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

这张照片装在一个从宜家买来的木框内，它就挂在我圣地亚哥[1]住处靠近窗口的写字台所对的墙上，照片里显示的则是另一个房间的一角，一扇开启的百叶窗，窗下一张狭小的木桌上搁了台打字机。房间内有些暗，可能是因为打开的窗使拍摄顶光了。窗外并没有景色，而是被一片绿色挡住，不知道那是什么植物，枝叶杂乱，有些是青翠的，有些则已是枯黄。如果稍稍留意窗框背后屋内的墙角，可以发现挂了张照片，是一幅黑白半身肖像。

如果不加说明的话，这纯粹是一张静物照，可以取名为《打字机》或者《窗》，若多愁善感些则可以是《一瞬》或着是《风》，因为在打开的窗的空间内，可以看见一层薄薄的晃动，那是挂着的一道纱，在快门摁动的瞬间，一阵轻风正好把它吹动了起来。那一层薄纱留住了风，令这张内容简单的照片有了活气。拍摄者是否曾经因为抓到了这个瞬间而有些得意呢？

当然，每一扇窗口都可以等到风的吹来。重要的是，风吹进了哪儿。就像桌子上的那台老打字机，它可以无足轻重；但那些字键若是曾经敲打出《老人与海》或《过河入林》的某些篇章，它就不同寻常了。

这张照片正是我的朋友任石去年访问古巴时拍下的，其中的肖像便是当年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个对着窗的房间是昔日文豪的故居。老友任石供职于某著名报社，这使得他常常有机会云游四海，国内的风景名胜自不必说，这些年他几乎跑遍了各大洲，似乎只有非洲和南极洲两处空白还有待填补。我常常会收到任石发自天涯海角的电邮，或者在澳洲，或者在波兰的某个城市，忽然在夏威夷，又忽然在东京的郊外。在我的感觉中，我的朋友似乎永远在旅行中。即便有时他从上海给我来信，内容也常常会提到刚刚结束的旅行，或者是下一个前往的目的地。我经常在回信中表示对他的羡慕，也开玩笑说如果有另一个人生可以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钻进他的皮囊。我想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类似的梦想，那就是用一生去旅行。但现实却是，绝大多数人都无奈地抛锚在某个日复一日的角落，不得不用幻想去对应另一个不可企及的一生。所以，每当我收到任石从远方传来的照片时，我会觉得那个摁动卡门的手指可以是我的。

其实，任石是文字记者而不是摄影记者。而且，记者这个职业放在他身上是有些贬低了他。海明威也正儿八经做过记者，但他当年写的报道是不会收进他的文集的。我的朋友任石是诗人，而且是颇有名气的诗人。有好事者在网上曾列了个中国诗人的108个天罡地煞星宿，任石就在其中。榜单的排名固然不具权威，但他在诗坛能占得一个位置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任石不是他的真名。我不在小说中写真人，尤其是和文字有关的人都不喜欢自己入了别人的小说，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直接出现。任石显然是诗人两字颠倒过来的谐音，我没有特地给他造假名，是不想让自己感觉在写另一个人。

任石自从开始为报社干活之后，就开始拍照片。他一边为报纸写文章写报道，一边自己拍照。当然，照片拍得多了，报纸也乐得采用，正好可以配合发表的文字。报社还给任石配备了专业佳能相机，价值人民币3万多，用双手端着都觉得重。诗人只需要一枝笔一张纸，而且从来不会在大庭广众写作。拍照片就不一样了，任石到哪儿都得抗着他的摄影包，见面常常没几分钟他就把相机取出来放在近旁，然后就噼里啪啦地开始了。所以，老友们开始转而称呼任石为摄影家。事实也是，很多年我们都没读到任石的诗歌了，这些年看到的尽是他的照片。换个绕口的方法说，任石如今是以他的照片向我们呈现他的个人的。不过，摄影师的称号对任石显然是带有调侃性质的。诗人，一旦是诗人了，就永远是诗人了。就像我，即便几年不写小说，长时间混在影视圈写剧本，却总觉得自己还是写小说的，走到天边总是再三向人宣称自己是写小说的。当然，这可能是幻觉当中我以为别人看我或我希望别人看我的方式，究竟人家怎样想的就只有天晓得了。我永远把我的朋友任石当作诗人，很可能是因为潜意识里希望他一直把我当作小说家，但在旁人眼里，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娱记和一个再写不出小说不知道在瞎混什么的人。

