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委员会

第十三章西藏真相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份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著：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麽回答：『没什麽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麽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

当时还有另一个故事是关於西藏三月抗暴後，毛泽东对一份报告所作的反应。报告中说西藏的秩序已经恢复了。『那个达赖喇嘛呢？』据说毛泽东追问道。当他知道我已经脱逃了，他回答：『这麽一来，我们已经输了这一仗。』毕竟，我所知关於这位『伟大的舵手』的资讯都是看报看来的或是听BBC环球新闻广播听来的。我跟北京一点儿也没接触；西藏流亡政府也和我一样，这种情形维持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亡後。

当时我正在拉达克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拉达克是印度北部偏远省分将 (Jammu)和喀什米尔的一部分。在一连三天的灌顶法会翌日。毛泽东死了。第三天，一早上都在下雨。但是到了下午，天际出现一条非常漂亮的彩虹。我相信这必定是一个好兆头。然而，虽然有这麽一个好兆头，但是我可没有期望北京会有什麽戏剧性的变化。几乎是立刻地，由毛泽东爱人江青所领导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事实随即显而易见：就是这群人，躲在苦恼的主席背後，在过去一些年里，曾有效地统治过中国，他们追随邪恶的激进政策，并且支持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

接著，一九七七年，据报导说，李先念---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表示，虽然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伤害。这是显示中共领导人物开始面对事实的第一个徵兆。接著是提出安抚西藏的声明。同年四月，嘎波嘎旺吉美（他现在是北京政府的高官）公开宣布：中共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回去。从一九六○年代起，中共就一直在召唤已经逃离西藏的西藏人回去，还说他们会张开双手欢迎。

这份声明显示中共即将展开一场密集的统战宣传，诱惑西藏人回去。我们开始听到许许多多有关诸如『今日西藏史无前例的幸福』。不久，华国锋---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呼吁全面恢复西藏的风俗习惯，廿年来首次，中共允许年老的人绕行大昭寺，也准许西藏人穿传统服装。这一切似乎充满了希望，事实证明这不是最後的乐观兆头。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出乎我意料也十分令我高兴，在几乎历经十年监禁後，中共突然释放了班禅喇嘛。不久，当时权势日隆的胡耀邦修正了国家主席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声明，并且说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个负面的经验，没有为中国带来任何好处。

这似乎是个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仍然以为：如果中共真的有心求变，那麽最好的表示就是对西藏采行真正的开放政策。我在三月十日西藏人抗暴十九周年纪念的演说中，呼吁中共当局开放西藏让外国游客无限制地进入。同时也建议中共应该允许中共占领管辖下的西藏人能探访他们流亡在外的家族等等。我觉得如果六百万西藏人真的快乐，并且过著前所未有的繁荣生活，就像中共现在所说的一般，那麽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坚持，但是总该给我们机会去看看这些声明後面的真相。

出乎我意料之外，中共似乎注意到我的建议。因为不久之後，中共就允许第一位外国访客进入西藏：并且符合我的愿望---中共订立了规定使陷共区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能互相探访。然而这些旅游、探访都不是没有限制。

当中共发生巨大变动的同时，印度也同样在进行重大变革。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在一段期间的紧急状态之後举行选举，但却落选。继甘地夫人之後当选总理的是摩惹吉　德赛先生（Mr.Moraji Desai）。这一次是自印度独立以来，他所领导的人民党首度打败国大党。但是不久之後甘地夫人又重新获得政权。就在这时候，我和德赛先生的往来更深入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我早就认识并且喜欢他了。

写这本书的时候，德赛先生仍然健在，而我继续视他为好友。他是位俊秀神气的人中之龙，充满了生命力，并且不忧不虑。我并不是说他毫无缺点。和圣雄甘地比起来，德赛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自制。他力行素食，绝对不沾烟、酒。他是全然地真心与人相交。如果他不那麽直率，我还会觉得讶异。

