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自传之二)

——一个加拿大华裔平凡女人的自传

　

◎ 康文思     

 

 

 

第七章       社会主义新农民

 

 

（1）奇妙的灰带

 

与全国农村一样，绿碧岭早已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其经济运作却还是没有摆脱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他们自己种粮食作物——水稻、高粱、玉米、红薯。他们自己种经济作物——黄豆、绿豆、甘蔗、生姜、烟叶、西瓜、槟榔芋。这里的槟榔芋誉满天下，从远古的封建时代起，就是地方官员孝敬皇帝的贡品。他们自己种油料作物——芝麻、花生、油菜。他们自己种棉花，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他们用自己织出的土布做被单、床单、衣服和裤子，又舒适又结实。他们编织的彩带花色艳丽、五彩纷呈，是湖南手工艺品的一绝。他们甚至有自己的“畜牧业”——生产队养了一群水鸭，各家各户都养着猪、牛、鸡、鸭、鹅、狗。

最有意思的是打猎。许多人家都有猎枪，在农闲的时候背着猎枪上山打猎是青壮年农民的爱好。野鸡、鸟类和野兔是野味中的上品。乌鸦的味道骚哄哄的，没有人吃。偶而也会遇到野牛这样的大野兽，那不是一个人对付得了的，需要动员许多人围剿。在围剿的过程中最要紧地当然是别让它伤着人，然而别让它夺路逃跑到别的生产队去也很重要。因为一旦它跑到了别的队，别队的人就也可能参加围剿。那么，哪个队的人先开枪打中它，它就变成了那个队的战利品。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野物拉走，而自己却不得不空手而归。集体围猎打到的大猎物由该队所有在场的人分享，连看热闹的人都有一份，但是仅限于男人，女人哪怕就是出过力也是白搭。

尽管他们纺纱织布，却不会造纸。因此，纸张是那里的稀罕物。好不容易搞到一点纸，他们都留着卷烟抽，谁也舍不得用它来擦屁股。但是，大便之后，总不能提起裤子就走吧？于是他们就因地制宜、创造了千奇百怪地擦屁股的方法。如果是躲在巨石后面拉屎，他们就在石头的棱边上蹭一下屁股。如果是躲在树丛后面拉屎，他们就折下一段树枝来刮一下屁股。如果是在田野里拉屎，他们就揪一把野草或者稻草，扎成一个束把来擦一下屁股。长年累月以这样的方式清理屁股，却不生痔疮，真让人佩服。

纸张是如此金贵，妇女来月经当然是没有资格用卫生巾的。她们使用所谓的灰带作为替代物。灰带是用布缝成的一寸多宽、一尺多长的狭长布袋。妇女月经来潮的时候，把柴灰装入灰带中，用它兜住阴部。灰带被经血搞湿以后，就取下来装入新灰。再次使用。经期过后，把灰带洗净晾干，保存起来，下次再用。

 

当地农民的居住条件之简陋，只有到过那里的人才会相信。每一幢农舍都有两层，楼上是一个大统间，只有一、两个小窗户，里面黑洞洞的，除了“床”什么家具也没有。所谓的床，就是在两条长凳上搭一块门板，严格说来并不能把它叫做床。楼上一般被用作孩子们的卧室——除了晚上爬上来睡觉，在楼上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叫做卧室真是名符其实。楼下比楼上也亮不了多少，刚走进去的时候也是什么也看不见。楼下一般被隔成两个地带，里间是大人的卧室、仓房和杂屋，外间是堂屋兼厨房兼餐厅，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它的一角用砖砌起了一个半尺高四尺见方的小围子。围子中间是一堆柴灰，柴灰上放着一个三脚铁圈，圈上放锅，圈下烧火。家里人最和谐美满的时光都是围坐在围子周围度过的。客人来了也请到围子旁，大家一面烤火一面聊天一面烤东西吃。红薯和芋头筐就吊在头顶，站起来就能拿，坐下来就开始烤。地处山区，夏天也不太热，所以哪怕在夏天，也是这样围着围子烤火聊天吃东西。

由楼下去楼上的通道简单到了危险的程度——楼上的楼板预留着一个一米见方的孔，上楼的梯子通常都靠墙放着。需要上楼的时候再把它拿过来，搭在孔边往上爬。如果下面有人使坏，把梯子给拿走，楼上的人就休想下来。

农舍里里外外都没有茅房，屎尿都拉在便桶里。在离家太远，无法把屎尿憋回家的情况下，就只好在背角落里就地方便。公厕很少，也没有多少人专门跑到那里去方便。如果半夜醒来要尿尿，没有人会从简易梯子爬下来——太麻烦、也太危险，一般都尿在房间一角的便桶里。把盛着尿的便桶沿简易梯子拿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最简便的处理方法就是打开楼上的窗户往外泼。但是当地农民却绝对不会这么做。人粪尿是最好的农家肥料，他们总是很珍惜地、小心翼翼地、不辞劳苦地把便桶拎下梯子，再把里面的尿液施加到自留地里去。

 

当地农民就这样祖祖辈辈、一代一代地在这块土地上过着这种闭塞的、宁静的、落后的、“公平”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政府派来的外来人，他们不但没有歧视和排挤，反而把我们当作远客。只要我们来到他们的家门，他们就会诚恳地把我们迎进去，让我们坐在围子旁，拿出家制的粘粑粑、煮红薯、烤芋头来招待我们。如此的好客和热情，我们在城里是绝对享受不到的。

我们下乡插队，做社会主义新农民，是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别的方面我们都可以以农民为榜样，争取与他们“同”。但是，随地大小便、就地取材地擦屁股和使用灰带这几件事我们却无论如何也学不来。我们总是规规矩矩地到几个为数有限的草棚茅厕去大小便。便后我们总是用纸张来清理臀部，哪怕需要从某些已经用不上的书中撕下来。无论多么缺钱，在赶集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把买卫生巾的钱挪作别用。在这个问题上，大老李也不例外。她动不动就批评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是用手纸和卫生巾不算。

 

（2）炊事员的运筹学

 

第四生产队的十名知青集体开伙，需要一个炊事员负责做饭。男生不适合这个工作，我是女生里的老大姐，于是这个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身上。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但是炊事员的工作可不轻松。天蒙蒙亮就要起来准备早饭，天黑了还要刷锅洗碗。除了要“喂养”十个人，还要喂猪、养鸡、养鸭。养鸡、养鸭比较容易，主要由它们自己满地跑着找东西吃，只要保证在清早按时把它们放出窝，晚上准时地一个不少地把它们再圈回来就行了。偶而喂点食，也是把干玉米籽和老菜叶切碎拌糠往地上一撒，由它们去抢就是。喂猪麻烦一点，要找猪草、剁猪草、煮猪食，拎着猪食桶倒进猪圈中的猪食槽中给它们吃。别看猪又脏又笨，可娇气得很，不吃熟食长不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猪、鸡、鸭终究是畜牲，它们不会说话，不能抱怨。真正让我犯难的还是知青伙伴们的饭菜。且不说众口难调，十个人对酸甜苦辣的要求彼此不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东西来调。做每一顿饭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农民做事讲究公平，我们一到队上，生产队就给我们分了自留地。但是，自留地中种的菜只能一点一点地长大。在自留地里的菜能够收获以前，我手头唯一的蔬菜就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白萝卜。我只能用它来做文章。炒萝卜丝、炒萝卜丁、炒萝卜片、炖萝卜汤、做萝卜干、做辣椒萝卜、做酸萝卜……居然也有十来种花样。除了萝卜之外，还可以搞到蒜叶。但是蒜叶实在没有什么花样好变，我只能把它洗干净、切成小段，炒着吃。尽管费尽了心机，却难得听到一句好话。对如此单调的伙食，知青伙伴们发牢骚是很自然的。有的人甚至在乡下还坚持自己在城里养成的少爷小姐习惯，不肯喝隔夜的开水，害得我又要早起十多分钟烧当日的开水。

 

当地的灶台都有两个灶口，一个比较大，一个小一点。大灶用来煮猪食，因为猪食是粗食料，需要大火长时间煮。小灶用来给人做饭，因为“人食”是“精”食料，不用那么大的火，煮的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又是猪食、又是人食，如果不会安排，可以搞得你手忙脚乱。我个子不大、脑子却不比别人差。我想出一个高招：先把整根的长柴放在煮猪食的大灶眼里烧，烧短以后，再移到小灶眼来做饭，同时再往大灶眼添整根的长柴继续煮猪食。这样，我在煮猪食的过程中捎带着把长柴变成了短柴，不需要像别人一样专门花时间劈断长柴。我没有学过运筹学，但是我在做饭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运筹学规律。我把我的运筹学规律告诉其它知青炊事员和农家妇女，她们都夸奖我聪明。她们对我说，用我的办法省去了每天起早劈柴的时间，可以多睡半个钟头。

尽管炊事员同行的表扬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我还是干腻了这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羡慕那些下田做农活的同学们。他们成群结队地一起上工，一路上有说有笑、又打又闹。干完活，又一起说说笑笑地收工回来，把农具往墙角一放，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而我呢，整天烟熏火燎的、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还得一天三次地为无菜之炊发愁。我觉得我过的还是几千年来中国妇女绕着锅台转的陈腐生活，而我的插队伙伴们才是享受着集体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好在炊事员不是终身职务，说好了两个月一换的。熬完这两个月，我就可以到广阔的天地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3）我的女婿说，如果那么活着，我宁愿死去

 

我终于把炊事员工作移交给了董婆子，可以下田参加集体劳动了。生产队给每个知青都安排了一个师傅。负责教知青干农活。我的师傅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共产党员李光亮。李师傅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农民。他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作为一队之长，他亲自当我的师傅，不知道是队委会分派的，还是他看我娇小可怜，自己决定的。但是，队长本人当我的师傅，对我闯过随后的劳动关确实大有好处。俗话说，打狗欺主。连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谁又敢随便刁难队长的徒弟！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李队长的作风正派，从来没有想过占我的便宜，倒是十分耐心地教我干那些以我矮小的身材根本无法胜任的农活。我实在干不了的，他甚至自己动手帮我干。若没有这样一个既有权力又有善心的师傅，真无法想象我怎么能度过那些艰难岁月。

真正下地以后，我才明白“享受着集体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生活根本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浪漫。首先就必须闯过赤脚关。除了陵元那样的“后娘崽”，我们城市孩子都是穿鞋穿袜的。现在要打着赤脚走田埂，还要光着脚丫下水田，实在是不容易。碎石和粗沙咯得我的脚底板发疼。遇到雨天，小路泥泞不堪，田埂残缺不全，我不知道摔倒过多少回。雪上加霜的是，在我当炊事员的这两个月里，知青伙伴们都已经变成了赤脚大仙，健步如飞。而我打着赤脚走起路来却像小脚女人，一摇三摆。

赤脚走路的苦还算小事，赤脚干活的苦就更加一言难尽。它直接导致了脚底板周边炎。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反正我自己这么叫它。我的两只脚底板的周边都长满了小脓包。晚上把脓包扎破，放出浓水，一夜过来，脓包结了痂。下水干活时，痂被水泡掉了，以为这下子该平安无事了吧？没想到第二天起床后，原来结痂的地方又变成了脓包。如此周而复始，拖了一、两个月才总算痊愈。

我下田干活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晚秋，是农闲季节。主要的活计是积肥。江永的农家肥料主要有两个来源：绿肥和厩肥。绿肥又叫凼肥，是由草皮沤出来的。在水田的四角各挖出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水凼，把农田周围甚至远处的草皮铲下来，挑到水田四角的水凼中，沤一个冬天，来年春天再把这些沤熟的绿肥均匀地撒到水田的每一个地方。妇女——女知青和青年女农民负责铲草皮。已婚的农村妇女是不大下地干活的，带孩子和做家里的活就够她们忙活了。男人——男知青和农民男劳力则负责把妇女铲出的草皮用箢箕挑到水凼去。铲草皮是有规矩的，要铲得平、不可以太薄、也不可以太厚。铲得太薄，就没有充分利用绿肥资源，是对草的浪费。铲得太厚，土多草少，没有多少肥力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草根伤得太厉害，明年就发不出新草了。铲不平更是大忌，过薄的地方浪费了资源，过厚的地方伤害了草根。这个活不难，李队长给我讲清要领，再略加指点，我就掌握了。

厩肥就是家畜的粪肥。各家各户牛棚和猪圈里垫的稻草都饱含着猪牛的粪便和尿液。日积月累，稻草和粪便积压起来，形成厚厚的一层粪饼。在生产队收厩肥的时候，跳进牛棚和猪圈里，用四齿耙把它挖起来，这就是上好的肥料。把它装入粪筐，稍稍捣碎，挑到田间，挥手均匀地撒到地里，就完成了厩肥收集和使用的全过程。

我把当年在江永积厩肥的往事讲给孩子们听。我的小女婿陈荣听完以后感慨地说：“如果那么活着，我宁愿死去。”陈荣有洁癖。有次他周末去法国尼斯城观光。由于清洁工人周末不上班，当地人牵着他们的宠物狗在街上溜达，留下了零零星星的狗屎。为了躲开狗屎，他一直低着头走路。玩了一趟尼斯，除了狗屎，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说他晚上睡在酒店里，做梦还看到四处是狗屎。在我看来，为了街上有星星点点的狗屎就白去一趟旅游名城尼斯，这实在太可惜了。要是他到江永去积一次厩肥，他就绝对不会再那么害怕踩着狗屎！而且，我心里清楚，如果他真的落到那个地步，他也会活下去，而不会“宁愿死去”。他何尝知道，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青年都是这么活过来的。在党的教育下，甚至是争先恐后地、心甘情愿地、自觉自愿地这么活过来的。

各家各户并不是无偿地把自家的厩肥贡献给生产队，每一担肥都要过磅折算为工分。由于各户养牛养猪的数量不等，所以能够贡献的厩肥可以相差很多，所换得的工分也相差很多。猪牛养得多本来就是富裕的体现，由厩肥又可以多得工分，更是富上加富。看来，贫富两极分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规律。

我个子太小，挑不动粪筐。再加上队长是我的师傅，所以队里安排我负责为厩肥过磅和记工分。这样，我不需要跳进猪圈牛栏里挖腥臭的老土，也不需要挑沉重的粪筐、更不需要用手抓着猪牛的粪便向田里抛撒。这真是许多人做梦都搞不到手的美差。但是，在工分上我可一点便宜也没有占。我的底分只有四分。一般男知青的底分是七分。农民壮劳动力（全劳动力）的底分是十分。技术特别好的农家里手的底分甚至高达十二分，一个顶我三个。底分是干什么的？这要从人民公社的劳动分配制度谈起。公社社员是没有工资的。他们终年劳动，都以工分的形式记在生产队记工员的工分簿上，一直要等到年终分配那一天才知道自己的劳动所得。底分表示的是工作一天可以挣多少工分。所以，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底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是计算年收入的乘法因子，底分差一分，年终分配的时候就会少三百多分。

对于我的底分定得这么低，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我身体太弱，干不了多少活。但是，外号叫解鹭鸶的男同学解健民的底分也定成了四分。来的时候，他一路上晕车，三天熬下来，到达绿碧岭时，病病歪歪的活像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在分配问题上，社员群众可是不讲客气的。他们认为，给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每天四分工就够照顾他了。所以，解鹭鸶的底分还不如农民家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半劳动力，底分五分）。心里有气吗？你就忍着吧！

 

（4）造孽啊！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除了积肥为来年的农业生产作准备，农闲季节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大搞副业生产。噶斯特地貌满山遍野布满了石灰岩，因此烧石灰是当地的一项基本副业生产。烧石灰的工艺过程在本质上就是烧干石灰石中的水分，使它分化瓦解为灰分，所以需要使用大量的木材，以熊熊烈火把石头（石灰石）烧成灰（石灰）。石灰窑是不可以熄火的，如果柴禾供应不上，无法保证窑温，石灰石烧得半生不熟，就会变得既不是石灰石、又不是石灰；既浪费了原料和燃料，又没有得到产品。好好的一个窑子就报废了。

在开始烧石灰之前，全队劳动力全面动员，大家都拿着挑茅柴的竹篙上山打柴，连矮小的我都不能幸免。挑茅柴的竹篙比我高一倍，两端削得尖尖的，用来插进柴捆里。柴禾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搞到手的。附近的柴禾早就被砍光了，我们必须过河到对面山上去砍茅柴。所谓茅柴，当然不是整株的大树或者大树枝，而是篙草、荆棘和小树丛。李师傅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砍。茅柴要顺着地皮砍，要尽量砍得平整。不然，你留下几寸高的杈子，就无异于埋下了一片地雷。别人一脚踩上去，就会扎穿草鞋、扎破脚心。而且，这个“别人”往往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正在这里活动。打好茅柴，把它捆成捆也很有学问，要捆得紧、捆得好，竹篙往里一插就散架的捆子是不及格的。捆好的柴捆要提起来摔在地上都不散。挑柴回去的路上，谁也保不住要摔一、两跤，如果柴捆在路上散掉，那就麻烦了。

砍茅柴是有定额的。每捆茅柴约十五斤，原则上一捆毛柴就是一分工。男劳动力每人每天要砍十捆。男知青根据底分的高低，有的要砍八捆、有的要砍六捆。女知青根据底分的高低，有的要砍六捆、有的要砍四捆。我的底分是四分，按规定应该砍四捆。但是，我哪里砍得动茅柴？茅柴砍我还差不多！我不停地砍，最后也才砍了一点点。李师傅看着过意不去，砍完自己的定额又帮我砍。他一个人砍了我们两个人的定额。他帮我把茅柴捆好，把竹篙插进去，把柴担放在我肩上。最后这一道工序必须由我自己完成了，因为他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挑两担茅柴。

虽然我这担柴只有六十多斤重，（李师傅自己那担有一百五十多斤，）但是已经基本上与我的体重相当了，而体积则比我的体积大得多。从担子头到担子尾的长度大概是我身高的三倍。我挑着它，一步一个趔趄地走着，还要趟过一条小河。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路上只要有一个小石头就能把我绊倒。虽然已经入冬，豆粒大的汗珠仍然不停地在我脸上流淌。我腾不出手来擦汗，只能听任汗水流淌，整个脸都烧得红通通的。苦涩的汗水穿过眼睫毛，流进了眼睛，熬得我睁不开眼。但是，我必须睁大眼睛看路，以防被石头绊倒……看到我的惨状，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都非常同情我。

“康矮子，来，放下担子。”知青伙伴们好心地说：“歇歇吧！”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不能放下担子。只要一放下来，我就再挑不起来了。

“姑娘，”几个大步流星从后面赶上来的农民说：“你把柴撂在这儿，我回头帮你挑回去。”

才来三个月，他们连我的姓名都不知道，却真心诚意地要帮助我。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怎么能让他们为了我多跑一趟呢。有几个知青伙伴给我出招，叫我装病请假。但是，我不愿意那么干。我觉得那样做对不起我的师傅李光亮。李师傅怕我一个人落在后面出事，故意放慢脚步，在我后面慢悠悠地走。谁都知道，肩上压着重担，走得越快越省力。我让开路，叫他先走，他一个劲儿摇头，仍然不慌不忙地跟在我后面，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嘟哝些什么。终于，一阵强风吹过，把他的低声细语送进了我的耳膜：“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5) 我骂自己，我怎么这么没有用！

 

为了避免挑茅柴的时候出汗太多，第一天砍柴回来我就毅然决然地剪掉了蓄了多年的辫子，改成了女士男发。在晚风的吹拂下，我觉得有点冷。对着镜子看看，我觉得有些怪。但是，我知道这是必要的。明天担柴回来的时候，我就不会出那么多汗了，苦涩的汗水就不至于再流进我的眼睛。就这样，我一连砍了十几天茅柴。我的手上满是血泡、我的肩膀肿得像包子，我的关节痛得每走一步好像都会断裂（记住，我从小就有风湿性关节炎）。不知有多少次，我真想放声哭叫。但是我忍住了，我不愿意让别人说我经不起劳动的考验，我深怕别人说我借故逃避劳动。我几乎要累病，但是我挺过来了。在我敬爱的师傅——第四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李光亮的帮助和照顾下，我挺过来了。

柴禾准备齐了，接着开始烧石灰。烧石灰的时候，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负责解开捆绑柴捆的藤蔓，另一个人负责把柴禾塞进石灰窑的灶口里。往灶口塞柴的动作要快，以保持窑内熊熊烈火的势头，不能让它减弱而降温，因为火力不足就会影响烧出的石灰的质量。我和李师傅一组，他负责添柴，我负责解捆。他把一把把的柴禾塞进灶口，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拚命地解捆，却还是无法跟上他添柴的速度。李师傅只好一面添柴、一面帮我解捆。看着李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我却只能做那么一丁点儿事情，我心里难受得想哭。我骂自己，我怎么这么没有用！

但是，李师傅却一次也没有责怪过我。休息的时候，我羞愧地坐在他身边，想对他说几句抱歉的话，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也不太和我说话，但是好像总在不停地自言自语。他嘟哝的老是同一句话：“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烧石灰责任重、强度大，所有的人都不许回家，就睡在离窑不远的岩洞里。岩洞前面架着锅灶，生产队派专人来做饭，给烧窑的人开集体伙食。同时，做饭的热量也可以部分地抵御冷风侵入岩洞中。伙食开得比平常自己家做的还好——大块猪肉炖黄豆、豆腐猪血丸子是常吃的荤菜，另外还有几样小菜。

几天以后，石灰烧好了。接着是出窑，然后把石灰挑到生产队的库房去。砍茅柴的疲劳还没有过去，肩膀还是又红又肿，但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挑起了李师傅给我装的担子（份量当然是与四分工相当），艰难地移动着每一步，把它送进了生产队的库房。我以我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坚强毅力，完成了烧石灰的全过程。

 

（6）上山砍柴，危机四伏

 

积肥和烧石灰都已经大功告成。我满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休息几天了。老话说：“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留半年休闲。”那是过去的农民懒懒散散过日子的情况。“解放”以后就再也不时兴了。但是，打秋收以后，忙了积肥、又忙烧石灰，没有歇过一天。都腊月了，也该歇歇了。

但是，我的希望又落空了。队里的事情刚搞完，又到了各家各户给自己砍柴的日子。农忙时节顾不上砍柴，必须在农闲时把一年的柴禾准备足。否则，到时候柴禾烧光了，没柴禾烧饭吃，受苦的还是自己。农民的柴禾比较好解决。他们有自留林——供他们自家使用的松树林。他们只要到自留林里去修剪松枝，或者砍倒老树、病树，把它们斩断以便于捆扎，晒干以减轻重量，再挑回家就行了。江永农村，民风淳朴，大家都把自己的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人小偷小摸。在自留林里晾晒的柴禾从来没有发生过失窃的现象。

我们新来乍到，自然没有自留林，必须到公用林里去砍柴。砍完以后无论多重也要立即挑回来。备足柴禾是涉及到我们知青点来年吃饭的大事，谁也不能藏奸躲懒。我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与知青伙伴们一起上山。煮饭的柴禾与烧石灰的茅柴不同，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堆放得尽可能多，它的体积必须尽可能小。所以，专要树枝和树干，把它们砍成等长的木棍，以便于规规矩矩地堆在房前屋后。究竟砍成多长一段，以砍柴人方便挑回家为准。身材高的可以长一点，身材矮的只好短一点。我的身高才一米四九，所以把柴禾砍成一米五左右一段比较适合我挑。

其实，个子小也有个子小的好处。我比较灵活，爬山也爬得比较快，别人爬不上去的地方我也能爬上去。爬到树木繁茂的地方，我挥刀猛砍，两、三个小时就砍足了百来斤柴禾。我最多只能挑八十斤，所以还可以给一部分给别人。我用粗藤把八十来斤柴禾捆成两捆，再选一根比较粗、表皮比较光滑的树棍作扁担，把它的两端削尖，用以插入柴捆中。把“扁担”插进第一捆柴禾没有什么困难，再把它插进第二捆可就难了。必须把已经插着第一捆柴禾的“扁担”高举起来，把它空着的一端插进第二捆中。我哪有力气把四十斤的柴捆高举过头？只好请别人帮忙。在收工回家之际，只见伙伴们你帮我、我帮你，一派团结互助的景象。大家把柴捆都插好以后，再结伴一起挑着下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是空手游览名山的文人墨客都知道的格言。挑着担子下柴山就更加难上加难。我们早就远离了山间小路，进入了莽丛中。每向前跨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不留心就可能滚下山崖。肩上的柴担比我们的体重还重，脚下又高低不平、无路可循。到处是荆棘缠身、巨石挡路，有时候绕来绕去走了半天，回过头来一看，才走一小段路。前面出现了一个独木桥，不对，应该叫独石桥——一块宽三十厘米、长一米五的长石搭在一道深沟上面。这是我们回去的必经之地。早上空着手走过来没把它当回事，现在担着柴担再走过去可就不简单了。我们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移步过“桥”，深怕一步走偏就连人带柴掉进沟里。

好不容易才走上“正路”，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山路崎岖不平、狭窄多弯，而我们担的柴禾却高过我们头顶一尺多高。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通过了，柴捆却被上面悬挂的树枝或者藤蔓挂住。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可以用蛮力往前冲，因为柴捆突然挣脱束缚以后，你会由于失去了阻力而向前扑倒，甚至跌入山沟。你只能蹲下来，慢慢地用力挣脱束缚，半蹲着前进。在摆脱树枝或者藤蔓的纠缠之后，你才能直起腰杆，继续前进。

有好几个知青伙伴在砍柴时受了伤。傅正乾被树枝扎进了面庞一厘米多深；赵溯静被树桩扎进脚底一厘米多深；朱正永从树上掉下来，屁股朝下摔在一个小树桩上，被树桩扎进肛门，遭受了树桩的“鸡奸”；萧运询更惨，连人带柴滚进了山谷，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加小心，一人在外，远离家庭，千万不要受伤。