任石早就跟我说要来美国，但一拖再拖。很多人就是因为被美国吊足了胃口，最后过来一看，失望就更大了。好不容易成行，任石去的却是太平洋当中的夏威夷，夏威夷当然算是美国，但把它当作美国总是有些隔靴。后来任石又去了古巴，飞机在美国转机，中间曾暂停美国，但没入境。总算大约在半年以后，任石很肯定地告诉我：要到你们美国来了。

说到就到。我收到任石的电话时，他已经在洛杉矶了，说过两天来见我。

电话是从市区一个好像叫威斯汀什么的大酒店打来的，想必是那儿为数不多了高楼当中的一栋，任石特地过来参加的活动也将在那儿举行。所谓的活动，是某个诗人的诗歌讨论会。早几个月任石告诉我他要来的计划，无论他和我都不太相信这事最后会落实。诗歌讨论会本来就是稀罕事，况且是到美国讨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中国诗人。更需要补充的是，该诗人还不太有名，名字说出来可以保证谁都没听说过。出于好奇，我特地问了任石，然后把诗人的名字打进电脑搜索了一下。诗人的个人网页很是精美，配合着动画和音乐，列出了多年以来所有的诗歌作品。随便挑了几首读了读，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曾经流行过的一个汪姓诗人，不过眼前的诗人的作品不那么奶油和纯情，语言也更浅白，如果不换行的话会和散文很相似。说实话，我搜索完没几分钟，就把诗人的名字给忘了。总之，这样的“诗人”，就算排个一千位的榜单，也未必能挤进去。不过，近些年类似的“诗人”倒是不断重新冒了出来，他们大多年过半百，却都混出了人样，其中不乏副市长县委书记，也有董事长总经理，更有留洋然后海龟当CEO的。前两年回上海，我就突然发现所有大楼的电梯口都装了液晶电视，迫使人在短暂的几秒种等待时也不得不看上几段广告。据说这就是某留洋海龟的创举，他的公司拿下中国无数电梯后又杀回美国上市，赚得的美金一做乘法变成人民币立即诞生了新的上海首富。但首富很谦虚，见着媒体最喜欢强调的就是，他当年其实是一个诗人。这让我为所有写小说的感到惭愧，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富翁宣称前世是小说家呢？混得最好的小说家，无非是在写电视剧，差别是他拿几千块一集，你拿几万块一集。对照人家写诗歌的，根本不需要吆喝，直接就成印钞机了，有空把天罡地煞星们外加媒体的人邀到一起用美金请客，顺便讨论一下“前世”的习作。任石不就是因此而来吗？

讨论会结束后，原本安排的活动是去赌城拉斯维加斯游玩。任石有些犹豫是否要去，他问我拉斯维加斯到底有没有意思。说实话，我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一直不确定，可以说它很好玩，也可以说它是典型的美国恶俗。问题是，当它变成文化现象时，就显得重要了。曾有人将四座城市列作美国发展的四个地标，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正是对应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象征意义。因为重要，似乎每个人的一生总得去一次。既然一生得去一次，我建议任石不妨顺便完成了算了。但晚上任石还是告诉我，他最后决定来看我，不去赌城了。

我的车在威斯汀酒店的大楼下绕了半圈，就找到了任石。他跟一个黑人保安站在一起，任石瘦高，黑人壮壮的，但两人并不说话。我的车一停，黑人保安就帮着把任石的旅行背包放在了我的后座。我怕任石不知道规矩，掏出钱夹要拿小费，但任石动作比我还快，好像他的手早抓了一张美金等在裤袋里。