然而，如果这是他短处之一的话，在我看来，以他对西藏人的友谊足够弥补这个短处。他曾经写信给我表示，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枝。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已经非常清楚印度、西藏之间的关系是浓得化不开。印度人认为西藏是地上仙境----神住的地方以及圣地。分别位於西藏南部和西南部的开拉希山（Mount Kailash）和曼莎罗瓦湖（Lake Mansarova）是印度善男信女的朝圣重地。同样地，我们西藏人认为印度是圣地。

到了一九七八年年底，又有更令人振奋的进展：邓小平成为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个现在掌握大权的温和派领袖似乎是未来唯一、真正的希望。我以前就认为邓小平会为他的国家做出一番大事。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我访问中国时，曾经见过他许多次，并且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来没有长谈过，但是我听说过不少有关於他的事---尤其是，邓小平不但能力超强而且极具决断力。

我记得最後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坐著，一个身材非常矮的人坐在一张大的、有扶手的椅子里，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地剥著一颗橘子。他的话不多，但是看样子就知道他全神贯注地在听别人说话。邓小平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有权势的人。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除了这些特质外，他也是个相当有智慧的人。他和他的妙语一切复出，例如：『从事实中寻找真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你长得丑，遮掩是没有用的』。此外在政策方面，他比较关心的是经济和教育，而不是政治教条和空洞的口号。4

然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在拉萨举行盛大仪式，公开释放卅四位囚犯，这些人大部分是前西藏政府的行政官员。中共说这些人是最後的『反革命头头』。据中共报纸报导，经由中共安排，他们展开长达一个月的『新西藏』之旅後，中共政府将帮助他们就业；甚至如果他们想出国的话，中共政府也会协助。

这一波波的异常进展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中断。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很凑巧地，就在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一天，班禅喇嘛十四年来首次公开露面，附和著中共的宣传统战，呼吁达赖喇嘛以及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回去。『如果达赖喇嘛真的关心广大西藏人民的快乐与福祉，他应该完全相信它。』他说：『我可以保证：住在西藏的西藏人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比旧社会好上许多倍。』一个星期之後，拉萨广播电台在播报『中共政府设立一个接待国外藏人的特别欢迎委员会』的消息时，又重申了这项邀请。

一个星期之後，嘉洛通笃出人意料的抵达康普（KANPUR,Uttar Pradesh），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宗教会议。令我惊讶的是，他说：『一些住在香港的老朋友告诉他，新华社（中共驻香港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官方单位）想要和他接触。接著他又见到了邓小平密使，这位密使告诉他，中共的领导人物想要和达赖喇嘛展开沟通。为了表示他的善意，邓小平想要邀请嘉洛通笃到北京谈谈。我的哥哥拒绝了，因为他想先问我的意见。

这件事完全出人意料，我并没有立刻回覆。过去两年来的发展看起来真是非常有希望。然而，印度有一句老话说：一旦你被蛇咬过，那麽即使是绳子你也会小心。很不幸的，我和中共领导人物打交道的经验都告诉我，这不值得信赖。除了怀疑中共当局扯谎外，还有更糟的呢！谎言穿梆时，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羞耻。推行文化大革命时，文化大革命是『大大的成功』，而现在却说是个败绩----但是在这段供词里却没有谦让之意。这帮人也从来没有遵守诺言。虽然十七点协议的第十三条款白纸黑字写著：不会拿走西藏人的一针一线，但是他们已经掠夺了整个西藏。除了这个之外，中共干了无数残暴不仁的事，他们完全藐视人权。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口非常庞大，所以他们把人命看成是廉价商品---西藏人的命就更不值钱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非常谨慎从事。

另一方面，我相信人的问题只有靠人的接触才能解决。所以听听中共怎麽说应该是没有什麽害处。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中共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当然没有什麽好隐藏的。如果北京当局真的是认真的，我们甚至可以派一些考察团实地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我的心中这麽盘算，我也知道我们的理由百分之百的合理，而且这麽做也合乎所有西藏人的愿望，所以我告诉家兄他可以去。在他见到中共领导人物之後，我们再考虑下一步怎麽走。同时，我也透过中共驻印度的大使馆传话给北京，我提议由达兰萨拉派出一个代表团，中共应该允许代表团访问西藏、探访真实的情况，并且向我回报、我也提醒家兄，请他看看这件事是否可行。

