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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俱乐部 ——国际笔会之源流（一）
◎ 张 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伦敦市中心的科文特花园广场附近，朗埃克街一间天花板较低的大餐厅里，有一群人几乎每星期都要在那里开一次晚餐会。在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时而分头交谈、讨论，时而听一人演讲或朗诵，偶尔还有歌手演唱，气氛颇为热烈。 与会者多数是些20-30岁的小伙子，有几个还不足20岁；中老年人不多，且多为不大常去的宾客。不过，有位50多岁的女士每会必到，那就是众人称之为“萨福太太”的餐会主持者，而那些不大常去的来宾，基本都是应她的邀请而来。 餐会的话题，当然首先是仍在僵持但显然就要取胜的战争，也少不了英国男人都必谈的政治，但重点则是文学和写作，因为那是一个文学俱乐部的每周聚会，而非当时很流行的某个政治或信仰派别的集会。 俱乐部的名称是“明天”，取意于俱乐部成员“明天”都是作家，尽管多数在当时的“今天”还只是些文学爱好者，即所谓“文学青年”。 那些中老年人却多非等闲之辈，其中不少当时已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尤以剧作家萧伯纳和小说家兼剧作家高尔斯华绥最著盛名——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需要分别等到1925年和1932年，但两人都早已是世界名人。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出生于爱尔兰，被后世评为英国自莎士比亚后最伟大的剧作家。虽然他最初的作品主要是音乐、戏剧评论以及新闻报道，
到36岁时才发表他一生51部剧作的首部——《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被视为他最高文学成就的剧作《圣女贞德》（Saint
Joan）要到1923年才问世，但他当时已出了30多部作品，并随着其剧作在1898年的首次成功演出越来越受欢迎，已是公认的喜剧大师。萧伯纳作为积极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甚至更为出名，1884年参与创建英国工党最重要的前身
“费边社”，为其主要领袖之一，此后又协助组建工党，是工党的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的“费边主义”思想家之一，写了不少宣传小册子。至于他逐渐走向极端以至吹捧独裁者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从而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反感，则是多年以后的事。不过，萧伯纳对一战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在1914年战争刚爆发后不久发表了一个反战小册子《战争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就已经遭到举国的反感，被说成是“英国最遭恨的人”。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比萧伯纳年轻11岁，早年由于父亲希望他继承律师事业而进了牛津大学法律系，1890年取得律师资格，却没有兴趣执业，去欧洲游历了几年后开始写作。他在30岁时以约翰·辛约翰（John
Sinjohn）的笔名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天涯海角》（From The Four Winds），37岁时发表《岛国的法利赛人》（The
Island Pharisees）时开始使用本名，两年后的首部剧作《银盒》（The
Silver Box）一炮打响，同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也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后来被认为他最高成就并使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三部曲的第一部。随后十多年中，他又出了30多本书，包括小说、剧本、诗歌和散文，不过在当时主要是作为剧作家更出名。他的作品冷峻深刻，偏重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没有萧伯纳的幽默风趣和理性说教，因此也没有后者那么能招揽观众和引起争议。他对一战的态度也与萧伯纳截然不同，战争爆发后曾报名参军，由于极度近视而被拒绝，于是他就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去法国的战时医院工作，后来又去比利时救助战争难民。不过，他倒没有因萧的反战而中断与他的友谊。1917年，高尔斯华绥拒绝了英王拟议册封给他“骑士”爵位，理由是作家不应接受任何头衔。他的社会活动主要还是在作家圈子里，也热心于提携文学青年，在国内外都很有人缘，因此在以后笔会成立时，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两位年长萨福太太3岁的女作家辛克莱和韩特都是已成名的流行小说家。梅·辛克莱（May
Sinclair，1862 - 1946）本名玛丽·阿梅丽娅·圣克莱尔（Mary
Amelia St. Clair），自24岁发表诗集，已出书20多部，除长、短篇小说和诗歌外，从散文、报道、评论，到有关文学流派的理论以至哲学，都有相当涉猎，影响力已达一生巅峰，被当时许多人认为是近10年内英国最重要的女作家。“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一后来在文坛颇为流行的心理学术语，正是她首次在这年引入文学批评的。她反对小说必须涉及社会问题的理念，而认为应该更重对个人的描写。不过，她也热心社会活动，是个积极的妇女参政主义者，曾抗议英国参加一战，但在战争爆发后又热心参战，加入急救队去过比利时前线，但在几周后被认为不能胜任护理工作而送回英国。她于1915年发表《比利时印象记》（A