车子在三街一拐就上了110高速。我问任石想去哪儿，又问他这几天曾去了哪儿，他说去了盖蒂美术馆，还去了一家中国饭店吃早点，导游给它们每人点了两根油条，但油条上来一看，居然一根顶中国的两根粗，一下子就饱了。这两档节目的确上本地的保留档，造在山坡的盖蒂美术馆建筑风格别致，展品中有凡高，更重要的是这儿不收门票。油条则几乎是洛杉矶华人的自豪，住在别地的华人来到洛杉矶闻到油条的香味，思乡的胃（阿城说的）一下子激动不已顿时胃酸泛滥了；而国内来的人若被喂了连续几天汉堡，吃到油条加芝麻烧饼，不免也开始考虑放弃国内的功成名来一把洋插队。所以，听说任石已经把油条吃过，我是略有些失望的。再听他说曾经被带了去逛好莱坞，我就更痛苦了，这不是没节目了吗。可任石说，好莱坞只是匆匆一过，最让他奇怪的是，那个经常在电影里出现的山坡上的HOLLYWOOD(好莱坞)大字，却根本没看见。

说话间，我转到了前往好莱坞的101高速公路。大约十分钟后，我让任石注意右侧的山顶下方，那一行白色的字母已经出现了。所有亲眼看见好莱坞这个地标的人，都难免会失望。任石取出相机，连续拍了几张后，又摇了摇头说，太小了，拍不出什么。这些字母其实够大，但看上去却很小。因为要看见这行字母，通常是在远处。很多人没看见它，是因为一头扎到了好莱坞山的山脚下，被周围的建筑遮挡了。可是在远处，相对于绵延的山麓和平摊开来的洛杉矶地貌，这行字就算再放大几倍也不会让人觉得大。总之，好莱坞的大招牌就是这么一个道具，适合出现在明信片或者是电影画面，而不是直接看。

既然真的到了好莱坞，我决定还是带任石进去转转。我在“好莱坞高地”附近找了个相对便宜的停车场泊了车，然后我们来到了游人如织的中国剧院和柯达剧院门口。这里就是所谓的“星光大道”，人行道上挨个印满了星星和人名，实际上这些“星”不单纯是搞电影，也包括电视和广播，其中不少是制作人员；所以星光熠熠，但我们却大多闻所未闻。倒是那几个装扮成超人、白雪公主和绿巨人的化身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很受欢迎。我和任石都端起照相机随便拍了起来。我的数码相机是索尼袖珍型的，跟任石的佳能比，也就是一台傻瓜机了。

当我们回到高地大道拐角，也就是GAP服装店门口时，看见有很多人围在那儿，人群当中有人在跳舞。那是三对男女，女的身着白衣红裙，男的则是黑西装配领结，看上去他们都像南美洲人，而地上的便携音响放的音乐也是欢快激烈，充满热带情调。我和任石先上对着舞蹈者拍了几张，然后都停下来，静静地看着他们的舞蹈。一曲终了，周围的人纷纷鼓掌，舞蹈者优雅地欠身致谢。

离开好莱坞高地，我们沿着日落大道一直向西开。一路上我们聊起上海的朋友，我又听他说去古巴的旅行。任石讲起和同行的娱机羁绊于墨西哥机场，最后用美金贿洛警察顺利通过。他向我描述古巴的美，说古巴的美如何因为多年来格瓦拉当年的战友掌权后，将经济几乎彻底停下才得以保存。

这一天，我们到天黑才回到我家。从日落大道，我们后来又去了比华利山，沿着山路上去直到穆赫兰道才返回。然后我们又去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我曾建议是否去看张爱玲在附近的故居，作为诗人的任石显然兴趣不大。最后我们去的是桑塔· 莫尼卡的海边。晚饭则是回到了我住的亚洲人聚集的区域，吃的是越南粉。说实话，这些内容是我招待远道来的朋友的老一套。

我们都把相机的储存卡取出来放进电脑，检查一天下来的成果。但任石最后说，没拍到什么东西。我也没拍到什么，那些跳舞者是我拍得最多的。我忽然回忆起白天在观舞时的一丝感动。但照片却很一般，跳舞者，围观者，以及背后的街景，如此而已。

当然，拍照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可以想清楚的。类似一场空的失望也是常见。我们摁下快门时，大多是凭着瞬间的感觉，觉得应该会或可能会捉到些什么。但这些应该或可能得事后去鉴定。而最多的结果是，明明拍下的是要拍的，却没有原来期待的可能和应该。因为有了失败的经验，从此我们只好尽可能多拍，通过广种以期带来薄收。

不过，老友放弃了去赌城吃喝玩乐来到洛杉矶，不就是想避免团队游乐的雷同，给自己的镜头取得些不同寻常的角度吗？所以我赶紧对任石说，还有一天时间，我们可以再努力。不过，总结第一天的经验，看来明天得避免去景点。