不久，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传来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我受邀访问蒙古共和国以及苏联的佛教社区。我知道此行可能使北京当局不快，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身为佛教比丘，尤其我还是达赖喇嘛，我有责任为我的佛教同道做一些事。除了这个之外，我怎能拒绝曾经给我『达赖喇嘛』尊号的蒙古人呢？此外，我还没有圆我访问俄国的梦呢！当我还是中共的高级官员时，我就想去苏联，但是因为行动限制重重，一直去不成；所以这回我不想失去以西藏难民身分前往苏联的机会。因此我欣然地接受了。在进行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并没有负面的反应。家兄在三月底回到达兰萨拉的时候，他说中共已经接受了我派遣考察团前往西藏的提议。这给我非常大的鼓励，看来中共最後是想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团预定八月的某一天出发。

同时，六月初，我在前往蒙古的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我一到达，就觉得好像回到了熟悉的世界。我马上就知道这种低气压和我在中国时所领教的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放弃，因为我明白我所见到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善良、仁慈----并且是出乎意外的质朴。我对苏联的最後一个观察印象是；一位俄国日报的记者来访问我的情景。他只是想问些能套我说好话的问题，如果我说了任何不支持苏联政府的话或者如果我的回答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对我怒目而视。在另一个场合，一位记者问完他事先列好的问题之後，态度变得相当谦恭，并且十分直率的地说：『你认为我现在该问你什麽？』

不管我去莫斯科的什麽地方，我都看到在表面的一致下，有这种令我欣赏的民情。这更加坚定我的信念：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人会自觉地找苦受。同时，这种情形也提醒我亲自接触民众的重要性---我可以亲自看到苏联人民不是怪兽，他们就和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我尤其被俄国东正教教会的热诚接待所感动。我从莫斯科出发，旅行到布里雅特共和国，在那儿，我花了一天在一所佛教寺庙里，虽然我无法和任何人直接沟通，但是当他们以藏语念诵祈祷文时，我发现我可以听得懂；正如全世界天主教徒都用拉丁文。这些和尚们也用藏文书写。更妙的是，我发现我们可以用眼睛交谈得很好。我进入寺庙时，我注意到人群中的许多和尚、在家众都在哭。西藏人也是一样容易自然地流泪！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位於布里雅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的寺庙是我在苏联境内所见最引人注目的事物之一。这间寺庙兴建於一九四五年，当时是斯大林权力最大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所寺是怎麽盖起来的，但是它帮助我了解宗教是如何深植人心，要想拔除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就像我们西藏同胞一样，布里雅特的人民也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受到可怕的苦难，而且为期甚长。然而不管我去那里，我都明显地发觉：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他们的宗教生活就会滋长。

这件事使我更加深信在共党统治地区尚残存的佛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定要展开对话，就像所有宗教与任何形式的唯物意识之间必须对话一样。这两种生命取向是如此明显地互补。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如果唯物主义和科技真的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麽最先进的工业社会现在应该是充满了微笑的脸孔。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如果人们只应该关心精神事务，那麽人们应该是快乐地遵照他们的宗教信仰过日子。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所谓的进步了。物质发展和心灵发展都是必要的。人类不能停滞，因为停滞是一种死亡。

我从乌兰德搭机前往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有一群和尚给我热情的欢迎。然而我所受到的这些快乐和自动自发的行为，显然并不为当局所允许。第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想要摸摸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像塑像，我注意到他们眼里含著泪水。当我造访达赖十三世本世纪初居停过的房子时，没有人靠近我。稍後，有个人真的设法公然反抗官方的规定。我离开一间博物馆时，我在大门口和一位男士握手，我觉得手掌中有样非常奇怪的东西。低头一看，原来他正在把一串念珠塞入我的手中，请我加持。这时，我的心中悲忧交集。

