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都市，再到农村？(随笔)

◎ 吴音宁   

 

    

移动的方向 

难道，只能面朝同一个方向，先后、争先恐后地推挤前进？难道，只能眼看生机蓬勃的土地，被水泥死硬掩盖？难道，只能放任农村文化消失不见？难道，台湾岛屿真的要灭农了？

 

我不甘心，也不同意。

 

2009年12月6号，午后从村庄出发时，冬阳甚为温暖明亮，近乎炽热，坐在开往桃园国际机场的车内，我忍不住倚窗打盹。累啊！前夜等待开票的焦虑紧张、确定胜选后的欢腾场面、以及一早的车队谢票行程……种种混杂的情绪似乎仍在体内冲撞回荡，但我要暂时离开了，离开家乡，投入未知的怀抱。

 

飞机载我越过台湾海峡，抵达入夜后的深圳，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最先迎接我的是出租车司机（中国的说法是「出租车师傅」）。

 

师傅问我去哪里？问号是交谈的开端。我问师傅，「是本地人吗？」他告诉我深圳几乎所有出租车师傅都是外地来的。

 

「是喔！那你从哪里来？」接下来旅居中国约一个月，遇到不同年纪、不同长相、不同口音腔调的出租车师傅们，大抵都是农家出身。

 

「出来多久了？」年份不等。

 

「多久回去一次？」一年一次，有的甚至好些年才返乡一次。

 

「会想在城里住下来吗？」在我有限的探问中，少有师傅对城市有归属感，大多抱怨生存不易，只希望尽快攒些钱回乡做点小生意。

 

「家乡……还种田吗？」通常我会这样问，但答案往往是「不了」。不再种作的事实，偶尔令交谈陷入感慨与怀旧，偶尔并不。而类似的对话不只发生在深圳这个30年前犹是滨海小镇的新兴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一座座城市相互竞争，像是尽量伸长手臂，大幅度招揽（诱惑）更大面积的农村人口，从四面八方奔赴入城而扩张城的腹地；类似的话语当然也不只从出租车师傅口中吐露，听！工厂工地、大楼里、巷弄内、车流中……何处不传来离乡者忍抑的低语？

 

据统计【1】中国各地农村入城打工的劳动人口（称为「农民工」），目前数量约达2.4亿（预计未来会更多），全中国约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两成七的户籍仍在农村，也就是说，每四个住在城里的人，就有一个身怀农村正在远去的记忆。

 

离农的趋势，当然更不只发生在中国这个正急遽都市化、商业化、工业化（或可统称为「现代化」）的国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2009年国境内迁徙人口约达7.4亿，比国际迁徙人口多四倍，而不管境内或境外移动，人类移动（发展）的方向，没有意外的，是从农村到都市——像是面朝同一个方向多轨行进。

 

譬如，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遇到远从数小时路程之遥，走路、搭船、坐车，辗转入城找工作而在跨国成衣厂前排队等候被录取（等候成为女工）的农村女孩，总让我想起50年代台湾流行的台语歌〈孤女的愿望〉： 

 

「请借问播田的田庄阿伯仔，

 人在讲繁华都市台北伫叨去？

 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过日子……」 

 

将近五十年前，我家乡十几岁的姑娘们（如今都是阿妈了），不也像今日的柬埔寨农村少女一样，大量离农，进入工厂当女工或到有钱人家当「下女」（帮佣），而歌谣中的「繁华都市台北」，可以置换成柬埔寨的金边，也可以是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首都雅加达，巴西农家子弟穿越草原进入的圣保罗，或者印度农民涌入的孟买、德里、加尔各达……多轨行进的「发展」中，又譬如，在日本东京遇到远从北海道及冲绳农渔村怀抱梦想入城而最终在隅田川边搭棚为屋的流浪汉们，总让我忧虑起日后台北，是否也将遍布离乡者无家可归的身影？或者在中国的「繁华都市」遇到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诗人，听他描述小时候的农村劳动经验，其艰辛、「落后」的程度彷若身处我父亲那一辈，但他现今为工作时常坐飞机欧美飞来飞去，其「先进」的程度啊，又早已不是我父亲那一辈村庄人所能理解与想象——历史呀，正在加速。