说是这么说，第二天我们去的第一站是位于市区的欧威拉街，很难说不是景点。欧威拉街和联合车站只隔了条马路，离开市政厅大楼也不远，是一个古老的街区，大约有20多栋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其中最古老的有近200年历史。这里被称为洛杉矶的发祥地，在没有加州、没有洛杉矶时，这里就已经是墨西哥人的聚集地。

我也是第一次到欧威拉街，这里活脱脱一个袖珍的小墨西哥。

巧的是，我们走进欧威拉街时，街口有一大群人在忙碌着什么，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摄制组在拍什么东西。居中的是特意布置的一个食品杂货店，挂了西班牙文的招牌，周围还有很多临时演员分散地站着。一个墨西哥姑娘笑盈盈地站在一堆色彩缤纷的水果面前，正让化妆师给她补妆。

我们没有等着看拍摄开始，而是一头扎进了欧威拉街里面。整条街道是店铺，卖的都是跟墨西哥有关的物品，玻璃挂件，小圣像，披风，银器等等。墨西哥人喜欢鲜艳的色彩，大红大绿，偶尔看见会觉得乡气，可是当它们堆放在一起时，倒也令人感到热闹好玩。店铺间也有些小餐馆，供应墨国风味，烤肉的香气和烟火四处缭绕。还有一个鼻子下面蓄了八字胡的歌手弹着吉它在路中间引吭高歌。任石把镜头对准了歌手，于是歌手来了劲头，一曲终了，他仰首朝天将声音留在最后一个音，不断地延长着。我对任石说，你得准备给小费了。但随即四周响起的喝彩声让歌手觉得很是得意，他摘下帽子，频频向周围作揖致谢。

在离开欧威拉街前，任石忽然想买一顶墨西哥大草帽。几乎一半的店铺都卖草帽，但材质和价格不一。我们开始一家一家地询价，到每一家都摘下样品来试戴。任石每带一顶，我都给他拍一张照，走了半条街，我的索尼相机里面已经有10多幅他的草帽照。到最后，我们却定不下来买哪一顶好。倒不是价钱，而是任石忽然想到怎么带的问题。那些好看的草帽，通常都很大，像一顶伞，而且是无法收起来的伞。难道撑这么一把伞一路从美国坐飞机回中国？最后，我把相机打开放了一遍回放给任石看。我说：照片都拍下来了，就算这10几顶帽子都是你的。当然，帽子最终还是没买。

本来我是有打算带任石去南面的贫民窟的，因为听去过的人都说那是个不可想象的地方，脏乱差不说，而且危机四伏，但是我的车在穿过早期日裔居住的小东京之后，却迷了路，陷进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市区。不像先前的欧威拉街，这里完全杂乱无章，大街上到处是人在乱穿马路，街边则是一家挨一家的商店，大多是小服装店，也有卖面料的。那些衣服和面料都堆成山似的，有些索性码在店门口。眼花缭乱的景象让我一时也傻了眼。任石则更显得高兴，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好玩？我摇了摇头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如果看地图的话，这里只是几个普通的方格，也没什么特殊的名称。任石说，这里我可以拍一点。我说：行啊，咱们找个地方停车。

想是这么想的，可是车转了一大圈，我怎么都无法找到一个车位。

最后，我把车停在某个街角，然后对任石说：要不你先下车，我再去找找，然后过半小时到这儿见面。记住这个地方，不见不散。任石当即答应，提了相机下了车。开车离开前，我又特意记了记这个街口的特征，拐角上有家卖婚纱的，店招上写着：IN LOVE WE TRUST。

事实上，后来我也没能在附近找到停车的地方。我只好在很远的地方停下来，准备等时间差不多了回去接任石。闲得无聊，我打开了音响。意外的是，传出的音乐竟是古筝，肯定是老婆把她喜欢的CD留在里面了。我查了查CD的封套，正在放的是第六个曲子《平沙落雁》，曲子挺长，大约有7分钟。下一个《春间流泉》则短一些。其实以前我从没听过这张碟，因为对中国古典音乐向来没产生过兴趣，可是，停在洛杉矶老城区的公寓楼下面听中国古筝，让我觉得很特别。所以，我把车窗摇了下来，把音量调高，特意让古筝传到街道上。不过，街上始终都没人影出现，连只猫都没有，偶尔只是有车嗖地经过。于是，我把相机拿起来，漫无目的地朝窗外拍了几张。当然我知道拍不下什么来，更没有要把古筝散在异国街头的气氛记录下来的企图。