Journal of Impressions in Belgium），被认为有宣传战争的反和平倾向。辛克莱与萨福太太已是多年老友，从女权活动到当时颇为流行的降灵术，两人都有不少共同语言。 伊莎贝尔·维奥丽特·韩特（Isobel
Violet Hunt, 1862-1942）也是位多产作家，当时也已出书20多部，只是发表处女作比辛克莱晚8年，是一部书名为《少女的成长》（The
Maiden's Progress）的对话体小说，涉及青春转变期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问题。尽管她现在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两部中、短篇鬼神小说集《令人不安的故事》（Tales
of the Uneasy），上部初版于1915年，但她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男女关系和性政治的，在当时颇为流行，她本人也因与一些名作家的情感纠纷而更为知名。她与已婚分居的著名作家兼编辑休弗至此同居了8年，并在1913年和1916年合出了两本书，还自称为维奥丽特·韩特·休弗夫人，可惜正好在这年就要分手。韩特的广泛社交圈子，尤其是与名作家的关系，对萨福太太的文学组织活动帮助不小，尤其是以后建立笔会。 福特·马多克斯·休弗（Ford
Madox Hueffer, 1873-1939）在次年改姓“福特”，因此在后世以新姓更为人知。他当时虽然正当中年，比他的情人韩特年轻11岁，但成名更早，创作上更多产，名气也更大得多。他18岁就发表了处女作《褐鸮》（The
Brown Owl），比韩特出书早3年，比萧伯纳的首部剧作问世还早了一年。这年45岁已出了40多部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已达其巅峰，以19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好兵》（The
Good Soldier）最为著名，诗歌和评论也都有所成就。他还是个相当有水平和影响力的编辑和出版人，1908年创办了《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吸引了不少名家供稿，也发现和推出不少新秀，其中不少后来成为笔会的骨干。 约翰·戴维斯·贝雷斯福德（John Davys Beresford, 1873-1947)
与休弗先生同龄，但名气却难以相提并论，成名也晚得多。他幼年因患小儿麻痹症而留下残疾，年轻时作为剧作家和记者没什么作品留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雅各布·斯塔尔的早年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Jacob Stahl）时已38岁，但也一举奠定了他被列入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而他同年出版的《汉普登郡奇事》（The
Hampdenshire Wonder）首创超人儿童的角色，使他成为这类经典科幻小说的奠基人，此后7年又出了7本书，可说是个“大器晚成”的典型。贝雷斯福德一生虽写了40多部小说，但留名后世的主要还是他早期的科幻作品。 31岁的谢拉·凯耶-史密斯（Sheila
Kaye-Smith, 1887–1956）很可能是知名作家来宾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她的成名作《阿拉德宅的完结》（The
End of the House of Alard）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是5年以后的事，但自她21岁发表处女作《漂泊的卫理公会信徒》（The
Tramping Methodist）起，10年10书——8部小说、一部诗集和一部传记的功力，已经使这位乡土文学女作家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她虽一生都住在乡间，作品多以地方传统生活为背景，但她对伦敦文坛也熟悉得很早，因此能在1916年就发表《高尔斯华绥传》（John
Galsworthy），与传主的联系更可以追溯到1912年。不过，她进城来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时候比较少，与比她长一辈的萨福太太联系也不很多，因此对俱乐部的事务和此后笔会的建立影响也不大。 “明天”俱乐部是萨福太太在1917年创立的，是为那些在文学上“饥渴”的“明天的作家”提供精神食粮的的社交圈。那些文学青年不但可以在聚会中彼此交流、取长补短，而且还可以从她那些成名朋友的演讲甚至闲谈中汲取经验，向他们请教和求助，获得鼓励或批评。此外，萨福太太有时还特地邀请她熟悉的文学经纪人或编辑参加餐会，鼓励“明天的作家”利用今天一起进餐的机会。从1918年起，“明天”俱乐部的每周餐会就形成了常规，至少只要萨福太太在伦敦，就基本能坚持进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
“明天的作家”，很多人的姓名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此后成名者也大有人在。 斯蒂芬·索思沃尔德（Stephen Southwold, 1887-1964）本名斯蒂芬·亨利斯·克里顿（Stephen
Henry Critten），还有些别的笔名，但最后改为内尔·贝尔（Neil
Bell）。 他在28岁时发表了一首长诗，而出版下一部作品则要等到8年后的1923年了，因此在参加“明天”俱乐部时，他与同龄的凯耶-史密斯女士完全没法相提并论，不过是“一首诗的诗人”，只能属于“明天的作家”之列。大约谁也不曾料到，从他在1923年发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其间》（In
Between），一生出书居然能达百部之多——绝大部分是小说，包括鬼神故事和科学幻想，大量的儿童文学故事集。因此，他也是个“大器晚成”的典型。 德拉菲尔德（E.
