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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运备忘录(日记) ◎ 封从德
五月三日 星期三 晴
代表学运组织与丁校长会面约好上午十点到未名湖北岸的红一楼同张炳九会面，由他带我们去见校长，而早晨醒来时已九点过了。忙乱中找来自行车，又找到能作速记的秘书同学，骑车按时到达。张炳九还未到，我们正好欣赏未名湖在春色下的妩媚。这是半个月来难得悠闲的一刻。 张炳九带我们进了红一楼，找到该见的人后，便找理由走开了，一刻也不多待。首先见我们的是教务长和校长办公室的副主任。他们很客气，将我们迎进一个会议厅，说抱歉校长还需一刻钟才能来。二十分钟后，丁石孙校长终于到了。丁校长身材魁梧，神气豪爽，说话显得精力充沛。教务长恭敬地将我们先前谈话内容大致讲给校长听，然后会晤进入实质阶段。 我先取得他们的同意，将交谈内容由我带来的秘书记录，以便回筹委会有个交待，免除同学的猜疑。在我之前，沈彤与孔庆东私下见过校长，许多同学很担心他们的动机。 然后，我感谢校长等人抽空接待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丁校长知道我当时是北大筹委会常委和北高联主席，却对我们很和气，一点也没有袁木对待“非法组织”的架势。 随即我陈明我们的立场：就近期而言，北大筹委会愿意与校方协调五四纪念活动，以免时空上的冲突。我问丁校长五四是否有计划搞全校校庆活动，他说除校友返校的纪念活动外，并没有什么大型活动，甚至全校运动会也取消了。这解除了我的担忧，筹委会的活动将不会与校方有任何冲突，校园许多场地都可以自由利用。
丁校长赞同校园民主计划就长期而言，我向丁校长正式陈明筹委会的校园民主计划。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长明确的赞同。丁校长说：“我支持在校园内搞民主改革。学生会也可以改嘛！我愿北大做为全国高校的校园民主改革试点单位。”丁校长说的校园民主，不仅包含筹委会成立时提出的两条目标，学生自治组织和校园独立报刊，还加上第三条：「教授治校」。 丁校长说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参加一个校友会。他在那些五十年代的毕业生面前，激昂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在谈中国的希望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你们到校园里去看看今天的北大同学吧﹗” 虽然丁校长同情学运，却劝我们不可将运动扩大到社会上，不要老去天安门。最后，他讲述自身的经历，来说明我们罢课也嫌太长了﹕“四十年代我是地下共产党，那时我们在学校组织罢课，最多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国民党特务同学用手枪逼着我去参加考试。”从四二二至今，我们已坚持罢课十二天了，历史在作有趣的轮回。
北高联议决“五四”纪念四套方案下午二点半，高联各校代表在北师大准时开大会，议决明天五四行动方案。为了提高效率，大会之前先开九人常委会，为大会预备各项议程议案。两次会议都由我主持。 常委会上讨论了四套方案。 一、北大荒地方案，由我提议，即在北大西门外的一片荒地上集会。欧阳按时在中午北大例会上将这套方案交给了我，认为是上策，而中策为传统的游行，下策已记不清。欧阳去看过那片荒地，由于城建规划，几十亩农田荒芜在一片不深的杂草中，足以容纳二十万人，可列出气势宏大的队形。欧阳说，该方案既为省力，也为校园民主建设。近日不断的游行已使同学们疲惫不堪，走几十里去天安门既单调又累人﹔高校人口重心就在海淀，地点设在这里，多数同学少跑路﹔最重要的是，只在荒僻地段集会，不到闹市区造势，让四二七成为游行历史的顶峰，这就象征着学生对政府的克制态度，学运也转向校园民主建设阶段。 二、“手拉手”方案，王超华提议，十万学生在二环路上手拉手围成一圈，围住北京城。这个方案很有趣，也说明大家不大愿意老是单调的游行。若能以一种崭新的、富于象征意义的形式显示学运力量，对中南海内党政要员们将带来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 三、传统游行方案。提案人认为，一来组织起来方便，二来远征式的游行也不是白走路，沿途都能宣传群众，有利于扩大社会影响。 四、白布方案，由代表艺术院校的赵少若提出。他们准备买几千米白布，将天安门广场围起来。白布上可写醒目的标语，空白处还可征集签名，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学生和市民的签名向政府请愿。这个方案颇为新颖，若能做到，也将起极大的宣传效果和威慑作用。
