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吾妻(散文)

◎ 杨银波     

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和我生活在一起。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妻子。

终于，我从一个狂傲浮躁的少年、热血沸腾的青年，过渡成一个已经不会流泪的儿子和一个已经不会愤怒的丈夫。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的结局，颇似当下这种局面——当年什么都敢干的小武，最后只能躺在洒满阳光的破沙发上，望着空空的房间，听着婴儿的哭泣，愣愣地发呆。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哀的幸福，以及更为勇毅的责任使命。我爱我母亲，我爱我妻子，她们一直追逐着我，我也一直追逐着她们，生活赋予了我对于女人的悲悯，灾难赋予了我最纯粹的孝道，以及最直截了当的爱。此刻，母亲正凭借着被脑出血几乎压断视神经的模糊双眼，在“自由楼”周围散步。几个月以来，她都在学习如何走路。事实上，比看见上帝还要惊奇，我母亲已经可以生活自理。

此刻，完全不懂庄稼的妻子，居然拿起锄头，在“自由楼”下面耕土，她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会如何种菜，生活再也不比从前了。”我的父亲基于生活的无奈，已经重拾农民工生涯，在全镇举足轻重的企业（重庆理文造纸公司）当体力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洗牌，再来一次拼搏了。而我的妻子，也将主持一些必须主持的局面，让整个家庭看起来更象一个家。卧室里挂着硕大的古装夫妻照，抽屉里放着鲜红的结婚证，每当我不经意地看到它们，心中便散开了无尽的感动。

妻子很美丽，原先并不如此，此后甚至美丽到“惊艳”，这在我的意料之外。我的办公桌上常常有一张她的私人照片，披着洁白的婚纱，有点象网络歌手香香出道前的那种“婴儿肥”，极可爱地在照相机面前摆ＰＯＳＥ。那年，她18岁。当时的我，对于她而言，仿佛中国的孙中山压根不知道多年以后会有一个叫布什的人来当美国总统那样，彼此完全不相识。类似我这样的人，生活往往被视为疯狂，总是极热烈地做着自己喜欢干的事，从来不计较什么风险不风险，而且往往陷得极深，就象唱惯了摇滚乐的人即使唱《义勇军进行曲》也可以高亢入云、节奏强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妻子会是一位温柔至此的美丽女子，甚至曾有过“一生无妻”的念头。但是，上帝来了，就象《杨银波遗书》里预言的那样，一位令我感动的普通农村女孩，在中国最猛的军头朱德的故乡，向我翩翩走来。而这起因，竟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就象拨错了电话号码那样，我们比网络恋爱还要来得干脆。

我的一生，包含诸多源于爱情的巨大之痛，或因政治，或因信仰，或因边缘、另类，总有太多带着泪水与疯狂的记忆。但我与妻子之间，似乎简单到了极至。许多年以前，我在广东为农民工及当地农民卖命——当初感觉是“卖命”，后来便感到其实不过是普通维权罢了——，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形下，一名普通的女工与我谈起了生活的辛酸、外乡的不易、各地的风俗之类。没有料到，此人竟是我此后的岳母，一个无比善良、勤劳的女人——她叫叶孝琳。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故乡，目睹家乡惨淡的一切，欲要“重振河山”之时，很抱歉，一门又一门亲事困扰了我。然而，我依然聚集人群，集结众议，修路、修渠、调查弱势群体，一度令地方政府大为头痛。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民众确实从中获利颇丰，交通状况及弱势救助状况一改以往。困扰着我的亲事，也因此大为增加，远则外省，近则邻居，大者刚刚大学毕业，小者刚刚高中毕业，凑合算来，近30位。

我不是那种易于流露男女之情的人，大约是心伤得很痛，又带着一定的彪悍英气，故而30门亲事一概退之、免之。直到我好不容易“心有所属”时，这样的亲事仍然还在继续，可惜落后的地方没有办法发出一个类似《杨银波拒绝任何人前来提亲的声明》之类的公告，唯有来一位就退一位、免一位。其实，并非这些女子的缘故，而是我的天性即是自由，我无法想象没有感情铺垫的两个人如何共度余生，除非这两个人经历诸多非常之事，有极深之感动与志同。2006年正月十九日，是我的23岁生日，次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是我的一位熟识的亲人，在压抑两年之后才终于战战兢兢地对我说：“银波，你该成个家了。”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位亲人将我的电话号码给了我未来的岳母，而这位未来的岳母又把我的电话给了我未来的妻子。我未来的妻子给她未来的丈夫打了第一个电话：“你好，我叫李秀梅，南充仪陇人。”

