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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字中的两种真实(文论)
◎ 张桂华
【作者按：这是篇今年四月在台湾一个文学会议上的发言稿，现稍作调整补充发表于此，为方便仍置于专栏名下。所谈虽非小说，但所涉人物都是作家，所举的几个具体事例也可见生动活鲜的人性，无论当事人，还是周边的反应和反响。】
（一）
“文革”以后，大陆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涌现了大量回忆文字，各个领域、各种身份的过来人都开始回顾往事、回首当年。风气所及，连目前四五十岁一代文人也不甘落后而跻身于这一行列。这种现象历几十年而不衰，可谓当代奇观。
究其实，也不奇怪，二十世纪是中国的多事春秋，仅就后半叶五十年而言，就曾发生过“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几乎涉及所有人、尤其是文化知识界的“运动”。事过境迁，自然就有控诉和声讨、回顾和反省的需要，澄清事实和辨别是非的需要，表态和表白、总结经验和教训的需要。
虽然回忆文字所涉以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为绝大多数，但有些回忆文字仅限于前五十年，如文革后最早出现的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九十年代出版的夏衍《懒寻旧梦录》和徐迟那本文采斐然的《江南小镇》。如此断代，显然是出于作者的故意，可能有种种考虑，但无论如何总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二）
仅就文坛而言，对回顾往事、回首当年，回忆二十世纪后半叶历次“运动”中的个人经历和时事变化，各等人士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表现。
有的人很少谈或几乎不谈，如刘白羽、魏巍。
有的人大谈特谈，如巴金和吴祖光。
有的人皮里阳秋点到即止却深入人心，如聂绀弩。
有的人洋洋洒洒一泄千里，谈自己兼谈世道人心，如王蒙。
有的人谈个人更谈路线，谈个人是反省，谈路线是为大局，如周扬。
不同的态度和表现，缘于当年和今天的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也关系到现时的认识水准和思想境界，因而对昨天和前天，记述有详略和有无之别，评价也有所不同乃至大相径庭了。
有人自大陆一解放就处于边缘状态，如沈从文、萧乾；不少人在“反右”时遭厄运，如丁玲、冯雪峰、吴祖光、汪曾祺以及更后一代的王蒙、刘宾雁、邓友梅、刘绍棠、张贤亮等；更多的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只有个别例外，如最近逝世的浩然），典型的如老舍、傅雷被迫害致死者，如巴金以及周扬、夏衍等遭受大难者。
前面列举的除最后两位外，都可看作纯粹或比较纯粹的作家，最后两位解放后主要担任文艺界领导，尤其是周扬，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这段时期始终是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因此，绝大多数人都只有一种身份，都是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对于周扬以及夏衍以及其他具有同样性质的大大小小人物则还有第二种身份，即在历次“运动”中，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拥有一定权势的迫害者或属迫害者一面的，直到“文革”，他们自己才最终“落水”沦为受害者，他们一身而兼有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
“文革”结束至今的三十年内，回忆文字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各个时期产生了引起社会广泛反响的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作品，如初期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期的“王实味”、“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的菩提树”，近期的“往事并不如烟”、“王蒙自传”第一第二第三部等。其主题最初主要是诉苦和申冤，继而是澄清、检讨和辩白，然后则是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正本清源的追溯和追溯后的归结和升华。
