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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自传之一) ——一个加拿大华裔平凡女人的自传
◎ 康文思
序言 丈夫葛陵元在他的长篇小说《弱者》（署名文思，美国成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前言中说：“任何人，不管他是不是作家，只要有能力、有时间、有条件，都应该争取在他的有生之年写一本书，向世人和后人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他对人生的看法。如果他是成就卓著的名人，他应该写一本自传来精确地记录他的一生，因为他的经历和言行的实录就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应该争取写一本小说，用更精炼、更简洁、更动人、更有趣的艺术形式向世人和后人展示他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感受。” 我同意丈夫的观点：“任何人……都应该争取在他的有生之年写一本书”。但是，我不同意只有“成就卓著的名人”才可以写自传。我当然不是“成就卓著的名人”。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但是，我还是决定写一本自传，因为我没有“用更精炼、更简洁、更动人、更有趣的艺术形式”来写小说的才能。我已经老了，常常回忆过去。年纪越大，就想得越多。往事不由自主地在我眼前晃过，一幕一幕的，是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既然没有能力写小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写一本自传，以我的真情实感来“向世人和后人展示”我“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感受”呢？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说：“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我的自传反映的是我所处的那个年代的底层人民的普通生活。俄国文学家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生存，就应该是文学描写和刻画的对象。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高华教授说：“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我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这些古今中外的伟大学者的教诲增强了我写作自传的信心。因为他们在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自传将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虽然我是一个平庸无奇而又无所作为的人，但是我的一生却经历了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全面内战、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大饥荒、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六四屠杀、九十年代的全面腐败和出国大潮、以及二十一世纪日新月异的光阴。概括而言，我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变化最激烈、最动荡、最混乱然而又最有希望的年代。同时，我也享受到了父母的宠爱、姐妹的关怀、丈夫的恩爱、女儿的孝顺。我所经历的坎坷和风雨值得大书特书。我所享受的关怀和爱护也值得永远铭记。我的生活有惊有险、有血有泪、有苦有难；但是也有欢乐、幸福、得意和自豪。我有权利把我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写出来，告诉我的孩子们，一个平凡的母亲所遭遇的苦难、所经历的艰辛、所得到的欣慰、所感受的幸福；让他们明白社会对她的不公、生活对她的摧残、家庭给她的乐趣、丈夫对她的爱护；让他们学会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奉献、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我写的是自传，所以书中的人物、事件和时间都是真实的。有些事件以及它们发生的时间凑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们却是我的生活的如实记载：确实是在那个时间发生了那件事情，绝对不是我的艺术虚构。英国大诗人拜伦勋爵说过：“它很离奇——但是却是真的；因为真实永远是离奇的；比小说还要离奇。”（’Tis strange - but true; for truth is always strange；Stranger than fiction.）对此，我深表赞同，我经历过层出不穷的偶然事件，它们中的任何一件都可能改变我的生活道路，影响我的一生，仅仅把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就使得我的自传很丰富多彩。因此，我必须郑重地向读者发表申明：你正在阅读的是我的自传，而不是一部创作小说。 书名中的“河东”和“河西”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我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把它一分为二，河东是闹市区，河西是文化区。我在河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在上山下乡八年以后，我病退回到长沙，住在河东闹市区，在工厂干了二十二年，结婚生子，由青年人变为中年人。第二层含义是指整个世界。河东指的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河西指的是西方自由世界。在四十九岁之际，我由中国移民加拿大，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如果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十九岁）下乡插队作为我进入社会、开始独立生活的起点，那么到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四十九岁）在加拿大着陆，正好是三十年。这是我的“三十年河东”。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可能过满“三十年河西”。但是那不要紧，我已经享受到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生活。这是国内许多仁人志士的理想、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向往。我在他们之前先享受到它，这是我三生有幸。 在保留原作风格（包括对他的贬斥）的基础上，丈夫葛陵元对我的文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润色。没有他的鼓励，我不一定有毅力完成本书的写作。没有他的帮助，本书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水平。 稿子写出后，许多长辈、朋友和亲人（包括我的女儿葛康和康阁以及女婿陈昭和陈荣）进行了细致的审读、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并获得了他们的充分肯定和好评。由于名单太长，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谨表由衷的谢意。 康文思 2008年7月6日 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在风云变幻中出生 （1）刚出生几天就被扔在荆棘丛中 （2）借住在北山的外婆家 （3）由乡下被赶进了长沙城 第二章 贪玩好吃的乖孩子 （1）几十年前的一枝冰棒，妈妈一提起它就哭 （2）小小年纪，我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3）小白兔、野鸡腿和糖罐子 （4）美味的粉丝汤 （5）伟大的“荷包”右派 第三章 我突然长大了 （1）差点误掉了升学考试 （2）政府不让我们学习 （3）在重病中，我变成了“大人” （4）奇迹般地升级、奇迹般地升学 第四章 在无形中，他闯入了我的生活 （1）怪异的葛陵元 （2）救援葛陵元 （3）一见到我们，佳佳就大哭起来 （4）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5）生活难，学习也难 （6）我家的喜事 第五章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1）他说：“我愿意学习雷锋，但是不愿意过分约束自己。” （2）他对我说：“毕业以后就是死也要赖在城里，懂吗？” （3）他面对面地交给我一封信 （4）爱情啊，你究竟是苦、还是甜？ （5）我要与他形影不离 （6）高考的前夜，我享受了我们的初吻 （7）对于我而言，世界毁灭了 第六章 广阔的天地 （1） 走投无路的“选择” （2）“九一八、九一八，脱离了我的家乡” (3) 美丽的绿碧岭 （4）空屋鬼声 （5）亲爱的陵元，你好吗！ （6）没有人要的侏儒人 （7）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 第七章 社会主义新农民 （1）奇妙的灰带 （2）炊事员的运筹学 （3）我的女婿说，如果那么活着，我宁愿死去 （4）造孽啊！在城里学什么不好，非要到这里来学种田！ （5）我骂自己，我怎么这么没有用！ （6）上山砍柴，危机四伏 （7）咬紧牙关在隆冬下河抓鱼，连腮帮子和牙齿都咬得发痛 （8）不待团年饭结束，我就离席走入了茫茫的黑夜 第八章 冬去春来，年又一年 （1）侏儒人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 （2）刀耕火种撒芝麻 （3）盖房起屋、安营扎寨 （4）我把全年劳动所得的一大半送给了董婆子 第九章 大动乱的年代 （1）妈妈和爸爸相亲相爱几十年，突然提出要离婚 （2）难道我终究还是要死在荆棘丛中？ （3）我与陵元在北京失之交臂 （4）孤独的爸爸 （5）陵元先于我到家 （6）离别三年好不容易见面，连吻都没有接一个 （7）我对不起他，应该让他吻我 （8）吹牛的代价 （9）农村的新气象 （10）送公粮的救星 第十章 颠沛流离的生活 （1）生活越过越艰难 （2）一次中暑差点要了我的命 （3）我面临着艰难的决策 （4）他还是来了 （5）严肃的话题都留到了深夜 （6）他走了，我也要走 （7）我把我生命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 （8）我挽救了大姐和大外甥女的生命 第十一章 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1）重上征程 （2）我的新家 （3）定芳表妹之死 （4）我的新天地 （5）关在田里和吊蛤蟆 （6）双季稻和密植 （7）湖区生活 第十二章 爱的寻觅 （1）爱情啊，你在哪里？ （2）没有爱情的婚姻 （3）逃婚 （4）事后的思量 （5）陵元说：“既然这样，还是我们俩好吧。” （6）与病魔作斗争 （7）妈妈成了街道积极分子 （8）爸爸妈妈又恩爱如初 第十三章 美丽的长沙 （1）长沙第一师范 （2）伟岸的天心阁 （3）宏伟的湘江大桥 （4）壮丽的岳麓山 （5）迷人的烈士公园 第十四章 初为人妻 （1）爸爸缺席的全家福 （2）我的“新”生活 （3）不择手段搞调动 （4）我的婚礼 （5）我的新婚之夜 （6）我的第一份工作 第十五章 走运的一年 （1） 到处磕头、一无所获 （2） 时来运转 （3）要孩子，还是要工作？当然要孩子！ （4）乔迁之喜 （5）我当妈妈了 （6）我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第十六章 女儿啊，我生活的中心 （1）月子里 （2）育儿的乐趣 （3）陵元罹患结核性胸膜炎 （4）为了再买三包奶粉，把出生证搞出一个大洞 （5）我终于有了一个正式工作 （6）有一天，她突然喊出了“妈妈” （7）我的工作 （8）大庆服装厂的编外人员 （9）我狠狠地踢了陵元六脚 第十七章 夫妻双双进学堂 （1）公鸡带小鸡 (2) 陵元考取了研究生 （3）我考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专科 （4）我当上了技术干部 （5）我又怀孕了 第十八章 生活，有喜也有悲 （1）喜事连绵 （2）阔阔的诞生 （3）在月子中我考得了英语专科的结业证书 （4）陵元在我产假期间做的几件大事 （5）一个侏儒人和两个小女孩 （6）康康武汉历险记 （7）陵元的毕业壮游 （8）武汉来了长途电话 （9）献给爸爸的悼词 第十九章 聚散不定的年代 （1）阔阔和康康 （2）佳佳的新婚和我的老病 （3）大庆与新兴合厂 （4）三胞公司新兴服装店 （5）陵元的半吊子德语派上用场了 （6）在一年里接连参加三次公费旅游 （7）陵元恋家，出国两年还要中途回来一趟 （8）陵元缺席晋升为副教授 （9）无故蒙冤、惨遭羞辱 第二十章 生活永远不会风平浪静 （1）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阔阔学琴 （3）康康读书 （4）祸事连绵 （5）陵元又要出国了 （6）一人做两人的工作 （7）陵元出国前的安排 （8）项书记，你是较好还是很好哇？ 第二十一章 排除万难搞移民 （1）武汉历险记 （2）陵元的奇遇 （3）无异于与虎谋皮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4）与虎谋皮还不够，还要向老虎要虎骨 （5）为了办理护照，我活生生地累病了 （6）陵元缺席晋升为教授 （7）迎来送往、准备行装 （8）九九八十一难 第二十二章 移民初期 （1）“九一八、九一八”，又“脱离了我的家乡” （2）我对陵元说的第一句话是：“从这里容易回家吗？” （3）阔阔急得一面哭一面背法语单词 （4）我和陵元都做过康康的同学 （5）买旧货和检垃圾 （6）打苦工 （7）买房子 （8）旧房子带来了新矛盾 第二十三章 我们的家散了 （1）亲爱的妈妈，我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了！ （2）献给妈妈的悼词 （3）陵元和妈妈 （4）女儿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第二十四章 安度晚年 （1）种菜 （2）养花 （3）旅游 （4）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世界 （5）整理照片 尾声：为时过早的人生总结 后记
第一章 在风云变幻中出生 （1）刚出生几天就被扔在荆棘丛中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当一亿多美国人正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之际，我出生于中国江西省太和县的一个政府官员家庭。我的爸爸叫康人苏，生于一九一五年。妈妈叫易敬怀，生于一九一四年。他们都是湖南人。爸爸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过两年法律。妈妈是一个大家闺秀，在当年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她居然有长沙市周南女师的毕业文凭。我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姐姐。大姐叫文心，二姐叫文志。爸爸是一个文学素养很高的人，在一九三四年去日本留学之前就是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在给孩子取名上，他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文字功底。他认为，每生一个孩子都意味着增加了一份欢愉和希望。为了表现出这一点，他的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由上一个孩子的名字增添笔划而生成。心上加士即为志。大姐叫文心，二姐叫文志，爸爸给我取名为文思，因为志上加框即为思。他甚至给随后也许会出生的老四和老五也准备好了名字。老四的名字将在思上加一捺，叫文恩。老五在恩上加草头叫文蒽。 大姐的小名叫元元，元者首也，表示她是老大。二姐的小名叫彬彬，也许是希望她将来像大家闺秀那样文质彬彬。我的小名叫美美。我之所以享有一个如此动听的小名，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我面目娇美、清秀典雅，长得比两个姐姐都漂亮；第二、以此来表达对宋美龄的敬爱。爸爸曾经在全国小学生作文比赛荣获第一名，到广州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手中接受过国民政府的褒奖状——这是他终身引以为荣的伟大成就；第三、以此来表达对和平美满、幸福安宁的生活的期盼。当时，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算起，也进行八年全面抗战了。日本鬼子早已败象毕露，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爸爸妈妈多么希望日本鬼子早日完蛋，中国人民重新过上美好安宁的生活啊！ 但是，事与愿违，我才出生几天，就传来了日本鬼子要打进太和的消息。政府组织老百姓紧急疏散，明确规定不可以携带襁褓中的婴儿，以防婴儿的啼哭暴露大批老百姓的藏身之地。爸爸是县里的主要官员，必须做出表率。两个大女儿好办，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可以跟着大人走。我刚刚出生，随时都可能大声啼哭，日本鬼子搜山的时候难免不暴露目标，危及众人的安全。虽然舍不得，爸爸妈妈还是不得不“大义灭亲”，把我藏在荆棘丛中，自己率领大队难民进山。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尽管是大热天，妈妈用包片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鼻子和嘴巴让我呼吸。 也是我命不该绝。日本鬼子并没有打过来。豺狼虎豹和野猫野狗也没有光顾毫无自卫能力的我。一天以后，警报解除了。爸爸妈妈率领难民回来，又把我由荆棘丛中抱了出来。我的嗓子已经哭哑了。鼻子和嘴巴周围被蚊子咬得一片红肿，都分不出哪儿是鼻子、哪儿是嘴了。包片早已湿得滴水。解开包片，屎、尿、汗混成一团，臭气熏天，我原本又白又嫩的屁股肉被泡得糜烂红肿，比原来“胖”了一圈。妈妈把我抱在胸前，伤心地哭了。爸爸转过脸去偷偷地掉泪。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出生后一个多月，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爸爸又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一直升到了江苏省人事处处长的高位。当时的省政府只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和教育厅四个厅。在民财建教四厅之外就属人事处显赫了。况且，首都南京位于江苏省境内，所以江苏省人事处处长就更加不同一般。据爸爸后来告诉我，他上可通天，连国民党大佬张群都是他的熟人。 爸爸认为是我给他带来了好运，对我十分喜爱：“美美”的名字叫得越来越亲切了。
（2）借住在北山的外婆家
中国老百姓真是多灾多难。和日本鬼子刚打完，还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中国人自己又打了起来。共产党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无偿地分给了农民。中国农民终于得到了祖祖辈辈做梦都想得到的土地，对共产党感恩不尽，连儿子丈夫的生命都不顾，舍了生家性命帮共产党打国民党。国民党的士兵大多数都是抓来的壮丁，根本就不愿意打仗，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只消三年，共产党就把国民党打得一败涂地，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和台湾附近的几个小岛。 当时，爸爸正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当江苏省人事处处长。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江在即，省政府召集各厅处首长开会，明确宣布，政府即将东迁上海，各厅处首长有权自行处理和使用自己厅处的小汽车。好几个厅长和处长把公车卖掉，用车款做路费，携带全家逃到了台湾。人事处有两部小汽车，爸爸却说这是国家财产，不可以卖掉中饱私囊。他没有动用任何公物公款，倒是变卖了自己的所有家私，凑足路费，携家带口，返回了位于湖南省长沙县北山区老家，借住在外婆家中。在途中，他把妈妈的最后一个戒指都送进了一个无名小镇的当铺。到外婆家的时候，他们拖带着三个女儿，一贫如洗，身无分文……那年头，连一般穷人家都有一、两件祖传的“宝贝”——玉手镯、金戒指……倒是我当过国民党大官的家里却一无所有！直到长大成人以后，我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湖南省还没有“和平解放”。外公早已过世，外婆是当地有名的阔老太太。外婆有四个子女。大舅、我妈、小舅和小姨。小舅和小姨都在上海安了家。小舅在上海做会计，经常寄钱回家。外婆省吃俭用，拿这些钱在乡下买了一些地，在省城长沙市五一路买了一栋楼房。日子过得很宽裕。 和外婆住在一起的是大舅一家。大舅是北山沁园小学的高级教师。大舅妈有周南女师的毕业文凭，与大舅在同一所学校教书。夫妻感情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大舅妈不能生孩子。他们对我妈妈有三位千金羡慕不已。大舅曾经开口向妈妈要过继一个孩子。我妈倒是愿意帮哥哥的忙，但是我爸爸坚决不同意。爸爸是一个家庭观念极重的人，孩子就是他的命，怎么舍得拿来送人！外婆望孙心切、盼望偌大的家业后继有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舅妈顾全大局，劝舅舅再娶一房妻子。舅舅不愿意辜负如此贤惠的妻子，坚决不同意。但是经不住外婆一再要求和舅妈的反复劝说，最后终于同意了。我们到外婆家落脚的时候，大舅刚为二夫人生出的长女摆完百日大宴，请遍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和长工佃户，是北山区盛极一时的大事。 外婆家不缺我们一家五口的吃穿。我依稀记得，外婆家的后面是一片竹林，鸡群在竹林里寻食，我们则在里面捉迷藏、找鸡蛋。房前是一大片晒谷场。晒谷场的前面是一口池塘，池塘的水面上游着鸭子，清澈的水里能看到鱼群在游弋。外婆家的房子很大。中间是一间大堂屋，那是我们全家吃饭、喝茶、用点心、待客和嬉戏的地方。堂屋的两旁是卧室、杂屋、厨房和库房。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间杂屋平时老是锁着，里面放的是银元，一筐一筐的银元顺墙放着。我还小，不知道银元的珍贵，没有把它们当作什么稀罕物件。另一间杂屋却是永远开放的，里面顺墙竖排着一个一个的大冬瓜，地面上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南瓜，还有一筐一筐的粮食。 妈妈在北山沁园小学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与大舅和大舅妈成了同事。大姐和二姐也进了该校做学生。爸爸自动丢弃了官职，不愿意在岳母家吃闲饭，就和几个朋友合股，去台湾做生意。他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读书人，哪里知道商场的险恶，不但把本钱亏了个精光，欠了一屁股账，还差点陷在台湾回不了家，因为共产党飞快地就打进了福建。爸爸在最后关头离开台湾、经由福建、赶回了已经“和平解放”的家里。现在回过头来一想，真不知道是祸还是福。