就是在这间博物馆里，我偶然看到一幅画，画中有位和尚打开一张大嘴，一些游牧人正和他们的牛群一起走进和尚的大嘴里。这幅画明摆著就是反宗教的宣传。我走向前要看得更清楚些，但是我的导游有些神经过敏地试著把我从这副令人发窘的共党宣传前引开。因此，我说不需要对我隐藏什麽。在这副画里也说了一些真相。像这样的事实不应该遮掩退避。每一种宗教都会伤害、利用人们，就像这副画所暗示的一样。然而这并不是宗教本身的过错，而是修持这种宗教的人的过错。

另一件更好笑的事情是有关於一件陈列品---时轮金刚坛城的模型1。我注意到有些地方摆得不对，因此一位年轻的女馆员开始对我讲解坛城的意义时，我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让我来为你讲解吧！』并且指出坛城不正确的地方。我发现这样做令我相当快意。

我开始了解蒙古人後，我才知道蒙古与西藏之间的连结是多麽的强。打从一开始，蒙古的宗教就和我们一样。诚如我在前面提过，过去有许多蒙古的大学者访问过西藏，他们对西藏的文化、宗教卓有贡献。西藏人也用了许多由蒙古学者所写的佛法教本。此外，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习俗，例如赠送哈达（有一点不同的是。西藏的哈达是白色，蒙古的哈达是淡蓝色或石板灰色）。顺著这些线索，我想到，就历史上来说，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就像西藏和印度的关系。因为我心中这麽想，所以我安排了双方个别社区的学生交换事宜。希望籍此恢复两国之间的历史连结。2

我要离开时，对苏俄和蒙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是我所看到的物质进步。尤其是蒙古，在工业、农业、畜牧等领域都有可观的进步。一九八七年我再度访问苏俄时，很高兴地发现气氛已经戏剧化地变得更好了。这明确地证明政治的自由直接与人民对他们自己的感觉有关。现在他们能表达真正的感情，显然觉得更幸福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五名成员所组成的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往西藏和北京。我很谨慎地挑选出这些人为代表。因为人选一定要尽量客观。我选择的人选不仅要了解中共未入侵前的西藏，也要熟悉现代世界。我也保证代表团的成员中要有三个省分的代表。

我的哥哥罗桑桑天是代表之一。他很早以前就还俗了，我们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僧团。他当时是以非常摩登的衣著、外貌前往西藏。他留一头长头发、嘴边是浓密下垂的须，衣著也非常的轻便。我有点担心那些留在西藏，应该还记得他的人会认不出他来。

在十年之後的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北京当局想让代表团对『新』西藏留下什麽印象。但是我想他们深信代表团会看到整个祖国如此的自足和繁荣，代表们会明白再流亡下去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为了防止代表团遭受当地右倾思想者的实质攻击，中共当局还教喻西藏人对代表团要有礼帽。我也怀疑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存在对逐渐在乎世界舆情的中共来说是一大困扰。因此，任何能诱惑我们能回去的方法，他们都会试试。

好在他们是如此自信。因为第一支代表团到北京後，中共当局接受我的建议，同意继这个代表团之後，应该允许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来访。

我的五位代表在北京停留两个星期，与中共会谈并计划考察路线----要花四个月以上的时间考察西藏全境。然而一等他们抵达安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像中共原先的打算。不管代表团走到那里，都被无数民众包围，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要求加持，并且询问有关我的消息。中共大为震惊，他们心慌意乱地通报拉萨中共当局警戎，以便应付代表团到达时的状况。回电是这麽说：『多亏首邑高度的政治教育水平，所以不可能发生什麽难堪的事。』