尽管回忆文字随各个时期言论开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向是愈来愈接近真实。
（三）
回忆文字记录历史，以真实为贵。
然而，我以为，对回忆文字应分别两种真实，一种是记述的真实，一种是评价的真实。
前者可以说史实，所做的是事实判断，使用的应是真假标准，主要看其真确与否；后者可以说史识，所做的是价值判断，使用的应是好坏标准，主要看其真诚与否。前者，虽然难于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但应可做到基本的价值中立，而后者，评判所用一般就是纯粹的价值标准。
评价的真实，可有一比。现在常有人评价少数头脑清醒的老革命为“两头真”，即青年时期追求事业的真和晚年追求真理的真，这里的“真”，与评价的真诚庶几近之。
再进一步申说。
记述的真确，要求记人记事的真实，对人物事件以及场景气氛记述的真实。回顾往事、回首当年，涉及记忆力和还原技术。记忆力天赋有别，不可强求；可求的是还原技术，比如尽可能完整全面的呈现，不使用或尽量少用文学修辞手段，不增不略、不渲染，用朴素白描，从个人角度回顾和回首。如此记述，即便出现误差也易纠正，至于个人视角的局限，那无须考虑，本在读者意料之中的。钱钟书曾讽刺，有些人在创作时贫薄可怜，可当回忆时却令人可惊可喜乃至可怕。[1]这种人性的弱点，应自觉努力加以克服。
评价的真诚，要求的是评价往事、评价人物尤其是评价自身行为的真实。评价，自然是从现在出发，站在当下语境的追溯既往，是带有或温和或强烈价值倾向的好坏善恶的判断。因此，评价的真诚需要注意比如不溢美、不掩恶、不夸张其词也不网开一面，尤其应注意的是，不能仅仅为顺应时尚、为现实的政治正确而违心地加以评判和表达，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对以往还是对现时。
这里容易产生误会的是，将不合时尚或政治不正确或甚至就是与人类基本价值相违背的评价，视为不真诚。这类评价，自有它的问题，但这里说的不真诚不指这类，而仅仅指上面所说需注意的那些表现，即溢美掩恶、夸张虚饰、顺应时尚而言不由衷等等。依此标准，那些现在仍然喜爱“样板戏”的人，对胡风事件表示没什么需要忏悔的如林默涵，宣称目前世界上只有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照耀在加勒比海的如魏巍，对“反右”运动中虽受苦而不悔不怨只比喻为母亲打孩子的如刘绍棠等等的评价，虽然不符合时尚或遭到许多人的反感，但只要是按其所思所想所愿说的实话，就仍然是真诚的。
（四）
如此来看，这两方面的真实问题在现有的回忆文字中都存在，即既有记述的不真确也有评价的不真诚。
似乎前者的问题简单，后者的问题复杂。
前者只是个事实真假的问题，揭示出真的，假的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其中“孺子牛”究竟作何解？许寿裳用鲁迅“救救孩子”等三句话作解，毛泽东则解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可鲁迅的本意只是指儿子海婴。冯雪峰知道鲁迅的意思，故称毛泽东的解是“一个天才的解释”。[2]
朱正指叶永烈传记作品存在不少错误，然后道：叶的记述，一点不错的和一看就知道错的，问题都不大，问题大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于是干脆就不看，因为无法知其到底错不错也。这是幽默的讥刺，不是提倡因噎废食，不看叶的作品当然可以，但对有事实错误的回忆文字完全不看则不可能，因此，如朱正这类严肃认真的学者就仍然有揭示错误的责任。[3]
后者的问题，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评价的不真实，也就是不真诚，如溢美掩恶、夸张虚饰、顺应时潮而言不由衷等等，这些还是容易识别的。当事人、同时代人尚在，以文字对照当年事实，真诚与否当不难辩明。如果有对回忆文字的“回忆”，有加以辩正的文字，那就更不难辩明了。即便硕果仅存，独此一家，后人根据行文以及其为人处世的逻辑，参照当年的时代气氛和世道人心，判明文字真伪也不是不可能的。