M. Delafield,
1890–1943）本名爱德梅·伊利莎白·莫尼卡·德拉帕特（Edmée Elizabeth Monica de la Pasture），在结婚后随夫姓“达什伍德”（Dashwood），但笔名未变。她的父亲是伯爵，母亲是小说家。她在一战中一直当护士，俱乐部成立时27岁，刚发表处女作《泽拉看见自己》（Zella Sees Herself），本年又出了两本，是“明天的作家”中初露锋芒之佼佼者。她虽然次年结婚，随后养育了一儿一女，但出书速度不减，几乎每年一、二本直到去世。她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小说，而且多数明显就象自传，但笔调非常幽默甚至滑稽，其中最受欢迎的是1930年开始在《岁月》（Time and Tide）杂志上连载的《一位外省夫人的日记》（Diary
of a Provincial Lady）及其后续系列，结集出版后不断再版重印至今。她应邀担任《岁月》理事和特约撰稿人十多年，写了不少报道，1937发表的《未炊之米：我访苏俄》（Straw
without Bricks：I Visit Soviet Russia），就是她应编辑要求去苏联的集体农庄生活了半年的纪实，在美国出版时被改名为《外省夫人在俄国》（The
Provincial in Russia）。她也是个积极的女权活动家，二战时还为英国情报部工作，到法国调查妇女的情况。 路易斯·高汀（Louis
Golding, 1895–1958）是乌克兰犹太移民的儿子，当时在牛津大学上学，属于锋芒未露的“明天的作家”。他的处女作是不满24岁时出版的诗集《战争的悲哀》（Sorrow
of War），次年发表首部小说《从巴比伦前进》（Forward
from Babylon ），一生出书30多部，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游记、评论等，但以长篇小说最为人知，尤其是1932年出的《木兰街》（Magnolia Street）不但当年畅销，而且先后改编为戏剧和电影上演。他的作品主要以涉及西欧犹太人的生活背景和状况，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最重要的英国犹太作家之一。 亨利·威廉森（Henry Williamson,
1895-1977）比高汀只晚生12天，出书晚两年，当时也属于锋芒未露的“明天的作家”，不过长寿19年，也多出近20部书，因此两人都差不多是每年一书的功力。除此以外，两人差别很大，威廉森参加一战并受过重伤，后来在政治上比萧伯纳还极端得多，狂热崇拜希特勒，参加了“英国法西斯者联合会”，并为其党报写宣传文章，以“法西斯作家”
而闻名英国，二战爆发后不久曾被疑为“德国间谍”遭关押了一周，但此信念至死不改。他的处女作是在不到26岁时发表的长篇小说《美好年月》（The
Beautiful Years），为上世纪20年代完成的半自传体四部曲《梦织的麻布》（The
Flax of Dreams）的第一部。他付出最大心血的是1951年至1969年出版的另一套半自传体系列小说《古阳光编年史》（A
Chronicle of Ancient Sunlight），多达十五部，费时近20年，不过一直受冷落，多少也与作品中继续坚持其纳粹的信念有关。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1927年发表的自然小说《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不但荣获当年的“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而且在他去世那年拍成电影。 埃伦·雷恩爵士（Sir
Allen Lane，1902–1970) 无疑是当年“明天的作家”中获得“明天”最大声名者，只是不在自己写书而在为人出书，是以出版“低价袖珍平装书”著称的英国“企鹅图书公司”
（Penguin Books）的创始人。他本名埃伦·雷恩·威廉斯（Allen Lane Williams）,
当年还只是个中学生，很可能是“明天”俱乐部最年青、最不能算作家的成员。他于17岁进入他舅舅约翰·雷恩的出版公司当学徒，23岁在其舅去世时已升为编辑部主任。1935年，因出版乔伊斯那部当时颇有争议的名著《尤利西斯》（Ulysses），他与公司董事会发生冲突，并面临被起诉，因此辞职而自组“企鹅图书公司”。他的公司以袖珍平装书的样式重印流行作品和名著，以低价出售，并充分利用车站、码头等处的书亭，使大众读者倍增，给出版业带来一场革命，50岁时因对文学和教育推广的贡献而被封爵。 “明天”俱乐部的活动不但吸引了这些背景极不相同的“明天的作家”
，而且也请到越来越多的成名作家参加聚会。随着战争的结束，作家们的社交时间和愿望也越来越多，以至使具有卓越组织活动能力的萨福太太在三年后有了新想法。她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了一个主意！一个晚餐俱乐部——成名的男女。我要写信给维奥丽特（韩特）谈这个主意——我和她能做到……”。 注：未炊之米：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制无草之砖——制作草砖却没有稻草）是出自《圣经》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做事缺乏必要物质条件，可以套用中国成语为“做无米之炊”。德拉菲尔德将前后颠倒成Straw
without Bricks——直译是“无砖之草”，是其改动成语的一种幽默：只有必要物质条件但还未成事，隐喻该访俄报道是没有分析结论的原始记录，因此译者也直接改相应成语为“未炊之米”。 主要参考文献： 1，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及其相关分会网页，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2，维基百科（Wikipedia）相关网页，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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