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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西子湖畔的亲人(散文) ◎ 胡 莺
“革命政治”年代里的表哥 这么多年过去了，表哥留在我记忆世界里的印象，还是那样的鲜亮、清纯和美丽，就如这阳春三月西子湖畔的桃花。 表哥是我杭州舅舅家的大儿子，1956年出生。在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下，舅舅可能希望他长大做个军人，保卫祖国，就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军。舅舅自己也是个军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子弹多次穿过身体，其中的一颗永久地留在了他的肩膀里，舅舅因此成了残疾军人，解放后，在逢年过节时可以享受凭票供应商品的双份数量及平时外出乘车免费等“革命待遇”。 表哥长得刚中带柔，高高大大的身材象父亲，白里透红的圆脸蛋上有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双眼皮大眼睛，挺直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嘴唇，一笑两酒窝，腼腆大姑娘似的象母亲。记忆中，舅妈是我当时见过的最漂亮、最温柔的女性，梳着样板戏《杜鹃山》里女主角柯湘的发型，讲话慢悠悠的，尤显“动人心弦”。表哥遗传了父母身上的优点，加上面带微笑、说着让人感到亲切和绵绵有余的杭州话，无论是在那个“革命政治”年代还是现在的改革开放年代，他都是怀春少女所钟情的白马王子。 对表哥的熟悉、好感是在每年的寒署假中形成的。天下总有那么巧的事，我们家兄妹三个，竟然和舅舅家的排列顺序一样，只不过我们都比他们三个要小一岁。暑假里，妈妈时常送我们兄妹到舅舅当时被下放在杭州近郊的花坞果园的家中。果园水果丰盛，有皮薄、肉红、鲜甜的黑皮西瓜，有象妙龄少女般白嫩的水蜜桃，有紫得象宝石般的葡萄，而那成排低矮的桃树、梨树，在灼热的夏阳下散发着似含苞待放少女般醉人的体香，以及云雾笼罩、远山含黛的群山，更是构成一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令人心醉。 “文革”中期，闲暇时流行打乒乓，白天我们就去公社大会堂打乒乓。表哥很喜欢运动，除了早上跑步，举哑铃，俯卧撑外，还打得一手好乒乓，我的乒乓技艺就得益于他的耐心指教。 那时崇尚“阶级斗争”，没人要读书，但我总见到表哥每天很有规律地在上午和下午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孜孜不倦地在看书，有《毛泽东选集》、《资本论》，还有文艺小说和一些数理化方面的书。听舅舅他们说，表哥很喜欢看书，尤其是数学，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我那时不懂，问表哥读书有什么用，他总是微微一笑，说喜欢读书。 表哥平时话不多，一副“沉默的羔羊”样子，但做事踏实、认真，对人热情。在炎热的夏日里，他多次陪着我们兄妹去杭州市里游览名胜古迹，走得汗流浃背，毫无怨言，始终满脸的微笑。我们都很喜欢表哥，只要有他陪伴，即使烈日当空，闷热难熬，心里也会有一种如浴春风，秋高气爽的感觉。 夏去冬来。每逢春节前夕，我们早早地盼着表哥一家到上海来过年。在母亲的指挥下，我们一家打扫卫生，磨糯米粉，用黄沙炒着夏天攒下来的西瓜子，忙得不亦乐乎。表哥一家到我们家的那一天，是一年中我们最激动、最开心的一天，我们会把早已准备好了的糖果、瓜子满满地放上一桌子。每次，表哥总是“捷足先登”，红朴朴的脸上微笑如朝阳，腼腆地对着我妈轻声地叫道：“小姨娘”，然后对着我们兄妹点头微笑。 表哥来过年总要说上海地方很拥挤，房子又是那么的小，空气也不好，但他说还是喜欢来，一来是能够吃到我妈做的色、香、味齐全的菜，以及用猪油做的芝麻水磨糯米汤圆，因为平时舅舅他们工作很忙，伙食基本上是在食堂里简单应付一下就完事了，二来是可以到南京东路上的当时可算全国最大的新华书店去看书买书。 有一段时间报纸上在说上海地面开始沉降，表哥不无担忧地对我们说，生活在上海真危险啊，如果地面沉下去了怎么办呢，你们还是到杭州来吧。表哥这样说，我当时只觉得他好象很怕死，因为年幼，我对生死之事迷糊不清，但表哥好象很早就对死亡有一种预感了。 一次，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割稻学农劳动中，表哥脚板不小心被划破，当时他也没有当一回事，不仅是因为平时身体强壮，更是因为身为班干部，要“以身作则”。