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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八九(散文)
◎ 杨小滨
我一九八九年的恐怖开端起始于年初在友人家的杀鸡。那只并没有被斩首的倒霉的鸡，后来大概是因为脖子被钝刀锯了很久吓死了吧。整个国家似乎也笼罩在一种险境里，“被锯”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里。我决定要出国。就是想要离开这个国家。赴美留学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四月一日，吴亮（我极为佩服的上海批评家，那时是同事）在《上海文论》的办公室里突然告诉我：海子自杀了。很不幸，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我赶紧拿出四川诗人万夏不久前从成都寄来的民间诗刊《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7-1988》，因为记得上面有海子的长诗《太阳》选章。再读一遍，其中有“那时候我已经／走到了人类尽头／／那时候我已经来到赤道／那时候我已被时间锯开／两端流着血／锯成了碎片”这样的诗句，令人毛骨悚然。
五月四日，我去一个供职于公安局的朋友家打听办护照的事，却鬼使神差地跟着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大学生游行队伍，从我工作的上海社科院（淮海中路）走到康平路，处处是警察。到了五月中，大学生的游行示威运动声势不断高涨，记得上海音乐学院的队伍歌声尤其嘹亮，就差没把长号和定音鼓端出来了。连日来，淮海路街头交通几乎瘫痪，公交车横七竖八停在路口动弹不得。
五月十八日午饭后，唯恐天下不乱的我赶去巨鹿路上海市作家协会，一头扎进了当天大规模的集体骚动。到了作协，看见朱大可（才华横溢的上海青年批评家）激动地写了一幅“上海诗人”的横幅就扛上了街头。还有张献（上海先锋戏剧第一人）举着“结束老人政治”的标语。在游行队伍最前方的是因为有腿疾坐在轮椅上被推上街头的陈村，后面跟着白发苍苍的白桦（他的电影剧本《苦恋》被邓小平一棍子打死）和王若望（他是被邓小平开除党籍的）。人人身披一条绶带般的白布，上面用毛笔写着抗议标语。我戴的是事先写好的一句——“愤怒还是蔑视”——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也弄不明白。游行队伍里还有吴洪森（批评家，我邻桌的同事，他的反动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我）、格非（先锋小说家，也是吴洪森的密友，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北村（第一次见到的先锋小说家，大胡子）、李劼（我十分欣赏的上海批评家）、宋琳（上海最好的诗人之一）、王安忆（小说家，现任上海作协主席）、吴亮、孙甘露（我激赏的先锋小说家之一）、毛时安（评论家，我的社科院同事）、刘原（《上海文学》编辑，原复旦诗人）、杨斌华（《上海文学》编辑，比我低一级的复旦同学）、孙晓刚（八十年代上海城市诗人，我大学时曾偏爱他的诗）、姚村（上海作家）等。队伍到了人民广场后，又从重重包围中艰难突围，一直走到外滩，还是被更汹涌的游行人群冲散了。
五月十九日，我写了关于学潮的第一首诗《饥饿照耀中国》，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运动。诗中写道：“这些饿得发硬的、揉碎的胃！／这些饿得发亮的、歌唱的胃！”当晚，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此后的几天，上海街头各路游行依旧不断，但规模骤减。《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跟文学所就在同一栋大楼内，他们反正已被停刊，办公室俨然成为游行示威指挥部，各路人马写着大幅标语，好几部电话的铃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诡谲。我所在的文学所却死气沉沉，而社科院因为因为没有本科生，偌大个院子在轰轰烈烈的学潮中显然特别清净。智者般的知识分子躲在研究室里，吐着烟圈分析高层局势。比如哲学所的黄万盛（现在哈佛大学任教），坚信邓小平要被党内元老赶下台，把政治走向分析得天花乱坠。
第二天，我叫了同事（也是老同学）王岗去大楼另一头楼顶的研究生院看看有什么动静，结果发现研究生院内只有零星几人，招呼了半天也没有要揭竿而起的样子，只好败兴而归。后来，听闻研究生院的领导打电话到我们文学所的党委书记瞿浪那里，说你们文学所怎么有人来煽动游行。据说瞿浪一口回绝，说不会的，一定弄错了，算是把我们保护了下来。其实社科院的研究生已经上街了。五月二十日下午，我和本所的同事袁进骑着自行车赶到外滩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把口号喊得声嘶力竭。我在那几天里写的《庆典》一诗，是对参加抗议运动的激情表述。上海作协的游行在北京戒严后的五月二十二日又举行了一次，大家高喊着“李鹏下台”、“打倒李鹏”的口号一路冒雨走到外滩。我在额头上绑了一块用毛笔写了“诗人杨小滨”的布，弄得脸上和雨衣上尽是墨迹。看见宋琳在另一个大学生队伍里，在愤怒的人群和旗帜中里来回奔波，满头大汗，由于过度的疲劳和嘶叫，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嗓音，只能用气声说话。
六月四日，武力镇压的消息传来，路上、单位里到处都是震惊的面容。街上不时可以看到张贴着港台报纸关于大屠杀的照片和文字，照片里有一人血流满面，特别像我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同学，又正好听说国际台有记者被杀，便十分担心我那个同学的安危。那时候通讯方式还很原始，赶忙给他写信。晚上，有电话来问，一个复旦的学运领袖（他当时是复旦法学院的研究生）正逃出来，要替他找个住处避避风头。问了两个朋友都有难处，就把他安排到我江苏路外公家的亭子间里了，我自己则睡到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人心惶惶之际，有一个上海电视台《诗与画》节目的女主播深夜打来电话，说怕得要命，担心军队会不会也开进上海。在这些愤怒的日子里，我还写了《挽歌》、《侏儒的节日》等诗，描写了现实和内心最血腥的场景：“我看见无数晶莹的眼睛溅落……”，或者“侏儒品尝完尸体的盛宴／坟墓般的脸颊比胎儿更红润／吐出一口腥气。”
五月时，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文系的葛浩文教授来上海，安排好了我赴美留学的未来计划。六四后却不断传来公安局停发出国护照的消息，这对我出行美国的计划产生重大打击。后来证明都是谣言。七月初去美国领事馆签证时，我把上海社科院的工作证也夹在了申请材料里，那个绰号叫“黄毛”的签证官员问了我一大堆知识分子圈气氛如何，有无被捕等情况。于是签证顺利通过了。八九年的八月九日，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目的地是美国丹佛。记得飞机腾空时大地倾斜过来的感觉令人既紧张又兴奋。十几个小时后，在机头望着旧金山上空的蓝天白云，我闻到一股奶油的奇香，有一种进入了自由乐园的幻觉。
到美国不久，我接到了万夏的来信，信中说：“听说宋琳和李劼被捕了，令人咋舌。”没过几个月，就听说万夏自己以及另外几位四川诗人因为帮廖亦武制作和传播反动录像带《安魂》被抓了。那已经是第二年的事。而六四前后来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包括我在内），却因为一场北京的屠杀全部获赠了美国绿卡——俗称“人血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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