这天晚上是任石请我吃的晚饭，本来我想东道做到底的，可他拿出一张美钞，说：吃诗人的。这诗人当然不是他本人，而是出钱请他来开讨论会的老板诗人。所以我也就不坚持了。吃了饭，我们就回了家，因为一天下来已有些累。

任石对这一天似乎很满意，我们从集市街区（姑且这样命名）出来，又去了东洛杉矶，那里是西班牙裔集中区，也有大片废弃的厂房仓库。我们在洛杉矶河上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另外，我们还意外进入了一个有许多涂鸦的区域，几乎每个街区都有风格不同的街头涂鸦，这让任石拍了个够。

其实，我回那个IN LOVE WE TRUST的招牌找任石时还差点出麻烦。开始，我怎么都找不到那个牌子了。后来发现是因为有两条街的名字几乎一样，只差一个字母。等我找到了，任石却不见人影。我的车在街口没停几分钟，一个警察就来势汹汹地过来了，吹胡子瞪眼地要我立即离开。我绕了一圈回来，仍不见任石，心想麻烦了。他又没手机，无法联络。总算我绕第三圈的时候，看见了任石，只见他端着相机半蹲着正拍着什么。顺着他的镜头看去，是一黑人大汉，正抱了一只套了婚纱的假人在走路。正好黑大汉也察觉到镜头，他索性转过身，摆出姿势，对着任石的镜头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来笑。任石连续拍了几张，然后直起身，向大汉做了个谢谢的姿态要离开。黑人却大声叫住了任石，指了指他手里的相机。任石站在那里，不明白什么意思。大汉将假人往地上一放，大步朝任石走去，一边将手伸向相机。我一看不妙，连忙按喇叭。任石跳上我的车，我立即启动，开了车就开溜。任石问：怎么回事，他要干嘛？我说；你把人家拍进相机了，所以人家问你要相机呗。任石说，那我怎么会给他的。我说：你不给，人家就抢。任石低头看他刚刚冒险拍得的照片，说，这家伙，本来蛮好的，一摆姿势，就不好了。

任石第二天一早要坐飞机回国，这将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所以我泡了果茶，我们面对面坐在客厅里聊天。本来，我以为聊上个把小时足矣，却没想到我们一直聊到深夜，果茶喝掉好几壶。最后任石说：把你的果汁都喝光了。我说：这算什么，一块多美金一壶。任石说：不过味道挺好喝的。这句话竟是一晚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几个小时的谈话当然涉及很多，有太多的跳跃，太多的随意，很难复原，也不可能记录。但我记得，我一定在谈话中试探地提出了我对摄影的怀疑。在我看来，作为诗人，停止了写诗而去拍摄照片，毫无疑问是倒退，是屈尊了。当然，我不可能直接去问任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表达出来的意思，则是同情任石不得不成天飞来飞去，按照报社指派的任务去采访写稿，总是处在被动和奔波之中。设身处地我是这样想的，虽然浪迹天涯是我的愿望，可是，如果浪迹天涯只是被安排的，而且得接受任务，写自己不喜欢写的文字，这其中就产生痛苦了。这种痛苦偶尔还好，如果成为长期，就很可怕。因为你其实已经不是那个最初想成为的那个人了。我自己就是例子，为了写小说，我去写电视剧，希望因此可以得到自由，然后写小说。但是最后呢？我写完一个电视剧，便等着写下一个电视剧，只要有电视剧出现，我根本无法拒绝。可是现在呢，我连拒绝电视剧的自由都没了。所以，离开中国时别人问我去干什么，我曾回答说：去写小说。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走的是反方向，离开小说越来越远了。因为自己内心的挣扎，我对任石也有了先入为主的同情。