 

（7）咬紧牙关在隆冬下河抓鱼，连腮帮子和牙齿都咬得发痛

 

直至腊月二十三，我们还没有砍齐来年用的柴禾。但是，农家每年最大的节庆——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哪怕柴禾还不够烧，也没有人再上山。从腊月二十四日小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二十天是雷打不动的过大年的日子，再穷再苦的农民也是不干活的。腊月二十三日到小河里去抓一天鱼是全年最后一项生产活动。

由于河水太浅，撒不开网，所以抓鱼的人必须拎着鱼篓下河抓鱼。鱼篓口大颈细肚子大。由于河水清澈见底，往河水中一站，周围的游鱼尽收眼底，只要把鱼篓的大口子放在游鱼的前进方向，它就会自动地游进来，在穿过鱼篓的细脖子以后，只要把鱼篓拎起来，那鱼就成了瓮中之鳖，不对，应该说篓中之鱼。

生产队给参加抓鱼的人记工分，打到的鱼都集中起来，分给每家每户在过年期间加餐。我们知青与社员群众搞“三同”，无论农民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正是数九寒天，哪怕是气温较高的湘南，河面虽然不结冰，但是河水也冷得刺骨。我从小就有风湿性关节炎，赶巧又来了月经，真不想去。自从下乡以来，由于太苦太累，我的月经就从来没有正常过——不是一个月来一次，而是十八天左右来一次，每次经血的量又少得奇怪，真不知道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但是，我不愿意请假，我正在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加入中国青年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我多年努力却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

现在，我已经六十三岁了，还是没有实现这个一度极其迫切的愿望。回想起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顺便交待一句，我的丈夫陵元也一直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我们夫妻俩在政治上的终身最高成就都是只加入过少先队。

 

与其他知青一道，从生产队借了一个鱼篓，就和社员们一起下河了。李师傅不让我下，我坚决不听。知道拦不住我，他也就不管了。在把脚浸入河水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把冰刀从我脚底板往上扎过来，刺穿了我的心脏。我全身冷得发抖，每一个关节都发出了钻心的疼痛。我咬紧牙关，和别人一样站在河水中，头晕眼花根本就看不见哪里有鱼。就这么拿着鱼篓在河水里站了几个小时，一条鱼也没有抓到。一直等到李队长喊收工，我才和大家一起爬上岸来。上到岸上，我才发现，不仅仅每一个关节都痛得要命，连腮帮子和牙齿也因为长时间咬得太紧而发出了巨痛。我在心里骂我的腮帮子和牙齿：你们又没有站在河水里，也来凑什么热闹！

 

（8）不待团年饭结束，我就离席走入了茫茫的黑夜

 

在春节前仅有的几个休息日里，大老李要求四个生产队的知青都到大队部来准备文娱节目，以便在大年三十全体知青集中吃团年饭以后，以载歌载舞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的降临。为了保障有足够的节目，大老李鼓励人人上阵。有能力搞独唱、独奏、独舞的人都要各逞其能。没有独立演出能力的人也起码要参加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人或多人的集体节目。

整天累得贼死，没有时间吹彭亮、李俊敏和刘亚平送给我的口琴，不但没有练出《多瑙河之波》，连《学习雷锋好榜样》都吹不流畅，我没有独立演出能力。参加双人或多人的集体节目，我的身材又太矮，与别人搭配起来只会引人发笑。作为总导演兼舞台监督，大老李想了一阵，最后只好抱歉地对我说：“文思，你就不用参加演出了，做幕后英雄，给大家帮帮忙好了。”她哪里知道，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为了让下乡知青在乡下过好第一个革命化的农历新年，县知青办给每一个知青点都拨了一笔专款。在生产队分了鱼，又用这笔专款买了肉，农民还送了我们一些豆腐猪血丸子和糯米粑粑。下乡几个月以来，我们的物资从来不曾如此丰富。许多男生早就跟农民学会了抽烟喝酒。对此，大老李是极不赞成的。但是，与农民一起抽烟喝酒也算“三同”，她不便禁止。今天吃团年饭，她甚至特意给他们打了几斤酒、买了几条烟。当地盛产花生和瓜子，当然免不了又买了一些花生、瓜子。

大老李叫我们广而告之，欢迎贫下中农来和我们一起吃团年饭，饭后有精彩文娱节目。但是，大年三十是各家各户团圆守夜的日子。成年农民有家有口，都不愿意离开家。几个月来，我的师傅、我们的队长李光亮对我恩重如山，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他请来，嘴皮都磨破了，他也没有答应我。他要和他的妻儿老小守夜——全家一起共度大年夜，到后半夜才睡觉。青年农民——特别是单身汉和大姑娘，还是来了一些，多数都是在家吃过团年饭才来的。农村实在太缺乏文化生活，看城里姑娘和小伙子在一起唱歌跳舞，机会难得，为什么不来？

在大队部前的空坪里吊了几盏大煤气灯、摆了几张方桌，上面摆上了香喷喷的菜肴：红烧鱼、红烧肉、辣子鸡丁、清炖鸭汤、大蒜叶红辣椒炒肉片、炸豆腐猪血丸子、煎糯米粑粑……哪怕是家里的年夜饭也不过如此。大家都忘记了几个月的辛劳，显得十分高兴。所有人都在同时说话，都在劝身边的人多吃、快吃、趁热吃，不然风就把菜吹凉了。然而，我没有加入大家的“大合唱”，我甚至没有多少胃口。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家。我们家六口人长年在六个地方生活，新年假期是唯一的全家团圆的机会。爸爸应该从武汉回家了吧？大姐肯定也从安乡回来了。二姐和佳佳也应该从各自的学校回到了家里。爸爸一定早已检查过了佳佳的成绩单。他又给她出命题作文了吗？现在，他们一定正在打扑克，牌桌上少了我，他们一定不能象往年那样玩得痛快了。

我又想起了我的心上人。陵元，你现在在哪里？从长春到长沙往返一趟的火车票要四十多元，你肯定是没有钱回长沙的。再说，你回长沙干什么！后娘不欢迎你、爸爸不关心你，你在读高中的时候放假都不回家！要回还不如回到江永县桃川公社绿碧岭大队第四生产队来，回到我身边来！见鬼，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知青办明确规定“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他有胆来找我，我也没有胆接待他啊！要是我家能够接受他，他的日子也会好一点，起码有个去处。但是，我家也不接受他。我们的爱情有前途吗？亲爱的陵元，你现在在哪里？你和什么人在一起过年？你也在考虑着我考虑的同样问题吗？你也在想我们的爱情是不是有前途吗？

想着想着，眼泪涌入了我的眼眶。我转过头，避开所有人的眼光，抬手用袖口擦去了泪水。

“文思姐，”董婆子坐在我旁边，看到我沉思不语，想帮我打起精神：“来，我们干一杯。”

大家把自己的茶杯带到大队部来当酒杯，连女生也不例外。每人都往自己杯子里倒了一点酒，装模作样地彼此碰杯。

我没精打采地举起茶杯，站了起来。“来，同学们！社员同志们！”我向在场的知青伙伴和农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为了……”我本来想说：“为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但是，我停了下来。新的一年的确开始了，但是新的希望在哪里？我真的看不到。眼泪又涌入了我的眼眶。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中哭泣、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的软弱。我把茶杯里的残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但是我坐不住。我对坐在我左右的董婆子和范新荣说：“你们慢慢吃吧，我还有一点事。我先走了。”

在与世隔绝的边远乡村，永远没有新闻，从来不会有突发事件。我又有什么事情能比与全大队知青伙伴们在一起吃全年最丰盛的团年饭更重要呢？我们四十一个人生死与共、同病相怜，可是平日连见面的机会都不多啊！然而，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要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暗自伤悲。

我挤过迎面蜂拥而来观看即将开始的文娱节目的农民青年，走入了茫茫的黑夜……

 

 

 

 

 

第八章       冬去春来，年又一年

 

 

（1）侏儒人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

 

春天来了，绿碧岭的春天真美啊——山是那么秀丽、水是那么清澈。然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品味大自然的美丽，春耕生产就开始了。春耕生产的第一步是浸谷种。谷种经过充分浸泡以后再均匀地撒播到秧田里育秧。与此同时，水田里灌足了水，我们和农民一样，光着脚趟进水田中去撒凼粪，即把去年初冬沤的凼肥均匀地撒到水田的每一个角落。早春天气的清晨，在冻了一夜之后，水田里的水冷得刺骨，刚把脚插进去，冷得你直想往外跳。但是，你必须忍着，农民下到田里没有打怵，你就也不可以打怵，这才叫“三同”。

撒完凼粪以后，下一道工序是犁田。犁旱田就已经很繁重，犁水田则是难上加难。犁重、水凉、阻力大。我的个子小、体质弱，连把犁由田埂拿进田里的力气都没有。李光亮师傅帮我把犁拿下田，把犁扶正，把着我的手教我如何一手扶犁、一手扬鞭。他说起来好像很简单，我做起来可难如上天。水牛好像明白我是一个外行，特别欺生。犁头稍微压深一点，它就站在原地，哪怕我把鞭子甩得震天响，它就是不动，好像在抗议：犁头太深，我拉不动。犁头压得稍微浅一点，它就拉着飞跑，哪怕我拼命勒住缰绳，它还是不停地跑。在旁边田里犁田的男生瞎起哄，威胁地喊：“站住，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它听不懂，一点也不害怕，还是跑个不停。牛四只脚，我两只脚，我怎么跑得过它。犁把一偏，我就摔一个大跟头，搞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活像一个泥娃娃。苦头吃了不少，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还是没有学会使用犁杖。我犁过的田，没有一块是合格的。李师傅一面返工，一面摇头叹息：“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犁好的田一垄一垄的翻着，高低相间，需要平整。下一道工序耙田就是做这件事。平整水田用的耙子约两米宽，人站在耙子上赶牛前进，以自己的体重压住耙子。牛把耙子拉过去以后，一垄垄翻着田土就被耙平了。这个活对操作者赶牛的技巧（特别是转弯和掉头时）以及站在耙子上的平衡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一看就心里发怵，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倒是李师傅先开口：“你就不要学耙田了。好多小伙子都做不来这个活。”

我舒了一口长气，觉得就像绕过了一道难关。李师傅站在耙子上，一声清脆的响鞭，牛乖乖地拉着他和耙子开始耙田。在水牛喷鼻的声响中，我听到李师傅又在小声嘟哝：“造孽啊！这么小的姑娘家，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我羡慕地目送李师傅远去，心里在想：“我要是能像师傅一样，什么活都拿得起来，那该多好啊！”

 

搞完撒凼粪、犁田、耙田等水田作业，秧田里的秧苗也长好了。绿茵茵的、绵密密的，真是逗人喜爱。俗话说：“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插秧时节的农民充满了对新的一年的无限希望。插秧的第一步是到秧田里扯稻秧。扯秧是有学问的，随便乱拔可能扯断秧苗、也可能伤着稻秧的根，影响稻子的生长发育。要把右手侧向伸出，抓着稻秧的底部一小把一小把地往身边扯。稻秧的底部比较粗壮，不会扯断。而且离根部也比较近，距稻根的力臂比较短，不至于伤害稻根。扯出的稻秧，由右手递给左手，在左手有了一定量的稻秧以后，双手握住稻秧在田水中晃荡几下，洗去根须上附着的泥土，再用草绳把它整整齐齐地扎成把子。把子要扎得牢，以防在扔秧的时候散开，像天女散花一样四处飘落。扎好的秧把放进盛秧苗的竹担里，挑到水田的地头，均匀分散地扔到水田的每一个角落。插秧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为了拿稻秧而在水田里作不必要的走动，以防在平整的水田中踩出多余的脚窝。所以，秧把要扔得匀，扔得准，在水田的任一地点既不过多、又别不够。这也算一个重要的基本功。

顽皮的农民小伙子喜欢利用扔秧的机会与农民大姑娘打情骂俏。他们把竹担挑到田埂，故意把秧把朝正在田里弯腰插秧的姑娘身上扔，惹来一句并无恶意的俏骂，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有的小伙子也抓住这个机会向自己心仪的姑娘示爱。他把秧把准确地扔到姑娘脚边，既不溅姑娘一身泥水，又不劳姑娘移步去拿秧。姑娘抬头对他宛而一笑，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也许就此而展开。

俗话说：“身大力不亏”。身材矮小的人无论干什么总是处于劣势，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插秧。由于我个子矮，重心低，插秧的时候弯腰的幅度不大，所以插起秧来没有别人辛苦。我行动敏捷、反应迅速，再加上江永地广人稀，没有推广密植，所以我一会儿就能插一大片，插得又快又好。看着我插过的水田，李师傅第一次对我的工作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小康的秧倒是插得不错。”

知青伙伴们也打趣我：“康矮子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啊！”

可是，谁又知道我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呢！整天站在冰冷的春水里，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发作了，每天晚上都是撕肝裂肺地疼痛！

 

（2）刀耕火种撒芝麻

 

稗草是水稻的天敌。它是一种生长在稻田里的野草，与禾苗争肥争水争阳光，比禾苗长得还快。在水稻的生长过程中，需要扯两次稗草，不然水稻就会大幅度减产。江永农民仍然以最原始的方式与稗草作斗争——穿着短裤、双膝跪在水里、一面在稻田中爬行前进、一面用双手拔除稗草，然后再扒拉一些稀泥敷在禾蔸上给禾苗培土，最后再在水田里撒石灰以遏止病虫害。第一次除稗还不太辛苦。那时候，禾苗还不高，也比较柔弱，不至于割破大腿上细嫩的皮肉。第二次除稗可就难受了。禾苗已经长高、叶片也变得结实锋利，一碰到裸露的大腿就划开一道口子。除过稗草以后，两只大腿上划痕累累，惨不忍睹。撒石灰的时候，石灰粉随风飘扬，钻进被划伤的大腿的嫩肉里，痛得你眼泪直流。由于个子矮，我比别人更苦，双膝往田里一跪，水就漫到了大腿根，短裤泡在脏水里，连内裤都被浸湿，真是苦不堪言、苦不可对人言。

除完稗草，李队长带队，社员和知青全体出动，上山以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去种芝麻。李队长和队委会的人早已在山上找好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大队人马到了那里就砍倒所有的小树和荆棘，放上一把火，把它们烧为灰烬。在灰凉烟灭之后，撒下芝麻种，就再也不用管它。木灰就是芝麻的肥料，雨露为它们提供水分，山坡上绝不会缺阳光。植物生长的三要素——阳光、水分和肥料，一个也不缺。到芝麻成熟的时节，再回来收割就是。当然，这种靠天收获的粗放耕作方式对土地的肥力消耗很大。烧出一块坡地，最多只可以种两年。两年以后又要再挑别的坡地来烧荒播种。好在江永到处是山，另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并不困难。

 

从山上种芝麻下来，又该夏收了。天高皇帝远，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似乎在江永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除了不搞密植，他们也不种双季稻，因此，不需要从事所谓的“双抢”——抢收和抢插。这时，田里的水早就放掉了。在夏日火辣辣的阳光的照射下，不但稻子被晒得金黄，连昔日水淹踝骨的水田也干得没有一滴水。妇女负责割稻，男人负责扮禾。所谓扮禾就是把割下的稻子，在扮桶里用力摔打，使稻粒脱离而坠入扮桶里。说是扮桶，实际上不象桶，倒更像一个仰面朝天的正棱柱形大木箱。“木箱”宽约六尺、长约六尺、高约三尺，有底无盖。女劳力割倒稻子，男劳力把它们成把地拿到扮桶边，用手紧握稻杆的尾端，将稻穗一端敲击扮桶内侧，把稻粒敲下来，落入扮桶中。这是一种很原始的收割方法。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也很费力。你不可以把稻把举得太高，那样相当一部分稻粒会被甩到桶外：“天上一半、桶里一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浪费。既然不可以高举，那么就必须全凭巧劲把稻粒敲下来。稻把每次敲击扮桶内侧以后，还要在扮桶里抖几下，以便把夹在稻把中的已脱落的稻粒晃荡下来。

除扮桶以外，队里也有几台脚踏滚筒式打稻机。这是一种由两人合用的人力机械。两个人各站在打稻机踏板的一端，协调地单脚踩动踏板，驱动滚筒转动，手握稻杆尾端，将稻穗一端放置在滚筒上磨擦，使稻粒坠入谷桶中。这种打稻机既省力、又高效，很受农民欢迎。我严格要求自己，每样农活都学。不但割稻，也扮禾，还使用过打稻机。

 

虽然不种晚稻，也不让土地闲着。收割完毕之后，立即在残留的禾蔸里点放黄豆种，到秋天又可以收一季黄豆。实际上，这是一种很科学的轮作。豆科植物的根瘤菌是一种固氮菌，它们具有从空气中摄取氮气的能力，从而等于在收获黄豆的同时，又给土地施加了氮肥，大大增加了土壤的肥力。种双季稻在实质上是不间断攫取土壤的肥力，而且极大的增加了农民的劳动量，况且晚稻的收成总是比早稻的收成差很多。相比之下，说不定种一季稻谷加一季黄豆反而更加经济、科学和合理。

 

（3）盖房起屋、安营扎寨

 

既然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就不能叫他们永远住在死过人的空屋、废弃的炮楼和队部的楼上。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家”。县知青办要求各知青点所在的大队安排知青盖房子。在种完黄豆以后，农活不忙，大队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县知青办布置的这项政治任务。知青办拨来了砖、瓦、木料、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但是数量都不够。欠缺部分必须各大队自力更生、就地取材。这难不倒我们。这一带在“解放前”盛行佛教，庙宇星罗棋布。“解放后”政府号召人民破除迷信，大家必须变成无神论者。烧香拜佛成了封建迷信，受到批评、逐步被取缔。庙宇逐渐荒废了，变得残破不堪。现在我们要盖房子，正好可以废物利用。

在大队干部的率领下，我们“洗劫”了附近的几所破庙，拆下了砖、瓦、木材等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昔日香火鼎盛的庙宇在我们手中最后崩溃了。有的老农手持旱烟蹲在一旁看着，一面抽烟、一面摇头。他们也许在以此表示他们内心深处对这种弃佛毁庙行径的不满，但是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反感。上级的指示就是尚方宝剑，他们有反对意见也只能憋在心里。

把庙拆了，材料都堆放在庙前的空坪上，下一步就是把它们运到我们的建筑工地来。“天下名山僧占多”，庙宇一般都修在风景秀丽的山腰或静僻之地，离我们的工地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运输工具，全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肩。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知青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和精诚团结。大家不辞路途遥远，挑砖、挑瓦、扛木头、抬大梁，每天来回好多趟，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很快就备齐了所需的砖瓦木料。大队给我们派来几个木匠、泥瓦匠，各生产队又派来一些农民。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有的人锯木板和掾子、有的人和水泥和沙浆、有的人上房盖顶、有的人递砖递瓦……热闹非凡，一派繁忙景象，没有一个游手好闲、偷懒取巧的。

虽然不象别人那样身强力壮，我也和别的女生一样干遍了挑砖挑瓦、递砖递瓦、锯木和泥等活计。我最喜欢递瓦。我站在屋檐边上，接过地上的人抛上来的瓦，又转身抛给站在屋脊上的人。三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如果你慢了半拍，前一块瓦还没有脱手，就会被后一块临空飞来的瓦击中。我彻底地被这种工作所饱含的节奏、韵律、协调和配合陶醉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稍不留心我就可能从屋檐边摔下来，也没有考虑过万一操作失调，我就可能被飞来之瓦击中面部，在我美丽的面庞上留下农业劳动送给我的永恒的光荣印记。

在保障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我们奋战了几个月，终于盖好了两排房子。每排房子有十间住房，每间约二十平方米，里面放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每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在房子的端头，是我们的厨房和食堂。食堂的正中放着一个乒乓球桌，它既用作我们的大饭桌，又用作我们的体育锻炼器材。

春节前夕，我们搬进了新居。乔迁之喜和新年之喜双喜临门，我们过了一个比去年更加热闹的革命化春节。大家来到农村已经一年半了。在期满一年之际，政府停止了给我们每人每月五十斤谷子的供应，现在我们和农民一样全靠自食其力了。干了一年半农活，所有的活计都干遍了，每个人干活的本领都有所提高，所以大家的底分都增加了。我算是最差的，底分也由四分增加到了六分。春节前进行了年终分配，每个劳动日（十分工）合四角多钱，我干一天合两角多钱。扣除来年的口粮款，我分到了二十三元五角钱现款。这就是我的全年劳动所得？拿着这点钱，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是应该自豪还是应该自怜。但是，它毕竟是我的劳动成果，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挣到的第一笔收入！况且，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嗜好，除了要交伙食上的油、盐、菜金之外，几乎没有开支，我要钱干什么！

“不如把它寄给陵元，”我想。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了，我对他的想念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热烈，不过却变得更为深沉。但是，我转而又想，这是违反“三年不许恋爱”的规定的。“算了吧，还是别寄了。”我决定：“万一让人发现，抓住把柄，批评一通，一年多的积极劳动就白费了。再说，二十三元五角钱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我和董婆子住在同一个房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忘记了我已经远离亲人，倒觉得好像又返回了学生时代，变成了一个寄宿生。在雨天和隆冬不需要出工的时节，我和知青伙伴们一起打乒乓球、吹口琴、下象棋、玩扑克、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打乒乓球和吹口琴。每次打乒乓球，我就想起了我和刘亚平在讲台上打乒乓球的往事，打完以后，我们俩并排睡在讲台，谈着愉快的事情、说着对未来的向往。一拿起口琴，我就想起了这是彭亮、李俊敏和刘亚平送给我的礼物。我回忆起我和他们的友谊、他们对我的照顾……这时，眼泪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入我的眼眶。它提醒我，不，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是一个知识青年。你已经远离了你的亲人与朋友，在边远的农村进行艰苦的劳动锻炼和自觉的思想改造。

但是，不论怎么说，年龄相仿、背景相近的年轻人集中住在一起，比刚来的时候分散住在各生产队的空屋、炮楼和顶楼要好多了。大家彼此接触更加方便，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互相帮助，也活跃了大家的生活。刚来时就在我头脑中闪现过的傻念头现在更加强烈了：我们知青点是一个劳动的、战斗的集体。大家永远都不会散。我们就这么厮守着，在平凡的劳动中度过我们不平凡的一生，为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我们毕生的力量。

 

（4）我把全年劳动所得的一大半送给了董婆子

 

但是，知青点不是世外桃源。每一个知青都和他的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时间在推移、年龄在增长、家长在衰老。在我们知青点有一对亲兄弟胡以平和胡以美。一天，他们接到家信，他们的母亲在十几天以前就去世了。他们抱头痛哭，对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感到难过，对于自己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感到沮丧，对于在母亲去世之后十几天里自己还毫不知情地懵懂度日感到懊悔。想到自己在这十几天中曾经无数次的放声傻笑，他们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他们伤心地痛哭着，无论我们怎么劝解也无济于事。

接着，傅鹏的父亲又去世了。读过报丧的家信以后，他拎着下乡前夕爸爸给他买的小提琴，跑到寂静的树林里，疯狂地拉动琴弦，一连几天、从清早一直拉到晚上。别人无论怎么宽慰他、陪伴他，都无法消解他的悲伤，都无法劝他回“家”、都无法劝他进食。小提琴是他父亲的象征，是他的唯一知心朋友。他把他的一切苦恼和悲愤都向它尽情地倾诉。

傅鹏只是一个初中生。在知青返城以后，他重新走进了学堂。后来，他出息成了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是我们插队伙伴中学术成就最高的人。我常常想：要不是下乡荒废掉最壮丽的年华，他肯定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开始作出成绩，也肯定可以在他的一生中作出更多的贡献。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当年的插队伙伴们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他比我还小三岁啊！不知道当年在农村所忍受的煎熬减少了他几年寿命？

自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登上南下的火车，两年多了，我们这批人没有回过家，没有见过父母和兄弟姐妹。明明知道父母身患重病，也不能到病榻前尽一点孝道。父母别离人世之际，不仅不能看上最后一眼，而且要十几天以后才能知道。我们是自愿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思想改造的啊！我们不是囚犯，我们不应该失去人身自由。为什么要要求我们“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没有任何道理啊！看着插队伙伴们悲痛欲绝的样子，我心中忍不住想。

 

人人都盼望接到家信，又害怕接到家信。家信可以给我们带来无法替代的慰籍，但是，又无法保障家里不会发生料想不到的事情。大家都已经长大成人，本来应该在家里充当父母的助手，为父母排忧解难。现在却远离家庭，不但不能为家庭当帮手，反而还要接受家庭的资助、拖累家庭，继续做家庭的负担，情何以堪？万一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内心里要忍受何等的煎熬，不是当过知青的人是绝对无法体会的。

事情终于落到了我们房间里，虽然不是我头上。在午休的时候，董婆子收到了爸爸的来信：妈妈中风了！她家兄弟姐妹五个，她是老大。父母都是裕湘纱厂的工人，工资不高，生活一直困难。母亲病了，只能吃劳保，收入减少了，开支却增加了。母亲病卧在床，不仅不能做家务，还需要人送水送药。父亲忙了厂里忙家里，做完爸爸做妈妈，家里还是搞得一团糟。从来就没有储蓄，每月就那么一点工资，给妻子买药以后，就再没有钱买米了。最小的孩子才几岁，整天抱着爸爸的大腿，要吃要喝。“庆贻，”爸爸在信的最后说：“你要是在家就好了。起码可以给爸爸帮一把手，给爸爸出出主意啊！”