难以辩明的，是两类问题混杂在一起的回忆文字。
回忆文字中既有记述的不真确，也有评价的不真诚，两者之间且有关联。记述的不真确导致评价的不真诚，但更多的是相反，即由评价的不真诚引致记述的不真确。比如，为顺应时潮因而言不由衷，为掩饰自己或他人而溢美掩恶或溢恶掩美，于是记述时也就有意无意地作选择性回忆和增删式处理，人物为真，事也确有其事，记述却是详略有别，有详描细述的，有含糊其词的，也有彻底省略删除的，结果，回忆文字所提供的整体环境气氛却是假的，读者从中所得到的印象与历史真实相违甚至相反。
对此，不方便举实例为证，这里就以充斥现今电视屏幕的清宫电视剧作譬。
目前的所有清宫电视剧，故事不论，几乎都是一派祥和轻松的气氛，打闹说笑，其乐融融，虽有皇上和奴才之分，却无碍于上下和谐和气一团。剧中表现的人物事件可能都有根据，可在整体环境气氛的呈现上却是虚假的。只须举一事即可了然，清宫百多年，贵为皇帝的千金——公主，很少有人活过四十岁以上的。[4]于此还不能窥测清朝宫廷内肃杀严酷的气氛么？对清朝、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人们总不该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之下，皆是奴才。即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便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可奴才仍是奴才，一旦失宠就要亡命，和呻不就是显例？可从这类电视剧中看不出一点这样的评价甚至暗示，这类电视剧整体上的虚假也就在此。回忆文字，似清宫剧如此荒谬的还没见到，但同样性质的虚假却是存在的。
因为回忆文字中存在着两种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待回忆文字就应谨慎，要仔细辨别，既要辨别记述的真确与否，也要辨别评价的真诚与否，更要辨别真确与真诚之间的逻辑关联；既要辨别大真确中的小错误，也要辨别大真诚中的小虚伪，也不能放过大真确与大真诚中的小处的不合逻辑。如此才可从回忆文字中析离真实，明辨善恶，还历史于本来面目。
作为常识，我们还应警惕，不要受自己价值观念影响而带偏见和预设，无论坚持怎样的政治正确，但面对回顾往事、回首当年，是怎样就怎样，作为作者如此，作为读者也同样。
（五）
下面，就随意想起的几段回忆文字作为案例，尝试着加以分析，主要是将以上所言具体化，提出问题。
案例之一：
一九五七年，文学界批判冯雪峰，时任文艺界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夏衍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其中披露了一件三十年代上海“左联”时期的旧事：
三十年代，在上海同为中国共产党文艺界领导人的夏衍与冯雪峰之间积有矛盾，以后冯雪峰去了江西“苏区”，又随红军长征到了西北。不久，冯雪峰被中共中央重新派往上海。冯雪峰回上海后找了鲁迅以及其他人，却没有与实际领导上海“左联”工作的周扬、夏衍等人联系。当有人问冯雪峰：以后夏衍再来联络工作怎么办？冯答：将他扭送到巡捕房去！
夏衍在会议上说出此事，取得了戏剧性效果，同为三十年代左派文化人的楼适夷当场大哭出声。
“文革”中，周扬、夏衍所代表的一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被指为错误，鲁迅以及冯雪峰所代表的一派被奉为正确，不过，五七年定为“右派”冯雪峰并没有因此而获平反。
“文革”以后，周扬、夏衍以及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界一派又翻过身来，纷纷指控“文革”时期对其的污蔑和迫害。与此同时，鲁迅例外，冯雪峰所代表的一派也没有因此指为错误，在纠正冤假错案风潮中，冯雪峰乃至胡风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冯雪峰本人在文革后期已经去世。
差不多就在冯雪峰右派案平反之时，夏衍发表一篇文章，将三十年代冯雪峰“扭送巡捕房”之言和五十年代披露时楼适夷当场大哭的情景又讲述了一次。
夏衍这再一次的旧事重提，却没有产生任何戏剧性效果，反招致不少人的反感，尤其是当事人楼适夷。楼立即发表文章表明态度，对自己当年的当场大哭没有多加解释，只严正指责夏再次旧事重提的不应该。
