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委员会

第十四章争取和平

第二支及第三支考察团都在一九八0年五月从印度前往西藏。其中一队的成员较年轻，另一队则由教育工作者组成。我希望籍著前者，了解年轻人对西藏情况有何展望；透过後者，则希望知道西藏的年轻一代未来能有什麽样的展望。
不幸，青年团未能完成查证工作。成群结队的西藏人夹道欢迎这群离乡背井的人，在他们面前痛骂中共施政，官方遂指控这些代表挑拨群众造反；因此以危及『祖国统一』的罪名，将他们逐出西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结局很感不悦。中共非但不想『从事实中求取真相』，反倒似乎决心一股脑儿的无视於真相。但至少这次驱逐行动证明，他们还算注意到了西藏人的感受。

第三支代表队由我的妹妹杰春佩玛率领，总算获准留下。这支队伍於一九八0年十月回到达兰萨拉，结论明确的指出，虽然过去二十年来，一般教育水准略有改进，但并没有真正的好处；因为中共似乎认为，认字唯一的作用就是教小孩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写『自白书』。

整个而言，考察团搜集的资料，不但完全暴露了中共在西藏的劣性，也显示西藏人的生活状况依旧很悲惨。虽然比过去二十年，情况无疑已有改善，但根据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西藏人仍被认为是『落伍、无知、残酷、野蛮』。

一九八一年，我母亲中风，卧床不久便告去世。她毕生（她将近百岁）都很健康，因此卧病在床对她而言是重新的经验。这代表她第一次得依赖别人。过去我母亲一直自己照顾自己。例如，她喜欢早起，但她从不逼仆人为她早起，她早晨自己沏茶，尽管她有个手腕受过伤，行动不是很方便。

她在世的最後一个月，与她同住的天津秋结坦白的问她，孩子之中她最疼谁。我想他觉得自己该当之无愧。但是，她回答是罗桑桑天。我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我弟弟告诉我这事时，我也以为她会选中我，但也因为她临终之前，唯一在场的就是罗桑桑天。我在那之前步行到她的小屋，跟她短暂的见了一面，但大限到时，我却离家在菩提伽耶。

我一接到消息，就祷告她来世转生顺利。在场的西藏人也都陪我一起祈祷。他们的诚挚非常令人感动。政府当然也写信来致哀，信是书名写给负责发布讣闻的林仁波切，但是为了某种不明原因，却直接交到我手上。接著发生了一件趣事。我读完信，转回去给他。他看完信，困惑的抓著头皮来找我说：『照例说应该由我把信转给你，现在却颠倒过来。我该怎麽办？』这是我唯一碰到林仁波切说不出话的时候。

当然，母亲过世我很难过，近年来，我见到她的机会因为工作与责任的压力增加而变得愈来愈少。但我们精神上仍很亲近，因此我有很大的失落感----每当随员中的长者去世，我都有这种感觉。当然，时光流逝，上一代总会渐渐逝去，我四周比我年轻的人愈来愈多。事实上，我的政府人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我觉得这有很多好处。今日西藏形势带来的挑战，需要现代化的心灵才能应付。在旧日西藏环境中成长的人，不能了解那儿现在发生的转变。面对这些问题的人，最好没有记忆的包袱。此外，我们是为了下一代从事争取西藏合法独立的奋门，如果他们还愿奋门下去，就必须由他们继续。

一九八二年四月初，达兰萨拉的三人谈判小组飞往北京，讨论西藏前途。领队是当时噶厦资深成员竹谦圆滇南结，陪他前去的包括我的前任侍卫总管，一九五一年为嘎波嘎旺吉美担任译员的吞措塔希塔克拉，以及西藏人民大会主席罗提结称结瑞。他们与中共高级官员晤面，双方表明立场。

西藏人提出讨论的各点，以我们祖国的史实为主。他们提醒中共，就历史而言，西藏一直与中国分离，这项事实北京在强迫签署十七点『协议』时，已完全承认。其次，我们的谈判代表告诉中共：尽管我们一再吹嘘夸大西藏的进步，但事实上。西藏人根本不满意。他们建议中共根据这些事实，采取与事实相符的新方针。