然而，行程里的每一步，流亡政府的五位代表都受到令人欣喜的欢迎。他们到达拉萨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带回来的照片显示街上挤满了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　　他们都公然违抗中共禁止外出的警告。在城里时，有一位代表偶然间听到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对同僚说：『过去廿年的努力就在今天泡汤了。』

虽然这种情况常常是威权统治下在上位者与人民之间的鸿沟，但是看来中共的确是做了一个完全离谱的错误估计。虽然中共防止类似事情发生的情治血统非常有效；但是他们的评估却全然错误。更令我讶异的是，虽然出了这些纰漏，中共仍然继续保留这种系统。所以次年共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继承人胡耀邦访问西藏时，就被带去看一个样板村，当然全然遭到误导。同样地，一九八八年时，我听说有位中共重要领袖访问拉萨，直接询问一位老妇人对西藏现况感觉如何。她当然是信心十足地复诵党的路线，而这位中共领导人也真的相信她的感觉就是这样。俨然中共当局真心想要愚弄他们。但是只要还有些敏感的人一定能了解：在严刑峻法下，谁还会唱反调呢？

还好胡耀邦没有完全受骗。他公然对西藏人的生活条件表示震惊。他甚至问道：『是不是中共这些年来对西藏所花的钱都丢进雅鲁藏布江了？』他接著承诺要撤回百分之八十五的西藏中共干部.

但是胡耀邦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後来都没下文了。胡耀邦掌权没多久就被迫辞去共党总书记的职务。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有极大的勇气，公开承认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错误。这样的事实明白显示，中共的领导人物，并非个个都支持中共政府在外域的镇压措施。但是如果胡耀邦的供认对西藏事务并没有持续的影响，那麽代表团十二月底回到达兰萨拉之後所作的报告，大部分肯定是有影响。

一九七九年十月，历经两次长期旅行之後，我回到家里。在旅程中我到过苏俄、蒙古、希腊、瑞士，最後是美国。

五人代表团携回一大堆底片、许多小时的谈话录音，还有足够的一段情报，这些资料需要耗费几个月来对照、过滤、分析。他们也带回七千封以上的信，这些信是西藏人民托代表团转交给他们流亡在外的亲人---这是廿多年来第一次有信件流出西藏。

不幸地，他们对新西藏的印象非常不好。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最轻微的则是诱拐儿童，有些小孩被驱迫为奴工，有的则送往中国受『教育』；以及监禁无辜的公民，无数僧尼死於集中营里。许多照片生动地说明这真是个可怕的末世景象：寺院、尼庵只剩下断垣残壁，或是变成了谷仓、工厂、牛栏。

然而，在这些资料面前，中共当局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听任何批评----不管是代表团说的或是流亡社区的其他西藏人所说的。他们说，只要我们还流亡在外，我们就没有权利批判西藏内部的事务。当罗桑桑天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想起来一件发生在五○年代的事情。有位共产党员问一位西藏官员说：『你对中国统治西藏的看法如何？』『首先你得让我离开西藏，』这位西藏人回答：『然後我才告诉你。』

然而代表团倒是真的带回一些有用的消息。例如，他们在北京时，见到一些被培养成共党干部的年轻学生，这些年轻学生并没有盲信马克思主义和亲中国的政策，他们完全同意西藏自由的目标。我们从许多例证来看看当西藏人民公然违抗中共当局来表达对达赖的敬爱，人民的心灵绝对没有被中共压碎。事实上，看来这些悲惨的经历反而更增强了他们的决心。

另一桩正面的事情是第一支代表团在北京见到了班禅喇嘛。中共曾经非常残酷地对待他，班禅喇嘛也让代表团看到在那场折磨中身体所留下的永久性伤痕。他说在我流亡出走後，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动他在扎什伦布的本庙。但是在他开始批判我们的新主人之後，军队就开进来了。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共通知他，他将取代我而成为预备委员会的主席。班禅喇嘛不但拒绝了，还写了长达七万字的『万言书』给毛主席。之後他就被剥夺了官衔（毛曾经无耻地向他保证，中共会注意他的观察）。一群年长的看守和尚在回扎什伦布的路上，被中共发现而拘禁起来，中共控告他从事犯罪活动，并且在日喀则人民的面前公开谩骂他们。