常委会上差点通过克制方案常委会上，赵少若的白布方案首先被否决。赵少若要几千元经费，高联当时只有会费几百元，一时拿不出来。加上去商店买布已来不及，因此大家觉得不太现实就否决了。 超华的手拉手方案也有难度，几十个学校怎么在二环路上找到各自准确的位置，时间一到怎么统一号令所有人同时拉起手来，拉手那一刻十字路口的交通会怎么样等等，都难以确定，以高联当时的执行系统，怕是难以胜任。 我代表北大所提的荒地方案也受到众多批评，主要是大家对局势的估计不一致，在是否应当继续扩大社会影响上看法不同。十几万学生采取克制的态度在一处荒地集会纪念五四，虽在海外媒体上会因其出人意料而得到宣扬，但在国内社会上却没有多大影响﹔若不继续通过社会影响保持对政府的压力，同学们认为对话便会被政府继续拖赖下去。许多同学会觉得这不过瘾，很难估计有多少人会来这块荒地上看几个人发表一通宣言，而我们也来不及准备其它什么有趣的节目。 于是只剩下传统而简单的远征式游行方案，虽失于单调，但组织简便，组织者既有丰富的经验，参加者也毫不需进一步的说明，不会产生丝毫的误解与混乱。 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试图说服常委会通过荒地方案，结果差点通过。清华代表坚决支持荒地方案，在我说服后，又有两个常委支持，但依然得不到常委会多数通过。那天有八个常委，结果四比四持平，最终只得交由大会议决。
北高联通过“五四”游行方案虽然常委会上我争取到一半票数，但在大会上则完全失败，被淹没在众多中小规模学校代表的激情之中。经过大会激辩，只争取到很少票支持北大荒地计划。在常委会上我能一个一个地说服，在大会上则无计可施。 北高联代表大会最后以四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决定采取传统的游行方式。当天下午，各校贴出的通告﹕
“经北高联47所高校代表一致同意，明天（5月4日）活动安排如下﹕ 1、8点从各高校出发，游行到广场，沿途散发传单，不演讲，少喊“打倒”。 宣传重点﹕ （1）支持改革，反对倒退。 （2）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 （3）要求对话﹔对话要有诚意。 （4）维护宪法的言论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 （5）集会，结社自由﹔北高联合法化。 （6）反对官倒，打倒腐败。 （7）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2、下午四点，市高联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然后各校自由组织活动（集体活动结束）。 另﹕住各校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午7﹕30在师大门口集合。”
大会表决之后，我当即作了具体安排：周勇军负责安排会场，王超华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周勇军的任务包括在广场上选定发表宣言的地方和安排音响设备，并与各校常委保持联络，时间一到，便派联络员通知大家到选定地点开记者会。各校代表包括常委则随自己学校的队伍游行，负责本校事务，到广场后等候联络员接应。周勇军与王超华当众接受任务。 王丹与开希没参加这次大会。【后注1】 熊焱和沈彤列席了大会，他们是为对话团成立会而来。见到北高联开会的混乱场面，他们会后对我说“一群乌合之众﹗”颇让我有点难堪。