（3）由乡下被赶进了长沙城
一九五〇年，妈妈又为爸爸生出了第四女儿。身处乱世，没有足月就过早的来到了人间，婴儿的体重只有两斤半。按照早就定好的命名规律，爸爸给她取名为文恩，小名叫佳佳，意思是，虽然已经家道中落，还是盼望能够咸鱼翻身，重新过上好上加好的日子。他怎么能想到，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经就要降临了。 断了做生意的念头，爸爸就老老实实地在岳母家住下了。他原以为，我弃官不做，归隐山林，总可以平平安安过日子吧！没想到，在“新”政府的领导下，这只是一种空想。不久以后，他就接到了华中军政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作为旧政府的官员，他被招进该校进行思想改造。半年后毕业，他被分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定为行政十八级，每月工资八十四元五角。这份工资，他拿了一辈子，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增加过。更加令人伤感的是，从此他就开始了远离家庭的终身两地生活，不仅再没有回过北山老家，连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只能利用每年的探亲假回家团圆十二天。 爸爸刚离家，土改工作组也进了村。外婆被划成了地主。他们没收了外婆家的土地，抬走了一箩筐一箩筐的银元，抢走了我们糊口的粮食，连我们吃饭的餐桌和椅子都搬走了。在一天之内，外婆的所有财产都变成了别人的财产。我们只能站着、端着碗、在放在地上的菜碗里夹辣椒萝卜和咸酸菜吃饭。 好在外婆在长沙市五一路还有一栋楼房。外婆、大舅一家和我的全家就搬到了长沙城里。大舅转到了长沙市文庙坪小学教书。大舅妈转到了城东一校。妈妈是北山小学的代课教师，没有正式的工作关系，不能搞工作调动，暂时在家陪外婆、带孩子——我们家的四姊妹和大舅的长女。大舅的二太太又怀孕了，大着肚子，行动不便。屋里屋外的事情都由妈妈一个人忙活。 外婆失去了乡下的全部财产，情绪低落，妈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安慰外婆、劝外婆想开一些。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大舅的二太太的肚子上，希望她能生出一个男孩来，家里好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十一月，二太太临产了，果然生出一个男孩。全家别提多高兴了。只有外婆还是高兴不起来。我们常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轻声嘟哝：“家业刚刚兴旺一点，我那老头子就没了。有家产了，又没有孙子。有孙子了，家产又没了。我这辈子怎么就这么不顺当呢！”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也是湖南省最大的都市。它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战国末年秦国灭亡楚国之后，就有它了。它的地理位置重要，位于湘江的下游，衡山山脉之尾，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湘江象一条彩色的腰带将城市一分为二，河东为繁华拥挤的闹市区，河西是文静幽雅的大学区，湖南省的几所著名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中南矿冶学院、湖南财贸学院都在河西的岳麓山下。湘江江心有一个名叫水陆洲的长岛。它就象腰带上镶嵌的珍珠。水陆洲旁的两个小岛——傅家洲和牛头洲，拱卫在长岛的一侧，就像珠母旁的小珠。岳麓山位于衡山七十二峰之尾，海拔不到三百米,却是闻名中外的一座名山，山下的岳麓书院、山脚的爱晚亭、山腰的白鹤泉、山中的麓山寺、山顶的云麓宫，都是遐迩闻名的风景名胜。然而，无论长沙多么漂亮，无论孙子多么壮实，都没有办法让穷途末路的外婆开心。积忧成疾，外婆病倒了，从此一病不起。 外婆在五一路的楼房很大，对于我这样一个六岁的小姑娘，沿着走道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好像要走好久好久。楼房有阳台、有天井、有阁楼、有平台。它们都是我玩耍和探险的好去处。我们在几十间房间里捉迷藏、在走廊上踢毽子，在天井里跳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躲在阁楼的小床上玩，被二姐发现了。她跷着脚走到我背后，突然用被子蒙住我，然后坐在被子上面把我使劲往下压，差点没把我憋死。小孩子闹着玩，何尝考虑过后果！
爸爸家和妈妈家都是大家庭。两家都有很多人进了省城长沙。所以我们在长沙有很多亲戚。有些远亲几年也难得来往一次。在血缘上最近的亲戚是和姑。她是爸爸的亲妹妹。她的丈夫叫王世纪，当时是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年轻有为的教师，后来一路攀升，在“文革”后晋升为教授。在实行学位制以后，他又成了博士生导师。王世纪的妈妈也姓康，和我们家同姓。为了显得更亲近，她不许我爸叫她亲家姑妈。她要求我爸就叫她姑妈。因此，我们也就跟着爸爸妈妈叫她姑娭毑。 一九五一年春节，爸爸回家过探亲假，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王姑爹家给姑娭毑拜年。王姑爹家当时只有一个两岁的女孩，叫王大中。六岁的我跪在她的站栏边逗她玩。她笑得很开心，我笑得更开心。和姑好像很胖，在厨房里忙着作饭。姑娭毑看到我和大中玩得快活，她也很快活。 我听到姑娭毑笑眯眯地对爸爸说：“又有了，四个月了。” 我不知道又有什么了。但是爸爸妈妈显然知道又有什么了。爸爸对王姑爹说：“恭喜、恭喜。” 妈妈问：“取名了吗？” “男孩就叫定国，女孩就叫定芳。”王姑爹回答。 “好名字、好名字。”爸爸连声叫好：“生男孩就安邦定国，生女孩就流芳百世。好名字！” 我终于明白了。大人说的是和姑又有孩子了，如果生女孩就叫王定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定芳的名字。 王定芳还没有出生我就开始写她，这是因为王姑爹家的三个女儿，特别是二女儿王定芳，后来在我的生命轨迹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第二章 贪玩好吃的乖孩子 （1）几十年前的一枝冰棒，妈妈一提起它就哭 中国共产党在建政初期，知识分子奇缺。虽然是旧官吏家属，妈妈在一九五一年还是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的潆湾镇小学找到了工作，定为行政二十一级，每月工资五十九元。和爸爸一样，这份工资她也一直拿到退休，一次也没有加过。由于她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效果极好，思想上又积极要求进步，千方百计地靠拢党组织，所以在不久以后就升为了教导主任。当时，大姐在市区长沙二中念书。二姐和我在妈妈任教的潆湾镇小学上学。妈妈整天忙工作，顾不上管佳佳，就把她寄养在一个远亲家里。那位远亲与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由于她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所以我们叫她姨妈。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我们正在做课间操。突然，妈妈把我和二姐从队列中叫了出来。她什么也顾不上说，拉着我们的手就往轮渡码头走。湘江把古城长沙一分为二。偌大一个长沙城，贵为湖南省的省会，却没有一座桥连接其河东的闹市区和河西的文化区。 妈妈眼睛红红的，饱含着泪水。我们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心里害怕，又不敢问。一直等到上了过江的轮渡，妈妈才有机会告诉我们，她刚得到消息，在病床上苦熬了两年的外婆今天去世了。慈祥的外婆在临终前连她的女儿、女婿和我们这些外孙女都没有见到，就含恨去世了。我和二姐站在轮渡上嚎啕大哭起来，妈妈也忍不住低声抽泣着。 外婆去世后不久，外婆的楼房就被政府征用了，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分行。政府在南门外幸福里五号给了一栋八间住房的二层楼房来顶替。对这种价值相差十倍以上的不等价交换，大舅和妈妈连抱怨的权利都没有。他们在内心中不禁暗自“庆幸”，幸亏他们的妈妈没有活到那一天，没有看到家境败落到如此地步。 爸爸在武汉市红十字会没干多久，就不让他在这个半官方的领导机关工作了。他被调到了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新”政府真怪，什么都要带上“人民”两字：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人民检察院、人民解放军……除了没有把监狱叫人民监狱，反正什么都是“人民”。从那一天起，爸爸的工作关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人民医院”，尽管他曾经被武汉钢铁公司和湖北科技情报所借调过两次，在它们举办的日语培训班里教授日语。 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紧。爸爸虽然每月挣八十多元，但是他身在外地，寄回家的钱无法保障定时定量。妈妈每月只有五十九元工资，大姐在二中寄宿读书，要交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佳佳放在远亲家里，每个月的费用要按时送去，一分钱也不能少。我和二姐都是贪嘴好吃的小姑娘。妈妈也舍不得亏待我们……五十九元工资，用不到头就分文不剩了。 那年夏天，天气奇热。晚上，学校的老师都带着孩子坐在操场里乘凉。卖冰棒的小贩到校园里来叫卖。朱校长给他的孩子一人买了一支。我在一旁眼馋地看着。妈妈见了，二话没说就把我拉进了房间。我乖乖地跟着她，连头都没有回就进屋了，既没有哭、也没有吵。朱校长看在眼里，心里不安，连忙给我也买了一支冰棒送进屋里、交给妈妈。妈妈接过那支冰棒，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掉。一支冰棒才三分钱啊！这么乖的女儿，连掏三分钱给她买一支冰棒的能力都没有，这叫做妈妈的人怎么能不伤心！将近五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八年七月，妈妈已经卧病在床。我从加拿大赶回去看望她。她还流着眼泪对我提起这件事，夸奖我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乖孩子。
（2）小小年纪，我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一九五四年，在离潆湾镇两里外的赫石坡新建了一所初级小学。岳麓区教育局把妈妈调到那里去当校长。妈妈二话没说就服从了。从此，凡是有新学校，凡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岳麓区教育局就调妈妈去。她几乎跑遍了岳麓区教育局所管辖的所有最边远的学校——咸家湖小学、左家垄小学、岳南路小学、樟树门小学、杜家塘小学、郝家坪小学…… 赫石坡小学没有高小，所以二姐仍然留在潆湾镇小学念高小，我随妈妈转到了赫石坡小学读书。佳佳已经三岁多，被送进了城东的教师幼儿园，只有周末和假期才接回家与妈妈姐姐团聚。赫石坡小学全校只有四个班，都塞在一排平房里。平房建在劈山开出的一块平地上，北面就是那个小山包，后墙离山壁才一米多远，只容得下一条排水沟。显然，这是营建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土方量而偷工减料的结果。他们盖完房子，拿到工钱就走了，可害苦了常年在这里工作和学习的老师和学生。每逢阴雨天，山壁挂满水珠，后窗水雾弥漫，湿气直渗房内，阴森逼人。在梅雨季节，墙上涂抹的石灰整块整块的剥落。墙上贴宣传画的浆糊发黑发霉。门窗上的门拴和窗钩生锈掉渣。 这排平房被隔成了大小相间的房间。大房间用作教室，小房间用作办公室或教师宿舍。我们就住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小房间又被隔成前后两间，后间比较大又比较隐蔽，所以用作了卧室，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立柜和一张桌子，进屋以后就只能坐在床上。前间较小，用作客厅和起居室，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两张木椅。房间夏秋闷热，冬春阴冷，特别是后间，直接受山壁的影响，这种现象更加突出，是滋生关节炎的最佳环境。我小小年纪，就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每逢阴天下雨我就浑身作痛。这个本来应该由老年人才得的疾病从小到老陪伴了我一辈子。 住房如此狭窄和拥挤，完全没有自己开火做饭的条件。所有老师和他们的子弟只能在学校吃集体伙食。一日三餐都是糙米饭，下饭的菜永远是冬瓜、南瓜、蕹菜、白菜等廉价蔬菜。鱼肉荤腥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什么菜，都是典型的湖南风味，都离不开辣椒。而且不是一般的辣，辣得你屁股眼子冒火。妈妈怕我们营养不良，在做饭的工友蒸饭之际，顺便给我们蒸上一个包子、一片豆腐或者一个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加餐了。夏季的夜晚，卖馄饨的小贩挑着馄饨担子，敲着叮当作响的角铁，来到学校前的操场。妈妈要是手头正好有个一毛两毛钱，她就会买一碗馄饨，加上一把从家里拿来的面条，请小贩在他的馄饨担子上把面条煮熟，连馄饨带面条让我和佳佳饱食一餐。对于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们狼吞虎咽地把馄饨和面条倒进嘴里。妈妈在一旁看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她自己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我们也没有想到过叫她和我们一起吃。现在，我老了，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才真正懂得了妈妈的一片爱心。我真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妈妈仍然生活在我身边。我要把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买来孝敬妈妈。 其实，生活艰苦还不是最难受的，政治风雨的变幻却使我更加痛苦。爸爸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划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武汉市卫生局的外调人员隔三差五地到学校来找妈妈的麻烦，叫妈妈交待爸爸在“解放前”的活动。爸爸在武汉交待，妈妈在长沙交待。两人的交待只要稍有出入就过不了关。外调人员拍桌打椅，大喊大叫，说妈妈抗拒运动、对党不忠诚，甚至威胁说，再不老实交待，就把妈妈抓去坐牢。多年前的事情，爸爸和妈妈又没有穿着连裆裤形影不离，他们怎么可能交待得一字不差呢！于是，外调人员就揪住妈妈不放，来了一趟又一趟，搞得妈妈精疲力尽、苦不堪言。但是，她不但不敢发作，还要低声下气地好言好语、好吃好喝地招待那帮人。每次看到外调人员进门，我就吓得躲在后屋，不敢吭声。他们这么欺负妈妈，我心里恨死他们了。等到他们走后，我才敢从后屋悄悄地走出来，看到妈妈痛苦而沉重的面容，我真想抱着她大哭一场。
（3）小白兔、野鸡腿和糖罐子
赫石坡小学有一个小图书室，大概有几百本小人书。我基本上都看过，有的还看过无数遍。翻来覆去的看那几本书毕竟没有多少意思，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校园周围玩耍。学校有六个老师，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玩伴。李老师有五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子，叫刘亚平，比我只小几个月，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的友谊是从养兔子开始的。那年学校养了几只小白兔。没有兔笼，整天把它们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兔子可闲不住，它们在小屋的墙角和地面打出许多小洞来。每天去小屋观察小洞的数量和深度成了我们俩的一大乐趣。暑假老师去集中学习，养兔子的光荣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俩个“大”孩子身上。我们一起去池塘边给它们摘葛毛藤叶子。这是兔子最喜欢的食物。我们尽心尽力，怕兔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稀，把葛毛藤叶子的两面都擦干净才喂它们。看着它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心里乐开了花。它们吃得越多，我们就喂得越多。没想到把兔子活活撑死了。看到心爱的小白兔一个个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鼓胀的肚子呈青绿色，我们俩抱头大哭了一场。 我和刘亚平都是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赫石坡小学的校舍南面是一个小操场，那是全校学生开会和做课间操的场所。操场的东端有滑梯、翘翘板、秋千、巨人步和横梯，西端有一个沙坑。这就是同学们嬉戏的全部设施。我和刘亚平一起滑滑梯、压翘翘板、荡秋千。我们双手吊在横梯上，像猴子一样往前攀援，比赛谁攀得快、攀得远。这些设施玩腻了，我们也搞一些徒手竞技——跳远、踢毽子、跳绳和追跑。 有时候我和刘亚平还爬上学校后面的小山包。山包上原来是一个乱葬岗子。由于山顶阳光充足、环境安静，便于晾晒粉丝，所以在这里建了一个小南粉厂。山上有可以给我们解馋的野生植物。有一种野草的根比较粗。把它挖出来，剥掉粘着泥土的表皮，下面是白嫩的淀粉充足的根茎，嚼起来甜甜的，还有少量水分。湖南的小孩子都喜欢吃，由于它的形状有点像鸡的小腿，所以孩子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野鸡腿。满山遍野还长着一种灌木丛。它的果实呈水罐形，周身有刺。我们把它摘下来，扔在地上，用鞋擂掉它的刺，把它咬开，去掉里面的小籽和绒毛，吃它那一层薄薄的果皮，有一点儿甜味。湖南孩子也给它起了一个美妙的名字，叫做糖罐子。实际上，无论是野鸡腿还是糖罐子，都并不特别好吃，而且肯定极不卫生。但是，对于根本没有零食可吃的孩子来说，它们就算难得的美味了。坟堆上的野鸡腿和糖罐子长得比别处的肥实，我们最喜欢爬到坟堆上采食我们的野味。 吃完这些“野味”之后，我们就坐在山坡上往操场下面滑。一路滑下来，速度越来越快，强烈的刺激使我们兴奋得嗷嗷直叫。就这么疯狂地玩着，忘记了一切。直到回家吃饭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闯了祸——浑身是汗、到处是泥。在屁股腚上，汗水和着泥土，结了一层厚壳。这种时候，我总是用手捂着屁股走进家门，怕妈妈看见我屁股腚上的惨况而遭到责骂。 在阴雨连绵的雨季，我们不能到外面去胡闹，就只好憋在室内。学校没有室内运动场，连乒乓球桌都没有。我和刘亚平就用讲台当乒乓球桌，中间架上一根竹棍算球网。我们用自制的木板拍子在讲台上打得难分难解。讲台才多大一点，要把球不打出桌外，没有一定的水平还真不容易，（世界冠军大概都不行！）但是我们偏偏做得到。我的乒乓球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现在六十多岁了，还是打得像模像样的，每天和丈夫打四十五分钟，双方互有胜负。 乒乓球打累了，我们俩就一起挤在讲台上睡觉。教室里有那么多课桌，我们不去睡，却偏偏挤在同一个讲台上睡，两个人好得就像穿着连裆裤。乒乓球打腻了，我们就去弹风琴。这是赫石坡小学仅有的一件乐器，是音乐老师上课必不可少的教具。没有人教，我们只会自己摸索，瞎弹一气。最后，虽然也能弹出几首歌来，但是指法是完全谈不上的。 有时候全校老师的孩子们会聚在一起玩我们唯一的大型游戏——捉迷藏。就那么一栋平房，连教室带住房带办公室，总共还不到十个房间，有什么地方好躲？被捉的一方几乎永远是失败者。但是，我可取得过一场辉煌的胜利。我把佳佳塞在一个立柜中躺着。赫石坡小学的孩子们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怎么也找不到她，最后只好宣布投降。我高兴得哈哈大笑，得意地拉开了柜门。没想到佳佳扑通一声就摔到了地上。佳佳的哭声盖过了我的笑声。我手忙脚乱地抱起佳佳，陪着笑脸不停地哄她。还好，摔得不重，没有受伤。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4）美味的粉丝汤