一九六四年年初，中共恢复班禅喇嘛的名誉。在默朗木庆典期间他应邀对拉萨人民演讲，当时默朗木节是恢复了，不过只有一天。他同意发表演说。然而，令中共当局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对群众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领袖。演讲结束时，他激动地高呼：『达赖喇嘛万岁！』他当场即遭拘禁，连续七天的秘密审讯後，他消失了。许多人害怕他也会被中共杀害。但是现在证实起初他被软禁，最後则关在中国最大的公安监狱2。在监狱里，他受到密集的刑罚和政治再教育。在狱中的状况是如此的严酷，他不止一次试图自杀。

现在班禅喇嘛还健在，而且比以前好一些。但是代表团看到西藏的状况是如此恶化。西藏的经济制度确实已经转变了。虽然现在有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对西藏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的商品都掌握在中国占领者的手里。例如，以前没工厂，现在有一些，但是工厂制造出来的东西都送去中国。工厂本身唯利是图，结果当然是破坏了生态环境。水力发电站也造成了同样的伤害。在每个城镇的中国区都灯火通明，但是即使在拉萨，藏人居住的地区十五瓦到二十瓦的灯光是你所能看到最亮的灯光。但是电灯常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此时为了配合拉萨其他地方较以往更大的用电量，供电来源因而有所改变。

至于农业方面，中共坚持要把冬小麦种在原来种青稞的田里。中国人吃小麦而不吃青稞。结果，因为中共的新式密集种植法带来谷物大丰收---接著是连年饥荒。这些改变造成了西藏微薄、脆弱的肥沃表土迅速地遭到侵蚀，结果留下的是绵延数里的沙漠。

其他的土地资源，例如森林，也同样遭到滥伐。一九五五年以来，据估计已经砍伐近五千万棵树，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在清理之後都用来种蔬菜。畜牧方面的确是戏剧性的进步了：在某些地方，在同样大小的牧地上，现在养的牧口数目是以前的十倍。但是在其他地方，过度开发的环境则无法再承受任何形式的放牧。结果，把整个生态赔进去了。以前曾经遍地长满了鹿、野驴、野犁牛吃的青草地现在都消失了。以前西藏常见的大群野驴、天鹅已经看不到了。

关於保健方面，的确是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共所说的一样。但是医院却公然偏袒移民的汉人。中国人需要输血时，就从西藏的志愿者那儿取来鲜血。

现在西藏的学校数目的确也比以前多。但教育计划却被滥用来图利中国人。例如，代表团听了一些故事：为了从中央政府那儿取得经费，中共的地方当局声称他们会为西藏人改进设备，但是却把经费挪用在加惠他们自己的小孩。至于中共提供给西藏人的教育，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进行。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事实上，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真正得到适当教育的人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大部分是聪明、有前途的小孩，他们都被送到中国受教育，因为这样有利于『统一』。

代表团也发现西藏内的交通已经戏剧性的转变了。西藏境内的公路四通八达，几乎连通每个移民区。境内也有成千的车辆，主要是重型卡车---但都是属于中共政府。然而如果没有许可，西藏人不能行动迁移。最近法令是有些放松了，但是只有非常少数人才有能力利用这些。

同样地，虽然消费物品真的可以买得到，但是只有极少数西藏人买得起，大多数人还是处于悲惨、可怜的贫穷状态。代表团听说直到最近口粮配给的数量仍然很少，三十天的配额只能维持二十天。口粮吃完了，就只好吃树叶、青草。例如，一个月份的奶油配额只够在以前喝一次奶茶，少到只够骗骗嘴唇。代表团不管到那里都看到当地人民营养不良、发育不好，同时衣衫褴褛。更不用提缤纷的饰物和珠宝----耳环等等---在以前即使是一般平民也会有一些。

