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入侵：风暴开始 

一九五○年夏天，就在藏剧节庆之日，有一天，我正好在诺布尔卡宫，甫从浴室走出，发觉脚底下的地开始在动。已是深夜，我正和一位随从闲谈，并一边进行睡前盥洗。盥洗室位于住处几码外的附属小屋里，所以地震时，我正在室外。首先，我想到我们一定还会再碰到另一次地震，因为西藏位于地震频繁的地带。 

既已十分确定，我一回到室内，就注意到好几副挂在墙上的书已东倒西歪。随之远处发生一起可怕的灾秧，我再度冲出去，后面跟着好几位洁役。我们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似乎是炮弹。我们猜想这就是震动和轰隆声的肇因：可能是西藏军方正进行某种演习。总共约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声。 

翌日，我们才知道根本不是军事演习，而的的确确是某种自然现象，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随着这件事情的真相逐渐沉寂，人们自然开始认为这不只是地震，而是个预兆。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一直对科学深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我希望为这件异象找寻科学依据。几天后，我遇见哈勒，询及如何解释此件异象；不仅是视之为地震，更重要的是视为殊异的天象。他说，他确定这两者相关。一定是整个山脉的上升作用造成地壳的爆裂。 

对我来说，这个说法似乎可信，但不尽然如此。为什么地壳的爆裂以一阵伴随着轰隆声的夜空光亮显示？何况，隔着如此无穷尽遥远的距离，如何能为人目睹？我不认为哈勒的说法能说明一切。直到今天，我还是如此认为。或许科学另有解释，但我觉得，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在这个个案中，我发现接受『目睹之情景为超科学现象』的说法，较为容易。无论如何，从高空或仅是地底发出的隆隆声警告，暗示了西藏的处境将迅速恶化。 

异象就在藏剧节庆之前发生。两天以后，这个预兆（假如它是的话）开始被赋予实象解释。一直到晚间，表演正在进行当中，我发现一名传讯人朝我跑来。一直到帐下，他突然转向摄政塔汤仁波切，他坐在帐里的另一边。我蓦地警觉事情不妙。在正常的情况下，公事都必须等到下个星期才会处理。我好奇到几乎忘形。这是什么意思，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然而我是个小孩，又没有政治权力，我必须等待，直到塔汤仁波切酌情告诉我究竟怎么一回事。不过，我早已发现另一个实时得知的妙方：我站在一个有抽屉的柜子上，透过分隔我们房间墙上的高窗窥视。当传讯人到的时候，我往上蹬起，屏息侦察摄政的举止。他读信时，我可以清楚地看清他的脸。他脸色肃穆。好几分钟后，他才稍展神色，我听到他下令召集内阁。 

我又发现这封信事实上是在昌都的康省省长打来的电报，叙述一起堡垒遭到中共军人突袭的事故，主事的军官阵亡。这的确是件重大新闻。早在前一年秋天，那里即遭中共越境入侵，他们高举将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者手中解放的意图　　不管那可能意味什么。尽管事实上，所有拉萨的中国官员已经在一九四七年被驱逐了。 

而现在看来，中共似乎足以肇至威胁。果真如此，我十分了然藏人正陷入重大险境，因为我军总共不到八千官兵，远非新近夺得政权的中共人民解放军的对手。 除了心头充满悲伤，我不太记得那年藏剧节还发生什么事。甚至最奇妙的舞蹈演出，鼓声节奏放慢，也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们皆着精致的妆扮（有些穿著像骷髅，表示死亡），庄严而合拍地依照古代的舞步舞动。 

二个月后，十月，我们极端的恐惧达到顶点。消息传到拉萨，一支八万人的中共人民解放军队伍已经穿越昌都东边的翠处河。中国广播宣称，中共建国一周年，开始『和平解放』西藏。
 
所以，斧头已砍下。再不久，拉萨势必沦落。我们不可能抵御这样的屠杀。除了缺乏人力，西藏军队的困境是拥有的现代武器太少，而且几乎没受过训练。整个摄政时期，完全忽略这些。尽管一些特定军团从驻地匆忙开拔，新的一支又招募齐了。由于历史背景影响，藏人基本上爱好和平，从军被视为最低下的生活形式：军人被视为屠夫，派去与中共短兵相接的军队素质并不高。 