每年春节是我们家最高兴的时光。学校放假了，教室都空了出来。我们可以在教室做饭，再不需要吃集体伙食了。妈妈做的小锅菜比工友搞的大锅饭好吃多了。没有那么辣，而且还多少有一点儿荤腥。更重要的是，爸爸也会从武汉回家来过春节。他每年的十二天探亲假是我们全家仅有的能够团圆的日子，连大姐和二姐也会从各自的学校回来。妈妈会不惜血本，杀鸡破鱼。只有过春节，我们才有机会尝到鸡汤和鲜鱼的美味。 吃鸡吃鱼都是很讲究的。炖鸡的第一道汤要倒在罐子里，留着慢慢用。因为头道鸡汤很浓，以后炒菜时加上一瓢，菜里就会有鸡汤的鲜味，好吃多了。倒去原汤的鸡加上水再炖。炖好以后，第一顿饭只喝汤，不吃肉。饭后，整个鸡又原封不动地端下去，进行第三次加工，或者糖醋、或者红烧，这一回才真正吃鸡肉。鱼也是这样，第一道汤也倒在罐子里留着以后炒菜。端上餐桌以后，第一次只吃一面，不把它吃穿邦，而且不动鱼头和鱼尾。第二顿再翻一面端上桌，活像一条没有动过的新鱼。这样，一只鸡或一条鱼可以吃多次。而且，只要鸡汤和鱼汤还没有用完，我们家的蔬菜中就有鸡味或鱼味。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觉得妈妈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巧妇，她能用很少很差的“米”做出很多很好的饭。 春节这十二天，我们家的人口由三口变成了六口，但是房子还是那么两小间。前屋增加了一张由课桌拼起来的小床，爸爸和妈妈在那里过夜。我们姐妹四人睡在后屋里。一张床睡四个人可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们自有办法。我们从教室里搬来四张椅子，接在床沿，把枕头放在上面，四个人横着睡。 爸爸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大家的功课。二姐最怕这一招，因为她的学习成绩一般。我最喜欢这一招，因为我的成绩很好。虽然爸爸早就无心再搞文学创作了，但是作为当年的青年作家，他对写作仍然十分偏爱。检查完成绩以后，他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做一篇命题作文。二姐比我高三届，但是她的作文还没有我做得好。爸爸看了我们的作文以后，总是表扬我，同时批评二姐：“彬彬啊，你的大名叫文志。你的名字中有文有志，妹妹比你矮三届，你的‘文’怎么还不如她？你的‘志’在哪里？” 除了督促我们学习，爸爸还给我们讲故事，和我们打牌，给我们出谜语，和我们讲笑话。十二天的探亲假一眨眼就过去了。爸爸转眼又要回武汉去。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走。他更加舍不得离开家。每次离家的前夕，他都会嚎啕大哭，就像一个迷了路、找不到家的孩子。他一面哭，一面说:“一年就这么十二天，然后又要再熬十二个月。可是我们是一家人啊!”看到他哭,我们全家人都难受。大家都眼泪汪汪的。但是又没有办法安慰他。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远离家庭是人类的最大痛苦之一。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为什么人民政府不帮助离散的家庭团聚……
暑假没有寒假好玩，爸爸不能回来是主要的原因。妈妈要离家去学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一段本来可以尽情玩耍、充分享受母爱的日子，却由于市教育局规定小学老师要集中学习而泡汤。而且，不是去学习业务，而是去学习政治。赫石坡小学的老师都集中到石佳冲小学学习，不可以回家。大姐在长沙二中住校，是校体操队的主力队员，要集中训练，不能回家。二姐在师院附中住校，她的功课吃紧，要在学校复习功课，也不太回家。头几年，妈妈把我和佳佳放在远房姨妈家。后来姨妈中了风，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再照顾我们，妈妈只好把我们留在学校，由我们自己照顾自己。 妈妈一走，家里就只剩下了我和佳佳两个人。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小小年纪，就承担了照料更小的小佳佳的重任。我要做饭、洗衣、倒垃圾、打扫卫生，所有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家务现在都由我一肩承担。好在有刘亚平的奶奶帮忙，她老人家在照管刘亚平姐妹五人的同时，把我们姐妹俩也“代管”了起来。她带我去买菜、教我煮饭、指导我炒菜、教我洗衣。 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无法想象当年的日子。洗衣服没有肥皂、没有洗衣粉、也没有自来水。我用皂角泡水洗浅色衣服；用茶枯泡水洗深色衣服。然后把搓洗好的衣服装在水桶里，吃力地提着水桶，沿学校操场前的小坡往下走到一个小池塘边，踏上搭在池塘上的木板跳板，蹲在那里用棒槌奋力捶打衣服。捶一阵，就拎起衣服在池水里摆几摆。周而复始地捶几次摆几次，最后再拧干，就算洗干净了。这种洗法费力还是小事，主要是费衣。衣服在真正被穿破以前，早就被锤破了。 我也学会了做菜。我最得意的拿手好菜是粉丝汤。把水烧开，放进又白又细的粉丝，再加上葱花、姜丝，别提多香了。我和佳佳每次都把它喝得精光。要是提起粉丝的来源，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寒酸。那是在学校后面小山上的南粉厂的晒粉场边捡来的。粉厂做出粉丝以后，要挂在晒粉场的铁丝上凉干。刚出锅的湿粉丝容易断裂而脱落。铁丝下的地面上会有一小段一小段掉下来的粉丝。微风把它们吹到晒粉场边的草地上。我带着佳佳，拿着篾箕，趴在草地上，把这些断粉丝一段一段的捡起来。回到家里，它们就成了我做粉丝汤的材料。妈妈周末回家，我还给她做了粉丝汤哩！妈妈吃得津津有味，连声夸奖我又会持家又会做事。 家里没有大人的日子不好过。白天还比较好熬，夜里就更加难受。我和佳佳睡在又闷又热的房间里，把门窗栓得严严实实，把蚊帐也掖得紧紧的，不透一丝风。在热得无法入睡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紧贴后墙的小山上的乱葬岗子。只要稍微有一点动静，我就吓得要死。我想到那些年久失修的无主孤坟。它们破破烂烂，露出了棺木，有的甚至还有尸骨破土而出。越想越怕，心里不禁一阵阵的吓得发毛。佳佳还小，不知道害怕，我就让她睡在床的外侧，自己睡在里面。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用不懂事的小妹妹做挡箭牌，这不是一个好姐姐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人都是有私心的，特别是在年幼无知的时候。
（5）伟大的“荷包”右派
一九五七年，我十二岁。我的两个舅舅都遭了殃。上海的小舅被逮捕了，送到安徽偏僻的乡下劳改，多年来与他情同连理的舅妈不得不含泪与他离婚。大舅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大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取消了教书的资格，送到离长沙五十多公里的株洲乡下去劳动改造，不但没有工资收入，反而还要家里寄钱寄物。二太太已经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其中的老四老五是双胞胎。二太太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只会花钱、不会挣钱。如果能保住那栋八间房的小楼，靠房租收入也能活下去。但是一九五六年进行工商业改造，把那栋小楼也改造掉了。舅舅一家——三个大人、五个孩子，只许留两间住房，其它部分全部无偿地收归国有。于是，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就靠大舅妈四十多块钱的小学教师工资维持。在这种艰难时刻，大舅妈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妇女相夫教子、勇于承担的崇高品质。她省吃俭用、任劳任怨地帮助着她那与别人共享的丈夫、供养着与她分享丈夫的爱情的二太太、抚养着丈夫和二太太生的五个孩子。 极度贫困的生活使大舅妈无法保障孩子们的营养，老五病了。这对于他们家无异于雪上加霜。经过尽力抢救，老五还是夭折了。大舅妈伤心得嚎啕大哭，简直比二太太还伤心。在这种山穷水尽的状况下，他们家苦熬了几年。后来，二太太在街道办的缝纫厂找到一份缝纫工的工作，他们家的生活才稍有改善。 谁敢否认大舅妈是一个伟大的女性？！然而，她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死去的时候，我们却在她的追悼会上获知，原来她也被党打成了右派——所谓的“荷包右派”。也就是说，她的右派帽子装在党组织的“荷包”里，只要她对党稍有触犯，党就可以随时给她带上。一个这样老实、忠厚、勤恳、踏实的平凡的中国妇女，居然在自己毫不知情地情况下，当了大半辈子的“荷包右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
我家倒是平安无事。爸爸的情况很危险。他曾经被武汉市卫生局用小汽车接到鸣放大会的主席台上请他给党提意见。带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爸爸早就吓破了胆，哪里敢提意见。自从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他经历的运动还少吗？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判胡风、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他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共产党说得多么好听、无论它的态度多么诚恳，它想听的反正是好话，而不是坏话；是表扬，而不是批评。爸爸在鸣放大会的主席台上不敢不说话，因为不说话就是消极对抗运动，也是罪行。他说的是，我对医疗卫生工作是外行。但是从一个外行的角度看，共产党对医疗卫生工作领导得很得力、很有方。武汉市卫生局看到在他那里榨不什么油水，就没有再找他提意见。爸爸就这样躲过了这一关。 妈妈则多亏了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派，由老牌的潆湾镇完全小学调到了新建的赫石坡初小。这个学校一共才四个班、六个老师。老师中没有一个党员，学校也没有党支部。全校连一个右派都没有抓。当年，共产党抓右派是有指标、按百分比的，赫石坡小学一个右派都没有抓，这真是一个奇迹。如果妈妈还在潆湾镇小学，那说不定就会有一个右派指标落到她头上。无论她多么积极、多么听话，只要一句“伪装积极”就可以把她的一切辛劳一笔勾销，让右派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她头上。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我家不但没有遭殃，反而还有喜事。我的大姐在这一年达到了她体操生涯的最高水平，代表湖南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大姐的思想也像妈妈一样进步。在由长沙赴北京参赛途中，她在汉口下车到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了一下。没有见到爸爸，她倒是给爸爸留了一个字条：“爸爸，你要好好交代问题。不然，妻不认你为夫；女不认你作父。”就这么几个字，没有给爸爸带来温暖，却制造了许多麻烦。医院的党领导认为，既然女儿说这样的重话，爸爸的问题一定不小。他们多费了不少冤枉力气压爸爸“好好交代问题”。 大姐在全运会上出足了风头。她在全运会的会刊上发表了代表运动员表决心的文章。在比赛中超水平发挥，只差0.2分就达到了健将水平。她是湖南省第一个接近健将水平的运动员，《新湖南报》把她当作新闻人物作了大幅报导。我们全家都为她感到骄傲，连因为她那个字条而受了不少苦的爸爸也不例外。听说只要在平衡木上少晃动一下子，女儿就会是运动健将，爸爸心痛得捶胸顿足，好像是自己失去了成为运动健将的机会。 佳佳七岁了，进了小学一年级。大姐本来也应该考进大学一年级的。由于脱离学习专职集训和比赛了一年，所以她没有参加高考。第二年，由于她在全运会上为湖南省争了光，湖南省体委有意保送她去成都体育学院上体育医学系骨科专业。但是，老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姐也许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高考，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 对于放弃了当骨科医生的机会，大姐后来懊悔过很多次。
第三章 我突然长大了 （1）差点误掉了升学考试
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策划大跃进的时候，我也在准备我自己的大跃进——由小学考初中。我的报考目标是湖南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在这所学校上学有很多好处：第一、它是湖南省的全省重点中学。第二、它就在我家赫石坡小学的对面，十分钟就可以走到。第三、二姐已经在这所学校读了三年，今年初中毕业，打算接着在这里念高中。姊妹俩进同一所学校，相互有个照应。 由于二姐熟悉情况，所以妈妈叫她送我去考场。二姐胸有成竹地欣然答应了。我心里发慌，不停地催二姐早一点出发。二姐却满不在乎地说，就这么几步路，不要紧、来得及。好不容易劝动她的大驾，刚走到师院附中的后操场就听到铃声大作。这时，连二姐也慌了。她领着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考场跑去，在主考老师就要关闭考试教室的最后时刻挤了进去。好险呀！如果再迟来一、两分钟，我就会被取消考试资格。白白耽误一年事小，失去了与我未来的丈夫同年级读书的机会事大。那么，我的生活道路也许就会完全改变。 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教育也不例外。那年的初中招生人数比报考人数还多。师院附中初中一年级一下子招了六个班。我和我的好朋友刘亚平都毫无困难地录取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分在同一个班。我被分在初四十三班，刘亚平被分在初四十五班。在初四十五班还有一个名叫葛陵元的男生。他是一个走读生，穿得破破烂烂烂的，连冬天都打赤脚上学，所以很引人注目。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一般中学要到高中一年级才开始学外语。湖南师院附中是重点中学，一进初中就有外语课了。政府“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俄语取代英语变成了中国各级教育的第一外语。师院附中很想给初中新生全部开俄语，但是苦于找不到足够的俄语老师，连毕业于英语教会学校的著名英语老师龚润莲都改行去教俄语了，还是凑不够俄语老师的人数。最后只好给三个班开俄语，另三个班开英语。为了表示对俄语的重视，前三个班（初四十至初四十二班）开俄语。后三个班（初四十三至初四十五班）开英语。所以，我从初中就开始学英语了。这种完全偶然的安排对于我们这些尚不知外语为何物的孩子们在未来的发展起到了事关重大的作用。
为了集中精力搞好革命工作，虽然赫石坡小学与师院附中只有十分钟路程，妈妈还是安排我在师院附中寄宿。一般中学都是不招寄宿生的，这又是省重点中学的优势。学校规定，所有寄宿生在每周的六个工作日都必须在学校学习和食宿，星期六放学以后才可以回家，星期天在家吃过晚饭又要返回学校上晚自习。成了中学生，离开了家，我好像突然长大了，小学时代的游戏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得幼稚可笑。我的嘴好像也不是那么馋了，哪怕周末回到赫石坡小学，我也再没有去后山挖野鸡腿和摘糖罐子吃。坐在山坡的地上往赫石坡小学的操场高速下滑的荒唐事，我更加没有再做过。除非家里硬是没有东西下锅做菜，连晒粉场边草地上零零落落的粉丝我都懒得去光顾了。 看到我寄宿，我的好朋友刘亚平也要寄宿，想和我继续过形影不离的中学生生活。但是，她家实在太穷。刚一“解放”，她爸爸就被新政府抓走了，至今生死不知、下落不明。她妈妈当小学教师，一个月才有三十多元钱工资，要养活她们兄弟姐妹五人，还有年迈的外婆、精神失常的姨妈，连老带小一共八口人。她怎么可能每月腾出十元钱给刘亚平寄宿呢！不能和我一起寄宿，刘亚平大哭了一场。不在同一个班，又不再是邻居，我和刘亚平的接触不像小学时期那么多了。但是，我们的友谊却没有中断，直到我们各自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与两个同班同学建立了新的友谊。他们是男同学彭亮和女同学李俊敏。我们三人都在学校寄宿。彭亮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不但学习好，而且长得白净、行为潇洒。他和我有“三同”关系——同年同月同日生。李俊敏人如其名，又俊秀又聪敏。我进初中的时候才一米二九，她比我高一点，一米三四。就高了这么五公分，她就像大姐姐一样时时处处都关心和照顾我，好像我是她呵护下的小妹妹。实际上，我反而比她还足足大六个月呢！ 三个小孩子，两女一男，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聪明。三人玩在一起，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种情况居然没有引起非议，这也许是一个奇迹。但是，初中生还很单纯，没有人想到与婚恋有关的事情。也许存在过猜疑和嫉妒之类的情绪，但是并没有给我们造成麻烦和压力。 我们三人的出身都不好。我的父亲是旧官吏、历史反革命。彭亮的父亲在“解放”前夕逃到了台湾，是“逃台分子”子弟。李俊敏出身于地主家庭。三个出身不好的人要好得就像一个人，居然没有人在政治上进行攻击和指责，这也许是另一个奇迹。这说明，革命群众当时的阶级斗争观念还不太强。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以后才煽动起来的。（土改时期曾在农村疯狂地煽动过一次。一九六二年又把煽动的范围以前所未有地疯狂扩展到了全国的各行各业。）那年，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此，中国老百姓就以阶级眼光来看待一切人和一切事了。如果我们三人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做朋友，那就非得给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不可！ 我们浑然不觉、天真无邪地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着，不影响别人，也没有发觉我们是多么引人注目——不但本班同学知道我们是好朋友，连别的班级的同学也注视着我们。初四十二班与我们初四十三班隔着走廊相对。他们班的每一个男生都认识我和李俊敏，但是我们却基本上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对面班级的两个男生对我的生命历程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
（2）政府不让我们学习
进入中学，就好像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同学们都想做努力学习、积极上进的好学生。大家都不想虚度中等教育，恨不得马上长大成人，学出一身本领，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为祖国做出贡献。但是，事与愿违，开学还才几个星期，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刚刚学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疯狂的大跃进就铺天盖地席卷了全国。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正式公开宣布，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达到一〇七〇万吨。一月至八月八个月里钢产量只有四百五十万吨，也就是说，在剩下的四个月里要生产六百二十万吨。这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居然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通过，真是匪夷所思、无法理解。 为了完成一〇七〇万吨钢的高指标，毛泽东只好在最后四个月里疯狂地蛮干。他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土法炼钢。作为湖南省的重点中学，师院附中不敢怠慢，在操场上也砌了一个土高炉，全校停课大炼钢铁。这个土高炉长开血盆大口，从早到晚不停地吞食着木材。校园内的树林都砍光了，炉膛里的废铁烂钢还没有融化。校园周围的树林又砍光了，钢还是没有炼出来。也许老天爷不愿意继续看到天真无邪的中学生没完没了地做这种暴殄天物的傻事，一天夜里，土高炉突然失火了。这把无名之火烧光了师院附中炼出一炉好钢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的奢望，也救下了学校周围一些残存的小树。 但是，学校积极投身大跃进的活动却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毛泽东还在变着法儿不让我们学习知识。毛泽东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学校大力开展勤工俭学，养猪、种菜、开硅沙矿，就是不上课。
除了大炼钢铁、勤工俭学，还有各种各样的突击性的放卫星活动。党中央一声令下，要放体育卫星，于是学校闻风而动，要求全校学生都突击搞劳卫制过关。劳卫制的普及级别有少年级、一级和二级三等，运动员级别有三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四等。中学生放体育卫星主要是通过普及级别。少年级的达标项目是六十米短跑、四百米中长跑、立定跳远和投手榴弹。别的三项我一下子就通过了，手榴弹却怎么也扔不到达标的距离。那时候，我的身高才一米二九，体重还不到五十斤。一个淘气的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康矮子”。由于这个绰号很形象，很快就变成了同学们对我的“昵称”。这么矮小的身材，又能把手榴弹扔多远？为了通过这一项，我扎扎实实扔了七天，最后终于借着风势达到了标准。 接着要通过的是一级劳卫制。它的项目是一百米短跑、八百米中长跑、跳高、跳远以及投手榴弹或负重行军。我以负重行军代替要命的投手榴弹，一个上午就把一级拿下来了。我的身体条件不行，体育卫星放得不高。许多同学在一片混乱中成了三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甚至一级运动员。最出成绩的是马拉松赛跑，据说高中部有几个男同学打破了世界纪录。那年月，中国人每天都要在许多绝然不同领域里打破许多项多年没有人打破过的世界纪录。但是，这一切都与我未来的丈夫葛陵元无缘。他奋斗了一个夏天，连少年级劳卫制都没有通过。他的这一劣迹被我嘲笑了一辈子。不但我笑，连我们的两个女儿也笑。