男人动感情，尤其是我这样的男人动感情，常是国家社会之大事，有时动得惊天动地，有时动得撕心裂肺，有时动得怒发冲冠，有时动得血肉模糊，但一般事情几乎都是“心有一颤，而面无表情”的态势。这次不同，我遇到了一个让人心起怜悯与疼爱的女子，她的失落、直率、诗意，以及散发出的来自淳朴之地的纯然之气，从遥远的广东耐克公司的深夜至凌晨传来。母亲半夜起床，为我熬上滚热的甜酒，笑呵呵地嘱咐我：“早点睡吧。”喝着甜酒，听着这位未来妻子象梦一样的声音，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几番电话下来，就先把机票订好，然后打通最后一个电话：“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但即使你是猪八戒，我也要把你娶回来。这件事，我做定了！”在我看来，连最起码的网络视频的程序都可以免去，管它成与不成，全不在话下。

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时，已是2006年2月28日晚上10点。当晚，与机场附近的几名保安共度。3月1日凌晨六点，乘着蒙蒙冷雨，仿佛刮着骨头一般，我坐着摩托车，来到目的地，终于见到了这位象梦一样的女子。余杰的《香山草》所记录的恋爱情节已经过于拖沓啰嗦了，我们这一代的恋爱，单刀直入，极迅速，极简单，但这只是看起来的迅速、简单，而心路同样复杂。她比我想象中高许多，164公分的身高，飘逸、碎直的长发，牛仔裤、耐克鞋，属于那种应该很美但还不够美的20岁女孩，这就好比我跟谢霆锋的差距那样，就差那么一点——若再仔细地看，差得就不是“一点”了。10秒之内，我们由无比的熟悉进入无比的陌生，又从无比的陌生进入无比的熟悉。这在当今许多要靠“媒人”来延续姻缘的男女之中，恐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我们确实只用了10秒，彼此的眼神交流就完成了这一切。我说：“我要接你回家——回我家。我要见你父母，ＯＫ？”她说：“ＯＫ。”这个不够酷的女孩，在这一刻展示了其够酷的一面。

我的岳父乃是历经沧桑、愤世疾俗却又极持传统道德的木工师傅。他的手艺，在20年之间反复练就，已经到了可以在数百人工厂里大骂副厂长及主管的地步，他因资格够老、手艺够精，而傲视群雄。他和我的岳母、妻弟，拥挤地租住在一个洒满阳光和充满车辆噪音的房间里。十分恰当地，妻子的外公外婆正从四川赶往江西，又从江西赶往广东。身为多年基层干部的外公就象接见一位心有灵犀的朋友，握手后说：“杨银波，你好，一路辛苦。”那是值得回味的一刻，所有人聚坐一堂，仿佛谈论天下大势那样，我在表明着我的所有观点，第一句话是“我喜欢秀梅这个人。”我说，“她心地善良，人够单纯，恰好遇到了比她更单纯的我，这是一份珍贵的缘分。我谈过恋爱，很真实地爱过，这一点秀梅清楚，作为过来人，我懂得什么是真爱，这是我今天有资格在这里说这些话的原因之一。秀梅跟我在一起，有害处，也有好处。分析利弊，我自己就可以说真话。我的职业，是个极其危险的职业，比律师、记者更危险，这个职业甚至没有准确的名称，表面看是独立地写作，但实际上可以站在恶势力的对立面说话，又要打许多抱不平。哪里路不平就要铲两铲，哪里树风大就要砍两刀。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担惊受怕在所难免，提心吊胆更是常事。”

外公面有所动，他点头赞同：“这一点我有体会。我这一辈子也是搞过不少事，在河南帮人打官司，曾经被人追杀到家乡，差点丢命。江湖险恶，官场无情啊。文革时，我被批斗过，后来当干部也受过不少罪。这当中的凶险，秀梅的外婆是知道的，女人不好当啊。”我接着说：“你们要选择的女婿，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一点。诚实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不喜欢去掩饰一切。比如说我今天本应该毕恭毕敬地坐着，谨慎地说着让你们满意高兴的话，但是我不会这样，我照样抽着烟，翘着二郎腿，大谈特谈许多触及要害的话题，因为这知道我必须这样暴露我的真相。三年前，我在湖南旁听大学法学系，我对法律有一种天生的痴迷。因此，我不会乱来，不是一个没有准绳的人。两年前，我正式写作，搞翻过一些官员，帮助过许多民工和农民。现在，我在家里继续写作，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特性，非常独立，胆子很大，然而没有安全感。好处也有，我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最憎恨的就是欺骗，因此我会对秀梅负责。”下面，我牵出了关键问题：“我想接秀梅回去，你们是否同意？”秀梅说：“只要父母同意，我就跟你走。”岳母同意了。岳父说：“现在还不能给你回答，你要站在我的立场上仔细想一想。”