去推测事情可能的结果，否则情况会改观等等，皆无补于事。不过，仍要说明的是，中共在进攻西藏时，大量损兵折将。在某些地区，他们遭逢强悍的抵抗，除了战争的直接为害，他们的难题大部分是捕给不易，以及恶劣的天侯。许多人死于饥饿，其它的大抵也难逃高山症的考验。这种病总是折腾外来客，有时确能致人于死。至于这次战争，不管西藏军队数量多大、装备再精良，结果其努力终将赴东流。因为，即使中国的人口都比我们多上一百倍。 

这个威胁西藏自由的举动，并非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并声明中共入侵，对和平无益。一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西藏噶厦及政府向联合国求援，盼其代表西藏出面调停。但是，不幸地，西藏依照其和平孤立的政策，从未寻求成为联合国的一员，而且未曾致力于此 　　除了在年底前发出两份电报。
 
随着冬天逝去，局势越来越坏，要达赖喇嘛即位之说甚嚣尘上。人们拥护我全面掌权的行动开始出现　　距离正常秩序，我还得等两年后。据说海报贴满拉萨市，批判政府，呼吁我立即即位；还有一些歌也有同样的诉求效果。 

有两派立场：其一是视我为危机中的领袖；另一些人则认为要负担这样的责任，我还太年轻。我同意后者的看法，不幸的是，我没有共同商量的机会。政府决定将之付诸神谕。这是非常紧张的场合，最后灵媒顶着他那巨大的、仪式用的头饰，蹒跚摇摆地踱到我座前，献上一条白丝贡巾（哈达），放在我的膝上，并说『他的时代到了』。
 
扎滇金刚（ Dorje Drakden）已经明示了。塔汤仁波切立刻准备从摄政位置退下来，他仍旧是我的资深亲教师。剩下来的就是占卜国师挑选即位日期的事了。他们选中一九五○ 年十一月七日，因为这天是年底前最吉利的日子。这样的发展令我非常沮丧。一个月以前，我还只是无忧的年轻男子，热切地期盼一年一度的藏剧节。如今我要面对这样紧迫的景象：在国家准备开战时，领导我的国家。但是，在回溯中，我知道这不是突如其来。迄今好几年来，神谕对政府显现出公然的轻忽，对待我却十分礼遇。 
十一月伊始，大约在即位典礼前两周，我的大哥来到拉萨。我几乎认不得他。如今他是塔泽仁波切　　古本寺的主持。我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的转世时，曾在古本寺里过了一年半初始的寂寥生活。当我定睛看他，我知道他受了极大的苦。他陷入一种可怕的状态，非常紧张焦虑。他在告诉我过程时，甚至口吃。我们两个的出生地，也是古本寺所在地——安多，比邻中国，很快地落入中共的掌握中。他立刻受缚监禁。喇嘛的活动都受到限制，而主持本人却沦为罪俘，被关在寺里。同时，中国人全力对他洗脑，用新的共产主义者的思考方式，试图改造他。他们有个计划，如果塔泽仁波切愿意劝服我接受中共统治，他们会让他自由前往拉萨。如果我拒绝，他就杀了我，他们随后会酬报他。 

那真是个怪异的提议。第一，任何杀生的念头对佛教徒皆是离经叛道的。所以这个要他为了个人私利，而暗杀达赖喇嘛的建议，显示中国人对西藏人性格了解之肤浅。 

经过一年，其间我大哥目睹自己在家园遭中国人颠覆，他逐渐了解他必须逃到拉萨来警告我以及西藏政府，如果中共进攻，我必须贮存粮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装驯服，所以他终于同意照他们的计划行事。 

他喘着气告诉我经过。一直到现在，我对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而对共产党我更是几近完全无知，尽管我知道他们曾经严厉地迫害蒙古人。除此，我所知仅是手边刚巧看到的过期的美国《生活》杂志。但是我大哥现在明白告知，他们不仅是无宗教主义者，事实上也反宗教之道而行。塔泽仁波切告诉我，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得到外国的支持，以武力对抗中共。我听了，非常害怕。 