对话团成立大会由于北高联大会没能按时开完，对话团成立会也只好顺延。各校对话代表在隔壁教室里等了四十多分钟。高联大会开完后，我来到这二三十个对话代表面前，向代表们强调了对话团的相对独立性，表示北高联只是协助成立，现在大家已聚在一起，以后便是独立的团体，完全自行运作。我只是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可以先根据主题分出小组，各小组的成员依自愿形式参加，根据公认的口才与能力推出组长和团长等领导。用了三五分钟讲明这些之后，我便离开了对话团的会场，真正让他们自行运作起来。 后来对话团的运作情况，与我们的期望相距不远。项小吉当选对话团长，我毫不奇怪。他是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几天前我就听说他研究国际谈判，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冠军。四二九袁木对话会上，就他讲得最好。稍让我吃惊的是熊焱，他的才能在对话团似乎没充分显露出来，未被选为副团长。实际上，后来在五一四和五一八两次“对话会”上，都是熊焱讲得最好。对话团的副团长是沈彤而不是熊焱，多少让我有点意外。
起草《新五四宣言》从对话团成立会上出来，我想找王超华商讨《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便被一个师大同学带到吾尔开希藏身的秘密地方，一间博士生宿舍，门外还有同学放哨。开希这几日因害怕中共逮捕，便藏身此处，却依然同外界保持联络。 屋里除了开希、超华，还有一个经济系的博士生，大约就是屋主了。我进去时，他们正在讨论，准备起草宣言。我坐着听了一会儿，便向超华建议晚上到北大去定稿，那里作家班的笔杆子比较过硬。商量好时间、地点后，我便告辞返校。 回到北大做完必要的交待，我便到作家班去待了二三个小时，在这里得到如家的温暖和休息。北大作家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与其说是培养作家的班级，不如说是作家回炉温习学生时代的地方。班里的学员多是已经成名的作家、诗人，又都已成家立业的老儿童。如以《枫》、《老井》闻名的郑义【后注2】，已四十多了，张伯笠在他们中只能算小兄弟。他们的妻子也常来，围在宿舍里做饭说笑，我便在他们的欢乐中琢磨他们生活的趣味。他们也认识柴玲，对我们既赞佩又担忧。 九点过，我们约好的十个人终于在28楼238室聚在一起。我问王超华宣言准备得如何，她镇定地回答没准备好，出乎我的意料。这意味着今晚必须熬通宵，赶出这份宣言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会儿，马上发觉不是办法，于是各自去起草一份，再来讨论。 一个多小时后，何贵方起草了一份。他与王超华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文章颇有文采，但大家认为过于激烈，许多地方明显对抗政府，文字上很容易被抓辫子。超华好像与他争论得非常厉害，他们从此产生出对立情绪，后来在广场上尤其激烈。 最后，超华坚持着又起草了一份，等到讨论近于完稿时，已近凌晨两点了。我在屋内一张上铺躺着，朦胧中听他们争论，渐渐沉睡过去。【后注3】
-------------------- 后注（这是1990年备忘录写成后逐步加的注释） ： 【后注1】：王丹与开希从四月三十日起已不是北高联的正式常委。我到海外后才知道，开希五月三日虽然没来北高联开会，却在会后立即召集众多记者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以至于外界当时乃至很多年后，都以为吾尔开希当时还是北高联主席。这是个人超越组织的第四次表现。我的责任是，4月30日当选主席后，没有以适当的形式及时通告外界，导致某些个人与组织的脱节，临架于组织之上。这时的逊让，实际上起了反效果。 【后注2】：运动期间我一直以为郑义是作家班的，可能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又老呆在作家班的缘故。我在北大碰见他几回，还听过他出主意，印象极深。 【后注3】：后来超华说那晚北高联常委还来讨论过复课，我则完全没有记忆，也许就是因为睡着了。第二天周勇军在广场宣布全面复课，让我很感惊讶。北高联确实讨论过复课，但倾向于分批复课，更没有定论。而且周勇军几天前刚因擅自发布手令取消四二七而遭罢免，连高联常委都不是（政法大学另派了王志新），怎么就可以宣布复课呢？
2008-6-4摘选于旧金山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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