夏衍的回忆文字以及五七年和“文革”后的不同反应，应怎样看呢？仔细说来，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冯雪峰是否说过“扭送巡捕房”的话？这话什么意思？
二，夏衍五七年提起此事的用意何在？起到了什么样效果？
三，楼适夷当场大哭表示什么？起到了什么效果？
四，夏衍“文革”后再次旧事重提且提及五七年楼适夷大哭，其用意何在？为何招致许多人反感？当事人楼适夷为何反感？
就这几个问题，我尝试着作点分析：
一，冯雪峰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说过。不然，在五七年冯还有说话余地时就会加以纠正，此后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加以纠正。
冯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五七年冯遭批判的气氛下，这话显然被理解为：冯欲将夏出卖给敌人，想致其于死地。冯与夏虽有矛盾，可两人都是同一阵营革命者，冯居然出卖、陷害夏，冯的阴险和恶劣可见一斑。
冯真有这样的居心？我认为不是这样。话确实如此说，意思却不同，可能的情景应该是这样：
冯雪峰奉命自延安重返上海，身份自觉他觉自然与以往不同，他找鲁迅不错，但不找实际领导上海文艺工作的周扬、夏衍等人是错的，这显然是出于过去恩怨的故意冷落。他对人说此话，或者是不耐烦脱口而出，或者是带玩笑的讽刺，真正的意思是让人摆脱夏衍等人而归附于他这个新到的“中央大员”。冯是刚经过长征的老革命，又肩负重任到上海开展新局面的领导者，怎会为了过去恩怨就出卖、陷害同志？这种事不能说一定没有，但在冯及当时当地却不太可能。
二，夏衍五七年提起此事的用意何在？用意很明显，批冯时说出此事，指控冯出卖、陷害同志，揭露冯的阴险和恶劣，为冯的“罪行”加上了有力的一击。
夏是否想过冯说此话的意思有其他可能？可能想到，也可能没想到。没想到，那是因为气愤太过以及其他因素而妨碍了对事实的判断。无论怎样，夏这番披露在当时对冯的批判起到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具体表现就是楼适夷当场大哭。
三，楼适夷当场大哭表示什么？起到了什么效果？哭和笑是情绪化表达，外人无法用事实判断辨别，只有本人清楚自己是否出于真诚地哭和笑。对此，楼自己从未说过，没人知道。但楼的大哭在当时气氛下含义丰富，表示的意义大略有：彻底震惊，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深深痛心和悔恨，乃至控制不住情绪而失态。在当时气氛下，楼这番大哭至少在人们的情绪上，对批冯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实际效果，将夏对冯出卖、陷害同志的指控进一步坐实，落实到人的心灵深处。
四，“文革”后，夏衍再一次旧事重提且提及五七年楼适夷大哭，其用意何在？为何招致许多人反感？招致许多人反感，显然是因为冯的冤案此时刚得到平反，冯多年受迫害且已逝世，为人们痛惜同情，夏再一次旧事重提，不要说与大政方针不符，与常情常理也相违逆。[5]
夏未必不知道会遭反感，但其用意可能在，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怎样就怎样说，冯平反并不等于没有错误，平反不能平所有的反——比如出卖和陷害同志。如果再拔高，还可能是坚持真理、为历史负责等等。夏特地提出五七年披露此事时楼适夷当场大哭，显然是为证明自己当年披露此事的正确提供情绪的乃至道义的支撑，因为有这样戏剧性效果，所以五七年的披露正确和今天再次重提旧事仍然正确。
这种假设是建立在夏仍然没有想到冯这番话有其他可能性，如脱口而出和带玩笑的讽刺，只为了让他人归附自己等等。夏是否一定没想到其他可能性？无法确定。不过，如果夏此时已想到，那夏再一次的旧事重提就是出于另外的原因了。
楼适夷为何反感？楼的反感是公然著文表示的，楼文主要说事情已过去，冯受迫害多年已去世，夏不应再提此事。至于自己当年当场大哭，自己也感莫名其妙，但事情也早过去了，夏再将大哭拉出来为再一次旧事重提垫背，就更不对了。楼表示自己的反感态度鲜明，但对自己大哭一事却语焉不详，但从其鲜明态度中，可推测其既不认可夏当年对冯的指控，对当年自己大哭为夏的指控增添了戏剧性效果也很不以为然。