看到这里，董婆子哇地一声，扑在床上、趴在枕头上大哭起来，信纸飘落到地上。董婆子大大咧咧的，从来没有人见到她这么伤心过。看到这种情景，我慌了，从地上捡起信纸，走到她面前。

“董婆子，你怎么啦？”

“我妈妈中风了。”她泣不成声地说。

不用再问，我什么都明白了。我了解她的家境，也了解她对家庭的挚爱。当她谈到她活泼可爱的小弟弟时，得意和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使我甚至嫉妒她，甚至惋惜妈妈没有给我生一个小弟弟。

“董婆子，妈妈病了，家里一定急着用钱，”我从衣袋里掏出我的全部家当。在交过伙食上的油、盐、菜金之后，我那二十三元五角钱，只剩下十五元了：“给，快拿去寄给你家吧！”

董婆子是一个孝顺女儿，早就把钱寄回去了。我必须帮助她。我没有考虑过这三张五元的纸票子就是我一年劳动所得的一大半。

“文思姐，”董庆贻抬起头来，泪眼朦胧地看着我：“这怎么行呢？”

“怎么不行？我留着它有什么用！”我催促她：“快走吧，跑着去桃川镇也要一个半钟头，不然邮局要关门了。”

董庆贻好像受到了惊吓，手里攥着我塞给她的钱，从床上一蹦而起，夺门而出，飞快地跑了。我追到门口，大声对着她的背影喊叫：“放心吧，我给你向大老李请假。”大老李仍然在一丝不苟地管理着知青点，无故缺工是绝对不容许的。

 

为了把女儿搞回家，帮助家里度过难关，董婆子家后来给她在长沙找了一个工人做对象。一九六八年夏天，董婆子的对象到绿碧岭来相亲。这是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董婆子送他到桃川镇上长途汽车回长沙。两人在桃川旅店住了一夜。就那么一夜，董婆子就怀孕了。于是，她变成了农民的笑料。“真是百发百中。我们在禾蔸里点黄豆都不能保证每一颗都发芽啊！”农民们议论纷纷，但是并没有恶意。

就这样，生米煮成了熟饭。董婆子在一九六八年底回到了长沙，一九六九年元旦结了婚。她是我们知青伙伴中结婚最早的人，结婚时才二十岁。

为了这区区十五元钱，董庆贻感激了我一辈子。四十年后的去年，我们大队的知青伙伴们在长沙聚会，我远在加拿大，不能出席。董庆贻在会上提到我，提到了我在她家最困难的时候无私地把我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送给了她。她双眼含泪、深情地对大家说：“可惜文思姐没有来。我好想见她一面啊！”

 

 

 

 

 

 

第九章   大动乱的年代

 

 

（1）妈妈和爸爸相亲相爱几十年，突然提出要离婚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们在江永早出晚归地搞夏收，城里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连小学都不例外。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大学停课半年，实际上中小学也跟着停课了。停了课干什么？“闹革命”！具体地说，就是打老师！连小学老师也不能幸免。妈妈当时在左家垄小学当校长，理所当然地成了那里的头号走资派。在革命教师的率领和鼓动下,小学生抄了妈妈的家，把家里的所有书籍都撕成了散页、所有物品都砸得粉碎，据说是要搜查变天账。大姐是湖南省知名的优秀业余体操运动员，从省体委拿回几张身穿紧身体操服的女运动员的招贴画贴在家里，小学生们毫不迟疑地把它们定性为裸体画，把我家当做了封资修的据点。他们满怀革命豪情,按照事先定好的调子，写了许多文理不通、错字连篇的大字报，贴在小学的走廊上,贴进妈妈的房间里，最后还贴到了妈妈的桌子上、椅子上和床铺上。本来就狭小拥挤的房间，在贴满大字报之后就更加无法立足了。因为大字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要是不小心碰坏了大字报，“革命群众”就可以给你定一个现行反革命罪！

学校举行了批斗会。作为旧政府官员的家属，妈妈当年集体参加过国民党。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政府都从来没有把它视为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旧事重提，被当作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行。然后又无限上纲，由历史问题提升为现行问题，把她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来批斗，逼着她承认书写过反动标语。在批斗会上，另一个老师为了摆脱自己的干系，指使她的儿子跳起来打妈妈的耳光。妈妈哀伤地看着那个老师，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却再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是好同事、好邻居，你怎么可以翻脸不认人？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只要有一点好吃的，我都要送给你的孩子吃，你怎么可以教唆他来打我！”

自从“解放后”参加工作，妈妈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全心全意、任劳任怨地为共产党的教育事业而工作。她永远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家里的事情放在后面。为了搞好革命工作，四个女儿只要一进初中她就让她们在学校寄宿。爸爸远在武汉，家里常年就她一个人，她全副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为了不耽误开会，我离家下乡她都没有送我。我是所有下乡知青中唯一一个没有人送的人。到乡下以后，我又是最后一个收到家信的人。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教育工作者，也逃脱不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厄运，这个社会莫非是疯了！

被小学生折腾一、两个月以后，岳麓区教育局命令全区小学教师到潆湾镇小学集中搞政治学习。上级机关组织的政治学习到底比小学生文明一点。妈妈在学习班里再没有挨打，但是所受到的批判斗争却火力不减。脖子上老是挂着“走资派”的牌子，三天两头要站到台上去接受批斗。妈妈心里有数，自己工作积极、历史清白，现在遭此磨难，不为别的，全是因为丈夫在“旧社会”当过大官。

丈夫的“丑恶”历史不但影响了我，妈妈想，而且影响了四个孩子。佳佳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复课以后就要考高中。有这样的父亲，她能考取吗？两年前美美没有考取大学就是前车之鉴。那还是两年前哩，现在更紧了！佳佳和同学们出去串联，才走到衡阳就被赶回来了，说是“黑七类”子弟不许串联，还勒令她补交了长沙至衡阳的往返车票。她还是一个孩子啊！怎么能忍受这种歧视？我，作为她的妈妈，又怎么能让我的女儿在这种歧视中度过漫长的一生！

想到这里，妈妈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了四个孩子不再受到历史反革命父亲的牵连，为了结束自己眼前永无止境的苦难，必须与丈夫离婚，哪怕相亲相爱了几十年！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立场坚定、誓死跟党走，就必须坚决与他划清界限，就必须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想到这里，妈妈含着眼泪写了一封离婚申请书，把它交给了岳麓区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

妈妈想错了。她挨批挨斗，固然与历史反革命丈夫有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由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煽动仇恨！离婚申请书并没有使妈妈的处境有多大改善，她还是照样挨批挨斗。一直到毛泽东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把重点放在斗争“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才顾不上她这个非党员“走资派”了。妈妈被下放到酒厂去劳动改造。酒厂在潆湾镇，还算在城里。后来连酒厂都不让她呆了，又把她送到郊区的农村下水田搞劳动。

 

由于当过国民党的大官，爸爸历来是各次运动的老运动员。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自然不会放过他。运动之初，发动群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是揪斗和游街。作为老“牛鬼蛇神”，爸爸被抓去陪斗和陪游。但是，也就此为止了。爸爸没有当过批斗会和游斗会的主角。他早就被共产党搞得服服帖帖、谨小慎微、谨言慎行了。他每月的工资是八十四元五角，在医院勤杂人员中算得上是高工资了。同事们家里有什么难处，他就慷慨解囊，接济他们度过难关，以至于有时候都不能及时寄钱给妈妈。文化大革命虽然号召群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但是他身边的群众却不忍心去打他们身边这个老老实实、心慈面善的“死老虎”。在拉他去陪斗和陪游时，押解他的人还悄悄告诉他：“这是形势的需要，不是专门对付你的。你不要害怕。”

文化大革命漫长的十年中，爸爸受到的最大打击不是来自毛泽东煽动的群众运动，而是来自与他恩爱了几十年的妈妈。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和他相敬如宾的妻子会向组织提出离婚申请。听到医院革委会通知他，妈妈已经正式向组织提交了离婚申请书，他觉得就像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大脑。自从“解放后”他就一直忍受着与家庭离散的痛苦。对于他这样一个迷恋家庭生活、娇妻爱女的人，生活本来就已经痛苦不堪了。在孤独和苦闷的时候，他常常戏称自己为“孤老”。现在，妻子居然提出要离婚，这岂不是说真的要沦为“孤老”吗？

爸爸心里明白，妈妈并不是真心要与他离婚。这是她的被逼无奈之举，为的是四个孩子和她本人少受牵连。但是，为此就一定要提出离婚吗？医院里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军的少将军医，革委会主任要求他老婆与他离婚，他老婆巧妙地拒绝了。她说：“我必须留在他身边不停地批评教育他，帮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如果我与他离婚，就是放弃了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责任，就是把他往帝国主义反动派那一边推。”革委会主任被她说得哑口无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动员她与丈夫离婚。

爸爸想：我的傻老伴啊，你要是有她一半机灵，也不至于这样伤我的心啊！你就知道一门心思地听党的话，搞好革命工作。你根本就不懂得，无论你如何积极要求进步，也是得不到党的信任的。在党需要整治你的时候，它只需要“伪装积极”四个字就可以叫你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于东流。

但是，爸爸转而又想，我的老婆也许并不真是那么傻。要离婚她应该向法院提啊，为什么向组织提呢？这不是分明在做给组织看吗？爸爸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他觉得自己的老伴不至于、也没有理由要抛弃患难与共的丈夫。这只是她眼下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2）难道我终究还是要死在荆棘丛中？

 

以上的一切，是我以后才知晓的。爸爸和妈妈的心里活动也是多年以后他们在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时候告诉我的。当时的我，身处在与世隔绝的绿碧岭，仍然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对家里的磨难毫不知情。

在对董庆贻解囊相助、掏空了我身上的最后一分钱之后不久，一次劳动事故给我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害，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夏收之后的一天，知青点食堂没有柴烧了，派我、董庆贻、范新荣、李国华、袁荆华五个女知青上山砍柴。由于满山的荆棘和树枝随时可能划破皮肉，作为常规，哪怕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穿长衣长裤上山。那天我却打破常规，穿着短裤就走了。我觉得旧裤子挂坏了难补，好裤子挂坏了可惜。

前面已经说过，砍柴和插秧是我的强项。我身材矮小、动作灵活，可以钻到别人去不了的地方砍柴。别人在大家都经常光顾的平坡上砍树枝，需要把好多棵树剃成“光头”才能完成任务。我专去别人无法钻进去的树丛，找准一棵树，爬上树干，站在树丫分岔的地方，把身边的枝丫砍下来，就完成了一天的任务。

我又钻进了人迹罕至的树丛中。董庆贻是我的忠实伙伴，她跟着钻了进去。我很快就找到了一棵粗细适中、枝条茂密的树。董庆贻也在附近找到了她的目标。我们像农民那样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彼此看着对方笑了一笑，就干了起来。

我们费了一点儿劲，才各自爬上自己的树。我动作灵活，爬得比董庆贻高，因为越是高处的树枝越嫩，越容易砍下来。我们在树杈上站稳脚跟，开始砍枝丫。干自己擅长的活，我的情绪很高，一面干活还一面与董庆贻开玩笑。“董婆子,你看，柴刀自己会跳舞。”我向一根枝丫不轻不重地砍了一刀。刀刃砍进皮层，没有进入木质部，枝条的弹性把柴刀反弹回来，真象柴刀自己在跳舞。

“小心，别瞎闹.” 董庆贻警告我：“小心崩着自己。”

董婆子说得对，这的确不是闹着玩的。要是抓得不牢，没控制住柴刀的走向，真的会砍伤自己。我们说说笑笑，干得很欢。我很快就砍下了十几根粗枝丫，应该有好几十斤了。再砍几根就完成任务了。我心里高兴，放松了警惕，忘记了自己的力气越来越小。柴刀震得我虎口发痛，我满不在乎地坚持着，没有考虑砍进枝丫的深度越来越浅，柴刀也显得越来越难控制。终于，一根坚硬的树枝阻止了柴刀的砍入，柴刀崩了回来，我没有控制住它的走向，砍进了我裸露的白嫩的大腿中。鲜血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我大声呼救：“快来呀，我砍着腿了。”

我表现镇定，没有哭叫，呼救声也很宏亮。由于我刚才有开玩笑的“前科”，所以董庆贻以为我又在开玩笑。爬到树杈上不容易，她不愿意为了我的一个玩笑又爬下来。她对我笑了笑，继续抡刀砍树枝。

我有些发慌，后悔自己开玩笑造成了“狼来了”的效应，焦急地喊叫：“快来帮帮我，我真的砍着腿了。”

“真的”两个字起了作用，董庆贻认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她以最快地速度连滚带爬地滑下树来，来到我的树下，努力地爬上来救我。可是，她是一个矮胖子，爬到第一个树杈就再上不来了，离我还远得很。血还在哗哗地往外冒，从我的腿上滴下来，落到董庆贻的脸上、衣上。她手忙脚乱往上爬，爬上一点马上又滑了下去。

“文思姐，我上不去。”董庆贻在下面哭喊：“你必须自己下来。”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认识到，如果让血继续这么流，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忘记了疼痛，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往下窜。同时，董庆贻跳到地上，给我让路。她跑到树丛边，拉大嗓门向范新荣等人呼救：“你们快来呀！文思姐受伤了。”

我终于落地了，跌倒在荆棘和杂草漫生的地面，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涌。我想起了我出生才几天就被扔在荆棘丛中的往事。难道躲过了那一难，却躲不过这一难？难道我终究还是要死在荆棘丛中？不，我不能死，我不愿意死。我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我还没有与陵元结婚。我们还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天伦之乐。我还要有自己的孩子，一个叫葛康、一个叫康阁，这是我和陵元早就定好了的。我不能让自己的生命现在就结束。听任还没有真正开始的生活就过早的结束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不负责任的和懦弱的！我必须立即止血。在目前情况下，鲜血的流淌就是我生命的流淌。

我已经没有精力说话。但是我还能够思维。我想起了当地农民通用的止血办法：嚼碎树叶，敷在伤口上！我抬起右手，有气无力地指了一下散落在身边的树叶。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机灵。董庆贻立即开始嚼树叶敷在我伤口上。袁荆华、范新荣和李国华刚钻进树丛，顾不上脸上的划伤，也忙着给我嚼树叶。她们把嚼碎的树叶敷在我的伤口上，再用小手帕把敷满树叶的伤口扎得紧紧的。

也是我又一次命不该绝，血就这样被止住了。姐妹们捆好已经砍好的柴，各自挑柴下山。我忘记了自己刚才还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劫难，刚稍微缓过劲儿来，就不顾姐妹们的劝阻，挑起了自己的柴担——砍这么多柴不容易，我舍不得扔掉它。

 

直到我们知青点的卫生员吴干如帮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才进一步认识到我的生命曾经多么接近死亡。吴干如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医生，在湖南大学卫生科当科长。知青点的负责人大老李让他在出工之余继承父业当知青点的兼职卫生员。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帮我把敷在伤口上的碎树叶清洗干净。表面的好办，不用动手，水一冲就掉了。四公分长、两公分宽、一公分深的伤口向我和他张开了血盆大口，把我俩都吓了一跳。许多碎树叶贴在带血的嫩肉上，吴干如用镊子把它们小心翼翼翼的夹掉。最后还有一些碎树叶陷进了肉中，吴干如只好用酒精消毒的细针把它们挑出来。事情必须做得干净利落，只要残留了一点点树叶渣滓，就可能化脓发炎。吴干如以极大的耐心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他的职责。我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哪怕细针挑得我鲜血淋漓，我也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吴干如一面给我清洗，一面从专业角度和我“聊天”，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伤口这么深、流了那么多血，应该躺在担架上抬回来。你自己走回来就不对了，怎么还挑一担柴回来？”

“辛辛苦苦砍的，”我诚实地说：“舍不得扔下。”

“货真价实的守财（柴）奴！”吴干如不客气地质问：“你的命重要，还是一担柴重要？”

我红着脸，羞愧地低下了头。我无法回答他的质问。我不愿意以革命的豪言壮语来冒充伟大。

“还好，没有砍到大腿静脉。”吴干如评论：“要是再偏一公分，就不需要我给你治疗了。”

“是吗？”我吓得吸了一口冷气。他是说我现在早就死了，见阎王爷去了。

“你知道用碎树叶敷伤口止血有多么危险吗？”他正在挑陷在肉中的碎树叶，面对创伤处渗出的一股股鲜血，他以医生的口吻大发议论：“树叶上有大量细菌，人的唾液也不是那么干净。这么大、这么深的伤口，细菌和唾液两路夹攻，你又没有打过破伤风预防针，要是感染了破伤风怎么办？我们知青点可没有治疗破伤风的针剂！”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如果感染了破伤风，我只有死路一条。

“再说，有些树叶本身就有毒。” 吴干如接着说：“大量的毒素直接进入肌肉这么深层的地方，你还能活命吗？”

“你看你，是给我治伤，还是专门来吓唬我？”我故作镇静地打趣他：“你说得我好像已经死过好几次了似的。”

“现在还一次也没有死。”他给我上好消炎软膏，一面给我扎绷带，一面严肃地说：“但是也许很快就会死一次——任何人都只能死一次。如果你发生肌肉痉挛，也就是抽筋，特别是面部肌肉痉挛——张不开嘴，咀嚼食物的时候，双耳前方的肌肉痉挛疼痛，请立即告诉我。我们马上抬你去桃川镇卫生院。那是破伤风的早期症兆。”

 

（3）我与陵元在北京失之交臂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终于传到了绿碧岭。知青伙伴们再也无法在这块世外桃源过平庸无奇的生活。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大家一致同意像城里的学生一样开展革命大串联。我还不知道“黑七类”子弟不许串联的规定。知青伙伴中也没有人提到过这种规定。大家的出身都不好，听到了也假装没有听到。很少收到家信，即使偶而收到一封，也非常简短。妈妈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她已经向组织打报告要与爸爸离婚，但是却没有告诉过我，佳佳和同学们出去串联，才走到衡阳就被赶了回来，还勒令她补交了长沙至衡阳的往返车票费。

我和李国华、王利群、袁荆华决定进京上访，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表达我们扎根农村的决心。上访材料是我准备的，题目是《在广阔的天地与贫下中农搞“三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所有革命知识青年指引的光辉大道》。这是我总结将近三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心得体会所写出的得意之作。我真诚地相信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是完全正确的。我由衷地认为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是完全必要的，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四个知青姐妹决定在夏收以后，趁着农活不忙，出发去北京。定下出发日期之后，我给陵元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我即将启程去北京上访。我说：如果可能，请你去北京大学我大姐夫曹策问那里和我会面。“三年不许恋爱”的要求再有一个月就到期了，我想，提前一个月解禁总不能算大错吧！“那么，要不要在信里告诉他，爸爸妈妈被我们的真情感动了，已经同意接纳他做他们的女婿呢？”我问自己：“不，还是见面以后当面对他说吧。”我做出了决定。我要给他一个惊喜。那么，利用上访的机会约陵元来北京见面是不是假公济私呢？我责问自己。不，绝对不是。我立即回答。我是把向毛主席表忠心放在第一位的。邀陵元来北京见一面完全是借便。我没有私心，我不过就是太想陵元了而已。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步行到桃川镇，由桃川乘公共汽车北上至江永县，由江永县北上至冷水滩，最后转6次特快去北京。虽然要转两部长途汽车和一列特快火车，它却是耗时最少、路程最短的捷径。但是，由江永至冷水滩要途径道县。从八月份起，道县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就展开了对“四类份子”的有组织地集体屠杀。从道县逃出来的知识青年告诉我们，道县县城道江镇的街头，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到处都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被斩首示众的“四类份子”的尸体挂在树枝上摇摇晃晃。潇水河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浮肿的尸体漂浮在河面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赤裸着，有的只有破衣烂衫的残片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有的女尸还紧紧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潇水河里的鱼从来都不曾有过这么多食物，它们把浮尸啃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从道县逃出来的知识青年告诉我们，杀红了眼的农民青年也开始进一步考虑知识青年的问题。他们突然认识到，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实际上都是“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想的是，我们本村本队的“四类份子”本来是我们沾亲带故的乡亲，我们都把他们斩草除根了。为什么还要让城里来的“狗崽子”们继续赖在我们的家园，与我们挣抢那份本来就已经很有限的资源呢！他们得出了结论：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也消灭乾净。他们已经理直气壮地喊出了“赶走长沙人，杀长沙人”的口号。所以说，道县是肯定不能走了。我们只能往南绕远走广西。先走小路到桃川。由桃川沿公路往南走到湘桂交界的龙虎关。从龙虎关坐汽车去全州，最后从全州坐6次特快去北京。

途中，一会儿走路、一会儿搭过路的货车、一会儿坐长途汽车，终于到了全州。在全州爬上了6次特快。大串联已经基本结束了，连学生也只许返校，不许进京，否则就必须买车票。我们哪里有钱买票？从这节车厢赶下来，又到那节车厢爬上去。达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出发后的第四天了。我们住进了农业展览馆的大串连接待站。一安顿好住处，我就马不停蹄地去北大找大姐夫。我多么希望马上见到陵元啊！大姐夫告诉我的却是：陵元前天到的，在这里住了一夜，没有等到你，昨天坐火车去长沙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伤心得想哭。三年没有见面了，好不容易有机会在首都北京相会，却又以一天的时间差失之交臂，生活对我怎么这么残忍啊！我后悔没有给大姐夫写一封信，叫他告诉陵元老老实实在北京等着我，不见不散。我后悔没有告诉陵元，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我们两个人好。他急急忙忙赶回了长沙，不愿意住在自己家里和后娘打交道，又不敢到我家去找我，他到哪里去住呢？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他是去长沙了，我回到长沙肯定能够见到他！要是他傻呼呼地又返回了吉林大学，那我真会后悔一辈子。

我们找到了负责知青工作的中央信访机关，把我们的上访材料——也就是我们向共产党表决心、向毛主席表忠诚的心得体会交给了它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很想和他多谈谈我们这三年在乡下与贫下中农搞“三同”的体会，没想到他没有时间和我们谈，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我们，又开始接待下一拨知青。我们感到有些失望。但是，既然来了，就不能马上走。我们在北京玩了十几天。在天安门广场照了合影。参观了农业展览馆。游览了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划了船。然后，才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各自回家。

 

（4）孤独的爸爸

 

虽然我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长沙去与陵元相会，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回去，因为我可怜的爸爸住在武汉。自从“解放后”，他就一直远离家庭，孤身一人在武汉生活，每年只能和家人团圆十二天。现在，妈妈在形势的逼迫下，提出了和他离婚，他的孤独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由北京至长沙路经武汉，作为他老人家的女儿，我没有理由不去看看他。爸爸当时在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勤杂工。我在汉口车站下了车，直奔一元路，在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单身宿舍找到了爸爸。

爸爸见到我，又惊又喜。他责怪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来汉口？昨天这里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今天才停下来。”

我惊愕地看着爸爸，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祖国会乱到这种样子。爸爸向单位请了假，带我去汉口最有名的汤包店吃饭。爸爸告诉我，在运动中，像他这样的老运动员日子总是要比平常难过，但是这次倒也没有特别为难他。反正是一只死老虎了，最多也就是陪斗陪游。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要是一个有头有脸有来历的人，谁又没有经历过陪斗和陪游？爸爸告诉我，他的最大痛苦反而是来自自己的亲人。

“你妈妈一定是老糊涂了。”爸爸气愤地说：“聪明才智应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她反而倒退回去，变得和元元一样傻了！”

我知道爸爸说的是什么。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期，大姐在由长沙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途中，在汉口下车到这里来给爸爸留了一个字条，要爸爸好好交代问题：“不然，妻不认你为夫；女不认你作父。”她没有给爸爸带来温暖，却制造了许多麻烦。医院的党组织根据女儿的重话，认定爸爸的问题一定不小，拼命地压爸爸“好好交代问题”。现在，妈妈又要和爸爸离婚！我们家这是怎么啦？都中邪了？两个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运动，爸爸都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和体贴，反而被家里人歧视和冷待。从爸爸的言谈中，我体会到，在历次运动中，家庭给予他的伤害远远大于社会给予他的伤害。社会对他的伤害只能伤他的身；家庭对他的伤害却伤了他的心。我同情地看着爸爸，觉得鼻子发酸，几乎要哭出来。

“美美，看来爸爸要孤老终身了。”爸爸动情地说：“但是，有你这样的好女儿，爸爸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现在武汉市这么乱，爸爸的处境这么惨，你还没有忘记来看看爸爸。爸爸高兴啊！”说着，眼泪流出了爸爸的双眼。这是高兴吗？这是伤悲！

“爸，”我哭了，只顾擦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走，我们回家。”爸爸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装好剩下的几个汤包。一直守候在旁边的叫化子失望地离开了。

回到爸爸的单身宿舍，爸爸翻开床垫，掏出一百元钱，递到我手里：“给，这是给你的，随便你怎么花。不要给你妈。”

这可是一笔大数目，相当于妈妈两个月的工资。我必须在绿碧岭干整整四年才能分到这么多钱。我接过钱来，珍惜地放在内衣口袋里，诚实而又顽皮地说：“谢谢爸爸。我一回到家就把它交给妈妈。”

爸爸没有表示反对。显然，他的本意就是叫我带给妈妈。他和妈妈心里都明白，妈妈提出离婚，完全是被政治形势所逼迫。妈妈不愿意离婚，他也不相信妈妈真的要离婚。妈妈的离婚报告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只不过是虚晃一枪。他们是不可能离婚的。对此，连我都坚信不疑。

 

（5）陵元先于我到家

 

