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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不去天安门(散文)
◎ 李文倩
我二十六岁了，因为考试的原因，第一次去北京。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北京，一个城市的名字，带着一种特殊而古怪的意味。这在那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尤其如此。之所以如此，用概念化的语言来说，北京是权力的中心；或者加上一点儿比喻，是共和国的心脏。但这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远不足以表达“北京”这一专名在民众心理中的复杂含义。我爸爸是五十年代生人，文革开始时，因为年龄偏小，没当成红卫兵。当然也就没资格去北京，在阔大无边但又异常拥挤的广场上，对着伟大领袖山呼万岁。在我们那小地方，有一两个同是五十年代生人，但比我爸爸大几岁的村民，趁着文化革命的时代东风，当真就去了北京。在那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他们连伟大领袖的小黑点都没看到；但青年时代漫游京城的辉煌经历，还是带给他们永久的骄傲。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闻联播里永远的主角“北京”，至少在我的家乡，有了另一种意味。先是一个本地出生，后在兰州上学的孩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遥远的北京，似乎在不知不觉间，就失去了激动人心的革命光芒。接着在九十年代末，当地的一个中专毕业生，通过护士选拔考试，去北京一家医院工作。女孩的家长，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大为激动，骄傲的脸上，荡漾着让人眼馋的笑容。但没过几年，乡村教师脸上那充实而欣悦的表情，换成了愁眉苦脸和唉声叹气。追究原因，是那个去北京工作的女孩，人已三十大几，却始终没结婚。更要命的是，几年前温柔体贴的女儿，在几年时间里，竟变得性情古怪。这令父母伤心不已。让人羡慕的北京，原来有着如此残酷的一面！这让乡人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乡人们的心中，非常自然地生出另一种心思：北京是个鬼地方。那种鬼地方，是不适合我们乡下人去的。朋友李竞恒也说：北京那个鬼地方，东西贵得要命。而且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傲慢。他到北京，不去天安门广场，也不去北大清华。
在五十岁的时候，我爸爸和他的同事们去北京旅游。没去毛泽东纪念馆，但和许多人一样，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像个伟人样。二○一一年三月，我两次去北京参加考试。和朋友一样，我不去天安门广场。因为在我们心里，天安门广场是野蛮权力的象征，更是当局屠杀无辜民众的地方，是流血与泪之地。至少在目前，还不合适去。
第一次去，是在清华。我当时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黄裕生先生。我报考黄裕生先生，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之前做硕士论文时，读他的学术著作《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很欣赏，也很喜欢。十一月份时，发电子邮件联系他，大致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明我有意从事政治哲学研究。他回邮件说，政治哲学的研究，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他说做政治哲学研究，在第一哲学方面，一定要有很深的基础。读他的论文，知道在“政治哲学是否需要形而上学”这一问题上，他坚持认为需要，并且借用康德的说法，说没有形而上学的政治学，是“无脑”的政治学。这是一个很强的立场。在这一问题上，与他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比如徐友渔先生，基于英美政治哲学传统及当代中国现实，认为对政治哲学而言，形而上学论证是不必要的负担。当时读他们的论争，都很理解，但更倾向于徐友渔先生的看法。另外他知道我来自农村，他说在中国从事政治哲学研究，这一点是优势。二是他的为人。我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的学生。但我在张博树先生的《我与中国社科院》一书中读到，在张被社科院开除公职后，整个社科院，公开为其申辩的，只有黄裕生先生一人。我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读了黄裕生先生之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和论文。在我看来，他所有的文字，只有一个主题：为自由辩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把“自由”二字当口头禅的人，不在少数。但在关键时刻，真正能实践自由的，少之又少。但我因技不如人，考试不顺，没再联系他。
清华的校园，让人印象深刻。校园的整体设计，简洁大气，道路宽阔，有一种数学般的纯粹之美。晨起，穿过校园，安静空旷，有风吹来，是北方的风味。但清华之后的百年校庆，看媒体报道，堕落、无聊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种巨大的反差，其实想想，也不奇怪。清华的校园之美，并非今日清华人的功德；而清华今日之媚权媚俗，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常态。这么说来，当我们谈及“清华”的时候，应该明确意识到，在同一个名字下面，有两个不同的清华。
第二次去首都师大，考试期间，跟达叔、张弛去北大。北大的校园格调，是另一番风景，繁复，精巧，雕梁画栋。两相比较，从校园环境看，我喜欢清华。但从精神实质看，我则更亲近北大。因为北大无论如何堕落，总有少数值得关注的学者。但在清华的官僚及多数民众的眼里，一九四九之后，清华为党国生产出大批技术官僚，是一桩值得自豪的事。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作为大学的清华之失败，当然也是耻辱。蒋南翔时代，在清华培育、试点成熟，并最终向全国推广的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为党国在大学中扼杀自由思想，制造大批精神奴隶立下了汗马功劳。
两次北京之行，到陈嘉映先生家做客，尤令人难忘。
我报考陈嘉映先生，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之前读他的书，诸如《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思远道》、《泠风集》等，深为他做哲学的方式而着迷。刚上研究生时，无论在老师还是同学中间，海德格尔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我不清楚他们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到底读懂了多少。我之前因为读徐友渔先生等人的文章，早就对玄奥的德国哲学心存不满，自然也就没了阅读的兴趣。因为受海德格尔著作的影响，那种艰涩而又不知所云的讨论，在交流中时常出现。甚至有人借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语词，贩卖自己的无知和傲慢。在那样的精神氛围中，读陈嘉映先生清楚、简洁的文字，实在是一种享受。另外我大致知道，在政治思想方面，陈嘉映先生认为，应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这与不少昏头昏脑或别有用心的哲学专家，大有不同。第二个因素，来自朋友达叔的鼓励。他是陈嘉映先生的硕士生，几次提供相关信息，才使我下决心报考。