夏衍在“文革”以后，虽不如周扬那样站在反思和展望的前列，却保持了一位思想开明的老人形象，赢得了下一代人的广泛好感和赞誉。但在对待冯雪峰一事上，他与周扬的态度大相径庭。周扬有过令人感动的一幕，在冯去世之前，周放弃前嫌去冯家看望，并代冯向上面转达了申诉。而此时，周自己尚属待罪之身。同样是与冯雪峰有过历史恩怨，夏的表现与周完全不同。不过，夏衍晚年编辑文集时，并未将这篇再次旧事重提的文稿编入，不知是夏有了新的认识，还是因为其他缘故。
案例之二：
这是一件小事，小到仅一句话。
《往事并不如烟》中有回忆聂绀弩一文，其中记述：有人向聂谈起《散宜生诗》的胡乔木序言，聂脱口道：妈的皮，我这本书好好的，就被他这个序言给弄坏了！根据记述上下文语境，读者所能得到的印象就是，聂对胡不满，对胡的序言更不满，简直是愤怒和愤慨。
有人——同样是与聂和聂妻关系较近的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聂不太可能如此表现。
何者为真呢？
按照现在行情，许多人更相信《往事并不如烟》的记述。聂绀弩是令人崇敬的诗人、作家，为人行事带有浓烈的个性色彩——周恩来曾指其为党内最大的自由主义者，遭受过长期苦难，在晚年重发光彩，写下了别具一格的诗作和隽永的杂文。而胡乔木，除了长期为毛泽东笔墨服务外，在其主管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几年，有过不少职务表现，被普遍视为过去意识形态的僵持者，保守、僵化和顽固。因此，这一记述正符合许多人头脑中既有的正反模式和评判框架，因而信以为真，或者更愿意信此为真。
但在我看来，更可能的还是后者，理由如下：
一，李慎之回忆胡乔木文中曾记，胡任中科院院长时，读到聂诗，诧为奇诗，立即写信要去看聂，然后冒着盛暑大热登门聂家，看望缠绵于病榻之上的聂。聂虽一时纳闷，但经李解说后，不会不懂胡的真心和对其的好感。[6]
二，聂与胡有旧，是老相识，两人以后发展虽然大不同，但当年无过隙的有旧总是增加好感的成分而不会相反。
三，聂是特立独行、率性而为的人，不顾时尚、不因外界是非而是非，不因众人观感而转移，虽千万人而往矣，在他已成为性格一部分，文章如此，为人尤甚，他在众人侧目中与舒芜保持了几十年友谊直至去世即是显例。由此推之聂绝不会因旁人甚至众人对胡的非议而改变，只要他自己看得过去即可。何况，聂在世时，胡尚没有太多的职务表现。
四，胡乔木写序属情理之中，双方都没有勉强之处。聂诗最初只是香港出版的《三草》（《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的合集），是胡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尽快出版根据《三草》补订的《散宜生诗》。如同胡支持出版钱钟书《管锥篇》和杨绛《干校六记》，若没有胡的帮助，钱、杨的书至少那时是难以出版的，同样，若没有胡的积极主动推助，聂的诗也是一时难以问世的。[7]既帮助出版，又欣赏倍至，两人且是旧交，胡为聂诗写序不正顺理成章么？
五，还有最大的一个关节，这与胡写序之事没有直接关系，但对理解聂有重大关系。这就是，无论聂受到过怎样的迫害和磨难，聂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坚定斗士，这一点是决不能轻看或忽略过的。聂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香港担任《大公报》主笔，恰如黄永玉所说，聂那时生命真是浓稠之至，站在制高点，立论也同样慷慨高扬，笔锋犀利，横扫千军，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成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实际代言人，将中国革命的必然和历史逻辑发挥宣扬到淋漓尽致。这是聂一生中最为华彩的阶段和篇章。“文革”后重出，聂写了不少精彩漂亮的文章，但对于大的时代叙事，却没有做过清理。这不仅是年迈多病的原因，如果天假以年，他会如何看待呢？从其思想逻辑而言，我想，聂是绝不会“悔其少作”的。
由此，我以为更可能是后者，即聂绀弩没有说过反感胡写序的话。
如果作者确实听到聂说过这样的话呢？
那可能是这样：聂说这话，并不是反感胡、反感胡的写序，只是说明因胡的名声而使自己诗集也受影响，只是客观描述或笑谈之语，不含有反感或愤怒情绪在的。理由同上。
案例之三：
这是一件大事，但此处谈舒芜个人，不作推断主要提出问题。