在这种异常的艰困处境中，人民还要负担难以置信的税负，当然这些费用不叫做『税』：而是『租』或是类似的东西。即使是游牧人家也得被迫付钱才能过不稳定的生活。总而言之，中共在西藏的经济计划是一种折磨。

代表团还发现中共无情地压抑西藏文化。例如，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国调子、歌颂政治的歌曲。宗教被查禁。成千的寺院、尼庵都遭亵渎。他们听说中共从五○年代末期起就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首先每栋建筑物都派工作人员访查，他们开列物品清单。随後是一队工作人员把所有值钱的东西装上卡车，直接运到中国。到了中国後，这些战利品有的被熔成金块、银块，有的被卖到国际艺品市场，换取外汇。接著是更多的工人进来把所有能用的东西，像屋瓦、梁木都拿走。最後所有当地的人民都被迫表态、鄙视旧社会和腐化的和尚们。几个星期内，整间庙就只剩下一堆废墟。

这些寺庙的内部陈设代表了西藏可处理的实质财富。几百年来，寺庙聚积了各家族好多代的捐献，善男信女们一向是把最好的东西捐给庙里。现在这些净财全部都消失在中国贪得无餍的肚子里。

做了这些，中共还不满意；中共当局也决定控制西藏的人口。中共在西藏强制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二个小孩的政策（中共说这种节育计划不仅限於中国境内）。那些超过配额怀孕的人都被强制送进医疗单位，这些地方的设备简陋，就像江孜的屠宰----怀孕的妇女就在这种地方没有先行消毒就打胎。确实有许多妇女被强制避孕，最近离开西藏来到印度的妇女，身上就都安装了铜制的子宫环。

当人民奋起反抗时----一九五九年之後发生过许多次----整个村落被夷为平地，村民全被杀光，数以万计的人被中共监禁起来。他们被关在生活条件最差的监狱，白天强迫劳动，晚上还得开检讨会直到夜深，中共只给他们微量的口粮。我曾经提过一些被中共监禁过的人。其中一位是天津秋爪，五0年代末期时他是我个人的初级医师。第一支考察代表团到北京时，我就要求他们请中共释放天津秋爪，并且允许他来印度。

起初没有回音，但是一年之後，他终於获得自由了，一九八0年年底，他来到达兰萨拉。他告诉我一些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残暴、堕落的故事。在二十多年的监禁中，他好多次都饿得快死了。他告诉我，我和同伴饿得吃衣服充饥。还有一位同伴，当时他和这位同伴住在医院里，饿得惨到当地看到同伴解出的乾瘦大便中有一条虫时，他把它洗乾净，然後吃下去。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重复这种事情。我是以佛教徒的身分来记述，我并不想激怒中国的兄弟姊妹，我只是在教育民众而已。无疑的，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西藏的真相。我不是出自怨毒而来叙说这些冷酷的事实。相反的，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除了向前看之外，别无他法。

从第一支代表团访查回来，至今已逾十年，代表团的发现也被其他许多消息来源肯定。『其他消息来源』包括随後派出的西藏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旅客以及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不幸地，在这段期间，虽然有一些物质进步，但是西藏的情况在许多方面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现在知道中共派驻西藏的军队多达三十万人，这三十万人中有许多是沿著中印未定界驻防。更过分的是，中共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子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为西藏是世上蕴藏铀矿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共似乎是想籍著挖掘铀矿使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的危险。在东北方省份的安多---我的出生地，当地有一个众人周知的最大型古拉格----大到什麽地步呢？有人估计它足够拘禁一千万人。

中共大规模移民的结果，使得西藏境内的中国人现在已经超过了西藏人。我的西藏男女同胞今天正处於极危险的情况，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只是旅客观光的对象而已。

译注：
1、如果告诉读者时轮坛城有几个同心圆、内城有：门、外城有：门、有几个同心正方形，坛城有多少眷属……等，读者不知道这是否不恰当。

2、就是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