2006年“三八妇女节”。一个恐吓电话由朋友处转来：“杨银波，你最好现在滚回重庆去！否则，你在广东的亲戚将性命不保，我们说到做到。”对方带着佛山南海口音。我立即报案。后来我得知，当时南海征地案愈演愈烈，电话即是来自腐败者的走狗。我钦佩我的妻子，正当此时，她和岳母在背着岳父的情况下，与我乘飞机一同离开广东。我深深地记得那种仅次于“私奔”的感觉，岳母向我们挥手道别，我胸中凄酸无比。我与妻子平坐在一块石板上，望着这座辉煌的都市，彼此在彼此心中都已成了最后的信仰。短短几日，就成了终生，这是我们这代人极其特殊的执着。两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我和妻子平坐在那块等车的石板上相望无语时的复杂心情，当时之沉重，当时之心动，已经把一切的爱都写进了充满迷雾的时光中。妻子是与我患难与共的，在回乡的各个调查点，我们成双成队出现。在薄雾的清晨、灼热的骄阳、冷雨的黄昏、漆黑的夜晚，我们都是这样双双度过。在这里，妻子拥有许多朋友，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子，其温柔，其可爱，其气质，是贫瘠大地上突然升起的耀眼光芒。我们甚至成为了“一个人”，当我或她单独出现于人们视野之中时，甚至会被视为不正常。

在以后的了解里，我渐渐得知妻子的一切。她与我一样，10岁时父母就外出务工，从小与弟弟一起由爷爷奶奶带大。就读仪陇县的马鞍中学时，她一直在学美术，是那一届天份最高、最具希望的美术高材生。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她的水粉画，老实说，就构图、色彩、创作、意念而言，已经远在我之上。我所学的不过是皮毛，她才是真正的专业。当年，她的美术专业成绩已经是大学重点本科水平，但高考时的文化成绩却不理想。这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有着丰富的诗意，她的诗凄美而纯洁，不是我这样杂念太多、江湖气太重的人写得出来的。高考后，来过一些录取通知书，她没有接受。那时，她报考的是达州美术学院。没有实现艺术梦，是她一生的遗憾。我曾说：“老婆，我出钱再让你去念大学，你愿意吗？”这时的她会陷入刻骨铭心的痛苦中，仿佛人生再也没有回头路那样，她会哭泣。是的，我见过她太多或愤怒、或激烈、或忧愁、或委屈、或伤感、或感动的眼泪，那些泪水写尽了一个女人的不易。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她从一个单纯、内向、害羞的女孩，演变成一个成熟、外向、出众的女人，虽然现今22岁的她看上去只有18岁——在我心中，她一直处于刚刚成年的形象，即使某日我已“人生七十古来稀”，但这种形象仍会长存。

妻子热爱时尚，热爱服装设计，热爱唯美的艺术，热爱疯狂的人与疯狂的事。她的娴熟厨艺，一学即成的绣艺、发艺，是我的享受。她管理着除我工作之外的所有事，那一点一滴，都有着无比的仔细和投入。有这样一位女人，我可以生活在无比洁净、亮堂、宽敞的家中，可以在痛苦的输液过程中有人紧握我手，可以在我最伤感之时拥抱相慰。若我去文艺汇演，她必送上鲜花；若我成功某事，她必悄悄为我买上一包够档次的香烟。当喜悦来临，我们会大声地笑，大声地哭，大口地喝酒，大力地拥抱着。我所期盼的幸福，虽然实现得很小，也很少，但妻子便是我的幸福之一。她曾是耐克公司的品检员，如今却是我杨银波一生的品检员，她的生活标尺，可以无限长、无限宽、无限高。2007年的农历末年，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南充完婚。我还记得我们背那些蒸笼、碗碟、火炉时，已经识不出路来，在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那里是它的故乡，中国最大的气田发现地——立山镇，朴实的立山人在那里经历着贫穷，也经历着希望。岳母为我们的婚事，操劳得旧病（肾淤肾炎）复发；岳父及众亲人，哪怕是十年未归者，都从外省赶来，一一捧场。

然而，就在我们赶赴婚宴的车上，一个恐怖的消息从手机里传来：“银波，你爷爷刚刚去世，上午10点13分。丧事正席定在腊月二十八日。”腊月二十八日！那是半年前我们就定下的婚事正席日。我与妻子刚刚经历了母亲的脑出血致半边瘫、面瘫、眼模糊，而这又是一个恐怖噩耗。人生总是这样，上苍常会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出人意料。然而，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已经过来了，就这么匆匆忙忙、结结实实地过来了。这是我们无悔的选择，在短暂的一生中，以自己的真实力量顽强地扛起一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老婆，这个家，你来当！你就是哪天放一把火把家都给烧了，我也认为你是对的！”遥想当初那块等车的石板，两个背起行囊的年轻人似乎要注定似的，在那里告别彼此所有的孤单，走入彼此永久的温暖。这就是家啊，我们80后的特殊之家。

望着此时手掌打起血泡，刚从土里回来气喘呼呼的妻子，我如此直端端地说：“老婆，我爱你。”便再无别的语言。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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