佛陀禁止杀戳，但是　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得已而为之。而按照我大哥的想法，当前的状况正是如此。因此，他要破了僧戒，脱下僧服，以西藏特使身分出国。他希望与美国联系。他觉得他们当然会支持让 西藏自由的想法。我乍闻之下，吓得一惊，但是在我反对之前，他警告我离开拉萨。虽然有许多人也提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持这样的观点。但我大哥恳求我接受他的建议，不管大多数人怎么说。他说，我的处境危殆，绝不能冒落入中共手中的风险。 

我们会面过后，大哥在离开拉萨前，和许多政府官员讨论过。我和他再见过一、二次，但无能劝服他改变心意。他在过去一年来的可怕境遇使确信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没细想这些事情，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还有几天，即要举行我的即位 大典。 

为了纪念这个典礼，我决定全面大赦。当天，所有狱囚都会被释放，意即萧村的监狱将会一空。我很高兴有机会如此做，虽然也有懊悔的时候。回想当年与狱囚之间似有若无的友谊，我不再拥有这种乐趣了。当我在庭院中透过望远镜遥望萧村，我看见监狱里空空如也，除了几只狗觅食残渣。那一刹，仿佛有一些东西从我生命中消失了。 

十七日的早晨，我比平时早起一、二个钟头，天色仍黑。着衣时，我的服饰总管交给我一件绕在腰上的绿巾。这是按照占卜国师的指示，他认为绿色是吉祥色。我决定不吃早餐，因为典礼冗 长，我可不想被任何生理讯号干扰。不过，占卜国师坚持在典礼开始前，我必须吃一个苹果。我记得那真是难以下咽。诸事妥当后，我到佛堂，破晓时，即位典礼将在此地举行。 

这是个政府官员全员到齐的场合，还有各外国驻拉萨官员随同壮声势，大家都穿上最正式、最绚丽的华美服饰。不过，当时天色很暗，我无法看个仔仔细细。典礼中，我接受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我记得不太多，只除了一阵强胜一阵的释放膀胱尿液的急迫需要。我责备占卜国师。他们要我吃苹果的主意无疑是问题的根源。我对他们从没有太大的信心，而这次又 强化我的坏印象。
 
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如生与死，不必听占卜国师的意见，不必劳动其它人。不过，这只是在下鄙见。这并不意味我认为藏人习惯的占卜实务应该中断。从西藏文化的观点而言，占卜是很重要的。 
不论如何，在这个场合里，我的情况愈来愈糟。 
最后，我传讯下去给侍卫总管，请他加快节目进行速度。但是节目繁冗 ，我开始害怕它永远不会结束。 

最后，节目终于结束。我发现自己成为统帅六百万人民的当然领袖，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而我只有十七岁。这是个难以自处的处境，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尽各种可能避免这场灾难，是我的责任。我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提名两位新总理。 

提名两名是源于西藏的政府制度，从总理以下的各个职位都是双轨并行，每一个职位各由一名在家人与出家人担任。这套制度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所创，他是首位在宗教领袖的职务外，兼摄世俗权力的『法王』。不幸的是，虽然这个制度在过去一直运作良好，是在廿世纪却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除此之外，经过大约廿年的摄政时期，这个政府已是十分腐化，如我先前所述。 

不消说，改革也从未进行过。即使是达赖喇嘛也无能为力；因为无论他提出什么，首先，他必须照会两位总理，然后是内阁，其次是行政部门的每一位成员，最后付 诸国民大会。如果有任何人反对他的提案，这件事便很难再进一步发展。 

改革由国民大会提出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除非程序颠倒。比如一件法案最后提陈达赖喇嘛，也许他希望做点修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意见是写在羊皮条纸上，钉在原先的文件里，送回国民大会表决。但是他们深信各种外国影响会危及西藏佛教的恐惧心理，则是煽动性的改革难以推展的原因。 

由于心理有底，我选了罗桑扎西作为僧官总理；另外选了干练的俗官行政人员鲁康瓦，作为相对的俗官总理。 

诸事停当后，我决定和他们及内阁商议出访美国、英国及尼泊尔的代表人选，希望说服这些国家代表我们和中共调停；另一方面，则派人赴中国协商撤兵。这些特使团直到年终才出发。之后不久，由于中共军队卫戌在东方，我们决定我应和最高级的政府官员移到南藏。这样，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同时，两位总理依旧留在拉萨，我则带着国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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