党中央又号召全国人民放文艺卫星。有的人发出了“两年超过鲁迅”的豪言壮语,有的省提出了“每个县都出一个郭沫若”的口号。学校唯恐跟不上形势，把我们关在教室里写诗歌，限定每人起码要写十首。据说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刚从小学上来，都没读几天书，连诗歌是什么都不太明白，能写什么诗歌！有的同学一天写了几十首二十八个字、分四行写、每行七个字的东西，于是就成了“诗人”。学校还出版了铅印的诗集。我没有诗才，这本诗集中没有收入我的诗歌。我记得我们班一个女同学的诗《小白菜》被选进去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它的第一句：“小白菜，真可爱”。
在大跃进中，师院附中搞的一个大项目是参加潆左水泥公路的修建。当时，长沙市河西区的全部道路都是泥土砂石路面。道路坑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一个政府，已经执政了九年，既没有内乱，也没有外患，居然在省会城市的一个大区，而且是文化区，连一条路面平整的公路都没有修建，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在大跃进的推动下，长沙市决定把从潆湾镇到左家垄的泥土公路铺上水泥路面。这项任务落实到了沿路的各个单位。师院附中也分到了一段。 为了表达参加修筑河西第一条水泥公路的豪迈气概和冲天革命干劲，沿路的许多单位都白天休息，夜里修路。师院附中也照此办理，白天叫学生在家里睡觉，晚上天黑以后再到学校集合，列队唱着豪迈的革命歌曲去修路工地，用小铁锤把石块砸碎，用来和水泥。为此，学校每夜给每个学生发三个法饼当夜餐。头一、两夜还挺有意思。沿路一片灯火构成的长龙。大家整夜不睡，有说有笑地围坐成一团敲石头，那三个法饼又松又软，可好吃了。两夜过去以后，新鲜劲儿没有了，身体吃不消了，法饼也不那么可口了，再没有人还有“冲天的革命干劲”。胆大 的同学开始消极怠工，老师和干部稍不留意，他们就溜到隐蔽的黑暗角落里去睡觉。我没有那个胆量，只好强打精神、有气无力地硬挺着。
（3） 在重病中，我变成了“大人”
没念多少书，却被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大跃进活动给折腾病了。一九五九年到来了，开学没有多久，我就突然病了。面色腊黄、浑身无力、高烧不止、食欲消退……去校医室看了看，校医觉得病得不轻，给我开了病假，叫我立即回家，转到二里半的长沙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妈妈去教育局开会去了，家里没有人，我回去有什么用！我继续在学生宿舍挺着。李俊敏像专职护士一样照顾我。看到我病得越来越重，她找来我二姐商量怎么办才好。二姐在念高二，也寄宿。她到我宿舍时，我正在发高烧，面庞烧得通红。二姐不认为我在生病，大大咧咧地说：“你气色很好嘛！没事儿。” 好不容易熬到妈妈散会回到家里，我才离开学校回家。我病得连攥拳头的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平常只要走十分钟的路，我走了一个多钟头。妈妈看出我病得不轻，立即带我去长沙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先看了西医，医生马上诊断出是急性黄疸肝炎。这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必须立即进行隔离治疗。但是，他没有什么特效药，只给我开了一些以酵母片为主的药片。酵母片怎么能治这样的重病？妈妈不放心，又带我去看中医。中医给我开了由黄芪、鸡内金等中草药组成的复方中药，叫我熬汤服用，一日两次。我一连好多天整日躺在床上，一共吃了几十付汤药，病情才逐渐好转。
李俊敏来我家看望，她叫我安心养病。她告诉我，同学中有三个人得了急性黄疸肝炎。也不知道是谁传染给谁的。三个人都休学了。她自豪地对我说：“你看我的身体多棒。天天和你接触，安然无恙！” 我想起了生病的最初几天，要不是她贴身照顾我，我今天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谢谢你，”我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在心里又加上了一句，这是上帝有眼，不愿意亏待好人啊！
一天，我觉得内裤发粘，换下内裤，看到上面有一块血迹。我吓坏了。高声喊叫：“妈妈，不得了啦！我出血了。我的病又加重了！” 妈妈惊慌地跑过来，接过我的内裤，看了看上面的血迹，脸上露出了笑容：“傻孩子，这不是你的病又加重了。这是正常的。” 我疑惑地看着妈妈，不明白都出血了怎么还是正常的。 妈妈看出了我的疑惑，安慰我：“傻孩子，从今天起，你就开始当大人了。以后你的下身还会出血。开始的时候一般是不定期出血。稳定以后，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一次。如果不出血，倒是不对头了。” 我听不太懂妈妈的话。我才十四岁啊！又矮又小，身高才一米三出头、体重才五十多斤，十足一个小女孩儿，怎么就当大人了！但是妈妈镇定自若的神情使我安下心来。我知道我的病情没有加重。但是，为什么下面会出血？为什么出血是正常的，不出血倒是不对头？为什么下面出血以后我就开始当大人了？这仍然是我疑惑不解的谜团。
（4）奇迹般地升级、奇迹般地升学
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我的病终于痊愈了。我回到了学校。李俊敏对我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大跃进”的破产使中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绝后的苦难。学校的伙食糟糕到了极点。虽然粮食定量有三十二斤，但是副食供应很差，很少吃到鱼肉荤腥，蔬菜老是白菜、萝卜、红萝卜那么两、三种，另加包菜酸菜、老叶子干菜等根本拿不上台面的腌制陈菜，而且菜里没有多少油。学生按固定的八人一桌，在固定的餐桌旁，围站在桌边吃饭。桌上放着八钵饭，两碗菜。一人一钵饭，八人合吃两个菜。为了避免争抢，菜都分到各人的饭钵里。为了尽量做到公平合理，分菜的任务由八个人轮流承担。两个菜中，一个稍好一点，另一个很差。李俊敏心疼我大病初愈、胃口不好，每次都把自己钵中稍好一点菜拨一些给我。在轮到她分菜时，她也特意给我多分一点。 李俊敏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却不能代替我考试。期末考试逼近了，我急得要命。要不要参加考试呢？另外两个得急性黄疸肝炎的同学都放弃了考试，选择了留级。我可不愿意留级！我舍不得离开亲爱的妹妹李俊敏和潇洒的“三同”彭亮。但是，如果参加考试，我没有上过课，怎么能考好呢？考虑再三，我决定还是试试看，考好了还可能升级，不考就肯定要留级。考一下总比不考好。 考试的结果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居然所有的功课都及格了，我顺利地升入了二年级第二学期。看到有些一节课也没有缺、甚至很用功学习的同学还需要补考，我真的很同情他们。 但是，考试侥幸过关，并不意味着我就真正掌握了应该掌握的知识。我的学习十分吃力，再加上有的老师讲课水平不高——口齿不清、概念模糊、重点不明、解释含混，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课。面对成堆的作业，我束手无策，急得想哭。妈妈工作忙，又不住在一起，无暇顾及我的学业；二姐倒是和我一起住在学校，但是她对自己的功课都应接不暇，哪里还顾得上我。我只好自力更生，在失败中前进。我对自己说：聪明人同样的错误绝不犯两次。第一次做错不要紧，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怎么做才对，从而保证在下一次不再做错。我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顺利而又艰难地完成了我的初中学业。
一九六一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初中三年下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跃进已经彻底失败，国民经济一片萧条，农村饿死了四千三百多万农民。政府不得不在各行各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也不例外。师院附中大大压缩了招生人数，只招收两个高中班。 三年前招的六个初中班现在都成了毕业班，却又只招两个高中班。那就是说，哪怕只收本校考生，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考取。再说，还有那么多外校考生也想挤进这所重点中学呢！一九六〇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搞排华反华，许多印尼华侨子弟返回了祖国，师院附中也分来了十几个。他们也和我们一起考高中。不过，为了照顾国际影响，搞好统战工作，不管他们考得是好是坏，都会全部升学。这样就把国内学生的升学之路挤得更窄了。在一场大病之后，我面临的升学形势，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我真是走运，虽然病休了几乎一个学期没有上课，却顺利地考取了本校高中。可是，我深为惋惜的是：与我同年高中毕业的二姐却没有考上大学。更加叫我伤悲的是：我必须与照顾了我三年的好朋友李俊敏分手了。她没能考进师院附中，被株洲机车车辆学校录取了。长沙和株洲相隔不到五十公里，但是我们没有汽车、没有电话，区区五十公里就像远隔重洋。我们都难得再见上一面、再听一听对方的声音。 我的另一个好朋友、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彭亮居然连进中等专业学校的资格也没有。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不是因为考分，而是因为出身。父亲在十几年前的逃遁台湾断送了儿子在今天接受教育的权利。进不了正规学校，他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进入了被人们看不起的民办学校湘江中学。 小学时代的好朋友刘亚平的父亲是被政府抓走的。抓走以后就再没有下落了，究竟是死是活，政府都没有通知过家属。但是，她是“杀关管”分子的女儿却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她理所当然地失去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比彭亮更惨的是，她家里太穷，没有钱供她上民办中学。她只好过早地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在潆湾镇作零工，正式进入了充满风险和人际关系复杂的现实社会。 我的好朋友李俊敏、彭亮和刘亚平等人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使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政府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的公然歧视。我为他们感到不平，却又无可奈何。在接受他们对我的祝贺的时候，我高兴不起来。我甚至感到内疚，觉得好像自己很对不起他们。
第四章 在无形中，他闯入了我的生活 （1）怪异的葛陵元
传统看法是：最好的初中生毕业生升高中，二等的初中生毕业生进中专，最差的初中生毕业生没有学校可进。共产党把政治标准凌驾在学习成绩之上，使这种说法不再成立。但是，读高中的学生具有更为广阔的前途却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专生一旦毕业就投入工作，将以中等技术人员的身份终其一生。但是高中生却还可以上大学、念研究生、读博士生、搞博士后、出国留学……具有无可限量的发展前途。特别是我，一个初一大跃进、初二生重病、初三才念书的人，初中几乎没有念多少书，却顺利地考取了省重点中学，我的得意和喜悦是不言自明的。李俊敏、彭亮和刘亚平等人不能升高中、二姐没有考上大学，我由衷地为他们惋惜，但是我却并没有把它当作前车之鉴，从中吸取教训。我的头脑还是那么简单，仍然没有怀疑社会的公平性。我仍旧坚信，我可以像大姐那样顺利地升入大学，最后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也许是妈妈的工作对我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我从小就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崇高理想。 那年的师院附中高中部一共只招了两个班，高四十六班和高四十七班。我被分在高四十七班。初四十二班的傅正乾也考上了，也分在我们班。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和他已经当了三年同学，两个班的教室隔着走廊相对。但是，我和他还是很少打交道，因为我寄宿，他走读。全班有将近一半同学走读。他们大多数是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三所湖南名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所谓的“三院”子弟。对于我们寄宿生来说，走读生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我们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彼此之间却来往不多。傅正乾的爸爸是中南矿冶学院的教授。他和一大帮矿冶学院子弟是好朋友。他们一起结伴上学，放学后又一起结伴回家。我与他几乎没有来往，也没有想到过将来需要与他来往。 初四十四班的杨大林也考上了。在赫石坡小学念初小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和他做过两年同班同学，后来他在师院附小念高小，我在潆湾镇小学念高小。没想到进了高中，又和他做了同班同学。初四十五班的葛陵元当然考上了，也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几个星期以后，葛陵元以他优异的成绩和艰苦的生活成了我们全班同学关注的人物。那时候我才知道，在师院附小那两年里，葛陵元与杨大林也是同班同学。英语谚语说：“What a small world!”（世界真小！）看来还真有道理。 一共才两个新高中班，但是究竟是怎么分的班却毫无规律可循。同是中南矿冶学院教授家的孩子，初中学俄语的傅正乾分到了我们班，初中学英语的区颖达却分到了高四十六班。两个班里都既有俄语生，又有英语生。上别的课时两个班互不相干，上外语课时，两个班的学生又必须打乱，根据初中所修的语种上课。学校必须把俄语生和英语生打乱分班，是因为俄语生和英语生的人数太不匀衡。英语生的人数太少，不足一个班的人数。
从三年前刚进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葛陵元了。初四十五班就在初四十三班隔壁。每次看到这个走读生从我们教室门口走过，我都会觉得他很怪。他穿得非常破烂，浑身脏兮兮的、长长的头发散乱地蓬松在他的大脑袋上。十一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他还光着脚丫子上学。我猜想，他家里肯定穷得要命。他衣服上满是东拼西凑的补丁，不象是心细手巧的女人的针线活，说不定就是他自己补的。我猜测，他的妈妈一定是重病缠身，顾不上照顾他的生活。 一天，周末回到赫石坡小学和我的好朋友刘亚平聊天。我们谈论着各自班级的趣事。谈着谈着，我再也无法压抑我的好奇心了，开口问她：“你们班有个走读生真是怪透了。” “你是说葛陵元吧？”刘亚平马上就猜到了我说的是谁。 “他怎么穿得那么破？”我问：“他家一定很穷，对吗？” “才不是呢！”刘亚平告诉我：“他爸爸是湖南大学的教授。” “这怎么可能呢!”我惊叫。 “他有个后娘。” 刘亚平同情地说：“有的同学和他搞不来，开口闭口叫他‘后娘崽’。” 于是，我全明白了。家里再穷，也不至于穿得那么破。我和刘亚平的家也很穷，但是我们还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喂，那是侮辱人。”我很为葛陵元抱不平，他受后娘的欺压，已经够可怜了，怎么还要揭他的伤疤呢！我对我的好朋友发出忠告：“你可不能这样叫他啊！” “我才不会呢！” 刘亚平叫我放心：“他的成绩可好啦。无论什么功课，老是考第一。” 这就是我在初中三年对不在一个班的同级同学葛陵元的初步印象和全部了解。没想到他现在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没有想到，那就是我的二姐仍然是我的同校同学。二姐没有考取大学，又返回母校复读，也就是说，重读高中三年级。所以，我们姐妹俩继续在同一学校读书。不过，现在我们不是差三届、而是差两届了。
（2）救援葛陵元
葛陵元仍然是全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但是也是全班生活最苦的同学。他的衣服还是那么破烂不堪。初冬时节他还是打着赤脚来上学。走进教室，他毫无愧色地掏出藏在书包里的生红薯、生萝卜、生红萝卜，当着同学的面大啃特啃，让同学们不忍直面。有传言说，这些生菜都是他从家里偷出来的。对此，同学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更加同情他。大家在宿舍里议论，爸爸妈妈好吃好喝地供我们吃喝，我们还时常在家里偷东西吃。葛陵元的后母不给他东西吃，他偷家里的东西吃是完全正当的、十分合理的。理论水平高的同学还用一个冠冕堂皇的概念来定义葛陵元的“偷窃”行为，说这叫做消极反抗。许多人为他辩解，说他完全有理由进行这种消极反抗，因为他不可能进行积极反抗。他怎么敢进行积极反抗呢？积极反抗的唯一结果就是招来一顿暴打。 我们的班主任张行言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事业心极强的好老师。她的学历不高，是解放初期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后来在教师进修学院进修一年，总算达到了能够教高中一年级数学的水平。她的教学不是以学识渊博，旁征博引见长，而是以耐心细致，条理清晰著称。以这么低的学历，要在师院附中这样闻名省内外的重点中学站住脚，实非易事。所以张老师从早到晚忙工作、忙学习，根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虽然快四十了，她仍然是孤身一人。她自己没有孩子，但是她把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像妈妈一样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看到葛陵元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情绪越来越低沉、精神越来越萎靡，张老师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执教多年的经验告诉她，长期的精神压抑和物资匮乏迟早会摧毁一个思想尚未成熟、身体仍在成长的孩子的意志。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前程远大的少年在走入社会之前就被家庭毁灭。她觉得自己不能不管了。在请示校领导以后，她以学校的名义与葛陵元的父亲和后母进行交涉，亲自为葛陵元办好了寄宿手续。 葛陵元的继母很刻薄，在必交的十元钱伙食费之外，每月只给他三毛钱剃头。但是，他总算再也不会在家受后娘的欺凌了。全班同学都为他松了一口气。在葛陵元刚住进学校的那些日子里，大家像救助难民一样救助他。有的人送给他衣服、有的人送给他日用品、有的人送给他文具。由于长期挨饿、营养不良，葛陵元瘦得像一只猴子。虽然是男生，个子却像女生那么小。女生送给他外衣和裤子，他穿着居然正好合身。连我这个有名的“康矮子”，都送了他一条裤子。
学校的伙食不会因为我们由初中升到高中而水涨船高，因为国民经济还是一团遭，农村还在大量饿死人。反映到我们的伙食上，则是连糙米饭都无法保障了。政府以一定量的红薯、玉米面之类的杂粮来代替糙米供应城市居民。学校从粮店买来什么，我们餐桌上就摆着什么。饭钵中堆着蒸红薯，软软的、甜甜的、吃几口就吃不下了，肚子里鼓鼓胀胀的，不时就放出一个臭屁，去厕所拉完屎肚子马上就又饿了。调皮的同学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红薯：“红薯一根棍儿，吃了饱一会儿，拉屎一大堆儿，打屁臭死人儿。” 但是，只要别遇到散发着樟木味的烂红薯，那么红薯还不算难吃。最难吃的是玉米面。南方的大师傅不会做面食，会做也没有时间和设备给近千名寄宿生逐个贴玉米面大饼子。他们采用蒸米饭的传统做法，把玉米面打进饭钵中，加上水去蒸。蒸出来的玉米面板结在饭钵中，就像一个铁疙瘩。不费一些力气都捅不破、挖不出来。吃到嘴里就像嚼锯木屑。 遇到吃红薯和玉米面的时候，哪怕肚子再饿，我也只能吃几口，剩下的只好给别人吃。同桌的女生都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的剩余食品只好送给旁边餐桌的男生。男生的食量大、胃口好，无论多么难吃的东西，他们吃完自己那份，还可以吃我们送过去的。在男生中，葛陵元又是一个佼佼者。他个子不大，肠胃却像一个无底洞。他三下两下就吃完了自己那份，对于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他兼收并蓄、来者不拒。那种从来没有吃饱过的饿痨样子，叫人看了都觉得可怜。我不忍心看着他那副可怜相不管，开始故意少吃一些，哪怕是吃糙米饭，我本来可以吃完，也特意拨出来一部分，送给他吃。
（3）一见到我们，佳佳就大哭起来
郝家坪小学缺校长，岳麓区教育局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妈妈。妈妈没有说自己从赫石坡小学建校起就在这里工作，打开现在的局面不容易。也没有说自己有两个女儿在师院附中念书，回家只要十分钟。更没有说自己的小女儿在赫石坡小学念四年级，在初小最后一年转学会影响她考高小……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毫不犹豫地服从了上级领导的安排，把赫石坡小学的工作交给了继任者，自己就带着最小的女儿，我十一岁的妹妹佳佳，去了郝家坪小学。 郝家坪小学位于偏僻的农村，离师院附中有十几里路，走完公路以后，还要走一段田埂，再翻过一座小山，才能到达。我和二姐再也不能利用课间操时间跑回家去拿急需的东西了。我们的功课太忙，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去郝家坪。我们被陷在了师院附中，一次都没有去过郝家坪小学，连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我们没有时间去郝家坪小学，妈妈也没有时间来师院附中来看我们。但是她对我们的关心和思念却一刻无法停息。妈妈知道学校的伙食很差，根本吃不到肉食。二姐在全力准备高考，我的身体又很弱。她和佳佳那点儿可怜的计划肉，她们舍不得吃，省下来炖好，叫佳佳给我们送到学校来。她没有考虑到，佳佳才十一岁，拎着一盒菜，往返将近三十里路，对于这么小的女孩子，这是多么艰难！她也没有想过，师院附中那么大，她又没有办法用电话事先通知我们，万一佳佳找不到我们又怎么办？她只顾心疼附中的两个女儿，却没想到苦坏了另一个更小的女儿。 在良好的家教下，我们姐妹都是妈妈听话的好孩子。小妹妹拎着那盒菜，和一个正好也要进城的女同学一起结伴上路了。首先翻过一座小山，然后走了一段田埂，最后才上了公路。这时候她已经很累了。但是十几里路的长途跋涉才刚刚开始。她艰难地走着，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没有表，也不知道时间。也许走了两个钟头、也许走了三个钟头，也许更久，她终于走到了师院附中的后门。上帝保佑，我和二姐刚好走出后门，准备去我们的老根据地赫石坡小学复习功课。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对于在这里见到小妹妹表示惊讶，佳佳就扑到我们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我们也抱着佳佳嚎啕大哭。 我家在郝家坪小学期间，这是我们与妈妈和佳佳的唯一一次接触。我们告诉佳佳，请妈妈再也不要给我们送菜来了。妈妈也认识到，再也不能让佳佳走那么远的路，送那么一点点菜来了。