 

米兰．昆德拉在《相遇》这本书中写到，「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举例来说，柬普寨的农村女孩可以循着「在地」的发展脉络，从农村往金边移动，也已经可以，一念之间，决定放手一搏，透过婚姻中介或劳力买卖市场，搭上飞机，不出几个小时，便「咻地」像是横越五十年来的台湾历史，从赤脚踩踏泥地、用手插秧、没有电的农耕社会，直接跨入水泥化、机械化、电讯网络普及的商业社会。

 

进展的时间，缩短了；移动的范围，变大了。虽然有些模式延续着，譬如50年代从台北寄钱回家贴补家用的女工们，恰如今日嫁到台湾的外籍配偶，攒钱托人或汇款回家乡。据统计【2】目前全球境外移动人口汇款回国的金额，远远超过富国援助穷国的金额。

 

而且，不只人类正在跨越不同的发展时期，农作物也是。以咖啡为例，种在墨西哥东南山区的咖啡，由印地安人徒手，一颗颗采摘（其劳动方式简直像18世纪在美国南方庄园采摘棉花的黑奴），装入手编而非塑料袋内，再徒步背出丛林。然后咖啡坐上消耗汽油的货车到码头，再以蒸汽燃煤驱动的汽轮渡海，紧接着由电力输送带送入仓库，最后运往巴黎等城市咖啡店内贩卖……，其所经过的何只百年的发展落差。

 

一地一地，差距达百年的发展状态，却是面朝同样的方向，那就是：都市化！全球化的都市化。

 

据联合国报告指出，1950年全球居住在都市的人口比例约30％，到2003年约48％，至今已过半数，且广泛的农村人口并非「平均」往邻近城镇迁徙，而是千里迢迢，集中往大还在更大的「都市群」挤。

 

目前全球人口超过千万的都市群，从1975年的四个（东京、纽约、上海、墨西哥），到2010年增加为21个，预估到2050年，都市人口的比例将达到75％——少数都市群的扩张化稠密化，其实建基于广泛农村的空巢化。

 

越来越多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外流，「成就」都市的拥塞，尤其都市内越聚越多、越聚越大的贫民窟；农村人口外流，也「促进」耕地的荒废、缩减，而少了农人耕作的农地，往往被征收、被卖给企业盖工厂或工厂化种植大规模的商业作物；农村人口外流，更恶性循环般地造成农村产业衰颓，致使财富无法在地积累；农村人口外流，也让农村地区的政治、教育、文化、医疗、甚至娱乐等面向，都因为缺乏足够的好的人才投入而难以进步；农村人口外流，就像农村流失了血液，变得虚弱没有活力。

 

但为什么农村人口外流，像是不可逆的趋势？或者该这么问，是什么造成农村人口不得不外流？到底是什么驱使全球城乡往失衡的方向「发展」？

 

1990年我告别村庄进入台北城念书时，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我满怀憧憬与期待，像是张开全身的毛细孔，准备去认识新的梦想中的对象。我没有预设此后的方向，也不知道那年，据统计【3】全台湾居住在都会区的人口约216万，占总人口数的15.9％；15.9％中，有一个入城的我。

 

然后，经过15年的发展，2005年，当我回到村庄居住时，发现全台湾居住在都会区的人口已达158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69.4％；而69.4％中，少了一个返乡的我……。 

 

消失的田地 

 

1990年，我入台北城那年，不是台湾离农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五二○农民运动才在两年前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农经博士李登辉先生才在四十多年来不用改选的老国代的圈选中，当选中华民国第八届总统。台湾整体农业环境经过50、60、70、8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像是被迫下滑的曲线汇流而继续往下滑。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往下滑；农业产值占整体产值的比例，在往下滑；粮食自给率，是的，默默地往下滑；而越来越少的农户，年均收入「维持」比非农户少了约三成，倒是农地被污染、被变更成建地的比例在增加。