一位谈判者也问起，西藏人既然是外族，是否也应该拥有跟中共政府声称要给台湾的同族人相同或更多的权利。他得到的答覆是，台湾是因为尚未被『解放』，所以才提供它这样的条件，而西藏却早已踏上了辉煌的社会主义之路。
很不幸，结果显示中共并没有实质的事要谈。他们教训我们的代表，指责我们用考察团的资料歪曲真相。他们真正想谈的只是要达赖喇嘛回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有关我未来地位的五点清单。

一、达赖喇嘛应该相信中国已迈入长期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成长及各族共和的新阶段。

二、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团应坦诚对待中央政府，不可拐弯抹角。也不应再以一九五九年的事件为遁辞。

三、中央政府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归来。这是基於他们将对中国统一，加强汉藏及各族的团结及现代化计划有所贡献的期望。

四、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与生活状况将与一九五九年以前相同。建议他不必住在西藏并担任地方官职，但他当然可以经常回西藏。他的追随者不必为工作与生活担心，一切都将较过去改善。

五、达赖喇嘛若愿回来，可向新闻界发布一分简短声明，其内容由他全权决定。

代表们回到达兰萨拉後，中共政府发布了一份严重歪曲的会议记录，指我们的观点为『分裂主义』、『反动』、『中国人，尤其西藏人，都强烈反对』。中共对西藏的『新』政策开始显得跟一九七○年代晚期的发展所指出者相去甚远。正如一句西藏谚语所说的：『他们给你看的是黄糖，塞进你嘴里的却是白蜡。』

谈到中共提出与我有关的五点，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麽以为我会重视我个人的地位。整个奋门过程中，我关心的都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六百万同胞的权利、幸福与自由。我这麽做不仅是为了争界域，而是因为我相信，人类最要紧的就是本身的创造力。我更相信，为了实践这种创造力，人必须自由。我放逐而拥有自由。作了卅一年难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

尽管跟中共政府从事的这些谈判本身都毫无建设性，只要北京同意，我愿意作一趟短暂的西藏之行。我希望跟我的同胞谈话，亲自了解真正的情况。对方反应良好，我们就准备於一九八四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队，为我次年到访作预备工作。

同时，因为旅行的限制放宽，所以有相当多的西藏人开始来到印度。他们不断前来，不过人数已渐渐减少。写作本书时，已有将近一万人来过印度，其中一半以上留下，大部分是希望在我们的学校与寺院大学就读的年轻人。回去的人则大多出於不得已的原因。

我尽可能亲自接见来自西藏的旅客。这些场合几乎都令人非常激动：他们大都是悲伤而天真的人，衣衫褴褛，身无长物。我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家人的情形，他们答话时总是忍不住热泪滚滚而下----在叙述亲身遭遇时更是压抑不住的号淘大哭。

这期间，我遇见曾赴西藏旅游的观光客人数也日益增加。有史以来第一次，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获准进入这个雪国。不幸的是，中共官方从一开始就处处设限，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就只有加入遵守既定行程的团体才能入境，可以参观的地方也少之又少。更有甚者，外人几乎没有机会跟西藏人接触，因为大部分宿处都由汉人经营，这种地方雇佣的少数西藏人都只从事侍应或清洁打扫的粗工。

除了这些缺点，中共的导游也只带游客参观重建中，或重建完毕的寺庙，仍然是废墟的所在从不在外人面前曝光。没有错，尤其在拉萨一带，过去十年间有不少重建工作在进行，但我绝非处於私心才说这麽做只是为了取悦观光团，事实上，不但住进这些重建寺庙的僧人都必须由中共官方审核，甚至他们还得牺牲修行的时间，亲自动手搬砖挑瓦（资金由民间私人捐助），使人无法作出别种结论。

好在导游都受过精心训练，很少观光客看穿这一点。如果他们问起，为什麽有这麽多重建工程，他们会被告知，很不幸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也蔓延到西藏，但中国人对四人帮的恶行造成的後果深表遗憾，他们震憾设法弥补过去可怕的错误。从来没有人提起，大部分破坏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可惜的是，对大部分观光客而言，西藏不过是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是他们护照上的另一枚戳记而已。他们多看几座寺庙，好奇心就得到满足，庙中挤满服饰多采多姿的进香客，更冲淡了他们的怀疑。但尽管大多数人受惑於表面假象，至少还有少部分人并非如此，这才是西藏开放观光对我们真正的益处。这跟经济或统计数字无关，只是一小群真正富於想像力与好奇心的游客。他们会溜出兼负监视责任的导游的视线，去看那些不希望被他们看到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听到那些他们不该听的消息。