我估计得不错。陵元果然在长沙等我。他不愿意回自己家和后娘打交道，住在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区元任教授家里。区教授的儿子区颖达是陵元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时他在高四十六班。虽然不和我们同班，但是在一起上英语课。早在高中时期，区教授就极其同情陵元的处境、器重他的才干。区伯妈甚至有意收他为婿。陵元心里有我，说他要永远把区家女儿当亲妹妹看待，断了区伯妈收婿的念头。文革开始以后，区教授成了矿冶学院重点批判斗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众叛亲离之际，远在长春的陵元写信给区家，说他永远不相信区伯伯是坏人。读了陵元的来信，区教授和区伯妈都感动不已，对这个重情义、有才干的青年人的喜爱又增加了一层。陵元离开长沙三年、第一次回到长沙，想在他们家借住，区教授和区伯妈当然十分欢迎。

陵元住在矿冶学院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与左家垄小学只有几分钟路程。他不知道我是不是回来了，也不知道他对我的真诚爱恋已经被我家接受。他不敢贸然到我家去找我，就在左家垄小学周围无所事事的徘徊，希望能够遇到我。也不知道他在学校周围溜达了多少次、徘徊了多长时间。幸亏左家垄小学的厕所没有建在校内。全校师生都要走出校门，横跨一条狭窄的小路，才能上厕所。妈妈去厕所如厕，无意中看到了他。

“葛陵元？是你？”妈妈惊喜地说。爸爸妈妈已经用我们班的毕业照多次给陵元相面。爸爸说陵元的五官端正，不象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可以信得过。妈妈也同意这种看法。“你回来了？住在哪里？”

陵元告诉妈妈，住在矿冶学院区教授家。

“为什么住别人家？”妈妈说：“搬到左家垄小学来住吧！反正在放假了，教室都空着。睡在教室里，又宽敞、又凉快。”

陵元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三年前，我家那么激烈地反对他和我好，现在却邀请他住到家里来。他红着脸说：“我是来找文思的。她在家吗？”

“她还没有回来，快了。”妈妈告诉他：“你搬过来，慢慢等吧。”

这就是陵元和妈妈的初次见面。不像我想象的，以一个衣着整洁的英俊少年的形象出现在妈妈的面前。他的衣着还是那么破旧肮脏，头发蓬松着，一派不修边幅的没落子弟模样，一点也不像样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他接受了妈妈的邀请，搬到了左家垄小学来“慢慢等”我。区伯妈舍不得他走，拎着一些日用品和食品来左家垄小学看他。她发现居住的条件还可以，就和妈妈寒暄了一阵，留下礼品，满意地回去了。

 

（6） 离别三年好不容易见面，连吻都没有接一个

 

我是晚上九点多钟到家的。又见到阔别三年的妈妈和佳佳，别提多高兴了。我抱着佳佳，快活得转着圈儿蹦跳。才转半个圈，我就看见了陵元。陵元听到我的声音，从他住的教室里跑了出来。他长高了，起码高了两寸。常听人说，东北的五谷杂粮最养人，果然名不虚传。男生就是棒，二十来岁还长个子。我们女生，月经来潮以后就不肯长了。不过，个头是长了，身材还是那么瘦。不，好像更瘦了。他的衣服还是那么破烂和肮脏，蓬头垢面的，若不是戴着一副便宜眼镜，没有人会相信他是大学生。

“陵元，”我放开佳佳，红着脸说：“你来了。”第一次在妈妈和妹妹面前与陵元相对而立，我不好意思表现得过分亲热。

“我来几天了。”陵元的脸红得更厉害：“在北京没有见到你，我就慌了。第二天就坐车来了长沙。”

左家垄小学的住校老师早就知道我的男朋友在我家住着，现在也赶来凑热闹。秦老师甚至还“关心”地问今晚我们怎么睡。真是无聊已极！

“我和两个孩子睡在屋里，”妈妈理所当然地说：“陵元还是睡在教室。”妈妈一言既出，没有人再表示类似的“关心”了。

 

不但晚上把我和陵元进行了有效的隔离，妈妈在白天也把我们看得死死的，唯恐我们一时感情冲动干出傻事来。她要去办公室上班，要去菜市场买菜，不能老看着我们。她就把监视我们的任务交给了佳佳。

“佳佳，”第二天一早，她就避开我和陵元，悄悄地对妹妹说：“给妈妈好好看着他们俩。”

“看着什么呀？”佳佳那年十七岁，还没有恋爱的经历和冲动，不太明白妈妈神秘兮兮地交给她的任务是什么意思。

“唉，叫你看着你就看着。”妈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反正他们俩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

“那好吧。”佳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本来就要和姐姐好好在一起玩的。”佳佳去年就初中毕业了。既没有书读，又没有工做，整天无所事事。她上午跟住在左邻的美术老师练习毛笔字，下午跟住在右邻的体育老师学打乒乓球。练就了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球。我足足三年没有回家了，好不容易又见面，她巴不得和我形影不离哩！

 

妈妈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不愿意给妈妈惹麻烦。妈妈好不容易刚刚“解放”出来，不再受批判和斗争，我怎么会给她添乱呢！我和陵元天天呆在我家那间唯一的房间里，连房门都不出。佳佳忠实地执行了妈妈交给她的任务，连练字和打球都中止了。我们一起整理我们姐妹多年来积攒的邮票，一起在蜡纸上刻划当时风行一时的剪纸……日子过得既充实又愉快。

看到我们这么规矩，妈妈终于放心了。对于自己的过虑，她甚至表现出了真诚的歉意。在陵元返校的前一天，她主动地劝我们出去走走：“别整天闷在屋子里了，出去走走吧，到岳麓山去玩玩。”

“岳麓山！”佳佳兴奋地喊叫：“最好玩了。我也要去。”

“佳佳，你就别去了。”妈妈对佳佳说：“你的字写得好，在家帮妈妈抄思想总结吧！”

“你不是叫我看着他们。他们俩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吗？”情急之际，佳佳不假思索地说。

“这孩子，”妈妈难堪地说：“胡说些什么！”

佳佳委屈地撅起了嘴。我和陵元羞红了脸。

 

岳麓山是长沙市老百姓最便捷最喜爱的游览胜地，从小学起，就是学校组织春游或秋游的去处。那里可以引起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啊！我们坐五路公共汽车到湖南大学下车，走到山脚下的岳麓书院。穿过岳麓书院的讲堂和后院，沿着一条蜿蜒小道，就到了爱晚亭。继续登高，我们来到麓山寺。破四旧把麓山寺破得门可罗雀。它的大门紧闭，周围空无一人。我们在它一张侧门的台阶顶部坐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闹得正凶，几乎没有人有心游山。在参天大树的遮掩下，偶尔有行人从下面路过也根本看不见我们。第二天就要分手了，然后就不知道到哪年哪月才能再见。我们俩心里都充满了无限的依依不舍之情。周围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陵元无法压抑他内心的激情了，他搂着我要和我亲嘴。我赶紧挣脱他，跑到台阶底部坐下。

文化大革命中在公共场所接吻，万一被人看到可不是好玩的。妈妈对我说过，湖南大学的一对恋人分配的工作天南地北。在车站分手的时候，他们情不自禁地热情吻别，结果被当作流氓扭送到车站派出所，不但误了车，还被关了一夜。

我明白妈妈对我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的，我们本人会被当作流氓抓起来还是小事，说不定还会连累刚刚“解放”出来的她。她留陵元在家里住是要担风险的。如果我们闹出事来，她会被当作教唆犯抓去批判斗争。文化大革命以来，妈妈已经吃足了苦头，说什么我也不能再连累她了！

台阶的底部就在路边，陵元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他三番五次叫我上去，我坐在下面就是不上去。两人僵持了几十分钟，最后还是他无可奈何地下来了。我们肩并肩地往山下走去。他的情绪很低落。这不怪他，离别三年了，他爱得那么深，好不容易见面，都没让他吻一下，这实在有些不近人情。

 

(7)  我对不起他，应该让他吻我

 

陵元走了，带走了我的欢乐、带走了我的爱恋。命运真是残酷，愉快的时光像火箭一样飞驶而过，苦难的日子却像影子一样永远跟随，想甩也甩不掉。

下乡三年，天天在泥水里滚爬，我的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妈妈带我去长沙市第四人民医院去看病。在医生给我看膝关节的时候，妈妈意外地看到了大腿上的伤疤。她心疼得叫了起来：“美美，这伤疤是怎么回事？”

“柴刀砍的。”我轻描淡写地说：“不要紧，已经好利索了。”

“医生，麻烦你顺便看看，”妈妈眼里带着泪，不放心地说：“是不是真的好利索了。”

“这么大的伤疤，”医生摸了摸我的伤疤：“当初都可能要掉你的命。”他转向妈妈：“但是现在没有问题了。谁给你治的，那个医生还真有两下子。”

“不是医生。”我如实告诉他：“是我们知青点的卫生员，原来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湖南大学卫生科的科长。”

“原来是吴科长的儿子，怪不得呢。”医生点头称赞，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好了，言归正传。这是我给你开的治关节炎的药。你得这病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也不可能一天两天治好。记住按时按量吃药。吃完以后再来看。”

我打算把药吃完，再看一次医生，让他根据疗效判断我应该继续服用这些药还是改服别的药，然后多带一些他开的药下乡。妈妈也觉得我的想法很好，叫我在家安心养病。听说我能在家里再住一些日子，佳佳高兴得直拍巴掌。

 

我的如意算盘很快就破产了。一天夜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妈妈不敢怠慢，连忙起床开门。我和佳佳也吓醒了，从床上跳到地上。原来是纠察队半夜突击查户口。妈妈从抽屉里拿出户口簿递给纠察队员。

“常住人口只有两个人。”带着纠察队长袖章的人板着面孔说:“这第三个人是怎么回事儿?”

“啊，这是我的三女儿文思。”妈妈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平静地解释：“她是回家来治病的。你看，药就在桌子上摆着呢。”

“那能说明什么问题？”纠察队长冷酷无情又自作聪明地说：“说不定是摆在那儿专门给我们看的哩！”

 “同志，我又不知道你们会来查户口，怎么会在桌子上摆一些药专门给你们看呢！我的女儿真有病啊!”妈妈急忙申辩：“她有风湿性关节炎好多年了。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可以证明。不信你随便问一个邻居！”

“谁证明也没有用。我们的任务是清理城市闲散人口。”纠察队长自信地说：“没有户口的都得跟我们走一趟。”

妈妈和佳佳又是哭又是求，都没有用处。他们当着妈妈和佳佳的面，连衣服都不许我拿，就像押解犯人一样把我押走了。

 

我被关进一个大房间，与等待发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关押在一起。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关着二十多个男女老少，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缩成一团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已经是后半夜了，水泥地的凉气激发了我的关节炎。我浑身作痛，饥寒交迫。我仰面看着天花板，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部有头无尾的电影在我眼前闪过。我想起了小学的时候和刘亚平一起在赫石坡后山吃野鸡腿和糖罐子；我想起了我得急性黄疸肝炎，李俊敏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想起了在我下乡前夕，彭亮、李俊敏和刘亚平为我送别，赠给我一支口琴；我想起了可怜的爸爸和辛劳的妈妈，他们一对恩爱夫妻，在年过半百之际却突然要闹离婚。我不明白，我小小年纪，为什么苦难和贫困总是伴随我。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呀。我一直想做爸爸妈妈的好女儿、同学们的好朋友、毛主席的好学生啊！

毛主席号召我们下乡，我就报名下乡。我不顾自己的身体条件，拼死拼活地在乡下与贫下中农搞“三同”。绿碧岭的每一个农民、每一个知青，都可以给我作证啊！还有我的师傅李光亮，他是共产党员、生产队长，他总有资格作证吧！文化大革命闹得这么凶，别人串连是去游山玩水，我们串连是去北京上访、向毛主席表决心！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住在家里治病都不行、都要被抓到这里关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无论怎么想，我也想不出我错在哪里。突然，一个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既然我没有错，那么就是这个社会错了，那么就是统治这个社会的共产党错了，那么就是领导共产党的毛主席错了。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我不敢再想下去，赶紧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

陵元，我想：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我突然回想起了陵元向我求爱的那一天。那是高中二年级暑假开始的那一天，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在师院附中到赫石坡小学的小路上，他面对面地交给我一封信。那时候多大？啊，才十八岁。才十八岁就谈恋爱？是不是太早了？不，一点也不早。要是早知道有今天的苦难，还应该更早一些就尽情地享受爱情的欢乐……尽情地？欢乐？我和陵元的爱情是那么多灾多难，它给我带来的欢乐少、给我造成的烦恼多。分别了三年，才相处十几天就分手了，然后又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才能见面。在这十几天里，我都没有让他吻我一下！这是为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自觉遵守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清规戒律吗！它们是社会强加给每一个人的，谁也不能不遵守、谁也不敢不遵守！但是，如果它是这么违反人性，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呢！我们应该造它的反呀！毛主席不是说“造反有理吗”？可是，我转而又想，这些规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政府定下的啊！能反吗？

我又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我越想越糊涂，不敢再想下去。但是有一点我却想明白了：我对不起陵元。我应该让他吻我，应该让他吻个痛快——只是不要让人看见。

 

（8）吹牛的代价

 

在勒令尽快返回乡下、我也保证了尽快返回乡下之后，第二天下午我获得了自由。走出监房，我立即看到妈妈和佳佳正站在外边等我。她们怎么知道我被关在这里？莫不是昨天半夜她们就跟在后面来到了这里。天一亮就站在这儿守候？天啊！她们一老一小，受到的磨难和惊吓一点也不会比我小啊！

“妈，佳佳，我们回家吧！”真怪，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哭。苦难太多，人都麻木了，眼泪也流干了。

“对，回家去。”佳佳故作高兴地说。

“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妈妈低声说。她曾经被关过很多天。我“只”关十几个钟头就放出来了，她好像有些喜出望外。

家里是呆不下去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来查户口？谁也不愿意继续承受随时可能被抓走的风险！我到四医院找医生多开了一些药，告别妈妈和佳佳，又返回了绿碧岭。

许多知青伙伴还东躲西藏地滞留在长沙没有回来。有的知青和我一样在长沙呆不下去，回来得比我还早。尹大章就是其中之一。城里乱得他呆不下去，回到乡下他还不知道收敛，反而以此作为自己胡吹乱擂的资本。他对农民们说他在城里参加了造反派，穿军装、戴军帽，手持双抢，看到什么事情不顺眼，就朝天扫一梭子，立马就把局面控制住了。他说，他把他的双枪随身带来了，还带来了不少子弹。

农民都惊恐而敬仰地看着他。他趾高气扬地抬头看着天上，仿佛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他只图嘴巴快活，肆无忌惮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点都没有考虑到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吹出来的英雄是当不长远的。

 

几个月以后，党中央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各级政府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他为他的谎言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着四个小队长，率领一伙基干民兵，到知青点直接奔他而来，命令他交出他带到乡下来的两支手枪和所有子弹。他执迷不悟，还想圆谎，他说他把它们扔到池塘里了。

“那好，”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扔在哪个池塘，你自己把他捞出来。”

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率人押着他立即去捞枪。正是隆冬，池塘里的水冰冷刺骨，他也只好硬着头皮下去捞。他装模作样地在水中摸索了一阵子，人都要冻僵了，再熬下去非冻死不可。他浑身哆嗦地爬上来，有气无力地说：“没了。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火了：“把他捆起来，押到公社武装部去！”

几个基干民兵一拥而上，把他五花大绑地捆起来，带走了。我们在场的知青都同情地看着他，但是谁也帮不上忙。大家庆幸的是，他毕竟只说了“看到什么事情不顺眼，就朝天扫一梭子”。要是他说“看到什么人不顺眼，就朝他扫一梭子”，那就肯定会把他当作杀人犯抓去枪毙。

几天以后，尹大章终于获得了释放。大家关心地问他：这几天怎么过来的？挨打没有？挨饿没有？你是怎么让他们相信你是说着玩的？你是如何叫他们放掉你的？

尹大章一概不予回答。关于枪支弹药的事情，他连一个字都不敢乱说了。

 

（9）农村的新气象

 

文化大革命在城里闹得鸡犬不宁，因为毛泽东懂得，要在全国重建他个人的封建王朝，主要是要攻克刘少奇在城市的各级干部力量。只要把城市的各级干部打倒，换上忠于自己的人，整个中国就又变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但是，农村却是无论如何也乱不得的。农村乱了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农村一乱，八亿天真愚钝、任人摆布、轻信盲从、随波逐流的农民就会成为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想稳住农村。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明确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进行。”各地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红卫兵的过度革命热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农村造成了短暂的混乱。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又批发了周恩来组织人拟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严格禁止农民进城搞“革命”。在此通知仍不见效的地点和场合，毛泽东就干脆把解放军派去稳定局势。道县发生了对“黑七类”的狂砍乱杀，毛泽东就把驻湖南的野战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派了进去，控制住了那里的局势。

文化大革命没有搞乱农村，只给农村带来了忠于毛主席的新气象。绿碧岭大队的每一个生产队都做了一块“忠”字牌，社员们集体出工，一个身强力壮的社员举着“忠”字牌走在最前面。下田干活的时候：“忠”字牌就插在田头。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弓背地从早到晚干活。在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据说只要抬头看一眼“忠”字牌，就又重新充满了无限的力量。

不单生产队装备了“忠”字牌，每个社员群众也增添了个人装备，那就是挂在每一个人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像章有大有小，越大越重的越受欢迎，因为它越能表现出对毛主席忠诚的份量。谁要哪天换了衣服忘记别上毛主席像章，那就是罪过，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连毛主席像章都忘记戴，你心里哪里有毛主席！赶快向毛主席请罪！自己主动地及时地请罪、请罪态度真诚，也许可以躲过一劫，要是再嬉皮笑脸、满不在乎，搞不好会招来批判斗争。

歇晌的时候也不可以随便在田头一躺就抽烟聊天了。先要在田头排成整齐的队形，集体跳“忠”字舞。大多数农民一辈子也没有听说过跳“五”跳“六”，现在自己却跳上了。跳得是不是好看没有人管：跳好跳坏是水平问题，跳与不跳是态度问题。谁也不愿意出态度问题。况且，跳得不好也没有人敢嘲笑。谁要是敢嘲笑别人跳得难看，他的态度就成问题了！

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装备比爸爸妈妈还好。除了每个人胸前都要戴毛主席像章以外，还要背一个“忠”字牌。“忠”字牌必须把书包覆盖，以表示念书是次要的，忠于毛主席更重要；以表示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就读不上书。

 

（10）送公粮的救星

 

我们知青与贫下中农搞“三同”，戴像章、跳“忠”字舞都是免不了的。在形式上我们搞得比他们还强，因为我们从城里带回来的像章比他们的大，我们跳舞的姿势也比他们优美。但是，在思想上我们可没有他们那么单纯。我们都是回了一趟长沙又回来的，在城里见了大世面。我们看到了许多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城里的乱象，也看了很多大字报。我们知道了许多共产党秘而不宣的内幕情况。我们知道共产党面临着许多问题，犯过许多错误。我们中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已经透过报纸上冠冕堂皇的革命号召看明白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权力斗争。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无菜可吃。前两年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在队里干活，自留地侍弄得很不错。我们种了莴苣、白菜、芹菜、包菜、南瓜等家常蔬菜，常年四季基本上有菜吃。今年大家都跑回家了，最少也在长沙呆了两个多月，菜地都荒掉了。绿碧岭没有菜市场，全靠农民看我们可怜送点菜给我们吃。在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在地里找一些野藠苗，把它洗净切碎做汤吃。

营养这么差，偏偏又赶上了送公粮的时候。绿碧岭还不通公路，必须沿小路走到石枧才有公路。再说，生产队连拖拉机都没有。所以，生产队只好安排劳动力成群结队地挑担子把公粮往桃川粮站送。来回三十多里路程，去的时候肩膀上还压着担子！全劳动力的定额是一百斤谷子。我的底分是六分，应该挑六十斤谷子。加上两只箩筐有七、八斤，总重量为六十七、八斤。我的体重大约是七十五斤。也就是说，我要挑着几乎等于我体重的担子走十五里路，然后再把空箩筐挑回来。

我挑着担子，随着送粮的队伍上路了。最初六、七里还勉强跟得上队伍。后来就不行了。所有人都走远了，连最后一个人的背影都消失在地平线下。我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我没有手表，但是看日头我也知道，以这样的速度，就是能挑到桃川，粮店也早下班了！我可不能再把它挑回来啊！我想加快脚步，只快了几步，就又慢了下来。我实在没有力气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我走投无路、急得想哭。和我一起出发的农民已经送完公粮往家赶了，我还在半路上。

他们热情地给我鼓劲：“小康，加油啊！争取最后胜利！”一面说，一面急冲冲地离去。这不怪他们。他们也是人。他们也累了。他们已经做完了自己那份工作，要赶回去休息。许多人舍不得休息，还要去自留地、自留林干活。我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代替我做我这一份工作。我强作笑脸，加快脚步往前走。一离开他们，我的脚步就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我真想向全世界喊叫：“老天爷作证，我不是偷懒，我实在是挑不动了！”

正在这时，一双大手从我肩上拿走了我的担子。“康矮子，你在这里看着我的箩筐，我给你送去。”

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傅正乾，不，是我送公粮的救星！我不好意思地说：“那怎么好呢？”

“有什么不好？”傅正乾实在地说：“比你挑到那里又挑回来、来回一样重，要强多了。”他说得对，按我的速度，就是能挑到桃川，粮店的人也不会等在那里收我这担谷子。

“那就谢谢你了。”我万分感激地说。

“老同学，有什么好谢的。”傅正乾朴实地回答。

我目送他忽闪忽闪地挑着担子，大步流星地走远。六十多斤的担子，他挑着就像玩儿一样。我看着他宽阔的双肩、高大的身材，热泪涌进了我的双眼。

 

 

 

 

 

第十章       颠沛流离的生活

 

 

（1）生活越过越艰难

 

一九六八年夏，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知青间迅速流传：要招工了！长沙市的许多厂矿的招工人员来到江永县，要从知识青年中招收一批工人。接着，有人又获得了确切消息，我们绿碧岭大队分到了两个名额。四十一个人，熬了四年，才等来两个招工名额，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数字。从一九六六年起，大学就停止招生了，大家早就断了上大学的梦，招工成了知青返回长沙、与家庭团圆、重新过城里人生活的唯一途径。于是，这两个招工指标就成了绿碧岭四十一个知青争夺的目标。几乎所有人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尽了浑身解数。队长家、大队长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家，转眼之间成了知青们经常钻营的窝点。知青点负责人大老李也受到了知青们的空前尊敬。每一个人都希望她能为自己说话，似乎没有人考虑过，也许大老李自己也想回去。想想吧，如果她没有异想天开地放弃大学学习到乡下来“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她都应该毕业两年、当了两年国家干部了。

我比较冷静，没有加入竞争的行列。我的出身不好，又不是团员，个子矮小，身体条件很差。除非招工的干部患有某种偏执症，我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他考虑的对象的。但是，这种自知之明却无法缓解我内心的压抑。自从去年进京上访表决心以来，我的思想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妈妈的被批被斗、爸爸的孤单生活、自己的被关押、佳佳的失学失业，都使我深思：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啦？政府总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难道我们都不是人民？为什么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我们都像羔羊一样，只可以任人宰割？叫我们下乡，我们就得下乡！我们向往的大学，说不招生就不招生！佳佳初中毕业两年了，在家里游荡，既不能升学又没有工作！爸爸长期生活在外地，有家不能归。妈妈和爸爸恩爱几十年，却被迫提出离婚。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两个幸运儿得到了这两个“举世瞩目”的指标。萧运洵被招进了东风钢厂。他是师院附中一个女老师的弟弟。身材矮小，为人忠厚。有一次他独自上山砍柴，连人带柴滚进了山谷，摔得遍体鳞伤，失去了知觉。要不是被过路的农民及时发现，说不定就会性命难保。大家对他都十分同情。对于他能够离开农村，回到长沙，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李国华被招到了长沙矿石粉厂。她是师院附中的初中毕业生。对于她的时来运转，有嫉妒的、有非议的。最奇怪的是，大老李本人没有被招上去。不知道是她还要继续扎根农村、革命到底，还是因为年纪偏大而被淘汰了。如果是后者，我真要由衷地为她抱不平。她是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两年的大学学历，主动下乡的啊！她的年龄比我们大几岁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而把她排斥在招工范围之外啊！

大老李本人好像倒是很想得开。她给二十中的同学做思想工作，说招上去的两个人都是师院附中的，这是因为他们正好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绝对没有歧视二十中毕业生的意思。她给没有招上去的高中毕业生做思想工作，说原则上是应该优先招收高中毕业生，长沙矿石粉厂没有要高中生，却选走了初中生，肯定有工作需要上的考虑。她还很贴心地对大家说：这次的两个招工单位并不是十分理想，钢厂太苦太累、矿石粉厂太脏容易得矽肺病，不去也罢。我们就耐心地等待下一次机会吧。

大老李没有想到，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是在绿碧岭知青点的第一次招工，也是最后一次招工。它是我们的唯一一次招工机会！退一步说，等了四年，才等到两个指标，何年何月才可以轮到自己头上啊！大家都等不及了。几个月后，有的知青去了水库工地；有的知青转到了弟弟妹妹下乡当知青的地方；有的女知青干脆就找了一个挣工资、吃商品粮的男人结婚去了。奇怪的是，结婚的初中女生比高中女生还多！她们初中生不是比我们高中生小三岁吗？为什么比我们还急着要结婚呢！

 

我原来幻想的永远都不会散的劳动的、战斗的集体，在转眼之间就树倒猢狲散了。谁也没有打算就这么厮守着，在平凡的劳动中度过不平凡的一生。每一个人都想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因为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政府尽管可以压抑和限制这种权利，但是却永远也不可能绝对禁止它。人们总会在政府限定的范围内，钻政策的空子，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利用最大的可能性，追求自己认为的最大幸福。