（4）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妈妈在郝家坪小学只呆了一年，又调到了咸家湖小学。咸家湖小学比郝家坪小学近一点儿，路也好走一点儿。放暑假的时候，我和二姐回家了。同在长沙市，同在河西岳麓区，母女都如此难得一见，真叫人感慨万端。妈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把我们安顿好就拿起米袋去买米。我们三姐妹都挣着要去，但是妈妈不答应。二姐和我刚到家，她舍不得叫我们去。佳佳在做暑假作业，她也不愿意打扰她。 “你们好好儿歇着吧，”妈妈慈祥地说：“粮店比较远，也不好找。”妈妈说的是事实，在远郊的乡下，吃商品粮的人不多，粮店自然比较少。政府是不给农民供应粮食的，（它只要求农民卖粮食给它，）所以才饿死那么多农民，所以饿死的才几乎都是农民。 “那就更应该由我们去了，”我体贴地说：“你扛得动吗？” “你这个小家伙，”妈妈疼爱地在我头上轻轻一点：“我扛不动，你扛得动？放心吧，我只买二十斤。” 妈妈一个人兴冲冲地走了。一个钟头以后，却拎着空空荡荡的米袋、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家里，眼里噙着泪，好像哭过。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 “妈妈，你怎么啦？”我们三人迎上去，关切地问。 “我把买米的筹搞丢了。”妈妈低声说。她没有哭，在女儿面前她是决不会哭的。 我们立即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二十斤米，妈妈一个月的口粮才二十七斤啊！将近一个月的口粮就这么丢了，这个假期可怎么过！更何况，丢的是筹，也就是说，已经交过钱了，在称米之前丢的。那就意味着，还丢掉了买二十斤米的钱。 “谁这么缺德，”二姐愤怒地说：“把妈妈的筹偷走了。” “别乱怪人家，”在如此绝境，妈妈还是那么宽容：“说不定是我自己没拿好弄丢的。” “就算是你没拿好，”佳佳不平地说：“捡到它的人也应该还给你啊！你又没有离开粮店。从柜台到磅秤有几步路？他难道看不见是谁丢了筹！” “唉，都饿晕了。”妈妈为捡到筹不还她的人辩解：“人人都只想着自己的肚子，谁还会顾别人啊！” “妈妈，不要紧。”我安慰妈妈：“我们饭量小。二十斤米，丢了也找不回来了。想办法对付对付，就熬过去了。” 听了我的话，妈妈露出了笑脸：“美美说得对。政府不是号召我们瓜菜代吗！妈妈有办法，保证让你们过一个好暑假。” 妈妈果然没有亏待我们。她买来一些南瓜和红薯，把它们煮熟，做成粑粑，又软又甜、清香可口。她领着我们到附近的山坡上采挖一种叫作水妮子的开小黄花的野菜，把它们切碎，和面粉拌在一起，煎成粑粑，也很好吃。她还教我们识别一种可以食用的蒿草，掐下它比较嫩的尖端，洗净、剁碎、拌上面粉，就做成了蒿子粑粑。还有一种开小白花的野菜叫地菜，妈妈把它们洗净、剁碎，做成素馅，包素馅饺子给我们吃。妈妈实现了她的诺言，让我们过一个无比温馨和充实的暑假。 妈妈本来是一个大家闺秀，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是一个官太太。她怎么会认识这么多野菜、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瓜菜代”的招式，又怎么能把它们做得这么好吃？这简直是一个谜。不，这不是谜，这是因为妈妈早已适应了贫困的生活，已经具备了在困境中的生存能力。
（5）生活难，学习也难
高中的课程比初中困难多了。几何中增加了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代数中引入了函数和极限。物理学讲到了热学、光学、电磁学和原子物理学。化学中增加了有机化学。历史课讲的是世界史。地理课讲的是世界地理。在初中三年里，又是大跃进，又是生病休学，几乎没有读什么书。能顺利升入高中固然是我的幸运，但是能不能把高中读下来却是对我的严峻考验。初中的基础没有打好，高中的学习自然困难，就像一栋房子，一楼盖歪了，二楼自然也盖不正。 我要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他们是数学老师任基德和英语老师龚润莲。任老师的课生动活泼、清楚易懂。我在初中阶段几乎没有学过平面几何，面对立体几何，我觉得简直像读天书。几何学没有基础，三角学当然就很难理解。初等代数没有学好，又怎么能搞懂函数和极限！所以，我只能一面补初中的课，一面学高中的课。补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补初等代数，学高等代数……任老师的课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吸引人、那么容易懂，我居然把代数、几何和三角这三门数学课都赶上来了。 龚老师是“解放前”在教会学校跟洋人老师学的英语。她的英语发音准确、语言流畅、例句恰当、特别是语法讲得简明扼要、清晰易懂。在“一边倒”学习苏联最疯狂的岁月里，她还改行教过俄语。语言课与数学课不同，初中的基础不是那么重要，主要靠的是熟能生巧和理解记忆。这难不倒我。在龚老师的教育下，我的英语成绩不错，考试成绩基本上能保持在九十分以上。 尽管龚老师的能力超人，她的身体并不好、个人生活很不幸。她后来中了风、生活无法自理，丈夫对她不够体贴，她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用自杀的极端手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此相仿，我的英语也很不幸，由于初中没有打好语音基础，我的英语发音极其糟糕，比英国人哭还难听。当初的九十多分都是靠死记硬背搞到手的。一旦不用就忘得精光。高中毕业以后，上山下乡修理了八年地球。病退回城以后，又在工厂混了二十多年。尽管后来又读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英语专科，尽管又到加拿大来生活了十几年，我基本上还是一个英语文盲。每每想到龚润莲老师，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她的在天之灵。 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淦清。他是一个老教师，原来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大学老师，后来下放到师院附中来教中学。据说他进过黄埔军校。他的课讲得未必很好，但是他对我却喜爱有加。有的同学嫉妒地说我是他的外孙女。王老师喜欢我的作文，他说我的作文写得活泼有趣。在一次批语里，他写道：文思活泼。把我的名字巧妙地嵌入了批语中。王淦清在当年被学生尊敬和器重，是因为他有黄埔军校的学历；在文革中被学生批判和斗争，也是因为他有黄埔军校的学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淦清老师在受尽磨难之后已经仙逝了。回想起来，我真辜负了王老师的厚爱。我的笔头太懒，在写这本自传之前，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的作品。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擅长讲课。我不喜欢上物理老师钟辑安的课。他的讲述没有抑扬顿挫，就像老和尚念经。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听他的讲述，干坐在那里，就像小和尚打坐。他特别喜欢大段大段的写黑板，他一转过身去写黑板，我就忍不住想睡觉。力学、热学、光学部分我学得还凑合，电磁学部分是我最大的难关。考试我通常只能得六、七十分。如果哪次得了八十分，我就把它当成重大胜利了。 教化学的刘老师是一个有名的老教师。他和他家保姆通奸，被人告发。李校长和他有矛盾，诬陷他强奸保姆。他有口难辨，被开除教职，判刑入狱。在刑满释放以后，又以代课老师的身份走上了讲台。他有些学生都当教授了，他自己每个月才拿四十元钱的代课教师工资。我不太喜欢化学课，特别是有机化学。计算题还差不多，反应方程式却让人头痛。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式实在太复杂了，只有葛陵元那样的好学生才能记住。
（6）我家的喜事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家出了两件大喜事。第一件是我的大姐从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了，分配在安乡县第一中学教书。第二件是我的二姐终于考取了大学——湖南大学土木系公路专业。说起我二姐来，她读书可不是一帆风顺！由小学考初中，她第一年的成绩没有达到重点学校的录取分数线，被一所离家很远、又不能寄宿的一般学校录取。爸爸妈妈放心不下，没有让她去。第二年再考，成绩有所提高，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离家很近、可以寄宿的省重点学校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由高中考大学，她又考了两年。她本来比我高四届，经过这两次折腾，只比我高两届了。但是，学习成绩不突出并不意味着工作能力不强。她在湖大毕业以后，在工作单位表现出的工作能力远远超过了许多比她学习好的同学。当然，这是我多年以后才认识到的。 我们的大姐是最无私、最顾家的。虽然在外地过独立生活，她仍然主动地为家庭分担责任。二姐读大学需要用钱，她就每月寄给二姐十五元，一直负担到二姐毕业。可不要小看这十五元钱啊！大学毕业生在试用期的工资才四十三元五毛。十五元超过了她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一年以后，大姐转正了，工资加到了五十一元。她与她的中学同学、体操队队友曹策问结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她在安乡一中教书，大姐夫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和爸爸妈妈一样，他们也开始了两地生活。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不懈地每月寄给二姐十五元钱。想象一下吧，在连续五年里，在每个月领到工资以后立即就把工资的三分之一自愿地寄给别人，这需要多么慷慨、多么无私、多么关爱啊！ 大姐的无私支援大大缓解了我家的经济困境。妈妈顿时感到手头活动多了。但是，她还是那么勤俭、还是那么节约。因为她还要负担两个小女儿的学业。我才进高二。佳佳还在念小学五年级。生活的道路还是那么艰难和漫长。 我个人也有一件不值一提的小喜事，那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免费的“私人教师”，那就是葛陵元。葛陵元那家伙确实不错，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个子不高，眼睛又近视，所以坐在第一排。我是有名的“康矮子”，当然也坐第一排。虽然不是同桌，由于他可以包答所有问题，所以我遇到困难就喜欢找他。尽管穷得像一个叫花子，但是他说话做事总有一股趾高气扬的架势。许多人不愿意问他问题。我刚开始向他请教的时候，也有一些胆怯。后来，我发现他好像很乐意为我解答问题，这才打消了顾虑，一有问题就去问他。渐渐地我甚至对他产生了依赖情绪。 为了报答他对我的帮助，我经常借一些参考书给他看。我的大姐、二姐都留下了一些参考书，现在她们已经不需要了。葛陵元喜欢看书。他要么是痛痛快快地玩、要么是认认真真地看书，从来不肯无所事事地虚度时间。我想，他对我借书给他一定是很感激的。我们的接触就这样越来越密切了。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我想，他也喜欢和我在一起。他还是那么一付永远也吃不饱的饿痨像。我心里疼他，在每顿饭都拨一些饭给他吃。星期天我回家，就把不用的饭票也送给他。我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妈妈整天忙工作，对家里的钱粮支出抠得并不很死。以前我都把星期天的饭票退掉，把钱和粮票带回家。现在没有这笔“收入”了，她也没有过问，也许她一直都没有发现。为了让葛陵元多吃一点，我甚至不吃星期六的晚餐，自己饿一顿，多给他一张饭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这么做了以后，我心里暖洋洋的，有一股说不清楚的高兴。
第五章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1）他说：“我愿意学习雷锋，但是不愿意过分约束自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带头闹事，政府暂时放松对知识界的思想控制。一九六一年，知识分子的处境有明显的好转。六月和十一月，党中央先后提出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一九六二年二月，周恩来在广州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还说，知识分子只要爱国，就是红。陈毅提出了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口号——脱“右派分子”的帽，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冕。于是，大舅的“右派分子”帽子果然脱掉了，变成了“摘帽右派”，由株洲的劳改队回到了长沙，重新恢复了教职，工资级别由小教二级降为了小教六级。小舅和大舅不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仍然在安徽的劳改农场服刑。 虽然我仅仅是一个高中生，我也觉得当时的政治学习比较少、思想负担不太多。但是，这种“好日子”没过几天。一九六二年是个好年景，农业形势有所好转，中国老百姓可以半饥半饱的活命，不至于饿死街头了。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收紧了缰绳，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并且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形势下，一想到我的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就觉得低人一等。 葛陵元可不是这样。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得一塌糊涂，他就像没事人一样，只是一门心思读书。仗着自己的学习成绩好，他什么都不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在张行言老师当班主任的时候，他感激张老师把他由后娘手中救出来，对张老师服服帖帖，还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升到高中二年级以后，班主任老师换了，他就像摆脱了紧箍咒的孙猴子，变得比谁都自由散漫，无论阶级斗争抓得多么紧、思想改造管得多么严，他好像都与己无关，照样我行我素。 一九六三年三月，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日记》成了我们每人必读的政治思想教育教材。雷锋确实很了不起，他无限忠于党，一心一意地听毛主席的话、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却把当兵省下来的津贴费匿名寄给灾区。在正常人看来，谁不觉得有些反常？但是，既然党要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就向他学习好了。在行动上做不到，起码在口头上要有所表示。但是葛陵元连口头表示都是拖泥带水的。他公开对大家说：“我愿意学习雷锋，但是不愿意过分约束自己。” 不需要上纲上线，只要对这句话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他在实质上就是变相地拒绝学习雷锋。他的昏话传遍了整个班级、汇报到了老师和校领导那里。我们班专门开班会批评他的落后思想，最后上报学校，给他记了一个小过。 就好像小过不是记在他头上，他还是大大咧咧地胡说八道，搞得我总在心里为他捏一把汗。同学们都觉得葛陵元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自私自利、思想落后。一年多以前，大家还把他当作难民大力帮助，现在却没有人愿意再与他来往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特别好。别人问他问题，他不太耐烦。对我，他甚至主动找到我座位上来为我解答难题。对于我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女同学都非常嫉妒，我也想减少与他的接触，以免引起麻烦。但是，真见鬼，我做不到，我发现，我喜欢和他在一起。只要有他在身边，浑身就感到轻松，心里就特别快活。
（2）他对我说：“毕业以后就是死也要赖在城里，懂吗？”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把毛泽东的地位拔高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周恩来第一次题词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公开发表的是第二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于是，毛泽东俨然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最高领导。 最高领导又发话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头脑清醒的人看得出来，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青年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而想出来的招数。毛泽东不喜欢大批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留在城市给他的太平盛世抹黑。他想用这一招把他们送到对剩余人口有无限消化能力的农村去。毛主席发号召，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开始千篇一律地大力宣传“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颗红心”是指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两手准备”是指共产党让你读大学，你就读大学。共产党不叫你读大学，你就听从党的召唤，党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大块文章为青年人树立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侯隽、邢燕子、董加耕……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要么是根本没有参加高考就主动下乡，要么是考取以后不去上大学，却偏要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使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变成了头脑不清醒的人。
哪怕是省重点中学，师院附中与全省的其它中学一样，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在七月底、八月初去乡下搞两个星期“双抢”——抢收和抢插。在那段时间里，天气最炎热，农活也最忙。农民必须在短短的半个月里收回早稻，插好晚稻。“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早稻不能及时收回，过熟的稻子就会倒伏，烂在田里。如果晚稻不能在立秋之前插好，误了农时，就会颗粒无收。平时，农村劳动力过剩，在这抢收抢插的双抢季节，却嫌劳动力不足。为此，湖南省每年都会成立双抢办公室，负责安排全省的初、高中生在这一时节去附近的农村搞两个星期的双抢劳动，连高中二年级学生也不例外。反正他们要到明年七月初才参加高考，还有足够的时间抓学习。 在整整两个星期里，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为“三同”。清早天一亮就下田干活。干了两个钟头，太阳爬到树梢了，才回来吃早饭——一碗红薯和几块咸菜。接着又半饥半饱地下田。这时候，太阳已经当顶，弯腰弓背地在田里干活，好像人都快要被烤焦。午饭是米饭，还有一两个小菜，但是不够吃。下午最难熬，人已经精疲力尽，可是太阳正血气方刚。如果是收早稻，下半身站在稻棵里，蚊子叮，暑气蒸。上半身处在太阳下，只有太阳晒，没有一丝风。如果是插晚稻，田里有齐脚脖子的水，水已经被太阳晒得烫人，刚下去的时候都能烫得你想往外跳。但是你却必须咬紧牙关，站在里面，面朝热水，背晒太阳，一直熬到太阳落山。 农民干活的时候身穿长衣长裤、头带斗笠，尽量防止皮肉外露。许多男同学图凉快，自作聪明地像去运动场那样，上身只穿一件小背心，下身只穿一条短裤就下田了。他们没有想到，去运动场锻炼身体只是几十分钟的时间，而干庄稼活却是一连好几个钟头。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他们浑身冒火，皮肤生疼，用毛巾擦汗都像是钝刀子割肉一样钻心地痛。坚硬的稻杆和锋利的稻叶还要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道的划痕。才干一个上午，这帮一身短打装束的男生就被搞得遍体鳞伤，手臂、大腿、前胸、后背就开始脱皮。吃完午饭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穿短衣短裤下田了。我们女生害羞，无论天气多热浑身还是裹得严严实实的，歪打正着地反而没有受男同学这种苦。 在太阳落山，天色灰白以后，我们才可以和农民一道收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去吃那顿分量不足，营养不够的晚饭。对于农民来说，一天的劳作就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漫长的一天还在继续。我们还要在煤油灯下进行政治学习。要么是阶级教育，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要么是开小组讨论会，谈思想收获，作思想汇报。