不料，老友的态度完全超出我的估计。任石说他很快活，虽然辛苦，却很快活。相当于某名人说的：痛，并且快乐着。这么说来，原先我以为诗人心中存在的缺失，可能是我的想像。因为我自己内心的缺失，于是我也给别人设置了对应物，并且用同情别人的方法来抚慰自己。所以，听到老友的“快乐”两字，我的内心却好像没了支点。

任石回去后不久，我收到他发来的电邮，除了向我表示感谢，他也发给了我他的博客的链接。我顺手就点击了一下，进入任石的博客。首先关心的，当然是他美国之行的照片。因为在来洛杉矶之前，任石还去了纽约和芝加哥。所以，大部分照片都是那两座城市的。实际上，作为东道主，洛杉矶人总是带着更多的歉疚。在纽约或芝加哥，任石可以自己坐公交车和地铁四处游荡，拍下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机遇对他的眷顾。而在洛杉矶，他不得不依靠我开车，一切都是我的计划。这也是我那两天感到责任重大，又无计可施的缘故，因为洛杉矶既没有那两座城市的雄伟繁荣，也缺乏沧桑和衰败。

有张洛杉矶的照片还不错。那是在离开集市街区之后拍的，地点是第6街跨越洛杉矶河的桥附近。记得那天我们在桥上来回跑了几趟，忽然找不到上桥的路了，原因是离桥太近了，车开到了桥下。我正东张西望找路，任石却突然发现了什么，叫我立即停车。河岸边有道铁丝网，围住了里面作停车场。本来也没什么特别的，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铁丝网上挂了一个镜框，镜框里的黑白照片上是一个裸女的后背，她从水中站起，背上则是一条蛇的刺青。当时任石对着裸女照连连拍了几张。从最后呈现的照片上，同时被拍下的是铁丝网背后两辆白漆的车子，远处则是那座6街的水泥桥，天空占了三分之一，很蓝，没有一丝云。乍一看，这张照片像一首俳句，裸女照，石桥，白色吉普车，三个意象可以用铁丝网串联起来。当然这首俳句无丝毫古风，完全是后现代的了。

虽然任石没有告诉我，但我猜他也喜欢这张照片，因为不久以后，这张题为《洛杉矶河》的照片发表在了一份文学杂志上。

我时常会打开任石的博客，看看他最近又拍了什么。很多时候，他只是将链接发一个过来，并不附加任何文字。打开他的照片看，有时会在上面留言，当然是半开玩笑性质的，大多是连连叫好赞不绝口。任石多半能猜到是我，他了解我的风格。

刚才我提到的俳句，是将文字裁剪到最低的限度。但照片呢？连文字都没有了。可否设想，摄影者所做的，就是直接去找对应物，当觉得符合时，就拍下来？与什么符合？我不得不勉强地说说那两字：内心。与内心符合。过去我们曾担心内心难以言说，而今索性不再言说。换个法子讲，只要枚举就可以了，不需论证。论证，是要引人入局，制造共鸣。枚举则是随缘，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过得补充的是，所谓的内心，已经不是那个一提起就让人觉得复杂且有份量的核，也许那不过是一个折射点，一个反射面。

巧的是，任石的《洛杉矶河》在杂志发表时，配了简短的文字，内容是这样的：

在盖蒂美术馆看到摄影家John Humble名为《阳光之地》的影展，在他的照片上，洛杉矶河是一条被严重污染，干涸的河流，不由心头一动。第二天，小说家西飏开车带着我在墨西哥人居住的区域往来奔突，寻找涂鸦，数次在跨越洛杉矶河的桥上驶过。在连接第6街的桥下，赫然发现河边停车场的铁丝网上挂着一个镜框，连忙停车。

当然，所有的照片都不需要文字，最多是指明一下拍摄的地点和时间。但那是一本文学杂志。叙述是文学的必要因素，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配上文字的照片，被取消了无言的状态，被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

那一个午后，当John Humble的《阳光之地》通过任石的镜头反射成《洛杉矶河》时，我也站在同样的位置，却没有举起相机。那一刻我在想什么，已毫无记忆，即便是拿起任石的这张照片举在面前，也无法检索回任何印象。试想，倘若那一刻我也在这个位置拍下了同样的画面，现在我还会写这篇文字吗？很可能就不会了。倒不是说，我不想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果有两张并列的照片（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就另当别论，是另一条河了。