绿碧岭村的四个生产队对于长期“负担”我们知识青年也失去了耐心。在“负担”均摊的呼声下，绿碧岭大队不得不把剩下来没走的知青均分到各个生产队。我、傅正乾和曹安详被分到了大河边生产队。他们俩都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对好朋友。

大河边生产队没有一个集中的村落，而是由一些分散的住户构成。队里没有空余的房子，只好由生产队的何队长想办法给我们安排住处。我被安排在何队长家与他的四个女儿住在他家楼上的大统间里。傅正乾和曹安详则住在生产队仓库的楼上，与何队长的家只隔一个晒谷坪。何队长把他酿酒的屋子腾出一个角落给我们做“厨房”和“餐厅”。我们在那里做饭和吃饭。说是厨房，却又没有灶台。在墙角用砖围出一块大约一点五平方米的围子，中间放一些柴灰，在柴灰中架起一个三脚铁圈，它就是我们的“灶台”。我们把饭锅或菜锅放在三脚铁圈上，在下面点燃柴火，就这么做饭炒菜。说是餐厅，却又没有餐桌。何队长给我们找来一张方凳做“饭桌”。反正也只有一、两碗菜，放在上面还占不满凳面。我们三人则各坐在一只小矮凳上，围着方凳用餐。这哪里是长远过日子的样子。这不是成心要把我们逼走吗！

相比之下，我们知青点倒成了天堂。我们用乒乓球桌当饭桌，就是上一百道菜也不愁摆不下！翻天覆地的变化把我抛入了沮丧和孤独之中。我怀念我们的知青点。那两排房子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是我们的“家园”。我和知青伙伴们在那里说说笑笑、打乒乓球、吹口琴、下象棋、玩扑克、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我和董婆子住在一个房间里，亲密得就像亲姐妹。现在，董婆子结了婚，跟着丈夫走了。我也失去了住在我们自己建设的家园的资格。我的全部家当就是几件衣服、一套被褥和一支口琴。每天晚上就栖身在何队长女儿房间里的一张“床”上——也就是在两条长凳上搭着的一块门板上。这并不是何队长亏待我，他的女儿也睡这种“床”。

刚到大河边生产队，人生地不熟，一切又要从头开始：认识社员群众，了解他们生活上的习惯，熟悉他们生产上的规矩……最要命的是，我们初来乍到，自留地里一无所有。一片菜叶、一根葱都需要花钱买。两个男生抽烟喝酒，身上存不住一个钱。作为女生，照料我们三人一日三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不能让我们三个人天天吃白饭，只好把妈妈寄给我的零用钱全部用来补贴伙食。

日子过得很艰难、很辛苦、很乏味、很难熬。生活没有进步，反而在不断退步。由长沙到绿碧岭是退步。从绿碧岭到大河边是更大的退步。下一步再往哪儿退呢？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何况，我们的年龄又在不停顿的增长。屈指一算，我都二十三了，早已不再是一个应该向妈妈要零用钱的小姑娘了。

 

（2）一次中暑差点要了我的命

 

就这么一天又一天地熬着。向前熬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好像很过得很慢、很难熬，但是回过头来一看，一个月、一个季度、一年，好像又过得飞快，转瞬即逝。一年过去了，进入了一九六九年。春天过去了，进入了夏天。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正在田里干活，突然感到肚子疼痛难忍，干不下去了。我向何队长请了假，回到了他家楼上统间里那张属于我的“床”上。休息并没有减轻我的痛楚。我的肚子越来越痛。觉得想呕，但是又呕不出来。觉得要拉，但是又拉不出来。我床上床下、房间茅房，来来回回地折腾，等到何队长以及傅正乾、曹安详他们下工回来，我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

何队长觉得大事不妙，看到我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只剩下微弱的气息喊肚子痛，他叫我伸出舌头给他看，又伸手在我胳膊上划了一下。只见一条肉——活像皮下潜伏着一条泥鳅——在他划过的地方拱了起来。“不好，”他立即作出了诊断：“是泥鳅痧，一种可以致命的恶性中暑。”

虽然是农民大老粗，何队长也懂得男女授受不亲。他叫他的大女儿何满娇马上给我扯痧，同时带着傅正乾和曹安详下了楼。何满娇不敢怠慢，连忙动手给我扯痧。扯痧是很讲究的，不可以随处乱揪。她首先沿我的颈周扯了几条痧，特意避开了口腔的对面，那叫对口痧，是绝对不能扯的。她又在我的前身和后背各扯了几条痧，并且精心地让前身和后背的痧不要隔身相对，那也是对身体极其不利的。最后她在我双臂和胳膊肘上又各扯了一条痧。一刻钟以后，我的身上就出现了一道道扯痧后的深紫色条痕。我觉得好多了，肚子也不痛了。何队长说，还是不能大意，泥鳅痧是仅次于乌痧症的第二厉害的致命性恶性中暑，必须找医生来看看。

曹安详立即去四、五里外的石枧卫生院请来了医生。医生的诊断与何队长一样，说是中暑了，给我开了一些药。傅正乾给我熬稀饭、照顾我服药，通宵守在楼下的堂屋里，一夜没有合眼。

休息两天以后，我觉得我的病好利索了，又开始和大家一起出工。我到阎王殿门口转了一圈，又平安地回来了。这是第几次了？我想：第三次。第一次是出生几天后，在荆棘丛中。第二次是三年前，砍柴砍在了大腿上。每一次都能大难不死，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可是，难道仅仅是运气吗？我转而又想：不，主要的还是有吉人相助。如果不是何队长当机立断，诊断出我得了泥鳅痧，我还有今天吗？如果曹安详不到石枧卫生院去请医生、如果傅正乾不精心照料我，我能好这么快吗！运气重要，但是人更重要。只要有好人真心相助，坏运气也可以转为好运气。这就是我的结论。

 

（3）我面临着艰难的决策

 

曹安详在石枧大队有了女朋友。她叫莫平，是长沙市第一中学的初中毕业生，长得就像天仙一样美。用羞花闭月之容、沉鱼落雁之貌来形容她，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在石枧大队，向她示好的知青和农民不知道有多少，都被她一一回绝了。大家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天鹅。曹安详的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天鹅”，所以大家也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特等射手”——其中既含有妒意，又含有敬意。在我看来，别人没有什么好嫉妒的。曹安详的父亲是湖南大学的教授。他本人身高体壮、五官端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男子。他们俩才子佳人，天生一对，我们应该由衷地祝贺才对。

“特等射手”一有空就去石枧大队打“天鹅”，大河边生产队就只剩下了我和傅正乾这一对“丑小鸭”。我们整天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有困难他帮助我；他有难处我关心他，俨然就像两口子。感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形成了、发展了。这不怪他，也不怪我。我们毕竟是人，是血气方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和大姑娘。既然是年轻人，就有感情，就有欲望，就渴望异性的关怀和爱护。

一天夜里，我给傅正乾补好外衣，去生产队仓库的楼上给他送去。“特等射手”又去石枧大队打“天鹅”去了，他一个人坐在床沿喝闷酒。什么菜也没有，干喝。很苦闷的样子。

“给，衣服补好了。”我把衣服递给他，然后劝他：“少喝点，对身体没有好处。”

“谢谢你。”他醉眼朦胧地看着我说，不知道是谢谢我给他补好了衣服，还是谢谢我的忠告。他伸手接我递给他的衣服，无意中碰到了我的手。好像突然失去了自制能力，一句话从他口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康矮子，我爱你。”

“你喝醉了。”我不介意地说：“胡说八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我在不动声色地提醒他，我的男朋友是陵元。师院附中高中部的全体师生都知道这一点。作为我们的同班同学，他当然也知道。

“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固执地强调：“我再说一遍，康矮子，我爱你。”说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床沿站起来，双手搂住我，亲了我一下。不对，不是亲嘴，而是和我贴了一下脸。

我吓了一跳，用力把他推开，跑下楼，逃出了仓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要跑。其实，我是完全信任他的。我知道他不会欺负我。对于他对我的表白，我不但没有任何抗拒心理，反而在内心深处泛起了一阵欢欣。我想的是，又有一个好小伙子在真诚地爱我！

我怎能忘记，在我挑着公粮担子寸步难行之际，是他在中途接了过去。如果他不帮我挑到桃川粮站，也许我累死也挑不了那么远。我怎能忘记，在我得泥鳅痧，生命受到威胁之际，是他给我熬粥喂药、在楼下的堂屋里彻夜守候，使我的大病在两天以后就痊愈了。有这样的男人终身作伴，哪怕就是穷死累死困死老死在农村，我又有什么可怕的！我又夫复何求！

但是，我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姑娘。我牢记着陵元对我的爱和我对陵元的承诺。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把陵元甩掉。我必须征求他的同意，让他明白我别有二心实在是逼不得已。我连夜给陵元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陵元，你好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过去了两年。如果如期毕业，你就毕业在即了。但愿你能分到一个好工作。最好能分回湖南来，那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国家干部，而我仍然是一个乡下女人。在你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我很感激你对我始终如一、坚贞不渝的爱。但是，我要在此提醒你，我已经不是你当年热恋的那个白白嫩嫩的小姑娘了。五年的农业劳动把我的脸晒黑了。长期的艰苦生活使我变丑了。随着岁月的增长我已经变老了。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别使我不得不重新郑重考虑我们之间的爱情。我不禁反复考问自己，我们的爱情有前途吗？你和我，一个城里，一个乡下；一个干部、一个农民，我们长期生活在两地。这样的夫妻，生活会幸福吗！我的答案是：不，不可能。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前车之鉴。由于长年不在一起，他们逐步有了隔阂，原来的恩爱夫妻，搞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亲爱的陵元，让我们结束我们的爱情吧。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你可以在城里找一个年轻美貌、学识相称的女郎做你的妻子。我可以就地取材，在乡下完成我的婚姻。事实上，我们高中的老同学傅正乾已经对我有意思了。只要你放弃我，他就会立即接受我。我不会孤苦伶仃的，你尽管放心。我们分手以后，还是好朋友。我、你、你的妻子、我的丈夫，我们四个人做永远永远的好朋友。你看，那不是很好吗？

今天就写这么多。请你慎重考虑我的提议。等待你的答复。

祝

健康、愉快

                                       文思  1969年8月10日

 

二十天以后，我收到了陵元的回信。

 

亲爱的文思，你好！

你最近是不是生病了？你的信就像重病中说的胡话，把我给搞糊涂了。你胡说什么老啊丑啊，莫非是想考验我？为了使你清醒过来，我想给你讲一段晏子的故事。

晏子是齐灵公、齐庄工、齐景公的三朝元老。齐景公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亲自到晏子家说合。酒足饭饱之后，齐景公对晏子说：“你的妻子又老又丑。我的女儿年轻美貌。我愿意把她赏给你，做你的妻子。”晏子起身回答：“不错，我的妻子现在的确又老又丑，但是我看过她当年年轻美貌的样子。我还像爱她年轻美貌的时候那样爱她。哪怕君王愿意把女儿赏给我，我也不愿意背叛她。”在另一个场合，晏子还对同朝做官的田毛宇说过：“去老者，谓之乱；纳小者，为之淫。”（抛弃老妻是昏乱，纳取小妾是荒淫。）

晏子是战国时代的齐国士大夫。连他都懂得要忠于爱情。我是一个新中国的青年，你怎么反而劝我背叛爱情呢！你提议要和我分手，如果这是征求我的意见，我现在就回答你：我坚决不答应。如果这是通知我你的决定，我就要郑重地告诉你，请你慎重地再考虑考虑。事关重大，在信里谈不清楚。我马上到你那里来，请告诉我怎么走。我和你，还有傅正乾，我们三个人面对面地好好谈一谈。

相见在即，紧握你的手！

祝

好！

                                         陵元 1969年9月6日

 

拿着这封信，我伤心地哭了。多好的小伙子啊！对我爱得那么深、那么真、那么规矩。前年，我们离别三年后重逢，我不让他吻我，他就果真没有吻我。但是，我转而又想，难道傅正乾对我的爱不是一样深、一样真、一样规矩吗？在清醒的时候，他连表达他的爱情的勇气都没有。借着酒劲儿，他才吐出了不知在心中积压了多么久的话。他对我是那么尊重，把我搂在怀里都不敢吻我，只贴了一下脸，哪怕是借着酒劲儿！

在反复考虑之后，我还是决定终断与陵元的关系，建立与傅正乾的关系。这是最现实、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为了使我的决定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道义上的合法性，我把陵元所说的晏子的故事解释为他承认我的确是又老又丑，他不肯终止与我的爱情是对我的施舍。我是一个独立自主、有自尊心的人，我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我把陵元的信给傅正乾和曹安详看了，并且向他们灌输了我的解释。在我的“舆论导向”下，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看法。其实，即使没有我的“舆论导向”，他们自己本来就希望我能痛下决心，把陵元甩掉。接着，我又把陵元的信连同我对此信的解释寄给了我家，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心里明白，家里人与傅正乾和曹安详不同，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姐姐妹妹，肯定都希望我和一个大学毕业生保持我们悠久的感情，而不喜欢我和一个乡下的插队知青建立起新的恋爱关系。但是，我自信我的“舆论导向”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

现在，我最大的忧虑就是陵元的到来。我希望他来不成。他没有钱。上次去长沙和我相见，他是找老师借的钱。回去的时候，区伯妈和妈妈每人给了他一份归程的路费，他才把来时的路费还清。现在，他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不知道会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谁还会借钱给他！再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来。从吉林省长春市到我们大河边生产队来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要转好几次火车、坐好几部汽车、最后还要走十几里路。就算火车、汽车难不倒他，下了汽车他连方向都搞不清，怎么能找到大河边来！乡下不像城里，随便在路边拖住一个人就可以问路。在我们桃川公社，有时候走上好几里路都见不到一个人。亲爱的陵元啊，你还是趁早知难而退的好！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郑重地告诉他：基于现实的考虑，我决定终止我们的恋爱关系。请你还是不要来。来了也于事无补。如果你执意要来，我会躲开不见你。陵元要我告诉他怎么走，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说：俗话说，“路从口出”，如果你执意要来，那么就到了桃川再一路问过来好了。

 

（4）他还是来了

 

二十多天过去了，陵元没有来。我渐渐地放心了：他听从了我的劝告，知难而退了。一个月过去了，陵元还是没有来。我彻底地忘记了陵元要来的誓言。但是，到一个半月的时候，陵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大吃一惊。由于长年累月生活在贫困中，他特别出老。他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白发，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谢顶，腰杆子一辈子也没有伸直过。弯腰驼背秃顶，看上去不像我的男朋友，更像我的父亲。

陵元一路问到了大河边。进入大河边以后，他就不再问地名，而开始问人名了。一个热心的农民把他往何队长家带，离屋子老远就大声喊叫：“小康，你的老爸看你来了。”

我和傅正乾、曹安详正在何队长酿酒的屋子的那个角落里吃午饭。隔着一个晒谷坪，我都听到了他的喊声。我真以为是爸爸来了，把饭碗往方凳上一放就跑了出来。我远远的看到，哪里是我爸，是他——陵元。农民继续领着陵元进何队长家，因为我在他家的楼上的统间里有一张床。陵元还没有看见我。如果我想躲开不见他，还来得及。但是，与我事先的决心相反，我不但没有躲开，反而跑步穿过晒谷坪，迎了上去，满怀喜悦地迎了上去。这算什么？我说不清楚。也许这是一个姑娘见到久别重逢的情人的本能反应。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我们毕竟相爱了六年啊！

我把陵元引到了何队长酿酒屋子的那个角落，给他盛了一碗饭。傅正乾和曹安详是我们的高中同班同学，用不着介绍。他们显然都不太欢迎这个不速之客，因为他们俩是铁哥儿们。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我和傅正乾能好下去——相恋、结婚、成家、生子。陵元的到来很可能会打破这个发展趋势。但是，大家都是老同学，久别重逢，在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

大家边吃边谈，几乎没有菜——只有一碟剁辣椒。大家有意避开了重大的现实话题，从很远的无关紧要的事情谈起。陵元告诉我们，在几个月前，他的生母找到他了。我们都恭喜他再也不是事实上的孤儿。曹安详还略带讥讽地说：“大学都要毕业了才‘找到’，是不是太迟了！” 陵元继续说：他的母亲叫雷宏康，是衡阳氮肥厂的老技术员。是她给了他路费。他先在衡阳与初次相认的妈妈在一起呆了二十多天，所以来迟了。他对他的姗姗来迟似乎抱有歉意。他好像一点也不明白，他的三个听众都由衷地希望他永远都不要来。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素昧平生的表弟雷鸣也下到江永来了，在马河公社。他过后还要去一趟马河，看看雷鸣表弟。这是母亲给他的任务。母亲还叫他给她这位侄儿捎了十元钱。

“马河？” 傅正乾接过话头，关心地说：“离我们这里有好几十里呢？又不通汽车，怎么去？”

于是，我们三人又七嘴八舌地帮他出主意，告诉他怎么去马河。接着，上工的时间就到了。傅正乾和曹安详把他领到生产队仓库楼上他们的卧室里休息。我和傅正乾照常上工。曹安详留下来陪他。

 

（5）    严肃的话题都留到了深夜

 

我们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口口相传是我们的唯一通讯方式。但是，陵元千里迢迢地由东北的吉林大学到大河边来看望我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知青群体。他们对于陵元始终不渝地爱我、没有变心把我抛弃不胜感慨；对于倒是我变了心、要把陵元抛弃更是感慨万端。晚上，“特等射手”又去石枧大队打“天鹅”去了，倒是吴干如、杨大林、胡以美等人在做完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趁着月色从外队走了两、三里夜路来到了大河边。吴干如和杨大林从小学起就是陵元的同班同学，他们来看看老同学，也想打听一下我究竟怎么处理我面临的三角关系。他们不能呆得太久，因为他们还要连夜赶回去。我们也没有说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因为那是我们三个人的事。大家坐在晒谷坪上，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别后离情。在夜深人静之际，他们带着遗憾告辞走了。

晒谷坪上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是说正题的时候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傅正乾也不知道如何开口。尴尬的局面是陵元造成的，应该由他先说。再说，他的脸皮厚在同学中是享有盛誉的。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被征服了。”没想到陵元以凯撒大帝的名言开头，不过凯撒大帝说的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I came. I saw. I conquered.）”陵元却故意把征服改成了被征服，看来他是接受我的提议了。“我和文思相爱了六年。虽然忧愁多、欢乐少；相离多、相聚少，但是我没想到会有这种结局。我想的是，苦日子迟早能熬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永恒的幸福。我没有想到过变故，我也不认为文思这一头会有所变化。”

“对不起，”傅正乾低着头轻声嘟喃，声音那么小，不像是说给别人听，倒像在自言自语。

我开始轻声抽泣。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陵元说：“五年了，我和文思只见过一面。我从来没有照顾过她。倒是你一直在照顾她。”

“我没做什么。”傅正乾抬起头来，谦虚地说。

“不要客气，曹安详和我聊了一个下午，什么都告诉我了。”陵元继续自己的话题：“根据现在的形势看，今后我也照顾不好她，而你在她身边，可以好好地照顾她。既然如此……”陵元停了下来，好像不愿意继续说下去，又好像无论他脸皮多么厚也难于启齿。他转向了泛泛而谈：“婚姻大事，任何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在婚后都可以通过法律手续离婚再选择，何况婚前、何况在恋爱阶段。”他突然提高了声调，不知道是激昂、还是悲愤：“我尊重文思的选择。我没有权利阻止她的选择。”

他终于同意我的提议了。我应该感到高兴、感到轻松、感到如愿以偿。但是没有，我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反正周围没有外人，我要尽情地哭个够。

“文思，你不要哭。”陵元劝我：“你是一个好姑娘。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帮助，我终身不忘、没齿不忘、永志不忘。”他又转向傅正乾：“正乾，我们在高中同窗三年。我了解你。你也是一个好小伙子。我信得过你。我把文思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珍惜她、爱护她。你要明白，她是一个最善良、最纯洁的姑娘！”

说完，陵元也哭了。以脸皮厚著称的陵元居然哭了！

“陵元，你放心。” 傅正乾也在哭：“我永远也不会亏待她。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她就也有。只要我没有累死，她就不会累着。”

我们三人哭成一团。东方已经现出了鱼肚白。勤奋的老农已经起床在房前屋后劳作。不能让别人看笑话，这是我们三人的一致想法。

“走吧，”傅正乾提议：“天已经亮了，回去睡一会儿。你从衡阳一路赶来，一直没有好好休息。”

 

（6）他走了，我也要走

 

陵元走了。他去马河公社看他从未谋面的表弟雷鸣。他走了，也带走了我那一颗宁静的心。我反复思考着他在晒谷坪之夜的那一番话，越想越不是滋味。那算什么？在那一夜，他和傅正乾之间好像进行了一场交接仪式。我又算什么？就像他们之间交接的一个珍贵物品。这样做不对！我在心里对自己喊叫，我不是一个物品！谁也没有权利对我进行交接。可是，我又回头想，这不正是我希望的吗！我如愿以偿了，还有什么可以愤愤不平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都心神不宁，心里老是回响着陵元在“交接仪式”上的讲话和傅正乾在“交接仪式”上的表现。我真敬佩陵元能够这么冷静、和平、恰当地解决这个一般人会打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傅正乾也表现得很好，自始至终保持了不卑不亢、真诚坦率的态度。到底是老同学！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人！可是，无论怎么说，我毕竟成了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交接的物品。这是有损于我的人格尊严的。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不能再心安理得地与傅正乾好了，那样做太对不起陵元。我也不能再回过头去与陵元好了。我自己提出了要和他终止恋爱关系，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能又要求和他恢复关系。如果我那么做，就太对不起傅正乾了。

我被挤在了夹缝中，不可能向任何一方前进一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我只能一走了之。陵元已经远离了我，我也要远离傅正乾。我要毫无偏颇地站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独立自主地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我愿意和他们俩做好朋友，终身的好朋友，哪怕我终身不嫁也无所谓。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傅正乾。他虽然不愿意就这么结束我们刚刚确定的恋爱关系，仍然表示尊重我的决定。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也蒙受了很大的压力。“朋友妻、不可欺”，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的基本道德。我虽然不是陵元的妻子，但是我们相爱多年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不愿意背上挖朋友的墙脚的黑锅。

剩下的问题就是我往哪里走了。回长沙是不可能的。自从“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就没有迁徙的自由。第一部宪法还曾经把迁徙的自由白纸黑字地写在纸上，从第二部宪法起就连纸上也不提了。我们把户口由城里转到乡下来是很自由的。再把它由乡下转回城里就没有自由了。农村户口只有往另一个农村转的自由。我决定转到安乡去，这也是妈妈和佳佳的愿望。早在年初，佳佳就去了那里。她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政府忙着领导“革命”，顾不上管他们。她在家里呆了两年多。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政府才想起了从一九六六年起，它对连续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还没有作任何安排。他们被积压在城市里，既不能升学读书，又不能就业做工，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年轻力壮的城市失业大军。

年轻人本来就好动好斗，天下大乱的形势又使他们变得无拘无束。他们变成了一群无法无天的脱缰之马，为所欲为地在校园内外和大街小巷东奔西跑。他们组织和加入了形形色色的群众造反组织，给动荡不安的形势推波助澜、乱上加乱，对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和共产党都认识到，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政府再次采用了对付城市闲散人口的老办法来解决问题，把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高、初中毕业生统统赶到对剩余人口具有无限消化能力的农村去。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老百姓和中外学术界后来把这三届被一锅端到农村去的高、初中毕业生通称为“老三届”。

作为“老三届”的成员，佳佳与她的同学们被送到了安乡县。佳佳与表妹王大中和王定芳姐妹都到了安康公社虾叭大队第十二生产队。从他们到达那里的第一天起，妈妈和她们姊妹三人就动员我也迁过去，四姐妹在一起，好互相照应。我作为她们的大姐姐还可以起领导作用。

 

这时，一封家信更加坚定了我立即迁到那里去的决心。妈妈告诉我，在七月份双抢大忙的时节，在烈日的暴晒下，二表妹王定芳在晒谷场晒谷时中暑昏倒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不问青红皂白就给她打了一针强心针。只要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抢救中暑和触电的病人是绝对不可以打强心针的。这个挂牌庸医的这一针顿时就送掉了定芳表妹的命。在一阵痛苦而疯狂的拳打脚踢之后，她停止了呼吸。年龄还不到十八岁的大姑娘，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的美好，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去世了。也许是为了补偿表妹家的损失，大表妹王大中在两个月后被招进了湖南机床厂。现在，安乡县安康公社虾叭大队第十二生产队知青点只剩下了佳佳一个人。妈妈哀求我，为了佳佳的生命安全，你赶快迁到安乡去吧！

看完信，眼泪涌入了我的双眼。定芳表妹活泼可爱的形象在我眼前飘浮。离得那么远，因为我再也看不到她了。离得又那么近，因为就在同一时间，我也中暑了，而且是致命的泥鳅痧。如果何队长不叫女儿给我扯痧，而是找个赤脚医生给我打针，也许我和定芳表妹现在正一起行进在黄泉路上。在我们的社会，生命是多么脆弱、多么渺小啊！定芳的死只换来了大中被招为学徒工，而且还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就白白死掉了，连个学徒工都没有换来！

我必须立即迁到安乡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样的厄运再发生在佳佳身上。

 

（7）我把我生命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

 