“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们扛着锄头，走在狭窄的田埂上。葛陵元见前后无人，小声对我说。 “我早就受不了啦。”我低声附和：“像这样整天站在水田里，恐怕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又要发作!” “你就说你病了，请假不行吗?” 葛陵元关心地给我出招。 “不行，连两个星期双抢都不好好干，得个不好的政治评语，大学就别想上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 “那就熬着吧，”葛陵元想不出什么高招了：“反正就两个星期。” “是啊，愿上帝保佑我们熬过去。” “哼，什么‘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葛陵元大发牢骚：“他们就是吹得天花乱坠，你也千万别信。毕业以后，就是死也要赖在城里，懂吗?” “少胡说八道。”我警告他：“学雷锋的时候乱说，记了一个小过就忘了！” 葛陵元赫赫傻笑着，好像真的忘了。这时，一道水渠横在我们面前。葛陵元先把锄头扔过去，然后奋力跳了过去。我扛着锄头，纵身一跃就跨过去了。后面赶上来的同学忍不住大笑起来：“看啊！葛陵元还不如康矮子！” 葛陵元羞红了脸，不是因为他被记过一个小过，而是因为他的弹跳力还不如我。
（3） 他面对面地交给我一封信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那是放暑假的第一天。寄宿生都办好了离校手续，将回到各自的家里，与父母兄弟姐妹共度暑假。下学期开学再返回学校时，我们将成为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将参加决定我们终生前途和命运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葛陵元没有家，或者说他有家不愿归。自从一年多以前，张老师把他搞到学校来寄宿以后，一连三个寒暑假，他都没有回去过。眼下这个暑假当然也不例外。结算伙食费的时候，我退回了六毛多钱、一斤多粮票。在回家之前，我要找机会把它们送给他。 凡是岳麓区教育局所辖的没有人愿意去的小学，妈妈都转了一圈，今年又调回了赫石坡小学。我家离学校又只有十分钟路程了。我走进了教学楼后面的一片篮球场。穿过这些篮球场就是通向后校门的小路。走完小路，下一个小坡，经过一块水田，再上一个小坡，就是赫石坡小学。那就是我的家了。我正在为还没有见到葛陵元而沮丧，却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我的眼睛亮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从这里经过。 “放假了。”见到我，他显然也很高兴：“我没有地方可去，送送你吧。” 我含笑点了点头，从衣袋里掏出了那六毛多钱、一斤多粮票：“我这儿有一点儿钱和粮票，给。” 葛陵元毫不客气地接过去，塞进了衣袋。对于我们俩，这好像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年多了，只要我有余钱剩米，就总是毫无保留地送给他，他则毫不犹豫地收下。他默默地陪着我往我家方向走去。我们走过了篮球场，走上了通向后校门的小路。他终于开口了：“文思，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他急促地说，心情好像很紧张：“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我诧异地看着他，心想：这么吞吞吐吐、这么忧心忡忡，这么缺乏自信，这不象葛陵元。 “我怕说不好，都写下来了。” 葛陵元从衣袋里掏出几张对折的练习纸，把它们紧紧地捂在胸口，郑重其事地说：“你先答应我几件事我才给你看。” “瞧你鬼鬼祟祟的!”我笑了，嘲讽地说：“好，我答应你。” “这封信我写了三天，修改了十几遍，今天才最后抄好，你无论如何要把它看完，好吗?” 葛陵元的郑重其事神态感染了我，我不再说笑，严肃地点了点头。 “看完以后，不管你是不是同意，都替我保密，好吗?” 我猜到了信的内容。少女的本能使我不用看信就猜到了信的内容。我早就不自觉地意识到葛陵元迟早会对我讲这些“重要的话”。我认为葛陵元的顾虑是多余的。少女的羞涩使得任何少女都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初恋向不可靠的人宣扬。我在心里暗想：陵元，你的学习虽然好、你虽然博览群书，但是你对女孩子还懂得太少…… “你同意吗?” 葛陵元见我迟迟没有表示，不安地追问。 我红着脸点了点头。葛陵元这才把信递给我。我放慢了脚步，一面继续往前走，一面一言不发地全神贯注地看信。葛陵元在我身旁默默无声地陪伴着。我每看完一张，他就把那一张接过去，把它撕得粉碎，随手扔在路旁、任它们飘落。下面就是我永远也不会忘却的那封葛陵元面对面地交给我的信。
文思，你好! 我心里憋了千言万语，想对你一吐为快，但是又怕自己拙嘴笨舌说不清楚，所以决定写信表明心迹。如果你不想了解我的心，就请你不要再往下看，马上把信还给我。如果你想看下去，就请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请务必把它看完。第二，看完以后，无论你是否同意，都严格保密，对父母、老师、朋友、同学、班干部、团组织，都只字不提。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亲爱的文思——你看到了这里，我想可以这么称呼你了——从进初中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你，哪怕我们那时候并不在同一个班，没有说过一句话。你是那么纯真，那么美丽，就象仙女一样令人着迷。我想，一定是前世的姻缘把我们凑到一起，让我们在高中做了同班同学。随着年龄的逐步增长和思想的逐渐成熟，我对你的感情由喜欢演变成了爱慕。我给你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的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请你无愧地拥有它，尽情地享用它。同时，也请你把你的爱全部地、完整地给予我。 也许我的表白是多余的。一年多来，我的行为早已为我做了表白。我一直在帮助你学习，为你排解难题，使你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当然，我的能力有限，不可能让你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但是你一定懂得，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如果你认为，在过去一年多来，我的努力使你的生活变得比较美好，那么你就没有理由不让我在今后的一生中继续努力，使你毕生的生活都变得更为美好。 尽管我的行为早已表白了我对你的爱，你的友好也早已表明了你对我的心，但是，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满足于心照不宣的友好。我向往名正言顺的爱情。我必须明确地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我也希望你能亲口对我说你爱我。只有这样，我们的爱情才算明确化、正式化和固定化。 亲爱的文思，我就暂时说到这里，尽管这还不到我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的十二万分之一。下面该由我听你说了。经过这一年多的接触，我有把握，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永远永远爱你的 陵元 1963．8．8日
我把信看完了，葛陵元也把信撕完了，我们正好穿过了水田。再上一个十几米的小坡，只需要一分钟，我就到家了。我们停下来。葛陵元看着我，等着听我说。我对他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他等了几分钟，终于开口说话了：“文思，该你说了。” 我温情地看着他：“你叫我说什么?” “你爱我吗?”他压低声音急切地问。 “这难道也是问题?”我在心里想。我想说：“我爱你，我当然爱你。”但是我说不出口。我羞涩地把溜到胸前的小辫甩到背后，低声说：“明知故问,讨厌。” 葛陵元好像吃了定心丸,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文思，你放心，我会像疼爱心肝宝贝那样疼爱你。” “瞧你说的，酸溜溜的。”我害羞地扭动着身子，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我该回家了。万一妈妈和佳佳出来倒垃圾，就会看到你的。”我转身走上了小土坡。我确实不愿意让妈妈和佳佳看到他——一个矮小的男孩子，身上穿着女同学送给他的衣服和裤子。裤腿太短，露出了大半截小腿肚。衣服也破了，肩头还打着补丁。我希望他以一个衣着整洁的英俊少年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我全家人的面前，给他们以最美好的初次印象。 葛陵元站在原地，目送我爬上小坡。在坡顶，我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对他笑了笑。然后，转身走进了家门。
规矩、很规矩、非常规矩，双方连手指头都没有碰一下。在电影里，我常常看到，一对年轻人在定情以后马上就又搂又抱、又亲又摸。我认为那是不真实的。起码对于认认真真谈恋爱的优秀青年来说是不真实的。也许是时代变了，现在的年轻人是那么做的。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不是那样。反正我和陵元不是那样。 那年，我和陵元都刚满十八岁。两个人都长得又矮又小，还是一对货真价实的金童玉女。想当年，我们真是天真得可爱——我总是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不敢与他有任何体肤接触。为什么？怕怀孕！我以为男女之间的任何体肤接触都可能导致女方受孕。直到一年以后的高考前夜，我才遭到陵元的突然袭击，让他取走了我的初吻。关于这一幕，我在后面再详细地写。
（4）爱情啊，你究竟是苦、还是甜？
恋爱，是瞒不住人的。你的眼睛在放光、你的面庞会发红、你的嘴角常挂着微笑、你的步子十分轻盈、你的世界都显得更加明亮。不用你说，别人只要看你一眼，就知道你在恋爱。只要能同时看到你们两个人，就知道你与他在恋爱。 至于我与陵元在恋爱，则更加是一目了然的。这全怪陵元。为了表示对我用情专一，他居然不再与别的女同学说笑和交往了。他居然也恳求我不要与别的男同学接触和亲近。这种过于“专一”（也许应该叫自私）的爱情在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唯一后果就是普遍的嫉妒和非议。 《中学生守则》明确规定，在校学生不许谈恋爱。陵元明目张胆地和我恋爱，这是对学生守则的公然违背、是对校规的公然蔑视。无论是同学、老师、还是学校，都无法容忍。在一次班干部和团干部的联席会议上，我们谈恋爱的问题居然成了主要议题。班主任老师认为我们搞乱了全班的风气，一次又一次地分别找我们俩谈话，对我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同学们在背地里满怀嫉妒地对我们冷嘲热讽。我把我无比珍惜的初恋告诉我最要好的女友，没想到她却背着我去赫石坡小学对我妈妈告了我一状。佳佳刚进初中一年级，她和两个姐姐一样，也考进了省重点中学师院附中，和我们成了校友。但是，迎接她的却是一个来自高三的大哥哥的威胁。他说，你姐姐在谈恋爱，你要是不叫你妈妈制止她，她就会被开除学籍。听到这种侗吓，我可怜的小妹妹吓得大哭起来。爸爸春节回家也没有过得安稳。班主任老师找到家来，严肃地对他说，再有半年就要考大学了，谈恋爱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影响操行评定，耽误了前途可不能怪别人！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妈妈慌了神。她有心对我严加管教，但是她工作太忙、我寄宿在校她又鞭长莫及，除了口头上的责骂，拿不出什么有效措施。爸爸春节回家一共才十二天，对于谈恋爱可能影响到我升大学，他十分重视。在老师面前他尽量为我打掩护，说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即使有那种感情，也不过还在萌芽阶段，不难及时改正。老师一走，他就把我严管起来，从早到晚语重心长地给我分析早恋的危害，整整十二天里不许我离开家门一步。 老师、同学、爸爸、妈妈和姐姐的责骂和怪罪，不知道叫我伤心和委屈地哭过多少次。我发现，爱情把我的生活大大地复杂化了，我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纠缠在无穷无尽是非之中的怀春少女。在学校、老师、同学和家庭的非难和压力下，我无数次地下定决心，要与陵元一刀两断。但是，我只要稍微露出一点口风，陵元就会伤心地嚎啕大哭。看到他那付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的心就软了。他从来没有享受过母爱。他在我这里才第一次获得女性的温情。我和他互相关心、互相爱慕，这么纯洁而又健康的感情，到底犯了哪家的王法！ 在无数个无法入睡的漫漫长夜里，我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我痛苦地抽泣着，问自己、问苍天：爱情啊，你究竟是苦、还是甜？
（5）我要与他形影不离
住在海边的人，时刻可以闻到大海的气息、听到大海的波涛。进入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则时刻感到高考的迫近、受到高考的压力。高考，即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对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学生具有一考定终身的重大意义。只要考进大学，就可以避免到“广阔的天地”去修理地球，在将来的全国高等院校毕业生统一分配中就肯定可以分到一份工作，拿到四十三元五的统一工资。如果考进好大学，学习好专业，那就说不定还能分配到大城市去做比较可心、比较舒适、比较有前途的工作。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宣传在不断升级。有些先进典型甚至是已经考进大学、在大学读过一、两年书的大学生。他们主动放弃了在大学念书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广阔的天地”去战天斗地、改造自然。 思想冲动、积极听党的话、天真地相信党的一切宣传的大姐深受鼓舞，虽然她已经大学毕业两年多了，还想放弃工作，去乡下当农民“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说不定会变成最高典型——大学毕业工作多年后又主动放弃工作上山下乡当农民的典型。但是，大姐夫坚决反对她这种近乎狂热的冲动。阻止了她那种不考虑后果的狂想。 于是，她又转而动员我，叫我学习董加耕，主动放弃高考，下乡去当社会主义新农民。我才不干呢！不是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吗？凭什么我要主动放弃高考。我要和陵元一起上大学。我要与他形影不离。高考志愿表发下来了。我和陵元一起填表。陵元雄心勃勃，立志当一名科学家，增加人类理解和驾驭自然的能力。我要以妈妈为榜样，当一个为学生排忧解难、被学生广为尊敬的人民教师。我们的共同愿望就是能够继续生活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协调了我们的高考自愿。陵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陵元的第二志愿是吉林大学，我的第二志愿是东北师范大学。陵元的第三志愿是湖南大学，我的第三志愿是湖南师范学院……如此类推。我们分析了录取形势。陵元以他雄厚的实力应该可以考取他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而我，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初中基础太差，除非再次出现奇迹，我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考取湖南师范学院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哪怕我们的志愿表协调得再好，也难免要分别居住于两个城市五、六年。对此，我们取得了共识：毕生的事业高于一时的儿女之情，分离五、六年算什么，五、六年之后直至终身将都属于我们！
（6）高考的前夜，我享受了我们的初吻
高考的前夜，复习好第二天的考试科目以后，我们一起走进操场边缘的小树林中，并肩坐着地上。都复习好了，应该在考前让头脑轻松一下子。 “文思，”陵元从来没有考虑过落榜的可能性，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大学一毕业就结婚。我连我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还没有结婚就给孩子取好了名字，脸皮真厚。我羞红了脸，低着头，没有搭腔。 “怎么？你不想知道我给孩子起的名字？”在黑暗中，他的眼睛在闪光：“我们要生两个孩子。大的叫葛康，小的叫康葛。” 这就是他给孩子取的名字，真没有想象力！我噗嗤一声笑了：“葛康也许还像个名字。康葛不行，没有这样的名字。” “那么我们就用谐音好了。”陵元固执地说：“反正我们孩子的名字就应该是我们俩姓氏的组合。” “谐音倒是可以考虑。”我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了。陵元主动提出要让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姓康，我很高兴。我们家没有男孩，如果孩子都跟丈夫姓，我爸我妈就没有孙辈的康姓传人了。“就叫康阁怎么样？楼阁的阁。” “康阁！”陵元拍了一下大腿：“好名字。就叫康阁。”他停顿片刻，又开腔了：“实话告诉你，我连孩子的小名都想好了。” “谁还不知道你那点本事。”我嘲讽地说：“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小名是康康和葛葛。” “你怎么知道的？”陵元惊叫起来：“你真聪明，举一反三。但是，第二个孩子的小名你猜错了。我要叫他（她）阔阔。” “为什么？”算我把他看扁了，没料到他还会变花样。 “因为我希望她，不，我们全家都阔气、都富有。”陵元深沉地说：“我实在是太穷了、太苦了。我不愿意永远这么穷苦下去。”他陷入了遐想，我不想打断他的思路，没有说话。沉默片刻以后，他又开腔了：“从出生起，我就没有叫上一个好名字。陵元与零元谐音，它注定了我身无分文。陵元又与陵园谐音，它预言陵墓和我如影随形，我随时都可能死于非命……”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在高考前夜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这可不是好兆头。 “你害怕了？”陵元一甩头，躲开我的手：“不要怕。一个人的命运是不会因为几句玩笑话就改变的。” “我怕考不取。”现在不是谈有关生死的重大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随后三天的高考。 “会考取的。”陵元信心十足地说：“即使你没有考取，我也不会丢下你。”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也可能落榜：“你对我恩重如山。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无私的爱……你无私地爱我，我也要无私地回报你。”说到这里，他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但是，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也不要下乡，好吗?” “你说过多少次了，真唠叨。”他如此关心我，我打心眼里觉得舒服，但是嘴上却故意这么说。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啊!”周围一片漆黑，我们紧紧依偎在一起：“来,勾勾手指头。” “勾就勾，”我顽皮地伸出小手指，弯成钩状：“你还小哇?” “你也不老啊!”他也伸出了弯曲的小手指,钩住我的小手指，拼命用力摇晃，嘴里念着长沙孩子们常说的顺口溜：“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说完，他用力一钩，就势把我拉入怀中，把嘴唇紧紧地贴在了我的嘴上。这是我们的初吻。 我没有反抗，浑身酥软地躺在他的怀中，默默无言地忘情地享受着初吻的激动和甜蜜。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挣脱他，故作姿态地责骂他：“你坏。你老是欺负我，占我的便宜。”
（7） 对于我而言，世界毁灭了