“轻伤不下火线”，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些都是革命政治年代灌输给人们的思想。谁料到在劳动结束后，表哥开始高烧不退，一周后，舅妈把他送到医院，验血报告出来后，一下子把舅舅一家打入“十八层地狱”，表哥得的病即使在今天也让人“谈虎色变”——白血病。当时管白血病叫“血癌”，法国总统蓬皮杜就患此病死亡的。舅舅一家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关系搞来美国进口药，想把大儿子从死亡线上夺回来，才貌双全的他可是家里的骄傲啊！ 有人说，得白血病的人大多聪明、漂亮，表哥住院似乎证实了这一说法。是啊，人不能太完美，太过完美，天堂离他就近了。表哥在医院拖了二个星期后，在1975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比眷恋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默默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以及他喜欢来上海过年的理由之一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 父亲赶去杭州参加了表哥的追悼会，回来后他说，最后的一天黄昏，表哥已经知道自己活不到农历新年了，便对身边的父亲说，给他理个发，穿一套军装，让家人不要悲伤，要以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艳阳天》里的男主人公肖长春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坚强起来…… 那时有一句经常挂在人们嘴上的话，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想，表哥的一言一行无疑就是最好的标准了。 后来听说，表哥得白血病是因为带锈的镰刀割破脚板，病菌进入血液引起的。可怜的表哥啊，在“轻伤不下火线”的所谓“革命精神”下，他全然不顾卫生常识，到卫生站把受伤的脚消一下毒，包扎好，休息一两天；如果这样做，也许他今天会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孝子，一个慈父，一个能和我在网络上聊天的知心人。
独守空门的阿姨 08年神州大雪到来的前一周的一个阴冷早晨，传来了杭州阿姨因患晚期胃癌不幸去世的噩耗。 阿姨属马，79岁。俗话说，逢九是人寿的一道鬼门关，所以民间有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习俗，这大概是因冲喜的缘故吧。阿姨的死，验证了这句老话，但也给我带来了疑问，都说好人有好报，可阿姨这样慈祥的人，为何一生多灾多难，历尽坎坷？ 记得第一次去杭州，是在上小学不久后的暑假里，父母让我们兄妹三人去阿姨家度假。那时阿姨就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工作，她先接我们到单位落脚，然后下班后再带我们回家。一路上，我们象破笼而出的小鸟走在杭州的街上，又奔又跳，兴奋得东张西望。远远望去，西湖好像就在面前，绿绿的湖水，四面环山，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波光潋潋，感觉就是和上海不一样。 阿姨家坐落在穿过无数条青石板路，拐上好几个弯，方能到达的小巷深处。小巷两旁是住家高高的院墙，偶尔几处拐弯地方的篱笆墙上，挂满了丝瓜、豆荚，绿油油的叶子使小巷更显清洁幽静，走在这样的青石板路上，很容易想起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的诗句。与苏州河畔嘈杂的弄堂相比，杭州小巷就象闺房，上海弄堂就象厨房。 小巷深处的阿姨家，在我小小年纪的眼中别有景致。走上三级石头台阶，便是一扇淡宗色犹如历尽创伤的老人脸一般的木门，一个10多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简陋而干净，零星放着几只小凳子和一张光滑发红的竹椅子，里面墙角处有一口水井，边上则有一棵不大的油桃树。这种有井有树的院子居住环境，与我们上海的楼房居住环境绝然不同。 院子里，东西两边各住着阿姨和另外一户人家。阿姨一家四口人，就住在一间二十左右平方米的房屋里。