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六年之间，西藏观光客人数从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三百万人。从後来跟我们流亡政府接触的人口中，我们得知中共所谓的『自由主义』，不过是空洞的口号。西藏人仍没有言论自由，虽然他们私下明白的反对中共占领我们的国家，却从不敢公开谈论。更有甚者，他们取得资讯的管道极为有限，举行宗教仪式也要受管制。不需要太客观就可以看出，西藏还是个警察国家，人民都在恐惧中忍气吞声。尽管毛泽东死後就有改革的承诺，他们仍然不曾脱离恐惧，现在他们更须面对大批涌进的汉人移民，用压倒性的人数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我遇见的很多观光客都说，他们到西藏前，基本上都持支持中共的态度，但目睹的一切推翻了原来的观念。同样的，很多人说，虽然他们基本上对政治不感兴趣，现在却觉得必须改变立场。我记得有位来自挪威的男士告诉我，他最初很崇拜中共摧毁宗教的行径，但当他第二度回到拉萨，看到了真相，他不由得问，他能帮助我的同胞什麽忙？我的回答正如我告诉所有提出相同问题的西藏出来的访客一样，就是把他目睹的事告诉越多的人越好。这样，西藏的苦难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从新来者和观光客口中不断得到西藏的消息，因此一九八三年，中共与西藏发生新一波迫害浪潮时，我毫不感到意外。拉萨、日喀则、甘孜都有人被处决，昌都与开雷也有人陆续被捕，这次整肃涵盖大陆全境，表面上，目标对准『犯罪与反社会分子』，但其实是为了对付异议分子。不过，尽管它似乎显示中共官方的态度转为强硬，这则消息也有其积极的方面，第一次，中共在西藏的活动透过派入西藏的国际通讯社特派员传播到外界。

难民们担心新的恐怖统治，是毛泽东时代强硬手段死灰复然的讯号，反应极为强烈。是保守派对邓小平政权的反弹，或西藏再次陷入黑暗时代，都还言之过早。但很明显的，我的先行部队已无法成行，所以我的访问也只好取消。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对西藏政策已明显的有重大转变。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相对的却展开鼓励移民的大型宣传活动。在『发展』的口号下，六万名有技术及无技术的工人，在公家提供他们财务担保、房屋补助及请返乡假优待等条件的诱惑下，应召前往。同时，由于中共本身旅行限制放宽，很少人也以私人名义前往，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正如西藏人所说，来了一个中国人，後面至少跟十个，大批人潮涌至---持续至今也不减少。

同一年暮秋，甘地夫人遇刺身亡，西藏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我当时在伦敦赴德里途中，得知噩耗，深感震惊---不仅因为当天我正巧约定跟她及库里辛那穆提（J.Krishnamurti）共进午餐而已。她的职位由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继承，这位年轻的领袖一心为国，并乐意协助西藏的流亡社会。

拉吉夫·甘地秉性温柔和顺，心地极为善良。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我访问印度时，应邀到他祖父尼赫鲁府邸午餐。当时这位总理请我去参观花园，我看见两个小男孩在一座帐篷附近玩耍，他们想放一枚大冲天炮，却放不上去。那正是拉吉夫和他的弟弟桑杰。最近，拉吉夫还跟我提起我要他们两人守在帐篷里的趣事。

不到一年的时间，罗桑桑天去世，西藏又失去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他年仅五十四岁，我在哀悼中也深感惊异。他参与第一支考察团的经验，对他影响很大。他不能理解中共对西藏如此明显的苦难不闻不问的态度。虽然他一向喜欢开玩笑取乐（他极具幽默感，而且有点粗俗），却因而闷闷不乐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若说他因心碎而死也不为过。

罗桑桑天的死令我非常难过，不仅因为我们一直情同手足，也因为他病危之际，我未能陪伴在侧。我最後一次见到他是前往德里时，他当时正以西藏医学研究所（Tibetan MedicaInstitute）主管的身分处理一些相关业务。他决定不跟妻子一块尔回去。但到火车站，他又改变了心意。他的事还没完全办完，虽然有便车可搭，他还是决定留下。他就是这样的人，永远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第二天他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感冒』，恶化成肺炎再加上并发黄疸病，三周後他就去世了。

