们完全不同，安多早已开始集体生产，最後终於推行全藏，但这套制度应对到处歉收以及几十万西藏人活活饿死负责。尽管当局并不特别强调跟进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的後遗症，至今仍可见到。许多到西藏的访客批评乡村地区的人民看起来如何瘦小以及发育不良，那是因为营养不足的缘故。但是，这些所有中国在西藏所为，都是远期的空头支票。同时，我力劝政府尽力排除古老、无生产力的作为。我决心尽力把西藏推进廿世纪。

一九五三年夏天期间，我接受林仁波切的时轮金刚灌顶3。这是密教传承里最重要的一种观顶，对世界和平有殊胜的重要性。不像其他秘密传授的密教仪轨。它是在大众之前公开传承的，非常复杂，需要一周到十天的准备时间，还要三天实际操练。其特色之一就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宝颗粒做成一个大坛城，坛城是一个代表立体世界的平面图像。当我第一次看到许多坛城中的其中一种时，几乎无法自持，乍然这麽一看，唉呀！它的外表是美得如此脱俗！

灌顶完之後，接著是一个月长的闭关。我记得这是一段感动林仁波切和我的宗教经验。我觉得非常容幸能成为大成就祖师相继无间传承的一名弟子。当念到迥向文的最後偈颂时，我被感动得不能自己，大家都以为我被加持了，虽然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层。我把这件事看成是我堪能在世界各地展开时轮金刚灌顶的佳兆，我做的比我任何一位先世还要多，虽然我并不是最有德行来做灌顶的人。

隔年，在默朗木庆典期间，我在大昭寺的四臂观音像前，接受正式成为佛门比丘的受戒典礼，由林仁波切主持。那是令很多人动容的场合。然後，那个夏天，我应在家女众之请，做了生平首次的时轮金刚灌顶。

这段时间，我们与中国当局出於敏感微妙的时期。我很喜悦，专心致力於宗教职责，开始对大、小众做例行性开示。结果，我开始与我的子民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对於要公开开示，尽管一开始我是有些焦虑，我的自信心很快提升了。我明了，在拉萨城外，我的子民横遭中国肆虐，同时，我也看得出为什麽两位总理如此诟詈中国政府。比如，每回张经武将军来探访我，就把侍卫留在外面，即使他明知生命的神圣性是佛家主张的首要法则之一。

我仍然留意佛法的训示。在某些情况下，一位假设的敌人比朋友还珍贵，因为敌人能教你学会一些事情，而朋友通常不会。除此，我坚定地相信，不论事情如何演变，终必趋善；最後，所有人类对真理、正义以及人性理解的天赋欲望，终将超越冷漠与沮丧。所以，如果中国人压迫我们，只能使我们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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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① 嘎波嘎旺吉美，一九一一年生，拉萨市人。中共解放前曾任西藏政府噶伦和昌都地区总管。一九五一年任西藏赴京谈判首席代表。一九五二年起，历任中共党政要务，最高职位至共产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後因健康理由去职。中国官方汉译其名为阿沛·阿旺晋美。

②达赖十三世与班禅九世恩怨难解，总之，班禅九世被迫离开扎什伦布寺，在青海、蒙古、中国流浪，一直无法回到西藏。最後在中国政府的支援下，走到青海附近，就因肝病而圆寂。而班禅十世也因此不驻锡在扎什伦布寺，中共不过是送他回来而已。

③时轮本续是新译密续。时轮学院是研究天文历算。『时轮』在甘珠尔有《从胜初佛出现吉祥时轮本续王》、《吉祥时轮本续後本续心》、《吉祥时轮本续藏》。注疏有《无垢光明大疏》。达赖在印度传过六次时轮灌顶，一九八一年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首次在西方传时轮灌顶。相关的黄教英文著作有《时轮本续注》、《时轮金刚生起次第灌顶仪轨》，班禅九世曾在大陆传过时轮灌顶；班禅十世在北京传过时轮灌顶。白教的卡卢仁波切曾在台湾传过二次时轮灌顶，一在台北、一在台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