真要离开绿碧岭和大河边了，我居然有些恋恋不舍。尽管我黄金岁月中宝贵的五年年华随着我与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的宏伟革命豪情一起消耗在这里了，但是这里仍然有许多值得我回忆的人和事。我忘不了这里的青山绿水和肥田沃土。我忘不了由衷关心我爱护我的绿碧岭第四生产队队长、我的师傅李光亮。我忘不了大河边生产队的何队长和他的四个女儿，我寄住在他家，和他们朝夕相处，他们救过我的命。我忘不了那些忠厚老实、纯朴善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农民。我忘不了和我一起劳动、同甘共苦、历尽艰辛的知青伙伴们。我更忘不了傅正乾，忘不了他对我的帮助、他对我的爱慕，忘不了我们刚刚开始就不得不结束的爱情……我把我生命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作为回报，绿碧岭和大河边也存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

傅正乾和曹安详挑着谷子送我去桃川镇上汽车。汽车票要用卖掉谷子的钱去买。我的行李也堆放在谷箩上。我空手跟在他们后面走。多么好的同学啊！就这么抛开他们走了，我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他们，特别是对不起傅正乾。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也不愿意对不起陵元。我必须离开他们，去安乡，和佳佳生活在一起，好好照顾我的妹妹，不要让定芳表妹的事情再次发生。

傅正乾和曹安详在桃川粮站卖掉了谷子，换回两百斤划拨票和几十块钱。他们给我买了去江永县的汽车票，把剩下的钱连同两百斤划拨票一起塞进我书包里。汽车来了，他们帮我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叫我安坐在座位上。汽车开动了，我含泪挥手与他们告别，嘴里高喊着再见。他们在车下跟着汽车跑，拼命地挥手和喊叫。车越开越快，把他们甩在了后面，把我的一段情也甩在了后面，甩在了他们身上。

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下一次见面是在五年以后。那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强制移民运动彻底失败以后，大家都以千奇百怪的理由返回了长沙。在一次插队伙伴的聚会上，我又见到了傅正乾。那时，我们已经各自建立了家庭。我们平静地互相问好，仿佛在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深情。但是，别的同学却悄悄告诉我，在我走后，傅正乾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恨不得一死了之。下田撒剧毒农药，别人都用口罩把口鼻遮得严严的，他却连口罩都不戴……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不是由于插队伙伴聚会后的激动，而是由于我对傅正乾的愧疚。我没有想到他会为我的离去而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甚至不惜主动制造“意外”事故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车到江永县城，我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乘早班车去冷水滩。汽车刚到冷水滩汽车站，去长沙的火车也徐徐开进了火车站。我不愿意在冷水滩再住一夜，就请一个回长沙的知青帮我把行李拿上车，自己跑到售票处去买票。谢天谢地，售票处没有人排队，我很快就买好了票。特快列车虽然停站不多，但是在每个停站点的停车时间都比较长。那个与我素不相识的知青也很可靠。我及时地赶了回来、上了车、找到了他。否则，行李跟车跑了，我落在车下，是不可能到长沙再找回我的行李的，因为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火车准点到达了长沙站，我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出站口。我不指望有人来接我，所以根本就没有打电报通报我会回家。妈妈永远在忙她的革命工作，爸爸在羊楼司武汉市卫生局五七干校喂牛，大姐即将临产了，二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湖北省房县山区工作，佳佳在安乡县安康公社插队落户。我们家永远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想到这里，我就不免悲从中来。

我走出车站广场，坐公共汽车到五一路轮渡码头，坐轮渡过了湘江，在潆湾镇坐上了去左家垄的五路公共汽车。汽车在潆左水泥公路上行驶。我突然想起，我也为修筑这条公路贡献过力量。那是初中一年级，全国正在搞大跃进。为了显示冲天的革命干劲，学校叫我们白天睡觉，晚上来挑灯夜战。那是十一年前，我才十三岁。现在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如果说十三岁的时候还什么也不懂，那么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应该懂很多东西了，特别是经历了五年下乡插队落户的磨练。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又有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妈妈又老了一些，头上的白发又增多了。自从“解放后”，二十年来，爸爸始终是一个人生活。自从年初以来，佳佳下乡走了，妈妈又步爸爸的后尘，开始了她孤独的生活。他们两个老人为什么不可以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呢？难道这就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里老人应该过的幸福生活！

 

（8）我挽救了大姐和大外甥女的生命

 

妈妈见我回家，非常高兴。她没有说要我在家多住一些日子的客套话，也没有叫我立即去安乡陪伴佳佳，却交给我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去大姐那里照顾大姐，因为她就要临产了。妈妈的生活好像总是在打仗，她永远都必须首先应付最紧迫的任务。这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孙辈的孩子，爸爸妈妈都很重视。大姐已经三十岁了，才生第一胎。大龄产妇生头胎出问题的概率比较高。妈妈对我说：安乡都可以迟一阵再去，你的首要任务是照料元元平安地生下孩子。

大姐原来在安乡一中教了几年书。由于她是全省闻名的业余体操运动员，所以省体委把她调到了省体委工作。我在左家垄小学只陪妈妈住了几天。大姐的预产期快到了，妈妈不放心，要我返回河东，住到省体委宿舍的大姐家去。大姐夫曹策问是我们家最有才干的人，他数理化、文史哲、音体美，无一不精。在二中念书的时候与大姐同为体操队的主力队员，也获得了一级运动员的称号。二中的老教师一提到他就说：教了一辈子书，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天才。他在一九五七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大学本科六年，研究生三年，遇到文化大革命又延期分配两年，一共十一年。在北大受了十一年高等教育，却被分配到河南省洛阳市郊的一所公社中学——洛阳市第十五中学。教什么？教体育！学校还没有放假，他不能回来。大姐挺着大肚子，一个人生活，苦不堪言。对我的降临，她真是喜出望外。

两天后的晚上，大姐的肚子痛。考虑到那天正是她的预产期，我们不敢怠慢，立即去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医生稍作检查，就把她送进了待产室。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抓革命是真、促生产是假。医生护士们都不好好工作。把产妇丢在待产室待产，医生和护士们却若无其事地走了。她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大龄产妇生头胎，在出现肚子痛的状况以后，要过很长时间才会真正生产。

也许因为大姐是运动员，以前的激烈运动有助于她今天的生产。没过多久，她就出现了短促阵痛、越来越痛、痛得要命。接着大姐惊呼，下身湿漉漉的，一定是羊水破了。我揭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子一看，天啊，孩子的头发都露出来了。我飞快地跑到护士值班室大叫：“快来呀，我姐的孩子要出来了。”

医生和护士也慌了神，急急忙忙跑过来进行消毒处理，准备接生。“哇”的一声，孩子出世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大姐和大姐夫把她取名为曹健，小名叫豆豆。日后，豆豆像她的爸爸妈妈一样，也很会念书，一路攀升，最后念完了博士后。还是一个年轻姑娘，就当上了教授，发表了有国际影响的科研论文，当了系主任，最后当上了郑州粮食大学的校长。我在此得意地罗列我这个外甥女的成就，因为我认为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她已经露出了头发，叫来医生和护士，也许她会卡死在母亲的产道里，她们母女俩有可能惨死在产床上，哪里还谈得上日后的成就！

 

 

 

 

 

第十一章    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1）重上征程

 

晚上十点多钟，我从长沙市沿江大道长沙港客运码头登上了去安乡县沙河口的船，开始了奔赴我第二个插队落户点的征程。一个多月前，就是在同一码头，我送走了我的妹妹。她是回家来过农历新年的，假期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止，正月十六必须回去。我有心和佳佳一起走，但是妈妈舍不得。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在家里与妈妈共度春节，妈妈要我住久一点，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开一些治疗关节炎的药再走。我也舍不得离开妈妈。反正我还没有在新知青点报到，早去几天迟去几天无所谓，所以我就留下了，一留就是一个多月。

客轮离开客运码头，缓缓向北行驶。借着岸上路灯微弱的光芒，我辨认着我熟悉的地方：五一路轮渡码头、潆湾镇、中山路、湘春路、北站路……都慢慢地向后退去。这船走得真慢，花了一个多钟头才离开市区，进入北郊。银盆岭、长沙纺织厂、三叉矶……岸上的灯光越来越少，夜色越来越浓，我对所经之处也逐渐叫不出地名了。已经是后半夜，甲板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看，而且江风也寒气袭人。我下到吃水线以下的统舱，打算睡一会儿。但是我睡不着。我在想，我又开始奔向另一片广阔的天地了。我对前景一无所知，就像行驶在茫茫黑夜中的这艘客轮。

安乡县在名义上属于洞庭湖湖区。在地理上说来，一过湘阴就算进入了湖区。但是客轮却从来没有驶入过任何宽广的水域。它一直在湖湾河汊里缓慢地爬行。经过多年的“围湖造田”，洞庭湖早已名存实亡，在实际上被分割成了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大通湖、钱粮湖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以及连接它们的河岔港湾。洞庭湖的水面面积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昔日的“八百里洞庭”已经不见踪影，洞庭湖由全国第一大淡水湖变成了第二大淡水湖，落到了鄱阳湖后面。

客轮一直爬行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才到达沙河口码头。我跟着下船的人流很快走上了公路。这是由常德市至安乡县城的砂石路面公路，比较宽敞平坦。妹妹在长沙就告诉过我，上公路以后朝安乡县方向走，大概走十来里，就到了安康公社虾叭大队。

湖区和山区的自然景观绝然不同。一坦平洋的水田一望无垠。公路的一旁是一条与公路并驾齐驱的宽约三米的电排沟。妹妹告诉我，只要沿着它走，就可以去虾叭佬，即虾叭大队的所在地。公路两旁是农民一幢接一幢的房屋。看不到阿娜多姿的青山，也听不到小溪中的潺潺流水。我不禁又想念起绿碧岭和大河边的青山绿水。我惶惑地想，难道由一片广阔的天地转到另一片广阔的天地就真能带来生活的改善？我被自己的问题难住了，因为我无法回答。我只能顽强地坚忍不拔地继续在我的征程上迈进、不停地迈进。

沿着公路、顺着电排沟，背着背包、沐浴着春风，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我终于到达了虾叭大队第十二生产队。妹妹还在地里干活。听说我是康文恩的姐姐，一群热情的孩子把我送到了陈满娭毑家。去年知青刚下来的时候，还没有盖好知青点的房子。妹妹和王大中、王定芳姐妹三人分在第十二生产队。队里安排她们在陈满娭毑家借住。生产队后来给知青点盖好房子，她们才搬出来。知青点的房子和她家只隔一块棉花地，相距不到一百米。所以她们还是经常去她家走动。

现在，时过境迁，王定芳死了，王大中走了，只有康文恩还困在这里。康文恩！我的小妹妹，我亲爱的佳佳！想到这里，我突然慌张起来。我们姓康，这里是安康公社！究竟是安全的“安”还是安置的“安”？但愿我们康姓姐妹能在安康公社享有安全，而不是被安置在安康公社。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叫我们康姓姐妹在安康公社“安”家落户啊！

陈满娭毑的年纪并不很大，最多也就五十开外，还没有孙子或外孙。乡下人喜欢把中、老年妇女尊称为娭毑，哪怕她没有孙辈也这么称呼。陈满娭毑的丈夫是大队部的炊事员，也许可以搞回家一些东西，所以她家过得比一般农民强。知青下乡借住在她家，她又得到一些好处，所以日子过得更加兴旺。听说我是康文恩的姐姐，也是到这里来插队的，陈满娭毑和她的女儿莲秀都热情地接待我，给我泡茶、煮荷包蛋。我也把特意为她带来的湖区人最喜欢的食品和佐料——豆干和豆豉拿出来送给她。

 

（2）我的新家

 

等了一、两个钟头，天都快黑了，佳佳才收工。听说我来了，她连知青点都没有回，就直接来到陈满娭毑家。陈满娭毑请我们在她家吃晚饭。饭后，我们又在她家与她、她的女儿莲秀、儿子建国闲聊了一阵，才回自己的“家”——知青点的房子。

这是一幢独立的稻草房，和当地的其它农舍没有任何不同。相比之下，安乡的稻草房比江永的砖瓦房简陋多了。房子的四角是四根粗柱，这是支撑屋顶的主柱。在主柱之间又等距离地埋着一些木桩，以增加支撑力。紧挨地面一米来高的墙是土坯垒成，参差不齐的土坯毫无遮掩地裸露着，一点也不知道自惭形秽。土坯墙以上是以草绳连接的缠满稻草的芦苇帘子。芦苇帘子的两侧固定在木柱上，再敷上牛粪，就构成了墙面。墙上开着几扇窗户。窗框是细木条做的。没有窗玻璃，糊的是毛边纸。屋顶上也没有瓦，而是稻草。这种造价低廉、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房屋充分显示了湖区人民的聪明才智：木桩和木柱是房子的支架。芦苇杆子是墙面的骨干。芦苇杆子细长、零散、光滑，必须用稻草缠绕、用草绳连接，从而把一根根的芦苇联结成整体，并且形成牛粪可以附着的粗糙面。牛粪敷于其上，起着密封剂的作用，保证了墙面不会透风漏雨。

我们这幢房子一共有三间，东屋是卧室，中间是堂屋，西屋是厨房。卧室里有一张带蚊帐架的双人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堂屋的正中有一张方桌和几条长凳。厨房里有一个小碗柜、一个大水缸、两只水桶和脸盆、脚盆等生活用品。靠着西墙有一个齐腰高的腰子形的大柴灶。灶脚下堆着一些柴禾。灶上有两个灶口。每个灶口上都装着一个大铁锅，一口用来煮饭，一口用来炒菜。每个灶口的前端都有一个小园洞，那是放烧水的瓦壶或者瓦罐的地方。做饭的时候，火苗从园洞中探出，附带地实现烧水的功能。饭做好了，水也就算烧好了。不管是开了还是没开，反正就喝它。农民不是不知道，在半开不开的水里，细菌繁殖得更快，细菌的数量比冷水中还多。但是湖区的柴禾金贵。没有什么树，也没有多少草，能烧的就是稻草、棉杆、豆秸和芦苇。这些东西全部用来煮饭都不够用，谁还专门烧水喝！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也不敢把柴禾用来烧开水。如果把柴禾烧光没有东西生火做饭，那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们也入乡随俗，和农民一样喝半开不开的温水。

这么大一幢房子，只供我们姐妹俩住确实有点浪费。所以生产队对它充分利用，把中间的堂屋用作了队里的临时仓库。也许因为我们是两个矮小的女孩子，生产队对我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凉薯、莲藕、稻谷等“进口货”都放在我们堂屋里。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基本上没有吃过队上的东西。凉薯清凉可口，是好吃的东西吧？我们也难得碰一碰它。有的时候剥一个我们姐妹俩分着吃，吃上一天也吃不完。

我们房子的西面紧挨着电排沟，我就是沿着它走来的。电排沟西边是公路。跨过公路再往西又是一些农舍，更西是湖堤。房子的东、南、北三面是大片的棉花地。过了棉花地就是一马平川、一望无边的稻田。屋后有我们的一小块自留地，我们对它利用得很充分，春天收白菜、夏天收莴苣、秋天收扁豆、冬天收黄芽白。一年四季都收获，长年累月有菜吃。虽然份量不足、品种单调，也够我们凑合着过了。我们的茅房离菜地不远，自产的肥料可以很方便地施加到菜地里。

安乡农民有晒干菜、腌酸菜、剁辣椒的传统。陈满娭毑是一个持家的好手，一年到头都在加工蔬菜。搞好以后，她也送一点给我们。我们吃过她送给我们的干酸菜、干萝卜丝、辣椒萝卜、剁辣椒、干茄子片、干扁豆丝、干芋头叶。虽然未必好吃，但是很下饭。自己种菜，再加上有一些干菜、酸菜、辣椒辅佐，我们基本上没有花钱买过蔬菜。当然，荤菜还是要买的，因为我们连鸡都没有养，想吃鸡蛋都得掏腰包去买。

我很喜欢我们的房子紧挨着电排沟，因为用水方便。后来我才知道，这条电排沟是公路两侧的成千上万户农民的生命线。饮水、洗菜、洗衣、洗澡、洗尿桶、洗孩子尿布，全都靠它。电排沟下游村民喝的就是上游村民洗尿桶尿布以后“剩”下来的水！多恶心啊！不过，可不能怪农民不讲卫生，在打水之前，他们总是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取用没有肉眼可见的脏物的“干净”水。至于这种“干净”水中到底有多少细菌和病毒，那只有天晓得。在排涝时节，洪水淹没了禾苗，农民用水车将水由水田抽到电排沟中，使沟中的水呈酱油色，水面上烟雾蒸腾，散发出农药的异味，看着令人作呕，闻着叫人恶心。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从电排沟取水喝，而且喝的都是用这种水烧的并没有烧开的水。细菌和病毒在温暖的环境下又加倍繁殖和裂变出了更多的细菌和病毒……

我们活过来了，没有得大病，这真是奇迹。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还是感到恶心和后怕。

 

（3）定芳表妹之死

 

离我们的房子不远就是生产队的晒谷坪。定芳表妹就是在那里晒谷的时候中暑晕倒的。佳佳把我带到现场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那是去年七月底，正是气候最炎热的时光。再过几天就是定芳的十八岁生日。正在晒谷，她扑通一声就晕倒了。”佳佳把我带进一间破破烂烂、空空荡荡、没有关门上锁的小仓房里：“农民们赶紧把她抬进了这间仓房。赤脚医生很快就到了。我和大中正在田里插秧，听到消息，光着脚就跑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赤脚医生叫农民立即关上所有的窗子，还在窗口蒙上了黑布。屋子里挤满了想帮忙又帮不上忙的凑热闹的农民，连一丝风都吹不进来。定芳满脸烧得通红。赤脚医生应该使用酒精棉给她擦脸、在她额头上敷湿手巾。这都是降温的有效方法。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给她打了一针强心针。打针以后，定芳痛得在地上打滚踢脚。你看，把这里都踢破了。”佳佳指着仓房芦苇墙壁上的一个大洞。“看到定芳痛苦得不行，几个农民开始绑轿子，打算抬她去县医院。大中守着定芳，叫我跑到虾叭佬去叫医生。我都顾不上回屋穿鞋，光着脚踩着被晒得滚烫的沙石路面向虾叭佬跑去，一面跑一面哭，两只脚烫出了许多大水泡我也不知道。等我把医生请来，定芳已经口吐白沫，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他哪里是赤脚医生，”我气愤地说：“简直是一个巫师！他连中暑的病人需要通风和降温都不知道！他还给她打强心针，那不是要她的命吗？”我想起我自己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在大河边中了暑。是何队长叫她女儿给我扯痧把我治好了。“你们就没有人想到要给她扯痧。”

“有赤脚医生在，谁还敢乱出主意。”佳佳回答。是的，赤脚医生是共产党提倡的新生事物，谁也不敢反对。真不知道这个新生事物是救的人多还是害的人多。“才下来几个月，定芳就冤里冤枉地死了，连十八岁的生日也没有过上。”佳佳沉痛地低下了头，眼泪涌进了她的双眼。

“一个活生生的人啊！说死就死了！”我也眼泪汪汪的，嘴里发出了轻叹：“人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

“从那以后，这间仓房就废掉了，再也没有人敢进来。”佳佳告诉我：“我们俩也许是第一批进来的人。”

“我们还要来的，”我对佳佳说：“我们每年至少要来两次。”

在随后几年我们被困在安康公社虾叭佬的年代里，每逢定芳表妹的生日和忌日，我和佳佳都去那个废弃的小仓房给她上三炷香，烧一叠纸钱，摆上凉薯、莲藕、米糕等农家食品，祝愿她在另一个世界不再受苦，同时也庆幸我们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

 

（4）我的新天地

 

江永是山区，安乡是湖区。人口稠密、靠近城市的湖区到底比地处边远、人烟稀少的山区发达一些。一幢幢的农舍虽然都是稻草房，但是基本格局却和城里的房子差不多，房里有卧室、堂屋和厨房，房外有厕所。卧室里面有宽床、衣柜、书桌、甚至装饰柜等家具。有些人家的大床特别讲究。漆得红通通的，油光发亮。床的上方有用来挂蚊帐的木架，木架正面的饰板和床头床尾的面板上都有精心刻制的浮雕花卉。这么华丽的床，我以前只在反映旧社会地主老财腐朽生活的电影里看到过。

安乡农民大便以后都用黄草纸擦屁股。听说江永农民四处拉屎，就地取材地用石头、树枝或草把来清理屁股，安乡农民都哄堂大笑。妇女月经来潮时也总是用卫生纸包裹黄草纸当作卫生巾。她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江永妇女使用的灰带。

安乡的农作物也与江永有所不同。它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和蚕豆，油料作物主要有菜籽和棉籽，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莲藕和苎麻。

在江永，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蛇的惊吓，也许是因为江永的蛇可以在辽阔的山坡肆意驰骋，用不着到村子里来与人类互相惊吓。安乡的蛇不是那么幸运，它们无法游走于无人之境，只好到村里和地里来与人相处，在自己饱受惊吓的同时，也把人吓得够呛。

到安乡不久，湖区的蛇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还是早春，蛇还没有完全从冬眠中清醒过来。我去稻草堆抱草到厨房烧火做饭。放下稻草，正准备点火的时候，一条黑色的小蛇从我刚才还搂在胸前的稻草丛中爬了出来。我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往屋外跑。我大惊小怪地叫一个路过的青年农民进去帮我捉蛇。他拿起一根竹竿，不慌不忙地走进厨房，挑起那条蛇走出来，用力把它甩到远处去了。他叫我安心：“不是毒蛇，留它一条命，让它长大以后帮我们消灭老鼠。”

尽管他说得轻巧，还是无法打消我的恐惧。在随后的日子，我总是先拿一根细竹竿把稻草堆敲打一阵，用打草惊蛇的办法首先把蛇赶跑，然后才敢下手去搂稻草。在烧火的时候，我也总是先看清楚稻草里确实没有蛇，才敢把散草绕成草把往灶孔里送。

 

真正给我构成致命威胁的蛇是我在田里劳动时遇到的。我一到安乡就赶上了春季积绿肥。所谓绿肥就是红花苕子和藍花苕子。它们是豆科一二年生草本蔓生植物。頭年冬天收完莊稼以後，把它们的種籽撒到地裏，第二年開春插秧前，红花苕子能长到一尺来长，蓝花苕子能長到一米來長。把它们割倒、斩断（以便于更容易沤烂并且防止在犁田时缠住犁），再往水田里注水，犁田的時候它们被翻到土下，就是現成的上等綠肥。旱地裏的红花苕子和藍花苕子則需要先割下來，斩断漚入泥氹中，腐殖成氹肥，再施入田里。

这个活比在江永砍茅柴轻松多了。割苕子比砍茅柴省力，不会划伤手，不需要把苕子捆成捆，也不用挑着重担下山、趟冷水，而且还可以穿着胶鞋割。对于在江永砍过茅柴的人来说，割苕子简直就是享福。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享福的活儿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作为草本蔓生植物，蓝花苕子沒有自立能力，長到一尺多高就開始倒伏，密密麻麻地覆蓋在土地上。微風吹過，隨風飄蕩，就象給大地蓋上了一床綠底藍花的厚毛毯，绿色的“厚毛毯”上点缀着藍紫色的小花，真是漂亮极了。在江永，我看足了大自然绘制出的青山绿水，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麗的田園風光。我感到心曠神怡。儘管陰雨連綿，土地泥濘，我的情緒仍然很高。我搂起一把蓝花苕子，从根部以上六、七寸处割断，再拎着割下来的部分：“嚓、嚓”两刀把它割成三段，就地扔在脚下。就这样，弯腰割一刀，直腰割两刀，一把蓝花苕子就变成了四截——地里长着一截、地面扔着三截，既有节奏又有韵律。我干得很快，和两边的农民齐头并进，一点也没有被落下。在江永那块广阔的天地，我从来也没有干过这么愉快胜任的活儿。

我干得很欢，左手搂起一把蓝花苕子，右手挥起镰刀正要往下割，却猛然怔住了。我看见一条翠绿色的蛇，比大拇指还粗、盤成一團，顏色和藍花苕子幾乎沒有區別。一定是不高興別人打擾它的春夢，它警覺地抬起三角形小頭，舌頭一伸一縮的，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我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一声也不敢吱。我捅了捅身边的农民，又指点着那条蛇。“天啊，是竹葉青，劇毒蛇。”那个农民嚇得惊叫。它的動作並不靈活，也許是冬眠剛剛結束，還沒有完全恢復其應有的靈活性。亏着我命不该绝，及时地在半空中停止了我挥起的镰刀。否则，这条竹葉青受到惊扰，一定会一蹦而起，扑过来咬我一口。那么，我就会成为继定芳表妹之后，我们家族第二个死在安乡县安康公社虾叭大队第十二生产队的知识青年。

虽然我吓得六神无主，周围的农民却司空见惯，没有丝毫惊恐。他们接二连三地向那条剧毒蛇甩出手中的镰刀。刚才还是穷凶极恶的蛇，转眼就“碎尸万段”了。队长要大家继续干活，自己用镰刀扎起蛇头，捡起蛇身，走到人跡不到的角落，挖了一个深坑，把蛇尸埋了进去。我心怀余悸地看着队长离去的背影。

身边的农民告诉我：“是毒蛇就必须打死。我们乡下人有一句俗话：见蛇不打三分罪。说的就是看见毒蛇一定要把它打死，不能让它活着害人。”

“把蛇打死以后，还要埋好。”另一个农民说：“坑一定要挖得深。不然雨一淋就出来了，萬一被人踩著毒牙，毒液還是會夺走人的性命。”

“就是。”第三个农民说：“那年，一条蛇害死了三个人。咬死一个，毒牙又扎死两个。”

“是吗？”我惶恐地说：“这么可怕——死了还要害人！”

遇到蛇的时候，农民的镇定自若使我认识到，在这里遇到蛇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应该大惊小怪。他们对毒蛇和无毒蛇的不同处理方法，也使我看到了他们鲜明的是非观和严肃的爱憎观。