今天我每想起罗桑桑天，最难忘的就是他的谦逊，他总是像一般西藏人那样对为极为尊敬，而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兄弟。比方说，每逢我回家或出门，他总是跟别人一起排在我住处的门口欢迎我，或祝我旅途顺利。他不但谦逊，而且慈悲为怀。我记得有次跟他提到印度东部欧利萨（Orissa）的麻疯病人聚居区。他跟我一样，非常重视能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的事。我说我希望西藏社区能够对那些病患提供一些协助後，他就流著泪说，他个人愿意尽一切努力。

我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与一九八四年访美，每次那儿的人都表示希望能为西藏人做些什麽。一九八五年七月，九十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中共政府与我的代表举行直接谈判。信中鼓励中共『尽可能考虑达赖喇嘛阁下及其人民极为合理而正当的愿望』。

这是西藏第一次获得正式政治支持---我认为这是我们目标的正当性终於开始赢得国际支持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进一步类似的证据，将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起而采取相同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初，我接到前往华府美国国会人权高峰会议演讲的邀请。我欣然接受，并定於该年秋季赴约。同时，我的很多老朋友都建议我趁这个机会，提出一些西藏要争取的明确目标，俾便世界各地的正义之士认同。我认为这建议很好，於是开始组织我过去几年中想到的一些观念。

就在我动身赴美前夕，国会出版了一份有关人权被侵犯的新报告。其中指出，国会一九八五年致李先念的信遭受忽视：［没有证据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对『达赖喇嘛合理而正常的愿望』作任何考虑。］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国会山庄演说，我提出的建议纲领自此被称为五点和平计划，它包括下列五点：

一、整个西藏划为和平地区。

二、取消中共人口移民政策，因其已威胁到西藏民族的生存。

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

四、重建并保证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共应中止在西藏生产核武器与弃置核能废料。

五、对西藏的地位及中藏人民的关系立刻展开谈判。

简短的说明这些建议後，我请现场听众提问问题。这时，我注意到场中有些人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我问他们是不是，他们犹豫一会儿才回答是的，他们是新华社的人。此後，我发现每当我在海外公开演讲，中共必然派人到场监听。这些人通常对我都很友善，当他们偶尔否定我或讽刺我的时候，都会露出愧疚的表情。

我要大致说明一下五点和平计划。第一点之中，我建议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西康与安多省份在内，都改为Ahimsa地区。（Ahimsa是个印度教名词，意为和平与非暴力状态）。这符合西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佛教国家的地位，与中共已表示支持的尼泊尔以和平地区自居的宣言完全相同。如果能实现，西藏就可恢复其作为亚洲强权之间的缓冲国的历史地位。

下列个点是 Ahimsa地区的主要条件：

全西藏高原列为非军事区。

禁止在西藏高原生产、试验、或存放核子武器及任何其他武器。

西藏高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园，以严格的法律保护野生动植物；剥削自然资源的行为将审慎立法管制，以免破坏相关的生化系统；人类居住的地区将实施认可发展的政策。

禁止制造或使用核能，以及任何企图会产生危险性废料的科技。

国家资源与政策都将以推动和平与环境保护为目标。凡致力推广和平及保护各种生命形式的组织，都会在西藏得到友善的接待。

推广与保护人权的国际性与区域性组织，西藏都会加以鼓励。Ahimsa地区成立後，印度就可以从与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区撤除军队与军事设施---一俟签订足以满足中共合法的安全需求，并且能建立藏、中、印及该地区其他民族之间互信的国际条约，就能实现。这对每个人都有利，尤其是中共和印度，不但能加强两国的安全，同时又能减轻维持大批军队驻守喜马拉雅山未定界的经济负担。历史上，中印从未起正面冲突。只有当中共部队闯入西藏後，两国才有疆界相接，在两大强权之间造成紧张，促成一九六二年的战争。从此以後，危险的小纷争就层出不穷。

历史上一直是如此---中间设立一个广大而友善的中立地区。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过去三十年的浩劫中，几乎有二十五万西藏人死於饥饿、死刑、酷刑、自杀，还有数万人被囚禁在罪犯营中，令人难以置信，现今唯有中共撤军，真正的和解才能开始。西藏的大批占领军每天都在提醒西藏人他们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撤军是未来与中共基于友谊与信任建立有意义关系的必要条件。