高考的三天是决定前途和命运的三天。陵元担忧我的落败，紧张得夜不能寐，无法发挥他的正常水平，考得不理想。倒是我心情轻松、没有负担、发挥得很正常，因为我的目标本来就立足于第三志愿湖南师范学院。 结束了，终于结束了。三天的高考终于结束了。三年的高中终于结束了。六年的中等教育终于结束了。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终于结束了。就象公路自行车赛运动员把最后一个里程碑抛在了身后、终于完成了终点冲刺一般，每一个考生——无论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都感到如释重负。每一个考生——无论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都需要休整。 我信心十足地回到了家里，仿佛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只在于究竟进哪个学校。妈妈对我的欢迎使我大失所望，为了阻止我与陵元的接触，她把我软禁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看着我。在她因工作需要必须离开之际，就交待佳佳好好看着我，不许我离家一步，搞得我连陵元究竟是回家了，还是像往年一样“赖”在学校都不知道。陵元不敢到我家来找我。他想出一个怪招，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的落款地址是长沙市第四中学高五十七班。四中是女子中学，他以为这封信肯定可以躲过妈妈的监控。但是，他哪里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整个世界好像都在联合起来与他作对。赫石坡小学朱南椒老师的女儿陈百年恰巧在四中念高中。信送到办公室，妈妈一看信封就觉得可疑，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四中的来信。妈妈没把信交给我，却拿去问陈百年是怎么回事儿。陈百年只看了一眼信封就脱口而出：“我们四中没有高五十七班啊！” 陈百年一句毫无恶意的闲话当即戳穿了陵元的鬼把戏。妈妈二话没说，就把信扔了学校伙房的炉膛。 联系不上陵元，又得不到他的来信，我只能老老实实地等录取通知书。六神无主、焦急万分、望眼欲穿、心急火燎、焦躁不安……所有这些词汇都可以十分贴切地描述我当时的心情。高等学校的录取顺序是重点院校优先，一般院校其次，专科学校断后。重点学校录取通知书发出了，好朋友到我家偷偷告诉我，陵元考取了他的第二志愿吉林大学。一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发出了，一些平时成绩很差的同学都榜上有名，而我却没有收到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高等专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都发完了，我连衡阳师范专科学院、湘潭师范专科学院……这类不入流的专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都没有收到。 我慌了。妈妈也慌了。她终于解除了我的软禁，叫我到学校去探听一下消息。学校里聚集了一大批学习尖子，他们也和我一样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大家议论纷纷，探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把情况往一起一凑，形势就明朗了。只要家庭出身好，无论平时学习成绩多么差，高考以后多么心灰意冷，都被录取了，最差的也进了财贸干校、银行干校等编外的专业干部学校。家庭出身不好的，无论平时成绩多么好、无论高考后的自我感觉多么好，都一概没有录取。
“那么葛陵元为什么会录取？”有人问。 “他呀？”知情者回答：“他有一个好爸爸。” “瞎扯，他爸爸根本不管他。还好爸爸呢！” “你懂什么呀！”知情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忧伤，神气十足地说：“他爸爸是名教授，进步学者，省里立案的统战对象。” 啊，陵元！他怎么不在场？我忘却了少女的含蓄，脱口而出：“葛陵元在哪里？” “他已经走了。去长春上吉林大学去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回答。 “走了？”我脑袋里响了一个炸雷，把我炸懵了。都没有见一面？都没有说再见？我忘记了羞怯，放声大哭起来。 同学们惊愕地、同情地看着我，停止了对高考录取不公的议论，开始讨论葛陵元的为人，实际上也就是讨论我与他的爱恋的前途。有关心我的，有可怜我的，有指责葛陵元的，有幸灾乐祸的。 “葛陵元是一个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家伙。”有人气愤地说：“考取了大学，翻脸就不认人了！” “我们不能让他就这样甩掉康矮子！”群情激愤、人声鼎沸，大家再不考虑我的个人感受，好像我根本不在场似地议论我的私事：“我们要给他写一封信，质问他还是不是人？还有没有良心？” 没有一个人帮陵元说话！没有一个人认为我的爱情还有希望！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出一句话来安慰我！我拼命地哭、不停地哭，忘记了难为情，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世界都已经毁灭了，还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第六章 广阔的天地
（1） 走投无路的“选择”
中国是没有售后服务的。大多数商店都在店门上白纸黑字地写着：“货经售出，概不退换。”学校也是一样，学生一毕业，学校对他们也就不再问津。共产党不喜欢非官方群众组织，自从“解放”以来，连校友会这样的联谊团体都销声匿迹了。但是，从一九六四年起，情况有了变化。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专门从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组织、管理和安排。把散布在城镇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的最佳机构当然是他们的母校。于是，知青办指令各校把自己落榜的毕业生全部招回学校，进行上山下乡的组织和动员。 一个多月以前还踌躇满志、信心百倍的同学在学校再次相聚。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年轻学生，而是流落社会、前途莫测的无业青年。他们面对的也不再是高校统考的威胁，而是人生道路的抉择。一个多月的时间好像使他们老了很多。相见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打闹，听不到他们的欢笑了。他们默默地点头致意，苦楚地歪嘴微笑，叫对方认识到自己仍然存在，向对方表达自己深沉的问候。 动员组织工作并没有遇到很大困难。报刊杂志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又迫使落榜青年认识到，除了听党的话、到农村去，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而且，大家对上山下乡运动还存在着普遍的幻想，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政府的强制移民运动。大家都天真的以为，自己具有人身自由。如果对乡下的生活不适应，还可以再返回城市。大家对政府也存在着普遍的幻想，以为现在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在乡下一边劳动一边复习，一年以后卷土重来，再次参加高考，就应该会优先录取。大家对于自己在今年没有如愿录取虽然忿忿不平，但是对于前途并没有绝望，因为大家仍然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相信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相信在中国应该存在最起码的公平和正义。
我和陵元钩过手指头，无论如何也不下乡。但是现在我也打算响应党的号召了。学校的小组会要求人人过关、个个表态；朋友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动机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名；回到家里，妈妈和姐姐也向我陈述利害，要我积极上进；陵元去长春十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像同学们说的那样变了心；从爸爸那里本来可以得到一点勇气和鼓励，但是爸爸身在武汉，远水救不了近火。打个长途电话去问问他的意见吧？长途电话费贵得要命，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只能打几十分钟电话。而且，爸爸自己也没有私人电话，打到办公室去，他未必敢说心里话。 其实，我真的有理由不下乡。我从小就有风湿性关节炎，一逢阴天下雨就浑身酸痛。但是我体形娇小，五官媚人，别人都不相信我会有这种往往是成年人才会得的病。说给他们听，他们反而说我装腔作势，故意耍娇。妈妈和姐姐还比较友好，她们只是将信将疑地说我太娇气、难伺候。外人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们说我摆资产阶级小姐的臭架子。他们也不想一想，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有什么资产阶级小姐的臭架子可摆！我不愿意听这种闲话，心里憋着一口气，除了对刘亚平、李俊敏、彭亮、陵元等挚友在阴雨天偶尔提一提我浑身疼痛难忍之外，对一般人从来不提我有这种陈年老病。为了不因身体情况而影响升学，在高考体检的时候，我故意对体检医生隐瞒了我有风湿性关节炎。现在，为了不下乡，突然老病重提，别人能相信吗？他们准会把它当作我想逃避下乡的借口!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只能响应党的号召“自愿”下乡。我的妈妈和姐姐都是最积极、最听党的话的人。受她们的影响，我也从小就是遵纪守法、积极要求进步的好学生。与党、与学校对抗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不但没有做过，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违反校规，与陵元谈恋爱，那是自发的感情需要，绝对不是故意搞对抗。所以，虽然和陵元钩过手指头，我还是认为响应党的号召比坚持我们孩子气的承诺更重要。眼前的形势很明朗，本来就出身不好，只能以加倍的努力来争取党的信任，怎么还可以对抗党的号召呢！ 我在内心深处向陵元发出了呼叫：“陵元，我必须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了。请你理解我。不要怪我违背了我们的誓言。你说过：即使我没有考取，你也不会丢下我。我相信你。你会信守你的诺言，对吗？”
（2）“九一八、九一八，脱离了我的家乡”
获知我决定下乡插队的消息，我小学时代的朋友刘亚平、初中时代的朋友彭亮作了最后的努力，想劝我留在城里。李俊敏在株洲机车车辆学校毕业，分到了北京市南口机车车辆厂当技工。在去北京报到之前，她先回长沙看姐姐，约了彭亮和刘亚平到我家来看我。在妈妈面前不好劝我与党唱反调，他们特地请我出去吃饭，向我陈述利弊，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去乡下。但是，我心里明白，如果赖在城里，我将无法承受社会、学校和家庭给予我的压力。下乡是我切实可行的唯一道路。 三位好友对我的处境无限感慨。当年，他们被剥夺了进高中的权利，分别进入了中专、民中和社会。他们对我顺利考进省重点中学无比羡慕。大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我将来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曾几何时，他们都在城里呆了下来，各自以自己低微的谋生手段得以生存，而我倒反而一事无成，无以谋生，只有背井离乡、下乡插队才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力图理解这说明了什么。我似乎想明白了：自从毛主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的路子就越走越窄了。 分手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一把口琴，用它代表他们三人永远陪伴我。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我说，让音乐陪伴你吧，就像我们在陪伴你一样。吹起这把口琴，就像我们在与你谈心，你就会心情舒畅、笑口常开。我无言地接过口琴，眼泪涌入了我的双眼。他们三人的眼圈也红了。我们四个人站在商店外面的人行道边，围成一圈，默默无言地互相注视着。即将离开这么好的老朋友、离开我自幼生长的地方、离开我的妈妈和姐妹，去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举目无亲的地方，我的心乱如麻。我故作轻松地吹响了口琴，吹不出调子，只吹出了一些刺耳的音符。我尴尬地对他们笑了笑：“我会好好学的。下次见面给你们吹《多瑙河之波》！”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在年纪上是我的妹妹、在生活上却像姐姐一样照顾我的李俊敏。北京南口和湖南长沙虽然都在中国、都在地球上，但是对于经济拮据、交通不便的中国人而言，却好像是上天入地一般的遥远。但是，我和彭亮和刘亚平却还有见面的机会。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我们三人颠沛流离、东奔西走、转来转去，却始终没有离开湖南。而且，最后我们又都返回了长沙。
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长沙市知青办公室派车把下乡知识青年和送行的家属送到长沙火车站。车站候车厅门眉上挂着大字横幅：热烈欢送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车站广场里有二十多人的文艺宣传队在敲锣鼓打，演唱革命歌曲。长沙市有组织的第一批知识青年将乘当天的5次特快到冷水滩车站下车，然后再转乘长途公共汽车去湖南省最边远的农村——江永县。 车站广场和候车室到处挤满了人。下乡知青很多，送行的亲友更多。有的家庭全家出动来送别自己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十八、九岁（高中生），甚至十五、六岁（初中生）的儿女。我是一个例外——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人送行。陵元去长春吉林大学快一个月了，至今还没有联系上；爸爸在汉口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每年只能利用探亲假回长沙十二天；妈妈又在开会，对于她来说，革命工作永远摆在第一位，哪怕是爱女第一次离家远行，她也决不会请假；大姐在安乡一中教书，要坐二十四个小时船才能返回长沙；二姐在上湖南大学，今天有课，她不敢缺课，怕以后追不上；佳佳在师院附中上初中，中小学生请假谈何容易！ 到处是一片哭声。火车快要进站了，各个学校的领队拼命吹哨子召集自己的人列队进站。父母和亲人却死死地拉着自己孩子的手舍不得松开。按规定团体票是不可以卖站台票送客到站台的，但是还有谁管什么站台票，大家一窝蜂地挤进了检票口，来到了站台上。狭窄的站台上人山人海，有的人抓紧最后时刻把站台上刚买的热包子从窗口递给车里的孩子。列车缓缓地开动了。车里车外的高音喇叭都在警告车上的旅客和车下送行的人不可以握手，但是震天动地的哭声比高音喇叭的声音大得多。车越行越快，送行人在站台上一路小跑都跟不上了，只好站在原处大声喊叫、声嘶力竭地嚎哭、跳起来挥手。车厢里哭声震天。在此撕心裂肺的时刻，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突然觉得没有人给我送行反而成了我的优势。何必让家里人来忍受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呢？我已经长大成人了，让所有的属于我个人的痛苦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 列车在半夜到达冷水滩车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接着乘汽车去江永县城。由于人数太多，知青办组织不到足够的客车，就把卡车也开出来凑数。女生坐客车，男生坐卡车。车队在湘南丘陵的盘山公路上穿行，一会儿螺旋式上爬、一会儿漩涡式下降。我的心脏不好，一直有心动过速的毛病，现在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我两眼直盯着前方，都不敢侧头看一眼窗外。路是那么窄、坡是那么陡，只要司机把握方向盘的手稍微偏一偏，汽车就会滚下万丈深渊，全车人就会尸骨无存。我们女生坐客车还好一点，男生们坐在卡车里更加难熬，不但更加危险、而且更容易晕车。十几个钟头以后，终于熬到了江永县城，晕车的同学就像死去了一样，脸色苍白，浑身无力，要别人搀扶着才能下车。 但是，旅程还没有结束，我们要去的桃川公社离江永县城还有一百多里路。我们在县城又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坐车去桃川镇。我被分在绿碧岭大队。该大队一共分了四十一个知青。负责人叫叫李廷莹。她是我们师院附中语文老师李鸿俊的女儿，比我高两届。她品学兼优，在两年前考取了湖南财贸学院。为了响应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她决定放弃湖南财贸学院的大学生生活，申请上山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长沙市知青办曾经开会讨论她是不是应该放弃大学的学业。为了给第一批有组织的知识青年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终于批准了她的申请，委派她当绿碧岭知青点的负责人。绿碧岭知青点的另外四十个知青主要来自两个学校——湖南师院附中的高、初中毕业生和长沙市二十中的初中毕业生。我的同班同学刘秉夷、吴干如、杨大林、傅正乾、曹安详、李立德、朱正永、李芳春，同校同学赵溯静、萧运询、傅鹏、胡以平、胡以美、周家孝、杨戊林、尹大章、李国华、解键民、向丽珠都分到了这里。来自长沙市二十中的有董庆贻、范新荣、王利群、袁荆华等人。熊伯云、朱觉鲁等早已毕业的失学青年在社会上混了一段光阴，既不能升学、又找不到工作，在走投无路地情况下，也只好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由桃川镇到我们插队的绿碧岭大队还有十五、六里小路，连汽车都不通。幸亏大队派了人来接我们，把行李挑走了。我们空着手跟在后面走，走了足足两个钟头。好好想想吧，要是扛着行李，我们这些残兵败将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爬完这段最后的征程啊！
在行进中，不知是谁突然喊叫：“今天是九月十八日啊。” 有人开始哼唱：“九一八、九一八……” 他的哼唱很快变成了合唱：“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这是一支人人会唱的著名抗日救亡歌曲。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鬼子进攻沈阳北大营，打响了武装侵华的第一枪。从此，中华民族进入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全面胜利。三十三年过去了，事情居然就这么凑巧，我们这批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又在九月十八日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进入了与我们的前途至关重要的紧要关头。唱着这只歌，我们怎能不伤感？有些人的歌声开始哽咽，有的人甚至低声抽泣起来。 “同学们，大家的情绪不对头啊！”知青点负责人李廷莹压住大家的歌声和哭声用力喊叫：“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自愿下乡的。这是我们最光荣的时刻，怎么可以唱‘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呢！来，我们大家一起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她领头唱了起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意志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她唱了一段，发现没有几个人跟上，没趣地停了下来。李廷莹在我们这帮人中年龄最大，比任何人都起码大两岁，又是我们的负责人，所以我们都尊敬地叫她大老李。今后，我们就要在大老李的领导下生活和工作了。
(3) 美丽的绿碧岭
湘南和桂北一带是古石灰岩地区经长年累月风化而形成的地貌，即地质学所称的噶斯特地貌。这种地貌山青水秀，怪石狰狞，岩洞丛生，风景十分优美。来接我们的队干部告诉我们，绿碧岭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依山傍水、气候宜人。整个大队的主体就是一个自然村。“李”是村里的大姓，除了少数几户外来户，几乎全村人都姓李。我们沿着一条小溪进村，溪畔绿树成阴，溪水清澈见底。阳光在水面上闪烁出五彩缤纷的星光，水中鱼群在欢快地游弋，水底是圆圆的鹅卵石。两侧青山峰峦叠障，一片翠绿。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觉得自己就像在山水画中行走。 经过一座小桥，前面出现了一片砖瓦房。“到了，”队干部告诉我们：“这就是绿碧岭。” 同学们骚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这就是我们今后生活的地方。看来还不错嘛！ 刚一进村，我就吓了一跳。猪、狗、牛、鸡、鸭、鹅，满街跑。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家畜。我踮着脚、屏住呼吸、慢慢地、轻轻地绕着它们走，深怕碰着它们。它们可不懂得礼让，仍然按照它们的习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我想躲也躲不及。其他女生的表现也不比我强。我们的窘态引起了围观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娃的农民一阵阵地哄笑。有些男同学也趁火打劫，跟着农民一起嘲笑我们。 绿碧岭是一个大村落。它是绿碧岭大队的“首都”重镇。全村分为四个生产队。在绿碧岭村之外，该大队还有几个生产队散布在外：大河边生产队、大地坪生产队……为了便于集中管理，我们四十名知青全部分在了绿碧岭村的四个队，正好每队十人。第四生产队分了五个男生、五个女生，我是其中之一。五个男生中有两个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其他三人是初中生或者社会青年。五个女生中我是老大姐，其他四人都是初中生。看着这些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远离父母和故土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务农，我内心深处真有说不出的怜悯。但是，我自己也不比她们强多少。虽然比她们年长三岁，可是我的块头还没有她们大。当时，我的身高为一米四九、体重为七十五斤。我知道，这就是我毕生能够达到的最大身高了。“做大人”都五年了，还能长什么！在一篇科技小品中，我惊愕地看到：男人身高不足一米六、女人身高不足一米五，即为侏儒。我不敢把这个定义告诉任何人。被人叫做康矮子就够屈辱了，再被人叫做侏儒人，那多难为情。但是，根据科学定义，我的确是一个侏儒，尽管是最高的侏儒。 我这本自传的第一稿是这样开始的：“我是一个悲惨的侏儒人，刚生下来几天就被扔进了荆棘丛中。”女儿们看了，连声说有趣。她们哪里知道妈妈的苦楚！在悲伤之余，我本来打算用朱儒仁（侏儒人）作笔名来发表这本自传，以自嘲自己的不幸。我还给我的丈夫葛陵元取了个假名叫辛古明（辛苦命）。后来，考虑到自传是不宜使用笔名和假名的，只好忍痛割爱地舍弃了它们。