 

（5）关在田里和吊蛤蟆

 

和江永一样，安乡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也是水稻。但是，在种植方法上两地却完全不同。江永只种一季水稻，而且不搞密植，秧苗的株距和行距大约为七、八寸。安乡种双季稻，并且进行密植，秧苗的株距和行距大约为四寸左右。在江永，农民一年四季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劳作。在安乡，春插、夏收、夏种和秋收是特别是繁忙和辛苦的时节。

割完苕子，在田里灌上水，犁好田，春插就开始了。和江永山区的小块水田不同，湖区的水田一望无际，每一块田的面积都相当于江永的几十块，而且禾苗的密度又大了一倍，什么时候才能插到头啊！在江永，我算得上一个插秧的好手，从来没有被人落下过。在安乡我不得不承认我插得最慢。这里的小媳妇和大姑娘个个都是插秧好手。她们左手握秧分秧、右手插秧，快得就像鸡啄米。脚往后一退，身前那条刚腾出来地方就插下了一排秧。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还是跟不上趟。佳佳下乡才一年多，也比我这个已经下乡六年的姐姐快多了。我头也不敢抬、气也不敢喘，拼命在她们后面赶。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她们已经插到田头了，我还剩下小半段。她们从田头回过头来给我插上几排，就把我关在田里了。她们在田头休息，而关在一片绿茵的水田中的我却必须继续补插我还没有插完的部分。看着我狼狈不堪的样子，田头会响起一片并无恶意的银铃般的笑声。

人多势众，当初似乎广袤无垠的大片水田在十天半个月里就插完了。接下来的农活是扯稗草。在安乡扯稗草比江永舒服，不是跪在田里爬着去把稗草拔出来，而是站在田里用脚把稗草踩入泥水中沤死。

稗草好办，旱灾难抗。水是水稻的命脉，老天爷如果不下雨，就必须人为地给水田注水。安乡农村的机械化程度不高，抽水机不够，驱动抽水机的柴油也不好买，所以主要靠人力，使用的工具就是我们的祖先已经使用过几百年的水车。在抗旱的时候，水车沿着电排沟摆成一排长阵，就像俯首电排沟中吸水的长蛇。吸水槽就像蛇身，它是一个两丈多长的长方形木槽。槽中有许多等距的隔板，穿成首尾相接的长串。简陋的车架是翘起的蛇尾。它由一个直立的木制方框、一根横梁和一根横轴组成。横梁是车水人支撑手臂的依托，横轴上均匀等距地安装着脚墩，即馒头大小、互成九十度角的小方木。车水人的两只小臂撑着横梁，双脚依次踏踩脚墩，迫使横轴转动，带动吸水槽中的隔板上移，把水由电排沟中提升上来，注入稻田。

千万不要藐视这种原始的引水方式，它是湖区农民抗旱排涝保收的主要手段。抗旱时用它把水由电排沟抽到田里。洪涝时用它把水由田里抽进电排沟。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原始单调的劳动轻而易举。它既需要气力又需要技巧。开始的时候，你也许以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看准脚墩，一步一个脚墩地踏上去，大不了就像一种负重行军。当初我一个上午就通过了一级劳卫制，不就是靠着用负重行军代替了扔手榴弹吗？但是，且慢，通过一级劳卫制只要搞一次负重行军，而车水抗旱却要一天干十来个小时、一连干好几天！水从电排沟里提升上来，哗哗地注入田里。每一滴水都是你的汗水！你累了，想躲懒吗？根本不可能！无论多累，你也必须和同伴一致行动！只要你的脚移动得稍慢一点，你就失去了与同伴的同步，脚墩就会从你脚底下一溜而过，使你踏空。这时的你只能靠双臂撑在横梁上、悬在空中，等待下一个脚墩转过来的时候再踏上去。狼狈和吃力还在其次，还会引起不懂得同情的孩子们的嘲笑：“快来看啊，吊蛤蟆了！”

有各种各样的水车。上面说的是脚踏水车。也有手动水车，它要求你的臂力大、耐力好。在脚踏水车中，有双人的，也有三人的。在抗旱排涝最紧张的时节，不但男劳动力要车水，女劳动力也要车水，连我都车过水：“吊过蛤蟆”。那可是非常非常劳累的活。

江永不需要车水，水田旁边的小溪流好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流动，只要在田埂上挖一个缺口，水就流进了田里。

 

（6）双季稻和密植

 

七月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也是农活最繁忙的时候。金黄的稻穗把稻干压弯了腰，稻谷一成熟就要争分夺秒地立即开镰。收早了，稻谷还没有熟透，稻粒不饱满，会严重影响产量。收晚了，稻杆会倒伏，过熟的稻粒会掉在田里，烂在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的后果。收下稻谷以后就要立即从田里挑到晒谷坪借着酷暑的烈日把它们晒干。如果遇到阴雨天，稻谷晒得不干，就不能进仓，就会霉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哪怕最后一道工序不过关，稻谷也不能变成“盘中餐”。

况且，即使做到这一步，农活也才干完一半。收完早稻以后，又要赶紧犁田、耙田、插晚稻。如果晚稻不能在立秋之前插好，误了农时，到秋天就会颗粒无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是老农根据多年的经验总结出的至理名言。农民必须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收回早稻，插好晚稻。夏收和夏种，两个忙季接续在一起，忙得就像打仗。在这一个月里，既要抢收又要抢种，所以统称为“双抢”。

安乡农民割稻子的速度快得惊人。由于是密植，所以他们能把两株稻子搂在一起，一刀下去就割掉两株。我像江永那样一株一株地割，根本就跟不上他们。我也学他们的样子用左手一次搂过两株稻子，右手挥刀去割，想不到没有把稻干割断，镰刀顺着稻干滑上来，在我的左手割出一个两公分长的大口子。鲜血顿时染红了镰刀，顺着稻干往下淌。佳佳赶过来给我包扎好，我们又接着干。不过，我宁愿被落在后面也不敢再一次割两株了。队里看到我实在是跟不上别人的进度，就把我调到晒谷坪去晒谷。我拿着木锨在坪里来回走动，把稻谷翻过来翻过去，让它们均匀地受热晒干。然后把晒好的谷子装进筐里，让农民挑进仓里。这个活轻松多了。太阳当然还是那么烤人，我一刻不停地戴着草帽。我不愿意中暑。我担心也被某个庸医打上一针。定芳表妹就是在这个晒谷坪出的事。

夏收很苦很累，夏插更苦更累。田里有齐脚脖子的水，早已被烈日晒得烫人，刚下去的时候简直有上刀山、下油锅的感觉。但是你却必须咬紧牙关，站在里面，面朝热水，背晒太阳，从天蒙蒙亮起，一直熬到太阳落山。城里姑娘的皮肉比较细嫩，从早到晚站在没小腿肚的烫水中，弯腰弓背地插秧，我和佳佳的脚和小腿都烫得糜烂化浓了。搞完双抢，我们俩都瘦了一大圈。其中的凄惨和苦楚，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我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推广双季稻。种双季稻不间断攫取土壤的肥力、成倍地增加了农民的劳动量，双倍地使用了稻种，而晚稻的产量比早稻差很多。这么大的投入，这么多的消耗，却只能获得相当有限的收益，是不是得不偿失啊？为什么不可以像江永那样种一季水稻、一季黄豆——既增加土壤的肥力又减轻农民的劳动量呢？况且，这有限的收益的质量也很成问题。我总觉得，安乡的米比江永的米差多了。江永的米粒又长又大，煮出的饭又软又粘，可好吃了。没有菜我也吃得下。

由双季稻我又想到了密植。密植要多用种子、多付出劳动、多施加肥料、多消耗地力。而它的增产效果却十分有限。植得过密甚至会导致减产。大跃进的时候，有的地方搞盲目密植、鼓吹越密越好，结果只收回一些又矮又细的稻草。这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教训？看来，真应该好好进行一下综合成本核算，说不定还是以老农祖祖辈辈采用的密度来插秧更加科学、合理和经济。

 

（7）湖区生活

 

“湖广熟、天下足”，这是自古以来妇孺皆知的民谚。洞庭湖湖区本是鱼米之乡，是“湖广”最富庶的地区，理当物产丰富、人民富足。物产丰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丰收之际，金黄的稻谷铺满场院，雪白的棉花堆积如山。但是人民富足却还只是一个奋斗目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安乡县的主要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搞共产风、浮夸风，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使安乡的农业生产一蹶不振。农民的理想在狂热中破灭了，亲人被活活饿死的现实擦亮了他们的眼睛。集体生产再也无法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所以安乡的农业生产一直没有得到完全恢复。但是，不管是丰收还是欠收，不管收了多少，政府还是按预定的指标征收公粮和征购粮。公粮和征购粮的定额是那么高，秋收以后，谷子在场院里晒乾，往往还没有进生产队的谷仓就被拖拉机一车一车地直接拉进了安康的国家粮库，变成了公粮和征购粮。农民自留的口粮不足又怎么办？为了不把农民饿死，让他们来年继续为国家生产粮食，政府又把收上去的粮食再卖一部分给农民，这叫返销粮。农民自留的口粮和返销粮只够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过上半稀半乾、半饥半饱的生活。这种奇怪的粮食政策不仅使种粮的人吃不饱饭，而且把粮食运来运去、买来卖去，毫无理由地增加了粮食的运费和中间费用。

安乡出产菜籽和棉籽，即使吃不到好油，也应该能吃上菜油和棉油。但是，全大队只有一个搞油料加工的小作坊，农民又穷得没有钱买油吃，缺油的程度令人心酸。在通常情况下，农民都吃完全不加油的红锅子菜。逢年过节、生病请客等特殊场合，才舍得加一点油。有一次，一个在孕妇产后坐月子，家里连一滴油都没有。他的丈夫拿着一个小酒杯找我们借油。一酒杯油只够炒一次菜啊！怎么可以让产妇坐一个月月子？我和佳佳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立即到厨房拿出我们正在使用的大半瓶油送给他。他千恩万谢地拿走了。事后，不知道他怎么买了一些油，要还给我们。我们说什么也没有要。

 

修堤防洪是洞庭湖区农民每年秋收后和隆冬季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常规活动。想当年，修堤的目的是为了拦河筑坝、围湖造田、向湖水要粮、向湖滩要田。这么做，田是要了不少，但是湖面却等量地缩小了。湖泊本来是大自然为人类设置的天然水库，具有理想的防洪蓄水能力。湖面缩小了，防洪蓄水能力也就减弱了。一到汛期，全国的江湖都水满为患。为了防止洪水泛滥，就只好加高堤坝。于是，在向湖泊要了一些田以后，修堤的目的就由“要田”变为了防洪。洞庭湖是围湖造田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修堤防洪必然地变成了洞庭湖区农民每年必做的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

修堤是大兵团活动，每年秋收后县防汛办公室都为此专门组织起修堤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县的修堤补坝工作。把由各生产队抽调来的青壮年劳动力集中在某一段年久失修的危堤险坝上，以人海战术，在几乎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依靠锄头、推车、扁担、箢箕、箩筐，从远处运来泥土沙石，把堤坝加高加厚加固，然后再调来履带拖拉机把堤坝压紧压实。今年修这一段险堤，明年修那一段险堤。有的时候修堤工地可以离家几十里，十天半个月都不能回一趟家。大家都住在四面透风的一座座临时搭起的简易工棚里。其中的一个工棚里面搭个土灶，外加一张木头长桌作案桌，这就是修堤民工们的伙房。

在隆冬季节修堤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从早干到晚，难得有喘息的机会。天气又冷得要命。白天干活的时候，湖风呼呼地从领口、袖口、裤管往贴肉的地方钻；晚上睡觉的时候，湖风穿透工棚，从头顶和脚端直往被窝里灌。不出几天，脸就冻得通红，手上就满是冻疮，脚上会冻出一道道裂口。农民告诉我们，哪怕天气这么冷，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干部还要求大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表现出干劲冲天来，光着膀子修堤，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和刚刚结婚的新媳妇也不许例外！这是表现干劲冲天吗？这是耍流氓！

修堤是光棍汉活动的好机会。由于离家远，修堤的农民不能回家，一些作梦都想尝尝女人的滋味的中壮年光棍汉不免会蠢蠢欲动。湖区的农民穷，干一天活只能挣两、三毛钱。水降船低，所以女人也很便宜，五元钱就可以睡一觉。自己的女人和别人睡觉，这是大多数丈夫都十分忌讳的。但是，有的丈夫也想得开：一个男劳力要干二十天农活才能挣五元钱。女人家睡一觉就能挣来，有什么不好！她想卖就卖吧，挣了钱还不是用在家里！再说，她卖归卖，既不掉帮又不漏底，什么也没有少。她还是她，还是我的女人！只要不搞出孩子来，我才不在乎呢！

 

如果说防洪是围湖造田所惹出来的人为灾难，湖区另一件致命的灾难血吸虫病却是一种自然灾害。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因此消灭钉螺是湖区每年必做的事情。钉螺生长在芦苇荡里，每年二月到四月是钉螺的繁殖高峰期，各生产队里都要派人去芦苇荡灭螺。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提高，灭螺的人都穿上深统胶鞋。大家手持镰刀，一字排开，浩浩荡荡地开进芦苇荡。深统胶鞋是防止血吸虫钻入皮肤、感染血吸虫病所必备的。镰刀是砍倒芦苇的工具。在离地面一尺左右处把芦苇砍断，砍下的芦苇运回队里分给大家做柴禾，留在地里的芦苇桩子则就地焚烧，以烧死钉螺。钉螺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一只钉螺一年可以繁殖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只后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钉螺存活下来，荡子里很快又会出现大批钉螺。为了除恶务尽，在火攻之后，还要在烧过的淤泥地上再喷撒灭螺的剧毒农药。

生产队知道我体弱多病，干不了重活苦活，没有派我去修堤和灭螺。我也早就失去了和贫下中农搞“三同”、把什么农活都学会、和他们结合一辈子的决心，乐得留在生产队干一些轻活。这时，王大中和王定芳的妹妹、我和佳佳的表妹王纪元又步她姐姐们的后尘来到了虾叭大队十二队插队。我们知青点由两人变成了三人，顿时热闹了一半。在那个年头，政府每年都把初、高中毕业生往乡下赶，一家有三、四孩子在乡下是很平常的事情。胡以平家下了四个。傅正乾家也下了四个。但是，王姑爹在这里已经死去了二女儿，又把三女儿送过来，像这样毫不忌讳、前仆后继的情况却不多见。

 

我被调到大队去从事920催长素的试验。920催长素可以增进植物的生长速度、促使它们长得高大。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它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能。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装着这种液体的瓶子必须昼夜不停地晃动。在我当班的时候，我的职责就是把装满这种液体的许多瓶子放在摇床上不停地摇来摇去。这个工作比下地干活轻松多了。它的缺点就是过于单调。做白班还无所谓，做夜班的时候，我摇着摇床，好像自己睡在摇篮里，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头都立不住。

为了验证920催长素是不是真的催长，我曾经带回一些清洗920瓶子的洗瓶水浇在我们自留地的莴苣根部。还真有效！莴苣长得比平常高了一倍，叶间距也按比例地拉长了，但是叶子的颜色本来应该是深绿色，现在却变成了浅绿色，难道它的叶绿素也按比例地均布在增大了的叶面上？真不明白！

920催长素的生产没搞多久就停止了，也没有向我们说是什么原因。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跃进，一会儿调整。翻云覆雨，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也不告诉平头百姓是什么原因。小老百姓也习惯了，反正跟着干就是了，你不说，我也不问。半途而废的事情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抱怨过这种习以为常的人力物力上的浪费。

920散了，我又被派到了大队部的打米厂。打米厂的功用是把稻谷打成米粒和糠麸。打米厂一共只有两个职工。一个是打米工人。他负责操作柴油打米机。另一个是我，出纳员。我负责收打米的加工费，开写发票，一式两份，一份给来打米的人，一份给打米工人。各家各户打一次米可以吃很久，所以来打米的人并不多。这个工作非常轻松，是我下乡七年来所干过的最轻松的活计。

打米厂的出纳员没干多久，虾叭学校缺教师，大队想到了我这个在全大队学历最高的知识青年，就把我安排到虾叭学校教书。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是我多年的愿望。虽然是一个拿工分的民办教师，我仍然有美梦成真的喜悦。学校安排我教初中数学。作为省重点中学的老高中毕业生，我的数学本来就不错，教初中的数学当然不在话下。学校给我分了一间房子，我离开了两年来朝夕相处的妹妹佳佳，也离开了刚到不久表妹纪元。不过，学校离我们知青点只有两里多路，我还是可以经常到那里去看望佳佳和表妹。最令人欣慰的事情是，当时在推广男女同工同酬，我拿的工分与男老师一样多。我第一次拿到了全劳动力的工分（十分），不再是小半个人（四分）或者大半个人（六分）了。我不再需要妈妈资助我零用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而且略有节余了。这不仅减轻了妈妈的经济负担，而且提高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十二章    爱的寻觅

 

 

（1）爱情啊，你在哪里？

 

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几乎下乡整整八年了。在这漫长、艰辛的八年中，我有三次（砍柴受伤、得泥鳅痧、遇竹叶青）遭遇了生命危险。我从一个娇柔美丽、天真无邪的十九岁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倍尝艰辛的二十七岁“老”姑娘。中学时代又白又嫩的肌肤已经变得又黑又粗。甜美俊秀的面庞已经变得呆板无神。八年，我生命的黄金时代，我花一样的豆蔻年华，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慢慢地消磨在艰苦的农业劳动中。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八年？最宝贵、最有活力、最富有幻想的八年就这样一事无成的过去了。难道我就这样碌碌无为的度过我的一生？这样的日子会有尽头吗？我应该怎么活下去？我还能坚持多久？我一次又一次地考问自己。

有的时候，我难免会回想起我的两个恋人——葛陵元和傅正乾。回忆起我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难忘光阴，一丝甜蜜像轻烟一样在我心中冉冉升起，经久不散。离开大河边，先后与他们分手快三年了。不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他们有女朋友了吗？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时常回忆过去的甜蜜恋情吗？他们也像我思念和挂记他们一样，思念和挂记着我吗？

陵元还忘不了我。政府忙着领导“革命”，顾不上老百姓。他应该在一九六九年毕业，却熬到一九七〇年才毕业分配，整整推迟了一年。以他的复杂社会关系，他只有资格分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公社中学教书。他给我往左家垄小学寄过一封信，通报他的地址变动。至于傅正乾，听人说他由大河边转到沅江县他弟弟妹妹的知青点去了。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地址变动。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他已经忘记了我，说不定他的思念更加深沉哩！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老想着它干什么？我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他们是不是还记得我，而是我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二十七了，在正常情况下，早就应该结过婚，甚至有两、三个孩子了。可是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八年了，别提它了！”这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猎户老常的台词。在那个年代，全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都耳熟能详。一九六四年下乡的老知青更是经常把它挂在嘴上。但是，为什么不提？该提的事情实在太多。在八年的时间里，所有的老知青都由当年的少男少女变成了必须谈婚论嫁的青年男女。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活得好一点，不再考虑感情基础，草草地缔结了婚姻。有的女知青嫁给了城里素不相识的干部或者工人，为的是住到城市去；有的女知青嫁给了农村吃商品粮的基层干部，为的是变成四属户、吃到商品粮；有的女知青被农民诱奸甚至强奸，先奸后娶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牺牲品；个别男知青为了过上比较舒适安逸的家庭生活，甚至与农村姑娘结了婚，当了农民家的上门女婿。他们这么做的目的简单而又明确：那就是活下去，尽可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传宗接代，以后代的存在来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

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一些男女知青在农村得到了真正的爱情，他们与患难与共的情侣在逆境中结为夫妻，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在男知青和女知青、甚至男知青和女农民、女知青和男农民之间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他们的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出爱情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它不会因身份、地位、学识等社会因素所决定。爱情的火花一旦产生，就具有冲破一切罗网的强大生命力。对于真诚相爱的双方，没有是不是相配的问题，只有是不是愿意的问题。双方的自愿相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我的同班同学朱正永和李芳春结为了夫妻。李芳春是一个心灵手巧的美丽姑娘。朱正永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善良小伙子。他们的爱情简直是一首动人的诗歌。他们在艰苦的劳动和贫穷的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产生了纯洁的爱情。一个乡下的地头蛇看中了李芳春的美貌。为了把李芳春夺过去，他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带领一批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朱正永抓起来吊打。打完以后又用浸湿的粗棕绳把他像肉粽子一样捆得紧紧的。绳子在干燥的过程中不断收缩，越来越深地勒进了他的皮肉。痛苦的程度比他砍柴时摔在树桩上遭受树桩的“鸡奸”还要强烈。但是他没有屈服，李芳春也没有屈服。他们终于喜结良缘，受到了所有同学和广大社员群众的祝福。

我的同班同学吴干如和同级同学赵溯静也结为了夫妻。赵溯静学习成绩好、面目娇美，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好姑娘。男同学在背地里把她尊为我们师院附中的校花。我和她是贴心朋友。在她砍柴被树桩扎进脚底板的时候，她担心自己会残废、我也害怕她残废，我们曾经抱头痛哭。吴干如则对我有救命之恩。在我把大腿砍出一个四公分长、两公分宽、一公分深的血盆大口的时候，是他用酒精消毒的细针把止血的碎树叶从我大腿嫩肉的深处一点一点地挑出来的。在“手术”结束之际，他夸奖我：“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姑娘。”我羞红了脸，低头看着地上。谁想到他又加了一句：“你的眼睛真漂亮。”那时候，他还没有和赵溯静好。如果我接受他的示好，说不定和他结婚的就是我，而不是赵溯静。

可是，我怎么能那样做呢！我那时候正和陵元好。后来，我放弃了陵元，又和傅正乾好过一段时间。再后来，我又放弃了傅正乾，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了。不管怎么说，吴干如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爱情的视野。对于他和赵溯静的结合，我没有任何嫉妒，只有由衷地喜悦。

可是，我的爱情呢？你在哪里？在同学中，我是第一个开始恋爱的。那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高中二年级放暑假的第一天，陵元面对面地给了我一封信。那时候，我才十八岁。陵元也是十八岁。为什么开始得最早，却落到了后面、却一无所成呢？我痛苦地思索着。我对自己发出了严厉地责问：爱情啊，你在哪里？

 

（2）没有爱情的婚姻

 

我必须承认，葛陵元和傅正乾都是好小伙子。但是，我也是一个好姑娘。我不能容忍他们把我像一件珍贵的物品来转让。我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我在两年多前与他们分手了，为的是表现我独立的人格，也为了不伤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连好马都不吃回头草，何况我还是一个好人——一个有骨气、有尊严的好姑娘！既然我当初提出了和他们分手，我就不应该再回过头去找他们。那么找谁呢？虽然我姓康，我没有任何理由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地在安康公社安家落户、过一辈子独身生活。我必须有一个家。大姐都有孩子了。二姐也结婚了。她们俩的丈夫都是她们的高中同班同学。我本来也可以和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葛陵元或者傅正乾——结婚的。但是，我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我放弃了他们。

这时，间或送些干菜、酸菜、辣椒给我们的陈满娭毑给我介绍了复员军人小吴。小吴和陈满娭毑有点沾亲带故，在陈满娭毑家一见到我就动心了。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湖北省沙市。如果我和他结婚，就可以到他家附近的学校去教书，会比在虾叭学校当农村民办教师强得多。我正处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居然把他的提议当真了！我居然愿意考虑与这个素昧平生的男人共度一生！想当初，我对爱情有那么崇高的理想、那么丰富的期望；想当初，我曾经先后与两个好小伙子拥有过那么甜蜜的爱情、那么美好的回忆；想当初，我为了不亏待、不辜负、不偏袒两个热爱我的好小伙子，毅然决然地舍弃了他们，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而今天，我却愿意考虑一个毫无爱情的婚姻。这是何等的绝望、何等的无奈、何等的堕落！可是，这能怪我吗？我不愿意这样！我是被生活逼的。我是被社会逼的。

我告诉佳佳和表妹，我打算考虑小吴的提议。她们也认为可以考虑。她们提醒我，大姐夫在北京大学受了十一年高等教育，最后也不过就在洛阳市郊区教公社中学。还有陵元，他在吉林大学呆了六年，最后也不过是分配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教公社中学。你才是一个老高三的毕业生，能去沙市教书，算便宜你了！她们的话很有说服力。那时候的中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中国青年，又有谁能看到前途。但是，终身大事，不可儿戏，我还是拿不准主意，又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向她介绍了小吴的提议。对于二十七岁的待嫁老姑娘的婚事，妈妈非常关心和重视。她立即回信说，她要和我一起去吴家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作决定。

七月初，小学放暑假了。妈妈立即风尘仆仆地由长沙坐了一天一夜船赶到虾叭佬。与此同时，小吴和他父亲也来到虾叭佬和未来的“亲家”见面。妈妈在我们知青点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启程去沙市。小吴父子找了一台拖拉机把我们四人拉到安乡县船码头，我们一行四人登上去湖北省沙市的客轮，又坐了一天船才到达沙市。我们在吴家住了一夜，看到吴家的经济情况好像还可以。对于女儿远嫁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妈妈心里真是一万个不情愿。但是，生活是那么绝望、前途是那么渺茫，她又有什么办法？她的绝望和无奈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逼不得已的形势下，她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了我的婚事。

婚事就这么草率地决定了。在即将为人之妇之际，我又想起了曾经热恋过我、我也曾经热恋过他们的两个小伙子。我决定把我的去向告诉他们，对他们有一个交代。不管怎么说，我曾把我真挚的爱奉献给他们；他们也曾把他们真挚的爱奉献给我。没有缘分做夫妻，起码还可以做朋友吧！我给陵元往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公社中学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嫁到湖北省沙市去，嫁给一个复员军人。我不知道傅正乾的地址，连信都没有办法给他写。