不幸的是，北京把我提议的这一部分，视为分裂的行动，其实这绝非我的本意。我的用意只是指出，为追求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真正的和谐共存，至少有一方必须作某种程度的让步。由于西藏一直是受害者，我们西藏人已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以奉献给中共，所以为了建立互信的气氛，那些手持步枪的人应该撤走。这就是我所谓的和平地区：一个没有人携带武器的地区。这不仅有助于建立信任，对中共的经济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可以节省在西藏驻军的大笔开销，对一个开发中国家而言，这笔开销可以说是庞大的浪费。

我的五点和平计划第二点，与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威胁有关，也就是中国人人口流入西藏的问题。一九八○ 年代中期，中共的汉化政策已极为明显：有些人暗地里称之为『最後的解决方案』。他们籍此使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变成自己祖国里的少数民族。这一定要中止。汉人平民大规模移入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次日内瓦大会的决议，现在我国东部，汉人人口已超出藏人甚多。以我的出生地，现在被划归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共统计资料，当地有二百五十万汉人，仅七十五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亦即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显示，汉人也已多於藏人。

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的在其他地区运用。不久之前，发源於中国东北地方的满族还是拥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独立民族。今天的东北地方只剩二到三百万的满族人，汉人却多达七千五百万。又如今天中国人称为新疆的东土库斯坦，汉人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人增为今天的七百万人，占全部当地人口一半以上。中国殖民内蒙古後，汉人增为八百五十万，蒙古人仅二百五十万。我们估计，目前全西藏有七百五十万汉人，多於藏人的六百万。

西藏民族要继续生存，汉人移民必须立刻停止，汉人屯垦民必须获准回内地，否则，西藏人将沦为吸引观光客的噱头和光荣历史的遗迹。目前汉人之所以留下似乎主要由于经济诱因；此地情况并不适合他们，汉人罹患高山病的比比皆是。

我建议的第三点与西藏的人权有关。这一定要尊重。西藏人应有在经济、文化、知识、灵性等方面发展的自由，并享有基本的民主自由。西藏侵犯人权的情形全世界最为严重，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类似机构都可以证明。西藏的歧视行为在中共所谓的『隔离与同化』下，与种族隔离政策无异。西藏人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被剥夺所有基本民主权利与自由，由占领的殖民政府控制，所有实权都掌握在中共官员、共党及人民解放军手中。虽然中共准许藏人重建佛寺，朝拜进香，却严禁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学问授受。因此，虽然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根据我一九六三年草拟的宪法，拥有民主权利，但我成千上万的同胞仍然因他们对自由的信念，在监狱或劳动营中受苦。在西藏，效忠中共的西藏人被称为『进步』，效忠自己国家的西藏人却被打成『罪犯』，锒铛入狱。

我的第四项建议，呼吁为重建西藏的自然环境而努力。西藏不应用於生产核子武器或堆置核能废料。西藏人一向尊重各种生命的形式。这这与生俱来的感情，因佛教信仰严禁杀生而更为加强。中共入侵之前，西藏是一片清新、美丽，未经破坏的野生环境庇护所，拥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

遗憾的是，过去数十年来，西藏的野生动物几乎完全被摧毁，很多地区的林木已无法恢复原状。整个西藏脆弱的环境力受损极大---尤其因为这个国家的高海拔与乾燥，植物生长需花比低海拔潮湿地区更久的时间。因此，仅余的一切更须加以保护，并努力扭转中共对西藏环境不公平的肆意破坏造成的恶果。

因此当务之急是中止生产核子武器，更重要的是防范弃置核能废料。目前中共不但打算在此处理它自己的废料，也计划进口外国废料牟利。此举的危机显而易见，不但危害现在生存於此的人，他们的後代也将同受其祸。更有甚者，本地无可避免的问题轻易便会转变为全球性的灾难。把废料交给中共，因为把这些东西丢在地广人稀，科技相当落伍的区域，只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

我在要求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举行谈判的呼吁中，表达了我以坦诚修好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意愿，希望找出一个对所有的人----西藏人、中国人，以及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有长程利益的方案。我的动机是经由地区性的和平促进全世界的和平。我决不以批评中共为能事，相反的，我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协助中国人。我希望我的建议对他们有益。不幸的是他们全部视之为分离主义（其实，我在谈及西藏的未来时，从未提起主权问题），北京立刻用强烈的措辞驳斥我的演说。

这并不令我感动意外。西藏人的反应虽出乎我的预料，却也没有令我太惊讶。我在华府演说後没几天，就传来拉萨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