1955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舒芜文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前面由毛泽东撰写了一个编辑部“按语”。由此，原先文艺思想的争论变化为政治批判和法律定罪，胡风以及追随者成了所谓“反革命集团”，造成了涉及数百上千人的一大冤案。事情由舒芜文章始，因此，多年来，许多人将舒芜交出私信、对有恩于己的胡风反戈一击的“叛变”，以至于造成如此严重后果，斥之为“无耻”，表示不可原谅。
胡风案彻底平反前后，《新文学史料》发表了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的问答录，《文艺报》发表了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九十年代后期，舒芜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了《〈重归五四〉后序》，在这篇相当于自传的长文中谈了此事的前后经过，当年《人民日报》约稿编辑叶遥不久也发表了《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综合这些回忆文字，当年此事如何开始和发展，基本事实清楚了。
舒芜本人究竟有多少责任呢？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怨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本书的编辑出版，也是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8]
舒芜的记述和检讨，在我看来是诚恳的，也是符合事实的，舒只能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他肯定承担不起其他，也不应由他承担。然而，也是预料之中的，舒芜的记述和检讨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不少人且著文批评。舒芜曾表示对任何批评不予反应，仅仅为必须的如胡风家属的责问作了点说明。
对此，应怎么看呢？
我想提供几点意见和材料，或许可能对舒芜能有更完整的看法。
一，胡风案不是舒芜个人所能承担的，聂绀弩曾说过这样的话为舒辩护：为何要抓住小鬼放过阎王呢？
二，舒芜1955年发表那篇被利用的文章之前，已与胡风在思想上分道扬镳，胡风对舒芜几乎已反目成仇。舒芜的思想转变其来有自，有过程和发展，这在其“后序”中有着明白的记述。
三，胡风对舒芜确有教导提携鼓励的一面，但也有利用的一面。这一点，有确凿根据，不少人知道，舒芜自己以后也知道。
四，胡风在解放前后的言行，确使人会产生搞小集团的想法。这是共产党最忌讳，也最易遭怀疑和打击的，共产党内自解放前直至五十年代始终对胡风进行批评批判，基本原因即在于此。
五，胡风个人行为有其两面性，林贤治先生有文章分析说明。
六，胡风思想从发展逻辑上看，与今天的思想解放和趋向人类共同价值等等，并不是完全合拍的。
那么，对舒芜是否可完全信其所记所评？
当然不是，尤其对舒芜的个性和品质，还需参照其他人的记述和评价。这里推荐一篇牛汉有关舒芜的回忆长文。牛汉认为，舒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笔者深以为然。
注释
[1]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新版序言》
[2] 朱正《留一点谜语给你猜》，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3]
同上
[4]
黎东方《话说清朝》
[5] 聂绀弩为此曾对朱正说：“说哭，我还真要哭呢！雪峰在世，那样对待他，
不在世了，还那样说他。”聂说此话，其中似也包含对楼适夷大哭的不满。
另外，鲁迅研究者包子衍为此写专文在《文学研究》发表，论证夏文中事
实的出入，为冯辩诬。见朱正《留一点谜语给你猜》
[6] 李慎之“记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7] 同上
[8] 舒芜《重归五四·后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2008/4/6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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