好几年前我的朋友们重复地问一个相似的问题：你去美国做什么呢？对此，我只好打岔似地回答：去写小说。从朋友们茫然的神态中我读出两层意思，其一是，写小说何必跑那么远？其二是，的确在哪儿都可以写小说。实际上，我对付了他们的问题，自己也处在对前途的迷惘中。在洛杉矶的好几年，我都在试图写小说，结果不了了之。眼看着时光落花流水而去，一种绝望之感渐渐产生，似乎写作这件事正远离我而去，变作尘封的往事，即将成为追忆。与一事无成对应的，便是最终成为了空白的这些日子。如果这些空白注定了无法兑换成文字，无法去填补，可否有别的选择呢？我曾经想到的就是去拍照。我设想了我的摄影计划，我可以把洛杉矶划成几个区域，然后逐个去深入。市区当然是重点，它本身就可以分成几个大块，北部的市政区、金融区和商业区，然后是周围的韩国城、中国城、小东京。市区往南逐渐破败，过了南加大之后则危机四伏，那里曾经是兴旺的成衣加工区，因为产业大多转移到人工便宜的亚洲，这里仿佛变成了废墟，好像战后的百废待兴，却是永远不得复兴。再往南，曾经是黑人聚集区，现在则超过半数是操西班牙语的南美洲人，有人形容这里枪林弹雨，虽然有些过份，但也形象地表现了这里两军对垒的惨烈。市区往西，是传统的白人区，一直延伸到海边。市区往东，则有一片全美最大的华人聚集区，据说有100万华人生活在这里。总之，由88个城市组成的洛杉矶县完全可以够我花上几年去拍摄，即使以最精简的方案，一年也不太够。

记得，任石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婉转地向他作了咨询。我问他，我是否应该买个好一点的相机。我的犹豫是，如果花大钱去买个相机，结果就迫使自己不得不去找东西拍。那样的话，我就成天做一件本来不做的事情，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对此，任石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不要买。

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相似的情境。记得，有段时间我多次参加了一个教会的活动，我跟一位姚姓牧师有过多次交谈。我常常喜欢追究的，就是论证上帝是否存在。虽然我不强求牧师提供上帝具体存在的依据，但我希望他能至少在理论上论证上帝的存在。我和姚牧师推心置腹地探讨了许多次，可到了还是没能达到妥协。姚牧师最后对我说：你不能站在门外问清楚才进来的，你最有先进来，然后一切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所谓信仰，你信了就有了。信则有，不信则无。

需要补充的是，任石美国之行后不久，我曾经回上海一次。老友相见，照例是大吃大喝。可是见面时，任石特地带了个塑料画筒给我。我当时就在饭桌边打开，让我意外的是，他送我的不是洛杉矶，而是一副摄于古巴的海明威故居的照片。

我们夫妇俩到美国的第一年，曾有过一次佛罗里达的旅行。其中一天，我们驾车南行，准备前往基韦斯特[2]。这地方位于美国东部在最南端，是陆地终端向大海延伸的一串岛屿，大约有一百多个，有许多座桥连起，最远端就是基韦斯特。在基韦斯特，有海明威的故居。基韦斯特的对岸便是古巴，当年两边来回坐船很方便，所以古巴也像是海明威的第二故乡。

那天傍晚，我们离开迈阿密一直往南开，驶上了那一座座的岛屿和桥。我们期望能在天不要太黑的时候赶到基韦斯特，找到海明威的故居。但实际情况却是，大约8点半的时候，我们才过了50多个岛，停在了中间的一个名叫马拉松的大岛上。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开到基韦斯特，可能是晚上10点，那样再返回陆地则是半夜1点半，而我们的旅馆在迈阿密以北还有1小时，那就是凌晨3点了。况且我们还没算在基韦斯特逗留的时间。再说，到那儿已经那么晚，还能找到海明威故居吗？就算找到，黑灯瞎火也没法拍照了。这么一想，我们便放弃了前进。在马拉松吃了两个汉堡，我们掉头返回。

任石的礼物弥补了我没能抵达基韦斯特的遗憾，虽然他的照片是拍于海的对岸。

[1] 圣地亚哥：San Diego，美国加州南部城市，靠近墨西哥边境。

[2] 基韦斯特：Key West, 位于佛罗里达最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