光线幽暗的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一个衣柜，吃饭的桌子和几只凳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在那个“重生产轻消费”的政治年代，人们住房普遍狭小，阿姨一家除了在房间的尽头自己搭建一间简陋的卫浴和厨房间外，还搭建了一间简易阁楼。在我眼里，这东一间西一间的房屋，几乎似迷宫一般可爱。 那时阿姨四十几岁，中等身材，皮肤白洁，慈眉善目，总是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说一口纯真的杭州话。阿姨生有一男一女，但都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早早地去了黑龙江，撇下阿姨一人独居在这迷宫一般的房子里。姨父呢？对，姨父就象一个神秘人物，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也不曾在大人的嘴巴里听到一丝关于他的信息，在我印象中，阿姨一家似乎就三人。 尽管那时人小，对姨父的大人之事不顾不问，但杭州的美景还是在我稚嫩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同龄人中我算是很早地领略了它那经典风光：风光旖旎的白堤，杨柳依依的苏堤，荷叶肥肥的里西湖，爱意缠绵的断桥，少女倩影般的平湖秋月，赏云观水的柳浪闻莺，月夜痴痴的三潭印月，清香茗茶的龙井，色彩斑斓的花港观鱼……时至今日，我还幻想着能够在西子湖畔购置一小屋，在杨柳妩媚的春晨，在月光皎洁的秋夜，或琴棋，或书画。 阿姨工作很忙，她只能在休息天陪我们去风景区游玩，平时我们兄妹就满城乱串，玩累了回到家时，阿姨已忙里偷闲地为我们准备好了“美味佳肴”——海带冬瓜咸肉汤。瞧那肥瘦相间的咸肉，鲜美滑溜的海带，清口透亮的冬瓜，碧绿飘香的葱花，喝上一勺真是满口生津啊。当时是计划经济，什么物品都要凭票供应，阿姨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翻花样。日后，当为人之母时，我曾试着烧过几次杭式“海带冬瓜咸肉汤”，但看似简单的菜肴，就是烧不出当年的味道，难道说菜肴也随着时光不能“倒流”？还真是！有一种说法，现在的猪（还有鸡、鸭）是吃催长饲料长大的，其肉的鲜香味已大不同以前了，看来阿姨的海带冬瓜咸肉汤只能在“梦里寻她千百回”了。 在我们小孩游山玩水之时，其实是阿姨生活得最艰难的时候。且不说表姐和表哥去插队落户给她带来的经济压力，姨夫的问题更让她承受着巨大“精神折磨”。后来我才陆陆续续地知道，姨夫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遣送到安徽劳教的，说是与当年杭州的一起中共地下党员被捕的案件有关。因为姨夫的历史问题，作为“黑五类”子女，表姐和表哥也就没有资格留在城里了。阿姨靠着微薄的工资，既要定期买营养品去看望姨夫，又要不时地往子女那边寄物品。在省吃简用之时，阿姨利用业余时间接一些糊纸盒的零活来家里干。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阿姨愁眉苦脸、怨声载道的样子，在我眼里，阿姨总是那么的慈祥，开朗，不卑不亢。就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阿姨还不时地接济着已故大哥的儿女们，说他们更困难，更需要亲戚的帮助，其菩萨之心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后，姨夫平反回到了杭州，但阿姨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姨夫在劳改农场落下的哮喘病突然发作，不幸去世。又过了一段时间，表哥也因在“广阔天地”落下的胃癌去世了。 在成人之妻成人之母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在阿姨一生最美好的时候独守空门，这给她生命造成多大的伤痛啊！而且，比半个世纪前那个死了男人的祥林嫂更悲哀的是，阿姨“活寡”的时候还背着“政治黑锅”，受着双重折磨，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啊！ 阿姨不再笑眯眯，不再说一口纯真的杭州话，带着对在来世享受天伦之乐的向往，她的灵魂如一缕青烟飘向天堂，从此阿姨只存在于我记忆和怀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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