 

（3）逃婚

 

吴家老爷子明白我和他儿子的婚姻没有感情基础，所以抓得很紧。几天以后，他又来到了虾叭佬。他想趁热打铁，立即带我回沙市去和他儿子结婚。他早就在安乡县北河口木器厂定做了一套家具，只要给儿子找到对象就可以成亲。哪想到他给儿子找到的对象就是我！

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着他走了。佳佳和表妹依依不舍地送我远行。我们三个人轮流挑着我的随身行李，跟在吴家老爷子的身后上路了。我们需要走到安乡县，再从安乡县乘船去沙市。姐妹情深，佳佳和表妹决定把远嫁的姐姐一直送到安乡县码头的船上。

才走两、三百米，路过第十一生产队知青点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高呼：“康文恩，你们去哪儿？”回头一看，一个小知青正在屋前漱口。原来是佳佳的同班同学谢恕明。看到我们三个矮小的姑娘挑着行李远行，他立即扔下漱口杯向我们跑来。

“我们送姐姐去湖北。”佳佳告诉她的老同学。

“把担子给我，”谢恕明一贯助人为乐：“我送你们一程。”他接过担子，打算帮我们挑到虾叭佬。

我们边走边聊。谢恕明悄悄向佳佳打听：“那个老头是什么人呀？”

“我姐姐未来的公公。”佳佳告诉他。

“公公？”谢恕明惊叫：“你姐姐去湖北结婚？”

佳佳看了我一眼，无可奈何地告诉他：“去沙市和一个复员军人结婚。”

“那就是说，我再也见不到文思姐了。” 谢恕明留恋地说。他改变了决定，要多送我一程，把我一直送到船上。他不愿意想象我们三个矮小的姑娘艰难地挑着行李，在陌生的县城的人群中挤来挤去。

谢恕明挑着担子，我们三个姑娘空手跟在后面，走了三个多钟头，来到了安乡县城。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吴家老爷子决定到几里外的北河口木器厂看看他定做的家具，叫我们先去船码头，他随后就来。和吴家老爷子分手以后，我们继续往船码头走，

“和一个复员军人结婚？”谢恕明一直在考虑我奇怪的婚姻。他突然问我：“文思姐，你了解他吗？”

我摇了摇头。我和他只见过几面，怎么能了解他！

“你有把握在婚后会生活得幸福吗？”他追问。

我又摇了摇头。我只能摇头，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未来一片茫然。

“那怎么行！”谢恕明激动起来：“你要结婚，为什么不在长沙结？为什么要跑到人生地不熟的沙市去结？你在那里举目无亲。丈夫欺负你怎么办？公婆嫌弃你怎么办？你向谁诉苦？想家怎么办？家里出了事怎么办？你和谁谈心？”

一连串的问号弄得我张口结舌、哑口无言。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都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想哭，但是连哭都哭不出来。我骂自己糊涂，为什么事先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后悔得很，但是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后悔也来不及了。

“和一个不了解的人结婚，”谢恕明继续说：“又何必去沙市？在长沙郊区找一个人也比去沙市强啊！起码离家近。家里可以照顾你。你也可以照顾家里。”

是啊！我觉得谢恕明说得有理。反正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嫁到沙市去？嫁到长沙郊区，甚至长沙市区，不是要好得多？既然已经放弃了对爱情的追求，只图能够活命、能够生存下去，我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乡活，而去人地生疏的外地活！糊涂啊，我怎么这么糊涂！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跟着吴家老爷子去沙市又怎么收场呢？我急得流出了眼泪。

“你怕收不了场？”谢恕明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他用力拍了一下胸脯：“都交给我了。你不用管。我来给你收拾残局。”

“对，美姐。”佳佳和表妹也猛醒过来：“你回家去。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去长沙的船码头和去沙市的船码头紧靠在一起。在我和佳佳与表妹交谈之际，谢恕明已经给我买好了回长沙的船票。“走，”他挑起了担子：“我们送你上船。”

他帮我把担子一直挑到检票口，看着我上了船。他和佳佳与表妹向我挥手告别。船起锚开动了。我坐在船上，心里忐忑不安。我对吴家老爷子感到愧疚。我对佳佳和表妹十分挂念。我想象着吴家老爷子会怎样威逼佳佳和表妹。谢恕明拍着胸脯说由他来收拾残局，他收拾得了吗？我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凭什么叫他们来收拾！做姐姐的逃之夭夭，让妹妹和外人来承担责任，这算什么姐姐！我越想越自责，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他们。我甚至想再跑下船去，亲自去面对有可能出现的一切。

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妹妹佳佳。在与佳佳同甘共苦的两年多时间里，不是我做姐姐的照顾了妹妹，而是妹妹照顾了我。佳佳先天不足，出生的时候才两斤半，哪怕是现在也不比我高多少。我们俩本来都应该是照顾对象。但是生产队和大队的轻松活有限，不可能同时照顾我们姐妹俩。佳佳考虑到我的身体不好，总是让我干轻松活，她自己却干男劳力的活。我搞920、打米厂、教书，而她去种地、修堤、灭钉螺。她从春耕忙到双抢、从双抢忙到秋收，哪里有过一天清闲？现在，我走了，把她丢在了虾叭佬，她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虽然我不能帮助她，我毕竟是她的姐姐，是她的好伙伴。她可以和我说知心话。我可以给她解闷。我走了，她该多么孤单啊！她到哪年哪月才能离开虾叭佬呢？

 

（4）事后的思量

 

后来我才知道，吴家老爷子看完家具、来到船码头，发现我不在，顿时就慌了神。他问佳佳我到哪儿去了。谢恕明挺身而出，把佳佳护在身后，心平气和同时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文思姐改变主意了。她决定不和你儿子结婚，已经坐船回长沙了。”吴家老爷子气坏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煮熟的鸭子还会飞掉。他扬言要控告我和谢恕明，说我们破坏军婚。谢恕明心中有数，第一、复员军人不是军人，第二、我还没有与他结婚，连破坏婚姻都谈不上，更扯不上破坏军婚。他平静地对吴家老爷子说：“脚长在她身上，她自己要走，我管不着。你要告就告吧，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不怕。文思姐也不怕。”

吴家老爷子气势汹汹地走了。他和小吴果然去安乡县知青办告了状。县知青办立即派人追到虾叭佬。我已经回了长沙，安乡县知青办鞭长莫及，一切重担都落到了谢恕明身上。谢恕明大包大揽，护着佳佳，一个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了起来。这么大的“丑闻”，佳佳和纪元表妹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真是一个奇迹。但是，谢恕明可就苦了。破坏军婚的罪名虽然不能成立，连刑事起诉的条件都不存在，但是这个诬陷还是压得他一连好几年都直不起腰来。他被县知青办打入了另册，代课招工这类好事都把他排除在外。

 

现在回过头来一想，我确实对不起小吴父子。我和妈妈既然同意了我和小吴的婚姻，我就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我在事先没有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单方面终止承诺，一走了之，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我是道义上的失败者。我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期盼。我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和小吴毕竟还没有结婚，在法律上我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小吴父子告我和谢恕明破坏军婚，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是他们依仗自己出身好、有过当兵的经历而肆意欺压我们出身不好、阅世不深的人。他们这样随意诬陷我们，并且给谢恕明造成不利的影响，这反映了一部分人仅仅因为出身好就可以欺压另一部分人的不合理现象。它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的不公正。在法律上他们是失败者。

仔细品味当年的情况，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很走运。要是谢恕明当时没有在屋外漱口，要是他不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要是他只把我们送到虾叭佬，要是吴家老爷子不去看家具，要是谢恕明没有建议我回长沙，要是去长沙的船在去沙市的船之后起航……我就是登上了去长沙的船，也会被吴家老爷子从船上“请”下来，被带到沙市去与小吴成亲。这么多个“要是”，只要有一个成立，我就成了沙市吴家的媳妇。我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我就不能为社会生出两个出类拔萃的女儿。我就不会写出这本自传。也许我早已经死了，成为了另一个世界的居民。人生是人类的缩影。史学家都承认，许多偶然事件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我们每个人也必须承认，许多偶然事件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活历程。

必须承认，谢恕明挽救了我的一生。他在这一事件中为我做出的决定，他在事后对佳佳的呵护，他从头至尾所表现出的勇于承担和见义勇为的男子汉气概，不但叫我感激终身，而且也赢得了佳佳的芳心。六年以后，他成了佳佳的丈夫、我的妹夫，成了我们这个历尽苦难却又充满活力的大家庭的一员。他为我们的大家庭付出了很多。他对老人的孝顺使我们整个家族都交口称赞。在他的父母和我的父亲先后去世以后，他对佳佳说：“四个老人只剩下一个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孝顺她。”听到这句话，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没有因为最后剩下的这个老人是妻子的妈妈而区别对待。在他眼里，老人就是老人，无论是妻子的，还是自己的。

 

（5）陵元说：“既然这样，还是我们俩好吧。”

 

回到长沙以后，听说新出台的知青政策允许下乡知青中身患重病者病退回城。只要指定医院的法定医生诊断出你罹患某几种指定的病患，并出具书面证明，你就可以通过办理病退手续把户口转回城里。有了城市户口，你在法律上就变成了城里人。纠察队在半夜查户口的时候就再也不能把你抓起来、勒令你回乡下。你就享有糧票、布票、油票、肉票、魚票、蛋票、豆製品票、針織品票、糖票、糕點票、煤票、肥皂票、酒票、煙票……等近百種票證。也就是說，你就有權利购買糧食、食油、副食、布匹和好幾十種日常生活用品。最重要的是，在时机成熟和政策容许的情况下，你就有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的可能性。

我是有条件病退的，当初我甚至有条件根本不下乡！我从小就患风湿性关节炎。在八年的农业劳动中，我风里来、雨里去，风湿病越来越严重，不仅限于关节，而且影响到了心脏。医生叫我做了心电图，发现我患有风湿性心肌炎。验血报告显示，我的血沉是八十，我的抗O呈阳性。医生给我开具证明，说我不宜再参加农业劳动，应该立即着手治疗。拿着诊断书，我开始奔波于有关政府机关和派出所，全力以赴地办理回城手续，争取获得返回我自幼生长的故乡的法律权利。

 

陵元利用一年一度的法定探亲假去衡阳探望他的生母。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极度贫困中苦熬过来的。生母到他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前夕才“找”到他，这使他无法与生母建立起亲密无间的正常母子关系。他去衡阳，但是更喜欢呆在长沙，因为这才是他自幼成长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足迹；在这片土地上，充满着他无穷无尽的回忆——哪怕它们并不都是那么愉快。

获悉我并没有结婚，而是回到了家里，他又来到左家垄小学外面转悠。五年前，他在左家垄小学的教室里住过几天，当年关心过我和他怎么睡觉的秦老师还认得他。秦老师看到他在学校外面转悠，立即告诉妈妈。妈妈走出学校，把他迎了进去。不巧得很，那天我正好去二姐夫家向二姐的婆婆学做衣服，不在家。妈妈叫他第二天再来，只管进来找我就是了，用不着在外面转悠。

 

听说陵元第二天会来，我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好觉。陵元，我的初恋情人，你好吗？感谢你还没有忘记我。感谢你还记得来看我！我在心里嘟哝。我不得不承认，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在爱着他。事实上，我对他的爱从来没有中断过！那么，我对傅正乾的爱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不是真诚的？不，我对自己说：也是真诚的。他真诚地关心我、帮助我、爱护我。出于感激，我也真诚地爱上了他。但是，我对傅正乾的爱与我对陵元的爱毕竟有所不同。对傅正乾的爱是在生活压迫下的本能反应，而对陵元的爱是在没有任何压力下的自主感情。两者都是真诚的。如果一定要比较那一个更真诚，我要说：当然是自主感情比本能反应更真诚，更加发自内心，更加没有外界干预。那么小吴呢？还是不要提他了。那完全是为了活下去、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无可奈何的举措。那里面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他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印象，这难道还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一吃过早饭，我就趴在外屋的窗前看着校门，盼望着陵元的到来。看，陵元来了。我看到他走进了左家垄小学。我忘记了姑娘的矜持，跑出房门去迎接他，因为我担心他找不到我的家门而转身离去。又是三年没有见面了，他由学生变成了老师，但是我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不修边幅，还是那么老气横秋。他从小就像个小老头，现在还是像个小老头。不，也许更像了。他也看到了我，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好像在仔细端详我的容貌。

“看什么？”我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一边把他领进屋里，一直进到里屋，一边说：“老得不认识了，对吗？”

“哪里话。”他毫不犹豫地反驳：“你永远是那么年轻美貌。”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他三年前写给我的信。我想起了他在信中讲述的晏子的故事。我知道我早已经不再年轻美貌了。但是他还像爱我年轻美貌的时候那样爱着我。眼泪涌入了我的眼眶，我背过身去，抬手偷偷擦去眼泪，转身强作镇定地问：“又是几年不见了，你好吗？”

“我不好。”他直率地回答：“陷在那个兔子不拉屎的蒙古族自治县，连朋友都没有一个！”

啊！他在告诉我，他还没有女朋友。我心里升起一阵狂喜，应声附和道：“唉，我也是。”

“你？”陵元疑惑地看着我的眼睛，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我有过朋友，”我连忙纠正：“甚至还考虑过结婚。但是，我不愿意那么做，因为没有感情……”

“那么，和傅正乾……”他犹豫片刻：“也没有感情？”

“和他不同。”我诚实地说：“有感情！但是我们分手了。我觉得和他继续好下去辜负了你对我的感情，对不起你。他觉得和我继续好下去是挖了你的墙脚，对不起你……我们分手了。”我又低声重复：“就那样分手了。你离开大河边不久就分手了。从那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是我害了你们。”陵元的脸涨得通红：“你们都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还想去进行最后的挽回呢！多此一举，多此一举啊！”

沉默。我们双方都不再说话。一段把时间都拉长了的沉默。

突然，陵元开口了。他那厚脸皮的劲儿又发作了：“既然这样，还是我们俩好吧。你同意吗？”

“我为什么要不同意？”我扑进了他的怀里。

陵元紧紧地搂着我。我抬头看着他。他低下头来，把嘴贴在了我的嘴上。五年前我们相会的时候，他想吻我，我避开了。在随后的五年中，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现在我可不会那么傻了。我要让他吻，尽情地吻，让他尽情地吻个够。

妈妈大概也后悔在五年前对我们看得太紧。她在外屋备课，一次也没有进来。

 

（6）与病魔作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办好了病退手续，恢复了城市户口。我本来就是一个城里人，毛泽东硬把我赶到了乡下。在乡下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度过了漫长的八年光阴，最后又一事无成地回到了城市，返回了原点。这是干什么？这究竟对谁——国家、家庭、个人——有丝毫好处？在拿到城市户口的那一刻，我不禁百感交集、悲喜交加。喜的是，从此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与妈妈住在一起，再也不怕城市纠察队的搜查缉拿了。悲的是，我已经由当年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百病缠身的老姑娘。

我不是为了搞病退而装病，我真的病了。我有好几种严重的慢性病：贫血、风湿性心肌炎和风湿性关节炎。由于一直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在乡下离医院远、又找不到好医生，我就这么拖着，没有管过它们。风湿性心肌炎使我不能从事任何激烈或劳累的活动。稍微动一动，我就会心跳过速、满脸通红、气喘吁吁。风湿性关节炎使我行走不便、步履艰难。我走路一瘸一拐的，走不了长路。

记得在虾叭十二队出工的时候，生产队组织全体社员去二十几里外参加一个先进典型现场会。好不容易有一个下午不要干活，社员们都有说有笑、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我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他们就开完现场会往回走了。我转过身来跟着他们往回走。没走几步我就跟不上了。不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现场会搞完善后安排的熊队长又赶上了我。看到我这种情况，他知道我就是走道天黑也到不了家，就在路过他亲戚家的时候叫他们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才回队上工。这样的身体状况，我不尽快治好我的病，哪怕是回城了，也谈不上找工作呀！

 

在陵元“既然这样，还是我们俩好吧”的提议下，我和陵元又恢复了恋爱关系。我写信告诉他，我办好了户口，又变成了城里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大事，而且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大事，因为孩子的户口随妈妈，如果妈妈是农村户口，孩子也是农村户口。信发出去以后，我才发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的脸皮也变厚了。还没有结婚呢，怎么就谈起子孙后代来了？

陵元没有嘲笑我的厚脸皮。也许对他而言，我本来就应该这么说话。他在回信中叫我抓紧时间治病，尽快地把身体养好。他说：我们明年就结婚，后年就会有孩子了。他大言不惭地说得这么具体、这么认真，看得我心发跳、脸发烧。看来我只能甘拜下风，无论我的脸皮变得多么厚，也厚不过他。

爸爸十分重视给我治病。我没有公费医疗，妈妈没有能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爸爸就从羊楼司武汉市卫生局五七干校给我寄钱回来，叫我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我不嫌路远，过河到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去就诊。西医给我开了青霉素针剂和强的松药片，中医给我开了煎服的汤药。一个疗程下来，我的风湿性心肌炎就大有好转。与此同时，针对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又以针灸、理疗、艾灸等多种手段对我进行了综合性治疗。

在接受医生治疗的同时，我自己在家里也用酒醋疗法驱除我体内根深蒂固的风湿。我把两块方砖放在大木桶里垫底，再把一块方砖烧红放在这两块砖上。我用一条大毛巾盖住桶口，把双脚伸进桶里，然后往火红的方砖上泼撒酒醋混合液。酒醋受热蒸发，烫得我的双脚直颤，我也不往外缩。就这样，经过一、两个月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疗，我的风湿性关节炎有很大的好转。我原来走路有一点瘸，不能走长路，现在已经步伐端正了。在晴天和一般情况下，关节已经没有痛楚。只有在变天和劳累的时候，全身关节才会隐隐作痛。

我与病魔的斗争终于以基本胜利而告终。这再次证明了我是一个勇敢的姑娘。不对，不应该再说姑娘了。我早已超越了自称姑娘的年龄。应该说，这再次证明了我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7）妈妈成了街道积极分子

 

在我与病魔搏斗的同时，妈妈的听力越来越差了。课堂提问她听不到学生的回答，学生发问她听不见学生的问题。虽然她才五十八岁，身体也不错，但是却无法继续从事课堂教学了。左家垄小学是一个较小的小学，不能配备脱产的专职校长。妈妈虽然跑遍了岳麓区教育局的所有没有人愿意去的边远小学，但是教育局领导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把她提升到一个大型小学去当脱产的专职校长。于是，退休就成了她的唯一出路。一九七二年九月，妈妈不得不离开她辛勤耕耘了二十二年的小教战线，成为了一个退休人员。

妈妈已经老了，她有权利安享晚年。但是，直到这时她才猛然发现，她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她没有房子、没有家具。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床旧棉被和几件旧衣服。怎么会这样？妈妈不懂：辛勤工作了一辈子，到老了失去工作能力的时候却无处安家！而且，还有两个女儿没有工作，生活不能自立。三女儿虽然病退回城了，却不但不能挣钱帮衬家里，还要用父母的钱治病。四女儿更惨，至今还困在乡下，在举目无亲的环境里顽强地挣扎！解放二十三年来，我为新政权的初等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二十二年，为什么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走投无路呢！

妈妈只好去河东市区的哥哥家商量怎么办。在房屋改造以后，大舅家只在南区幸福里五号留了两间私房，他们自己家的人都挤得满满登登的，根本不可能再让我们母女住进去。但是他们楼上倒是有一间房子空着。那是晶湘玻璃厂青年工人赵律和租下来准备结婚用的。他每个月白白付出五元钱房租，占去他工资的百分之十五，这实在不是一个小数。也许可以和他说说，每月付给他五元钱，暂时借住他的空房子，等他结婚的时候再让出来。大舅向小赵提出这个建议，小赵当然愿意节省这笔钱。双方一拍即合。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哪怕几个月以后又要搬！

妈妈积极了一辈子，刚找到落脚点，就又积极地投入了当地的街道工作。街道办事处主任李宝凤没有多少文化，只能做一些粗活。妈妈就心甘情愿地、得意洋洋地充当了她的没有名分的秘书，把一切舞文弄墨的事情都揽了过来。政府号召办事处搞社会主义幸福大院，妈妈就从早到晚扑在办幸福大院的事情上。一会儿跑去请木工做匾，一会儿拟写幸福大院的章程。连菜都没有时间买、连饭都不好好做，最忙的时候曾经一连三天没有出去买菜。（这就已经不幸福了！）如果在半夜里想起章程有什么遗漏，她就连忙从床上爬起来，补写进去，好像第二天再写就会贻误重要的党国大事。

妈妈还承担起了协助粮店收粮本、发粮票、搞储粮的工作。每个月定期去各家各户收齐粮本。粮店的人再也不用走家串户地去发粮票，只要找她一个人就行了。为大家领了粮票，她又挨家挨户地送到每一户人家手里，同时还动员每户人家都把用不完的粮票存在粮店里。当时的副食品供应很差，肚子里没有油水，无论吃多少一会儿就饿。大家并没有什么粮票剩余。但是妈妈的积极性很高，人家有余没余她都动员人家储，起码每人每月储一斤，多储更好。

政府号召节约用水。她就和居民小组长曾娭毑一起召集居民小组全体居民开会，决定把整个居民小组公用的唯一水龙头通宵加锁，只在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之间开放，并且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水龙头下洗衣淘米。在开放时间里，她一有空就站在水龙头旁，看着别人接水。谁要是接水时不小心洒出来一点，她就忍不住提醒人家：“小心一些，别接那么满。别让水洒出来。”

妈妈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利己的动机。她总是听党的话，把党的工作、集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政府号召在街道搞互助会，每户把几元钱存入互助会的账号，缺钱的人家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账号里借钱应急。她把这个账号管起来以后就只存不取。困难户来借钱，她就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搞得家里的生活十分紧张。有一次，我们家两天只吃了三分钱的萝卜缨子。她一点也没有考虑，像她这样以自己个人的有限收入来越俎代庖，在本质上破坏了建立互助会的宗旨，使互助会并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妈妈大公无私地为街道做事情，有的人夸奖妈妈的风格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的人却说妈妈拿着鸡毛当令箭、爱管根本就不应该管的闲事。陵元对妈妈的积极十分反感。他尖锐地指出，妈妈应该好好在家休息，不应该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招人怨恨。他觉得妈妈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她忙得不亦乐乎的“工作”，又有哪一件起过丝毫作用？社会主义幸福大院热闹了几天就再没有人提了。储粮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大多数人家月初储了、月底又要去取，只增加了大家的麻烦。在她的管理下，互助会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给唯一的公用水龙头加锁，纯粹是自己卡自己的脖子。陵元完全无法理解的是，共产党的批斗会斗得妈妈半死不活。她刚刚缓过劲儿来，怎么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怎么又开始舍生忘死地为共产党卖老命？

我不像陵元这么极端，但是我也无法理解，像妈妈这样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的人，为什么只要一来运动，党就要把她揪出来批一通斗一通。

 

（8）爸爸妈妈又恩爱如初

 

妈妈和我刚刚找到一个窝，又一件喜事接踵而至。十月，爸爸终于从羊楼司武汉市卫生局五七干校“毕业”了，被分配到了武汉市第七人民医院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当勤杂工。在去七医院报到之前，局领导开恩，特批他先回家探亲。自从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整整六年里爸爸没有回过家。在此期间，妈妈为了女儿们的前途、为了摆脱无休止的批斗，甚至提出要和他离婚。后来，毛泽东和共产党忙着搞上层的权力斗争。为了打倒“刘邓陶”、“王关戚”、“杨傅余”、陈伯达、林彪、“黄吴叶李邱”，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整爸爸妈妈这样的“死老虎”了！不再挨整了，妈妈也就不再提离婚了。爸爸六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回家，妈妈比我还高兴。

爸爸看见妈妈和我，眼泪不停地刷刷往外流。六年没有见到妻子和女儿，爸爸有多少话要对我们说啊！可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流泪。妈妈给爸爸做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和油淋辣椒。爸爸狼吞虎咽地吃着。六年没有吃过妻子做的可口美味了，爸爸忘情地猛吃，一面吃，一面夸奖：“好吃，真好吃，真是好吃！”

第二天，我们全家——爸爸、妈妈和我，全体出动去河西湖南大学看望他的姑妈、妹妹和妹夫，我的姑娭毑、姑妈和姑父。一进门，他们老兄妹就哭了起来。六年未见了，对于年近花甲的老人，还有几个六年！姑娭毑已经八十多岁了，整天坐在一张藤椅上，难得走动几步。看到两个晚辈如此动情，她忍不住不停地擦眼泪。

我走到姑娭毑面前，请她老人家节哀。没想到她嚎啕大哭起来。原来，她看到我就想起了她惨死的二孙女王定芳。王家三个表妹都是姑娭毑一手带大的。二表妹长得像她父亲，从小就特别听话和懂事，生得又白又靓，姑娭毑特别疼爱她。谁又能想到她连十八岁的生日都没有来得及过就死于非命呢！

姑娭毑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太完美的东西不能持久。太完美的人活不长久。”

姑妈和姑父也同声痛哭起来。无论我们怎么安慰他们，也无法止住他们的哭泣。在悲愤和压抑中，我差一点喊叫起来：“不对，太完美的东西应该能够持久。太完美的人应该长命百岁。他们的毁坏和夭折是不合理的现象。是外界的、人为的因素摧残了他们，才使他们不能持久、不能长寿的。”

但是，我把这些话压在了心里。我知道把它说出来也无济于事。发生过的事情就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过了。伤口即使能够愈合，伤疤也会永远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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