 

1990年，行政院经建会延续1984年开始实施的「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六年计划」，编列预算执行「后续计划」，到1997年改换名称为「水旱田利用调整计划」，至今（2010年），综观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这块岛屿已推动「休耕」26年。

 

休耕吧，不要再种了！政府编列预算要农民不要再种了。

 

在名为「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计划中，明定其基本原则是，「防止农民恢复种稻」。

 

为什么不让农民种稻？因为稻米生产量已经「过剩」；为什么「过剩」？一来台湾人均稻米消费量逐年在下降，而每餐每顿、一年一年减少的白米饭食量，其饮食习惯的改变，又和美国从50年代开始主导的「面食推广运动」以及开放让美国的玉米、小麦、黄豆等大宗谷物进口息息相关。二来，台湾小农生产的稻米，从80年代初受制于「中美食米协议」（外销数量及外销国度受到限制），之后在逐步开放的新自由主义贸易市场中——1990年评估申请加入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议），到2001年确定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再到近日准备和中国签署ECFA（两岸经济贸易合作协议）——其价格竞争力显然不敌大规模的企业化种植；不如，不要再种了，省得种出来，销不出去，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12年的「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计划」，以及接下来的「水旱田利用调整计划」，延续以减少（消灭）稻作面积为主要目标。这个目标，显然比政府预期的「成效」好太多了。据统计，1976年台湾稻作面积约78万公顷，1986年降至约53万公顷，1990年约45万公顷，到2000年剩约34万公顷，然后，2006年，全台约26万公顷的稻作面积，已经比休耕面积还要少……。

 

虽然，「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计划」中亦明定，「积极推动集团转作」，鼓励农民不再种稻后，可以改种玉米、高粱、大豆、原料甘蔗、烟叶、花卉等作物（或者选择休耕），但是这些可供转作的经济作物，政府同时也开放大量（倾销）进口，致使转作的选项往往因为缺乏利润而只像个悬挂的「幌子」——名为转作，实则只是要农民休耕。

 

至于如何让农民心甘情愿地休耕？计划中明定提供「诱因」，也就是编列预算，「补助」（赞许）休耕。

 

政府为何要「利诱」农民休耕，除了稻作生产「过剩」的压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调度农业用水去给工业使用。在水资源由政府统筹分配而政府长期重工业、轻农业的政策下，经济部「违法」（违反水利法）调度灌溉用水，致使农田缺水灌溉，面对农民抗议时，只好给予补助（安抚），同时利诱农民休耕吧，不再种作就不需要用到水。

 

几百年的家业祖传

最后全输给经济发展

水源分配的优先顺位

他的雨鞋、他的斗笠是否明了？ 

…… 

伫立田埂的他果真祇会痴望？

收购与否却像生活的保障

使一向自力更生的他祇好

祇好接受休耕补助款 

 

1992年，彼时27岁的诗人罗叶，在〈春雨落在休耕的心上〉一诗中，具体点出当时休耕补助对农民造成的心理冲击：是领些微薄的保障呢？抑或「硬要播种」？而今诗人已逝，稻作连同其它作物的耕作面积，因为长期的休耕政策而逐年递减。但文字留下纪录。我坐在2010年初春四月的书桌前，面向窗外青绿的稻田如毯，美丽的绿毯啊，清晨缀满露珠的稻浪。

 

看着家乡老人仍然辛勤播种，我和朋友计算起，这些年来台湾少了多少耕地？若从70年代（以1977年开始）算起，至农委会网站上公告的2008年，约三十年来，台湾岛屿至少消失了100,415公顷的耕地——100,415公顷，多大？朋友换算给我听，约莫是3.6个台北市、6.5个高雄市、3,877.8个大安森林公园或说121,714个足球场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