（4）空屋鬼声
就我这么一个体弱多病的侏儒人，却要率领四个小妹妹，开始全“新”的生活。全“新”的生活在第一夜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由于知青点的房子还没有盖好，生产队给我们安排了临时住处，有的是死过人没有人敢住的空房，有的是长年没有人住的旧炮楼。对我们五个女生倒是很照顾，叫我们一起住在队部的楼上。所谓队部就是一幢生产队公用的房屋——社员们在这里开会、记工、分配劳动任务……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生产队队长李光亮就在那里召集社员们开了一个短会，向我们介绍队里的大致情况，也把我们介绍给社员群众。会很快就散了。社员们干了一天活，已经累得够呛，不愿意开长会。我们已经在途中奔波了三天，也没有开会的精神头。 解开行李，钻进被子，虽然已经累得要命，一时却睡不着——刚到一个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的陌生地方，值得思虑的问题实在太多。这时，楼下发出了连绵不断地声响，好像有人在走动。不，不像人，起码不像一个人。如果是人，也起码是两个人。想到我们住的是没人住的房子，我们紧张起来：莫不是闹鬼。一个接一个，我们五个人都从床上坐了起来。在黑暗中，大家面面相觑。我能感觉到，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谁叫我比她们年长三岁、又多受过三年教育呢！在众望所归的情势下，我只好下了床，站在原地，但是一动也不敢动。他们四人也先后下了床，慢慢地走到我身边。 “文思姐，”胖敦敦的董庆贻小声问我：“怎么办？” “我怕，”娇小美丽的范新荣一把搂住我的腰，用发抖的声音说。 范新荣开了头，另外三人也争先恐后地抱住了我，好像我突然变成了她们的主心骨。我们五个人抱成一团，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声响依旧连绵不绝，似乎越来越响。 我们不能呆在楼上坐以待毙，我想：必须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是坏人，在楼下还有夺路而逃的可能性。如果是鬼……去你的吧，受了这么多年党的教育，早就是无神论者了，还怕什么鬼。“董婆子，”我开始下命令，大家都叫董庆贻董婆子，我也入乡随俗了：“点燃煤油灯，拨亮一些，好好拎着。”我拿起立在墙角的扫把：“大家跟着我，一个接一个，不要掉队。” 我们两人一排，我和我们五人中身材最高的袁荆华打头阵，身材矮小的范新荣缩在最后面。大家蹑手蹑脚地往楼下走。（谢天谢地，队部有楼梯。后来我们才知道，一般农舍里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楼梯，上下楼全靠搭梯子。）刚到楼梯的拐角处，走在最前面的我和袁荆华就真相大白了——是一条狗。它跟着主人来开会，主人却忘记带它回去。我们不知道屋里还有客人——不对，应该叫“客狗”——不小心把它关在了屋里了。只见它后脚着地，前脚高举，想方设法地在拉门闩。狗脚到底不如人手灵活，它折腾来折腾去，门闩还是闩得紧紧的。 “我的乖乖狗啊，”我跑步下楼：“你为什么也不叫一声。你自己累个半死，把我们也吓得半死。”我给它拉开门闩，刚打开一道门缝，它就钻出去，一溜烟地跑走了。 一场虚惊。想起自己刚才的狼狈像，我们五个人互相嘲讽着，笑得直不起腰来。但是，没有人笑话我。四个小姐妹都七嘴八舌地感谢我率领她们冲锋陷阵。 “文思姐，你胆儿真大。” “我还没见过文思姐这么勇敢的女生。” “有文思姐领着，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文思姐，你真行！” …… 是吗？我胆大？我勇敢？我真行？我在心里觉得好笑。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一急一吓，我就突然不怕狗了！狗的前爪扒在门闩上，我居然敢去给它开门！下午进村的时候，我见了它们不是还躲着走吗！生活真是古怪。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来还真有道理。
（5）亲爱的陵元，你好吗！
体谅大家在途中劳累了三天，大老李叫我们在第二天整天休息，从第三天起再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大老李自己却不能休息。知青办给每个知青点都发了一笔集体生活费，由负责人统一掌管。第一年还给每个知青每月配发五十斤谷子。她要为知青点买锅碗瓢盆等炊具和餐具、油盐酱醋等佐料和调料。还要买一些瓜菜蔬菜，才能有菜下锅。看来，当这么一个小小的负责人还真需要一点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公社有一个供销社，但是店面不大、货物不全。要买到物美价廉的好东西就要去赶集。农村的集市总是定点定时举行，五天一小集、十天一大集。为了最大限度地招徕顾客，各集市点的集市定在不同的日子，所以爱赶集又不怕走远路的人差不多天天有集可赶。离绿碧岭最近的集市只有七、八里路，在广西境内的朝东镇。桃川镇也有集，反而远一些，有十五、六里。那天正巧朝东有大集，机会难得，大老李叫每个生产队选出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挑着箩筐随她去赶集买炊具、餐具和蔬菜。 留在知青点的人就像脱缰的马驹子，放任自由了。淘气的男生有的穿着裤衩下河游泳，有的扛起农民的猎枪上山打猎……一时间，他们忘却了高考落榜的失望，把未来将遭遇的困难抛在了脑后，竟把绿碧岭当成了自由驰骋的世外桃源。女生比男生规矩得多，大家都留在房间里洗洗涮涮、整理内务，涤除旅途的尘埃。女生对亲人也体贴得多，怕爸爸妈妈挂念，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我写了两封——一封给妈妈的，一封给陵元的。 给妈妈的信和别人的没有什么不同：向家里每一个人问好，告诉他们我一路平安。为了防止他们挂念，我把绿碧岭描写成了风景如画的人间乐园。我说：这里山好、水好、人好。我告诉他们，不要为我的生活担忧。党和政府对我们很照顾、很关心，知青点有集体生活费、第一年里每人每月供应五十斤谷子。五十斤谷子可以打出三十五斤米，和我们在城里的定量没有差别。这是连农民都没有的待遇，政府是不管农民的口粮的。他们是种粮食的人，都吃不到这么多口粮。 给陵元的信却很独特。陵元“不辞而别”转眼就两个月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他。我相信，他也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我。只是不知道我的地址，又不敢往我家写信，所以才没有给我写信。我倒是知道他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物理系。但是，我自己没有合适的收信地址，所以一直无法给他写信。现在，我总算有了一个可靠地址，还不好好给他写一封，把几个月来的思念都倾吐出来！于是，我奋笔疾书，写了如下一封信。
亲爱的陵元，你好吗！ 从结束高考，回到家里，就再也没有见到你，但是心里没有一天不想你。我知道你用长沙市第四中学高五十七班的地址给我寄过一封信。有人告诉妈妈，四中没有高五十七班。妈妈毫不犹豫地把信烧掉了。在录取通知书发完以后，妈妈才准许我去学校探听消息。听说你考取了吉林大学物理系，我真为你高兴。听说你都没见我一面就走了，我又伤心地大哭起来。 同学们都为我担心，怕你抛弃我，还说要给你写信为我讨公道，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写了。无论他们写没有写，你都要明白，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是相信你的。我也相信我们的爱情。它不会因为相隔遥远而疏远，也不会因为地位不同而变化。我永远不会忘却你第一次向我求爱时说过的话：“我会像疼爱心肝宝贝那样疼爱你。”一想到它，一股暖流就会流遍我的全身。 我必须请求你原谅，我违背了我们拉钩起誓的诺言，在形势、学校和家庭的压力下，我不得不响应党的号召下乡。请你一定要明白，这不是我的主观愿望，而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事实上，在我们的同学中，凡是出身不好的都下来了。倒是出身好的没有下来。无论成绩好坏他们都能够进学校。成绩说得过去的，进了大学；不够资格进大学的，进了大专；连进大专都不够格的，也进了银行干校、财贸干校、轻工干校之类的干部培训学校。想起来也奇怪，不是说出身好的人对党有更深厚的阶级感情吗？为什么党的号召却偏偏要由出身不好的人来响应呢？ 你的日子过得好吗？你的后母是不是对你宽厚了一些？你的眼睛已经很差了，请注意千万不要让近视程度进一步加深。你的身材很瘦弱，要注意增加营养。我不在你身边，不能再省下钱和粮票来支援你、填充你永远也无法填满的肚子。我只好叮嘱你自己多加保重。你要铭记在心上，在遥远的湖南省江永县桃川公社绿碧岭大队第四生产队有一个叫康文思的知识青年在时时刻刻地惦记着你。你要为她好好保重身体，好吗？ 当然，我也想过，也许你真的是同学们猜测的那种寡情薄义的人。如果真是那样，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良心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不需要我来责怪你，我们的老师、同学、亲人，所有曾经看到过我们如何热烈地相爱、知道我曾经多么无私地爱慕你的人，都会轻视你。 就写这么多。热切地盼望着你的来信。 祝 好！ 永远爱你的 文思
（6）没有人要的侏儒人
邮递员每个星期来两次，把全队社员和知青的信都放在队部，同时把大家放在队部贴好邮票等着外寄的信带走。自从他把我那两封信带走，我就开始了紧张地等待。一个月过去了。和我同一天寄出平安家信的伙伴们都收到了回信。而我却连一封回信也没有。我不禁心里发慌。我身在异乡、孤身一人，多么需要书信给我带来亲情啊！我叫邮递员再检查一下他的邮包，是不是遗漏了。邮递员对我笑了笑，信心十足地说：“绝对不可能。我在上路前把各队的信都分堆排放的。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再等等吧，”邮递员笑着安慰我：“已经在路上了，三天以后准有你的。” 我对他咧了咧嘴，不像笑，倒像哭。我实在笑不起来。三天前，他也用同一句话安慰过我。但是今天与三天前同样一无所获。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妈妈和陵元都不要我了！我成了一个没有人要的侏儒人！我目送邮递员离去，他消失在坡后，也带走了我的希望和乐趣。眼泪在我眼眶里滚动，我跑到屋后没人能看到的地方，放纵地嚎哭起来。在离开长沙时，所有的插队伙伴都哭了，只有我没有哭。我当时甚至还想，没有人送行更好，何必让家里人来忍受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呢？让所有属于我个人的痛苦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但是，现在我却再也无法忍受了。别人都为收到了回信而欣喜，我却为无法忍受的孤独而大哭起来。 痛哭是悲伤的镇定剂。这不是名人的名言，而是我自己的体会。我继承了妈妈的坚强性格，在困难面前不流泪，哪怕是泰山压顶、惊涛拍岸，我都可以咬紧牙关来面对。但是，我受不得委屈、忍不了伤心、熬不住忽视、经不起背叛。在这些情况下，我会感情奔腾咆哮，嚎啕大哭。 收住眼泪，我镇静下来，开始清醒地考虑问题。不，绝不会。我不会是没有人要的侏儒人。妈妈那么疼爱我们、关心我们，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她也永远是我的妈妈。她会始终不渝地疼爱我、关心我。那么，她为什么还没有回信？因为她永远把革命工作摆在第一位。既然爱女第一次离家可以因为要开会而不送行，那么因为工作忙而迟几天回信对于她来说就是完全正常的。 那么，陵元呢？他为什么也没有回信？难道他变心了？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对我的爱是真诚的，就像我对他的爱一样。他远在东北，信在路上都要走好几天，当然不可能与长沙的回信同时到达。再说，我连他在哪个班都不知道，信封上写的是“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物理系一年级新生葛陵元收”。听说吉林大学物理系是全国最大的物理系，今年一年级招了两百人，分为八个班，收发室的员工要找出葛陵元在哪个班也要花一点时间。啊，千万不要把我的信随便扔在收发室的窗台上，让它自生自灭啊！不，在高等学府工作的人不会这么不负责任！ 我擦干眼泪，从屋后走出，带着笑脸向小姐妹走去。不，我不是没有人要的侏儒人。我坚定地对自己说。邮递员说得对，信已经在路上了，三天以后准到。 好像是为了让我开心，大老李在那天晚上叫知青们到大队部去开联欢会。这可是下乡来的第一回。我没精打采地最后一个走进会场，连大老李在内，四十一个知青都到齐了。我看到一张条桌上放着月饼、沙田柚、花生、瓜子，还有一些农家的大碗，碗里装着堆尖的粑粑和丸子……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是中秋节！这是我离开家庭和陵元，身在异乡所过的第一个节日。大老李想得很周到，她怕知青们“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地用政府发的安家费，带着几个男生到集上买了一些月饼、柚子、花生、瓜子，让大家在吃喝谈笑中欢度节日，共享集体的温暖。朴实善良的农民们同情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细伢嫩女，也送来了他们自制的芝麻糖心糯米粑粑、猪血豆腐丸子等农家佳肴。 看到我进场，大家都热烈地鼓掌欢迎。他们都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收到家信。他们把我当作了重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他们瞒着我准备了这一切，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从我双眼里流了出来。我毫不遮掩地再次大哭起来。这次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侏儒人，而是因为我受到了这么多人——知情伙伴和农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我不孤独，哪怕还没有收到妈妈和陵元的信。我有一个伟大的集体在关心我！我的心踏实了。我想的是，我们知青点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大家抱成一团，永远不会散伙。
（7）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
绿碧岭知青点负责人大老李去县知青办开了一趟会，回来时顺便到公社邮电所走了一趟，把绿碧岭知青点的信都带回来了。她召集全大队的知青集中开会，传达知青办的指示，同时把信分发给收信人。我一下子收到了两封。妈妈和陵元的回信都到了。知青伙伴们都羡慕地看着我。一时间，我觉得我变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我真想大声宣布，我早就知道，我不是没有人要的侏儒人！不但知青集体要我，爸爸妈妈要我，我的心上人陵元也要我。我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幸福的侏儒人！ 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中看属于我个人的宝贵信件。我把它们塞在衣袋里，打算散会后到没人的隐蔽处独自慢慢欣赏。大老李传达了一大堆的东西，我都没有听进去，但是下面这一段话却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我心里。大老李说：“知青办明确规定，所有知识青年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我想，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我们知识青年好。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正处在学本领、干事业的最好光阴。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谈情说爱上，难道不很可惜吗？” 这个规定搞得我心里发慌。“三年不许回家”，岂不是说我一连三年见不到我的妈妈？虽然妈妈禁止我与陵元好，使我感到委屈，但是她对我有养育之恩。我爱她。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我想念她，也想念我的爸爸、姐姐和佳佳。“三年不许回家”，就意味着三年见不到他们。这种日子多么难熬啊！再说，我主动报名下乡插队，不是为了远离家庭，而是为了向党表示我虽然出身不好，却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革命青年。我指望在第二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党能够根据我的政治表现来重新评价我。现在，看来连高考都考不成了。不许回家，在哪里报名都成了问题，高考又从何谈起？怪不得报刊杂志整天宣传的都是永远扎根农村，看来我只能当一辈子农民了！ 至于“三年不许恋爱”，我觉得更难做到。与陵元好了一年多了，学校、班级、父母和姐妹没少阻止我。我也曾经下决心要与他一刀两断。但是，就是做不到。和他依偎在一起、和他幻想未来，是那么愉快、那么有趣、那么甜蜜，想躲着他都躲不了，没见到他都想找他，怎么舍得与他分手！现在，我到了乡下，总算远离了学校、班级、父母和姐妹，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政府却又冒了出来，要阻止我和陵元恋爱，而且一开口就是三年。这算什么规定？政府怎么可以提出这么不近人情的规定！自从来到乡下，我没有亲人、没有贴心朋友，每个夜晚都是在对他的思念中度过的。我怎么能够割舍他！ 散会了。知青们三五成群地各自回住处。我故意避开了同住一起的四个小姐妹，躲在隐蔽的地方看信。妈妈的信很简单。她说，知道我平安到达，环境优美、生活安定，总算放心了。家里人都好。美中不足的是全家六个人分散在六个地方，爸爸在武汉、大姐在安乡、二姐在湖大住校、佳佳在师院附中住校、你在江永插队、我在赫石坡教书，连见一面都不容易，哪里像一个家？但是，妈妈话锋一转，又安慰我，大家都在为了革命而工作和学习，这是无上光荣的。 读着陵元的信，我心里就像燃着一团烈火。他说他理解我为形势所迫而不能不下乡的苦衷。他说，就算我永远不能进大学，永远不能在城里找到工作,他也要娶我做妻子。哪怕就是养活我一辈子，他也心甘情愿。他在字里行间所表达的真情实意感动得我泣不成声。我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我认识到，只要有了这份爱，我的终身就有了依托。我真恨不得现在就飞到长春去与他团聚，永远也不分离. 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必须面对现实。大老李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对于“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我们知识青年好”,我并不是那么有把握。但是自从下乡以来，党对知识青年十分关怀和照顾倒的确是事实。和陵元中断恋爱关系，我实在是舍不得。但是，如果不中断又怎么办？我回想起过去一年来与陵元恋爱所面临的四面楚歌。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家。我有妈妈、姐姐和佳佳在身边。我还有我的心上人陵元和我在一起，做我的精神支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只有知青点这个集体。我不能无视组织纪律、跟集体对着干啊！三年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同学了六年、同班了三年、相爱了一年,不是都一晃就过去了吗? 如果陵元真的爱我，他是等得了三年的。在这三年里，他正好可以集中精力，搞好学习。为将来创造宏伟的业绩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我想通了。我决定照县知青办的要求给陵元回信。我要告诉他，知青办明确规定,知识青年三年不许回家,三年不许恋爱。虽然我打心眼里舍不得中断与他的关系，但是我没有能力抗拒这种压力。迫不得已，我只好请求他容许我与他中断三年恋爱关系。我请求他千万不要多心，千万不要难过。“三年算什么,”我在信的结尾处满怀激情地写道：“三年以后的每一刻光阴都属于我们，听凭我们无休无止地享受，直至白头到老！” 我本来打算在信里写，等到年终分配以后，我要把自己分到的钱寄一半给他。我想,这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不是谈情说爱，就是县知青办知道了我也不怕。我有多余的钱，陵元缺钱用，为什么不可以寄一半给他？但是，在慎重考虑之后，我没有把这个计划写在信里。年终能分多少钱，我心里没有数。我不愿意空口许愿，让他过早的抱以希望。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对此，我早已深有感触，因为我刚刚经历过对高考的希望和失望。 把信寄出以后，我心里忐忑不安。首先是违约下乡，接着又要中断恋爱关系，他能够理解我的苦衷吗？他是一个重感情的可怜人，从小没有享受过母爱，在我这里才第一次得到异性的温存。他爱得那么真切、那么热烈、那么忘乎一切、那么不顾后果，要求中断他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爱情，他能同意吗？ 三个星期以后, 陵元的回信使我放心了。陵元说：吉林大学也禁止学生谈恋爱。吉大党委提出的口号是：“坚持八年抗战：大学五年不恋爱，毕业后三年不结婚。”因此，暂时冷冻我们的恋爱关系的确是消灾免祸的英明举措，我举双手赞成。他在信里真诚地写道：“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高中三年里，你的实际行动已经向我表明了你的真诚，现在到了由我在大学五年里，向你表明我的真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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