首都师大的考试结束，我还赖在达叔那里。因为据说过一两天，陈嘉映先生的朋友老柴要来首都师大作讲演，陈嘉映先生会参加，可以顺便聊几句。不料在老柴讲演之前，陈嘉映先生召集学生到他家吃晚饭，我就跟着达叔去了。我是一个不速之客，因此而显得万分紧张和笨拙。直到大家开始吃饭，并轻松地聊起天来的时候，我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解。饭桌上的陈嘉映先生，亲切随和，并常有幽默之语。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在日常性的谈话中，就能带给人如此多思想上的启迪，并且是以如此轻松日常的方式。哲学是什么，他开玩笑说，哲学是忽悠人的。但我很快就发现，在陈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中间，后期维特根斯坦占有重要位置。陈嘉映先生说，奎因的不少观点，他都同意，但在哲学的深度上，奎因虽是晚出的哲学家，仍不及维特根斯坦。在对逻辑的看法上，他的一个学生说，逻辑is boring；陈嘉映先生说“是”，他也觉得逻辑太狭窄。
在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各种传记中，维特根斯坦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有魅力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迷人的思想中，更生动地体现在他这个人身上。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们，在追随他思想的同时，往往在不知不觉间，模仿着他的语气、语调、手势，以及讨论问题的方式。在此之前，我对此没有真切的感受。但在饭桌上的陈嘉映先生，实际上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学生们在追随其思想的同时，竭力模仿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或许在他们的圈子中，因为习以为常的原因，这一切都很自然。甚至可能很少有人觉察到这一点。但在我这个不速之客看来，这一切显得如此清晰而富有感染力。在豆瓣“陈嘉映小组”里，有网友写帖子说，陈嘉映先生的文风，有极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我也注意到，陈嘉映先生谈话的魅力，在于他很少就某一问题，只给出一个赞成或否定的结论。他总是先借过你的话头，然后通过细致而生动的分析，告诉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以及回答这一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当然，在某一特定的问题上，他自己可能有倾向性的看法，但他首先会列出各种可能存在的选项。正由于此，跟陈嘉映先生谈话，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你的理解，常常比你自己对你的理解还要多。在更多的情况下，通过他细致地分析，你常常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哲学是一场生生不息的对话，这在陈嘉映那里，如此生动而鲜活。
当时在座的学生中，有一个报考清华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得知我也报考清华，便问考试的情况，说西方哲学史有一道题目，试论斯宾诺莎“实体即神”的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那道是选作，我没选，而是回答了洛克关于自由问题的相关论述。陈嘉映先生便说，李文倩相当关心政治民主转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当时因为紧张，没怎么说话，但后来还是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说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需要哪方面的特质。他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想过，试着说一下，大致有两条。一是我们分析问题，分析到什么层次上，才算到位，你对此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比如王小波，好多问题，他分析到一定层次，就不再往下说……陈嘉映先生说到这里，就停住了，看他的表情，是你们都明白的意思。据我理解，他是说王小波对好多问题的分析，其实是不充分的。第二点，是对词语的敏感。比如说“光头”和“秃头”，一听到这两个词，一定要能听出其中的差异来。陈嘉映先生的这一回答，涉及他对哲学的理解，因此在其他学者那里，就不一定会同意。当然，我个人比较认同这种理解，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哲学所能做的工作，是如此之少。而那种传统的玄奥的思辨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无非是一团热情的胡话。
我接着问，陈老师您看过我的文章，认为我是否适合学哲学？问到这里，他的一个学生说，维特根斯坦当年拜访罗素时，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一哲学史上的典故。但当我问这个问题时，并非想自比维特根斯坦。因为我问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我个人并非哲学系出身，之前读的是物理、文学和美学，在这种学科背景上，想学习哲学，是否不太适合？陈嘉映先生回答说，读你的文章，问题比较清楚，表达也不错。但在思想方面，你们（对着在座的学生）都刚开始，以后能走多远，我说不清。目前看得比较清楚的，是陆丁。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知道。当然你也不要太相信老师的话，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大哲，当年求学时，老师都说他们不适合学哲学，最后都成了大家。
之后在北京的几天，我只去国家图书馆看了一下午书，其余的地方，一概没去。不知什么原因，本科的时候，还想着到处走走；在那时的我看来，旅行还是一件美好的事。但这几年以来，对于旅游，越来越没兴趣。甚至厌倦出行。另外值得一记的，是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见了李刚案的报道记者冯军。当时他还是大四的学生，有着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同时充满新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
三月下旬，从北京回到呆了七年的成都，竟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二○一一年十月一日写毕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修改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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